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2024-05-18

当前农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通用9篇)

篇1:当前农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农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日,我乡党委为了构建和谐农村,全面了解和掌握当前农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难点、热点问题。组织了全面的调查,这次调查活动内容主要是重点围绕群众生产、生活中最需解决的问题进行调研。结果如下:

一是农民看病难;

二是农民子女接受优质教育难;

三是急需更多的科技咨询服务难;

四是再就是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民安全饮水难;

五是众多乡村人口与农产品供求难;

六是农民的文化生活太单调.抵御不良邪教思想难;

七是村庄“空心化”严重治理难;

八是农村群众上访消除难;

这些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但还是应加大力度,各级党委政府和村干部们必须认真研究农村的发展问题,重视解决好农民最需解决的问题,加大投入,像为农民修灌渠那样,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为农民创造更多增产增收的有利条件。不然,将来谁来做农民?

纸房头乡纪执永

当前农村最应重视的问题

——————公民道德建设

在具体的农村工作中,我们不少地方都存在着轻视思想道德建设的现象,久而久之,农民道德水平在经济大潮的澎激下,出现缺乏之势,有的已严重影响了全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原因以及对策如下:

一是领导重视不够。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不少地方都存在着轻视思想道德建设的现象,有的领导干部头脑中根本没有把思想道德建设挂上号。

二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化程度不高,工作机制不健全。还存在着靠领导重视、靠上级督促来保证落实的状况,随意性很大。有的乡思想工作者作用发挥差,不能抓住群众心理,导致思想政治工作流于形式,进不了村,入不了户,社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

三是有的村组织建设滞后。正规系统化的思想道德教育还没有走进农村,如此的思想道德环境对生活化的教育渗透能力非常有限,引导不好,不良的思想道德还会在某些农村占主导地位。

四是阵地队伍建设不相适应。表现在基层队伍人员不稳定,身兼数职,难以统筹兼顾,有的不知道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方法,无从抓起,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不能面对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

五是社会不良活动和现象的影响。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未得以有

效遏止,群众的诚信观念淡薄,道德缺失,部分农民特别是部分青年农民精神空虚,追求格调低下的文化娱乐,赌博、嫖娼现象时有发生。还有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重新抬头,不良邪教思想存在,婚丧嫁娶铺张浪费。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

六是教育上的失误。在教育对象上放松了对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教育;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还存在脱离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未能很好正视和解决农民思想中存在的疑问,重布置,轻落实;重形式,轻内容。

七是农民理想信念的不稳定。在改革开放中农民是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衷心拥护,但他们往往对理想信念存在模糊认识。在现实生活中,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又会采取实用主义观点,大部分农民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有些人只顾“小家”忘了“大家 ”,有些甚至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如制假售劣,牟取暴利,不讲信用等。

八是集体意识和道德责任感的淡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农民群众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从而增强了他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同时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由于教育的放松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自我意识在一部分人中逐步演变成了各行其是,直至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观念明显淡化,不关心集体,对社会公益事业漠不关心。

九是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意识的淡化。现代人们都是向往讲文明、讲礼貌、讲信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家庭和睦的社会环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边远农村,相当部分的农民又往往不遵守社会公德、不讲求家庭美德。青少年不爱劳动,不讲社会主义道德,老年人不讲科学的现象比较普遍;家庭责任感弱化,尊老不足、爱幼有余,邻里关系紧张。

对策如下:

1、切实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农村各干部要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战略高度,把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结合实际,研究制定贯彻意见和具体措施。当前着重要在健全和完善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机制上下功夫。

2、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素质,树立学习模范《纲要》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十分重要。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是农民群众学习的榜样,尤其是乡镇干部的思想素质和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农村工作的成败。要建立一支能胜任农村工作的政治强、品德高、业务精、作风硬的干部队伍,使农民群众学有榜样,干有模范。

3、发挥基层群众作用,探索工作新路。农民群众是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主体。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就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一要建立基层宣传员队伍,根据农村特点出黑板报、办宣传栏、搞广播宣讲、组织文艺演出,用身边的人和事,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基本道德规范教育。二要注意扶植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的自我教育和管理的各类组织,如红白理事会、计划生育协会、社会道

德评议会和村民代表议事会等组织。三要重视建章立制。要加大农民群众的监督力度,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制定“文明公约”、“村规民约”等规章,通过严格的科学管理,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4、强化村级组织建设,夯实工作基础。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归根到底要靠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去落实。要建立健全以村党支部为核心,以村委会、为依托,以共青团、妇联、民兵组织为骨架的组织网络,充分发挥其整体功能。

5、精心设计活动载体,丰富教育内容一个载体是一条纽带,一条通道,它可以把广大群众吸引和联结起来,使他们在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得到有益的思想教育。一要抓基础性工作。如针对农村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活动屡禁不止、大操大办之风盛行等实际,积极发动农民群众制定、完善村规民约,有针对性地开展“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村民”等主题活动;或者着力选树一批文明示范户,以典型的力量促进农村社会风气的好转。二要抓经常性活动,主要是利用本地的活动场所,开展各种业余文化活动,以活动为载体,吸引广大群众普遍参与,使农民群众在自觉参与活动中自我教育、自我激励、自我提高。三要讲究教育内容和方法,坚持分层施教的原则。村开展以家庭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系列活动。

6、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巩固和完善“村村通”等基础工作,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农民受教育的生活基础。

7、加强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村民的民主自治制

度。使广大农村群众有法可依,规范个人行为,规范生产生活秩序,使农村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

总之,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为构建和谐农村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组织保证。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一定要从发展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新时期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紧迫性和责任感,开拓创新,不断开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和提高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能力。

纸房头乡纪执永

篇2:当前农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农村家庭教育负担沉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对全国2000个农户的访谈,每个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5975元,占到总收入的30%,成为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在目前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县级财政勉强能负担起教师工资,中央和省财政能补贴部分教师工资和学校建设资金,但留下的缺口全部都交给学校自己解决。一些农村中小学校长反映:义务教育现在已经成了“学校的义务”。

农民看病难、医疗保障程度低。据调查,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仍大量存在。农民一次大病平均花费7000多元,差不多是一个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自2003年下半年起,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开始试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病户的医疗负担。但大多数大病医疗费的补偿比例在20%到60%之间,病人自付费比例依然很高。目前新型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很低。中央已经提出,到2008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医疗制度。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卫生的投入。

财政支农资金难以统筹使用。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急需的水利和道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十五”时期以来,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在逐步向“三农”倾斜,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绝对量在大幅度增加,但支农资金的使用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投入渠道多,资金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支农资金挤占挪用现象普遍;政府投入重农业“大动脉”,轻“毛细血管”。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多数地区还难以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目前我国农业投入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

城市对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目前,我国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已分别占68%、80%和50%。总的来看,当前关于农民工的注册和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摆脱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拖欠和克扣民工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工进得了城,但留不下来的问题仍很突出。

低价征地是当前损害农民利益的最突出问题。低价征地已成为新时期“以农养工,以乡养城”一种新形式。来自江苏的调查表明,在全省农地转用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而农民值得5%~10%。我国正处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据估计,目前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高达4000万~5000万人,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当前工作重点。

农村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民的信贷需求。当前,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仍是农村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大约只有1/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目前调查结果表明,农户从农村信用社获5000元以上的借款困难较大。应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政策。进一步完善邮政储蓄政策,使邮政储蓄在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留在农村。

篇3:当前农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断,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当前信息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将信息化建设提高到了关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新高度,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信息化建设工作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由此,社会各界应该加深对习近平讲话精神的学习理解,提高对信息化工作的认识,在化解当前信息化工作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认真做好我国信息化工作顶层设计和未来发展规划,推动信息化建设迈向新的阶段。

认真总结分析近年来我国信息化工作具体实践,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我国信息化建设工作亟须尽快研究化解的主要问题。

理论亟须突破

过去多年,我国信息化理论研究突破不够,导致认识局限,思想反复,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信息化牵引下的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2003年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之后,胡启立等领导推动”三金工程”,信息化建设实现良好起步;但理论研究没有跟上,没有像今天这样真正认识到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在”金”系列工程基础设施建立以后,需要真正深化应用,遇到一些瓶颈时,就产生犹疑和徘徊;信息化投入的效率评价不清晰,其实就是缺乏理论引导,从而出现信息化不过是“锦上添花”的论调。我国过去十年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总体处在粗放经营阶段,没有用理论和实践证明信息化是实现精细化管理和经营的关键手段。应对金融危机时,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刻不容缓,却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认清,信息化是化解金融危机、推动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对于当前经济发展众多遗留问题的研究,至今没有深刻认识到是因为信息化不足带来的。列宁说,苏维埃政权=电气化+共产主义,正是认识到了电气化的意义,才推动当时的苏联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之一;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提出:“强大复兴的中国梦=信息化+中国特色”?

尤其是今天,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的论断,应该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应研究清楚“信息化”、“现代化”的内涵、外延、基本概念、基本指标体系,进而深入说清楚“新四化”(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同时,信息化发展到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信息社会的问题、信息立国的问题、与时俱进的信息观和网络观等问题。只有理论突破、理论先行,才能科学制定未来发展规划,才能更好地推动信息化实践。

做好顶层设计

正是因为缺乏系统理论指引,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就难以设计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型,信息化建设也就没有很好的顶层设计。过去多年,从国家,到行业,到企业,信息化要做些什么,达成什么目标,没有清晰的指标体系。信息化战略也必须形成系统体系:既要有长远战略思考和政策宣示,也要有五年规划和每年的工作计划;既要分步解决具体问题,还要有一个调整修正机制。当年国家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制定的《2006-2020国家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很有意义,对过去十年信息化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刚性要求的年度落实计划、没有具体的投资规划、项目规划、地方规划相衔接,执行落实打了很多折扣。尤其是国家层面没有一个与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相配套的信息化发展规划,留下很多遗憾。

今天,我们制定信息化发展战略,必须阐述清楚信息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一方面未来信息化建设的健康推进,有效推进,需要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各方面深化改革,依赖于信息化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要阐述清楚信息化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社会治理战略的关系。在经济战略方面,信息化如何真正发挥经济增长“倍增器”、发展方式“转换器”、产业升级“助推器”;文化产业必须借助数字化、与互联网融合;社会治理与服务能力提升是信息化工作的关键。

健全信息化工作机制

过去多年,机构频繁调整,无法形成工作推动落实力度。最近十年信息化管理机构调整较多,从全国信息化联系会议,到国家信息化领导工作小组;从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到国家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再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各地频繁适应,人员、机构还没到位,项目还没有开展,职能职责可能就发生变化了。机构调整太快,职能难以落实,导致信息化建设工作出现起伏。

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网信办)成立以后,应尽快确定和公布其职能职责,并出台明确意见,指导各省市尽快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各地信息化主管部门担忧:“就怕三定拖三年,机构确定五年过去,然后新一届政府又开始三定,很多工作无法持续开展”。

落实相关信息化建设政策

仔细梳理,最近十年有关信息化的具体政策措施出台不少,有些政策也确实看到了信息化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但是总体落实不够。比如美国的上世纪就全面构建了CIO体系,从联邦政府开始,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到各企业,有明确的CIO职能职责,也已经非常成熟地培育和建立了CIO阶层;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政策文件中就提到要加强CIO体系建设,但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处在可有可无之中,没有明确建立CIO制度,CIO在政府和企业的定位与角色至今没有得到明确。比如,我们有众多的政策强调要做好信息系统的应用,要重视工业软件开发,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信息化项目招标中,还主要是强调系统的硬件购置,一个1000万元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如果软件开发与应用超过200万元就难以通过评审。再比如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到了众多财税政策和相关资金、基金的支持,据我了解,这些好的政策建议基本没有实现。

我曾经认真考察研究过欧盟,尤其是英、德、法有关推动信息化的政策实施情况。他们都有一个相对长远的20年发展蓝图和构想,有相对具体的10年规划,有具体可操作的每年项目实施计划。有专门的机构对每年实施的项目进行考核评价,明确哪些项目做的好,可以持续实施;哪些项目不能再做下去,应该调整;在此基础上,他们再对5年计划、10年规划进行修订和调整。不管机构调整和主管如何变化,这类工作都持续坚持。在这方面,我国各部门都是粗放管理,规划、计划一上墙,就不再问了,一些项目实施没有系统的绩效评估和修正;一旦机构调整和干部发生变化,很多事情更是不了了之。由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缺政策而缺政策的执行落实。

提升自主技术和解决方案

进口买不来信息化。总体而言,我国自主研发的信息技术和解决方案不够,一些关键方面满足不了需求,阻碍了信息化的发展。

关于推动自主产业创新,以下问题需要思考解决:

一是过去多年的信息化,总体是美国技术基础上的信息化,过去不买不行,未来10年肯定难以为继,可以说信息化的发展路径必须要变化,必须要调整。

二是发达国家信息技术企业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态环境,中小企业创新、大企业整合并购,形成良性循环。国外已经有非常成功、成熟的做法,目前在中国这个生态环境还不够健全。

三是要总结过去我们买不进来的东西为什么反而搞出来了?要研究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发挥两弹一星的创新精神?最近几年国防军工产业的发展突破经验也值得总结。

四是产业发展要重视企业与企业家的问题:产业发展还要有立得起来的企业和企业家。我觉得中国的集成电路、软件产业发展不够理想,关键是没有出现类似通信领域的任正非、PC领域的柳传志、互联网领域的马化腾和马云的人。

五是要解决应用问题,以用立业。我觉得,满足我国现有水平的信息化建设的设备和方案是有的,是能做出来的,是可以不断摸索走向成熟的,关键的是没有人主动来用,也没有较好的政策鼓励大家来用。这样也不利于自主技术的发展和突破。

篇4:当前农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2014年我们国家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十一连增和农民增收的十一连快,在这种形势下为什么还提出要转变农业发展的方式?又如何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陈锡文:这是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强调农业农村发展的态势良好,另一方面又说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这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当前的农业发展既有很大成绩,也有不少忧患,最大的压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的生产成本在不断攀升,比如投入品的价格上涨、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还有农村土地流转推动土地租金的上涨。从这些年的情况来看,农业的单产虽然在提高,但总体上农民从每亩土地上尤其是种粮棉油这些产品获得的收益,增加得并不多。特别是从2010年以来,一些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都有比较明显的上涨,比如小麦和稻谷,政府是实行最低收购价的,如果拿目前的最低收购价与2010年的价格相比,小麦的价格提高了60%多,稻谷的价格差不多提高了100%。

价格不断上涨又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与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相比,我们现在的一些主要农产品,如稻谷、小麦、玉米、棉花、糖等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所以我们进口的农产品数量在不断增加。之所以增加,除了国内有正常的需求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价格比国际市场的高,显得我们的农业竞争力不够。我们过去以单纯追求产量为主,拼资源、拼消耗的农业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带来了比较大的危害,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关注到这个问题,比如说重金属的污染问题、农业的面源污染问题等等,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同时也对农业自身的发展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制约。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如果想保持农业发展的良好态势,就一定要由过去那种单纯追求产量增长,片面地拼资源、拼消耗的发展方式,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方式上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一号文件就怎样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通过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来提高农业的科技进步,强化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的质量,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另一方面是要调整农业自身的结构,加快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农村既能提供初级农产品,又能对其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价值。同时还可以在农村兴办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包括旅游业、农家乐等等,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农民的收入。

记者:您认为当前农村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对于大家都很关心的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征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包括宅基地的问题,都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与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城镇化也紧密相连。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另外,您也提到法治是保障、改革是动力,应该如何理解法治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韩俊:2014年应该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农村改革是重头戏。大家已经注意到,2014年的一系列农村改革的举措,包括试点相继出台,一些顶层改革的方案也已经陆续发布。比如说关于引导承包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关于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的试点,特别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还有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这些试点方案也已经正式在部署,马上就要推进。还有其他的一些改革,比如供销社的改革、国有林区和林场的改革,等等。2015年已经部署的改革需要抓紧落实,要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做到改有所成、改有所进。一号文件还提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比如关于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两权抵押贷款的试点,方案正在讨论过程当中;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文件提出要有指导性的意见;关于农垦的改革,文件当中也提到了;关于乡村治理机制完善和创新,特别提到要扩大以村民小组作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的试点,也包括开展以农村社区作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文件还讲到为了解决发生在农民身边的腐败问题,需要完善村务监督机构的顶层设计,保证农民在中国最基层——村级,能够当家做主,能够真正对村级的负责人实施有效监督,等等。

农村改革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什么?中央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我们叫作“三块地”的改革,这个改革试点方案有关部门已经牵头在落实。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还有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问题,要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些有条件、有基础的县级行政单位来承担改革试点的任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涉及的利益主体非常复杂。坦率地讲,现在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一些方面分歧还比较大,有一些问题可能看得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要边试点、边总结、边完善、边推广。现在这“三块地”改革的试点任务要到2017年才能完成,在2017年年底之前主要是推进搞好改革的试点。农村土地改革,中央确立了“三条底线”,就是公有制性质不能改变、耕地红线不能破、农民权益不能受损。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宪法规定的,就是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改革不能违宪。集体所有制存在一些缺陷,这个制度需要完善。在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需要稳定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因为承包权只有集体的成员才有资格承包,不是谁都有承包权的,承包权一定要稳定,这样才能让农民吃一颗长效定心丸。在这个基础上,要放活农村土地的经营权。现在农村土地流转,流转的是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之所以实行三权分置,也是为了更好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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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说耕地红线不能破。中国13多亿人口,美国的人口比我们少10亿人,但耕地比我们多将近10亿亩;印度比我们少1亿人口,但耕地比我们多6亿亩;俄罗斯的人口比我们少得更多,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但耕地面积与我们差不多。一号文件提出,要划定永久性的基本农田,这项工作正在加紧落实。土地方面最重要的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损害。

记者:我想问一个关于水的问题,一号文件提出要控制农业用水的量和调整价格,请介绍一下具体内容。

陈锡文:关于水权管理和水价制度改革,在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很多地方进行了积极大胆的尝试。水权的概念很多人不太接触,可能不是很了解,比如中国北方很多省份的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活用水都来自黄河,而黄河每年的径流量是有限的。对沿黄河两岸的省份来说,如果上游的省份水用多了,下游就没水用了。控制农业用水的量就是从黄河源头开始,对每个省份可以从黄河流域取用多少水,国家要进行分配和定额。比如允许一个省在黄河取用21亿立方米的水,这个就是水权。这21亿立方米的水,可能其中有12亿立方米是用在农业方面,那使用这12亿立方米水的权利就是农业的水权。再具体到农民灌溉,如果一亩地一年允许使用800立方米的水,那800立方米就是一亩地的水权。超了就要从别的水权里扣减,节约了就可以获得奖励,从而形成一个机制。所以实行水价制度,不是简单地提高水的价格,而是要通过水价制度的改革,实现水权交易。比如这个地方节约下来的水可以有偿转让给别的地方用,这就要有一个价格。实际上通过这个办法既能达到节水的目的,又并不是简单地只提高水的价格。在很多地方,通过水权和水价制度改革以后,农民反而是增加收入的。因为他把节约下来的水权转让给别人,可以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

现在,各省分散试点的比较多,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它作为一种面上的改革政策逐步地向前推广。总的来说,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特别是在北方地区,长江以北的整个北方地区拥有的水资源只占全国水资源的1/5多一点,但是面积这么广大,尤其是农业,主要农产品的增产潜力越来越依靠北方。所以我们怎么样既能科学地节约用水,又能通过这种节约用水促进生产的发展、带动农民的增收,是需要通盘考虑的。

记者:我问两个问题:第一,经济新常态为农业、农村工作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第二,您刚才提到现在我们国家国内农产品的价格逼近“天花板”,同时国内生产成本这个“地板”又在不断抬升,形成双重挤压。一号文件里提出要改善农业补贴的导向性和效能,并且将选择一些地区展开试点,现在试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了?

陈锡文:关于经济新常态,2014年12月份中共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行了非常全面和非常深刻的论述。从总体上看,所谓新常态与我们过去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9%、10%、11%相比,未来几年的增长率可能会从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也就是7%~8%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适当地降低,对社会需求和财政收入都是会有影响的。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整个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农业就是一种挑战。另一方面,在财政收入增长减缓的情况下,怎么保持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的力度不减,使农业能够健康地发展,这都是在新常态下农业制定政策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反过来,新常态也可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会更多地去追求整个经济或者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和效益。这样对于农业加快转型、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化农业的生产结构、促进农业中各产业的融合,都会营造一种非常好的气氛。

在新常态情况下,很多农民尤其是中青年农民,进城打工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资金,也具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所以很多这样的青年农民会带着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回乡去创业。从总体上来讲,进入新常态对每一个行业都是挑战和机遇并存。我们只要能够抓住机遇,仍然能够促使农业有比较稳定的发展和更高的效益,使农民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关于补贴的问题,我们不少农产品价格已经高过国际市场,所以顶到天花板了,再往上提价格,国外农产品就要进来了。当然,我们指的是关税内进口的低关税配额的那部分农产品的价格。由于它是低关税进来,所以它的价格比我们的低了。像小麦,我们承诺它的关税配额每年是963.3万吨,接近1000万吨;玉米是720万吨;大米是两个266万吨,就是泰国米266万吨、日本粳米266万吨。把这三种谷物加在一起允许低关税进口的总量大概是2216万吨。2014年这三个品种进口总量加在一起是1900多万吨,还没有突破关税配额,在关税配额之内是1%的关税,可以忽略不计。我说我们的价格比它高,是在这个背景下比它高。

但是,如果随着进口增加,进口的量超过了我们承诺的关税配额总量,我们就可以对它实行高关税,高到60%。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进口东南亚的籼米,在我们国内的批发市场上是3300~3400元/吨,也就是每公斤3.3~3.4元;而我们自己生产的早籼稻在国内市场上的批发价在3900~4000元/吨,就是每公斤3.9~4.0元。如果进口量超过了我们承诺的266万吨籼米,从第267万吨开始对它实行高关税,高关税为60%。3400元的60%,差不多是每吨加2000元,那时候落地完税以后的进口价格就是5400元/吨,而我们的价格是4000元/吨,我们比它低。所以,关税配额对国内农业产业是重要的保护制度。

我们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如果配额用完,实行高关税,但我们的成本继续不断地上升,上升到比实行60%的关税的成本还要高,那时候我们的农产品就没有竞争力了。

在世界各国,对农业都是允许补贴的,WTO(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是允许补贴的。发达国家可以补贴农业生产总值的5%,发展中国家可以补贴农业生产总值的10%,中国最后谈的结果是可以补贴农业生产总值的8.5%。是根据面积,农产品的产量、价格进行的补贴。这种补贴在国际上普遍认为会进入成本,所以会扭曲价格,是严格限制的。如果为了改善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国家大量地投资在农村修水库、建渠道、打机井,因为这种投入不会计入农产品的成本,所以是不受限制的。

总体来讲,世界各国对农业的补贴趋势都是更多地向农民的收入做直接补贴,因为农民的收入不是根据某一个产品的产量、价格来进行补贴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就是怎么样既能够保证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又不违反国际规则。

记者:前两年的一号文件都提到鼓励和规范发展专业合作社内部的基金互助业务,但是这两年来关于资金互助的风险和“跑路”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2015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要落实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下一步会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出台?您对这方面有何解读?

陈锡文:关于农民合作组织内部的资金互助组织,现在我们把它放在金融这个类别的改革中对待。但是大家知道,合作组织内部的资金互助组织严格来讲不是金融组织,是类金融组织或准金融组织。因为它的成员是封闭的,只能在这个成员圈里吸收储蓄、发放贷款,出了圈就变成金融组织了。金融业务必须有银监部门颁发的金融企业、金融机构的执照才能开展。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发展农民的资金互助,虽然不需要这些条件,但是必须严格遵守这样几条规矩:第一,成员是封闭的,只能在成员范围内发展业务。第二,不能对外吸收储蓄,也不能对外发放贷款。第三,成员对资金互助组织的存款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来决定资金的收益,而不能事先就规定一个比较高的固定收益去吸收存款。

(本刊记者 绿洲 整理)

篇5:当前农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 袁明刚

2012年是全国基层组织建设年,各地都在狠抓基层组织建设,着力解决基层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把党的建设向前推进。笔者认为,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需要抓好以下六大问题。

一要抓思想,树立新观念。思路决定出路,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实践证明,凡是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多是思想观念陈旧的地方。当前农村,许多农民还存在思想懒惰、头脑僵硬、视野狭窄的现象。广大农村党员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视野,要带头树立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理念,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建立农村新兴经济组织。广大农民只有思想解放了,抓住机遇,按客观规律办事,大胆实践,勇于创新,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才能加快。

二要抓班子,选好领头雁。“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群众要致富,全靠党支部”,无数事实证明,哪里的党支部班子领导有力,哪里的经济社会就发展得快。反之,党支部软弱瘫痪的村,工作往往滞后,经济发展缓慢,群众怨声载道。因此,要加快建设发展型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选配一批德才兼备、公正廉洁、年富力强、有文化懂科学的能人,担任村“两委”负责人。

三要抓人才,培育示范户。如果哪个地方出了个养殖大户,那里的养殖就会多起来;哪个地方出了个种植大户,那里的种植就会多起来。身边的典型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群众更乐于向他们学习。“近邻都富裕了,自己再不发展没脸见人了”,示范户能起到榜样的带动作用。因此,农村要加大示范户和先进典型培育力度,大力实施乡土人才培养工程,在“选才、育才、管才、用才”上狠下功夫。

四要抓经济,找准致富路。农村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民要富起来,必须找准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子。要立足资源优势、地域优势或其它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规划,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只有找准发展经济的路子,并艰苦奋斗,群众的钱袋子才能鼓起来,集体的经济才能壮起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群众的物质生活富裕之后,精神生活才会随之富裕起来,广大农村也就会更加和谐美好。

五要抓培训,增强战斗力。村级干部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形势下又有新的要求,要让他们更好地带领群众致富,必须加大教育培训,不断提高组织能力和业务水平,着力增强他们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能力,提升组织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加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使农民掌握致富技能,增强致富本领,自力更生创业致富。

篇6:当前农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土地流转制度在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保护农村土地资源,提高农业规模效益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来,在基层的深入调查中发现,由于制度、管理、操作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容忽视、亟待解决。

一、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认识不统一

一方面,农民具有很强的恋地情结。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土地的依附性,一些农民想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而又心存疑虑,害怕彻底失去土地,因此选择协商代耕、临时性转包等简单流转方式,仍把土地作为在非农行业混不下去的退路。另一方面,一些干部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不支持、不引导,顺其自然。认识问题成为制约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首要问题。

二是机制不健全

虽然土地使用权流转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土地流转无论有形还是无形的市场都未形成,转出、转入之间缺乏足够的信息联系,阻碍着土地流转在更多方式、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进行。转包费、租赁费缺乏科学依据,没有与之相关联的评估、咨询、公证、仲裁等中介机构。

三是流转不规范

在调查中了解到,事实上农户在流转土地使用权时90%以上只有口头协议,没有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即使签了合同,也比较简单、不规范,流转双方在责、权、利关系上没有明确规定,也无违约责任,更没考虑到今后市场变化因素,特别是对保持地力没有足够重视,给合同纠纷留下了许多隐患。

四是政策不完善

一是有关土地方面的法律法规因制定年限不同,权益保障的侧重点不同,致使《农村土地承包法》与《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农业法》等法律法规之间存有互相矛盾的条款。二是大法出台后,法律解释、地方实施细则、基层实施办法相对滞后,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国家针对全国普遍问题出台的,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需要“本土化”,细化成具体、可操作的实施办法,可是截至现在,我省的实施细则还没有出台,造成基层法院对土地承包纠纷难于处理。三是有些政策落实还不到位,各级政府为大户提供的服务比较少。随着规模经营的发展,大户要求服务的呼声很高,要求服务的内容很多,从服务项目分,有种植的,有养殖的;从经营过程分,有产前的、产中的、产后的;从服务内容看,有要求资金支持的,有要求技术指导的,有要求销售服务的,但由于多种原因,政府和有关部门还不能满足大户的服务要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制约了规模经营的发展。

二、对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一是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引导。

土地流转,已在事实上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切实加强引导,统一认识,是农村土地使用权合理健康流转的必要前提。因此,各级党和政府要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统一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发展和完善,改造传统农业,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小康社会进程上来,摆上农村工作的重要日程。一方面加强培训,使干部认识到土地流转工作的重大意义,掌握土地流转的政策理论。另一方面加宣传引导,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三十年之后也没必要变”的政策导向,使农户统一思想、打消顾虑,促进土地合理流动。

二是制定法律,创造政策环境。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有层次地修订、制定出土地使用权流转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以及实施细则,对依托农业企业和合作组织、符合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扶持政策进行的土地流转,国家给予政策、资金支持,从体制和国家政策导向上促进土地的合理、健康、有序流转。

三是突破限制,扩大流转范围。

在平等协商、自愿有序,保护农民的承包权和流转利益,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和农地用途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农民利益保护相关配套措施,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到农村获得土地使用权,逐步扩大土地流转面。

四是建立市场、培育中介组织

篇7:当前农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

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80年代中期,由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以15%的年增长幅度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但在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期间,随着农村改革的剩余潜力逐渐释放和城市改革加快,同时也由于缺乏农村后续改革措施以及某些政策方面的缺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趋势。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可列举如下:

1.粮食和其他大宗农作物在国内市场的饱和及价格下降。

80年代上半期,由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以及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全国粮食总产量迅速增长,一举扭转了改革前长期以来粮食供应短缺的局面,农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没有大的调整,但由于通货膨胀,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粮食价格出现了持续回落。到1990年,粮食定购价格按不变价格计下降到了1985年的78%。

1994年,由于出现了短期的粮食供应紧张和市场价格上扬,促使中央政府连续几年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按不变价格计算,1997年定购价格比1993年上涨了51%,高于1985年价格20%。同时还实行了粮食生产的省长负责制,要求各省确保本省的粮食供应。这些价格调整给了农民更高的收入预期,鼓励农民扩大播种面积和增加投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从而很快就导致了粮食供应过剩。从1994年到1998年,粮食总产量由4.45亿吨上升到5.12亿吨,大大超过了正常的国内需求;同时由于边际成本上升和某些地方违反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原则分派粮食生产任务,使种粮成本不断提高。

在粮食供应过剩,市场粮价下降,粮食经营部门亏损严重的情况下,实行了粮食购销3项政策,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并且禁止私商插手收购粮食。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护农民利益,并扭转粮食经营部门的亏损,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根据过去一个时期的做法,国家对粮食价格的控制并没有起到稳定粮食生产和价格水平的作用。即使国家能够垄断粮食供给,由于无法垄断需求,仍然很难做到保持粮食供求的平衡。相反,由于统一定价不能准确及时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动,常常容易造成粮食供求之间的脱节。这恐怕是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尽管由于2000和2001年连续两年粮食减产和出口增加,粮食胀库的压力已经减弱,但看来数年来累积的粮食过剩还未完全消化。加上因进入WTO带来的粮食大量进口,价格水平不会有大幅度的回升,对小麦、玉米等主要品种来说反而有可能因进口增长而继续下降。由于为加入世贸组织所作出的承诺,我国在2002年的粮食进口配额(关税税率仅为1%)为1831万吨,到2004年将进一步达到2216万吨,这大约相当于国内商品粮市场容量的12%左右。加上非配额的大豆等产品的大量进口(大豆关税税率仅为3%),粮食进口正在大量增加并可能在未来数年内继续增加。这将阻碍粮食市场价格的回升甚至继续压低市场价格,势必导致主要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民收入下降。在此情况下,如果国内粮食收购继续实行保护价格,鼓励农民种粮,势必加剧粮食供给过剩,使市场粮价进一步下跌和大幅度的供给震荡。因此,顺应“入世”潮流,放开国内粮食收购市场,已是势在必行。当然,在粮

食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仍然需要国家保持一定的粮食储备,并通过平买平卖、调丰补歉的方式稳定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同时在短期内,也应当考虑在世贸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的农产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给农民较充足的时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防止进口冲击对农民收入造成过大的影响。

目前若干粮食品种和主要粮食销区的粮食价格已经放开。随着粮食收购价格逐步放开,今后促使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向应当转移到帮助农民调整生产结构,增加市场需要的、附加价值较高的产品生产,特别是要根据我国土地紧缺、劳动力过剩的特点,开发劳动密集度高,而土地密集度较低的产品,例如畜牧和养殖业产品,高营养、无公害食品,推动这些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农村科技推广和产前产后服务工作需要加强。

2.乡镇企业增长缓慢,融资渠道不畅,劳动力转移停滞

80年代,乡镇企业产出以超过20%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超过10%。尽管其发展速度在90年代明显放缓,20年来还是吸收了1亿农村劳动力就业,这成为当时农村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主要带动因素。

据2000年农村家计调查,农村居民第二、三产业收入已占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44%。但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在90年代后期已进入了相对停滞阶段,其就业人数1996年曾达到1.35亿人,1998年下降到1.25亿人,绝对下降了近1000万人。以后虽有一定程度的回升,到2000年仍只有1.28亿人,还没有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市场竞争加剧,一般产品市场相对饱和,是许多低技术的乡镇企业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一些地方原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改制,减少了企业冗员,也是就业人数下降的一个原因。目前看来乡镇企业发展已经不再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因。

乡镇企业发展的停滞还有若干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融资机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到了强有力的融资支持。这是它们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进入90年代后半期,多数乡、村办集体企业已经改制为个体、私营或股份制企业,在贷款方面不再得到农村基层政府的支持;而同时银行的融资约束明显加强,特别是在市场前景不明朗、风险增加、利率又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大银行对向农村中小企业贷款的兴趣大大降低。

银行商业化是改革的方向,而小企业贷款难也是各国都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特别严重,这与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密切相关。首先,由于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成本高于对大中型企业贷款成本,利率一刀切就使小企业贷不到款。目前虽然允许某些贷款在一定程度内浮动,但浮动范围仍然不能满足需要。贷款利率市场化虽然会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但将为效益好的小企业开辟融资渠道。其次,地方性、社区性的非国有中小金融机构在对小企业贷款方面会比大银行更有竞争力,因为它们在获得当地小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方面比大银行有更多的优势,其他经营费用也更低,因此贷款成本可以降低。但由于担心出现金融混乱,对建立非国有金融机构一直有严格的管制,使之一直没有有效地发展,从而也使农村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严重受阻。

为避免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但同时应当积极推进金融部门多元化发展。今后,改革金融体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开辟地方性和社区性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有效地扩大对农村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将有利于继续推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3.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进展不畅

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开始打破,我国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转移有了第二条出路,即向城镇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不过,迄今为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只有36%,明显低于大多数与我国处在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特别是大中型城市数量有限。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滞后,城市容量相对有限,加上许多城市仍然对农民工进城实行种种限制或歧视性待遇,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一直没有取代乡镇企业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渠道。近些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缓慢,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压力增大。但由于城市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剧增,农村劳动力转移也遇到了新的阻力。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城市化是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在我国,城市化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加速城市化建设将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因此,在促进城市化方面,需要各级政府将政策着眼点从限制城乡劳动力和人口转移,转换到为这种转移提供更多的服务以促进这种转移;同时也需要作好城市规划,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包括开放和吸引民间投资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并切实改善城市的投资软环境,推进市场化和法制建设。

今后几十年,我国8亿农村人口、3亿农业劳动力中的大部分将会逐渐转移到城市中来。当然,目前由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不能适应城市对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多数只能进入需要非熟练劳动力的行业,这造成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错位,因此需要尽快改善农村基础教育和城乡职业培训,以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

4.农民负担加重

长期以来,农村“吃官饭”的人口不断增加。这些人员基本要靠农村基层财政来负担。超过财政负担能力的部分,各地方只有通过向农民税外收费来解决,农民负担因此大大加重了。农村县级需要财政负担的党政机构和人民团体一般包括政府、党委、纪检、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工会、共青团、妇联等若干套常设机构,通常还会有若干临时性的办公机构,这些机构一旦成立,不管是否有存在下去的必要,都常常会长期保持下去。每次机构改革在削减了部分机构和人员后,经常都会再次膨胀。乡镇一级机构设置也类似。除此之外,农村中小学教师也成为这样的途径,这使许多地方农村教师队伍庞大但素质偏低,成为地方财政负担沉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问题不解决,目前设计的农村费税改革很难切实推行,农民负担也很难真正减轻,最终将影响社会安定。

篇8:当前农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征地,拆迁问题,相关对策

0前言

根据统计, 目前社会上有超过40%的纠纷都来源于土地的纠纷, 这一问题不仅仅造成了农村和整个城市社会的不和谐, 更影响了我国发展目标:构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同时这一间接的影响了我国党和政府的形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就需要政府从不同的角度来对这件事情进行思考, 同时通过制度上的变革和法律上的完善来建立一个合理的、同时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土地征收以及房屋拆迁的制度。

1 在对农村进行征地拆迁时所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

1.1 当前农村在进行征地拆迁时所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的农村, 在进行征地拆迁时会出现以下几种问题:

(1) 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在农村土地的所有制与城市不同, 同时在农村房屋的拆迁始终处在一个无法可依的状态中, 房屋以及房屋所占的土地, 是属于农民的私有财产。政府在对于农民的房屋土地的所有权上也一直保持一个忽视的态度, 在目前的有关土地的法律中, 农民的房屋被包含在所谓的“附着物”之中, 这一词语不仅仅严重的混淆了农民的土地在性质上的状态, 同时也让房屋所占的土地直接从集体所有性质变成了私有性质。而地方政府在对农民的土地进行征用的时候往往会参照国有土地上的城市房屋的拆迁标准来进行补偿, 然而这一参照在本质上就是错的, 城市房屋所占土地的性质与农民房屋所占土地的性质不同。但是很多地方政府甚至连参照都不看, 直接经由自身的想法进行补偿, 让农民应该受到的保障消失。

(2) 补偿的方式相对单一:目前, 在对农民进行补偿的时候多数的补偿方法为一次性的发放安置补助费, 让农民进行自行谋职。在政府的角度上, 这一方法简单、方便、快捷, 只要按照法定的、标准的计算来进行安置费用发放就可以了, 然而这种货币式的安置方式虽然能够解决被征地的农民暂时性的生活问题, 但是却无法保障农民的以后的生活,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一生中赖以生存的来源, 而没有了土地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鱼没有了水, 在生存方面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多农民一辈子以土地为生, 缺少其他的谋生手段, 并且普遍来讲农民的自身的理财能力以及投资能力都处在一个偏弱的状态中, 这种方法会导致农民处在一个坐吃山空的状态里, 并且也会变成社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 补偿的安置标准不够完善:随着城市的建设和社会的各项事业在发展中的需要, 我国在对农村进行土地征收的时候, 在拆迁的时间和区域上都有着不同的状态。目前来看, 地方政府已经对农民的建房时间的先后, 进行了分批的控制, 但是这一举措也造成了农民在建房的占地面积相差悬殊。同时由于乡与乡、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的地理位置不同, 在对于补偿的价格上也不同, 直接导致了农民在得到补偿费上的差距, 贫富差别也越来越大。为了得到更多的补偿费, 很多农民都会选择搭建违章建筑或者拖延拆迁时间等举措, 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甚至于很多农民在得知土地需要征收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家的房屋进行突击搭建, 目的就是增加自家房屋的面积以获得更多的补偿费用, 有的还会做成临时的店面、厂房等, 其目的也是如此。然而在政府对于这一问题视而不见、农民的愿望没有进行满足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所谓的钉子户, 来迫使拆迁人做出让步, 以上这些都是让补偿的安置标准没有得到完善的原因。

1.2 影响我国在农村征地以及拆迁进程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在农村征地以及拆迁的过程中, 往往会因为以下几个原因导致进程减缓, 拆迁过程艰难:

(1) 农村的土地在所有权上处在一个主体模糊的状态中;

(2) 有关集体土地的征收与农村的房屋拆迁在法律法规上的不完善。

(3) 在进行土地征收的时候,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位置的补偿制度不同, 导致的补偿不合理。

2 完善我国在农村征地拆迁的制度问题以及对策和建议

2.1 健全土地的征收程序

在进行土地的征收的过程中, 需要政府的相关部门把土地征收这一问题列为重要的问题进行探究, 同时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议事。在每一次对征地进行拆迁之前, 都需要去召开相应的动员大会, 让被拆迁户理解和了解为什么去拆迁。同时需要对参与征地拆迁工作的全部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法律的学习和理解, 以免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进行解决。

2.2 完善征收的补偿制度

拆迁冲突多半都是由于在利益上无法进行统一而造成的, 其中包括:规范补偿制度、规范拆迁管理、对征收的土地进行公共利益的确定等等。同时也需要加强对于征地补偿的监管, 需要确保征地的补偿费用能够及时的、足额的支付到农民的手里, 防止出现截留、挪用、拖欠等问题。要做到切实的解决被征地的农民在居住上的问题, 同时尽可能的保证被征地拆迁的农民做到原有生活水平的不降低。

2.3 建立失地农民在社会保障上的体系

这一体系的建立目标是针对基础的设施, 如:学校、交通、医院等配套设施, 对其进行规划和弥补, 对农民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 同时加强对拆迁群众的帮助, 主要包括:提供农民的就业保障和拓宽社保的渠道。

2.4 改变政府的行为职责

在拆迁的过程中, 需要政府部门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1]王培胜.关于新时期城市化进程中规范农村征地拆迁问题的探究[J].决策探索 (下半月) , 2013 (12) :35-37.

篇9:创业公司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创业公司再多,能够主导下一轮投资热点的还是天使投资人,而在从天使投资人转型为创业公司合伙人的Shakil Khan看来,在硅谷和在中国创业的差距不大,一个初创公司不应该被地域局限。Khan认为企业家需要做的是紧跟全球性的投资方向,找到一个靠谱的产品及销售团队,如果还能专注细节,对口解决文化差异产生的问题,一个创业公司也能很快全球化。

C:你在寻找创业公司的创始团队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

K:我觉得选对创始人很重要。我认为最好的创始人,如马云或雷军,他们都全心全意要赢。进一步说,我倾向于投资个体,因为一个人能够保证创业公司有一个清晰的走向。相比之下,我不会花太多时间研究这个公司是否会成功,或者说一个公司今天估值过高,5年后估值是否依然够高这样的问题。我反而专注于这个公司定下的目标,如果是成为市场的领导者,那么我就对这个公司有信心。我认为最好的人才来自同行的推荐,你要知道,不是所有公司都能够上市或者被收购,最大的挑战永远是,天使投资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当,每个创业公司都面对了不一样的挑战,但是如果你找对了创始团队,而他们又能够招到正确的人才,这就是一次正确的投资。坦白说,投资人并不希望给创业公司的这笔钱像是放在银行里,在天使轮及A轮投资的时候,我希望创业公司能够冒险,并创造营业额。相比之下,在B轮及C轮投资的时候,则可能比较保守,希望投入能获得对等的回报。总体来说,技术投资就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规模最大化。

C:你认为硅谷跟中国的创业圈有什么不同?

K:现在我对硅谷跟中国平等看待,因为我发现两个地方冒出来的创业者都很像,他们都创造了最好的一批公司。假如腾讯在硅谷创办,也会获得同样的成功。除此之外,我觉得二者的生态循环是一样的,硅谷跟中国的创业圈现在都在研究无人驾驶汽车,也围绕着无人驾驶汽车产生了许多周边的生意,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基础设施,无人驾驶汽车的感应器等零件的技术,甚至汽车的装备设计。这种扎堆效应能够加速无人驾驶汽车这个新兴领域的成熟化。如果无人驾驶汽车很快成真,并顺利商业化,人们再也不需要买车,也不需要忍受堵车,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同时汽车越来越少,我们的生活水平也能获得提升。这就是看似匪夷所思的技术的力量。

另一方面,这一代年轻人拿着手机长大,他们习惯打开手机用滴滴出行。因为Uber这样的公司,产品的用户体验变得雷同。所有人都需要用手机点餐,用手机打车。人们总是说中国公司善于抄袭海外的创意,但我觉得中国也做了很多东西被国外抄了去,这不是一个抄来抄去的世界,而是不同国家的公司满足用户雷同的需求,是一个跨国合作的群体行为。现在创业的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彻底全球化的公司,但同时又足够本土化,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增长空间。

C:你最近转型为创业家参与组建一个创业公司,你是怎么看待这种角色转换的?

K:作为一名天使投资人,你必须有更加开放的心态,你需要与无数的聪明又独立的年轻人见面,也可以从这些人身上获取完全不一样的知识。天使投资人更像是导师,需要为创始人提供钱以外的更多帮助。我逐渐发现,如果我有更多实际参与创业公司运营管理的经验,以后如果重新做一名天使投资人,就能为年轻的创始人提供更多有用的建议。

离开天使投资圈之后,我的思路必须与之前完全相反。身处一个创业公司中,你必须集中注意力,精力别再像做天使投资时那样分散。我也发现,在竞争激烈又有些浮躁的创业圈,很多创业团队在没打好基础的情况下就想拔苗助长,但也会出现另一个极端,不灵活调整公司战略,即使市场正在告诉你再不变就要被淘汰 了。(采访:胡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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