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

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共6篇）

篇1：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

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

提要一：经济发展目标的提前实现，是一个历史性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是社会政策如何调整呢？我认为还缺乏规划。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我们知识界，什么都高调，在这个问题上集体失语。

提要二：我们的文化有着非常严重的自我屏蔽。看看其他国家在人均GDP到一千美元水平之前，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情况：英国是1955年人均GDP到一千美元，美国是1942年。但英国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1948年，美国1935年就定了《社会保障法》。现在有很多有名的学者说，我们中国不能建福利国家，因为我们人口多、底子薄。我说这样的同志文字功力很好，知识水平也很好，就是不识数。

提要三：现在缺乏思想实力，特别是政策设计的实力。所以建设社会福利体系的关键是以人为本，围绕儿童、残疾人、老年人和医疗、教育福利进行，不然的话，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

提要四：我认为中国福利体系它的就业容量超过1000万，服务的人口会惠及所有的人，财政的福利资金应该会超过5000亿，并且很快向10000亿发展。未来的三年我认为是制度突变期。

提要五：有一个问题，在没有民主的体制下，大量地推进福利制度会不会带来新的腐败。我的回答是要善于发明一些技术和程序，来管住这些钱。比如北欧有的国家现在还保留着国王，我们会想有国王还能有民主吗。但他们照样有民主。为什么？因为他们尊重程序性的变革，尊重程序的价值。他们不断地改程序，越改越具体，越改使这个社会的政府行为越规范。最后在自然地演进中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

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先生给我们讲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这样一个主题。

我们在媒体和网络上会看到很多关于王司长的信息。王老师曾经在民政部的基层政权处工作，他在任期内重点推进了村民自治和低保工作的发展。1998年，民政部成立减灾司，他就任减灾司司长，建立完善了灾害救助体系。他最新的职务是在民政部的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任司长，这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三个月之后新成立的部门，今天要谈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这个主题，从这个PPT上我们发现王司长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现在先请政法大学法院的副院长何兵教授致欢迎辞。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王司长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家在这个暑期的周末来到讲堂。王司长是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司长，这是一个专门办好事的司。王司长在武汉华东师大政治学系和北京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系分别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又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1986年进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农村政治发展研究，主要是进行乡村自治的理论研究，期间曾挂职当过副县长，对乡村自治进行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进入民政部后，当过基层政权处处长，后来当减灾救济司的司长，现在当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司长。

今天的题目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为我们这个正在转型的社会越来越重视。今天看到报纸，灾后捐款，谁支配？近800亿的汶川大地震捐款，结果80%的捐款进入了政府财政的渠道，政府的意思是说不经过政府的渠道没法监管，老百姓说捐款怎么捐到了政府，如果政府要钱，多加点税不就完了吗，捐款怎么能捐到政府那去呢，政府说换的别的渠道不方便、不安全，政府比较可靠。这就出了一些问题，希望王司长今天能给我们解答类似这样的问题。大家欢迎。

王振耀：今天主要是跟大家来探讨一个问题，主题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副标题，副标题就是“建设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国社会福利体系”，我主要想探讨三个问题。

一个是怎么看待我们的经济发展。大家都在说经济发展，那我们的经济发展应该怎么来看待，我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关键时期。第二谈一谈这个经济发展水平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三想谈一谈中等水平发展国家的福利体系建设的战略布局。

今天重点谈一下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新的关键时期。这个关键时期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社会福利如何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2008年是分水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发展水平（PPT演示）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水平。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进入中等发展水平，它开始影响整个民生福利。实际上这样一个发展水平也影响到了我们国家所有的社会建设。当然，毫无疑问地，它也会日益广泛地影响到政府的管理格局、政府的整个理念，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体制。是什么影响到了呢？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2008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2698元，我认为2008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到2008年是进入到了一个转折点。

咱们先来看看世界通常说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曾经有过一些教训，就是说发展的时候，会造出来很多假的数据。但是现在大家先看看我们的实体经济，我们的实体经济现在的的确确有很大发展。2008年从资金数量上看，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30万亿；实体经济方面，粮食产量过了5亿吨，占世界粮食产量近1/4。我们拿占世界1/10左右的土地产了占世界1/4的粮食，世界粮食产品是20亿吨，20亿吨我们占了5亿，可以看一看，中国的整个农业的发展，它是很有质量，也是很有效果的，更不要说别的。油菜籽、棉花、茶叶、肉类，全是居世界第一。不仅是农业方面，而且在工业方面，钢产量也到5亿吨了。5亿吨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和澳大利亚，特别是和力拓公司的谈判，出现了纠纷。为什么会有纠纷？因为你用人家的原材料太多了。另外是水泥、原煤、农用化肥，这都达到世界第一。

现在再来看我们的发展格局。过去我们中国经济的繁荣常常是在封闭状态下实现的，现在不一样了，进入WTO以后，整个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程度大大提高，提高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看一看，2007年世界总计出口13万亿美元，中国就到了1.2万亿美元，仅次于德国的1.3万亿，是世界第二。世界总计进口的是14万亿美元，中国是956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德国，居世界第三。

如果说贸易一体化的这种格局，说明中国是在一个非常开放的状态下取得发展成就的话，那就再来看金融。我们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到2008年底是46万亿，贷款余额是30万额，差额是14万亿。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全世界都是陷入到了金融危机，没有钱了，中国的情况是有16万亿还没贷，这是存贷差。更不要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外汇储备，去年年底是1.9万亿，今年上半年到6月已经超过了2万亿，这个数据不是假的。2009年春天的时候，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说了，我们的总产值已经超过30万亿。

多少年来有一个思维惯性，一说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成就，马上就要对大家进行形势教育，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人还好一点，我这样的人，都是受过这样的教育，就是形势教育。这样子就是“形势大好，你要满足”。形势大好了，你就不要提任何问题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来发展经济，我们是在国际一体化的环境中发展经济。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用传统的理念来解读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水平。

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22698元人民币等于3000美元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国际上流行的一个标准就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那就是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指标呢，说这3000美元它到底有什么含义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想这20多年，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经验，或者说都引入了国际社会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就是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的时期，这个国家会进入矛盾凸显期。你如果处理得好，国家就能顺利发展，经济就能很快上一个台阶，如果处理不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一定的社会波动。无论如何，人均GDP到了3000多美元了，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毕竟进入中等发展水平。

再看看世行给我们的评价，2007年世行认为中等发展国家水平人均国民总收入是2872美元，中国到了2360美元，对印度的评价是950美元，比我们低得多。这是世行的一个评价标准。

再来看看，我们每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如果看每个地方的发展水平的话，我列的红颜色的省份，上海、浙江、北京、内蒙等，这13个地方全部超过3000美元，这些地方的人口已经超过6亿，我们说地方的人均GDP，许多地方是超过3000美元的，更不要说上海，上海到了73124，元人民币，这就是1万美元了。北京过了6.3万元，那就是9000美元，过1万美元那就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所以说我们考虑发展水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参照体系，这个参照体系就是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变化趋势。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表，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张表。当我们讨论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到了，那我们往往就不会问下一步怎么办？这个表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下一步的发展，大家看看这个势头。

以英国和日本为例，从1000美元到2000-3000美元之间，英国用了7年，日本是用了3年。而到了3000美元之后，离4000美元的时间，最多这些国家都是3年，3年就到了4000美元。少的像日本和韩国，2年就到4000美元。注意，4000美元又是一个指标。人均GDP4000-10000美元就进入发达国家，这用了多长时间呢？日本用了10年，法国、西德用了7年，韩国用了9年，英国也用了9年。中国往前发展的预期是这么一个预期？

二、社会福利体系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

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说2008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人均越过3000美元这个大关以后，中国如果不出大的问题，就会很快向4000美元逼近。到底是3年还是2年，都很快了。然后再用8年或者9年或者10年的时间，到2020年，无论如何可能会达到1万美元。这是一个大家需要来思考的问题。极速的经济发展，需要我们中国人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进行新的评价。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建设需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应该关注发展数据的管理与社会福利的含义。

有人会说了，我们农村不行，人均GDP不会超过3000美元，特别是西部省份。但是大家都知道，沿海地方，像上海就过了1万美元，应该说发展中的不平衡是一种正常现象，全世界衡量你的发展水平，主要是看人均GDP，所以你存在着不平衡，恰恰是需要国家的宏观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让不发达地区得到支持。这是我谈的在经济发展水平中大家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一个立体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一下，现在的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形势大好”，从这个形势大好中，要解读出许多含义。

什么含义呢？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到了中等发展水平以后，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到了中等发展水平以后，跟原来的经济政策不能太一样，哪个转型呢？我想说的是，一个发展方式，原来是粗放的，现在需要向精细型、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转变。第二个是开放格局，过去都是对外开放，现在你必须得向对内开放的政策转变，没有对内开放不行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企业要求国民待遇，当然最后也实现了，就是两税合一的问题，实际这就是对内开放的政策。再一个经济产业结构也需要从偏重第一、第二产业，向着重发展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转型。而经济类型的构成也需要从储存型向消费型转变。

大家都知道，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有一个问题是有了钱到底怎么花，到底怎么投资？，现在几乎全中国人民都在讨论4万亿的投资问题，而且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我们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底买美国多少国债？我想在10年前，甚至在5 年前，这都不会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而现在居然社会大众都成了预算家、甚至金融学家。有报纸甚至开辟版面公开投票，来表决到底该不该买美国的国债。大家看，这样的问题在前一个时期、前些年是不可思议的，前些年我们主要是在引进外资。现在主题变了。

三、需要实现国家职能的系统转型：

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第三个问题，今天到政法大学演讲，我班门弄斧地说一下，我认为中等发展水平需要实现国家职能的系统转型。我们在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时候，特别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的时候，短缺型经济情况下，由于资源有限，政府什么资源都不够，你得建立一套分配秩序，为了维持这一套分配秩序，我们强调社会稳定。现在到了中等发展水平的时候，突然发现，需要全面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这实际上是由管理传统国家，转向管理现代社会。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保持稳定、发展经济，因此提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你得发展效率，不赚钱有什么公平啊。但是到中等发展水平以后，不是短缺经济。现在广告满天飞，过去我想在20年前，90年代初期，我们买个自行车，买个冰箱，在北京还要找票。可是到了现在，整个广告天天推销，都是追着你卖它的东西，你都讨厌。这就是现在，那这个时候效率问题不用你政府考虑，有人考虑。社会整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天天在考虑。因此政府现在必须调整政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分配的公平性日益重要。这个时候发展模式也需要转型。过去是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现在则需要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发展。因为发展需要质量，社会消费率不足就不行，这是发展中国家职能的一个很大的转型。

从“人的服从”转向“人的服务” 第四个特征，到中等发展水平还有一个问题，公共服务的深刻内容要变了，我分析了一下，过去我们是管理型的服务，现在我们必须转向服务型的管理。过去我们虽然谈“为人民服务”，但前提是，你必须听我的，你只要服从我，我会给你分配工作，我会给你找各种资源。现在你听我的，没用啊，比如大学毕业生，大家都很听你的话，但一说到那你给我找个工作吧，政府说那我找不到。所以现在政府的管理内容就需要转变，转成一种服务型的管理。

什么叫服务型的管理？过去强调人的服从是核心，但是，人的服从是否管用？以三聚氰氨事件最为突出，过去是管人，只要把人管住了，这个社会就稳定了。到了现在，大家会突然发现，这个人很听你的话，用处不太大，仅仅是人听你的话，这个社会保持不了稳定。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三聚氰氨事件，也就是三鹿奶粉，这个老板非常听你的话，我相信作为人的道德来讲，他不会是很坏的，但是他管不好物，有的行政部门也管不住这个质量。那最后的结果，我们突然发现，所有的人都成了社会革命的参与人。我们的全国人民，无论级别多高的官员，也无论他是多么普通的老百姓，他有一个理念很坚强，他不想吃三聚氰氨，得到这个消息还马上用手机、用电话、用网络不停地告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大家千万别买三鹿奶粉了。这结果是什么？这结果是一场重大的社会事件，最后的结果导致是什么，一个行业受到了重大的影响。最后是管理不好物，结果人也管不住。石家庄的市长、书记，国家质检总局的局长都丢掉了职务。

这不是过去，这些同志可能都是好同志，但是管物管不住，就是人给人服务搞不好，并且这种服务还是很有指标的，这个指标就是三聚氰氨含多高，你造假了还不行，这是非常公开透明的。大家想想在20年前这种事情可能吗，因为那时候都是短缺经济。以我为例，我走后门买了个厂家的电冰箱，买回来就漏了个缝，我还得贴胶布，那是走后门买的冰箱票，那时候还管质量吗，露个缝就自己贴贴胶布。现在谁这样呢，有一点质量问题就打官司。

所以现在国家更强调技术标准化的管理，它排斥行政随意性，需要建立发达的标准化体系，来规范经济和社会行为，公共管理将日益发达。

老人赡养： 从家庭转向社会 中等发展水平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老年人从家庭赡养到社会赡养的转型。在中等发展水平达到以后，家庭的传统功能急剧转型，这种转型带来了很有意思的结果，许多理念现在一下子就接受不了，怎么办呢？解决问题的责任开始由个人转向集体，照顾老人的责任由家庭转向社会，社会服务由消极补救转向积极预防。说通俗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在座的是年轻人，我们老一代的同志背后讨论的话，现在几乎绝大部分50多岁的人，谁也不指望孩子来养老了，因为客观上不可能，于是就需要社会赡养。社会赡养就开始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型，包括人员数量的转变。原来我们不知道，总以为政府就是管理，后来发现政府要有提供直接服务的职能，在发达国家看来也是很正常的。我查了一下美国年鉴，2001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人数就有270万，大家知道美国联邦政府就是中央政府。后来我获得一个数据表，进入发达社会以后，财政供养的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例，1988年瑞典达到31.7 %，丹麦到29.8%。最近社科院有个研究员发表了更为惊人的统计数据，美国联邦政府雇员270万人数算少了，多少呢，美国联邦政府的人员其实包括五个部门，合同制人员、项目工作者、公务员、军事驻守人员以及邮政服务人员。尽管美国人大叫着小政府、大社会，但你以为他这个小政府有多小，他如果把这五类人员算起来，到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市级财政供养人员已经达到了1400多万，比2002年增加了250万。大家看看，我们都已经作为一个口号了，一说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就没看看他那个小政府到底有多小。我最近把这些数据读出来，我觉得对我们的传统理念冲击很大。构建一个现代的政府服务体系，和我们原来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到中等发展水平以后，需要社会保障对象从特殊到普遍的转型，那将需要更多的从事服务的政府雇员。

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低保，面向的是城市人口、特殊的困难群体。现在恐怕是需要转向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这样一来，公平性就开始要求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公平性就开始要求取消身份制，及城乡户籍的分离制。并且所有人的养老、医疗、教育、工伤问题，开始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我想舆论、社会整个就开始关注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这是我们到了中等发展水平以后必然提出来的社会发展问题。

四、我们面临的挑战

挑战之一：经济发展水平提前了近40年，但战略目标调整意识不强 现在看看，我们有什么挑战。

中等发展水平以后，对于我们的社会每个成员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我认为我们几千年是生活在1000美元以下的发展水平，生活在这个水平，就形成了一系列的理念、一系列的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甚至形成了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方式。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不适应了。

这种不太适应，首先表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调整意识不强，人均GDP达到中等发展水平，意味着什么？需要进行什么调整呢？我们整个社会现在进入到了忧郁、彷徨、不理解的阶段。

我们来看一段话，这是小平谈的，小平在1987年谈了一个发展战略，小平定了两个阶段，他说1981-2002年，经济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50年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到4000美元的概念是什么呢，那意味着什么？就是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注意小平用的字，是“中等发达国家”，他用的指标是人均GDP到4000美元，小平并且进行了极为具体的阐述，他说我们的人均4000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那个时候15亿人，人均达到4000美元，那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6万亿，这属于世界前列。大家注意，我们多少年来管理着国家的宏观战略，制定的很多政策，是按照小平的理念来制定很多的具体政策。

1997年十五大的时候，对小平这个理念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十五大报告的设计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再经过十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界中叶，建国10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了1997年，当时人均GDP是6240块钱的时候，差不多快到1000美元的时候，是这个时候的设想，还是按照小平同志的设想来规划的。

再看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十七大定的目标，头20年是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更高水平是什么呢，有具体指标，到2020年要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2007年的时候，整个民族的智慧，大家就想到2000年7858块钱，1000美元，到2020年差不多翻两番，差不多4000美元，为什么现在定的很多政策都说2020，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规划意识，整个宏观的战略价值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政府决策里，甚至植根于我们的整个社会，就是想到2020年，我们就能到人均GDP4000美元。但是现在看，中国什么时候达到2020的目标。2020的目标是7858块钱，翻两番，1翻就是1.5万，再一翻就是3.1万。如果按照小平设想的2050年的目标，总产值为6万亿美元，他认为人均GDP达到4000，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想想，2008年3000多美元，什么时候达到4000美元呢？显然，2012年就是一个临界点，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宏观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我们整个的社会发展水平按照小平的设想，提前了近40年。这都是数据证明的，有人说数据是假的，如果要是假的，你总得找出来它是假的。我认为这数据基本合乎事实，确实提前了近40年。2020年就可能超过1万美元了。

再看看，如果要到2012年实现人均GDP4000美元的时候，比十七大的目标又提前了8年。我们要制定十二五规划，我们整个讨论社会改革也好，或者讨论其他体制性的调整也好，总得考虑一下原来宏观设计的目标，它到底进展到了多少，然后进行什么样的体制调整。我认为经济发展目标的提前实现，是一个历史性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是社会政策如何调整呢？我认为还缺乏规划。全民族特别是我们知识界，什么都高调，唯独这个问题上集体失语。没有人来讨论这样一个事关整个民族发展水平、体制调整的基本数据逻辑判断。

挑战之二：“人口多，底子薄”的思维惯性严重束缚福利体系建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很大的挑战，是巨大的思维惯性。思维惯性严重地束缚了整个福利体系，或者整个社会发展的制度建设。所以对于新的发展水平，带来了新的挑战，你听听有多少人非常不自觉地来说话，一说起我们的国情，习惯性说“人口多，底子薄”。我自己有时候也不由得流露出这样一些话。比如前不久一些美国教授来访问，谈中国发展水平的时候，我也很自然地说，中国整体上来看，还是人口多，底子薄。弄得美国教授就问我，你是讽刺我们，还是严肃地讨论问题？说我们国家一半贷款里都是中国人的钱，我们花着你们的钱，你们却说人口多，底子薄，让我们听得就身上很不自在，觉得你们说话不知道是讽刺我们，不像是严肃地讨论问题。但是大家看看，我们的社会好处在说“人口多、底子薄”惯性中，大家查查，很多文章依然如故。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有非常特殊的福利逻辑，还坚持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还是西方人看来很特殊的东方逻辑。说我们的经济发展还不行，福利政策要服务于经济发展，我们还要注意以家庭为中心，我们的整个福利发展还不能有很强的再分配效果。现在我们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这样一种理念的支配下。在这个时候，很多人一说起老年赡养，就还是强调家庭责任，一说起老年人的服务，还在强调是孝道。一遇到这个问题，就说这个社会不行了，道德沦丧了，孩子不养老人了，道德水平低下了。人们用一种很传统的理念来解读着现代的社会，那就不会讨论专业护理技术，还是谈的家政服务、保姆制度，不谈福利制度。

还有一件事，更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知道陕西神木县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这个事件对我们整个社会冲击很大，对我们的传统理念冲击很大。但坦率地说，我接触到的北京的知识界，几乎90%以上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很多经济学家一谈全民免费医疗，就说“这是乌托邦，哪可能这样呢”，一说起儿童大病要免费医疗，就说那不可能，全世界都没有。我心里想着，这些人很多是思想很解放的，我后来提醒他，不是全世界没有，印度就有。提醒了以后，他们很不好意思。

这些传统理念在我们的报刊杂志上非常公开地呈现着，比如神木县免费医疗，有一个记者写文章，他从道德逻辑上来剖析。说为什么神木县要搞免费医疗，答案之一就是旨在为潜伏的社会危机打一剂预防针，少数官员的腐败激化了社会矛盾，神木要搞医疗改革，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意思就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大家看看，这是我们主流的报刊杂志上非常主流的声音。我看完，深感我们的传统理念现在是在严重地束缚着对社会问题的认识

挑战之三：对程序、技术、标准体系的漠视

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程序与技术建设能力缺乏。用我们这一套文化，你要建设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需要程序、技术、标准体系。恰恰是我们的文化不关注这一套东西，所以缺乏建设新型福利制度的熟练技术人员。不尊重自己文化传统的案例，最近大家知道在网上呼吁得很多，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名牌大学的普通卫生间没有卫生纸。有人说你怎么把这个小问题说得问题这么严重。大家知道我们的很多名牌大学都要追世界一流的水平，追世界一流，大家想一想，你的卫生间里没有卫生纸，这虽然是个小问题，但从校长到教授到学生，谁都会有尴尬的时候。大家自己都很尴尬的事情，我们为什么知识精英不认为它是个尴尬的事情，也提不出来解决的办法。我后来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这样的学生、这样的教育理念出去了，老百姓很尴尬的事情他能解读出来吗？他能体会到吗？我现在做了一个调查，我听说只有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科学院的学生的厕所里有了卫生纸。这类问题有没有实用价值呢？我觉得确实反映了非常典型的文化缺陷，不会建立福利社会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因为我们缺乏意识、缺乏习惯，也缺乏技术。我们谈的是宏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连厕所手纸的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这样一来，你的宏大问题的解决不会有多么好的方案。

挑战之四：文化的严重自我屏蔽

你不要看现在非常开放，我感到我们的文化有着非常严重的自我屏蔽。我们看一看其他国家在人均GDP到一千美元水平之前，社会政策的建设，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情况。英国是1955年人均GDP到一千美元，美国是1942年，日本是1966年。但这些国家在这之前做了什么，在人均GDP不到一千美元的时候做了什么？美国1935年就定了《社会保障法》，英国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1948年。现在有很多有名的学者出来说话就说，我们中国不能建福利国家，因为我们人口多、底子薄。后来我说这样的同志文字功力很好，知识水平也很好，就是不识数。

德国1881年就发表了《黄金诏书》，当时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他们一方面要镇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要不断地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结果大家知道，德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建立了福利保障制度。从国际福利水平来看，更有意思的是，英国1908年就通过了第一部《养老金法》，这是100多年前，当时就规定70岁就以上的老年人，没有缴过费，也可以领养老金。印度与巴西是全民医疗与全民教育免费，越南也有这种体制性的调整。

非常尴尬的是，我自己今年3月底就出了一个很大的洋相。我们说我们的儿童福利制度比较成功，特别是受艾滋病影响的这些儿童，我们对艾滋儿童建立了四免一关爱的制度。我去年到社会福利司之后，大家都跟我说这个做得很好，我们把联合国儿基会说服的，他们觉得中国的经验很好，应该到巴西去介绍经验，和巴西交流。于是，今年3月底我就领了代表团，我当团长，去巴西介绍“四免一关爱”的经验。到的那第一天，我们看了看巴西的城市，他们部委的楼很小，门口的路就跟我们乡镇政府门口的路差不多，机场也是破破烂烂，整个代表团的年轻人都觉得我们比巴西要强多了，我们洋洋得意。结果我就开始介绍，头一天介绍，我看到巴西中央政府的官员都睁大眼睛，我有一种错觉，我觉得巴西好像确实不如我们，好像听不懂我们的经验。第二天我们到圣保罗，他们说这个城市比较差，我们就放开介绍。一介绍完，人家地方政府官员马上就问一个问题，说你们为什么要对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给“四免一关爱”，我们的年轻同志比较骄傲，马上抢着回答，说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我们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要给儿童更多的关爱。圣保罗地方政府的官员马上就问了，那请问别的儿童就不“四免一关爱”了吗？我们也就像今天这个座位一样坐在前台，年轻人马上把眼光集中到我，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也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当然有一些不太平衡，我只能跟人家吞吞吐吐的。结果巴西的地方政府官员说话一点也不客气，他说，我们巴西所有的儿童看所有的病都不要钱，我们大人也是，所有的人看病都不要钱，都享受免费医疗。我们这些年轻同志受到极大刺激，觉得我们的民族尊严受到了侮辱，马上就辩论，就反击。问你们的义务教育是几年，然后巴西的政府官员就问，什么是义务教育。我们的同志就跟他们讲义务教育就是免收学杂费、免收书本费，我们中国已经到了9年，你们是几年。巴西的人说我们这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收费，小学生午餐还是免费，我们这叫义务教育吗。我们回答不上来。我马上发现，不要再辩论了，再辩论下去，我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结果就是这样。最后我们感到，我们尽管路修得比人家好，楼房看着也比人家的高大敞亮，但是我们在社会发展水平上，跟人家的差距还相当大。

发达国家的福利建设史：未雨绸缪

（ppt演示）大家看看这一张图，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当时就提出设想，为15岁以下或在全日制学校就读的16岁以下的子女发放子女补贴。另外是全民免费医疗，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和康复服务。为避免大量失业而维持就业。当时的英国，也有人跟我们现在的一样，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个主流的意识就是不能养懒汉，不劳动不得食。贝弗里奇报告里怎么说，当时英国人说话比较文雅，说社会保障是一个错误的目标，会影响到个人的积极性、探索欲。二战后，英国的知识界和主流社会认为，由于经济和道德方面的原因，必须把人们从基本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困境中解放出来，社会保障计划应该鼓舞所有个人去赢得高于国家最低生活需要的收入和生活待遇。

我们看看日本，日本人的认识和中国人的认识也差不多，因为是东方人。大家知道，美国占领军拿着刺刀要求日本人必须坚持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很有意思：第一个原则就是国家救济要无差别，平等进行；第二是国家有责任对生活贫困者实行保护；第三是这种责任不得向其他个人或团体转嫁；第四是国家预算对于防止贫困是必要的，预算必须十分充足。结果日本二战后走了不同的路，1947年就定了《儿童福利法》，1949年定了《残疾人福利法》，1960年定《精神病患者福利法》，1963年定《老年福利法》，这些福利体系是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1966年以前建立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包括越南，对中越边境沿线，都是免费医疗。泰国大家知道，有一个“30泰铢就医计划”。30泰铢就是6块钱人民币，拿6块钱，生病只要到定点医院，无论看什么病，不再额外多交一分钱。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案例在我们中国，在知识界，大家进行理性思索、案例剖析的很少。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种自我封闭的倾向，很严重，它影响着在新的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改革方略，影响着国家整个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发展政策、发展框架的设计。

五、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体系

时间表：到2012年，未来三年是社会突变期

最后我想说一个问题，我们到底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战略布局应该怎么来做。这里只是很简要的设想，我认为从总体上，我们现在需要从大胆解放思想要转向善于解放思想。我们需要发展一种社会计算，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理念和见识，现在则需要将各种好的理念进行模型设计和精密计算，要改变经验计算、凭直觉计算的办法，因此就需要算大成本、大帐，不是算小帐。

时间与目标，时间表：我认为2020年太晚，第一步应该是明年，第二步应该是2012年，否则会出现大的社会震荡。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成熟了。稍微换一个角度，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未来三年应该是关键，因为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这个时候的矛盾很复杂，大家看到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因为经济发展，各种矛盾是大家不能忍受的。目标是建立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福利体系。

从儿童、残疾人、老年人、医疗卫生和教育福利开始实施 哪几个领域建设，我认为应该在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老年人福利、医疗卫生福利和教育福利方面。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应该是建立社会保险，建立社会津贴，建立社会救助，建立社会服务。

需要多少资金，联合国开发署的现任代表马和励在呼吁，认为中国需要6000亿元建一个福利体系。神木县委书记测算，每人每年平均400块钱的财政预算就可以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国大体就需要5200亿。有的人也算了一笔帐，养老福利的基本生活保障大体在3000亿元没用，总体上整个福利体系建设大体上应该新增1万亿元。

从什么领域开始，说起来，大家也可能觉得很奇怪，我认为应该是从孤残儿童，特别是孤儿开始，建立儿童福利津贴，要从80岁高龄津贴开始建立老年人的保障，从对于残疾人的津贴开始，这样我们就能立即行动起来。

有没有可能性？有。儿童福利制度今年在山东就开始了，他们就开始对孤儿不再纳入低保、五保，就开始发放儿童福利津贴。民政部今年发了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孤儿每人每月拿600块钱，在院供养孤儿每月给1000块钱。结果全国相当穷的一个地方，广西防城港市实施了这个计划。不是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实行这个制度。这个我认为不是一个资金问题，就是我们的理念，观念问题。防城港是广西最南部的一个地方，是和越南搭界的一个地方，那是比较贫困的一个地方。它建立了孤儿的救助体系。

高龄津贴贫困地区也可以做

高龄津贴能不能实行？其实可以实行。比如北京现在开始就对60岁以上没有养老金的城乡老人，每人每月发放200元的福利养老金，他们发放的结果是，原来以为有70万人，现在看全市就55.9万人，重点是农村的。结果这项福利津贴去年就发了13.4亿元。

贫困地区也可以做，宁夏今年就开始全面建立高龄津贴制度。发放的津贴今年预计就是3400多万。我需要说的是，宁夏是全国省级单位、除了三个直辖市之外，第一个建立了按月向8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的制度。宁夏是什么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宁夏的百岁老人每人每月按300块钱发放。但是沿海地区绝大多数地方每人每月百岁老人也就是200块钱，更不要说80岁以上的人按月统一在全省范围内建立高龄津贴制度。我说的这些不是没有可能，关键理念怎么样。不是经济实力，现在主要是缺乏思想实力，特别是政策设计的实力。所以建设社会福利体系的关键是以人为本，围绕儿童、残疾人、老年人和医疗、教育福利进行，不然的话，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因为我们需要全方位地来推进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关键是要转变管理方式。转变什么管理方式呢？要使工作方式和决策方式现代化，要运用现代的咨询委员会或咨询公司来拟定社会的社会建设规划和模型设计，要注重地方创新，要借鉴国际经验。

前景是什么？前景是：我认为中国福利体系它的就业容量超过1000万，服务的人口会惠及所有的人，财政的福利资金应该会超过5000亿，并且很快向10000亿发展。未来的三年我互动交流阶段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司长清晰地讲述了这么一个极其迫切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修满了高楼中国的大地上修满高速公路的时候，我们发现与这些硬件相对应的社会软系统的建设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紧迫的话题。接下来是自由的交流时间，希望每个人简短地提出你的问题。

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模式需要调整

Q1：王司长你好，我是北京的一位律师。我想问两个问题。秦晖教授说中国是负福利的国家，因为这种负福利才造就了我们强有力的竞争优势。您认为如果提高我们的社会福利是不是让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失去很多。另外杨小凯曾经说过，发展民主就是发展民生，提高社会福利，它也会导致民生水平的提高。您认为这中间是否有矛盾。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社会福利，就会让我们失去发展经济的竞争优势，另一观点认为，发展社会福利就会提高国民的购买能力，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种矛盾？

第二个问题，我是北京市律协宪法委员会的委员，今年下半年我们确定一个项目，是关于劳动教养立法的项目。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是什么人被劳教，是上访的人。而上访者的很多问题涉及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是完全可以用钱、用社会救济来予以解决的。如果我们能够设立这样一笔社会救济基金，就可以有效地来防止上访大规模地发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问题又会出现了，我们现在的公共财政，按照现在的这种模式，有利于官员上下其手填满自己腰包，一种正确的可操作的科学设计，将会导致他们利益的受损害。比如官员们公款吃喝、车辆、出国，这就是1万亿人民币。按照你的测算，这1万亿足以建立我们整个社会的福利体系，但是如果让人民受利的话，就会损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怎么能够开始做起来？

王振耀：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长时间。十几年前，我们在美国就和杨小凯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是用低福利作为成本，来达到一个竞争效率的话，会带来无穷的负面效果，比如农民工制度，不给农民工做保险，整个劳动保护很不健全，最后不可避免要付出两大成本，第一是产品质量没有保障，因为你就没让农民工正规就业。农民工本来就是工人，到北京都20多年了，很多人的孩子就在北京生的，在城市里生的，最后你说人家的户口还在农村，还是农民工。他们就没有办法来融入到社会中，没有在工作中获得应有的尊严，他就不可能专业化，所以他在工作中就不可能会想办法提高各种各样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所以中国的产品就是这样，比如你请来装修工，最后发现质量不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避免不了。

不给农民工建养老保险，不给他们做各种各样的劳动保护，社会矛盾避免不了。我老家是河南人，我的许多亲戚、朋友就在沿海地区打工，他们给我讲了他们真实的故事。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没有星期

六、星期天，一个月是600块钱，比农村好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允许工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企业家可不是道德家，他就会还有下一步，他卡工资，不按月发，甚至到时候拖欠，那最后农民工讨要工资怎么办？你想如果仅仅是靠办公室，靠官员去找，实际是不好办的。那怎么办，就自我联系起来，找一些亲戚、朋友，最后找一些年轻力壮的人，替他们用各种非法手段要工资。要的结果大家都可想而知，什么东西出来了，黑社会出来了。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做这种社会服务，社会治安的问题又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农民工的问题就衍生出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最后农民工养老靠谁来做，他得了大病，企业家是不可能管的，还得政府来负担。你的成本不但没有避免，反而变得更大。比如社会成本，社会治安不太好，比如这些人到了老年问题会更多，索要工资，前一段大家都知道，爬电线杆，爬桥，为了讨工资。你付出这么高的社会成本，最后是道德的沦丧。这个效率，我认为附加了这么多的问题，我认为这确实需要调整。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说到官员和老百姓的福利矛盾问题。我想前一段很多人追问我救灾、社会捐款的问题，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概念。在座的同志很多是在政法大学读书，其实大家没有研究另外一个问题。尽管没有明确的口号，说搞政治体制各个方面的改革，但是现在退休制有了，任期制有了。现在网上的监督、舆论的监督越来越多了。我作为官员，我是知道的。监督越来越严的时候，比如像我这个司招待费是多高呢，我们的财政预算2000块钱，一年一个司2000块钱。那我们吃饭请朋友的时候是不好意思的，体制上其实没有这个安排。这样一来，在这个条件下，很多官员造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白天他思考的问题在政府里面，在办公室里面，很可能想到的是公务，下班以后，他接触到的主要是平民的一些感受。他会想到退休了怎么办，他的孩子也要上学，他的亲戚也会有大病，所以很多社会问题，大量的时间，官员和平民一样，和老百姓一样有共同的想法。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说有一些改革的话，特别是像取消公车，我给大家谈一个和典型的例子，比如我们开车，舆论现在监督都很透明，很多官员都在议论，赶快车改吧，如果自己买个车，买小一点，自己旅游，去外面吃个饭都很方便，你开个公车，说不定人家都给你照下来。如果开公车撞了人，那就是政治问题了。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多官员慢慢地也盼望着一种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他们是真正从内心里面要求改革。

就像这次捐款一样，很多不满不仅是社会普通群众有，我们很多官员，甚至再高一点的官员，他们也作为普通人都捐了钱，最后他们问我们捐的款怎么到现在没有个信呢？所以第二个转型，我觉得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越来越多的官员在体制上就不得不回归到社会。所以这样一来，我觉得大家原来说的那些官员享受的特殊待遇，我想会比较容易来化解，或者比较容易来转型。

Q2：刚才王司长讲的这些观点，我非常认同，而且我认为，中国可能一开始就像这位律师讲的那样，在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时，需要有一种低福利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人均GDP到了3000美元以后，会有一些变化。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在我们国家，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是非常有限的。就像刚才何兵老师说的一样，大量的捐款不是进入了灾民的手里，而是进入了财政预算的框架里，所以这个东西，老百姓又没有办法去监督，政府的借口就是进入了我们的财政框架中间就安全了，如果给了老百姓反而不安全了。这说明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相互的信任度非常低。就好像我们现在的非盈利性组织或者民间组织发展不起来一样，政府不太信任这些民间组织，觉得它要发展起来的话，可能会做一些反政府的活动。民间组织要是不发展起来，政府真正的职能转变又不能做好。我的问题是，在这种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一些基本的信任，民众又没有普选制度能够来直接监督政府的时候，实行像王司长刚才讲的社会大福利，他会不会产生更多的腐败？会不会把这些钱又挪用了，会不会又进入到某一个框框里，我们在制度上怎么避免这样的现象？

王振耀：这个担心是很正常的。这个问题我分两个方面回答。

一个问题，大家担心的是民间和政府的矛盾，这种矛盾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同志都在说，只要是政府说的，网上就反对。相当一部分同志是这样的思想，这是一种客观现象，你没有办法，我是看到了这种现象。我自己有时候解释一项政策的时候，我在新闻媒体上出现的镜头多一点，我受到的攻击就很多，我都听到了，看到了。我一开始就说，现在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模式需要调整。我促进了一些慈善组织，促进了民间组织的发展。促进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我们整个老百姓的观念就不让民间组织发展。我们的理念是很传统的，明明有一个法律规定，咱们的捐款支付给慈善组织的工作经费应该不超过10%，规定它得有工作经费，但是这次救灾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的潜意识里不希望它有工作经费。人们认为慈善就应该是高尚的事业，我们说得很高，认为他不应该领工资。最后这次汶川地震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不让有工作经费。你们都没有讨论一个数据，大家知道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加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现在一共有多少人？一共是1.8万人。大家想一想，1.8万人，平均下来一个基金会，就10来个人。大家想想，10来个人，有的基金会钱就拿到10多个亿，甚至20多个亿，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花。

很多记者问到捐款问题的时候，问你要多少提成？我说，你问这问题就是一个陷阱，你说提成，好像是我收到你的捐款，我得有提成，塞我腰包里，提成这个词就是错的，是工作经费。包裹送到灾区去，坐飞机、坐火车这车票谁来买，送去救灾物品要不要成本，要不要运输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作费用，其实是需要大量的工作费用，需要专职人员，这在全世界都是普通的常识。

有一个统计数据，不一定准确，美国的基金会据说有120万工作人员，英国有60万工作人员。我就想，我们怎么这么大国家，才不到2万呢。我们现在的专业慈善工作者，专职的NGO太少。大家因为传统的理念，这个理念恐怕将来在社会转型中需要进一步调整，你不让它有工作经费，不把慈善组织、NGO视为一个有专职工作人员的理念，如果没有这个理念，我们的NGO不会有大的增长。现在在工作经费问题上，坦率地说，我们这个社会整个上是倾向于零成本。如果有一个慈善组织说，我们不提一分钱，下面马上鼓掌。说这样话的人，可能很多是退休人员，自己工资有保障，做慈善组织就是发挥一点余热。真正慈善组织、NGO要起来，必须有大量的年轻、专业人员的进入，而专业人员的进入必须让人家养家糊口，有中等收入。现在我可以坦率地说，法律有，政府的态度也很明确，但是要大家转变这个理念太

认为是制度突变期。这是我的一些基本想法，希望得到大家指正。谢谢大家

NGO要做专业性的工作，不和政府同构

Q3：关键NGO不发达，政府的思想没有放开。

王振耀：这两个观念都有，起码在我这个司，我是拿着放大镜，NGO找我，我天天都参加，我现在比较忙，做慈善活动我都得跑，遇到什么矛盾我还得打电话到处说。

我前一段跟一些NGO对话，我要谈到的是，NGO也需要一些转型。很多做NGO的同志不会做NGO。比如到基层，他拿着钱到村里去了，到那说我们要公开透明，成立一个项目委员会，吸收各方代表，然后每一笔钱用都要讨论表决。我听完了一套，你这怎么运作啊，村里也有个村委会，也要讨论，你也是一个复合型的组织，它也是一个复合型的组织，这就冲突了。后来我给他们讲，NGO的运作要专业化，要讨论一个很小的问题。我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大家都觉得NGO很危险，有一个美国的NGO，很不敏感，它叫“半边天”基金会，是好莱坞的一剧本作家夫妇俩，是拍录像的，结果两个人收养了中国孩子以后，发现儿童福利院有好多孩子照料方面存在着缺陷，于是他俩就成立了“半边天”基金会，发展大量的人员来抱孩子，到儿童福利院照料这些孤残儿童，主要是抱一抱，经常陪孩子玩。这样一个专业性的基金会，它做起来很专，也不需要讨论别的，这样专业性的做起来没有矛盾，后来很快办公室也在中国注册，我们到现在为止都合作得很好。

我觉得NGO开始阶段一上来还不太会工作，不太会做专业性的，政府要建大楼，他也要建大楼，他跟政府的行为方式是同构的，不像是政府擅长做这个，我擅长做这个，我比较专业。现在比如有的扶贫款，有的NGO设计的项目就是财务监管，设计了非常技术化的项目，结果很多政府官员一听就躲着，那个太复杂，找NGO。NGO越专业化，你发展的空间越大。但是如果NGO都停留在跟政府同构，政府行动什么，你也行动什么，你恨不得变成二政府了，所以矛盾就容易出现。我一直在极力推进NGO，我认为中国的NGO需要大发展，我见过很多NGO，我说要专业化，要专业化。我甚至公开地批评，为什么没有专业化呢，你们一定要注意，很多在政府长期工作的人员，刚开始，你们要盯住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你们NGO也有官僚主义作风，你们不善于设计具体项目。所以NGO也需要有一个调整，NGO也要有一个学习过程。这是我培训的经验。

你还问道一个问题，在没有民主的体制下，大量地推进福利制度会不会带来新的腐败。关键是文化传统，要善于发明一些技术和程序，来管住这些钱。比如北欧，很多国家到现在为止还保留着国王，我们想着有国王还能有民主吗。有的国家就是有国王还照样有民主。为什么？他们尊重程序性的变革，尊重程序性的价值。程序很重要，然后就不断地改程序，越改越具体，越改使这个社会的政府行为越规范。到最后大家都在自然地演进中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的变革。

我觉得30年的经济改革，其实30年来还有很多改革，我们基本上遵循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我们需要总结我们30年改革的经验，应该再进一步在社会领域、在其他方方面面的领域，能不能注意在程序上、在整个的技术上、在整个的标准建设上，有一些发展，有一些前进，这样我们的社会可能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改革效应。

苏联、东欧剧变，但福利制度没变

Q4：非常感谢王司长，你讲的很多理念我非常赞同。中国近30年，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也是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30年前我们是收入最平均的国家，30年后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你作为民政部的政府官员，是制定政策的部门之一，怎么构建一个全民共享的社会福利体制，在战略上怎么推进它，怎么使最上层的决策者下决心，把这个政策落实下去？ 王振耀：这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也有条件来回答。我在民政部20年，第一个10年我是做农村选举，农村选举现在意见很不统一，主流学者是不赞成的，我是受批判的。另一些事我做的大家还是赞同的，比如低保，城乡低保，然后是救灾标准，包括汶川地震的救助，这个做得大家很赞成。

现在我又推福利体系建设，确实在战略层面上，我想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改革开放30年其实有一个福利成本的问题，如果我们忽略了，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好像只有中国的模式最成功，就会容易忽略我们的社会问题。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做的五保户保障，在集体经济的时候，五保户是可以得到福利经费的。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无意识，并且大家都集体同意地来把它废了。废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一种非常极端的情绪，比如我们认为国有制、或者公费医疗是万恶之源，前些年大家一谈，就别想恢复公费医疗，大家这种理念，有很多学者，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说成一种意识形态了，公费医疗就不应该再有了，全民医疗免费，大家一提就是不可能，是瞎想。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苏联、东欧在巨变的过程中，社会经历了重大的震荡，执政者都被推翻了。但是它的福利制度，你们查查，一直维持下来了。你们注意一下俄罗斯，包括东欧这些国家，它的福利制度是真的维持了。世界银行说了，广东的低保标准低于蒙古2倍，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所以我们大家不仅仅在一种激烈的对抗中，同时还要研究一些数据。

我为什么现在呼吁应该在战略上进行调整，因为人均GDP过3000美元了，怎么我们的知识界失语了呢？我认为其实是一个大战略，如果我们全民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大家认为到了3000美元，看看人家1000美元都能干的事，我们怎么不能干呢。如果这个意识越来越多地普及了，我觉得整个社会的建设、调整就会好得多。

我跟一些县委书记讲这个道理，有的县委书记就说，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个事我们听完了之后，就觉得要不到钱自己也可以干。学学人家神木县委书记，全民医疗免费好像没有多大的事情。我们何必为了弄政绩，上访群众很多，政绩也没弄好，出了很多问题。这个需要战略意识，整个战略方位要调，这是当前的大问题。至于我在推进政策方面，我觉得推进政策管理方面也有很多技术细节，有很多管理方面的技术。比如当年推进低保的时候，低保很多环节开始做的时候很不完善，很多人用各种理由给老百姓推迟发低保。后来我就说，我们建立一个制度，全国每个月每个县发了低保，发了多少钱，给了多少人，月月公布，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不可能，咱中国人口多，几千万低保对象，不可能。我说那几千万低保对象，不是还有几百万的官员吗？相对比例来说，也不高啊。结果最后就实行了，你查一查，全国这一套贫困的信息管理，能到人的，民政部网站上每个月能公布的，每个县一直公布到3000多个县级单位，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月月能公布。

包括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山东文登孤儿600块钱，好多人说这太高了吧，一个孤儿就领600块钱，钱太多了。后来我实行的战略就是贫困地区可以建，看你发达地区能不能建。然后是养老高龄津贴，发达地区不建，人家宁夏建，我最近就邀请中央电视台，我说希望你们到宁夏拍拍去，拍完之后向发达地区的同志说一说，不要光看北京能建，宁夏也能建。这样来说服社会转型，用一些技巧来说服大家，实现一种社会改革，福利政策确立的软着陆，我觉得有一些战略，但是应该有一些战略的技巧。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循着这个方向，我坦率地说，很累，有的时候也不被大家理解，但是尽管这样，我觉得很有意义。

知识界要有共识，要有数的意识

何兵：你这种思想让老百姓接受不那么难，你多到我们的讲堂上，多讲几次，我觉得老百姓都能接受。关键的不是怎么说服人民，也不是怎么教育人民，而是怎么说服领导，所以请你讲讲你的教育领导战略。

王振耀：你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也能回答，也不回避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根据我的体会，领导做起来不难，关键要把很多方案善于论证、善于提出方案来。

我要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讲一个秘密，我们知识界，我为什么老说知识界要转型呢？领导的决策，领导做好事的理念很强，但关键是有时候知识界论证起来，最后就让领导没法决策。比如说儿童大病救助，你们去查查，网上都快有了，这个也不否认，总理自己都掏腰包了，捐款来救李锐这个孩子，但是捐完之后，有的专家就提出来，给总理算笔帐，说全国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其中200万是儿童，大家知道总理在网上跟大家互动的时候，还说，他拿了将近100亿的医疗救助金，看来这是杯水车薪。后来总理把批示批出来，要建立儿童大病救助基金，最后这个事到了我这个司，我来办这个事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些同志来讨论，有个中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全国的儿童不就是2亿多吗，那要200万是白血病，那不就100来个孩子就有一个白血病吗，有那么高吗？

这中学生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就说对啊，那是大专家提的想法，很严肃地提出来，这怎么办呢。我们就下决心查一下，查了什么呢？查了卫生部的档案，又让一些地方做统计，有些县，比如河北、江西，你们来统计，到底有多少白血病患者，后来的数据发现，全国现在白血病儿童总共就是6万。大家知道，如果是200万，一人一年要花10万的话，概念就是2000亿，这是专家的数据。人们自然引用专家数据，说咱们搞不了大病救助。结果我们统计出来6万，这就是60万。我们又请了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大家来大辩论。当时上海的红十字会的会长，他谈了一个数据，他说上海的儿童大病救助是怎么做的呢？设立一个基金，孩子们每人每年交50-60块钱，上海是200万个儿童，然后政府再补贴50-60块钱，两个加起来差不多是2亿。这样，上海的儿童住院费基本就全免，即使是白血病，一年也可以报销到10万。一个白血病实际每年也差不多10万块钱。这样一算，上海市所有的孩子、所有的病住院费，2个亿就差不多了。据谢会长的介绍，还有一点结余，我们就算了一个帐，全国就是2亿多一点的儿童，不就是再扩大一百倍吗，200亿差不多就可以达到上海的水平了。所以大家看看，知识界，我常常说如何要形成一种共识，声音并且比较高，说服领导不难。关键是知识界莫衷一是，有的给你报的极高，好像还很有权威，最后弄得领导决策就左右为难。

今天谈的问题，其实我是很有体会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培养一种算帐的气氛，搞改革要经常算算帐，要有一个数据计算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刚才这位老师说了，我们几千年的民族传统，恰恰是不愿意计算数据，不愿意遵循程序，不愿意钻研各类技术。正像前些年说农业政策，一个会议上，一个教授说咱们的农村发展，说我们国家是小农经济，粮食产量比较低，因此得搞大农业。但他自己的PPT上，前面说我们粮食产量一年是5亿吨，过了一阵又说我们土地面积是全世界的1/10，再过了一阵又说全世界的粮食产量一年是20亿吨，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他没把这几个片子放一起，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的粮食产量太低。后来我发言的时候，我说你把那三个片子加起来，5亿吨粮食，占世界产量的1/4，你用1/10的土地产了占世界1/4的粮食，你怎么还能说中国粮食产量低啊。

我们研究政策，进行规划，我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不善于用数据来计算。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思想的转型。我为什么提出思想力，你的思考能力能不能数据化，如果数据化了，能说服很多领导干部。我可以说，高层领导决策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并且是相当容易的。关键是咱们这些数据，计算分析问题的方法能不能多一点，能不能有影响力一点。

立法空泛，缺乏程序和技术

Q6：王司长，谢谢您今天非常精彩的演讲。我想问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您刚才也提到，欧美一些国家，其实他们的福利立法是走在前面的，有了立法后，社会保障体系才大规模建立起来。近期的新闻，《社会保险法》推迟审议了，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立法上尽快有所进展。我觉得先有立法，然后整个国家才会迅速地推动起来。当然地方的创新也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全国各地都能像神木县学习，应该自上而下地推广。

王振耀：说得特别好，你最后还要把我的一点思想给挖出来。我过去在一些地方讲，有一个PPT，我今天把它删掉了。为什么？到政法大学来讲，要对老师们尊重，要对法学界尊重。

我们的立法，坦率地说，有一个特别大的缺陷，就是立法很空泛，不方便具体操作。比如社会保障、权益保障这类的法，全世界都没有的法我们都早早地立了，你看《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儿童保障法》，早早就有了，但是福利法就没有。所以我们的法有时候宽泛了，宽泛了以后，给大家的权益似乎很大，但给具体待遇的时候又没有依据。很多方面，我们都需要很具体的立法讨论，但是往往最后就变成一些非常不容易操作的、空泛的条文，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传统。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立法有必要转变一下，大家都要求一些具体的项目，更为实际可操作的内容形成为法律的话，我觉得中国整个社会的福利体系建设，前进的速度会非常快。但是我们大家流行的是，往往容易弄一个提法，弄很多新的理念，但是它到底有哪些程序，他不做了。我认为程序的价值，我一直在讲，大家不太注意。

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一说程序的设置到底有多大作用？大家都知道，前些年我做农村选举，农村选举我没有改变任何法律，依据宪法111条，试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是我发现，中国的法律都很好，但是它缺乏程序和技术，我就抓了一条，农村选举就这样展开了。但是，一开始，选举时，大家坐在座位上发选票，最后家族力量就控制选票，最后就打架。全世界都不能坐着发选票，要排队领选票，必须进入投票间秘密画票，就这两条，农村选举就整个发生变化，农民发现他们的权利就能得到更好的行使，实际上程序的价值就这样体现出来了。

有的地方也排队发选票，也有秘密画票间。但是说我们尊重民主，谁愿意进秘密画票间谁就进去。这样一来，搞得大家都不敢进，因为我一进去，就可能被当成反对的人。这样看起来好像很民主，其实是很不民主。所以很好的一套法，没有技术和程序来实施的时候，不管是民主制度建设，还是整个福利体系，我觉得很容易变成很空泛的东西。最后反而制造出很多社会矛盾。

所以我特别希望法学界，能更突出强调程序的价值。这样中国可能会更快一些进入法治社会。不知道你们是否同意我这样的看法。

何兵：我稍微辩解一下，不是法学家不愿意设立具体的程序，而是我们的决策部门不愿意去设立。把中国的立法没有细化归结于法学家那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我们客观地来说，在很大意义上，和政府自身是有关系的。

王振耀：我很赞成何院长的话，我不是归结为法学界，我是归结于法学的文化传统。你们教的学生将来就是官，有相当一部分就进入到政府，官员就是官员。所以你们把学生能教得出来了，改变一种文化传统，把程序的价值输入进去，可能变得更快一些。我们自己也是这种文化教育出来的，什么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天天也是在引经据典，社会主义法制定义是什么，资本主义专政是什么，我们那时候还不像你们现在，我们还是在批判这个那个，给了我们一堆传统的东西，我们自己也有体会。希望你们教育的时候多一点，咱们共同地努力。主持人：王司长提出立法的空泛，的确有不少立法是政策宣示性的，何兵老师告诉我们法律界的苦衷，政府可能需要一个政策宣示，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政策宣示性的法律法规把它颁布。但是，这个局面现在其实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我记得王司长在不同场合都批判过我们的文化传统，我记得在讲慈善事业的时候，曾经批判过我们的文化陋习对慈善事业的阻碍，比如“至善至上”的理念，“除恶务尽”的理念，不宽容的文化心态，尤其是对公众人物，不能容忍一点瑕疵。造讲到慈善事业时，王司长还倡导一种新的理念叫平民慈善，不能一说慈善就是有钱人的事。这些观点都是具有冲击性的。

在讲到社会福利制度的时候，王司长批评我们的文化传统很缺乏程序设计、重技术、重标准的能力，我是深有同感的。我个人曾经关注过美国的福利保障制度建设，他们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做了社会保障号，一直到60年代，约翰逊总统做“伟大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才把它逐渐完成，有的法律到1998年才完善。在推行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遇到新问题，不断地补充完善，比如，出现有人盗号了怎么办，它就补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社会保障号，后来逐渐有纳税人号，慢慢加上驾照、护照等，逐渐构成了完善的国民身份系统，在此基础上构建尽可能少漏洞的福利机制。

所以，我希望我们社会要有这样一个宽容和耐心，容许一个政策在开端时有不完善的地方，发现问题逐渐调整和修正。官员也生活在这个文化之中，我们的文化传统也决定官员的行为。希望能够多一些像王司长这样的官员，用言行来提升社会的信心。今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近二十分钟，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篇2：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历史进步

【专题考察角度：】

考题分布：16年一卷40题明清到晚晴时期人口问题及认识

16年二卷40题近代中国及西方人口迁移及认识 14年二卷东北移民特点及作用

16年三卷明清时期与近工业革命社会救济比较 15年二卷41题新中国成立以来节假日变迁 13年一卷40题中国古代与近代海洋利用 12年工业革命城市化带来交通信号灯变迁

【考向分析与知识定位】

一、历史变迁与人口问题，关注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

1、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发展、经济重心南移与人口迁移，租佃关系与明清时期人地矛盾。

2、人口迁移和人口增减的原因、内容与影响。原因：

内容：

影响：

二、从社会史观角度，看待社会救济、节假日、交通变迁等，以历史的眼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1、古今中外经济发展历程、近代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变迁。

2、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领域和影响 原因：

领域：

影响：

【典型训练】：

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明代自宣德以后，我国大部分省区发生过规模巨大的流民浪潮。这些流民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皇族、勋戚、官僚地主通过赐田、投献、圈占等手段，侵占小农土地；苛重的赋役，使农民不堪重负而逃亡。其直接诱因是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地区不时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扶老携幼、背井离乡，汇集成一股洪流，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洪流影响。在此基础上，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分化，传统的四民之说已经无法规范社会大发展下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新变化。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明人姚旅才重新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说。所谓“二十四民”，就是在士、农、工、商、兵、僧之外，新添了“十八民”，有道士、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小唱、优人等。这新增的“十八民”，全都是“不稼不穑”之民。“四民”或“六民”向“二十四民”的转化，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社会大流动的一种格局。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社会流动性初探》

材料二 英国在 16—18 世纪是一个社会流动尤其显著的社会。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社会 流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贵族的开放式单向度的；中间阶层向全社会成员开放，成为一 个生机勃勃的社会阶层；社会下层逐渐向无产阶级过度，没新社会准备了一个重要的部件。这种频繁社会流动的一个主要表现是贵族构成发生变化。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一共任命 了 18 人，虽然贵族的总数基本不变，但是贵族的构成却发生了变化。伊丽莎白任命的 18 名贵族中，只有两人出生于老贵族家庭，绝大部分贵族都是新贵族。他们有非贵族阶层跻 身贵族阶层，甚至一跃而成贵族。——摘编自刘贵华《近代早期英国的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及引起人口流动的原因。（15 分）

（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人口流动的原因。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 学知识，概括人口流动对中英两国产生的共同影响。（10 分）

2．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直接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稳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社会济贫问题上，宋代贯彻“由胎养到祭祀”主要是指慈幼。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修胎养令，规定凡下户怀妊而不能自存者，以粟颁赐之。宝祐四年(1257年)，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事实上，除慈幼局外，养老之居养院亦肩负育幼任务，且养至十五岁并免费入学。关于贫民之收养，设有专门机构，唐代有悲田院，宋因其旧于京师置东西福田院，以禀老疾孤穷丐者……至于漏泽园，是由政府提供公地，“埋葬无主死人……每年三元春冬醮记”。南渡后仍维持此制。这种由“胎养到祭祀”的福利，虽比当代福利国家所提供的涵益较广，但却主要是选择性，局限于贫而无告者之特殊对象。不过，在两宋，社会互助观念业已产生。社会互助始于宗族，这是以范仲淹的义庄为滥觞。这些义庄义田，是利用其田租以赡族人。南宋时，这种互助由宗族扩及乡党，这可从朱熹所提倡的社仓看出。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16世纪以前，英国救济穷人问题多通过基督教会、个人慈善捐款等方式解决，国家并未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英国圈地运动开始后，偷盗者、乞讨者日益增多，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为稳定社会秩序，1601年都铎王朝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救济办法因类而异：(1)强壮有力而不愿工作的不能得到任何救济，他们要接受强制劳动；(2)老弱残疾而不能工作的贫民可以得到救济；(3)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规定济贫官有帮助其找到工作的义务。

——摘编自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材料三

英国税收与福利对家庭收入的影响(1983—1984)

二战后，英国经济与社会矛盾都演变到及其严重地步。工党政府采取“福利国家”政策，这对于消除社会公平、保障居民基本生存条件、促进社会民生公正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同时社会改革，可谓顺乎历史潮流的明智选择，它也产生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政治安定、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福利国家”越来越成为英国政府的沉重负担，它与经济发展的效率发生了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如人才外流，人口老龄化，中产阶级日渐削弱。这个问题发展为“英国病”的新病因。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编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宋代济贫政策和英国福利制度的共同目的，并概括其实施过程中体现的相同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和所学知识，指出英国福利制度的影响与宋代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制度的认识。

1、（1）特点：社会分化明显，多阶层出现；行业特征突出;主要从农业流向商业、手工业等部门；双向流动。（答出3点给6分，答出4点给7分）原因：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商业的发展）；政府的控制放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赋役沉重；土地兼并加剧；科举制度的推动；自然灾害频繁等。（答出其中4点即可，8分）

（2）原因：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兴起，孕育了大量职业官僚人员；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新 航路开辟，产生大量富有的商人、新贵族；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为形式的文化运动，培 养了大批适应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6 分）共同影响：促进新的经济因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具 有民主色彩的思想产生。（4 分）

2、(1)共同目的：救济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

相同特点：政府制定相关法令、制度予以保障；国家救济和社会互助相结合；因救济对象不同而采取不同救济措施。

(2)不同影响：在保障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上效果更为显著；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导致了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增强了人们的社会保障意识和福利观念。

篇3：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

2010年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社会事业发展, 可以说是克服许多不利因素影响和战胜多方困难情况下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不利因素和困难突出表现在:一是全区社会事业基础薄弱, 社会发展水平低, 社会事业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矛盾突出;二是人才和教育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人才不足、基础教育薄弱、职业教育滞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等问题, 仍然是影响全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三是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 将使就业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使社会保障面临严峻挑战;四是缩小城乡公共服务之间差距的任务日益紧迫。社会事业公共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 农村社会事业十分落后和农民难以均等享有发展成果, 是增强社会公正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五是社会事业投入还难以得到必要的保证。由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央财政的依存度高, 在国家缺乏社会事业财政资金稳步增长机制和地方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事业多渠道筹资机制的情况下, 能否保证对社会事业持续、稳定的投入, 将影响整个社会事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六是传统社会管理体制难以对未来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进行有效的调控。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社会转型过程中引发各种社会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潜在的社会安全隐患也可能随时出现。

面对这些不利因素和困难, 区委、政府高瞻远瞩, 始终把加强“社会事业”工作作为扩大内需、保增长的重要举措, 出台了一系列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的优惠政策, 各乡镇、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决策, 结合各自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从而取得了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好形势, 为全区经济社会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一, 教育事业成果丰硕。率先在全市废除了区属中学高中扩招收费制度, 实行困难学生免费就餐、寄宿制学生免费住宿、免费接送政策, 有效减轻了家长负担。新建寄宿制学校5所, 建成了17所学校26个校舍建设项目, 撤并农村学校27所, 实现了1万名学生寄宿就读。筹资2000多万元, 为中小学校高标准配备了新型课桌凳、教学器材。全区教学质量再创佳绩, 本科上线1303人, 位居全市前列。第二, 卫生事业稳步推进。竭力解决城乡群众看病难问题, 完成了区医院住院楼主体工程, 新增中央投资的卫生院建设项目已全面竣工, 全部完成了30所标准化卫生所建设任务, 筹资260万元对彭原卫生院、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项目进行维修改造;启动了新农合与大病救助“一站式”服务试点工作, 在将报销费用比例提高10%的基础上, 区财政在政策之外有额外拿出170万元, 救助特大疾病患者65人, 最高获救助达10万元。截止10月份, 全区共计补偿医药费134396人次2381.49万元, 其中:补偿门诊121972万人次194.46万元;补偿住院12424万人次2187.03万元。住院补偿比例为41%。加强了五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传染病防控和公共卫生事件处置, 全年未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第三, 文体事业日益繁荣。启动了西峰文化传媒中心建设, 新建乡镇综合文化站2个, 新建农家书屋22个, 成功承办了第八届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暨陕甘宁蒙四省 (区) 毗邻县 (市、区、旗) 政协第25次联谊会, 销售各类民俗产品45.2万件, 销售金额达到548万元以上;《忆南梁》获人民之春全国歌曲十大金曲奖, 《瑶山秋歌》获第五届感动中国全国词曲作品大赛三等奖, 《对峙》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入围奖和中国作家全国文学一等奖;加大了文化市场整治力度, 依法取缔黑网吧2家。第四, 广播事业富有成效。为全区加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宣传舆论氛围, 截止11月底, 电视《西峰新闻》共播出新闻稿件930多条;“西峰网”站上载发布各类图像新闻、文字新闻、视频新闻5200多条, 浏览量已突破13万人次。年内摄制完成了电视专题片12部;完成了全区7乡镇、71个行政村、264个自然村, 9562户的广播电视“村村通”设备安装、调试任务;放映各类故事片、科教片1200场次, 超额观众人数达6万多人。第五,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配合省市成功举行了全省第十二届运动会, 启动了11所学校标准化操场建设工程, 建成城乡各类体育活动场所60多处。第六, 计生事业形势好转。截止9月底, 人口出生率为12.33‰, 自增率为6.07‰, 出生人口4200人, 农村计划生育率为85.8%,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为90%, 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国优”标准。完成城区8处人口文化广场、乡镇街办各建成1个人口文化大院, 建成人口文化书屋115个。筹资206.8万元新 (改扩) 建计生技术服务机构, 实现了示范化设置标准。积极开展男性生殖健康活动, 男性参与率达到22.13%。第七, 民生改善富有成效。新增城镇医疗等5大保险7441人, 为全区384名村干部建立了养老保险。加大再就业扶持力度, 开展就业培训6800多人次, 发放小额担保贷款1540人、8039万元。建成农村小康住宅1226户, 开工建设城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8.3万平方米, 庆化300万吨炼化项目区3处搬迁农户安置小区全面开工建设。

总之, 2010年社会事业发展形势好于预期, 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突出亮点, 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大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社会事业发展仍面临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目前看,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全区社会事业发展的基本走势, 整个社会事业发展仍然保持了良好的态势, 但也的确暴露出全区社会事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 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第一, 在教育方面。教师队伍不够精良, 全区小学、初中学历达标率分别为85.8%和93.2%, 均低于全市95.2%、90.5%的平均水平。全区教师第一学历非师范专业的就有1300多人, 以工代教186人。外聘教师待遇难以落实, 专业教师引进困难。家长要求高质量的高中阶段教育与办学水平不高的矛盾日益凸显。高中阶段班额过大, 甚至有些学校已经超过80人。资金缺口大, 职业教育实践性强, 对实验实习设备的依赖性大, 基础设施投入高, 全面完成职教中心的建设规划, 所需经费十分困难。教育设施不够充裕, 全区学校面积普遍偏小, 生均占有设施普遍偏少。全区区镇中小学生均校舍分别为3.46和2.99平方米, 远远低于国家最低标准5.59和4.18平方米。学校校舍及教学内配设施陈旧、落后, 且严重短缺。各校图书室、仪器室、实验室、信息化建设等教学必备配置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和教育教学需求。教育发展不够均衡。城区现有在校学生23347人, 占全区普通中小学生总数的43.8%, 平均班额61人, 最大班额高达76人。农村在校学生29875人, 占全区普通中小学生总数的56.13%, 农村义教阶段学生平均班额只有28人, 百人以下学校35所, 10人以下班级有80个。目前城区各班人数都在65—78人之间超负荷运转。贫困救助不够全面, 多数初中学校没有住宿条件, 学生在附近群众家寄宿, 存在管理难度和极大的安全隐患。留守儿童教育困难, 全区边远学校学生家长外出打工, 城边学生家长忙于生意, 无暇顾及孩子品德养成和学习提升。寄宿学生多, 但补助生活费名额少, 致使部分家庭困难学生得不到应有救助。

第二, 在卫生方面。医疗卫生方面专业技术人员缺乏, 一方面招录人才不易, 由于我区各方面条件有限, 人员招录难度大;另一方面留住人才更难, 全区交通区位虽有所改变, 但与发达城市相比, 差距仍然十分大, 条件苦、环境差, 不容易留住人。公共卫生投入配套经费不足。社区卫生服务由于投入不够, 配套经费

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以宁夏吴忠市为例

摘要:“保持非均衡度适度化, 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这为落后地区快速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运用资源比较优势大力实施大项目带动工业化发展是实现欠发达地区———吴忠市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吴忠市经济增长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模式, 对金融需求依赖程度很高。伴随后危机时代的到来, 中国在实体经济稳定复苏之后, 必然会面对扩张性政策的退出问题。文章以宁夏吴忠市为例, 通过分析吴忠市经济发展特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路径选择、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机遇, 结合经济理论, 通过定性、定量分析在后危机时代金融如何更好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服务于区域经济, 实现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提出金融支持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地方经济金融危机后金融危机时代跨越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 (2011) 03-230-02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跨越式发展必要性理论分析

非均衡发展理论起源于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增长极的运行机制作了补充提出了“回波效应”、“扩散效应”两种循环积累因果运动效应。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基本经济运动模式按照“均衡—不均衡—新的均衡……”的过程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非均衡增长要在合理度的范围内。但是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 回波效应总是先于和大于扩散效应, 如果放任市场机制自发作用, 非均衡就会打破合适度的范围, 产生阻碍“新均衡”的发展。我们选择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 正确处理“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关系。非均衡协调发展首先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的选择, 强调按照最大效率原则配置和利用社会和经济资源, 使之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其次, 它强调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即国家通过宏观政策调控确保区域经济非均衡度的适度化, 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吴忠市跨越式发展必要性分析

2007年12月, 吴忠市委、市政府提出全力推进吴忠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本文将运用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来分析吴忠市提出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必要性。

改革开放30年来, 西部GDP占全国GDP的比重总体仍然呈下降趋势, 2009年在西部12省市中, 宁夏GDP总量占比为1.77%, 排名倒数第三, 在西部五省份中, 占比为6.4%, 排名仅前于青海省, 而吴忠市在宁夏区内经济发展水平又比较较低, 2009年, 吴忠市GDP为185.89亿元, 迟迟未能划拨到位, 相关工作的开展不能满足

工作漠视, 资金投入不足, 很多亟待实施的保护项目无法进行保护, 部分文物由于保管不善而遭损毁, 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因为资金短缺无法征集, 未能予以妥善保存而遭毁弃或遗失。政策扶持不到位,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文化产业发展速度缓慢。广播电视基础设施严重不足, 全区没有专门的电视台, 造成周边县区及省市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了解不够深入, 致使影响西峰经济社会发展。

人群健康需要。

第三, 在文化广播方面。文化人才队伍“短腿”现象严重。现有的文化工作人员中, 年龄结构老化, 文化程度偏低, 业务能力不高, 缺乏文化专业特长, 而且多数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工作人员普遍被挪作他用, 专干不专的现象十分突出。文化产业发展资金投入不力, 缺乏人才支撑, 新产品研发不够。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认识不明确, 概念模糊, 对保护

●蔺小梅

仅占宁夏的13.93%。从吴忠市GDP增长率和宁夏GDP增长率两个指标历年数据看 (图1) , 吴忠市经济增长率和宁夏经济增长率相比, 稳定性差, 而且预期增长率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这种趋势将恶化吴忠市在宁夏区内落后的情况, 从历年的数据反映的吴忠市GDP占宁夏比重呈现稳中下降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三、实现吴忠市经济跨越式发展路径分析

1. 比较优势理论分析。

比较优势理论是李嘉图在批判斯密的绝对优势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地区应根据要素禀赋情况进行合理分工, 建立和发展在资源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获得比较利益。比较优势的核心意义是根据“优中取优, 劣中取劣”的原则, 积极扶持自己的优势产业, 并造就一批能导致本地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模式, 这也是非均衡增长理论的思想所在。西部地区要取得发展关键是怎样利用这些比较优势使其成为西部地区发展的动力, 西部地区必须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 在大开发过程中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 发展具有特色的产业, 树立发展极。

2. 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吴忠市为例的比较优势分析。

吴忠市位于宁夏中部, 是中国回族主要聚居区之一, 矿产资源丰富是其主要发展优势, 主要有石油、煤炭、矿石、天然气等30多种矿产资源。石油储量3700万吨, 天然气储量8000亿立方米, 是陕甘宁油田的核心部分;已探明煤炭储量70亿吨, 仅吴忠太阳山开发区煤矿探明储量 (约65亿吨) 就占全宁夏煤炭储量的20%。石灰岩储量49亿吨, 冶镁白云岩储量23.69亿吨, 冶镁白云岩品位高, 含量达23%, 是全国少有的高品位白云岩矿, 极易开采。宁夏冶炼金属镁原料的90%来自吴忠太阳山开发区, 新材料产业 (铝、镁、PVC等) :已具备28万吨电解铝、2.5万吨金属镁、10万吨PVC树脂生产能力。

3. 吴忠市经济发展特征。

(1) 工业是拉动吴忠市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吴忠市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2009年吴忠市三次产业比重为16.08∶53.55∶30.37, 与1998年的30.5∶42∶27相比, 二次产业日益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 (2) 投资是拉动吴忠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09年, 吴忠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85.89亿, 是1998年四倍, 其中投资率 (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

对计生、体育的发展重视不够, 引导不力, 存在重经济指标、轻社会指标的现象。特别是乡镇普遍对体育工作不重视, 全区除极少数乡镇外, 无暇过问体育工作。此外, 还有少数群众生育观念还相对落后, 稳定低生育水平压力仍较大, 致使全区人口发展问题较为复杂。考核力度不够。在考核机制中, 除人口和计生工作因实行“一票否决”制取得了良好效果外, 体育因未全面纳入考核, 对真正与广大群众直接接触的和有直接影响力的乡镇 (下转第234页)

第四, 在计生体育方面。部分部门、乡镇 (上接第230页) 基本没有多大压力, 是导致个别部门、大多数乡镇对体育工作不够重视的主要原因。

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更快发展的对策措施

解决好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的难题, 关键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 应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大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加快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体实施举措, 应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加大力度。

第一, 加快建立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积极实施“中学教育城市化、小学教育城镇化、职业教育规化、学前教育规划化”的教育布局调整战略。到2015年, 全面撤并所有农村学校, 实现教育城市化目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整合西峰职中和陇东职专, 创办西峰职教中心, 使全区不能升入高中就读的学生全部进入职业学校接受教育, 并享受“两免一保” (免试、免费、保就业) 政策。关心特殊教育, 鼓励民办教育, 到2015年, 区属民办幼儿园全部建成市级以上示范园。

第二, 加快建立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乡镇和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创建活动, 进一步抓好科技特派员工作, 扎实推进科技入户工程。建办中国西部县域产业开发应用技术研究院, 下设能源衍生物开发应用研究所、商品包装设计研究所、民俗工艺品开发应用研究所、陇东特色粮食作物良种化开发研究所、蔬菜产业技术应用研究所、苹果产业应用技术研究所等6个专业研究所, 为全区经济发展发挥“泵血功能”。

第三, 加快建立基本的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监管供应体系和涵盖卫生应急、疾病防控、医疗救助、妇幼保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综合卫生信息服务中心。加快推进区、乡、村三级卫生基础设施达标建设, 着力实施好区人民医院扩建、区疾控服务体系建设、区妇幼保健中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大厅、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所等项目, 大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落实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各项“奖、优、免、补”政策, 扩大“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实施范围, 加大区乡计划生育服务站 (所) 建设步伐, 力争到2012年, 全区5乡2镇3个街道办事处全部建有独立的计生服务站, 并配有先进的医疗、保健、检测仪器, 提高出生缺陷率。

第四, 加快建立繁荣的文化体系。加强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维修改造区图书馆, 争取实施区博物馆, 加快实施乡镇文化站和农家书屋建设项目, 力争到2015年, 全区实现“三室一场五有”。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完成肖金塔维修, 2012年完成彭原古汉墓开发项目的立项审批, 2013年完成我区国保单位“南佐遗址”的开发论证及方案设计, 并通过国家文物局立项。积极实施全民健身工程, 加快体育场馆建设, 配合办好全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和全省第六届农民运动会。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在完善现有旅游景点配套设施的同时, 进一步拓展旅游市场, 提高旅游业的层次、规模和效益。

第五, 加快建立充分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体系。加快建立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等保障制度, 完善农村受灾群众救助制度和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统筹规划人力资源开发工作, 改进公务员招考方式, 加大面试比例。抓好人才队伍建设, 多方面开发就业岗位, 力争到2011年劳动力就业率达到92%, 城镇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第六, 加快建立规范的防灾减灾体系。全力抓好灾后恢复重建“三项工程”建设, 提高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信设施抗灾保障能力。建立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应急处置体系, 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和防御雷电灾害等先进设备建设, 提高监测水平、应急救援能力、灾害处置能力和农村居民防灾安全保障能力。

摘要：2010年,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全区社会事业发展克服许多不利因素影响取得重大成就, 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大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 今后应采取加快建立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基本的医疗服务体系、繁荣的文化体系、充分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体系、规范的防灾减灾体系等措施, 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事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举措

参考文献

篇4：市场经济与社会福利可以兼容

从市场到福利社会主义，又从福利社会到市场

“老欧洲”国家几乎是清一色的福利型国家，“全民福利”的理念，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人人平等、优先保障社会公平的原则。

在医保方面，“老欧洲”各国普遍实行国家卫生服务制度（NHS），其特点是卫生经费主要来源于税收和社会慈善经费，居民享受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

如英国，1948年始行NHS，覆盖范围遍及全体国民及一切有合法身份的外籍侨民。英国式NHS的特点是社区医院－专科医生－专门医院、覆盖全社会的层级医疗体系，和完全公平、一视同仁的医疗福利原则。加入NHS是强制性的、免费的，加入者可免费在社区医院就诊，挂号、门诊费用全免。药费方面，不论所开为何药，每张处方收取处方费5.55英镑，50岁以上老人、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怀孕妇女等则免收。

英国同时存在私人医疗保险计划，作为NHS的补充，特点是在看专科或动大手术时可以自由选择、寻求更好的医生和医疗条件，且无需忍受排队等待治疗的痛苦，但费用高昂，一般家庭很难消受。英国医保资金来源主要为税收和慈善捐款，加入医保计划不另行收费。

自1883年就建立医保体系的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它所实行的是典型的“公共合同型”医保，特点是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互助共济，主要由雇主和雇员缴纳，政府酌情补贴。因实行报销制，德国可自由选择医院，各级医院一律开放门诊。由于实行基金化管理，德国医保挂钩医院不但有公立的，同样有私立的。

在退休和失业保险方面，“老欧洲”各国也普遍实行福利退休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并覆盖城乡所有拥有或曾拥有全日制工作职位的劳动者。在休息权方面，“老欧洲”各国普遍实行“法定假日+带薪休假+双休日”的体制，是全球最早推行8小时工作制、最早提出44小时、40小时和35小时工作制（法国）的国家。

而在著名的“福利天堂”——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福利更是覆盖“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人生。

这些福利体系的建立，都是在工业化时代全盛期逐步获得的社会进步，并非对市场经济的“反动”。恰恰相反，它是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和补充，通过这些福利体系的落实和完善，“老欧洲”国家的社会从动荡到稳定，并在二战后至今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劳与资、社会与政府间的关系也趋于平和，矛盾的解决被纳入社会正常体系。

毋庸否认的是，这种“福利社会主义”的过度发展，对市场经济构成一定压力，诸如政府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公营事业效率不高等。对此，自上世纪80年代起，英、德、法、荷等国相继进行了3轮或激进或温和的福利体制改革，其共同特点是引入更多市场化元素，在保障基本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优质優价”的竞争优势。这种“从市场到福利社会主义，又从福利社会主义到市场”的循环同样不是对福利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一种螺旋上升的社会进步形态。

国企改革：各国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老欧洲”虽然历经几次私有化大潮，但至今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定规模的国企，主要分布在电信、铁路、邮政服务、金融、军工等垄断和公用事业领域，且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国企体制改革。

在法国，经历了1936、1945和1981年三次企业国有化浪潮，此后又经历了1986、1993和2002～2006年三次国企私有化浪潮。国有化程度最高时，全国拥有国企4300多家， 2000名员工规模以上的企业几乎都是国企，占工业企业总营业额的40%，出口占34%，投资额占30%。如今则仅在航空航天、电子、军工、电力、燃气、交通等领域保持较多国企。2005年，德维尔潘担任总理时提出“百日复兴计划”，将国企私有化当作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的灵丹妙药，先后转让法国电信、法国燃气公司部分国资股，并推行高速公路私有化，但此举因在降低赤字、刺激增长和促进就业等方面并无实效而饱受诟病，并在欧洲金融危机大爆发后陷于进退维谷的局面。在德国，国企总数仍占全国企业总数一成左右，德国铁路、德国邮政、市镇级别的储蓄银行和州立银行、复兴信贷银行等都有国资股，此外，一些已完成改制的股份制企业，如德国电信和大名鼎鼎的大众公司等，都保留着大量国有职工。在英国，由于撒切尔时代大刀阔斧的私有化，国企规模在西欧是最小的，产值仅占GDP不到2%。在意大利，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如铁路、邮电、市政、公交、能源等，大多属于“直接国有”或“间接国有”。在西班牙，国家工业局下属的国有企业仍在若干工业领域占据一定份额。在北欧各国，国企比例较大，国企私有化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

各国改革国企的思路大同小异，主要是通过股份制和私有化，减少国家控股比例，并退出非要害部门；通过裁减冗员，提高效率，减轻社会负担；通过转变职能，强化国企企业属性和服务属性，减少“衙门气”；通过引入竞争机制，避免国企利用自己“国字号”身份获得不当利益，确保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等等。

具体措施上，各国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法国在国企转变职能方面积累丰富经验，长期国有化经营的国营铁路公司被称为“最佳垄断企业”，保持了高盈利和高社会服务职能的平衡，采用“高铁高价、普通铁路低价”、“涨价后必推出折价优惠活动”等折衷方法，在国铁盈利和确保公共服务两方面都取得了不错成绩。在德国，1957年通过的《反限制竞争法》从法律层面确保“有国企，无垄断”，任何公有企业都不能凭借自己的国企身份，获得市场的特别优势地位。按照德国人自己的说法，除了政策性的复兴信贷银行，德国不存在任何只许国企经营而不让私企“准入”的领域。在西班牙，政府成立了类似于“国资委”的“国家工业局”，承担公司业绩监管、公司间资源合理配置与再分配、股份制与私有化、员工管理及工会选举等各方面事务，既管国企又管“卖国企”，从而实现企业经营管理自主和政府对国企有效控制的兼顾。

当然，在国企经营和改革方面，各国也都有自己难念的经。

成绩最大、问题也最多的法国，国企改革的关键，是近20年来政府的改革目标始终未能实现：国企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私有化，但政府开支和财政赤字始终未见减少，社会失业率甚至大幅上升，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与之相反，公共服务价格却随着私有化的推广而大幅上升，这令民众对私有化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百日复兴计划”的进退维谷，至今未“达标”，就于此有很大关系。在德国，尽管许多大型国企名义上实行了私有化、股份制，但当初为确保平稳过渡，却容忍了数以万计“私企中公有制工人”的存在。这些人在私企工作，却端着砸不烂的国企“铁饭碗”，背后是强大的工会撑腰，如德国邮政已实行股份制10年以上，却养着6万名之多的“铁饭碗”职工。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工会势力的庞大，和德国大型企业中残存的“国企尾巴”，令德国企业在全球化大潮中丧失了应有的竞争力。

英国是国企改革较彻底也较成功的欧洲国家，但即便如此，当金融危机大潮袭来，人们也开始抱怨“过度的非国有化”令社会服务机能下降。

而北欧各国，国企改革的步伐就显得更加沉重。

由此可见，在“老欧洲”，一方面国企未必一定和垄断、特权、低效挂钩；另一方面，国企的确存在效率低下、冗员繁多等问题。国企需要改革是欧洲各国的共识，而股份化、私有化则是改革的大方向，但在改革中应兼顾职工利益、社会利益，且不能以牺牲原国企社会服务功能为代价。由于持续不断的金融、债务危机和经济低迷，自2007年以来，“老欧洲”的国企改革正面对着更加艰难的环境。

“老欧洲”的国企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随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应运而生的（尽管许多“老欧洲”国企最初的诞生是“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的，但即便最“非社会主义”的早期德国国企，也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改革模型），又在国有经济模式遭遇瓶颈之际，驾轻就熟地向市场经济要效益、找答案、寻出路。在经济领域，这种“社会福利主义”和市场经济同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螺旋上升的局面，而非简单的轮回。

“老欧洲”大半个世纪的螺旋发展模式

“老欧洲”各国普遍存在强大的左翼势力，而在“福利天堂”——北欧各国，情况更是如此。

英国的工党是老牌政党，自1924年至今曾5次上臺执政，如今仍是“官方反对党”（英系国家对议会最大反对党的称呼），而在联合王国四大组成部分之一的威尔士，工党至今仍是执政党。

血缘复杂的法国社会党是欧洲最大的左翼政党。这个党的前身在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多次以联合执政党身份入阁，第五共和国时期更出现了长达14年的“密特朗时代”。如今执政的奥朗德政权同样是社会党政权，他在大选中的胜利被认为是新时期欧洲中左势力复兴的标志性事件。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老牌左翼政党，二战结束后，以社民党为核心组成的中左“红黄绿联盟”（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的联盟）曾多次组阁，21世纪以来势力有所消退，但仍是德国联邦和地方政坛主流政治力量之一。

西班牙工人社会主义党成立于1879年，自1982年起先后5次上台执政，如今则是最大在野党。

意大利在战后一直是左翼政党活跃的“老欧洲”地区，如今经过多次整合，以“自由社会主义”大联盟形式出现的“意大利民主党”仍是意两大主流政党之一。

需特别提到的，是实际权力不大但象征意义重大的欧洲议会：在全部785个议席中，社会党联盟（PSE）占据217席，仅次于中右的人民党—民主党联盟（PPE-DE，288席），是第二大党团联盟，这也大体反映了相关政党在“老欧洲”的比重，以及市场和“社会福利主义”相辅相成、共存共生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老欧洲”普遍进入“两头细、中间粗”，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全新社会结构模式，这一方面令追求社会平等的理念得以突出，另一方面也令传统上依赖产业工人和工团主义的模式受到抑制。

另一个有趣现象是妇女参政：左翼力量发展越充分的国家，妇女参政比例越高。近几届法国政府阁员中女性比例节节上升，而北欧各国内阁、议会中女性比例已接近甚至超过50%。

在经历最初的血与火之后，“老欧洲”的“社会主义”和市场摆脱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互不兼容模式，而是逐渐发展成“一枚欧元硬币的正反两面”。当市场调节功能遇阻、社会公平性受到损害时，欧洲人会从社会主义中寻找答案，而当公平妨碍了效率，对官僚主义的不满超过对社会公平的要求时，市场因素又成为挽救“福利社会主义”的一剂猛药。

愈市场，愈社会主义；愈社会主义，愈市场——“老欧洲”大半个世纪的这一螺旋发展模式，值得观察、思考。

篇5：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

演讲者简介：

马戎,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系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研究、人口迁移研究、城市化研究、民族关系研究、西藏研究。参加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国际人口科学学会（理事）。

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来谈一谈社会学。因为这个讲座是面向全校同学，有些其他系和专业的学生对于社会学可能并不了解，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社会学这个学科和它的作用。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1．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点？

2．社会学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人类社会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它所能提供的哪些启示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提供的？

3．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思想中也产生了许多疑问。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当前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为我们思考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学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一、什么是社会学？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说法，“社会学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群体、阶级、民族、文化乃至人们通常所说的全部社会的宏观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2000：6）。换言之，凡是与人的社会性（而不是自然性，如医学、生理学等）相关的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也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那么社会学与这些学科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社会学与这些同样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相比，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它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在于社会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当社会学用自己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中与经济、法律、政治、历史等相关的现象时，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分支，如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民族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等。

二、什么是社会学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

1.首先，社会学主张从综合和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主张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机构、功能。人类比无机物、植物、动物要复杂得多，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也远比自然界要复杂得多。人类社会当中的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各种现象，都不是各自孤立发生、存在和变化的，所以不应该人为地用一些各自限定自己特定对象的学科（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把人类社会切割为几个似乎可以划分开的领域，而每个学科似乎只需要对其中某个领域予以关注。

例如：研究一个国家中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内容、教学方法等）是不能脱离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政府关于教育的立法、历史上形成的民众对于教育的态度等等。

2.社会学重视人类社会的“多元性”，我们在谈到当今社会的“全球化”时，必须要注意到，在这个地球上自人类出现以来直到今天，各个国家、地区长期存在着“社会多样性”（如同自然界存在着“生物多样性”一样），不仅仅存在着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澳洲土著这些肤色、体质方面的差别和种族多样性，还存在着在几千年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个族群、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是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文化多样性。欧洲的社会组织和宗教文化，与中国、印度的社会组织、文化很不一样。正是由于对于这些差异的认识，使得今天在一些国家里，“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思潮是并存的。

在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空间和地理上的距离和旅行的困难，为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人员和文化交流造成了障碍，人们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形成了在文化习俗、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应当说，在地球的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既存在共性和普遍规律，也存在着各自的特性、存在着多样化。

人类社会不但就地区、国家、群体而言，存在着多样性，每个个体也都有自己的特征，除非将来“克隆人”出现，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分析具体个人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个多维角度的问题。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社会学常说的“角色论”，即一个人可能同时具备多种社会角色。这个分析视角，比单纯强调其中的一个角色、一重身份，在解释人们行为的时候会更科学、更有说服力。比如在解放前，一个资本家，他凭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存在着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他与工人之间是阶级矛盾，这当然是很本质性的矛盾；但同时他可能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会拿出一部分钱做慈善事业帮助穷人；同时他可能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反对当亡国奴，为抗战而奔走活动；在政治上他可能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重要职务，反对共产党；但同时他可能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发现儿子是共产党后，没有做到“大义灭亲”，而是掩护儿子逃走或保释他出狱。在这个人身上，实际具有多重角色，他的观念和行为，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下，根据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形成的。这应当说比简单地从他的“阶级成分”、“政治身份”这些单一的（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对他下结论、做判断要更符合实际情况，在解释人们做出的看起来相互矛盾的行为方面，也更具有说服力。

3.社会学重视社会变化过程的动态分析。社会的结构和人们的观念行为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不断在变化，它绝不是用静态的视角所能够解释与分析的。一个政策出台，在制定时，决策者是有他的种种考虑的，有一些原因促使他关注到这些相关的因素；当这个政策在社会中实际推行时，社会成员会做出一些决策者预料到并且期待的反应，但是也会出现其他决策者没有预料到的反应；最后政策执行所造成的综合性结果，很可能与决策者最初的预期不完全一致。我们看到了实际出现的结果，但是只有深入观察、跟踪政策推行全过程中社会里各个群体的反应、他们之间的互动、控制或影响这些互动的机制（官方体制的或民间传统习俗），才能理解和解释这些结果，分析最后结果与最初设计的预期目标之间发生差别的原因。

举一个例子，我们前几年在研究乡镇企业时，不仅仅注意政府对于乡镇企业的政策、这些企业印在书面上的规章制度和上报的各项统计数字，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些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组织和协调机制，以及企业职工中各类群体对于企业决策过程和日常工作运行的评价。

三、社会学在方法论方面有什么特点？

1.社会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和“实证研究”，反对一切教条主义

社会学在其创始时，主要的精神就是想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引入到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真正建立起“社会科学”。

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只能通过深入社会实际的亲身调查，从感性知识入手，经过归纳分析，使这些零散、反映现象的感性知识系统化并找出其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上升到

理性化的知识，成为对社会变化规律的总结。这一点，是一切真正以科学态度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都会坚持的。当年毛泽东同志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各个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为了了解北伐时期农村中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演变，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说，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大量深入的实际调查中总结出来的，凡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冒进或极“左”的方针政策，都是在缺乏调查研究、脱离实际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也是根据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农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本着实事求是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而制定出来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改革事业得以不断发展的保障。这也正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精神。

2.结合微观（个人）研究和宏观（群体）研究

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分别研究宏观经济现象和具体个人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不但研究这两个层次，同时十分注意把两者结合起来。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利益与个体也是密切相关的，群体的情绪也时常可以影响和感染个体的情绪。比如在北京有大约250万流动或暂住人口，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要分析他们来北京的原因，在北京从事的职业，他们收入来源的结构、数量与稳定程度，他们的消费，他们自身的组织和与北京市民之间的交往，等等这些情况，都只能通过对其中抽样选择出来的一定数量的个人进行调查才能够得到。通过个体的行为来认识群体，通过群体的行为来检验得自于个体的知识。

3.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这里有两点，一是作为科学的实证研究，所使用的各项指标必须能够量化，否则无法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能满足于模糊的“印象”。比如有人告诉你说，一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很好，过去很好，现在也很好，我们对于这个回答不会满意，因为这只是个“印象”，无法证明。如果他告诉你，1970年这个地方两个民族之间只有10%学习并掌握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有1%的婚姻属于族际通婚，而1995年有50%掌握了对方的语言，在登记的婚姻中有15%属于族际通婚，如果这些数字准确，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在这个时期内确实得到改善。因为根据国际上民族社会学大量实证研究的经验，这些指标可以说明民族之间交往和相互融合的程度。

第二个方面，就是通过科学的抽样方法，来确定微观层次的调查结果能否说明宏观群体。抽样方法来自数学的概率论，一个工厂生产10万个瓶子，如何检验产品质量的合格率？当然不可能把每个瓶子都测量一遍。数学概率论的发展向我们提供了抽样理论和技术，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和程序，抽选出50个瓶子，我们就可以有比如说95%的信心，认为这10万个瓶子的合格率有多高。这是数学证明了的方法，我们社会学的人拿来使用就可以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大量的数据已经完全用计算机来统计分析了。大量和及时地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是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也是社会学得以不断发展的一个关键。

4.强调“比较研究”

大和小，高和低，冷和热，这些相对性的概念只有在具体事物的比较当中才存在，才有意义。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事物之间存在着的共性和个性，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模式的特点，都只有经过相互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鉴别和确定。这种比较，可以是横向的，在不同地域空间和群体之间进行比较，如我们常说“要符合中国国情”，什么是“中国国情”？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有哪些共性，有哪些特点？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其他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企业相比有哪些特点？这些方面的比较可以提供许多启示。“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纵向的，比较我国今天的国有企业，经过了一系列体制改革

之后，与80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相比，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通过实证性的比较研究，我们才可能获得可以体现在具体指标上的共性和个性的确定，提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研究成果。

四、社会学的应用

下面我们试图通过一些例子，来具体说明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在视角和方法上有什么差别，在理解和分析实际社会现象中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第一个例子：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政府开始重视经济生产，而且也重新反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物质刺激”的极“左”批判。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厂开始给一部分工人发“奖金”。从经济学的原理和在其他许多国家和社会中的实践来看，为一部分工作努力、成绩显著的职工发奖金，都可以起到“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保留着“文革”运动中被强化了的“平均主义”观念，所以奖金发下来之后，是什么结果呢？那时工人们当中通常是两种办法，一是大家商议好了轮流评“优秀”拿奖金，最后的结果是人人都有份；二是拿到奖金的工人把全班组请到饭馆里，大家一起把奖金全部吃掉。如果拿到奖金的人，不这样做，而真的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他就会在班组受到孤立和打击报复。所以这个在其他社会通常能够起到“奖勤罚懒”作用的发奖金制度，在那时的中国企业里对生产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只是徒然地增加了生产的成本。

如果对当时人们普遍的观念比较了解，通过“试点”考察一下在发奖金过程中人们的反应和实际效果，可能就不会大规模地采取这种激励的办法。

第二个例子：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来，沿海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得很快，经济效益也很好，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到差不多三分之一，在出口中几乎占到一半。后来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没有乡镇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很难下决心的。人们长期讨论一个问题，当时许多原材料还没有在市场上完全放开，乡镇企业在购买这些原材料时比国有企业付出的价格要高，它们也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得到大量无息或低息贷款，它们向国家交纳的税金也比国有企业要高，在进口设备原料等方面在审批、价格等方面也得不到政府给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那么为什么在这种种不利的竞争条件下，乡镇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还能够低于国有企业产品，而且还能够赚钱、有积累和发展，而尽管各级政府千方百计支持和补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还是严重亏损？

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很难解释的。因为经济学重视抽象的概念，见数字不见活人。而社会学最关注的是对活生生的人群的研究。我们1992年在江苏和山东调查了30个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乡镇企业，详细了解了它们的创立过程、日常管理、分配制度和推销产品的办法。通过这些个案的剖析，我们发现，这些乡镇企业以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企业，它们是社区所有的经济实体，在土地的获得、贷款的争取方面得到了基层政权组织的全力支持，在分配制度方面也非常灵活。农民计算自己的劳动与城里工人是不一样的，作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而饭总是要吃的，所以到本村的厂子里干活，能挣到一点钱，他们就认为比在家里闲呆着要好。而乡镇企业如果破产，他们就连这个挣钱的机会也失去了。所以我们发现，当一些厂子在财务上面临困难时，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可以给乡镇企业工人少发工资甚至不发工资，而企业照常开工运转，这在城里的国有企业或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乡镇企业可以廉价得到本地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如粮食加工），可以说服职工少拿工资，这样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形成资本积累。

这些情况，不到实地去调查，不与当地企业职工具体交谈，是不可能了解到的。经济学家如果根据经济学的定理出发，根据“经济人”假设（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很难理解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现象，因为人们除了经济考虑（收入额）之外，还有其他考虑，如社会人际关系、道德形象等等。

第三个例子，我国自80年代以来，深感“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律秩序的破坏，提出“法治”建设的问题。这些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无数的法律，但是许多法律条文的名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西方国家的现有法律制定的，这些法律产生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带有其传统政治观念的内涵，而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很不相同的传统。西方的法律注重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作为个人有过什么权利？以保护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法律和法治精神，要在几千年传统的中国社会扎下根来，是单凭全国人大通过几个法律就可以完成的吗？

可能有些法律条文，它们指的是什么？它们在西方国家被制定出来是为了限制什么？我们对此还没有搞清楚，就匆匆忙忙地拿过来并且通过了。大家也因此认为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了。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在基层社区、法院的调查来分析一下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你可能会发现，群众当中的纠纷，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按照老传统，在社区内通过地方权威人物或中介人寻求调解，调解不成才告到法院，而到了法院，法院的人员也首先是试图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在宣判的时候也必须充分注意当地民众传统的“公平”、“公正”观念，尽管这些观念与正式法律不完全吻合。民众当中，传统上有自己的“乡规民约”，有民间的习惯法。汉族有，少数民族也有。在执行政府官方制定的法律时，可能在公文上走的是官方规定的程序，实际调解、判案的过程还是参照了当地的习惯法，否则就会与当地大多数民众的预期相脱节，而带来社会上的其他问题。电影《被告山杠爷》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我们在考虑中国基层社会的“法治”问题时，不但要观其名，更要察其实。

第四个例子，民族关系问题。民族意识并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族群之间交流的加强而弱化，而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交流的增加而强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族群之间利益的再分配，一些民族原有文化的逐步消失，国际力量对于一些国家民族矛盾的利用与介入，在不同程度上都促进了民族矛盾的强化和发展，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动的时候，民族矛盾甚至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苏联和南斯拉夫就是典型例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始终存在，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深入调查这些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以及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对症下药地制定各种可行性措施来切实改善当地的民族关系，实在是当务之急。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为种族问题所困扰，在政府的鼓励下，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发展得很快，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系列计量一个地区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如在居住地和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程度、相互学习语言和接受对方文化的程度、族际通婚的比重、分配方面的各种族之间的群体差异，等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在研究中国各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和预见未来发展趋势时予以借鉴。这样的系统化的、可用具体量化指标测度的研究结果，与简单地听取当地干部的工作汇报和部分民众代表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相比，无疑是更符合实际、更深入和可信的。

第五个例子，教育问题。教育学的研究，一般把眼光集中于现有的学校（学校体制、教师、教材、教学方法等），通常是就教育谈教育。但是社会学在研究教育时，是把学校放到社会中，作为社会运行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

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是为了升学和升学率？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能够发挥作用的人才？我们的教材在什么程度上重视了基本素质的教育？农村初中生毕业以后，回村参加劳动，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在生产活动中哪些能够发挥作用？哪些完全用不上？这两部分的比重各占多少？为什么有一些农民不愿意送孩子上学，或者在小学三年级学会认字和简单算术之后就让孩子辍学？政府规定了职业中学的比例，这些“职业

中学”实际上如何在运转？在什么程度上达到了政府设置职业中学的目标？这些也都需要社会学家通过基层学校的实地调查，根据第一手资料来回答。

而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为现代化培养新一代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标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第六个例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政府体制改革和精简为例。我国许多地区的政府财政是“吃饭财政”，即是说，当地政府预算中的几乎全部或绝大部分是用于支付国家雇佣人员的工资和事业的基本开支。全国两千多个县，如果每个县的政府能够真正裁减下来5%—10%的人员，全国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围困当中不得不实行“精兵简政”。今天中国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怎么减，减哪一部分人？开开一般的座谈会是议不出结果的，只有对于一个乡镇政府、一个县政府的下属各个机构和人员以及他们的工作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实地调查，进行量化分析，确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哪些工作是应当从政府机构转出来给社会的管理机构的，哪些是完全不需要管理的，哪些是现有机构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人为“创造”的？在这些对于工作职责和工作量的具体调查和计量之后，才有可能提出有充分说服力的机构改革方案。

最后一个例子，腐败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贪污腐败成为我国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检察院设置了“反贪局”，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律，民众对贪污腐败更是深恶痛绝。但是许多年过去了，似乎腐败分子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为什么？政府干部队伍是十分庞大的，腐败分子（揭发出来的）与公认的廉洁自守的干部之间，存在哪些不同？他们各自有哪些特征？反腐败十几年了，这些问题并没有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过去常常用来审查干部的一些指标，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虽然有些“政审表”中还保留这些填写项目，在建国50年后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了。成克杰、胡长青似乎出身都不错，也都在党旗下宣过誓，为什么沦为腐败分子？

要分析腐败的产生，要从制度因素、单位小环境、个人因素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调查。“权力”的行使能够使得其他某些人在经济上获利，那些人为追求利润就有足够的动力来行贿，在制度上逐步缩小“权力”作用的空间，也因此势在必行。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多年来进展不大，为什么？

现在许多单位（政府各部，地方上的省、市），都在以各种名目发奖金福利，而且明显地向领导干部倾斜。许多做法是“抢黄灯”，“踩线作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领导干部在自己管辖的单位、部门里明显地占有许多额外的好处（金钱、住房、公费旅游等等），这种大量长期存在的现象，无疑使一部分领导干部分不大清楚什么是“合法的干部福利”，什么是“违法的腐败行为”。“间接地”接受（如吴文英自己没有拿钱，儿子拿了；成克杰自己没拿，情妇拿了），他们认为没有责任，如果装钱的信封上写的不是“贿赂款”，而是“介绍费”、“董事津贴”、“股票分红”，似乎在“市场经济”中也无可厚非。各个单位向领导干部倾斜的滥发福利现象，今天仍然比比皆是，营造了向腐败迈进的环境和气氛。这一点，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此外，还可以对揭发出来的腐败分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分析和比较，仅仅总结为“学习不够，党性不强，放松思想改造，被资本主义思想侵蚀了原来健康的肌体„„”是很不够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话，等于什么都没说。当然，这个方面的调查研究，是很难开展的，因为腐败现象、“准腐败现象”太普遍了，人们往往会“对号入座”，十分警惕。前几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重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被“五四运动”和革命所摧毁，而共产党一度提倡、在“文革”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随着对“文革”的批判和“伤痕文学”的流行也失去了事实上的威信，在这样的“道德真空”和文化氛围中，大力提倡经济致富，很容易使人们“见利忘义”（甚至没有了“义”的概念），这是社会腐败的文化土壤和群众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口号、措施（反贪、严打、扫黄、质量万里行、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社会在过去一百年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社会的许多基本制度（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在发生重大的变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变得用传统的理论（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公有制绝对比私有制先进的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中国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不对体制进行变革，不及时吸取国外的发展经验，中国就会落后挨打。正是这种非常实际的考虑、非常负责任的考虑，使得我国的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体制在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也必然随着各种激励机制的改变在变化。国家在改革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是在摸索中前进，“摸着石头过河”。民众在面对新的体制（所有制结构、企业破产重组）和新的激励机制（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时，也没有经验，也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人，特别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少的年轻人，“跟着感觉走”。

这样大规模深刻的社会变动，为社会学提供了研究社会变迁的最好的研究对象，既可以通过这些研究在学术上做出极有价值的成果，也可以用这些成果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应用性价值。我们可以研究的重大专题有：国有企业改革、乡镇企业改制、产权制度变化、土地制度的变化、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学校体制改革、农村基层组织变化、城市流动人口、民族关系演变、犯罪问题的演变、宗教组织变迁，等等。这些研究专题都是与我国的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在这些重大专题的研究中，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使民众的认识和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更加符合社会实际。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事业在呼唤社会学，改革事业也将造就中国的社会学，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在这样一个天地里是大有可为的。

篇6：经济与社会

目 录

第一部分 社会学范畴理论

第一章 社会学基本概念

壹、方法论基础

贰、社会行为概念

第二章 经济行为的社会学基本范畴

第三章 统治的类型

一、合法性的适用

二、设有官僚行政管理班子的合法型统治

三、传统型的统治

四、魅力型的统治

五、魅力的平凡化

六、封建制

七、魅力的民主的新解

八、合议和权力分立

九、政党

十、非统治型的团体行政管理和豪绅名士掌政

十一、代议制

第四章 等级与阶级

一、概念

(未完待续)

第一部分 社会学范畴理论

第一章 社会学基本概念

提示：这种开宗明主义的、不可或缺的、然而又难免显得抽象和远离现实的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并不要求新颖。相反，它只力求-也可以说是希望-用比较有的放矢的、比较具体的(正因如此，自然会显得也许有些学究式的)表达方式，来表述任何经验社会学在谈及同样事物时，实际上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在应用似乎是不同寻常的或新的表达方式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与在《罗各斯》杂志第4卷上发表的论文[19版第253页等。(《科学论论文集》第3版第427页等)]相比，这里用的术语非常简单，因而在很多方面要有所修改，以求尽可能做到易于理解。当然，要求无条件地大众化和要求概念应该尽最大可能严密，并不是总能一致的，而且在必要时要为后者让路。

关于“理解”一词，请参阅K.雅斯帕尔(1883-1969，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普通心理病理学》[亨利希。里克尔特(1863-1936，德国哲学家)的《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第2版(1913年，第514-523页)中的若干见解，尤其是盖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一著中的某些观点，也在参考之列].在方法上，正如已往常常提到过的那样，我在这里也要提一提F.戈特尔的《言词的统治》一文所描写的过程，自然，这篇论文有些晦涩难懂，而且也不是处处都把思想表达透彻;在实际内容上，我要提到的是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优秀作品《共同体与社会》。此外，还应该提到鲁道夫。施塔姆勒(1856-1938，德国法哲学家)那部常常把人引入歧途的《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经济与法律》，以及笔者发表在职《社会科学文献》第24卷[(《科学论论文集》19第3版的第291页等)]的论文，拙文在很多方面已经包含了下述论著的基础。在方法上，我与齐美尔(在《社会学》和《货币的哲学》中所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我尽可能地把所认为的意向与客观上适用的意向区别开来，齐美尔不仅不是总把二者分开，而且往往有意识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1)

社会学(这个使用上含义十分模糊的词在这里所理解的意义上)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同时，“行为”应该是一种人的举止(不管外在的或内在的举止，不为或容忍都一样)，如果而且只有当行为者或行为者们用一种主观的意向与它相联系的时候。然而，“社会的”行为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