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起草事务类公文

2024-06-17

如何起草事务类公文(共5篇)

篇1:如何起草事务类公文

如何起草事务类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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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题

1、以下属于事务类文书的有()(16.67 分)

A 计划 B 总结 C 通报 D 通知

正确答案:A B 

2、以下是按照计划的目的进行划分的是()(16.67 分)

A 经营计划 B 学习计划 C 部门计划 D 季度计划

正确答案:A B 

3、计划的标题,可以包括以下哪些部分()(16.67 分)

A 单位名称 B 适用时间 C 事由 D 文种

正确答案:A B C D 

4、总结,按照内容划分,可以分为()(16.67 分)A 工作总结 B 生产总结 C 学习总结 D 活动总结

正确答案:A B C D 

5、工作总结正文中,常见的开头写法有()(16.67 分)

A 概述式 B 提问式 C 结论式 D 对比式

正确答案:A B C D 

6、文章式会议记录的内容包括()(16.65分)

A 标题 B 会议组织情况 C 会议主要内容 D 文尾

正确答案:A B C D

篇2:如何起草事务类公文

公文是实用文,是为解决现实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处理具体事务而撰写的。而问题的解决、事务的处理又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因此,公文写作有严格的时限要求,其价值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时效性上。有的公文在领导研究决定后就需要立即起草成文,交付使用;有的则要求在工作过程中制作,与工作同步进行,工作结束,公文也要完成。所以,公文写作任务常常来得急,要求处理也快,这就要求公文写作者要掌握快速成文技巧,争取一稿成功。

以往人们对公文快速写作大都局限于从结构模式方面进行研究,视角狭窄,成果较为粗浅。本文试图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进行审视、研究,力求厘清影响公文快速写作的相关因素,并在公文写作思路和结构模式的联系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留心搜集资料,善于参考借用

资料的积累、储备是快写的基础。如果平时没有各种写作资料的充足积累和储备,遇到公文应急写作就难免会有“无米下锅”的尴尬。所以,作为经常性的公文撰稿人员在平时工作中就应有意识地注意搜集和积累相关资料,做搜集资料的有心人,有备而无患。平时要留心各种事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凡是与公文写作有关的事情和问题都要想一想。记下来。工作中经手的各种文件、会议记录、报表、总结、计划、报刊等文字资料都要注意保存,不要随意丢弃。这样日积月累,就能搜集到许多有用的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建立适于自己使用的资料库,一旦有了写作任务,马上就能派上大用场。有些资料需要根据新的写作语境进行概括、重组,有的资料则可以直接取而用之。另外,旧资料还可以帮助、启发写作者疏通写作思路,安排结构布局和进行语言表述。

当然,公文写作只靠平时积累的资料是不够的,还应该辅之以写时搜集。但平时积累是基础、是保障,没有平时积累,公文快写是行不通的。

二明确行文目的,确立公文主旨

行文目的,即公文的制发意图。公文应实际工作的需要而制发,是为解决现实问题,为“做事”而写的,有明确的目的性。行文目的是公文写作的动力因素,表现在文本中就形成了公文的主旨,它决定和制约着公文写作的方方面面,是公文快速生成的第一要素。因此,公文写作之初,首先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明确行文目的,确立公文主旨,弄清楚为什么要写这篇公文?写给谁?写这篇公文究竟是要做什么事?只有明确了这三个问题,才好下笔行文。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行文目的和公文主旨的具体内涵。如果主旨含糊、目的不明确就仓促行文,结果不是写不下去就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欲速而不达。

公文写作大多都是领导授意,文秘人员执笔,领导意图是形成公文主旨的原创因素。因此“明确行文目的,确立公文主旨”,就要善于领会领导意图。领导在布置写作任务时,要认真聆听,最好能边听边记,有不明确的问题要当场请教,要善于领会和把握领导讲话的重点、要点,以便顺利形成主旨。此外,确立公文主旨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和需要,迅速摸清这项工作或活动的背景、内容、要求和重点,以及它与现阶段中心工作的关系等相关情况,对工作全局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吃透上下两头,在领导意图和实际工作需要的结合点上动脑筋,确立的主旨才会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三了解公文种类,选择适用文种

公文是一个文章大家族,种类很多。我国现行法定公文主要分“党”、“政”两大类,党的机关公文有14种,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有13种。不同文种功能各异,适用范围也不同,因此选用文种也是公文写作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只有选对了适用的文种,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文的效用。有人比喻:“选错了文种,等于搭错了车”,要想达到行文目的,无异于南辕北辙。因此,选用文种一定要慎重,不可马虎。

如何正确选用文种?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展开细述。概括讲,就是要了解、熟悉公文种类,作者只有具备相应的文体知识,熟悉不同文种的功用特点,才能根据行文需要正确选用文种。而了解、熟悉公文种类的功用特点和适用范围,最权威的依据就是两个公文法规性文件:2000年8月24日发布,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1996年5月3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另外,有一些特点、功能相近,适用范围不太好区分的容易混淆的文种,使用时要格外注意,不要用错。如公告、通告和通知,奖惩性决定与表彰批评性通报,报告与请示,请示与请批函,批复与批准函,报告与意见等。如何区分这些容易混淆的文种,另有专家学者撰文专论,此不赘述。四遵循思维规律,理清写作思路

快速写作要求作者要有清晰的写作思路(套路),主要写什么内容,分几个步骤、层次,如何开头和结尾??都要成竹在胸。

公文程式化特点明显,同一文种、类型公文的写作思路大体是一致的,它们都遵循共同的思维程序和规律,给公文快速写作在构思环节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人们所谓公文写作思维模式的功用。如祈使类公文的目的和作用是告知受文者:发文者欲做某事,并要求受文者有所行动(帮助、执行、遵从),所以其写作思路就是: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如命令、决定、大部分的通告、通知以及请示、批复、函、意见等祈使类公文都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构思。而告知类公文的目的和作用则只是让受文者知晓某事,并不要求有所行动,所以写作思路就是:为什么做——是什么——怎么样。如公告、一部分通告、通知以及通报、报告等告知类公文可以运用此法构思。绝大多数公文的写作思路都可以分成这样前后相互关联的三个步骤,有人称之为“三段思维法”。当然,这只是就大类而言,如果具体到某一文种或某一文种小的类型,写作思路还可以划分得更细一些。如事故报告的写作思路可以分成四步:(1)情况介绍:概述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严重后果以及事后的善后处理隋况;(2)分析原因:分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3)吸取教训,采取防范措施;(4)对事故主要责任者的处理。

熟悉和掌握各类公文写作的思维模式,遵循逻辑思维规律,就能迅速理清公文写作思路,达到迅速构思、快速写作的目的。

五掌握结构模式,迅速判断套用

文章结构是作者思路的书面物化形式,公文作者的写作思路反映在文本结构中就形成了公文的层次安排。如上述“三段思维法”表现在公文结构中就形成了公文的三个大的层次(部分),一般公文写作教科书将其概括为:缘由——事项——要求(或结语),这就是公文内容的逻辑结构模式。它是对各公文文种结构特点的概括和总结,适用于许多文种的写作,可作为公文结构的基础范本参考、借鉴、套用。这三部分的常见写法如下:

篇3:如何起草事务类公文

通用机械4室 孙磊

事务性通知类公文撰写不同于其他公文的撰写,此类公文主要用于处理日常工作中带事务性的事情,业务性比较强,要求可操作性比较高,在撰写过程中要把有关信息或要求用通知的形式传达给有关机构或群众,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知识面的问题。文章写作本身就比较忌讳知识面窄,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写公文也是一个道理,要想写出一篇有条理且内容清楚的通知来,没有宽广的知识面是行不通的。拓宽知识面没有捷径,只有多看、多学、多积累、多思考,才能距离成功越来越近。比如:如果本人对该通知内容方面的知识不是十分了解或者存在拿不准的地方,可以通过请示领导、请教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等方式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本人在撰写此实例通知过程中就曾经对所给出的专业范例存在有拿不准的地方,是通过请示领导来决定如何选取专业范例的;平时注重案例范文的搜集与整理,建立自己的公文知识库或数据库,并且要经常熟悉和翻阅,认真思考和体会,具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其次是写作技巧问题。会议性的通知一般就是目的、会议的名称、内容、参加人员、会议时间、地点等,要注意的是要把这些写正确,通知错时间地点就是很大的失职了。对于事务性通知类公文,除了上述注意点外,还一定要注意把要求和措施部分交待清楚,可以分条或者使用小标题的形式;为了更好的阐述通知中的专业性问题,可以添加附件给出一些实例来说明问题;为了便于下级和参与活动的同志更好的执行,还可以将下级所需要作的某些容易出现不一致或者不统一的工作提到通知中来,比如本实例中给出了需要在活动中提交的报名表的标准化固定格式。

个人总结的事务性通知类公文写作大体有以下四个步骤:一是明确主旨与对象。首先要明确中心内容是什么,面对的对象是谁,主要阐述哪些问题,有什么具体要求,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到心中有数,才能使写的通知不偏离方向;二是搜集资料,进行调研。目的和主题明确之后,就可以围绕这个主题搜集材料和进行一定的调查研究;三是拟出提纲,安排结构。提纲是所要拟写通知的内容要点,先把它的主要框架勾画出来,以便正式动笔之前,对全篇做到通盘安排,拟写提纲是一个很重要的构思过程,要经过反复研究和修改;四是落笔起草,反复修改。

结构安排好之后,要按照提纲要求,紧扣主题写正文,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同主管领导之间的沟通,及时将草稿报呈领导批示。初稿完成之后,要认真进行修改。检查修改的重点包括主题是否明确、观点是否正确、结构是否严谨、语言是否精练、是否存在错别字等。

篇4:公文起草七戒

一戒照抄照转。现在有些地方贯彻上级的文件,不是从本地、本部门实际出发,而是不管效果,照抄照转。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上级的文件是面对一定范围讲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般是从普遍意义角度考虑的,一些地方的特殊情况不可能都照顾到,有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也不可能讲得很具体。这就要求下级机关和单位必须根据上级文件规定的原则、精神,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提出具体的贯彻意见。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所指出的,每个层次都不单纯是个执行问题,都具有主动和被动这两重性,即对中央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问题的机动性,在被动中求主动。否则,对上级的文件照抄照转、“上下一般粗”,或者片面理解、各取所需,是绝对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

二戒师出无名。提出一个观点或提出一项政策,应当“师出有名”,有根有据。这种根据主要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上级机关的指示。不言而喻,贯彻中央部署,“根据”主要出自中央文件。按照实际需要作出的部署,也要注意有理论根据、文件根据。即把提出的意见放在当时所处的政治大格局中去考虑,使所提出的意见既符合实际,又符合当时政治大格局的要求。再一点就是对同一个问题,中央过去有指示,近期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央又作出了新指示,起草文件时应把新指示作为部署工作的依据。党委是管全局的,工作涉及面大,所制发的文件涉及面也相应的大。因此,做起草公文工作的同志很需要加强对上级各类文件、领导同志讲话和各方面知识的学习,以掌握更多的根据和尺度。根据掌握得多、尺度把握得准,起草文件才能得心应手。

三戒无的放矢。公文为解决问题而制发,必须讲求针对性。否则,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把“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列为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并在这一部分中巧妙地运用了一个典故,说“‘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通呢?”公文起草也要克服这个毛病,注意其针对性。很难想象,一篇毫无针对性的公文,能够打动人、影响人,推动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公文“份量”的标志。要增强公文的份量,做到有的放矢,起草之前,就应当首先搞好调查研究。问题调查清楚了,劲才知道往哪里使,讲问题、提对策才有针对性;政策、措施经过比较、论证,在实际工作中才能行得通,有可操作性。

四戒朝令夕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政策也是这样,它也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但政策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连续性,而且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直接关系全局的稳定、事业的发展。正如我们平时常讲的:政策稳则人心稳,人心稳则全局稳,全局稳则事业兴。因此,起草公文时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考虑问题,注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做好两个方面的检查:一是检查一下文件的基本精神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以及上级机关的决议、命令、指示有无抵触。若有抵触,应坚决改过来。二是检查一下同本机关已经发布的有关规定是否矛盾。对有矛盾的地方要认真进行分析,如果是对原有政策的补充、完善,表述一定要清楚,不可让人产生“政策要变”的误解;如果认为以前的规定确有必要修改或废止的,要提请有关方面进行研究、论证。

五戒用语失准。用语必须准确,这是起草公文的基本要求。衡量公文用语是否准确,主要看概念是不是明确,判断、推理对不对。因此,在抽象概括某一事物时,首先要将事实搞清楚,然后再进行判断、推理,切实做到准确反映客观实际。比如,评价的话,要恰如其分,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分析问题原因的话,要客观、实在,确实号准脉,点出问题的主要症结;讲“两者关系”的话,要分清主次,同时防止片面性。另外,工作要细致,避免因粗枝大叶出现“硬伤”。比如,对所引用的话,要注意看出处和是否权威;同一个问题总结部分和部署部分都讲的话,要注意前后一致;对有疑问的话,要主动与有关方面沟通、请教,切实将问题搞清楚;对一些重要情况和数据,要注意核实,务求准确。

六戒篇幅过长。篇幅过长是目前许多地方和部门文件的一个通病。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么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现在虽然不是战争年代,但各级的工作都很忙、压力都很大。本来各类文件、简报就很多,如果再让大家看篇幅过长的文件,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很有必要提倡写短文。要压缩篇幅,很重要的要有“精品”意识。文件拿出初稿后,要逐字逐句地进行推敲,把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去,把令人生厌的繁言简化,把毫无实际意义的大话、套话、废话抹掉,努力做到既把好政治关,又把好文字关。

七戒无物无序。与此相对的是有物有序。有物有序是古人写文章所遵循的两条基本要求。“有物”就是要有内容,“有序”就是要有条理。现在一些公文这两方面都有缺陷。比如,有些文稿只提出问题,对如何解决问题,只讲了些原则话。有些文稿则内容繁芜,在一个段落层次里讲几个意思,令人读后印象模糊,不知所云。这两方面的毛病都应当予以纠正。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们应当学习这种精神,尽力把文件写得实一些,“干货”多一些。这样才能收到既便于抓工作、又便于抓落实的效果。同时,要讲求公文内容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实际工作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写得好的公文,虽然篇幅比较长,但却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的写得不够好的公文,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看起来感到费力。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内容是否条理,语言是否流畅。由此可知,公文内容“有序”才有可读性。

篇5:古人是怎样起草公文的

中国政治制度史 2010-04-15 18:24:54 阅读5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一、古人对公文起草人员的一般要求

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大约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自国家产生以后,公文一直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工具,起草公文历来是秘书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在夏、商、西周三代,负责起草公文的是史官,由于当时有文化的人很少,史官总是由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来担任。正如夏曾佑先生《中国古代史》所说:“周制,学术、艺文、朝章、国故,凡寄于语言文字之物,无不掌之于史。故世人之咨异闻、质疑事者,莫不于史。史之学识,于通

国为独高。”

春秋战国以后,史官地位逐渐衰落,历代朝廷公文先后主要由左徒、御史、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秘书官员起

草。

起草公文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历代统治者选用秘书时,对秘书人员撰写公文的能力有较高要求,擅长公文写作者是“稀缺人才”。东汉末年的陈琳,曾任袁绍的记室令史,写过一篇讨伐曹操的著名公文《为袁绍檄豫州》,此文写得辞气凛然、雄风飒爽,将曹操骂得狗血喷头,显示出公文写作的极高水平。曹操打败袁绍后,因爱慕其才,不计前嫌,让他做了

自己的秘书。宋代选拔秘书一度重经义、策论,不注意考核写作能力,致使朝廷缺乏起草公文的专门人才。为此大臣们上书皇帝:“今进士既纯用经术,如诏诰、章表、赦敕、檄书、露布、戒谕之类,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缺者,若悉不习试,何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朝廷采纳了这项建议,在科举考试中特设“宏词科”(后改称“博学鸿词科”),专门选拔文字秘书,“试者虽多,所取无过五人”。南宋时,报考此科者还须提供自己写作的“制、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等12种常用公文各

两篇,才能获准参加考试。

除了国家在选拔文字秘书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外,一些学者也从理论上对公文撰写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要求。如南北朝时期的文章学大家刘勰就对作者提出四条要求:一是“积学以储宝”,即平时要多读书,丰富学识,积累资料;二是“酌理以富才”,即善于思考,辨明事理,以丰富自己的才能;三是“研阅以穷照”,即多研究思考生活阅历,以获得对社会上各种事物的深刻理解;四是“驯致以怿辞”,即多多训练、陶冶健

康的情感,以达到文辞优美。

二、古人对公文写作的一般要求

古代公文是指朝廷、官府(及其主官)在行使职权、处理公务时所使用的文书。与现代公文一样,古代公文也有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之分,无论是君主下发的制、诰、诏、敕,还是臣子上书的章、表、奏、议,公文与其他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差别主要在于它的实用性。虽然从先秦到明清我国公文的文风发生过一些明显的变化,但是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严肃的学者和清廉务实的官员,对公文写作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汇编《尚书》就提出公文“辞尚体要,弗惟好异”。就是说,文章的语言一定要体现文章主旨和要点,而不能

一味追求标新立异。

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四大类,并指出它们在写作上的要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也就是说,奏议要求语言规范,书论要求说理充分,铭诔要求内容实在,只有诗赋才追求文采的华丽。

唐代文风改革的领军人物韩愈力主“文以载道”,坚持写文章要“唯陈言之务去”,他不仅从理论上倡导务实的公文文风,而且用自己公文写作的实践对过分追求形式的绮靡文风发起进攻,他的《论佛骨表》等名篇完全以散体表述,行文明白如话,堪称古代公文写作的典范。

明初,朱元璋对官吏起草的公文动辄上万言非常反感。他说:“古人为文章……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

清圣祖康熙主张公文要“简当”、“简要”,他批评明代公文“多排偶芜词,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积满几案,人主岂能尽览,势必委之中官,中官复委之门客。此辈何知文义!讹舛必多,奸弊冗生,事权旁落,皆

文章冗秽以至此也。” 从以上材料看,古人对公文写作的主要要求是内容实在、行文规范、语言简洁,这与我们今天对公文写作的要求是一致的。细考流传至今的古代优秀公文,也无不具有这几个特点,如汉高祖刘邦灭秦后发布的《入关告谕》,立意高远,措辞恳切,言简意赅,全文不足100字;宋代名臣包拯的《乞不用赃吏疏》分析了当时官场的腐败现状,陈述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并明确提出解决措施,内容丰富,说理透彻,全

文不到200字。

三、古人起草公文的一般程序

根据潘林杉先生的研究,古代起草公文的一般程序与今天起草公

文大致相当。

首先是占有材料。材料是公文中的事实、数据、根据等,是形成公文中心思想的基础。古代各官署公文写作的材料大致有三方面:

一是事实材料,如现实情况、社会问题、管理经验;二是朝廷颁布的诏令、上级官署(或主官)下发的公文;三是历史典故及历史成案。

古时公文作者获取材料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依靠作者深入实际观察,熟悉本官署和上下官署的活动情况;二是靠博览群书和熟悉成案,前者可谓直接的事实材料,后者可谓间接的文字材料。

其次是确立主旨。任何一篇公文都有目的性,即公文制作者的意图、观点、主张、态度。主旨(立意)对一篇公文说来十分重要,起到提纲挈领的统帅作用。刘勰将这一作用比作“振本而末从”,意思是树木的根干振动,树枝、树叶也就跟着动。这里是指确立好文章的主旨,章句和言词安排也会随之妥善。明末清初的学问家王夫之形象地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意”是文章的“统帅”,如没有“意”,全篇文词就如同无帅的“乌合”之兵。古代公文起草者非常考究立意,行文前都要明确写作意图、主要观点。公文立意的要求有二:一是符合领导(皇帝或主官)的行文意图,二是一篇公文中心思想只能有一个,不能

分散,要突出主题。

再次是谋篇布局。公文主旨确定后,就要考虑怎样围绕主旨来组织材料以形成公文框架,这就是“谋篇布局”。古人撰写公文十分讲究谋篇布局,强调在动笔之先,要通盘打算。要考虑如何入手,如何引申,如何结束,如何划分章节,如何安排主次详略,等等,然后再动笔。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篇中对谋篇布局作了如下阐述:“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也者。”意思是:要把握文章的主旨,统一文章的首尾。决定材料的去留。衔接上下文义、文气,全面地组织篇章,使其丰富的内容有机地联结在一起,而不致显得杂乱无章。虽然不同的文种、不同内容的公文在谋篇布局上呈现出种种差别,但是公文的实用性决定了它有着大体一致的基本布局形式,这就是“叙由、叙案、申述、结论”四段论:“叙由”就是提出问题,“叙案”就是分析问题,“申述”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主张并加以论证,“结论”就是最后

概括全文主旨。

谋篇布局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对于起草者个人而言,接下来就是形成文字并润色修改了。但是如果起草的公文涉及重要决策或政策,还要经过审核和签发等程序,才能作为正式文件发布。

四、唐太宗时期公文签发前的执论制度

重要公文的审核和签发程序历代并不一样,其中唐太宗时期形成的公文签发前的执论制度值得专门介绍。

所谓执论,就是决策要经过充分论证,其具体表现就是朝廷发布政令的重要公文在正式生效前要有严格审核、充分论证的程序。唐代中央政府实行“三省制”,三省之间的关系是“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中书省是起草政令的机关,中书舍人拟稿后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选定并补充修改,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表示已过目同意,然后送达门下省审议,通过后再由皇帝签发批准,才能成为正式法令交尚书省执

行。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对门下侍郎王珪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实,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这是要求门下省对中书省起草并由皇帝画过敕的公文,要认真审议,不要碍于情面而通过那些有

错误的文件。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又对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需执论。近来唯觉阿执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勘,何须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宰相房玄龄依照唐太宗的旨意对文书签发前的“执论”程序作了具体规定:中书舍人在拟制有关军国大政的公文时,必须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然后送中书侍郎和中书令加以审示,形成初稿后送皇帝过目画敕,再转送门下省,由门下省给事中和门下侍郎审查、论证,如门下省认为有问题,应在提出修改意见或反驳意见后封还中书省,由中书省修改或重写。否则,即使皇帝“画敕”的也无效。中书、门下两省分歧严重时,就要在“政事堂”举行两省联席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行辩论,以达成共识。这样就使中央政令在出台前得到充分论证,避免了中央决策的失误,“由是鲜有败事”(《资治通鉴》)。

公文签发前的执论制度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在唐太宗后,这一制度没有继续执行,但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对我们今天起草重要文件、出台重要政策或形成重要决定,仍然有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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