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鲁迅

传记鲁迅（精选7篇）

篇1：传记鲁迅

鲁迅传记

鲁迅，真实姓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

在《鲁迅全集》中，可以清楚的看出鲁迅的思想是如此深刻复杂，文字又那样生动有力，它们自然会深入我的灵魂，在我的意识深处沉淀下来。

种种大的事情且不去说，就是走在街上，也会看见歹人白昼作恶，周围的人群中却无一人上前喝止；去乘公共汽车罢，车子还没停稳，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已经一哄而上，将下车的老妇人挤得踉踉跄跄。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鲁迅那些刻划“麻木的国人的魂灵”的小说，想起他那“愚民的专制”的论断，记起他对形形色色的愚民术的憎恶，记起他那句“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的沉痛的告白。

毫无疑问，鲁迅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执著的启蒙意识、忧患意识在当代作家的写作中获得 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鲁迅给当代作家留下了更大的追寻与反思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真诚地面对时代和社会人生，提升自身言说与写作的意义，在中国这块坚实而厚重的大地上，发出自己真实的生命的内在之音。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和“文学“都有专名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叛“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的意义，是独特的精神和语言存在。他是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勘探者，是现代思想的建筑师。他的思想与文学、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都是一体的，他创造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或结构，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由传统向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鲁迅是一座界碑，他的启蒙思想和立意“深切”、格式“特别“的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的原型的意义。他关注人的思想的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变革，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反思、批判中国历史的“非人道“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

倡思想的“立人“和“致人性于全“主张，认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的变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根本，“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才是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立人“即要实现人的意识觉醒相精神的独立，释放人的生命能量，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

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抗”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为了争取做人的资格：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反叛“，对生命体验的“彷徨”、“孤独“和“绝望“的“挣扎“。它所显示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区别他人具其独特价值的地方。他在文学中所表现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和“绝望的抗战“体验也是2O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最有价值深度的母题之一。要“立人“，就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就要反叛“非人“的思想和“吃人“的社会制度，就要揭露“吃人者“的把戏和“被吃者“的人性弱点。鲁迅对传统思想和礼教制度，从汉语表达的方式到伦理道德的面具，从人的潜意识到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对沉默的国民灵魂也进行了真实的去蔽。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的，我们民族要全面实现现代化，鲁迅将是不可淡忘的一面精神旗帜，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黄侯兴先生所说：“鲁迅精神必将进一步激发全民族的觉醒与崛起，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此更加振作起来，在强手如林的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尚可以有为‟的民族。”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篇2：传记鲁迅

读书心得体会

题目：《世界名人传记—鲁迅》读书心得 姓名：孔祥悦 学号：09150801 班级：8班

完成日期：2016.2.10 指导教师：吕玉莲

《世界名人传记—鲁迅》读书心得

摘要：鲁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他用笔批判和针砭社会，运用丰富的学识和自身旺盛的革命热情，照亮了近代中国前进的道路，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遗产。作为青年学生的我们，应当传承下去。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在地发春华。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鲁迅先生的诗，也是他作为一个大作家，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真实写照。

1881年9月25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他原名为周树人，字豫才，是北宋著名道学家周敦颐的后代。鲁迅经历了一个快乐的童年生活。在百草堂愉快的玩耍，听长妈妈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在三味书屋学习知识文化„„这些启蒙教育为鲁迅之后的文学道路奠定了基础。鲁迅原本家庭富裕，可是在他十三岁那年，祖父周福清涉嫌科场舞弊被罢官入狱，父亲也生了重病。家里为此花费了巨额的财产，因此家道败落。鲁迅的亲戚族人也因此变得冷漠无情。鲁迅由一个富家公子变成了亲戚口中的“乞食者”。这时的鲁迅亲身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与身处上流社会的亲戚们的虚伪和丑恶。不甘屈辱的他，毅然离开了家乡，前往南京求学。他先后进入了免交学费的，南京水师学堂和南京矿路学堂。想学习新学为国家效力。求学时代的他，生活简朴，省吃俭用。因成绩优异获得的钱大多数都用来买书，寒冬时节，时常一个人读书到深夜。那时候的他，连一条棉裤也穿不起。在矿路学堂，鲁迅学到了地质学、化学、熔炼学、测算学、绘图学等新鲜的知识，他也时常去阅读新报，这让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跟上了时代的步伐。1902年他在矿路学堂毕业，被选中留学日本。

少年清贫，勤学不怠，嗜书如命，这就是求学时期的鲁迅。从小热爱学习，不断学习的鲁迅，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中增强了自己的文学水平，提升了自己的思想高度。反观现今，像鲁迅这般热爱学习的青年是少之又少。我们作为大学生，应该有鲁迅这种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学习奋斗的热情和精神。他能够因为国家的国情，而多次改变自己的志愿，用自己满腔的热血，去书写近代祖国文学革命的篇章。在南京的4年间，中国经历了怵目惊心的剧变，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义和团运动遭到镇压，八国联军蹂躏国土，这促使鲁迅更加急迫地寻找新鲜的知识和救国的真理。出国后的他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成为了一名革命家。在日本学医的过程中他体会到，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和思想。那么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是文艺。从此，他走上了文学思想的道路。

工作以后，他由普通中学教员到教务长、教育部员、大学教授，因为宣传进步思想，揭露政府劣行和帝国主义列强罪行而受到排挤和迫害。而他在描写自传的时候，经常用谦虚的口吻去叙述自己的遭遇。把被政府通缉轻描淡写，无畏生关键词：鲁迅 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奉献 文学家 奋斗无悔 死。表达出对反动革命政府的蔑视和坚持革命的英勇精神。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鲁迅先是在教育部工作，后来被他的同乡钱玄同说服，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出版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接着先后前往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在这些“战场”进行革命斗争。后来他又定居上海，走进了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成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是一面战斗的旗帜，无数革命文艺青年正团结在他的周围，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而斗争。从他参与“左联”开始，他就彻底背叛了本阶级，投入到了共产主义革命当中。鲁迅经常不分昼夜的工作，全然不考虑自己身体有病和精力不济。他从事着翻译、创作、编辑等工作。他批判着当时污浊的社会思潮，针砭了消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论调。而且还培养了叶紫、萧红等文学青年。晚年时期的他不顾一切全身心地工作，就是为了中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拥有这样的奉献精神，绝不是一般的文学工作者能够做到的。

鲁迅先生在我心里是最富有革命人情的人。他既敢于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又能无情的批判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思想，无私帮助战友和同事，又关爱自己的亲人。印象中的革命家，是冷酷无情的，但是我在鲁迅的身上发现了作为一个思想家和革命家独有的善良和人情味。他有着伟大的人文情怀，痛恨阻碍人民走向幸福的黑暗反动势力，以笔为武器，不断地进行批判与斗争。他去世以后，人们通过各种形式举行追悼活动，怀念这位伟人，并给予崇高的评价。宋庆龄在上海发表谈话，指出纪念鲁迅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的那种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迹和伟业”。而作为学生的我们，更是有责任继承鲁迅先生未完成的事业，那就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富强而努力学习，努力奋斗。

当今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鲁迅的作品该不该被逐出中小学课本。我认为最重要的，使人们能够用科学的头脑去分析鲁迅先生的作品，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偏激否定。面对社会现状，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挖掘鲁迅的文学作品和鲁迅精神，用清醒的头脑去吸取有价值的东西。青年学生们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把鲁迅先生遗留给我们的文化财产精华传承下去，运用到社会的建设中。也让鲁迅先生的作品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常读常新。

篇3：传记鲁迅

顾炎武 (1613—1682) , 苏州府昆山县 (今江苏昆山) 人, 原名绛, 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 字宁人, 自署蒋山佣, 后人尊称为亭林先生, 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清代朴学开创者之一。《清史稿》称:“清初称学有根柢者, 以炎武为最。”清代以降, 出现了大量以顾炎武为传主的传记。综合《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九十种清代传记综合索引》这两部较全面的清代传记的工具书做一统计可知, 以顾炎武为传主的传记共有31篇之多。若我们把这31篇传记按写作时间 (若写作时间不可考则以辑选入书时间) 由远及近做一排列, 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写于康熙朝60年间的传记只有黄宗羲《思旧录》中1篇, 雍正朝13年间为零, 乾嘉时期八十五年大致有7篇, 道光到宣统91年间也大致有11篇, 民国初期12篇。这一统计数据表明, 顾炎武的传记大量集中出现时在乾嘉以后, 这与乾隆、嘉庆以后朴学的风行有这密切的关系。而道光至宣统年间多达11篇的传记, 以及民国初年所收录或编纂的12篇, 占笔者收集到的顾炎武传记总数的74﹒2%。如此多的传记集中出现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除近代资料易于保存流传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

一、社会历史原因

公元1644年, 一场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明清鼎革, 给汉族士大夫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心灵冲击和震荡。“1644年3月19日以前, 是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十之后, 便变成清顺治元年了……这种刺激, 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 而自觉地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仅仅一年时间, 宗庙倾颓, 异族入侵, 国破家亡, 接踵而来的巨变对于包括顾炎武在内深浸传统忠君思想和夷夏观念的士大夫来说, 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它不仅意味着政权的移易, 更象征着汉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甚至中断。夷狄入主之时代巨变, 迫使他们反思追问:强大的明朝何以如此迅速亡于作为“夷狄”的清政权?带着“明亡之思”的焦虑, 在沉重的心灵拷问下, 他们从世运追究到学风, 于是, 明季士风的浇漓尤其学风的空虚遂成挞伐的焦点: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股肱惰而万事荒, 爪牙亡而四国乱, 神州荡覆, 宗社丘墟。”

顾氏将亡国之由归于学人清谈、学风虚浮, 不免有夸大之嫌, 然而当时著名学者如朱之瑜、黄宗羲、王夫之等几乎都得出了这样近乎一致的认识。于是明末理学的空谈心性、脱离实际、师心自用的流弊受到无情斥责与彻底清算。与之相对, 以顾炎武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想遂成清初蔚然风从的新学风。这既是对晚明思想学术界的批判与反拨, 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明王朝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明清易代事实对于思想界的刺激。梁启超对此曾论述道:

“这些学者……对于明朝之亡, 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 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 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 便是这时候代表人物。”

顾炎武确是其中代表之一, 他的生命轨迹与时代风云密不可分。他做学问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延续汉族政权, 反抗满洲统治, 至少也是为了后代汉族正统的政治建设做准备。

历史的巨轮转到19世纪中叶, 时代又一次风云突变, 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式的冲击———鸦片战争。船坚炮利、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 以它强硬的军事手段叩开了暮霭沉沉的旧中国之大门。鸦片战争对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类似于明清易代却又更甚于明清鼎革, 它不仅是对中国独立统治的挑战, 对中华文化延续的割裂, 更是对华夏民族种族传承的威胁, 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救亡图存、民族延续成为国人的当务之急, 一大批有识之士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反思传统、思新思变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主流思想。他们在努力学习西方的同时, 也在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寻觅变革依据, 于是他们找到了顾炎武!

顾炎武一生与政治风云密切相关, 他“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 使其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尺, 深深影响和启迪了一代学者, 在晚清社会改革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改良派学者冯桂芬、郭嵩焘等人深受顾氏影响。冯桂芬在《变科举议》一文中, 引顾炎武“谓科场之法欲其难, 不欲其易, 诚哉斯言!”并作较为详细的阐述[4]。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 对顾炎武等人的学说在晚清社会改革运动中的作用做了高度评价:“总而言之, 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 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 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 而最初的原始动力, 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 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严复也很重视顾氏“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思想, 认为与西欧近代民主政治的理念在实质上是相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学者也深受顾炎武影响, 其杰出代表章炳麟, 改名绛, 号太炎, 明确表明他是顾氏学说及遗志的继承者。

顾炎武中年为抗清奔波劳走, 晚年以著书寄托政治理想, 变相反抗满族统治者。在清初严酷的政治高压下, 这种不合作态度, 使以其为传主的传记在清初约一百年时间这么少就不足为奇了。而鸦片战争前后, 相似甚至更为严峻的时代特征给了顾炎武及其学说大放异彩的机遇, 于是, 为顾炎武写传或搜集整理顾氏传记的学者增多, 31篇顾炎武传记中23篇出现于此时并不是巧合, 而是历史与时代的双重选择。

二、个人品质因素

全祖望是生活于清代“康乾盛世”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 其《亭林先生神道表》是顾氏传记中最有影响的一篇, 写于乾隆年间。其时清建国已近百年, 立国已稳, 然而文化专制依旧强大, 文字狱平均三年一发。在政治高压与严密文网之下, 全祖望要真实表现具有崇高民族气节顾炎武, 下笔殊非易事。而他传记安排却十分恰当, 写顾氏“少落落有大志”, “其时四国多虞, 太息天下乏材以至败坏”, “既抱故国之戚”, “志在四方”, “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1]等句, 委婉含蓄, 反复交代了顾炎武的政治态度而又不着痕迹, 未涉一“明”字, 却处处流露出顾氏故国难忘之思。明亡后, 顾炎武有过一段北上奔走, 漂泊不定的岁月, 或为避祸或为图恢复。作者也写得颇为隐晦:

……六谒孝陵。东游直至会稽……六谒思陵, 始卜居陕之华阴。 (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传中按时间顺序记录顾炎武明亡后六谒孝陵, 复六谒思陵, 最后定居华阴的过程。二十几年居无定所的生活, 他并非被迫无奈, 那么他究竟在谋划些什么, 全祖望没有明确写出, 然而故国之思、亡国之戚却伴随了他一路, 一次又一次地拜谒明陵, 俨然是凭吊之旅。明陵此时已成为故国的象征与精神的寄托, 多次拜谒明陵也近乎一种人生价值和身份的认同。神州荡覆, 四海沦胥, 只有以凭吊明陵抚慰故国之思。几处垦田经营, 又毫不留恋弃之而去, 处处含蓄地流露出他耿耿不灭的恢复之志。

邓之诚在对顾炎武这一段南北游走的岁月写得更为详细, 对他的政治意图也表述得更为明确:

时隆武新立于福州, 大学士路振飞荐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是后四五年间, 尝东至海上, 北至王家营, 仆仆往来, 盖受振飞命, 纠合淮徐豪杰。《送归高士之淮上》诗曰“揣书还就故人斋”又曰“窗下听鸡舞亦佳”。高士为归庄……壬寅 (康熙元年) 以后, 西南既覆, 郑成功亦没, 乃浩然长住。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 由于写作时间不同, 邓之诚相较于全祖望, 政治压力小, 因此下笔之时顾虑少, 涉及政治时亦以直笔为主。记述顾氏从隆武新立到康熙元年, 一直在从事抗清恢复的秘密政治活动。他与归庄一起结交豪强, 为抗清义士交通消息, 担任抗清义军幕僚, 为图恢复竭尽己力。即使康熙元年以后抗清形势艰难, 他也没有放弃希望, 仍然“北走雁门, 两至大同”, 实地考察山西河北一带的地理形势, 为以后的抗清活动做准备。

顾炎武对故国忠贞不移、为求恢复矢志努力的凛然不屈的民族气节, 成为清末民初这一转折时期有志之士的榜样, 为他立传, 即是鼓励后进, 提升民族整体自尊心与自豪感、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正是这落落大气的凛然之风,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责任感, 凛然的民族气节与坚贞的爱国情怀, 使顾炎武兼具学者与志士的双重身份, 并成就了他在清末民初百年间的卓越地位, 同时推动了其时顾氏传记的创作与整理。

三、治学理念因素

作为名重一时的大师, 顾炎武所强调的“经世致用”继承了儒学优秀传统, 既是一种人生观, 又是一种价值观, 对于清一代思想界与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主张博学, 以博学经世, 并与“家国天下”相联系, “博学”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 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践知识。他标举“行己有耻”, 倡导博学的同时提倡走出书斋, 到社会中去考察, 将学与行两相结合, 并于“博学”身体力行, 苦读终身, 即使北行途中, 仍勤于读书:

凡先生之游, 以二马二骡, 载书自随……偶有遗忘, 旵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全祖望写顾氏出游时常“载书自随”, 每到关塞, 即寻访熟知典故的退伍老兵“询其曲折”, 若与自己所知有出入, 即发书“对勘”;时常默诵经书, 有遗忘之处, 也立即“发书而熟复之”。他这次出游, 时间跨度几十年, 空间距离数千里, 却自始至终手不释卷, 并对书中所记做实地考察,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显示出他勤奋、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清儒学案》中对他的为学也有记载, 说他带书出游时, “即其地即其事即其人以求之”“山川亭障, 道途险要, 古迹沿革, 土物民风, 下至草木鸟兽鱼虫之微, 无不身历目验之。发书覆案以为信”, 此为实地考察;“见夫典制文献集方志之有关于民生国计者, 辄手录之。蝇头细楷, 始终如一。”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 此为笔耕不辍。全祖望这样评价顾氏的治学:“予观宋乾、淳诸老, 以经世自命者, 莫如薛艮斋, 而王道夫、倪石林继之, 叶水心尤精精悍。然当南北分裂, 闻而得之者多于见, 若陈同甫则皆欺人无实之大言, 故永嘉、永康之学皆未甚粹, 未才若先生之探原竟委, 言言可以见之施行, 又一禀于王道而不少参以功利之说者也。” (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肯定了顾氏讲究实证的治学精神与谨严的治学态度。

顾炎武孜孜不倦的读书、治学, 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要求的“博学于文”:

历览《二十一史》, 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 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曰《天下郡国利病书》……其别有一编曰《肇域志》, 则考索利病之馀, 合图经而成者……最精韵学……则有曰《音学五书》。性喜金石之文, 到处即搜访……有曰《金石文字记》。晚益笃志《六经》, 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 经学即理也……《日知录》三十卷, 尤为先生终身精诣之书, 凡经史之粹言具在焉…… ( (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全祖望列举出顾炎武“平生学业之所最重者”的几部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日知录》, 其学术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经学、文学、音韵等领域。尤其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 是他青年时期阅读邸报、实录、史书和各类典籍, 辑录其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论述, 并借鉴当代社会实际并加以阐发写成的。其后又用二十几年的时间来往于齐、燕、秦、晋之间进行实地考察, 务求书中论述质实准确, 于社会有所裨益。被全祖望誉为他“终身精诣之书”的《日知录》, 是顾炎武集三十几年心力, 一面创设条目、一面不断增殖材料精化论点改写而成, 是他平生精读史书、融会贯通后, 抽绎心得体会写出来的精彩札记。书中考据精辟, 文辞博辨, 且经世思想丰富, 为顾氏思想学说的集中代表。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 《清史稿》作为官方正史, 在顾炎武传中这样概括:“炎武之学, 大抵主於敛华就实”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清诗纪事初编》中论顾氏:“炎武之学, 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 是合学与行为一”;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 《请儒学案》说他:“生平所学, 表‘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二语为宗旨。”“学主于敛华就实, 晚益笃志经学, 曰‘经学即理学也。舍经学则所谓理学者, 禅学也。”所谓“敛华就实”, 指其学风稳健质实, 摒弃空疏虚浮, 强调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从顾炎武的传记中可以看到, 他思想中充满着对社会、历史、文化深刻而彻底的反省, 他“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行己有耻”的道德观、“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政治理念, 对晚清学术发展和思想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顾炎武传记集中出现于清末百年间的学术因素。

篇4：鲁迅传记的新收获

最早给鲁迅立传的是日本的增田涉和美国的斯诺，这些在鲁迅生前写的传记，尽管内容简略，立论和史实不无失当之处，但他们筚路蓝缕，功绩是不可抹灭的。国内第一本引起读者注意的鲁迅传记——王士菁的《鲁迅传》，出版在全国解放前夕，它和朱正的《鲁迅传略》成为我国鲁迅传记的奠基之作，尤其是王士菁所写的《鲁迅传》，后来曾多次修订再版，影响是广泛的。这之后的近二十年间，日本的鹿地亘、竹内好、山田野理夫、丸山升、上野昂志、高比良光司、山田敬三和苏联的L.D.波兹涅娃等人又写了一些新的鲁迅传记。

一般地说，初期的鲁迅研究，大都着眼于从总体上认识鲁迅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那时出版的鲁迅传记势必致力于摸清鲁迅一生的基本线索，重轮廓而不尚精细。王士菁和朱正的两本鲁迅传记的价值和特点就在于此。后来，随着全国政治条件的根本转变和文化的全面发展，鲁迅研究开始了认真整理生平资料、具体分析思想和作品的新阶段。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已有可能根据积累的新资料，加以分析并系统化，结合鲁迅所处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对他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和文学活动进行较前更为全面、准确的新概括，从而更深刻地说明他占据的历史地位。按照鲁迅研究的这条发展规律，我们可以把新出版的五本鲁迅传记看做是二十多年鲁迅研究的成果的一个综合，对鲁迅生平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充实、准确化和系统化。在这几本新传记中，诸如鲁迅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参加革命团体光复会、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上海藏书室、和陈赓会见、电贺红军长征胜利等等解放后新发现的生平资料，都占有显著的地位。传记的作者们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了一些过去的鲁迅传记中不准确的叙述，使鲁迅传记中的资料错误大大减少，增强了鲁迅传记的真实性。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这些新的著作大都注重了过去相对忽略了的鲁迅后十年在上海的思想风貌和战斗业绩的描绘，林非、刘再复合写和林志浩的两本著作，鲁迅后期生平的叙述都占全书的将近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篇幅。这样的编排意图，反映了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工作，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鲁迅业绩的重点和精华。终鲁迅之一生，他从走上社会那天起，就是一位勤劳不息、奋斗不止的战士，在我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他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最有光彩的，还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后十年的生活。这一段生平，理应大书而特书。林志浩的《鲁迅传》对鲁迅后期生活和思想的叙述，在第二编的末尾即已见端倪。而在重点部分则具体细致地分析了鲁迅和三十年代青年作家的关系，又以田汉、刘半农、许广平和海婴等人为例，刻划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精神境界。此外，还谈到了鲁迅对民族和阶级的关系的认识，并借用冯雪峰、柳亚子和郁达夫等人对鲁迅的印象，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即“鲁迅是富有革命人情味的战士，他对于年轻一代，是辛勤的园丁；对于浪漫蒂克的朋辈，是难得的诤友；对于故人、亲人，则始终如一、笃守情谊，坚持原则。”这种把鲁迅的战斗、工作、生活和交往结合起来描绘的写法，生动地展现了鲁迅在上海的生活的“崭新姿态”。林非、刘再复合写的《鲁迅传》，在《窃火者》一章中，着重分析了鲁迅到上海后给中篇小说《尘影》写的题辞：“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入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结合鲁迅在上海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全面分析了鲁迅实现了世界观的质变之后对于各种问题的正确见解，令人信服地表明，鲁迅这时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尽管这几本著作对鲁迅后期杂文的分析还可加重，但和以前的鲁迅传记相比，对鲁迅后十年的思想和生活的认识程度显然是提高了，这反映出我国的鲁迅研究达到的新水平。

如果说上面所谈的内容充实、重点突出这两个特点还主要属于史料范围的问题，那么，说到如何描绘鲁迅的形象，就分明取决于一个作者的史识高低，即处理史料的指导思想了。在这方面，几本新的鲁迅传记显示出它们的第三个特色，就是传记的作者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白了一个根本宗旨：要写“人”而不写“神”。黑格尔曾在《美学》一书中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完整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虽然这话原是对文艺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提出的要求，其实传记中的主人公的描绘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写好鲁迅，把他写成“人”而不写成“神”，就必须尽可能全面地着笔，即不但写他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的立场，也要写他的生活、感情以及音容风貌，使鲁迅的形象生动、丰满，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以前某些名人的传记和文艺作品一样，也有忽略生活气息而使人物形象干瘪生硬，令人敬而远之的缺憾。鉴于历史的教训，几位新的鲁迅传记的作者坚持鲁迅所说的英雄也有常人的生活的唯物主义观点，注意了鲁迅的生活的有血有肉的生动描述。这种描述和鲁迅思想的深刻剖析相得益彰，使人们对鲁迅倍觉亲切。林非、刘再复合写的《鲁迅传》冲破了过去鲁迅研究中的多余的忌讳，把鲁迅和朱安的结婚与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各辟专章，既对历史如实描述，又从中挖掘出内在的意义，指出：“人是复杂的，一个很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有时也可以表现得很简单和草率。他此时在这人生的重要课题面前，竟一切都迁就了慈爱的、然而因袭封建统治做法的母亲。他的结婚，与其说是对朱安的爱，不如说是对母亲的顺从。”“他和朱安的婚姻悲剧，只是四千年旧帐中的一页。毁灭无数青春的悲剧制造者只有一个，那就是祖传的吃人的筵席、几千年所形成的中国吃人的封建制度。这种自称为‘东方文明’的制度，对于中国人民负有多大的历史罪恶啊！”这样认识鲁迅的婚姻悲剧不仅丝毫无损于鲁迅的伟大人格，而且说明了鲁迅对封建制度的罪恶有切身的感受。另外，这部著作还专门叙述了鲁迅和周作人的分裂，说：“有一些使事情发生变化的原因，从它本身看来也许并不重要，然而正是这样的原因决定了他后来一生的命运。这样说起来，周作人跟鲁迅绝交，就使他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潜伏着一个危机，因为从此以后，当他怯懦和阴暗的念头不断升起时，就再也听不到出于手足之情的忠告了，他终于在后来一步步地堕入了黑暗的深渊。”由于作者把家庭事件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认识，所得出的结论就更加发人深思。曾庆瑞、吴中杰两书对此事的分析也具有这种特点。

几本新的鲁迅传记的再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恐怕是对那些历来有争议的问题的评价了。他们对这些历史悬案，既不回避，也不感情用事，力求综合学术界的各种看法，谈出自己的见解。在林志浩、曾庆瑞所写的带有评论色彩的著作中，这点尤其突出。关于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革命文学”的论争，曾庆瑞认为：“今天看来，尽管创造社和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是可以避免的，这场‘革命文学’运动却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作者不仅详尽地叙述了论争的经过，而且把双方的观点加以比较，既指出二者的共同点，又分析了鲁迅高于创造社的地方，同时也不避讳鲁迅的欠妥之处。当然，如果作者更广泛地考虑到这次论争和当时日本文学状况的联系，可能会使分析再深入一步。对于作者的结论，人们尽可以批评、争论，但说到作者的这种对历史认真而不敷衍的态度，无疑是应该推崇的。据说惠特曼对为他作传的特罗贝尔这样说过：“无论你怎样，可是不要替我打扮，我的胡言乱语都要放进去。……我恨许多的传记，因为它们是不真实的。我国的许多伟人，都被他们写坏了。”惠特曼说这话颇有些浪漫，但作为一种观点，他是对的。他的意思用另一个外国人的话来表达，就是“写好一生可能和过好一生同样困难。”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人生之难在于能自觉地认识自己，特别是不足之处。这是人前进的基础。而写传记之难，则在于真实地、恰如其分地描绘一个人，包括他的美德和缺憾。一个人的长处和不足都能对别人有益，问题是要采取正确观点去认识。说到这一点，就不单单是针对鲁迅的评价问题了，也可以进而作为整个传记文学的借鉴。

这四本传记，在写作风格上也是各有特点的。吴中杰的《鲁迅传略》意在“比较简明地介绍鲁迅的生活、创作及其重要的社会活动。”林志浩则“力求把鲁迅的战斗历程、作品评述和思想发展结合起来”，“采取叙述、描写和议论并重的写法”。而林非、刘再复合作的指导思想，却是“不仅追求它的学术研究价值，更注意它的通俗性和形象性，让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也能阅读。”值得称道的是，两位作者配合默契，使得全书洋溢着浓郁的抒情笔调，描述生动，文辞优美，很有艺术感染力。这种以文学笔调写传记的尝试是十分有益的，给传记创作开拓了广阔的视界。曾庆瑞之作又与上述格调不同，他想写“带有较为浓厚的评论色彩的人物传记。”虽然作者在章节编排上稍见繁缛，但因为抓住了鲁迅思想发展这条主线，全书脉络还是清晰的，而且对鲁迅各时期思想特点的归纳评点时也有精湛之处。

不过，后一位作者想把“人物传记”写得既不同于理论著作，也和传记文学相区别的看法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如果这种划分意在使自己的著作在色彩上有所独创，那可以理解，但要是把这三者彼此孤立起来却不妥。从文章分类的角度说，传记源出于历史，但到了现代，它却在国内外都逐渐带上了浓厚的文学色彩，而且也时时不能摆脱理论的分析，尤其是当写那些文化成就卓著的人的时候。因此，美国的杰拉尔德·克拉克说：“最好的传记作家向小说家求救。尽管没有必要崇拜事实，但必须尊重事实，以善意对待事实。”并且要求传记作者“解释”主人公的生活。这是说传记与历史、文学和理论三者不可分割。正如不应该因为文艺辞典上没有关于“杂文”或“科学文艺”的确切定义就否认这两种文学体裁一样，我们大可不必以文章分类的僵硬定义去界说传记。而且所有的传记也不能都是一种格调，而要根据所写对象的不同去确定传记的不同色彩。但如果从目前传记的发展趋向和人们的好恶着眼，我觉得现在还是把传记归入文学、称为“传记文学”为好。在不否认传记的历史价值和理论分析的必要的同时，强调一下传记的文学倾向对其发展大概有益无害罢。

有人说，从世界范围看，现在传记创作已经到了“成熟的年龄”。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希望我国的传记文学创作有更大的繁荣。鲁迅的传记应该是不厌其多的，关键是必须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质量。

篇5：鲁迅人物传记作文

鲁迅先生去世的时候，终年才55岁，却写出了无数经久不衰的作品比如《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许多作品被译成了外文广为流传。但被世人所敬仰的鲁迅先生却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鲁迅先生在日本学医时，意识到华人“华人的病不在身体上，而是在心理上。”于是鲁迅先生决定拿起笔，通过自己的文章来呼吁所有的华人，所以有的人说：“鲁迅先生的笔是同黑暗作斗争最厉害的武器。”

鲁迅先生那爱读书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人们把鲁迅先生誉为“民族魂”，原因是鲁迅先生或者是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鲁迅先生给人民当牛做马，却毫不骄傲，更不曾骑在人民的头上高呼：“啊!我多么的伟大!”所以，群众们把鲁迅先生举得很高，很高。

鲁迅先生也从不突出自己的地位，卖弄自己的知识。鲁迅先生只是默默地接受人们给他的荣誉和赞赏。

篇6：鲁迅人物传记作文

刚走进了鲁迅故居的大门，一张鲁迅先生吸着烟的照片显现在我们眼前，照片前是鲁迅小时候玩耍的铜像，老妈和我心血来潮，二话不说，立刻拿出了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

走进鲁迅祖居，门口的周家祠堂吸引了我。左右各放了三把椅子，正前面放了两把椅子，我想：这两把椅子一定是鲁迅父母所坐的，而左右的六把椅子一定是客人的座位。

走进鲁迅故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房间，有鲁迅儿时学习用的房间—书房，有鲁迅父母亲使用的主人房间，还有鲁迅家的大厅。再往左边走，我们就来到鲁迅儿时学习的学校——三味书屋，三味书屋的课桌椅和黑板都是极为简陋的。

走出鲁迅故居，进入鲁迅纪念馆，是我最感兴趣的事鲁迅的笔名，我还清晰地记得鲁迅第一个笔名叫戛剑生，最可笑的笔名叫做某生者。还有一点：在鲁迅纪念馆中，我还看到了藤野先生的照片，藤野先生不是鲁迅的文章吗?经过观察我才知道藤野先生是鲁迅先生最亲密的外国朋友。《藤野先生》也是鲁迅为了怀念他而写的散文。

篇7：中外传记作品选读鲁迅

Most people remember the Kong Yiji who was the only standing drinker that wore long robes in the typical novel of Lu Xun 。He shaped lots of vivid and special characters like Kong Yiji。 Certainly， as a litterateur and translator， he was also the founder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Lu Xun was born in a fallen feudal family in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At that time， our country was in a great panic。 Foreign invaders entered into our country。 The civil war was bound to break out。 Homeless people spread here and there。 It was in the period that Lu Xun aroused people’s awareness to fight against the enemy and look for a better solution to save our country

His primitive name was Zhou Shuren。 His popularity was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several of his works was entered in the textbooks of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What’s more， he was known by thousands of foreigners。

When he was a younger boy， he had to look after his poor family with his mother。 He experienced the hardship and the indifference and hypocritical of people。 He had the chance to come into close contact with people in low position and knew more about their life。

When he was 18， he left his hometown to enter the Nanyang Navy School。 Then he studied in the school of mines in Nanjing Street。 He was

excellent in all subjects。 In 1902， he had a state scholarship to Japan to study medicine。 At first， he spared no effort to learn it in Xiantai， for he wanted to improve people’s healthy condition and save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But he changed his mind totally after he saw a movie with his classmates。 In the movie， a Chinese person regarded as the Russian detective would be killed by the Japanese solider。 But some Chinese students did not show any sympathy for him and did not do anything。 Then the Japanese said that China was bound to be perished。 Hearing it， he was sad。 He considere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Chinese was to free their mind and change their spirit appearance。 After that， he made his mind to study literature to call on more people to protect our motherland。 So he returned to Tokyo to translate foreign works as well as to publish literary magazines and articles。 But he could not make him understood by most Chinese， let alone a small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He came back form Japan in 1909。 He taught students in a college to make a living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e pitched in the May Forth Movement。 Then he published his first vernacular novel， A Madman’s Diary in New Youth in 1918 After that ，he reported a couple of short novels including NaHan and PangHang to describe the life of the poor。 He also wrote some proses like The Weeds。 In the year of 1926， he was honed， so he had to leave for Xiamen because of his scathing voices。 He

had experienc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national movements。 Persecuted by the KMT， he did not give in。 On the contrary， he regarded his pen as his gun to criticize the reactionaries。 In his later time， he published a novel named Old Tales Retold。 It came form an old Chinese legend。 In the meantime， he added his imagination and experiences to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