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散文

2024-05-07

张爱玲散文(通用6篇)

篇1:张爱玲散文

有一出绍兴戏名叫“借红灯”。因为听不懂唱词,内容我始终没弄清楚,可是我酷爱这风韵天然的题目,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

我将要谈到的两张影片,《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许是过了时了,第三轮的戏院也已放映过,然而内地和本埠的游艺场还是演了又演,即使去看的是我们不甚熟悉的一批观众,他们所欣赏的影片也有讨论的价值。

我这篇文字并不能算影评,因为我看的不是电影里的中国人。

这两张影片同样地涉及妇德的问题。妇德的范围很广。但是普通人说起为妻之道,着眼处往往只在下列的一点: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梅娘曲》里的丈夫寻花问柳,上“台基”去玩弄“人家人”。“台基”的一般的嫖客似乎都爱做某一种噩梦,梦见他们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在那里出现,姗姗地应召而至,和他们迎头撞上了。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我们的小说家抓到了这点戏剧性,因此近三十年的社会小说中常常可以发现这一类的局面,可是在银幕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梅娘被引诱到台基上,凑巧遇见了丈夫。他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开口说一句话的余地,就被“休”掉了。

丈夫在外面有越轨的行动,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男子们说笑话的时候也许会承认,太太群的建议中未尝没有一种原始性的公平。很难使中国人板着脸作此项讨论,因为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比奸淫更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强迫他们采取较严肃的评判态度的话,他们一定是不赞成的。从纯粹逻辑化的伦理学观点看来,两个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个白的,二恶相加不能成为一善。中国人用不着逻辑的帮助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他们觉得这办法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太太若是认真那么做去,她自己太不上算。在理论上或许有这权利,可是有些权利还是备而不用的好。

虽如此说,这一类的问题是茶余酒后男宾女宾舌战最佳的资料。在《梅娘曲》中,艳窟里的一个“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说的作风为她自己辩护着。然而我们的天真的女主角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权利不权利的话。一个坏蛋把她骗到那不名誉的所在去,她以为他要创办一个慈善性质的小学,请她任校长之职,而丈夫紧跟着就上场,发生了那致命的误会。她根本没有机会考虑她是否有犯罪的权利——还没走近问题的深渊就滑倒了,爬不起来。《桃李争春》里的丈夫被灌得酩酊大醉,方才屈服在诱惑之下,似乎情有可原。但是这特殊情形只有观众肚里明白。他太太始终不知道,也不想打听——仿佛一些好奇心也没有。她只要他——落到她份内的任何一部分的他。除此之外她完全不感兴趣。若是他不幸死了,她要他留下的一点骨血,即使那孩子是旁的女人为他生的。《桃李争春》是根据美国片《情谎记》改编的,可是它的题材却贴恋着中国人的心。这里的贤妻含辛茹苦照顾丈夫的情人肚里的孩子,经过若干困难,阻止那怀孕的女人打胎。——这样的女人在基本原则上具有东方精神,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以宗祠为重。

在今日的中国,新旧思想交流,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颇占优势,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妇女典型,如果存在的话,很需要一点解释。即在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一类的牺牲一己的行为,里面的错综心理也有可研究之处。《桃李争春》可惜浅薄了些,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导演李萍倩的作风永远是那么明媚可喜。尤其使男性观众感到满意的是妻子与外妇亲狎地,和平地,互相拥抱着入睡的那一幕。

有这么一个动听的故事,《桃李争春》不难旁敲侧击地分析人生许多重大的问题,可是它把这机会轻轻放过了。《梅娘曲》也是一样,很有向上的希望而浑然不觉,只顾驾轻车,就熟路,驰入我们百看不厌的被遗弃的女人的悲剧。梅娘匆匆忙忙,像名人赴宴一般,各处到了一到——她在大雨中颠踬,隔着玻璃窗吻她的孩子,在茅芦中奄奄一息,终于死在忏悔了的丈夫的怀中,在男人的回忆里唱起了湖上的情歌。合法的传奇剧中一切百试百验的催泪剂全在这里了,只是受了灯光的影响,演出上很受损失。

多半是因为这奇惨的灯光,剧中所表现的“欢场”的空气是异常阴森严冷。马骥饰台基的女主人,那一声刻板的短短的假笑,似嫌单调。严俊演反角,熟极而流。王熙春未能完全摆脱京戏的拘束。仓隐秋演势利的小学校长,讽刺入骨,偷了许多的场面去——看得见的部分几乎全被她垄断了。在《桃李争春》里演那英勇的妻,太孩子气了些。白光为对白所限,似乎是一个稀有的朴讷的荡的妇,只会执着酒杯:“你喝呀!你喝呀!”没有第二句话,单靠一双美丽的眼睛来弥补这缺憾,就连这位“眼科专家”也有点吃力的样子。

篇2:张爱玲散文

这一个月,因为生病,省掉了许多饭莱、车钱,因此突然觉得富裕起来。虽然生的是毫无风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但在夏天,闲在家里,万事不能做,单只写篇文章关于Cezanne①的画,关于看过的书,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风雅的。我决定这是我的“风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谈起诗来了。

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恩,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我想起路易士②。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说,不过太做作了一点。

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譬如上次,听见说顾明道③死了,我非常高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写得不好。其实我又不认识他,而且如果认识,想必也有理由敬重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模范文人,历尽往古来今一切文人的苦难。而且他已经过世了,我现在来说这样的话,太岂有此理,但是我不由得想起《明月天涯》在《新闻报》上连载的时候,我非常讨厌里面的前进青年孙家光和他资助求学的小姑娘梅月珠,每次他到她家去,她母亲总要大鱼大肉请他吃饭表示谢意,添莱的费用超过学费不知多少倍。

梅太太向孙家光叙述她先夫的操行与不幸的际遇,报上一天一段,足足叙述了两个礼拜之久,然而我不得不读下去,纯粹因为它是一天一天分载的,有一种最不耐烦的吸引力。我有个表婶,也是看《新闻报》的,我们一见面就骂《明月天涯》,一面叽咕一面往下看。

顾明道的小说本身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读者能够接受这样没颜落色的愚笨。像《秋海棠》④的成功,至少是有点道理的。

把路易士和他深恶痛疾的鸳蝴派相提并论,想必他是要生气的。我想说明的是,我不能因为顾明道已经死了的缘故原谅他的小说,也不能因为路易士从前作过好诗的缘故原谅他后来的有些待。但是读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因为这首诗太完全,所以必须整段地抄在这里……

傍晚的家有了乌云的颜色,

风来小小的院子里,

数完了天上的归鸦,

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

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

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

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譬如像:

二月之雪又霏霏了,

黯色之家浴着春寒,

哎,纵有温情已迢迢了;

妻的眼睛是寂寞的。

还有《窗下吟》里的

然而说起我的,

青青的,

平如镜的恋,

却是那么辽远。

那辽远,

对于瓦雀与幼鸦们,

乃是一个荒诞……

这首诗较长,音调的变换极尽娉婷之致。《二月之窗》写的是比较朦胧微妙的感觉,倒是现代人所特有的:——

西去的迟迟的云是忧人的,

载着悲切而悠长的鹰呼,

冉冉地,如一不可思议的帆。

而每一个不可思议的日子,

无声地,航过我的二月窗。

在整本的书里找到以上的几句,我已经觉得非常之满足,因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诗也有。倪弘毅的《重逢》,我所看到的一部分真是好:——

紫石竹你叫它是片恋之花,

三年前,

夏色瘫软

就在这死市

你困惫失眠夜……

夜色滂薄

言语似夜行车

你说

未来的墓地有夜来香

我说种‘片刻之恋’吧……

用字像“瘫软”,“片恋”,都是极其生硬,然而不过是为了经济字句,得压紧,更为结实,决不是蓄意要它“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尤其喜欢那比方,“言语似夜行车”,断断续续,远而凄抢。再如后来的

你在同代前殉节

疲于喧哗

看不到后面,

掩脸沉没……

末一句完全是现代画幻丽的笔法,关于诗中人我虽然知道得不多,也觉得像极了她,那样的宛转的绝望,在影子里徐徐下陷,伸着弧形的,无骨的白手臂。

诗的末一句似是纯粹的印象派,作者说恐怕人家不懂:——

你尽有苍绿。

但是见到她也许就懂了,无量的“苍绿”中有安详的创楚。

然而这是一时说不清的,她不是树上撇下来,缺乏水份,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绸缎上的折技花朵,断是断了的,可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应该。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个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妨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

篇3:张爱玲散文

关键词:张爱玲,流言,艺术特色

《流言》是引一句英文, writteronwater, 是说它不持久, 而又希望它像流言一样传得快。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本散文集并没有辜负作者当初的期望。它发表至今几十余年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 赞不绝口。究其原因与其所呈现的独特的艺术特色是分不开的。独特的艺术魅力赋于其旺盛的生命力, 使其历久弥新, 经久不衰,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流言》世界, 看看其魅力之所在。

一、冷眼旁观—对人性的深刻揭示

苏童曾说道“张爱玲冷眼看世界的态度就是冷眼看旗袍的领口的态度, 这样的目光无法悲伤也无法欢喜所以它冷静而客观。”在精神的世界里她是生活在尘世之外的, 她总是以旁观者的姿态, 冷冷的看着世俗的纷争, 客观的揭露出芸芸众生阴暗的人性, 凡俗的人生本质。令人敬佩的是她不仅将解剖刀指向了大众同时也指向了自己, 坦诚了自身的人性弱点显得真实而自然。

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人人都缩在自己封闭的躯壳里对现实麻木不仁。而张爱玲在散文中却以一贯冷眼旁观的作风, 冷静而挑剔的目光审视周围人群, 从而发现人性中自私盲目的一面。摘掉了世人脸上的假面具, 还原了凡俗而真切的女性心理世界和生活形态。如:《烬余录》中的各色女人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所考虑的竟然是没有合适的衣服穿, 在战火硝烟中逃命的紧要关头也不舍弃最显焕的衣服。深刻透彻的反应了一个女人的虚荣心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遗忘。在女性心里与其丑陋的活着, 倒不如美丽的死去。作者笔下女性人物的生活态度恰恰映射出了整个女性心理, 揭示了外在对于女人的重要性, 体现了女人虚荣的本性。对于女性心理的揭示除了对女性虚荣心入木三分的刻画外, 在《谈女人》中同样能够看出其端倪。她说道:“你的女人猛然提出一个问句她的第一个回答大约是正史, 第二个就是小说了。”可见身为女人的张爱玲对于女人的了解之深刻。能够从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就简简单单地道出女性的本质。除此之外, 在文中还可以看到对人性阴暗面的着力剖析。《烬余录》中, 面对香港战争中死去的病人, 年青的看护非但没有感到一丝的哀伤与同情, 反而是大家都为他们的死欢欣鼓舞, 这些自私的人却依然能若无其事的活下去, 并学会享受战争状态下那份及时行乐的快感, 多点刺激, 多点放纵。文中作者揭示了世人自私、麻木的人性弱点, 显示了作者对人性力透纸背的透彻了解, 使人回味无穷。

对于自己她也毫不留情的进行了一番揭示。《烬余录》中我们看到了战争中她的不负责任, 没良心, 《童言无忌》中她同样直截了当的坦诚了自我人性的阴暗面, 但读者看后不但不会对其表示鄙夷, 反而会对其的勇气可嘉表示佩服, 同时也学会暗自自省, 将其作为一面镜子进行对照, 映射出自身流露出的人性中的弱点。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钱的态度是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词就坚持认为自己是拜金主义者, 直言不讳自己对钱的喜爱, 《私语》中, 作者更是立志要比林语堂更出风头, 尽管带有自嘲的意味, 但她仍然说出出名要趁早让读者看到了其言行一致的一面散文中尽是客观率真的自白, 毫不讳言对金钱的热爱, 对功名的追求。她对人性自私本质的剖析不仅对别人, 也将解剖刀指向了自己, 是一种清晰而直接的自我表达。具有诚实不伪, 迥于传统女性书写风格的冲击力。

在《流言》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张爱玲在笔尖上发掘种种人性的阴暗主题, 虚伪, 自私, 麻木不仁。她把一个人世挑剔者孤傲, 冷僻的目光投射到了作品中。她对人性的这种否定情绪与自身生活体验密切相关。从《私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的不幸的童年生活使她敏感早熟, 而在她的生活环境中敏感早熟又使她过早积累了对人和事的否定性情绪。从而造就了文中流露出的对人性透彻揭示。然而正是因为对人性有了深刻的了解, 所以她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除了揭示以外又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与理解。她的写作态度是诚恳而又冷眼旁观。她看透了人性的丑恶却并不贬斥他们。包含着她对小市民卑微而平庸的生活的深深的理解与同情, 正视人生的凡俗的本质。因此文中对人性的揭示既是对人性的真实再现, 也是融入了作者对人性的理解与体谅。

二、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明亮与阴暗的对照

在散文集《流言》中, 一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处处流露出的作者对生活的热情, 充满了生之欢悦, 字里行间具有灵动的趣味性, 时时有令人捧腹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这看似明亮的色调中细细品味, 又能觉出沉沉的阴暗, 苍凉之感阵阵袭来, 令人身心俱凉, 对尘世的希望化为灰烬, 只留下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的身世飘零。这使得她的散文流露出深深的悲剧意识, 正如她自己所言在“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 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 爬满了蚤子”。一边是生命的欢悦一边是是欢悦中不能克服的小烦恼, 其散文给人的整体感受也正是对这句话的精典诠释, 散文中不但展示出一袭华美的生命之袍, 也不忘残忍冷漠的指出袍上烦人的蚤子。这明与暗, 欢悦与苍凉的参差对照, 也正是其散文致命的吸引力。”

她的散文世界常从对生活的点滴记录中发现其中的趣味性。她常以自食其力的小市民自居, 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对生活中的小趣味带着过分的嗜好, 并从中体验到生活的乐趣之所在。可见她是入世的是食人间烟火的, 而只有真正的入世者才能懂得尘世生活中的乐趣, 张爱玲的散文也正是基于此才具有其明亮的一面。《炎樱语录》、《姑姑语录》直截了当的反映了周边人物机智风趣的生活态度与小智慧小精明, 幽默而又风趣带有活泼的色彩。可见作者无论从吃穿住行的琐事还是从周围的人群中都能发现生活的乐趣。

《流言》中类似明亮的色彩, 初看冲淡调和了其阴暗的一面, 但却并不能完全掩盖其间透露的苍凉。明亮或许只是为了对照出更深的阴暗。在《流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苍凉仍然是永远的底色, 不可抹灭。她的散文更随意直接的流露出荒芜, 孤独, 失落, 沉重的心境如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的家” (《私语》)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溃, 新的在滋长中” (《自己的文章》) “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是影子似的沉没下去, 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自己的文章》) 表达了自己在这样一个乱世中的不安与恐惶, 在这变幻莫测的时代背景下, 一切都是不确定, 没有什么是切切实实的可以把握的。同时, 在《造人》中也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于未来的不确定, 绝望, 对于现世的悲观失望, “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滋长繁殖, 多多地生, 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 可能性是我们的种子遍布大地。然而是什么样, 不幸的种子, 仇恨的种子。”《私语》是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而这种回忆也不是纯真甜美的梦, 而是流露出太多的伤感, 如嘁嘁切切絮絮叨叨的述说, 平添了一份真实的苍凉, 生活的无奈与绝望。“乱世的人得过且过, 没有真的家。”作者虽出身名门旺族但那个时代的繁华热闹却是她穿着新鞋也赶不上的了, 她所感到的只是家庭的一步步走向破落衰败, 母亲的出走, 父亲的再婚都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刻上了永久的伤痕, 这种伤痕转化为文字也就造就了其散文中阴暗苍凉的手势。

我们看到张爱玲一面从平淡世俗的日常生活中领受着其中的欢悦, 另一面她又无时无刻不陷入思想背景中惘惘的威胁。享受生活欢悦的明亮色调的同时又被四周浓重的阴暗所笼罩, 俏皮机智的调子与压抑了的悲哀互相纠结着交替出现, 在看似轻松的话语之下时时隐藏着悲凉之音

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不同于她的小说是“一步步走向没有光的所在”。在其小说世界中透露的是举世的苍凉, 影影绰绰的鬼魅的阴森, 带给读者一阵又一阵的凉意。而《流言》则是光与影的纠结交缠, 轮翻上演。文中既有痛苦的人生体验, 又有细细体察的生之欢悦, 文中对世俗生活敏锐的捕捉, 对人性的深刻揭示, 阴暗与明亮对照的文字感受, 都深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 独特的艺术特色使这水上的文字, 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文如其名似的流传开去而这流传必将继续。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著《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M]哈尔滨出版社2003.10

[2]张爱玲著《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二》[M]哈尔滨出版社2003.10

[3]张均著《月光下的悲凉—张爱玲传》[M]花城出版社2000.11

[4]许子东、梁秉钧、刘绍铭著《再读张爱玲》[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5

[5]余子斌著《张爱玲传》[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篇4:张爱玲海外散文研究

关键词:张爱玲;散文;学术价值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籍河北丰润。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张爱玲是80年代至90年代大陆文学界的热点。但人们一直把张爱玲分割为二,一是40年代昙花一现的张爱玲,一是50年代后漂泊海外自甘寂寞的张爱玲。大陆谈论较多的是前一个张爱玲,而对后一个张爱玲则注意得很不够。现从后一个张爱玲入手,对其海外散文加以研究,以期让国人对张爱玲海外散文有所了解,重新审视张爱玲海外散文的价值。

张爱玲海外散文《对照记》,收入了21篇海外散文的全部。从体例和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类:(1)纯粹叙事、忆人散文,如《忆胡适之》《忆西风》等;(2)序跋,如《〈张看〉自序》等;(3)关于文学、语言、文字等的小论文,如《关于〈笑声泪痕〉》《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等;三类中,最有价值的是第一类。其中的《忆胡适之》一文,是整个张爱玲海外散文的翘楚。现就这篇散文与大家探讨一下。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先生逃往美国。整个20世纪50年代前期,他寓居纽约,客观上成了海外文坛的领袖人物,自然也是张爱玲的精神领袖。张爱玲的《秧歌》出版后,张爱玲曾寄赠胡适,请他指正。胡适读后,大加赞赏,回信鼓励。此信也就成了以后《秧歌》各版的“代序言”。1955年张爱玲抵达纽约后,专程往访胡适,受到了胡适及夫人江冬秀的热情欢迎。后胡适还到张爱玲寄住的青年会(贫民窟)回访,并电邀她赴宴(因张病未去)。所有这些,都让张爱玲十分感动。虽然此后他们未再联系,但这种感动一直深藏在张爱玲心底。《忆胡适之》正是这种感情的喷涌。

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感情真挚,对胡适的怀念、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请看她第一次拜访胡适的印象:和适之先生面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地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一个文学晚辈面对“五四”文学泰斗,怎能不“如对神明”?但胡适并不摆前辈和权威的架子,他硬是要回访张爱玲,亲自光临张爱玲借住的“贫民窟”。这次回访,也就是永别!几年后,胡适先生返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宴会讲演后心脏病突发猝死,让人悲恸!张爱玲想到诀别时的场景,怎能不“有一阵悲风”,“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呢?

与张爱玲的真挚感情相应的,自然是胡适先生宽厚、博大、亲切、自然的音容笑貌了。出现在张爱玲面前的,完全是一个温柔敦厚、学富五车的宽厚长者,他丝毫不摆长辈和大学者的架子,还要亲自只身到张所住的青年会去回访,这是一般的长辈对晚辈、大学者对年轻人很难做到的。但胡适不仅做到了,而且一点也不勉强,尤其不是为了笼络人心的装假。张爱玲笔下的胡适,的确洋溢着可贵的大家风范。

胡适是一个有卓越贡献的伟大历史人物,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忆胡适之》写出了美国人对胡适的不了解,为这位文学大师大鸣不平,这也是这篇文章的功绩之一,她说:在这篇散文中,不仅用荣的“民族回忆”理论说明“五四”的不朽,而且用中国革命、中国文学的现代历史说明了“五四”的不朽。一些人往往居心叵测地把张爱玲和“五四”文学革命对立起来,甚至把她册封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祖师奶奶”,这种对“五四”的无知,离外国人也就仅有几步之遥了。同时,《忆胡适之》还谈到胡适和作者家族的一些往事,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谈到了胡适对《海上花列传》的一些考证,也十分具有学术价值。

海外散文中的另一篇佳作是《忆西风——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对张爱玲来说,获得“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应该说是一桩喜事。然而,她却联想起了半个世纪前一桩自己不愉快的所谓“得奖”的往事,于是,不仅高兴不起来,还“难免怨愤”。当年“得奖”的往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使现在的得奖连一点高兴的感觉也没有了。那么,这是一次什么样的“得奖”呢?那是张爱玲在港大读书时的一件事,所以也是张爱玲真实感情的流露。真情迸发才会有好文章,《忆西风——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正是这样的好文章。细枝末节的有关考证,并不影响这篇文章的可贵价值。可惜的是,在张爱玲的海外散文中,这种真情迸发的好文章太少了。

总之,尽管张爱玲海外散文相较其前期作品,产量和艺术价值大打折扣,但其海外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仍占据有一定的地位,也很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所以,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海外华文文学中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发挥着很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袁良骏.张爱玲论.华龄出版社,2010.

[2]胡辛.张爱玲传.作家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篇5:张爱玲散文《私语》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罢?我不预备装模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罢!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姑姑不由的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盖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擦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到她颔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那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为什么干什么干。何干很像现在时髦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唤做“疤丫丫”的,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袴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还有一本是儿歌选,其中有一首描写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枝桃叶作偏房”,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志演义给我听,我喜欢他,替他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后来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负。当然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他们是南京人,因此我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久后他们脱离我们家,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我和弟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还是有一种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又怪两个媳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上有帐子。

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我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气得我说不出话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掺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掺了。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磁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磁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泡水。我十分惋惜,所以至今还记得。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后来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门口,我一定不肯去,拚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去了。到了那边,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溜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趴在佣人背上回家。

家里给弟弟和我请了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太王事獯于,”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那一个时期,我时常为了背不出书而烦恼,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她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女佣告诉我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磁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我和弟弟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我选择的,而且我画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姊姊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兴,眼泪也干了,很不好意思。《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同搬走了,父亲移家到一所弄堂房子里。(我父亲对于“衣食住”向来都不考究,单只注意到“行”,惟有在汽车上舍得花点钱。)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幸而条约上写明了我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沿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因此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般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穷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然而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干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后母也吸。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我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在家里虽然看到我弟弟与年老的“何干”受磨折,非常不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来,也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了。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得更槽,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洲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入睡,所以到我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他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走到大门口,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他走了之后,何干向我哭,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我这时候才觉得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她哭了许久。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我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呆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炕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姑姑来说情,我后母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的么?”不等她开口我父亲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姑姑也打伤了,进了医院,没有去报捕房,因为太丢我们家的面子。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地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何干怕我逃走,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然而我还是想了许多脱逃的计划,《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一齐到脑子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龟》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缒了出来。我这里没有临街的窗,惟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是更深人静的时候,惊动两只鹅,叫将起来,如何是好?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正在筹划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石灰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候,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的被带累。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我做纪念,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扇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至今回想到我弟弟来的那天,也还有类似的感觉。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地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走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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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再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但是为什么要等#到死呢?

生命本身不也使一切人都平等么?人之一生,所经过的事真正使他们惊心动魄的.,不都是差不多的几件事么?为什么偏要那样地重视死亡呢?难道就因为死亡比较具有传奇性——而生活却显得琐碎,平凡?

阳台上撑出的半截绿竹帘子,一夏天晒下来,已经和秋草一样的黄了。我在阳台上篦头,也像落叶似地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远远近近有许多汽车喇叭仓皇地叫着;逐渐暗下来的天,四面展开如同烟霞万顷的湖面。对过一幢房子最下层有一个窗洞里冒出一缕淡白的炊烟,非常犹疑地上升,仿佛不大知道天在何方。露水下来了,头发湿了就更涩,越篦越篦不通。赤着脚踝,风吹上来寒飕飕的,我后来就进去了。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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