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资本

战略与资本（共6篇）

篇1：战略与资本

企业战略与资本顾问

协 议 书（草稿）

二0一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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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业务联系人： 电话：

乙方：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业务联系人： 电话：

鉴于：甲方基本情况及需求介绍：

乙方是一家擅长战略管理咨询、资本市场运作，并与各类金融机构、投资公司有广泛联系和深度合作的专业性顾问公司，致力于为各类企业提供发展战略、引入战略投资者、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资本运作(融资、上市培育、收购兼并等)一系列综合服务，具有良好信誉和专业经验，并拥有广泛的行业资源。

甲、乙双方本着真诚合作、平等互利、发展共赢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现就合作事宜达成以下共识：

一、合作内容及方式

（一）甲方聘请乙方为“企业战略与资本顾问”，具体工作包括三个部分：

1、项目尽职调查部分：通过客观调查，帮助甲方了解其真实的管理、资产与业务状况，发现及解决问题。本部分，由乙方牵头协调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中介机构共同进行，并出具《尽调报告》，工作时间约一个月。

2、战略管理咨询部分：乙方根据甲方的实际情况，从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高度梳理及规划公司的内控体系、业务流程及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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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包括企业文化、公关策划、人才战略、组织机制、资产运营组合方案等。乙方出具《企业诊断与管理咨询方案》，工作时间约二个月。

3、设计资本运作方案及参与执行部分：根据甲方战略发展目标，提出甲方资本运营的途径、基本框架和思路；为甲方在本行业、相关产业诸领域的投资开展必要的资产重组、剥离整合、兼并收购行动，培育新的投资项目、培养未来可分拆上市的资产等提出建议和总体策划，协助寻找合适的战略合作伙伴等。即根据甲方需要，乙方帮助公司量身定制一系列资本运作方案，包括引进战略投资人、融资、股改、资产证券化、发行基金产品、推荐优质券商、IPO或挂牌辅导等。乙方根据情况，出具《专项运作方案》，工作时间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二)乙方组成项目小组(均为持牌执业人士)项目负责人： 项目小组组长：

项目小组成员（包括投行、注会、律师、基金经理等）：

1、甲方可对乙方项目小组成员的专业资质进行背景调查及把关。

2、项目小组代表乙方全权、独立开展工作，其拟定的工作方案经甲方认可后视为达成目标。在后期实施阶段，双方可依据《项目实施进度表》有序推进，为达到及强化效果，甲方可以授权乙方进行项目监管，参与布置任务、检查进度、评估及验收等。

二、顾问费用及支付

1、甲方聘用乙方作为“企业战略与资本顾问”，乙方的基本服务费用为人民币 万元（收费方式采取分段按进度收取的方式，即第一部分尽调 万元；第二部分管理咨询规划 万元；第三部分资本运作项目，按乙方参与的具体内容或科目协商并收取相关费用，收费标准参照但不得高于同行业水平。

2、费用支付：

（1）本协议书生效后五日内支付第一部分费用的50%，《尽职调查报告》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完第一部分的全部费用。

（2）项目工作组开展第二部分工作后的五日内支付第二部分费用的50%，《管理咨询诊断及发展规划》方案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完第二部分的全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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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部分按进度、按行业规范收取相关费用：

如涉及融资，则乙方按所募集资金总额的2%向甲方另外收取融资服务费，并由甲方在每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五日内支付给乙方；如涉及成立基金产品管理运营，则乙方可按基金总额的2%收取管理费（成立后5个工作日一次性提取），管理运营则按基金盈利总额（或相对市场价格节约成本总额）的20%收取盈利提成（按标准会计或约定清算日完成分配）。

（4）由于甲方需要而从本协议书项目所延伸出来的其他专业服务另行收费，具体条款由双方适时签订补充协议确定。

（5）乙方因本项目需要而发生的差旅食宿费用由甲方直接承担，但乙方须事先提出并获甲方确认。

三、双方的义务与权利

（一）甲方的义务与权利

1、根据乙方的要求及时提供乙方工作所需的资料和信息，并保证有关资料和信息全面、真实、准确、详尽。并对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2、在乙方工作期间，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工作便利，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有关人员的配合、当地政府、上级单位及有关部门的协调等。

3、按本协议书相关条款约定按时向乙方支付费用。

4、对乙方提供的专业意见及建议予以充分尊重，及时反馈，并对乙方能更好地提供专业服务而提出的合理要求和建议予以积极配合。

5、审议、确认乙方提供的工作计划、差旅费预算等需要甲方确认的文件、事项。

6、对乙方的所有正式项目成果及相关的建议、方案之文本拥有最终的选择权、决定权和执行权。

（二）乙方的义务与权利

1、乙方须以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专业态度，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防范和规避各种风险，维护甲方利益，利用自身广泛的、尤其是与本项目有关的人脉资源，为甲方整体战略提升、各种途径的有效资本运作、特别是尽快实现甲方公开上市或挂牌提供高质量的专业顾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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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本项目配备符合工作需要和要求的项目工作小组，在充分调查、分析和与甲方有关领导、专业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本顾问项目要求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并在获甲方认可后予以实施。

四、保密与有效期约定

1、双方均应当对本协议的内容及根据本协议从对方取得的资料与信息予以保密，并不得向任何无关第三方披露本协议的内容，但一方为进行本协议项下的工作任务或约定交易而向其聘请的中介机构进行的披露，或者一方为履行审批手续而向主管部门进行的披露除外（此时披露方应当确保接受信息披露一方履行保密义务）。

2、甲方对乙方提供的专业性意见、建议和方案，尤其是各项分析资料等负有保密业务，未经乙方同意（书面确认）不能提供或传播给与本协议无关的任何第三方。

3、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的24个月内为协议有效期。在协议有效期内，如乙方所提出的资本运作方案（如资产重组）得到甲方确认，但实施时间超过上述有效期限，则本协议的有效期将自动延长至方案实施完毕之日止。

4、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就本协议指向标的或所涉及的内容引进新的第三方顾问机构，并与乙方产生同业竞争关系。

五、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义务的，均视为违约，违约一方应当按照本协议或所适用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非违约方因此而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及间接损失）以及因主张权利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如律师费）。同时，一方违约的，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非违约方还有权强制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2、在违约难以计量的情况下，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的违约金不得少于 万元。

3、违约金在违约事实清楚或得到第三方见证的情况下，违约一方须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支付，否则，守约方有权要求双倍索赔。

六、修改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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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和补充必须经双方达成书面补充协议为准。

2、有下列情况之一，本协议书即告终止：（1）本协议已按约定条件得到履行。（2）双方协商同意终止本协议。

七、其它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执行本协议书过程中如双方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申请仲裁及提起诉讼。

3、本协议书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补充协议或备忘录均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 甲方、乙方的证照、专业资质复印件

甲方法定代表人（公章）：

签署日期： 签署日期：

协议签订地： 市 区

乙方法定代表人（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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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战略与资本

关键字：企业资本战略投融资私募股权规划

提纲：

1、1)跨国资本的最新动向和新特点；

2)中国私募股权交易现状及未来预测；

3)如何防范金融资本市场的垃圾与风险!

2、1)

2)

3)

3、1)

篇3：战略性要素资本与企业战略并购

对于企业并购的研究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伴随着美国波涛汹涌的五次并购浪潮, 财务学中的并购研究一直是企业理论研究的重点。迄今为止, 有关并购的形态种类、动因、资源整合和企业估值等内容, 都有了大量的研究文献。遗憾的是, 并购的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哈佛大学早期的一项调查显示, 过去100年间70%的企业“联姻”没有成效或是赔本。并购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但根本原因可能是管理者对并购的盲目冲动, 以及缺乏对并购目的和可行性的深入分析。应该说, 并不是所有的动因都适合通过并购来完成, 并购不是万能的, 它甚至是一把双刃剑。对企业来说, 并购的出发点可能比并购本身更为重要。毫无疑问, 目前需要的是基于战略的并购。从美国的第四次并购浪潮开始, 并购动机就由简单的扩大规模、分散风险, 转向了战略动机。从我国的并购历史来看, 有充分数量的研究表明, 至少在2001年之前发生的并购并没有提升经济效率, 这一阶段的并购要么是政府意志下的“拉郎配”, 要么是资本高手们的游戏, 旨在追求二级市场的高额收益。因此, 中国企业的并购失败率实际上比西方国家还要高。随着我国并购数量和金额的不断提高, 我国企业并购行为迫切需要理论上的指导。近年来人们对“核心竞争力”的大量探讨发现, 在很多情况下, 企业并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包括通过并购构筑、拓展、强化、获得核心竞争能力。由于核心能力概念本身的模糊性, 使得核心能力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很热但难以应用的局面。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并购的研究自然也显得有些空泛。要素资本理论提出者认为, 企业资源配置及价值创造的源泉, 在于增加新的先进生产要素, 同时登记新生产要素所有权凭证, 继而创造新的要素资本。并且, 通过获取新的要素资本创建企业核心优势, 替代比较优势。笔者从要素资本理论视角对企业并购进行研究, 以期得到一些更为实用的指导。

二、基于核心能力的战略并购

从美国的并购浪潮来看, 并购的动机已经从经济维转向战略维, 偶尔夹杂着一些管理维, 而战略维中主要因素就是市场竞争。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很多企业仍处在发展初期, 并购急需从企业发展战略出发, 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因而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并购活动也势必以战略并购为主。

(一) 战略并购的特点

战略并购是相对于财务并购的一种形式, 被定义为“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强公司在细分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创造企业价值”的兼并和收购 (Robonson&Peterson, 1995) , 是以并购双方各自的竞争优势为基础, 出于企业的自身发展战略需要, 为达到公司发展战略目标,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在适度范围内继续强化企业竞争优势, 产生协同效应, 创造大于各自独立价值之和的新增价值的并购活动 (聂祖荣, 2002) 。这也指出了战略并购区别财务并购的几个特点:符合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培育企业的竞争优势;实现价值创造。亚商研发中心对战略性并购的定义是“以战略为导向的并购, 亦即将并购行为作为企业实现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并购的目的通常不是为了实现投机性的收益, 而是旨在通过并购来获得或者强化企业的核心能力。”

(二) 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企业并购

核心能力的概念来源于近年来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的发展。资源学派、能力学派和知识学派构成了企业成长和竞争优势的内生论。从资源理论出发, 有两种情况会导致并购行为的发生:一是资源过剩;二是资源稀缺。资源过剩背景下的扩张行为表现为通过核心能力的延伸和拓展, 实现核心能力转化为经济回报的最大化;资源稀缺背景下的并购行为表现为通过获取战略性互补资源实现核心能力的构筑和培育。从核心能力理论来看, 企业基于核心能力的并购可以认为是企业为了构筑、拓展、强化及获取核心能力而进行的并购活动。在企业核心能力基础上, 姚水洪 (2005) 认为企业并购是获得核心能力的一种最有效、最直接的战略, 而核心能力发展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学习型组织的形成, 使企业形成一个宽松的吸纳知识、相互交流的环境, 从而提高组织资本和组织经验。因而, 整合过程是并购的关键, 整合过程表现为双方企业原有能力的转移、扩散和提高。其过程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Philippe C.Haspeslagh, Dacid B.Jemison:p105-121,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91。

从图1不难看出, 能力学派对于企业并购后核心能力的转移和提升抱着相对乐观的态度。应该说, 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结果, 将形成企业的核心优势。将资源配置向核心能力培育方向发展是正确的。因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理论是要素禀赋结构, 继而形成比较优势;而核心能力培育的基础理论是学习能力增长和新生产要素的开发, 继而形成核心优势。但由于能力学派未能解释核心能力具体是如何形成的, 而只是通过组织的学习和积累, 因此能力学派很难说清楚企业并购后核心能力具体怎样去转移和提升, 什么情况下能够实现这种核心能力的转移和提升。这种模糊性使得核心能力理论虽然看似完美, 却很难指导企业实践。

可见, 战略并购已成为当前企业进行并购活动的主要动因, 由于战略并购与企业发展战略和竞争优势密切相关, 因此对战略并购的研究无法脱离企业成长和竞争优势形成机理, 竞争优势或核心竞争力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使用并购活动是为了获得什么?这无疑是打开战略并购起因和实施方法的一把钥匙。可惜的是,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核心能力理论仍然在核心能力形成机理上没有任何突破, 对企业核心能力来源的描述也含混不清, 在核心能力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企业知识资本、智力资本等的培养和作用都没有解决核心能力理论固有的概念含混、循环解释的问题, 因此难以用来指导企业的发展和并购活动。

三、要素资本视角下的企业战略并购

在要素资本视角下研究企业并购也要着眼于并购的动因, 并购的根源实际上是企业成长的需要, 因此需要对要素资本视角下企业的成长和竞争优势培养过程展开分析。

(一) 要素资本视角下的企业持久竞争优势

要素资本理论认为, 企业是要素资本所有者持续投资的结果, 是六种要素资本的结合与协作。企业长期投资的重点以及要素资本协作的核心就是战略性要素资本。战略性要素资本是根据企业自身资源禀赋和行业特征, 带动企业成长并为企业创造持久竞争优势的要素资本, 选择哪种要素资本作为战略性要素资本, 实际上就选择了相对应的长期发展战略。战略性要素资本对企业价值创造起关键作用, 其价值高并且相对稀缺。对于一家以技术资本为战略性要素资本的企业, 其要素资本间的协作模式如图2。

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长期积累和培养形成的战略性要素资本及其持续创新能力, 使战略性要素资本在企业资本总额中占有较大比重, 形成核心优势。二是作为企业资源粘合剂的知识资本与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匹配, 使战略性要素资本得以顺利运行。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不可复制性, 也是要素资本视角下企业核心能力的具体解释。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行业特征, 规划长期发展战略和要素资本层次, 创造战略性要素资本, 并培育与之匹配的知识资本。这样, 才能确保要素资本整体的高效协作, 以及战略性要素资本的持续创新。

(二) 企业成长的动态均衡过程

企业成长动态均衡过程的描述如图3所示。要素资本均衡是指在特定时点特定的战略性要素资本水平和要素资本层次下, 企业内部各种要素资本存在一个最优比例, 使得相匹配的知识资本能够协调各种要素资本达到最大的价值创造效率。在这种均衡条件下, 企业对任一要素资本的继续投入都是不经济的, 都会使要素资本整体投入产出率降低。此时, 企业达到了一个稳定的规模, 这也是特定水平的战略性要素资本能够支撑的要素资本规模。其中, 知识资本的效果至关重要, 其协调性决定了这种均衡水平的高低。该均衡的打破, 必定先从战略性要素资本的更新开始。战略性要素资本的水平越高, 能够支撑的要素资本总量越大, 对知识资本的要求也就越高。企业就是在这样的实现均衡-均衡打破-更高水平的均衡的动态过程中实现企业成长。

(三) 围绕战略性要素资本实施的企业并购

从企业成长和要素资本形成过程可以看出, 这两个过程都离不开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培养, 并且均为战略性要素资本所推动, 因此, 战略性要素资本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企业的成长过程呈现出一种要素资本增加带动其他资本总量增加的态势, 从这个角度可以将企业并购分为:获得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并购和充分利用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并购。这与资源理论对并购的解释有相通之处。由于都涉及到企业的战略性要素资本, 又与企业成长和竞争优势相联系, 因此仍然可称之为战略并购。

(1) 获得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并购。进行这种并购的企业往往自身并不具备持久竞争优势, 围绕战略性要素资本展开的协作模式还没有形成, 属于企业发展的初期。由于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投资, 因此这些企业并购的主要目的是获得要素资本市场上买不到的战略性要素资本, 迅速建立企业自身的要素资本协作模式, 获得竞争优势。这种动机是非常理想的, 但获得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并购往往存在很多问题, 导致并购难以成功。并购后, 并购企业可能会根据获得的战略性要素资本建立起自己的要素资本结构, 但由于相应知识资本的缺失, 战略性要素资本与其他要素资本无法实现高效的协作。而知识资本是各种资源的粘合剂, 也是战略性要素资本创新的土壤, 它是企业理念、制度、文化环境等的综合体, 难以复制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 这就导致了企业要素资本层次的断裂, 使获得的战略性要素资本难以继续成长, 也难以发挥作用。

从上述获得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并购可以看出, 由于进行这种并购的常常是目标企业比并购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 其要素资本均衡水平也比较高, 企业发展比较成熟, 因此并购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知识资本难以整合的问题。原因主要在于:其一, 在并购过程中并购企业往往扮演着“胜利者”的角色, 其管理者在获得目标企业优良要素资本的同时, 难以承认并虚心学习目标企业的知识资本, 而知识资本是保障企业战略性要素资本发挥作用、调动其他要素资本协作的关键, 因此, 知识资本的缺位和不匹配将并购企业得到的战略性要素资本孤立起来, 难以实现要素资本之间的有效协作。其二, 即使并购企业能够学习和借鉴目标企业的知识资本, 由于知识资本涉及到企业理念、管理模式等一系列隐性资本, 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潜移默化的引导, 难以在短期内形成, 因此并购企业想要复制目标企业的想法显得不切实际, 资源整合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其三, 战略性要素资本往往是价值创造效率较高的技术、信息、知识、人力等资本, 这些资本的创新需要人的作用, 并购之后由于原有知识资本的缺失, 目标企业的关键人员很可能流失, 并购企业只能得到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存量, 而无法实现其持续培养和创新, 并购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2) 充分利用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并购。此类并购中, 并购企业往往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要素资本均衡, 并且战略性要素资本已经实现了突破, 能够带动规模更庞大的要素资本总量, 并购的目的是为了迅速获得其他要素资本, 充分发挥战略性要素资本的作用, 实现更高水平的要素资本均衡。这种并购也是为了获得战略性要素资本和知识资本以外的其他要素资本, 实现比内部积累更快速的规模扩张。

并购之后, 并购企业将自身的知识资本灌输到目标企业中, 以引导其形成与自身相一致的知识资本, 有些甚至将目标企业原有员工解散, 按照本企业的要求重新建立人力资本。与获得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并购相比, 这种并购更容易成功, 原因在于:其一, 这种情形下的并购往往表现为强势企业并购弱势企业, 并购中的地位与企业强弱相一致, 弱势企业往往没有较为突出的知识资本, 因而并购之后目标企业人员更容易接受新企业的各种理念和制度。即使冲突出现, 也仍然可以通过更换员工的方式实现知识资本同化, 因为这些员工并不涉及战略性要素资本, 重要性较低。其二, 并购企业希望获得的往往是实物资源资本、财务资本等不需要依托人的资本, 整合难度低。且并购企业往往具有较高水平的战略性要素资本和知识资本, 能够更有效率的协调各种要素资本进行价值创造, 这使得目标企业原有的要素资本创造出远高于原水平的利润, 并购见效快。

(3) 战略性要素资本并购的条件。从上述要素资本视角对企业并购的分析可以看出, 企业并购想要获得成功有如下条件:第一, 企业并购应主要考虑企业发展战略和要素资本协作模式, 围绕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发展水平进行相应并购, 并购动机应该明确。第二, 发挥战略性要素资本作用的并购更容易实现目的, 也就是说, 当企业达到一定的要素资本均衡同时战略性要素资本实现突破之后, 通过并购要素资本均衡水平低于自己的企业获得非战略性要素资本从而实现快速扩张将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获得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并购由于“逆势而为”则不易实现, 除非企业的知识资本非常强大。

四、企业成长与并购的要素资本分析

在本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 我国企业对跨国并购优势企业跃跃欲试, 并认为:世界品牌+中国制造=全球市场, 很多中国企业也进行了跨国并购的尝试。从一定意义上说, 这些并购不仅在并购动机上较之以前更为理性, 同时也确实抓住了一个很好的时机降低并构成本。但由于我国进行并购的企业在目标企业面前并不具有优势, 因此这种并购大多属于获取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并购, 这种并购往往很难整合。笔者以联想为例对其成长和并购过程进行简要分析。

(一) 并购之前, 联想的发展违背了要素资本下企业的一般发展规律

联想在2001年之前发展的非常好, 沿袭其建立之初就具备的中科院技术优势和销售网络优势, 联想曾经一度取得了国内PC销售龙头的位置。应该说, 此时的联想已经初步建立了以技术资本为战略性要素资本的要素资本层次, 并达到了较低水平的要素资本均衡。然而, 2001年初联想制定了三年战略规划, 坚定推进公司向服务转型, 这就破坏了联想成立以来的正确发展战略, 中断了技术资本的积累和创新, 也打破了原有的要素资本均衡。毋庸置疑, 在IT领域技术是联想竞争力的根本来源, 联想技术资本的中断成为后来其尴尬处境的主要原因。在进行了多次并购并经营不善之后, 联想在2004年初果断中止了多元化发展的尝试, 集中资源回归到PC制造和销售上来。从要素资本的视角来看, 在企业发展的初期由于资源有限, 较合理的发展是坚持围绕某一种战略性要素资本长期培养, 并带动企业达到不断提升的要素资本均衡;在达到较高水平的要素资本均衡并具有绝对优势之后, 再转向相关行业扩散其战略性要素资本优势。事实证明, 联想的此次扩张显得杂乱而底气不足。在战略回归之后, 其PC业务已经错失占领市场的良机, 技术上也不再具有比较优势。

(二) 在与IBM-PC的并购中联想忽视了双方知识资本的差异与把握战略性要素资本的能力

这次并购的初衷非常良好, 联想想要获得IBM的突出研发能力和全球的销售网络, IBM希望借助联想实现销售量的提升从而降低成本。由于两家公司在资源上的互补性, 这次并购被期望实现巨大的协同效应。然而, 虽然联想在并购之后做了大量稳定全局的工作, 同时请IBM的高管任新联想的CEO, 但这仍然没能解决整合中的重重困难。从要素资本的视角来看, 联想并购IBM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能否掌握IBM拥有的技术资本并使其持续发展下去;二是联想的知识资本能否良好的吸纳两家企业的资源, 协调所有要素资本特别是从IBM获得的要素资本。但这两个问题很难解决, 原因在于:跨国并购的知识资本差异性太大, 同时联想的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都远远落后于IBM。并购之后原IBM的重要人力资本存在大量流失的可能性, 导致技术资本的不可持续, 而渗透进联想知识资本的IBM其要素资本协作也无法保持高效, 甚至面临瘫痪的可能。联想并购之初实现的业绩提升无法作为并购成功的依据, 因为他们尚没有实施整合。从2009年初柳传志的复出和不得已而为之的制造外包不难窥见联想正处于危机之中, 而这种危机的来源正是联想想要通过与IBM的并购解决的技术问题, 可见这次并购的结果远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理想。

(三) 从学术角度看IBM并购联想更易成功

如果抛开民族企业这个问题而单纯从学术角度来看, IBM并购联想是否能够得到更理想的结果?毫无疑问, IBM的要素资本均衡要比联想高得多, 其连续三年亏损的原因是成本过高, 这有技术研发的原因, 也有销售规模的原因, 此时如果不被集团放弃, IBM需要的是充分利用战略性要素资本的并购来实施扩张, 也就是第二种战略并购, 那么联想也是一个理想的选择。IBM并购联想可以获得联想的制造基地和廉价的人力资本, 以及在中国巨大的销售市场, 同时, 联想没有办法解决的制造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因为IBM的制造外包是由于其成本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IBM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企业, 其知识资本渗透到联想之中就不必担心重要人力资本流失的问题, 何况此时对于IBM来说联想并没有多少人力资本是特别重要的。从要素资本的角度来说, 这种并购更容易成功。

联想并购实施之后, 虽然在销售业绩上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却是以损害IBM的高端品牌定位为代价的, 并在随后不断面临高管离职、利润率下降、海外裁员等负面状况, 同时, 老联想的企业文化被国际化之后的复杂格局所抹杀, 联想究竟能否度过并购之后漫长的整合期, 并真正得到希望获得的战略性要素资本, 仍然是个未知数。

五、结论

通过从战略性要素资本出发对并购的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这些结论将有助于认清并购整合过程的本质, 在企业实施并购之前做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断。

(一) 不同的要素资本适合的获取途径不同

就战略性要素资本来说, 考虑到其发展依托于人和知识资本的特性, 企业内部培养要优于并购的方式获得。内部培养虽然需要较长时间, 但持续性明显好于外部并购, 并购得到的战略性要素资本难以真正消化和吸收。对于其他要素资本来说, 并购较内部积累更快且容易成功。因此, 在实施并购时, 企业应对并购的目的做出正确判断, 很多企业以获得目标企业的客户和市场份额为目的, 实际上这是不明确的, 从要素资本的角度来看应属于取得其他要素资本的并购, 那么这种并购实施的条件就是并购企业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要素资本均衡, 并且战略性要素资本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 客户和市场份额的获得必定是短暂的。

(二) 并购能否成功要看知识资本的对比

只有在并购企业的知识资本较目标企业水平更高时, 并购才容易成功, 否则, 资源整合将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目标企业将对资源整合表现出抵触和对抗, 造成重要资源的流失, 并购企业最终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壳。考虑到我国企业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 有些国有企业拥有良好的资产和人力资本, 但由于体制问题缺乏良好的知识资本对要素资本总量加以利用, 规模虽大但仍未形成明确的要素资本层次, 此时一个规模小的优质企业完全有能力实施并购并成功整合, 因此企业并购的成功率与企业的要素资本均衡水平有关, 而与企业规模没有直接关系, 有的企业规模很大但并没有达到要素资本均衡。

(三) 要素资本视角下对企业并购的分析符合统计结果

罗伯特·F·布鲁纳在研究了130多项企业和财务经济学研究成果之后, 利用统计分析找到了四个最佳并购和最差并购的主要区别:首先, 战略因素对于并购成功和失败起到重要作用, 实施并购中行业的相关性与并购成功与否有重要联系;其次, 收购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在成功的并购交易中, 收购公司优于目标公司的绩效, 最佳交易似乎是目标企业而不是并购企业得到改善, 往往是健康、绩效良好的公司通过并购将自己的最佳实践传播给目标公司;在失败的并购交易中, 收购公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缺陷而进行收购, 最差并购往往是收购公司由于绩效比目标公司差而实施的并购。除此之外, 最差交易往往与市场发展相联系, 同时量身定做的支付条件也非常重要。从这项较为全面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要素资本视角下对企业并购的分析不仅适用于我国的特定案例, 也符合大规模的统计分析结果, 其结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 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世界知名企业的反思

通过近年来联想并购IBM、上海汽车并购韩国双龙、吉利汽车并购沃尔沃等几个大的案例可以看出, 虽然这些并购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一致支持, 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扬眉吐气, 但在短暂的利润提升之后, 看到的是这些企业正处于发展的困境, 因此不能简单的用并购之后短期的利润水平作为衡量并购是否成功的标准, 而应该考虑其战略目标是否实现和长期的绩效变动。吉利和沃尔沃的并购时间上要晚一些, 但从联想的分析来看吉利很难不步联想的后尘, 而上汽和双龙的并购直接以失败告终。因此, 有必要重新思考“世界品牌+中国制造=全球市场”是否正确, 一家企业的成长需要长期的积累, 国外的知名企业也都是从小公司逐步发展而来, 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了正确的战略, 企图通过并购的方式获得战略性资源显然有些不切实际。但由于国内重要要素资本市场特别是技术资本市场的缺失和国外企业不对我国企业出售重要技术和专利, 导致我国企业获取重要要素资本的渠道非常有限, 甚至成为了企业发展的瓶颈, 这使得我国企业普遍没有建立要素资本层次、没有形成持久竞争力。缺乏要素资本市场, 我国企业将举步维艰。

参考文献

[1]余颖、江咏、袁敏捷:《战略并购——管理风险的三大原则》,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1]余颖、江咏、袁敏捷:《战略并购——管理风险的三大原则》,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范如国:《企业并购理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范如国:《企业并购理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何庆明、戴丽萍、李和昌、黄恒超:《智力资本与企业战略并购》,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3]何庆明、戴丽萍、李和昌、黄恒超:《智力资本与企业战略并购》,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4]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 (2007中译版)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4]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 (2007中译版)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刘东:《资源、能力与企业战略》,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5]刘东:《资源、能力与企业战略》,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

[6]姚水洪:《企业并购整合问题研究——面向核心竞争能力提升的并购后整合分析》,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6]姚水洪:《企业并购整合问题研究——面向核心竞争能力提升的并购后整合分析》,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7]郭俊华:《并购企业知识资本协同理论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郭俊华:《并购企业知识资本协同理论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罗伯特·F.布鲁纳著, 沈嘉译《:铁血并购——从失败中总结出来的教训》,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8]罗伯特·F.布鲁纳著, 沈嘉译《:铁血并购——从失败中总结出来的教训》,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潘爱玲:《企业跨国并购后的整合管理》, 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9]潘爱玲:《企业跨国并购后的整合管理》, 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0]李国刚:《联想密码》, 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10]李国刚:《联想密码》, 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11]王春、齐艳秋:《企业并购动机理论研究》,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1年第6期。[11]王春、齐艳秋:《企业并购动机理论研究》,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1年第6期。

篇4：资本战略与创业战略之我见

合富辉煌（中国）华中区域执行总经理？？？？

港联（中国）执行董事

在所有的资本中，物资资本的生产力损耗量是最微小的。而事实上，巨人企业也不是一诞生就很庞大， 生来就有很多的资本。大多都是白手起家， 利用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本来拓展资本。这就是资本的函数概念。

资本的函数概念

资本的概念正越来越宽泛。一方面，传统的厂房、设备、材料这类看得见且摸得着的，是最基础的物质资本。在物质资本之外，还有很多能够创造并且产生新增价值的价值附着物，像技术、人力、人脉、品牌这些虽然看不见更摸不着，却是贯穿于企业经营之中的用来帮助企业产生收入和效应的资源。这两大类资源，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企业运作的本钱，但后者的运作能力显然比前者要强大得多。

众所周知，所有的资本在运作过程中都是有损耗的。从厂房的租赁到机器的磨损、原材料的消失、技术的获得，再到人力的雇用、人脉的开发，品牌的塑造，这些都是一种耗费。企业的利润与资源的经营能力，正是通过这些生产力的损耗量来实现的。损耗量越高，利润越高，运作能力越强。

在资本的函数概念中，资本的自然属性是带着累积性的，在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的同时不断的拓展自己，将原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然后将追加资本与原来的资本聚合在一起，形成新的资本。并且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这样的函数概念，在很多人看来近乎无赖。因为，这个形态的资本，只跟着资本走，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换句话说，没有资本滚起第一道雪球，所谓的资本拓展就只是一个死的公式，没有办法执行下去。这对于很多缺乏资本的人来说，就好像天上的月亮——看得见，摸不着，很不公平。

2014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更是直言不讳：没有这样的极端，就无法形成这样的少数精英阶层来讨论超越日常柴米油盐的事情，这样的极端的不公平，正是文明的条件。

事实，真是这样吗？

知识经济时代的最大挑战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化到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网络、信息、高科技、高新知识漫天盖地。这与早期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依赖大规模、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方式来获得资本、累积资本的方式也早已经行不通了。

最有力的一个证据就是，每一天，在世界各地，都会有无数家企业在迅速的发生着质的变化。或者兴起，或者衰亡。那些衰亡的企业并不一定都是新生的、缺乏根基的中小企业，有很多甚至还是曾经叱咤一时的巨人企业、知名企业，最后却还是落得个昨个黄花的结局。为什么会这样？

知识经济时代，顾名思义知识是这个时代的主导生产力。技术、人力、人脉、品牌这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的资本，正是知识的统辖范围。有知识经济这个大环境，决定企业兴衰的，还会是传统的企业规模的比拼吗？传统的打败对手即可接收对手资源的方式，在这个时代还可能奏效吗？

这个时代，有夕阳企业，夕阳产业却是没有的，决定企业兴衰的最大挑战，不是行业，不是市场，更加不是竞争。是资本，是资本运作。行之有效的资本运作，可以为企业带来意外的外部融资，更加会改变优化企业内部的资本结构。

资本运作不是一个小概念。在整个的企业战略布局中，资本运作有着完整而独立的战略布局，与企业总体的战略布局一起作为企业最高层次的战略布局存在着，决策着企业的经营大计。

战略最早的说法，出自古代的兵法，是古代用来分析全局而做出的一种谋划，等到后来衍生发展到企业战略布局中，这才衍生出了理论上的5个P——计划（Plan）、计策（Ploy）、模式（Pattern）、定位（Position）、观念（Perspective）。

理论上，是这5个P的布局构成了企业战略的布局。而且，每个P的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要达成这5个P，追根溯源只需要做到一点——谋划。有计谋，有规划，只要行之有效，就一定会达成目标。

就好像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企业进行资本运作之前，也需要预先做好资本的战略布局。有什么样的资本战略布局，企业的未来就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创业的极富资本战略

资本的函数概念其实是从数学公式的函数概念中演变而来的。在数学公式中，X、Y是作为函数的两个变量存在的，这两个变量会随着另一个的量值变化而变化，同样的，只要给其中一个定死了值数，另一个的值数也将无法再变量，只能成为与前一个对应的惟一定值。

换句话说，只要方法得当，战略得宜，在资本的函数概念中，拿别人的资本创办自己的企业，实现自己的资本累积，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企业家最不缺的就是资金。用别人的钱办公司，借鸡生蛋，拿别人的资本拓展资本，赚得人生第一桶金，是所有巨人企业、知名企业常用的战略，也是资本运作最核心的魅力，新创企业的极富战略，

简单的说，就是用别人的资本金办自己的事情，用明天的资本办今天的事情。在几千年的企业发展历程中，传统的创业模式一直都是先累积资本金，等到赚得人生第一桶金之后才有可能进行资本拓展。但现在，资本运作的发展将资本推向了资本组合的舞台——

篇5：试论资本结构与企业战略关系评述

【论文关键词】企业战略；战略创新；竞争策略；资本结构

一、引言

目前，资本结构的课题已经在财务领域内引起了一系列广泛的研究。这个课题的最早研究文章是Modigliani 与 Miller（1958）编写的，他们指出，如果把融资和投资决策作为两个单独分离的过程来看，掩盖了战略潜力对解开资本结构之谜的作用。而Chandle（1962）也指出战略是公司长期发展目标的决定过程，同时包括为实现长期发展目标而采取行动和配置资源的过程。既然战略将决定投资决策，投资决策又将影响融资选择（Williamson，1988），那么不同的战略就会导致不同的资本结构与之对应。

二、资本结构的传统解释

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价值独立于资本结构，因此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由于这一着名的命题与先前的理论研究想违背，因此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事实上作者并没有尝试说明在真实世界中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是无关的（Miller,1988）。作者想要研究的是，在虚拟世界中，是否能够找出一定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结构是不影响企业价值的。然而，几年之后，Modigliani and Miller（1963）通过对无税收假定的放松而修改了他们的观点，指出，一旦利息税收的抵扣作用被考虑在内，企业价值会随着杠杆利率的增加而增加。这一命题掀起了财务领域中更高一轮的争议热潮。企业不最大限度地使用杠杆。原因来自于抵消利息税收益的债务筹资成本。如果企业不能履行到期偿还债务的责任，就有可能会导致企业原有价值的削减，损失程度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资产类型（Long和Malitz，1985）。此外，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还有另一种来自于激励方面的债务成本，权益持有者会侵占债权人的利益。这将导致债权人会要求通过监督及其绑定机制来保护自己，这样债务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抵消债务税收收益的成本。资本结构的更进一步发展是来自于Myers和Majluf（1984），他们提出了啄序理论模型用于解释企业财务决策。根据这个模型，一个企业是不存在最佳的债务水平的。反而，相较于外源融资，信息不对称会驱使企业更偏向于内源融资。根据这个观点，企业通常会使用内部可用现金为新项目提供资金。如果储存的收入不能满足企业的财务需要，企业将更倾向于首先发布尽可能少的风险债券，发布较多的风险债券作为最后的手段。因此，当收益较低时，用于为企业项目提供资金的债务水平将会增加。相反，当收益较高时，企业管理人员会使用超额现金来支付债务。

三、企业战略与资本结构的早期联系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学者Jensen和 Meckling（1976）在其处女作《代理成本》中最早提出企业的战略选择和资本结构之间或许存在关联的看法，即如果企业在举债之后再做出投资决定，管理者就倾向于风险性更大的战略。而Bttis（1983）也认为在研究企业融资的影响因素时应采用一种战略的视角。Barton和Gordon（1987）是最早提倡从战略视角考察资本结构以弥补现存资本结构理论不足的战略研究者。随后，Titman’s（1984）的分析指出企业的财务杠杆可能受到其采用的战略的影响。如果较高的债务水平确实与高风险战略紧密相联的话，那么那些关心企业是否会长期存在的消费者就会把高债务看作是有负面影响的，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更喜欢选择低债务企业的产品。Sand-berg，Lewellen，和Stanley（1987）声明：只要杠杆能够有积极作用且没有阻碍企业建立有效的业务战略时，就应提高其水平。而根据Balarkrishnan等人的研究，同一行业内部的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本

结构存在差异的最好解释应该归结为企业所选择的不同战略类型。

四、资本结构的现代战略视角

Barton and Gordon（1987）指出：无论是在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还是在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是否有影响方面，财务领域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虽然作者最初的兴趣在于把资本结构与企业高管的特征和期望联系起来，但它更主要的贡献则在于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杠杆及战略都对整个组织有影响。如果企业呈现战略一致性（Porter，1960），我们则预期这两个因素是相关的。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Barton和Gordon（1988）以1970-1974年间财富500强中的279家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战略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采用单一化战略和相关多元化战略公司的债务水平最低，追求主导型战略公司的债务处于平均水平，而采用非相关多元化公司的债务水平最高。

受到国外研究的影响，我国国内学者也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吕长江和王克敏（2002）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研究了资本结构、股利分配和管理股权比例三者的相互影响关系。其实证结果发现，三者存在显着的作用关系，管理者股权比例会对资本结构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此外还发现，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与公司成长性之间存在显着的正向关系。洪正（2005）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主导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公司特征因素和资本成本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作用次之。

五、创新战略与资本结构

企业一旦确定了某种类型的业务后，就应采取特定的竞争战略来决定如何在这一领域里进行竞争或运行。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两种基本的竞争战略类型：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由于持续的创新越来越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Jordan、Lowe和Taylor（1998）提出了第三种竞争战略即创新战略，其研究发现，以创新为基础的战略与较低的债务水平有关，然而以成本导向战略为主的企业则寻求较高的债务水平。Vincente-Lorente（2001）研究发现以高度专用性及不透明性为特征的研发投资与低债务水平有关。O’brien（2003）的研究也发现，创新战略与其资本结构负相关。即一个企业越注重创新战略，其杠杆比率就应越低。如果企业在追求创新战略的同时保持较高的杠杆比例，就会削弱企业的业绩。国内学者王任飞（2004）运用一个两阶段模型，在研究创新型战略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时，发现采用创新型战略的企业越是信赖于创新型投资项目来保持和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企业越是倾向于采用低杠杆率的财务结构，以减轻来自于债权人的偿债压力。李自杰和曾敏（2007）通过对H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创新型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股权融资以保持较高的财务宽松区间，意味着注重创新的企业往往会形成较低的财务杠杆。

篇6：战略与资本

一、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侵略与中国的应对战略 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英国诞生到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阶段。对于这些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在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前，受生产工具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世界各地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到19世纪中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所固有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的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加速积累，只有广阔的国外市场，才能使资本家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和消费而又不至于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开拓海外市场和寻求殖民地，及人口和商品的“出口导向”，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普遍特点。在19世纪上半期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广大的世界其他地区还可以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空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供给大于需求）、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矛盾还不突出。但是到19世纪下半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扩张，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此时崛起的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资源，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辛丑和约》中的表现以及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即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代的结束。[!--empirenews.page--] 在整个19世纪，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那末随后的60年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无奈这种移植技术、不变制度的战略却导致了国家不断衰落和解体，陷入困境。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内流即是一例。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2)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即除了承担国防和维护经济秩序，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外，还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专卖制度，将工商业纳入政府控制。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不仅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垄断政府机构，而且将教育纳入了官僚选拔，“学而优则仕”、“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材进入政府管理阶层。在上述基础上建立的政府机构极其官僚，不可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包括政府的强大有力)和大国特点，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入侵和替代，却保持了强大的排斥力。这种排斥主要来自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府和统治阶级观念(任何上层建筑都必然要维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教训下被迫推行工业化的时候，封建统治阶级的观念自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当然，近代中国对外部工业文明冲击的反应迟缓，也与清王朝经过200年统治走向腐败有关（中国农业文明存在着明显的以朝代更替为标志的政治周期）。[!--empirenews.page--]

二、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 从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增，资本主义开始进入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瓜分完毕并不断重新瓜分的阶段。这种以战争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掠夺对象的重新瓜分，导致由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而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不到20年（如果从1919年巴黎和会算一战结[1][2][3][4][5]下一页 束，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二战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时间和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了一战。其间还爆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经济危机。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既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约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后，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基本原因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这一点也被历史事实所证明。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就自然被社会主义革命者所利用，从而掀起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俄国战争期间国内矛盾的激化和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的社会动荡和人民不满，迅速进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虽然内部条件是人民对沙皇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抛弃，但是从整个大背景来看，却是广大人民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恶”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这种制度。同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国家不算，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50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浪潮，即反映了这种现象。[!--empirenews.page--]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向更高层次的演进，也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选择，而是那些作为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和人民的另一种选择，即在许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对另外一种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因此，除了选择时的预期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20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相反，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以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作为这个阶段的结束，那么中国在这个阶段则是处于倍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日本成功的经验证明了中国不仅需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还需要从制度上学习西方。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和不愿意全面彻底学习西方的制度。但是在随后出现的“庚子拳乱”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双重危机压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瓦解封建政权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在“戊戌变法”失败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虽然在资产阶级中对改变现有政治体制上始终存在着“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但无论在政治上主张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却是一致的。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必然也导致政治上的软弱。政府的频繁更替和政治动荡，固然削弱了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钳制，但是也无力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无力制止军阀的横征暴敛，无力抵御外国列强的欺压，换句话说，政府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后者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则更为紧迫。于是，以“巴黎和会”中国“丧权辱国”为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了孙中山建立强大政府、节制私人资本观念的确立。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了国民党。并发动了由共产党积极参与的“国民革命”，但是这场革命由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排斥激进的共产党而中途与旧势力妥协，虽然国民党于1928年形式上实现了大陆的统一。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建立于蒋介石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基础上的，因此，就政权的基础来说，它排斥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主张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左翼，为了对抗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南京国民党政府就不得不依靠旧有的地主豪绅、军阀甚至地痞流氓和黑社会组织。这些人一方面不愿意变革政治，实行民主，因为这样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搭政府的“便车”来捞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为了捞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进一步扩张权力。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大小官吏以权谋私、国家资本实际上变为“官僚资本”，就说明政府权力的扩张还有官吏自身的原因。[!--empirenews.page--]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宰割世界的时代，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则加剧了中国的衰落，涣散了民族凝聚力，使得中国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更严重的侵略和蹂躏。就南京国民党政府来说，其目的还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种目标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挤压：一是来自大地主、权贵资产阶级等旧势力的挤压，他们反对真正意义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二是来自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数众多的工农挤压，他们因贫困或破产、甚至没有活路而对现政权严重不满，要求进行激烈的改革，如迅速实行“耕者有其田”。三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欧美绥靖政策的挤压，使得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强烈反感和敌视态度。而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和影响都很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其弊病日益暴露，最突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也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自由竞争产生了批判态度，孙中山思想的变化可以说很具有代表性，他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思想即反映出对西方古典经济学将政府视为“守夜人”理论的根本修正，应该说这种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对后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统一后不久，1929年就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则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对国民经济实行“统制”。至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则走的更远，到1935年则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抛开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说，就是在知上一页[1][2][3][4][5]下一页 识分子中，受西方和苏联的影响，绝大多数也主张中国应该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1933年《申报》就中国现代化问题向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征文，在收到的26篇短论和专论中，绝大多数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大体统计，主张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仅1篇，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式的5篇，主张采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即混合方式的，有9篇，其余未正面或明确回答。[2]在30年代和40年代关于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讨论中，绝大部分的学者，也都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政府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强调发展国营经济。[3]即使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批判态度的马寅初也认为：“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官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并进，完全用英美式的建设，是不合时代的需求，完全用苏俄式的建设，是非中国所能办到的；故不得已采用混合制”。[4] 上述思想可以说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当时，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中立的学者，在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和发展国营经济方面都是一致的，只是焦点集中在如何建立起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廉洁有效的政府，正是在这一点，才是阵线分明的。[!--empirenews.page--]因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上三大政策：没收官僚资本、耕者有其田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治上反对独裁和实行民主政治），自然就成为战后（1945-1949）中国人民的最终选择。

三、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建立及战略选择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苏联的诞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个强大的欧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众多国家的独立。对于战后这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大力推行“冷战”和局部“热战”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在国内推行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在战后，美国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采取了支持腐败的国民党政策。随后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军队进驻台湾，明确表示阻止新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在建国初期，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的成功，我国也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朝鲜战争则加剧了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这种敌对，使得本来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迅速选择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从政治上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的强大，不仅表现在没有任何政党或组织能够在政治上独立或制约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和权力；还表现在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具有坚实的基础。就社会各阶层来说，人数最多的农民，经过彻底的土地改革，不仅过去在政治上可以与基层政府抗衡的士绅阶层已经消失，甚至连可能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的小地主和富农实际上也被消灭了。农村中不仅形成了清一色的个体农民，而且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乡村干部和农会领袖）也是革命的获益者，不仅其财富，其权力和地位也来自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支持者。从城市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就业、工资和劳动保护和保险方面确实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他们自然要拥护这个从农村来的、自称是他们阶级的政党。至于所谓的资产阶级，经过日寇和国民党政府的摧残和战争的破坏，到解放时已经衰落，又经过新中国政府整顿市场、限制政策以及“五反”的整治，到1952年底不仅政治上没有了表达自己意见的地位，在已经上也远不能与国家抗衡。从经济上看，旧中国强大的“官僚资本”为新中国建立强大的国家资本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产，控制了金融、重工业、现代交通通讯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另外，在建国初期，受战争和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市场混乱，为了保证供给和稳定市场，国营贸易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控制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在对外贸易方面，西方的封锁和贸易重心转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国营外贸企业在“统制外贸”后形成垄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投资方面，政府也成为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可能成为投资主体的农民太穷、资产阶级元气大伤、外资不能进入；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发行“公债”、控制信贷和限制资产阶级的结果。至于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很高比重的小农经济（约有一亿多户），不仅因为规模小、经营分散，无力与市场和国家抗衡；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所实行的无偿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动摇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本来中国传统社会这个观念就很薄弱），已经将国家的权力和意志铸入了农民的私有土地。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在农村掌握基层政权的贫下中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面前，不仅无力、也不愿意反抗。[!--empirenews.page--]从发展预期看，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实际上是实现中国强大的根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困、资金极为短缺的现实，要赶上欧美和周边的日本和苏联，必须要加快发展速度。而要加快速度，就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此时，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依靠对外扩张来获取资源和市场显然不可能，苏联的援助也很有限。实际上新中国面临着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所面临的几乎完全一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1922年，列宁针对苏联需要迅速发展重工业的情况说：“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5]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金和物资立即捉襟见肘，要么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按照市场化配置资源，这在今天看也未尝不可，甚至可能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当时根据历史经验和理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却担心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中国再次成为“鱼肉”，因而不愿意放慢工业化速度；要么尽可能地将剩余拿到国家手里，压低消费，并采取行政办法配置资源，使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加快工业化步伐；而后者这就是苏联的办法。因此中国在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都要比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更高的效益、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计划经济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危机，使资源得到最佳利用；而公有制则避免了资本主义阶级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劳资对立和劳动者的缺乏积极性。但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无论是哪个行业，都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相反，据统计，在1978年以前的五年计划中，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最好的是“一五”时期，而“一五”时期又不如恢复时期。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本来计划经济是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避免企业和个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资源配置不当和浪费。但是，由于计划经济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执行过程中的不可遇见因素多，以及官僚主义的阻碍，失误频繁，“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年计划，计划一年”成为形象的概括。即使改革开放前最好的“一五”计划，也是在执行了两年半后才正式确定和公布，其间还出现了两次波动。至于1958年以后的计划，更是缺乏科学性，经济运行几乎不是按照计划，而是按照行政命令，甚至领袖的随心所欲。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浪费和低效几乎成为1978年以前体制的代名词。在微观经济运行方面，公有制也同样没有起到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预期作用。在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和平均分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点与当时上一页[1][2][3][4][5]下一页 以及1978年后普遍实行的“包产到户”相比，结果是很清楚的，无须赘述。在城市，“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empirenews.page--]由于上述生产和分配制度，职工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然不高，不仅与原来所预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去甚远，甚至不如过去的私有制和“单干”，因此“怀旧”和商品经济暗潮总是时起时伏，威胁到“社会主义”；同时，官僚主义、浪费和低效愈演愈烈，于是“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就成为不可缺少的督促机制，“增产节约”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几乎没有停顿过，并且间隔越来越短，声势越来越大，论调越来越高，直至爆发打倒‘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

四、1978年后中国应对战略的根本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重新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来推进本国的发展，不得不将其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和依靠技术进步来占有世界市场。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而也能够缓解国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和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制约，原来依靠武力来任意压迫和剥削落后国家的条件已经丧失（甚至在50-60年代资本输出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去依靠技术进步和优化经营管理来从经济上进行竞争，以保持和扩大在世界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份额。这种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加速，而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轨，以资本跨国流动和打破贸易壁垒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战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条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变化毕竟是逐步的、渐变的过程，因此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也自然是一个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上逐步随着世界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即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也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与时俱进，作相应的制度变革。由于社会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纠偏浪潮，社会主义制度和阵营的产生，不仅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同步进行的，也是相互制约的，从全球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并行发展、相互竞争的，它们之间不是替代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讲，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发展的结果，但是在实际上，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它既是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阻碍，而不能顺利发展国家的产物（当然，这种阻碍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外，俄国、中国都是如此）；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阶段的纠偏和制约。而一旦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同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依靠高度集权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那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替代市场而取得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高积累优势，就完全被计划经济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抵消，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和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必然，问题只是改革的目标和步骤怎样确定，这种变革需要支付多大成本、如何顺利进行。[!--empirenews.page--]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弊病的纠正。这种纠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建国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趋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将失误归结到政权的好坏（中国共产党将其概括为政权的性质），那么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则不能够利用这个说法来解释这20年的失误，否则将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只能从另外的角度，即经济体制的缺陷来解释问题。这也为正确认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开了方便之门。197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两个重要认识转变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两个重新认识和判断，就不可能有对外开放。一是对社会主义的判断：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和合法性，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在５０年代末就曾经说：我就不相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取到副食品，如果结论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请蒋介石回来。[6]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7]1978年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8]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左”的阻碍改革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革”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二是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50—6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长达20多年的封锁敌视，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下一页 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10] 正是根据上述两个重要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识到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了经济转型与和平崛起。主要参考文献：

1、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鲁振祥：《探索的轨迹——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黄安年：《当代世界五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吴江：《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冷德熙主编：《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7、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8、丁长清等：《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

9、程永林：《全球化进程中制度变革的历史路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