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精选6篇）

篇1：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范文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开创了高等教育学这个新的学科领域,还在于他丰富的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可以更全面系统地理解和领会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理论及其思想体系,避免因片面理解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同时对促进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科学的多学科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高等教育经济学是研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潘懋元先生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可以充分地领会到这一点。在他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的两条规律(即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中,他将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外部规律的重要成分之一详加论述,并以此贯穿于他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中。

他提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对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作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里,他将经济置于政治、文化之前,表明了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认识。就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是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选择、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无不直接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所制约。”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教育,要求教育为其服务。事实上,教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把一般劳动力培养成为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有觉悟、有文化素养的特殊的劳动力,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通过对二战后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关系的比较研究,潘懋元先生认为,职业性、应用性、技术性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起直接作用。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起飞和加速发展,得力于这类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资源。他对“文革”期间教育的极其浓厚的政治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当时的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评所谓„白专道路‟,忽视教育要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这就违反了教育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以致教学质量下降,不但不能很好地培养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也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他非常赞赏“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教育发展方针,强调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形式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这些人才将直接走向经济部门担任专门工作,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应持积极态度,而不应囿于将教育看作是纯粹消费事业的传统观念。

但另一方面,他反对将教育的经济功能扩大化,反对“教育商品化”。他认为,“教育商品化”是只看到商品经济对教育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影响,整个教育实践偏重于经济效益(姑且不论经济效益如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既有产品性的一面,但又有社会性的一面,而“教育的商品化”是将教育的社会性的一面也商品化了,这是应该反对的。不应该将“教育商品化”等同于“教育产业化”。无论是“教育政治化”还是“教育商品化”,由于未能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因此都必然会影响教育的综合效益,不利于教育多种功能的发挥。如何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呢?根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潘懋元先生富有创见性地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原则:(1)要全面适应不要片面适应;(2)要主动适应不要被动适应。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中心工作,但是教育与社会适应不能局限于教育适应于经济的发展而忽视适应其它方面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适应是全面的适应,任何只强调某一方面的适应而不顾其它方面是否适应,这种片面性的所谓„适应‟,必将走向全面的不适应。”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适应不是盲目的“紧跟”形势,不是不加批判适应一切,尤其是那些不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消极的、落后的、有偏差的、错误的东西,而是“对积极面的适应,抓住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凡符合教育自身规律,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提高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的,一般说是积极的、正确的;否则,可能是消极的、错误的。”他提醒人们:“教育的失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纠正过来,不但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最终必将危及经济及社会的进步。”

分析潘懋元先生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深刻领会到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创造性。其一,他认为研究和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不能脱离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用纯经济学的观点难以全面、科学地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其二,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他强调,在探讨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要将高等教育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将科学技术融入经济中共同与高等教育发生关系。这一点是以往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所普遍忽视的问题。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是高级专门人才,如果现代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不足,势必影响经济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吸收能力,既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影响经济的繁荣。

知识经济的兴起进一步佐证了他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点,同时更激发了他深入探讨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关系的热情。他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成为生产力内在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积累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的高等教育(大学),也就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进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的中心。”“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从经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点,也体现了知识经济与大学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是经济的最基本的资源和生产的最核心要素……知识驱动经济,知识创造财富。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沿着两大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经济的知识化趋势,另一方面是知识的经济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大学所从事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以知识为中心的经济和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教育,发生了许多重合。二者统一于知识这个共同的基础之上”,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者可能融为一体。“从理论上讲,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优势的大学,应当是一方首富。”我们坚信他的这一宏伟构想能在不久成为现实。

二、高等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

自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对此,潘懋元先生作了系统而又科学、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主要作用于教育体制,通过体制改革以促进教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前提与保证,体制不改革,教学改革很难展开……一切体制改革工作,必须围绕着(教学)这个核心”,而其中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受到的冲击最大。针对理论界有关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的种种议论,潘懋元先生明确指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具有客观必然性,是由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决定了他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的关系比基础教育更为直接、更为密切,因此,高等教育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就更为尖锐,更为深刻,高等教育要想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是绝不可能的。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作用,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使高等教育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和效益原则,能够激励高等教育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但是,在价值观方面,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是价值规律,而其驱动力是逐利思想,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实施。“在运行机制方面,市场经济是按价值规律和供求变化来进行市场调节的,这种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盲目的,市场行为的短期性、速效性、波动性非常突出,与教育的周期长、稳定性、滞后性、长效性等特点相冲突。”为了克服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消极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潘懋元先生提出,高等教育必须全面、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参见第一部分),扬长避短,促进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共同发展。

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非公有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对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潘懋元先生敏锐地抓住这一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强大因素和动力,率先提出了在我国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富有战略性和超前意识的观点。早在80年代末,潘懋元先生就指出,“30多年来,我国不复存在私立高等教育体制,乃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更由于这些经济成分在生产水平上的提高,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与发展就有其必然性。”民办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有利于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集资办学,广开财路,增办高校”;“有利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引进竞争机制,促进教育改革的深化”;“有利于开发智力资源,征聘所需师资”,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降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运作成本。所以,尽管民办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质量问题、盈利问题等,但是只要政府在目标质量上严格管理,在人事、财务上不要干涉过多,允许其自主经营,确认其社会地位,将民办高校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并给予适当的资助,那么,民办高校一定会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迄今,民办高校已逾千所,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他的倡议、参与和指导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也蓬勃展开。鉴于潘懋元先生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巨大贡献,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他“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理论奖)”的崇高荣誉。

三、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

按照传统的教育经济学的理解,经济的技术结构决定教育的层次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决定教育的专业结构。潘懋元先生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思想,另辟蹊径,根据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各种状况,将经济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析经济结构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从层次结构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大量的还是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专科层次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趋向低重心”。所以,他非常赞赏高等专科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培养专科层次人才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高等专科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他反对将专科划入低于本科的一个层次中去,“高等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或称第三级教育)系统中的同一个层次的两个并列的子系统。它们基本区别在于培养目标与规格,不在于年限与水平。”

在经济发展中,职业的种类日趋多样化,与产业结构、部门行业结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职业结构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影响引起了潘懋元先生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对于依据社会的热门职业而设置的热门专业,如经济信息、文秘、广告、证券交易、房地产经营等,他给予了充分肯定:“由于市场经济起调节作用,专业课程、教材往应用方面倾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高等教育脱离社会需要的弊端。”另一方面,对其中出现的某些偏颇,如自然科学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的削弱、师范院校的不被重视,表现了一定的忧虑,并希望在发展中加以克服。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启示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规模。这就决定了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制约高等教育各种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将要走的是发展区域经济与地方经济的道路,“如果说,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教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对于具有明显经济功能的高等教育来说,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更为重要。”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之一是发展区域与地方经济,因此,必须实行高等教育地方化,使高等教育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地方的文化科学中心;使高等教育管理的权限属于地方,并以地方财政拨款作为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他和邬大光教授看来,“高等教育地方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能够作出较为敏感的反应,可以部分地满足地方经济的需求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集资办学”,“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内部改革”,使高校与地方经济发展保持最密切联系,促进高等学校潜力的充分发挥。

就农村而言,随着农村经济、特别是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需求,潘懋元先生及时、敏锐地预见了这种需求,率先倡导并开展高等教育如何通向农村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忘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科教兴国‟战略不能不包括„科教兴农‟战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也不能不包括广大的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乡镇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存在着对高等教育的极大需求。……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求,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高等教育通向农村问题,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在他的指导下,一名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为题的博士论文。他们认为,“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并不是主张把大学办到农村,而是在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考虑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高校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服务等也要面向农村经济;要建立和健全促使大学毕业生乐于到农村工作的机制。同时,要探索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制度化教育形式。”可以预见,这些思想和建议,对我国高等教育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四、高等教育投资与经济效益

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国家、个人、社会等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如何,与其看他那庄严的誓言,不如看它的教育经费预算;教育事业计划能否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拨款。潘懋元先生认为,国家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教育的经济效益,虽然不能直接、立即体现在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却存在于社会之中;教育不仅有经济效益,而且是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国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是合理的。但是,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

担并不等于只能由政府承担。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经费,全部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这种单一的投资体制,大大限制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此情形下,“如果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势必挤占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费,影响义务教育的普及和职业教育的发展。”面对上述困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种种矛盾问题,潘懋元先生提出,“改革教育投资体制,多渠道筹集资金以充实教育经费。在中国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选择,也是人们所能理解的。”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体制应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集资为辅,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不断提高的学费额标准和奖学金受益面低、款额低的状况,潘懋元先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强调,“向大学生收学费,要充分调查研究一般家庭的承受力,不应只着眼于少数富裕家庭的收入。否则,许多有才能的优秀青年,将被排斥在大学门之外。”当然,民办高等学校的学费可以略高一些。

鉴于民办高等学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潘懋元先生呼吁政府从财力上扶持民办高校。他指出,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办学者的捐赠、学生的学费以及学校自身的收入。但在办学过程、尤其在发展过程中,似乎不应理解为政府不给予必要的资助。因为在中国,“当前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公有制以外的社会财力,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财团资财雄厚,个人的财力更为有限;收学生学费,则必须考虑一般工资收入者的承受力。所以,政府有一定的资助是必要的。”对于民办高校的营利性问题,他是这样看的:中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以营利为办学宗旨”,这是符合教育事业的社会性质的。但是,教育又有产品性的一面。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私人及私营企业投资办高等教育,可否以营利为目的,尚值得研究,不宜过早下结论。在另一方面,“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等于学校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公立高等学校,尚且可以通过营利活动筹集经费,何况私立高等学校。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投入了一定的教育经费,是否就一定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呢?潘懋元先生不以为然。他回顾本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流行时,许多国家受其影响,大量投资发展高等教育。但大规模的投入并未能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高等教育规模膨胀过快,一方面国家财力不胜负担,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严重。”也就是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其它社会条件,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非经济功用。在他看来,单纯追求教育的经济效益,也许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种特定条件下,有暂时的效果,但是最终将影响教育整体功能的发挥。与经济效益相比,教育的其它效益,往往表现为隐性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隐性的非经济效益将逐步发展为显性的联系,并将起着更为深远的作用。在他的倡导下产生了“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益观”之新思想:“教育的效益不只是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上、道德上、文化上以及社会的其它诸多方面。……社会进步,是社会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因而教育的效益也是综合的”。

他认为,高等学校自身的经济效益要讲,但更要着眼于社会效益,要讲国家的经济效益,以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作为衡量学校工作的准绳。他强烈呼吁,“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的整体功能与综合效益,建立可以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使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有所遵循,这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反映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需求和个人需求的适应状况。实现高等教育的供求平衡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客观要求。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增大,必然要求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联系的高等教育在专业结构、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教材上都趋向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任何高校所无法回避的。在学习他的有关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下述思想显得尤为突出。第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等意义上的需求,因而要求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多种功能,满足上述多种需求。第二,应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出发,保持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平衡。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只会加剧高等教育供求的不平衡,阻碍高等教育(供方)和社会、个人(需方)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对市场经济的“全面适应”和“主动适应”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潘懋元先生有关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指导思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日趋强烈。为此,潘懋元先生呼吁,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注意满足个体的高等教育需求。

他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21世纪,通过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既持高等教育与个体之间的供求平衡。他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然的趋势,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就现实来讲,“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既不应该徘徊不前,也不应该操之过急。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适度超前发展。”针对在我国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潘懋元先生置之坦然:其一,“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岗位,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高等教育水平的职业岗位必将增加;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那就不是只占据一个岗位,而可能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二,大学毕业生多了,可能出现“高才低就”,“从短期看,可能是一种浪费。但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看,未必不是好事。”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种不同于精英教育模式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式或新思路,因此,潘懋元先生强调指出,一方面,“不能用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学术方向与标准……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等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众化高等教育并不排斥而应包括精英教育作为它的组成部分”,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出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潘懋元先生提出了颇具创意的“节支”与“增收”的方法。“节支,就是采取非精英教育的消费水平以扩大高等教育”,在保证一定比例的精英教育条件下,发展类似国外的社区学院、成人高等学校、开放大学、远距离高等教育,以减轻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负担。“增收,就是发展私立(民办)高等教育,以吸收法人或私人投资和学生较高的学费。”他坚信,“在21世纪,教育消费将成为国民消费强有力的增长点,投资者也看好这一教育产业。”“如果按照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的性质,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投入,允许给予适当的回报,并加强立法管理,将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投入开辟一条重要的增收途径”,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顺利通过征途中的关隘。

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高等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一开始就受到潘懋元先生的极大关注。他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学起步较早,曾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近年来进展不大。他提出,研究高等教育的理论问题要从多学科角度进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学科领域。否则,难以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结论。他希望有更多的有

篇2：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马树超，范唯

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是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向全国职业教育界发出的总动员。探索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对于提高中国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强化高等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服务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1998年到2007年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1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建设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明显提高。10年来，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毕业生接近1100万人，为各行各业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培养了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技术应用性劳动者，特别是目前急需的面向基层职业岗位的技能性实务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其次，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快速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起到了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2007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284万人，比1998年增长了6倍，在校生达到860万人。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2002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的临界点15％，2007年上升至23％。高等职业教育对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也为进入大众化阶段后的高等教育健康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三，形成了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丰富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体系结构。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类型，2007年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达到1168所，占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60％以上。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定位逐步清晰，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特色逐步凸现，以地方投入为主、行业参与和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基本确立，而且高职院校的区域分布比较协调，除西藏地区以外的各地市已基本上至少有一所高职院校。这些都标志着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已经形成，丰富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体系结构。

第四，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从1989年到1998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近乎停滞，与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经济物质条件及其追求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迫切需要严重脱节。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扭转了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短缺的局面，为全社会尤其是广大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多机会，也适应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需要。

第五，“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启动并取得成果，为建设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探索。2006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按照立足未来、重在建设、推动改革、加快发展的建设思路，大大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发展尤其是专业建设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强化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和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首批28所示范建设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积累了经验，毕业生就业率提高，形成了榜样的力量，为探索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二、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概念模型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要“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我们提出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是介于实体模型和数学模型之间的基本模型，即通过对研究对象系统的分析与抽象使之简约化。其基本特点在于对实际对象系统的抽象；体现实际对象系统中的要素；反映要素间的关系。建立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概念模型，可以将之用作管理的工具，对高职院校办学模式、运行机制和教学过程进行改革设计；也可以将之作为测量评价工具，对高职院校教育的模式转型程度进行定量评价。

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类型。是在高等学校教育框架下，融入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和实践等要素，使这些要素在办学模式、运行机制和教学过程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并构建起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法规与制度环境，由此提升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培养质量，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首先，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以高等学校学历教育框架为基础，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中国国情的选择。

我国基本国情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口众多，人们参加高考选拔的意愿十分强烈。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不仅适应了人民群众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有利于规模化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必须依据《高等教育法》，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核心任务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并在进行科研开发和服务社会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其次，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重视融人以下五个要素：

产业要素。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要重视业要素。主要体现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区域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而不同地区产业布局结构、发展重点和支柱产业不同，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在办学上坚持为区域产业发展服务，强调地方性的特点；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产业发展往往会先于行业发展，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超越现有行业的局限性，紧贴区域性的产业发展。积极为区域先导产业发展服务。

行业要素。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要重视融入行业要素，也包括两方面要求。一是在运行机制上加大行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强度；二是在教学过程尤其是教学内容中，注重行业发展的要求，包括行业对产品设计、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交换活动的相关标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要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不仅要重视国内行业标准的更新，还要关注国际上行业标准的动向，如最近一些行业制定的“人权标准”、“环保标准”、“反恐标准”等，应当在高职院校教学过程中得到反映。

企业要素。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要更多地融入企业要素，强化校企合作，这是世界各国职业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普遍经验。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主要有两类，一是企业直接参与职业教育，例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另一类是职业院校渗透企业要素，按照企业要求培养人才，例如澳大利亚的TAFE职业教育。在目前我国校企合作制度尚不完善的环境下，高职院校要不断提高整合企业资源的能力，积极吸引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主动将企业要求反映在教学过程中。甚至在校园形态上也要努力营造企业的情境和氛围。这方面，高职院校进行了很多实践探索，例如按照企业的要求实施“订单培养”，在企业建立教学实训基地，吸引企业进校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企业安排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或提供实训岗位，学校为企业提供研发与培训服务，以及打破传统的大学校园建设形态、引入企业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等等。

职业要素。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要多地融人职业要素。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学生毕业后高质量就业。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明确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就业导向不仅要体现在就业服务：工作上，更要体现在教学过程尤其是教学内容之中，将“工学结合”作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切入点，使高职院校的专业教学能够体现职业的工作过程特征，体现职业资格标准的要求，改革教学内容，加强“双师”结构的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就业质量。

实践要素。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要更多地融入实践要素，这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所规定的一个重要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生产、服务与管理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就是在基层岗位和工作现场做实事、干实务、实践性很强的实用性人才，也就是专门面向“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而这种“一线人才”，不是单单依靠学历教育在学校里就能培养出来的，他们必须也只有在生产和工作的实践中获得能力、提高能力。高等职业教育要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就必须强化实训、实习、实验等实践环节，加强高等职业教育与工作体系、工作过程的关联度。因此，高职院校的教学过程必然要强调实践性，以提高学生适应职业岗位能力的要求，缩短从学校教育到实际工作岗位的距离。

三、目标定位与培养模式是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国基本国情的又一个特点是经济相对落后，工业化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很大。

10年来，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由108万左右快速增长到566万，给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据权威部门分析，今后五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每年为1000万左右。按照目前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及相应的就业结构，新增就业岗位中传统意义上的“白领”岗位比例约为25％，即每年250万左右的规模。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使毕业生就业水平得到同步提高，证明了自身发展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数量占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更在于其培养“一线人才”的目标定位。假如没有高等职业教育“一线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每年560万以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将会如何?就业形势可能会远比目前更加严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可持续性，正是建立在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线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的。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如果说，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线人才”目标定位在前几年已经基本解决了的话，那么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至今仍不能完全适应培养目标定位的要求。也就是说，培养模式转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真正从传统学术教育的“压缩饼干”模式中走出来，必须突破传统学科教学模式的“路径依赖”，切实按照“一线人才”的要求，采用“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提出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概念模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高等职业院校提供一个可观测、可操作、可量化，并且有助于推动办学模式和教学模式转型的管理评价工具。依照这个概念模型，高职院校管理者可清晰地分析学校的教育模式是否正在从传统的学术教育“压缩饼干”模式中走出来，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和实践诸要素是否融人了办学模式、运行机制、教学过程甚至校园形态之中，融入这些要素的分量和比重够不够，融入的深度怎样、协调度如何，还需要从什么方向努力等。正如有学者提出的，高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与传统学术形态决裂，来找到适合新的市场经济形势的教育模式，学校要更好地适应环境：除非适应这种变化，否则催生这种变化的力量会摧毁一切不能适应变化的学术机构。

四、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应成为整个教育发展战略的突破口

当前我国教育界正在面临着两项重大的改革：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加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基础教育如何更好地解决“应试教育”问题，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教育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提高人才培养的水平与质量，需要寻找一个战略性的突破口。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正有可能成为整个教育发展战略的突破口。其一，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种新兴的教育类型，没有太多传统学术形态的束缚，受到种种陈规陋习的制约也比较少，其自身充满了活力，并具有很强的创新力；其二，近10年来高职院校的大发展，集聚了许多优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源及其成功经验，特别是一批高水平的优质中职学校资源和经验，同时又聚集了一批具有大学、企业、政府机关和研究机构工作经验的社会精英；其三，“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实施以来，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和服务社会，一批示范性建设院校积累了内涵发展尤其是专业建设和教学模式改革的经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四，中央政府提出“十一五”期间我国教育发展的三大战略，横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两大领域的高等职业教育就占了两个：既要“大力发展”，又要“提高质量”。此外，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即培养目标定位与培养模式转型，也将使高等职业教育走出传统学术教育“压缩饼干”模式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建设目标，要求高职院校融入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和实践的要素并达到相当的比重，都必将加快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升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的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有可能也有责任承担起整个教育改革战略突破口的重大使命。

构建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加大力度，需要政策、规章和资金等方面的引导。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重视教学评价工作的正确导向，推进高等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合作、加快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当前要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和精品课程、教学名师、优秀教学团队评审等工作中，更加重视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和实践要素的融入。教学评价工作具有政策导向意义，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这一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类型更具有“指挥棒”作用。高职院校管理者和评审专家对这个概念模型的认识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些要素在办学模式、运行机制、教学过程及校园形态等各个环节中的比重，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加强政策导向。建议出台相关文件，推进高职院校专业教学资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要在融入产业、行业、企业等要素的前提下，以职业工作过程特征为逻辑起点，改革专业教学方案，推动课程大纲与专业教材建设，加快建立适应专业教学改革的双师结构的教学团队。

进一步探索校企合作的机制建设。要推广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经验，加快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探索，建立校企合作的机制与平台。例如，鼓励各地以高职院校为龙头，加快职业教育集团建设，为职业教育的校企深度合作提供新的载体与制度平台；探索由示范性高职院校带动整个职业教育改革的新机制，发挥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突破口”作用。

继续强化财政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建议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基础上，实施新的“国家级特色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再用三到五年时间，建设100所左右具有鲜明的行业、企业特征的高职院校，强化财政投入推动改革的政策导向，为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建设提供新的动力。同时，在政策上鼓励高职院校研究、引进国际通用的行业标准，包括产品设计和产品生产过程的行业标准等，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使我国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能够在国际人才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

篇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一个多世纪以来, 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 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零星的、分散的研究到制度化研究的发展过程。该书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并以丰富的史料全面呈现了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历史图景。

19世纪末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 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初创期。为了国家救亡图存, 一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有识之士, 开始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内容进行大量的考察。他们著文介绍西方的教育情况, 对中国教育改革提出一系列主张和建议, 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早期具有现代性的教育研究之发端。这既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前奏, 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组成部分。

1912年至民国时期, 已有大批在国外学有所成的新型知识分子回国从事教育事业。他们不断吸收、借鉴外国经验并予以本土化改造, 积极开展教育研究, 出版教育研究刊物, 从而促进教育研究向制度化发展。同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发展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教育事业, 创造了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 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论述。这些都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宝贵遗产。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是创建新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探索期。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 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 缺乏独立自主的研究意识。虽然也有一些零星的高等教育研究和论述, 但基本上是围绕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所做的政策性阐述。尽管在教育实践方面也曾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 但缺乏科学的研究和总结。

1977年至20世纪末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共同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经过对“文革”的拨乱反正, 人们获得了极大的思想解放, 迎来了教育研究的春天。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既立足于本国的实际, 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逐渐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研究体系, 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该书有两大基本特色:其一是对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实践活动, 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蓬勃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广泛的调查。除查阅了已有的各种文本资料外, 特别向全国600余所本科院校、部分专科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发出了有关情况的调查表, 得到了各院校和机构的积极反馈, 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从机构设置、人员构成、承担项目、研究成果、学术组织和学术交流、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科研管理等各个方面做了全方位的系统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从教育研究史的角度看, 这些资料和统计数据是很有价值和珍贵的。

其二是首次以高等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为框架, 整理、介绍了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情况及成果评价。尽管学界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及发展程度尚存有争议, 但高等教育研究由单纯的教育学方向逐步和其他学科相结合并向各领域延伸, 从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 则是不争的事实。该书所撷取的高等教育学分支学科包括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教学理论、高等学校德育、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和财政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当然, 高等教育研究还有其他方向, 但相对而言上述分支是比较成熟和成果较丰富的领域。这样的叙述可以说是关于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较为全面的呈现。但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这样划分分支学科是否科学合理尚需要研究, 而且由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存在不平衡, 使得按分支学科呈现的内容也很不平衡, 甚至遗漏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在所难免。这是需要后续的研究进行收集、整理和发掘的方面。但该书在学科梳理方面毕竟是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篇4：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关键词：中国；日本；高等教育；教学方法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大学生的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关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文化素养，是当前大学教育教学的目的。通过优化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可以有效的激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显得尤为重要。课堂教学是进行高校教育的主要场所，在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应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培养理论知识与实际能力相结合，教师要为大学生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创造一个公平实践的舞台，让大学生去充分的展现自己，这样可以有效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进而促进大学生素质与能力的全面提升。应用科学有效教学方法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也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需求。但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应用教学方法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因此，改进和提升我国教育教学方法显得十分有必要，应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教育教学水平。

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现存的问题

（一）教学环节存在明显问题

一是教学内容老套，方法过于单一。很长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都没有过多改变，内容陈旧落后，无法与时俱进，应用领域真正体现学术价值课题与例题越来越少[1-3]。教学方法方面，教师始终采取理论传授方式，黑板加粉笔老旧方法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在课程设置方面仍然以练习课和理论课为主，缺少实践性教学方法；二是教学时并不重视培养学生创造能力与思维能力。很多高等教育教师教学时还是将教材与自身作为中心，和学生情感交流很少，单纯注重知识传授与记录，缺少必要引导过程，这也让学生陷入尴尬被动地位，留给他们思考空间太过有限，学生创造才能没有施展平台，这对学生创造能力激发构成了非常大的阻碍；三是教学流程太过死板，教师创造性无法发挥。现如今，整体教学阶段，教师在按固定教学大纲传授知识时，其实也是比较被动的，通过固定课时传授固定内容[4-6]。因而，从事教学活动时，教师无法针对学生切身情况还有各专业需求对教学内容做出改变，更缺少时间与精力分析研究学生感兴趣内容。这势必对教师教学自由构成了限制，教师创造性与能动性受到约束，对学生各项能力提升是极为不利的。

（二）学生环节存在明显问题

其一，学生并未意识到高等教育课程学习的必要性。而且很多高等教育课程内容使用价值不是很高，缺乏实用性。尤其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严进宽出策略，换而言之，只要学生考上了大学，只要不在高等教育日常教学中掉队太严重，学生就等同于拿到了文凭，未来就业也等于拥有了敲门砖，所以学生们普遍认为学习就跟得上就行，从小学到初中该尽力也都尽了，进入高等教育学习阶段也该放松放松了[7-8]。所以学习吊儿郎当，并不把高等教育当回事。也有很多人认为实际工作生活涉及不到太多高等教育知识，因而忽略了学习数学重要作用，这在思想方面对学生学习动力与兴趣构成很大限制[9-10]。其二，大学生在学习方法和习惯上都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在很多的高等教育考试过程中，笔试占了比较大的一部分，很多考试对大学生的考查中只重视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程度，而忽视了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和意识的考查。同时，在日常的学习中学生也不注意学习方法和学习的习惯，完全依赖教师的讲解，学生不能够独立思考，缺乏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和意识。另外，教师本身素质也会对学生学习积极性构成影响。有些教师并未对学生个体差异给予足够尊重，致使学生主观能动性未能充分发挥，从而限制了其成绩的提升与能力的培养。

二、日本高等教育教学方法

（一）教学理念

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采用填鸭式教学为主，应试型教育占据主流，盲目追求速度的教学理论导致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被完全抑制。日本高等教育教学方法要求高等教育人员应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着重培养大学生突破传统的学习思维，不能仅仅是教师教什么就学什么，而是要敢于对一切知识说“不”，也就是说教师要培养大学生能够面对问题，多角度、多层次的对问题进行思考。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以往僵化保守的课堂教学严重缺乏创新，对行为的创新更是比较肤浅[11-13]。当前我国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呼声很大，而这也是社会讨论的重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以及互联网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直接极大地影响学生的精神和理想甚至个性的发展，通过改革以往填鸭式教学模式与思想，可使其在学习文化知识或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有勇气去揭示事物或矛盾的性质，大胆创新。因此，我国高等教育人员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站在大学生的角度去鼓励大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为大学生提供更广阔展现自己的空间，培养学生成为国家与社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

（二）教学模式

想要寻找到新時期最切实可行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最先要做的便是对传统课堂教学体系中的精华予以继承，可以说继承作为事物发展与延续的桥梁，在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它都是客观存在的。教学方法产生与发展，是伴随教育演变进行的，也是在继承优良传统前提下补充与改革而来的，尤其新课改背景下将传统教学体系中的精华部分当作改革前提，进而加上自主探索、经验总结与沟通合作等方法，对学生积极学习、勇敢探索与实践给予鼓励，以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日本高等教育过程中教师已经不再是命令学生去学习的主人，而转身变为辅助学生学习的助手。教学方法伴随教育起源而发展，尤其现今知识经济时代，更有很多先进的教学方法涌现出来。所以，对传统文化精髓继承基础上，再对时代前沿进行学习从而取长补短，进而进入正式课程内容，待新课讲完后再做复习式归纳，达到课堂内容融会贯通，重难点着重学习，对知识才会理解得更为扎实，学习也不再是以往的死记硬背，而是真正了解了其中要义，而以上内容正是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以后发展的道路。

（三）学生處于融洽教学氛围中学习热情更高

以往我国的高等教育课堂中，教学模式比较单一，氛围非常古板，站在大学生角度讲，已经过了初高中接受枯燥教学的过程，结果在大学中还是这样，就会出现厌学现象，很多大学生直接就不来上课，即使来上课也不会认真听讲，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的教学成果与持续发展。而且我国各个阶段的教学，均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实践能力往往容易被忽视，这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追求完成教学指标、提升分数，这种情况的最大弊端就是使大学生的思维固化，养成了机械式的被动。而实际上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乃是必然，而实践能力的养成重在实践教学，而做好实践教学的最关键因素就是确保能够让大学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操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进而来达到创新的目的。日本高等教育主张教师要为学生构建起良好的课堂氛围和环境，进而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14]。例如：教师可适时适度组织一些小竞赛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缓解紧张的学习情绪，相信会有很多大学生能够接受这种教学方法，让枯燥无味的课堂变得活跃起来，让学生可以各抒己见，通过竞赛平台充分展示自己，同时在这样的积极竞争环境中促进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三、创新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的作用

（一）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

在高等教育教学方法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有效地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在我国传统应试教育理念中，教师侧重于对学生的书本知识的讲授，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却有所忽视，以“灌溉式”、“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为主，学生难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思维模式的形成[15]。通过创新高等教育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为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积极有效地改进自身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时调整课堂教学计划，能够有效的提升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实现师生的双向发展与全面互动。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和效率，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二）有利于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

通过对先进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理念的学习和合理借鉴，相关教育人员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从某方面来讲也更有利于加快教育体制的改革进程[16-17]。现阶段，在教育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也逐渐开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对学生进行素质培养、能力提升和实践能力强化的同时，也是践行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方略，素质教育以以人为本为主要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同时，教育体制是教育实践的理论框架，教育实践是教育体制的形式载体，在高等教育中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进一步扩展教育体制改革的范畴，深化教育程度，推动教育改革的长远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理念还需要不断发展与突破，期望我国专家学者结合世界优秀的高等教育教学理念，同时紧密联系我国国情，提出适合我国师生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及时解决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这同大学生未来就业与生活都存在着很密切的关系。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特殊性，学习内容更加专业化，同时发展空间巨大。放眼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应用现状，不难看出，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中还是存在有诸多问题的，虽然已经意识到应用科学教学方法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但短期内进步的幅度依然比较迟缓。因此，教师应该站在我国全面实行素质化教育的背景下，为了不断完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需要利用更具生动性、多样性和现代性的教学方法开展一系列课堂教学活动。基于此，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理念的过程中，改进和完善我国教学理念，发展特色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教学理念，以此才能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标准，完成提升大学生学习与应用能力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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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2006年09月12日 11:09:28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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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管理与区域统筹应更加注重区域均衡；

■高教多样化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广泛性；

■应兼顾已有高等学校功能提升与新设高等学校功能实现两方面。

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到快速发展的轨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迅猛。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来看，这一阶段既有机构的多样性问题，又有布局的广泛性问题，需要二者相互协调补充发展。但是，一些地方在统筹发展高等教育的时候认识到了前者的重要性却还未认识到后者。近年来，教育部领导多次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支持欠发达地区的高教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广泛性的支撑和保证。

一、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广泛性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促进其多样化进程。目前，那些已经进入大众化或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一套由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并呈现出以下几个共同的趋势：第一，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制度及院校类型趋于多样化；第二，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模式与特色；第三，各类学校之间呈现互补关系，彼此不可替代。

在高等教育机构多样化过程中，传统大学将不能再承担高等教育的所有职能，在传统大学之外派生出了新的办学形式。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多样性的重要实现路径，高等学校在地域分布上的广泛性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了出来。

美国在经济发展和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中，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社区学院几乎遍及全美各社区，按人口密度分布设立。随着赠地学院、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的兴起，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办学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各地相继成立了十余所新大学和三十多所多科技术学院。新建大学全都设在中小城市的郊区。德国《基

本法》规定，各个地区的居民具有享受相同生活条件的权利，主张教育机会均等，因此各州高等学校的发展比较均衡，甚至对新建筑物以及一定额度以上的设备投资都由联邦和州各承担50%的费用；法国高等教育实行中央集权制，管辖范围按学区划分，1968年以前一个学区只准设一所大学，之后开始改变和扩充；二战后，日本在“一县一大学”的名义下，在没有帝国大学的39个县重新组建了新的国立大学。

二、经济历史环境的原因导致了我国高教广泛性的缺失

我国高等学校传统上是面向大区设置的，存在着按省分布不均的状况。在建国后至1992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华北地区高校以北京居多，东北地区高校以辽宁居多，华东地区高校以江苏居多，中南地区高校以湖北居多，西南地区高校以四川居多，西北地区高校以陕西居多。此时期可称为高等学校布局的“计划配置期”。

在1993年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特别是从1999年高校扩招后大部分省市的普通高校数量都有了明显的增长，其中广东、山东、浙江、河北、河南、湖南、安徽、四川的高校增量较多。但总体上东部地区高校多、西部地区高校少的不平衡格局没有彻底转变。

1993年后的高等学校布局调整总体上可称之为“市场扩张期”，产生和发展了一些新的办学形式，如职业技术学院、民办高校、独立学院、高等学校分校和大学城等。但这些新的办学形式，或依附于已有大学、或瞄向于好的区域、或建立于大的城市，对学校布局的广泛性缺乏有针对性的措施。虽然其结果是促进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全国高等学校布局不平衡有一定的改进，但却没有根本改变部分西部地区与全国的不平衡状况。为此，国家实行了教育对口支持策略，向西部每省重点支持一所高等学校的发展，并在过去的5年内使用了十多亿元的国债专项资金支持西部高校建设。

高职高专校、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的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相关。普通高职高专学校数前几位的省是江苏、湖南、广东、山东、河北，后几位的省区是西藏、青海、宁夏、海南；民办普通高校前几位的省市是广东、山东、江苏、上海、陕西，后几位的省市区是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贵州、天津；独立学院前几位的省是湖北、江苏、辽宁、浙江、河北、广东、湖南，后几位的省市区是内蒙古、西藏、海南、宁夏、青海。大学城的建设，一般也是选择东部环境好(如珠海)或原本大学就相对集中的周边地区(如北京、上海、杭州)；高等学校分校一般也选择建设在东部环境好的地区(如广东、山东)；大部分独立学院依规定按属地化原则办理，即与母体大学同地。

此外，还有高等学校在中心城市的集中。据笔者2005年的统计，在全国近700所普通本科院校中，北京市集中了8%、四个直辖市共集中了18%、高校数量较多的前十个城市共集中了35%、高校数量较多的前二十个城市共集中了51%、三十一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共集中了60%的学校。而另据统计，2003年我国共有城市660座，其中地级市300余个，由此可对照出高等学校在城市间也是不很平衡的。这种不平衡现象在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如青海、宁夏的普通本科高校全部集中在省会城市。高等学校在中心城市的集中设置使毕业生的就业流向集中加剧。

三、高等教育广泛性有利于高教的均衡发展

高等教育的统筹发展应兼顾已有高等学校功能的提升与新设高等学校功能的实现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以现实高校布局为基础合理规划学校定位。在北京、上海等高校密集地发展面向全国的，以一流研究型大学为龙头的科技创新“高原”，关键是上层次、求创新；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各选一个高校集中城市，继续发展以面向区域服务为主的，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龙头的高校创新基地，关键是上水平、创特色；在各省省会城市及其重要中心城市积极发展为全省服务的，以教学科研型大学为龙头的科技辐射中心，关键是多学科、重质量；其他高等学校关键是要突出教学特色和为地方服务。

第二，新设高校要严格标准，注意完善布局结构。在没有普通本科院校的地级市及人口超过一定数量的其他城市设立以本科教学型学院为龙头的知识服务站(或建立省级多校园高等学校联盟)时，要与地方发展相结合，充分发挥城市的服务和辐射功能。高校密集城市原则上不再新设高校，而主要是提升已有高校的办学水平和优化办学结构。

第三，放弃高等学校规模经济的发展模式。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需要重新审视学校的规模经济模式。因为效益不能仅仅体现在规模大，大有时不容易创特色，小有时更“有效”。对很多大学来说，通过学校引来、留住和培养了人才，针对地方特色办学促进了地方的发展，这就是最大的效益。

【观点回眸】

大学战略管理要突出质量核心

近几年来，各个高校都开始重视和制定战略规划，也取得了初步成效。原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刘献君教授在2006年第6期《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学校长与战略——我国大学战略管理中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除应继续重视学校定位、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和校园建设等关键问题外，我国大学战略管理还应突出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将战略实施作为战略管理的主体；将提高教育质

量作为核心战略；将经费筹措放在战略管理的突出地位；树立多样化的战略规划理念；注重将校长的信仰和理念合理地转化为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战略构想。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协同式创新

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年第6期撰文：研究生、导师和培养环境这三个要素在研究生教育中均具有双重性，研究生教育的协同式创新，旨在通过和谐理念、激发理念、多赢理念的贯彻，大力营造研究生教育的创新环境，实现兼顾研究生、导师和培养环境三者和谐发展的研究生教育创新。作者将研究生的创新活动梳理为八个环节：进入学术前沿、掌握研究方法、形成创新意识、建设激励环境、处于高激发态、进入专注思维、演绎推广交流、总结凝聚升华，实现从培育式创新到自由创新的转变；同时指出把握研究生教育在需求、规模和质量关系的主要原则，提出研究生教育机制(包括培养机制、投入机制、招生机制、评价机制)改革和营造立体型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思路。切实加强大学生荣辱观教育

篇6：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贺信

值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谨致热烈祝贺!

弹指一挥间，辉煌30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30年来，作为高等教育战线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始终坚持正确的办会宗旨，紧密围绕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局，结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针对高等教育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团结和组织广大会员和高等教育工作者，充分发挥学会学科门类齐全、高层人才汇济的优势,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与咨询服务，为会员单位搭建了交流改革发展经验、研讨学术科研成果的平台，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发挥研究咨询和参谋助手作用，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和推动力。学会已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行政决策的智力源、思想库，联系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甘肃省地处祖国西部，受各种因素制约，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衷心希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能一如既往地指导和支持甘肃省高等教育学会的工作，促进甘肃省高等教育学会的工作与全国同步发展。衷心祝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新形势下勇担历史使命，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锐意进取，为推进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