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制度概述讲述

中国司法制度概述讲述（通用4篇）

篇1：中国司法制度概述讲述

司法警察警衔制度概述

尚未发表，完善中

人民警察警衔与军队军衔、海关关衔并称我国三大衔级，作为中国人民警察警种之一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于1992年10月起实施了警衔制度，十余年来，警衔制度对于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加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甚至政工干部，对警衔制度却普遍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仅有的认识往往浮于少数几个法律法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结构上的缺陷，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警衔制度加以详细介绍。

一、现代警衔制度的起源

现代警衔制度起源于西欧，效仿自军衔制度。15世纪，西欧部分国家的军队实施了军衔制度。１８２９年，法国和英国在相继效仿军队的内部管理、职位设置等创建现代警察组织时，便比照军队军衔制度，在警察组织内实施了警衔制度：即用缀在肩章或领章等处的等级符号，标明警察的社会地位和职务级别。此后，警衔制度逐步在世界各国通行。

二、警衔设置若干类型

目前世界各国的警衔衔级设置，大致有以下３种类型：

１、将校尉型。所谓将校尉型警衔设置，即指警衔名称、等级设置等与军衔基本相似，大多以“将、校、尉”等作为等级称谓。以埃及为例，其警察组织从最高领导到一般警察，警衔设置为四等１１级，分别为少将、准将、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准尉、军士长、军士、下士、列兵。朝鲜、越南、泰国、沙特阿拉伯、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等一些国家均属于此种类型，但有些国家在警衔前冠以“民警”或“警察”以与军衔相区别。

２、非将校尉型。非将校尉型警衔设置可细分为以下四种情况：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许多英联邦国家，采用警察总监、警司、警督、警长、警员等衔级名称，但等级设置多少不等。如英国警衔设置为5等13级，即总监、副总监、助理总监；总警司、高级警司、警司；总督察、高级督察、督察；一级警长、二级警长、三级警长；警员。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台湾，衔级名称比较简明，分若干等级。如德国警察衔级设置为４等１４级，即警监分两级，警督分四级，警长分四级，警员分四级。我国台湾地区警察的衔级设置为警监、警正、警佐三等，每等分四级。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少数国家，不分等，只设级，衔级名称也与众不同。如日本警察分设九个衔级，即警视总监、警视监、警视长、警视正、警视、警部、警部补、巡查部长、巡查。韩国警察警衔分为１１级，即治安总监、治安正监、治安监、警务官、总警、警正、警监、警卫、警查、警长、巡警。四是以南斯拉夫、法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把警察分为两大类，每类各设若干衔级。如法国警察分为警官和保安官两类，共设11个衔级，警官分为特级和一至三级警官，保安官分为一至六级和见习保安官。

３、混合型。美国、丹麦、荷兰、尼泊尔等国属于这种类型。所谓混合型，是把将校尉型警衔称谓和警官、警员等称谓结合起来使用，或者把所担任的职务与警衔等级融为一体，即“一职一衔”。美国警察没有全国统一的衔级，由各州依据自己的法律、政令各行其是。如纽约市警察设置十个衔级，即总局长、分局长、助理分局长、副分局长、督察、助理督察、警长、副警长、警官、巡警。洛杉矶市警察则分九个衔级，即局长、副局长、分局长、上尉、组长、巡官、刑警、巡佐、警员。[i]

我国香港地区警察也属混合型警衔设置，为“一职一衔”类型，就世界范围来看，其警衔设置相对科学、合理，可为我国大陆下一步的警衔制度改革所借鉴，因此，这里着重对香港地区警衔设置加以介绍。香港警察的警衔设置由低至高分别为:警员Constable、高级警员Senior Constable、警长Sergeant、警署警长Station Sergeant、见习督察Probationary Inspector of Police、督察

Inspector ofPolice、高级督察Senior Inspector of Police、总督察Chief Inspector of Police、警司Superintendent of Police、高级警司Senior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总警司Chief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助理警务处长、高级助理警务处长、警务处副处长、警务处处长。香港警察警衔升级制度非常严格，每次升职时均需进行面试、笔试和体能测试，并对个人历史纪录加以考虑，但警务处副处长升任警务处处长则由警务处处长选出接替人选，一般从警务处副处长里挑选。

三、新中国警衔制度历史沿革

新中国人民警察警衔制度的建立，经历了曲折和反复的过程。建国伊始，中央公安部[ii]和中央财政部即开始研究人民警察的等级、服装、津贴、徽章等问题。经过较短时间的酝酿，形成了“二等六级警衔制”的草案。按此草案，人民警察警衔分为警长、警士两等，又各区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警长即“警察首长”，对应县级以下公安机关的领导，警士即“警察战士”，对应各级公安机关的民警和编制内工勤人员。但是，该次“二等六级警衔制”草案未能实行，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人民警察队伍刚刚组建，人员组成相当复杂，机构体制、人员编制等均未确立，实行警衔制度的时机并不成熟。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随即，公安部政治部着手实行警衔制度的准备工作，当年10月10日，国务院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草案）》，并在几日后的《人民日报》上加以公布。按此条例，人民警察警衔分为公安警衔、专业警衔、公安勤务警衔、专业勤务警衔等四类。其中，公安警衔授予外事、刑事、铁路、户籍、治安、和法院、检察院司法警察等警种，专业警衔授予经济、消防、武装等警种，一般警衔授予各级指挥、政治领导（乡、镇、街道派出所和各种民警、武警中队以上）和主管人员，勤务警衔授予各级公安机关在编的勤务、业务人员和实行兵役制度的专业（武装、消防）警察警士。警衔等级共设有两类、六等、十七级，各类警衔之间略有差异。

但是，由于当时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否定，该次警衔制度草案在施行前夕即被终止。

1982年，参照当时的西德警衔制度与警服蓝本，一个比较完整的警衔草案和新警服设计被草拟出台，当时的警衔等级草案，分为警监、警督、警正、警士四等，每等均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警衔标志以肩章上横杠的多少区分等次，新警服则从1983年试穿，直到2001年被99式警服完全取代，其德式制式、标准，影响了中国警服近20年。但是，1983年11月，公安部向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提出了在人民警察中实行警衔制的报告，原计划从1984年５月１日起实行警衔制，但中央考虑到军队尚未实行军衔制以及与其它部门的平衡，决定在军队实行军衔制后，再实行警衔制。至此，第三次警衔制度草案被搁置。

1987年初，公安部根据军队即将实行军衔制度的情况和《宪法》中“警察实行级别制度”的规定，组织起草了《警衔条例》，设立一至三级警监、一至四级警督、一至四级警正、一至三级警员。原计划1988年国庆节军队实行军衔制、89年五一节武警实行警衔制、89年国庆节人民警察实行警衔制，但当时因有关问题，该次警衔制草案未能付诸实行。

1991年11月，公安部政治部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阶条例（草案）》，[iii]按照此草案，警阶等级设有：一至三级警监，一至四级警司，一至四级警正，一至二级警员。此后，在近一年的时间内，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安系统内部翻来覆去地进行推敲和修订。草案经修改后，将“警阶”的称谓改为“警衔”，并下设总警监、警监、警督、警司、警员五等十三级。1992年7月1日，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主席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1992年9月，国务院对公安部《关于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实施办法》进行了批转，这标志着警衔评授工作进入实施阶段。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制度，在经历了三十三年的数次曲折、反复以后，终于完成了各种法律手续，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警衔制度的建立，是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依法治警、从严治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2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对国务院批转的《关于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实施办法》进行了转发，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随之实施了警衔制度，1992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司法警察授衔仪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为4名三级警监和425名司法警察授予了警衔。1992年警衔制度的实施，对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的制度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四、新中国警衔标志的变更

虽然人民警察警衔制度自1992年方始正式实行，但警衔标志却已经经历了三次修改和更新。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人民警察警衔标志式样和佩带办法。

1995年，为使警衔标志更加明显，便于辨认，同时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经国务院批准，修改了警衔标志式样和佩带方法，规定总警监、副总警监为金色橄榄枝环绕金色四角星，警监、警督、警司、警员警衔标志由金色四角星和金色

横杠组成，警衔标志佩带在肩章之上，即第二套警衔标志。(1995年第二套警衔标志图式暂缺)

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人民警察更换99式新式警服，对警衔标志式样进行了重新设计。同年8月，国务院朱镕 基 总理签署第289号国务院令，发布《关于修改〈司法警察警衔标志式样和佩带办法〉的决定》：自2000年10月1日起，实行新的警衔标志式样和佩带办法。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衔标志与人民警察其他警种相同，但在胸牌、臂章以及警号分段等方面区别于其他警种。由于不存在专业技术人员，司法警察未设置专业技术警衔。

五、司法警察警衔制度基本内容

在我国国家政体上，人民法院与政府属“一府两院”体制，《人民警察警衔条例》第二十三条也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警衔工作适用本条例，其警衔授予和晋级的批准权限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参照本条例规定。因此，相对于其他警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警衔管理工作在授衔对象、批准权限、审批程序、标准条件等方面有其独立的特点，警衔制度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警衔管理工作已基本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其警衔制度的基本内容涵盖于大小100余个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函复、通知、解答等规范性文件，但基础性文件共有5个，即：《人民警察警衔条例》、《人民警察警衔标志佩带办法》、《关于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实施办法》、《人民警察警衔工作管理办法》以及《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衔管理工作细则》。概括来讲，司法警察警衔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是警衔评定授予的对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衔管理工作细则》，拟评定授予警衔的人员，必须为司法警察建制单位的在编、在职并且在岗的司法警察，凡不具有司法警察性质的单位和不担任司法警察职务的人员，不评定授予警衔。

二是警衔的等级设置。根据《人民警察警衔条例》以及《关于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实施办法》，人民警察警衔设五等十三级：总警监（总警监General Police Commissioner、副总警监Duty General Police Commissioner）、警监（一级警监Police Commissioner Class I、二级警监Police Commissioner Class II、三级警监 Police Commissioner Class III）；警督（一级警督Police SupervisorClass I、二级警督Police Supervisor Class II、三级警督Police Supervisor Class III）；警司（一级警司 Police Superintendent Class I、二级警司Police SuperintendentClassI、三级警司Police

SuperintendentClass III）；警员（一级警员Police Constable Class I、二级警员Police Constable Class II）。担任行政职务的人民警察实行下列职务等级编制警衔：部级正职可评授总警监；部级副职可评授副总警监；厅（局）级正职可评授一级警监至二级警监；厅（局）级副职可评授二级警监至三级警监；处（局）级正职可评授三级警监至二级警督；处（局）级副职可评授一级警督至三级警督；科（局）级正职可评授一级警督至一级警司；科（局）级副职可评授

二级警督至二级警司；科员（警长）职可评授三级警督至三级警司；办事员（警员）职可评授一级警司至二级警员。

三是警衔的批准权限。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衔管理工作细则》，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监、警督警衔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批准；警司警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法院院长批准；警员警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法院政治部主任批准；最高人民法院机关的警司、警员警衔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批准。

四是警衔标志及佩带办法。

五是警衔管理的若干工作程序。具体包括警衔的首次授予、警衔的晋升（按期晋升、提前晋升、选升、晋职晋升、延期晋升）、警衔的保留（不保留）、降级和取消等。

篇2：中国司法制度概述讲述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为保障民生以及促进社会进步，由国家和社会以立法为依据出面举办，由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组织实施，对各种经济和社会风险事故而陷入困境的人群以及有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全体公民提供的、福利性的物质援助和专业服务的制度和事业的总称。

（二）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政府通过立法的制度性安排，以权力与义务的一致性为原则，在劳动者因年老而丧失劳动能力，或达到法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后，为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建立的一种经济保障制度。

（三）老年社会福利

老年社会福利是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和老年人自身的特点，由社会提供给老年人特殊的、照顾性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也有某些情况是把老年福利等同于老年社会保障，如在西方福利国家。

（四）社会保障模式

从“收入保障”的观点考察，社会保障提供补助金的模式有四种，即社会保险模式（即就业关联方式）、普遍受益模式（即按人头提供补助的方式）、社会援助模式（即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方式）和中央公积金模式（即储蓄保险基金方式）。

二、养老福利思想的发展历程

在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历史中，在对待老年人的问题上，经济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思想起到了主导作用，这种经济功利主义是建立在社会生物学理论上的。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养老是中国古代家庭生活的一项主要职能。中国古代的养老制度是一种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反哺式”养老模式，这是古代老年人得到经济保障的重要机制。

作为社会保障的一个最重要的子系统，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西方工业化时代。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保留了一定的历史传统，在近现代大工业迅速发展的时代，老年社会保障制度随之被建立并得到迅速发展。在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前，作为社会保障前身的慈善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出现后，某些国家开始建立早期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早在1669年，法国政府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年金法典》，规定对不能从事工作的老年海员发放一定的养老金，这是制度化的老年社会保障的开端。

德国是社会保障的发源地。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宰相于1883年~1889年间，通过帝国国会，策划和实施了疾病、工伤和老年“三项社会保险立法”，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社会保障制度的楷模。

1935年8月4日批准的“社会保障法案”标志着美国社会立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继德意志帝国俾斯麦三项社会保险立法之后的有一个分水岭。美国的社会保障是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罗斯福认为，社会保障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墓地”的整个一生。这表明了其社会保障可向“福利国家”方向发展的意向。老年人保险有助于促进劳动力的更新，并使人们有安全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的半个世纪内，尽管国际上的局部战争时紧时松，持续不断；也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但世界大局基本保持和平稳定，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加上医学、药学等自然科学的进步，人类的平均寿命普遍延长（自1940年以来，平均演延长了20年）；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的“生育高峰”而来的“老龄高峰”，劳动者和退休人员的比例，正在发生不利于老年人的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变化，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迅速提高。所有这些因素，使老龄问题成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关注的头等大事，而退休养老则是这件大事中的大事。这就意味着，做到“老有所养”，则老龄问题这件大事就可以说解决了一大半。展望前景，对许多国家来说，老年人的供养问题，将是一个困扰各国财政经济资源的长期性的严重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三、中国老年保障制度的建设历程及其内容

（一）早期老年保障制度的建立

我国的当代老年保险制度初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务院于195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暂行条例》，规定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负担，建立了企业职工退休金养老制度。1995年，国务院颁发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对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给了明确规定。1957年，劳动部草拟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由国务院于1958年2月公布实施。这一规定适当放宽了退休条件，提高了待遇标准，我国从此建立起了统一的退休制度。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城镇集体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第二轻工业部和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于1964年颁布了《关于轻工业、手工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社员退休统筹暂行办法》，规定了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退休条件和待遇标准。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一步建立、改革与完善了老年社会保障制度。1978年，我国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资的结构以及物价体系的变动，我国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离退休人员实行了养老金补贴制度。

（二）新型城镇养老保险制度 1．建立过程：（1）改革试点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在某些地区和部门开始进行养老金社会统筹的改革试点。1987年，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劳动人事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有条件的市县在两年内实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90年代初，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已经明确，在职人员比例不断增高，退休金迅速增长。1991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3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对于养老保险进行“统账结合”试点。

（2）全面推进阶段

1997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实现了三统一。它是新时期社会保障里程碑式的文件，标志着我国新型养老保障制度方案的形成。

2．改革的具体内容

（1）建立现收现付与基金累积相结合的制度，确立新的资金运行模式。（2）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

（3）扩大了养老保险金的来源，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养老保险金的费用。（4）扩大了养老金的社会覆盖面，对城镇全部劳动者实行养老保险制度。（5）建立养老基金增值的机制。

（6）建立退休金与社会经济发展挂钩和退休人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新机制。

（三）老年社区福利与社会服务

老年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补充。较高水平的老年社会福利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而作为社会救济层次的老年社会福利对于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年人的特殊需求问题是在1969年召开的第24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的，当时引起了与会各国代表的关注。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此后，我国逐渐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问题给予了关注。

发展我国城市老年福利的主要内容有： 1．老年人的物质生活福利。

（1）建立福利院和敬老院，收养没有生活保障的老年人（2）开展向老人送温暖活动

（3）为老年人提供特殊的优惠服务措施。2．城市老年人医疗保健服务。（1）建立老年人健康检查制度。

（2）建立老年病医院或设立老年病科，开展老年病的治疗工作。（3）建立老年人康复和疗养机构。

3．老年人文化服务设施。“婚姻介绍所”、“老年人再就业服务站”、“家政服务站”等。

四、建立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意义

（一）老年社会保障是解决现代化社会老年人经济问题的必要措施。

（二）建立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

五、中国养老保障制度面对的问题与挑战

（一）养老金制度在中国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与发达国家相比，是金额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是社会保障过度的问题，而是社会保障发展不足、经济水平低以及资源匮乏的严重问题，大多缺乏一套系统化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险制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遇到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1．在职人员的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和物价不断上涨，以标准工资计算的退休金难以保证退休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大多数退休者特别是早退休者的生活保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2．养老金支出迅速膨胀。

3．不同经济所有制和不同用工形式的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不平等，而难以实现人员的自由流动；用工形式制度难以改革，劳动力市场机制难以形成。

4．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低工资、广就业、高补贴、高福利”；国家保着企业，企业保着职工。社会保障与企业的积极效益，与劳动者个人的工资不挂钩，企业和劳动者对社会保障不承担任何责任，社会保障失去了动力机制。

5．“文化大革命”时期延续下来的企业养老保险，在城市改革的条件下，直接导致不同企业退休金负担畸轻畸重，影响了一部分企业的正常发展，也导致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现象。

6．在现收现付制度下，没有专门建立养老金的保值增至机制，难以应对快速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以及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二）城镇养老制度面临的新挑战 1.隐性债务的承担风险未落实。2.个人账户资金“空账”运转。3.养老金资金来源难以保证。4.基金保值增值面临巨大风险。5.资金管理上的安全问题。6.养老金的保障效果问题。

（三）农村养老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传统农业经济条件的限制和我国丞相“二元”结构的管理模式，使得社会化的养老模式基本上处于一种低水平、缓慢发展的层次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十分明显：

1.社会化水平低，目标人群的覆盖面过窄。2.保障水平低，不能完全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3.农村养老保险缺乏健全的法制化的管理和规范。

4.思想观念不适应。农村对于社会保险这个新事物认识不足，很多人持观望态度。

5.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民投保的能力十分有限。

随着中国老龄化现象的不断加剧，养老问题也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作为稳定中国社会和促进国家进步的重要手段，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更好的完善。

参考文献：

篇3：论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

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 一百年来, 我们沉迷于法律移植的喜悦之中, 认为移植西方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本土资源”学者大声疾呼之后, 学仁开始反思我们移植的西方法律是否契合于中国本土文化?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为此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对建设法治国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到底有无价值?若有, 又有哪些价值?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时下存在一种悖论, 即过度强调现存司法制度各种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 忽视了现实中各种外在社会制度和观念对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 从而把现实中的一切司法问题推卸于古人, 而忽略对现有制度和观念的批判和改造;二元对立的理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 凡是西方的司法制度就是先进的、文明的、合理的, 只要是传统的司法制度就必然是落后的、黑暗的、不合理的, 从而在实践上盲目移植西方司法制度, 否定传统司法制度, 忽视对传统司法资源的创造性改造和对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的本土转化。基于此, 探讨传统司法制度对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就有其必要性。

二、当代司法改革需要反思传统司法制度

法律就其功能而言是用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 但其自身的变革却往往更依赖于政治、经济, 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的法律现代化而言尤为重要。清末修律、国民政府的法律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或流

于形式,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 法律改革者们往往倾向于关注法律自身的变革, 而忽视了与之相配套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培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变革之所以成功,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成功地处理好了这一问题。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反思历史, 联系现实。窃以为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该从司法制度自身的变革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两个方面着手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

任何司法制度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当中, 而是与其外部社会环境处于经常的互动之中。司法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 它对司法变革的推动往往比学理上的争论和道理上的说教来得更为根本、持久与现实。因此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 要彻底实现司法改革, 必须重视与之相匹配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具体而言应该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方面, 继续深入健全和发展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培育发达的、自治的“市民社会”, 逐步建立起能真正表达并切实维护不同阶层利益的群众自治团体和社团组织;政治方面,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推动中国的宪政进程, 从体制上解决行政权、党委及其他拥有权力的集团和个人对具体司法审判直接或间接的干预, 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和依法审判;思想文化方面, 大力培育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法治观念。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司法变革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也不可能通过仅仅抓住某一方面的变革而毕其功于一役。

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注重司法制度本身的变革, 使之符合并更好的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 西方现代司法制度已经运行了数百年并在逐步演进中日臻成熟, 与世界发展的一般趋势相吻合。而中国属于后发型国家, 对于这一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当然可以有鉴别的拿来为我所用。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可以完全忽视自己民族的传统司法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法律移植和法律融合的角度讲, 吸收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同时不应忽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孟德斯鸠说过:“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 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 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威尔逊也曾说过:“凡法律非能通万国而使同一, 各国皆有其固有法律, 与其国民的性质同时发达, 而反映国民的生存状态于其中……”这倒不是要否认法律移植的可行性, 而是说如果想使法律移植尽可能的达到预期效果, 移植时必须考虑移体和受体之间的相似性。如果移体和受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社会环境方面越相似;两者之间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越相似, 功能越互补, 法律移植的成效就越明显。另一方面, 法律移植的关键在于本土化 (即法律融合) 。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必须融入受体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 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史记中有一段记载恰好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 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 革其礼, 丧三年然后除之, 故迟”。太公亦封于齐, 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 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 乃叹曰:“呜呼, 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 民不有近;平易近民, 民必归之”。

三、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

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自身而言, 在当今社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些学者认为传统司法制度的很多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 即便有一些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规定, 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却并不执行。有学者曾说:“有规则是一回事, 怎么实行又是另一回事”, 这样的论断很有代表性。当然这些学者得出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 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传统司法本身的制度规定与其实际运作不是同一概念。传统司法制度为什么在实行过程中变成“另一回事”, 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漏洞之外, 恐怕更应该批判阻碍甚至扭曲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些法外因素, 诸如社会政治体制、传统社会文化, 以及一些学者所讲的“社会潜规则”。基于这样的认识, 笔者以为在今天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传统司法制度容易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心理认同。毋庸质疑, 我国司法变革的一个重要资源是西方运作成熟的先进的司法制度,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径, 但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成活, 能否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 关键在于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实现本土转化, 能否将其融入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之中, 为人民大众所认同并自觉遵守。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恰恰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功用和价值。

首先, 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存在于自己所熟悉的传统和习俗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的。传统和习俗不是保守的代名词, 它向人们提供了某种身份与认同, 提供了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他们对传统和习俗的认同和依赖远远超过新生事物, 并且他们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传统和习俗的角度和立场上的。其次, 中西方司法制度虽然风格迥异, 但它们最初是对不同社会所面临的相同问题所做出的解决方式, 因此它们存在许多暗合与相似之处。诸如死刑复核制度、告诉制度、自首制度、军民分诉制度、诉讼时效制度、证据制度、回避制度、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推制度、录囚复察制度、诉讼代理制度和诉讼强制措施等等。这些制度在当代有没有借鉴价值另当别论。至少通过研究、分析这些制度上的暗合与相似之处, 通过立足于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来学习和理解西方的司法制度;运用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 结合本国实际, 重新阐释和改造我们传统的司法制度。这样可以使我们对移植过来的陌生的西方司法制度有一种认同感和亲和力, 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 并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

第二, 传统司法制度与移植的西方法可以起到互相补充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法律资源优势, 西方司法制度也并非就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实际上基于天人相分、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等观念建立起来的西方对抗式司法正面临着“诉讼爆炸”的窘境, 同时中西方司法实践证明诉讼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争议, 有些案件用审判方式解决也不一定最好。而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经验”的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的调解和调停制度, 一方面既照顾到当事人要求明辨是非的心态, 同时又一定程度上避免当事人之间撇开面子, 甚至反目成仇的现象发生。这对西方司法制度恰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此外, 传统司法审判中国家制定法与成例、断例 (典型司法案件汇编) 相结合;官方成文法和民间习惯相结合的“混合法”模式也为世人所称道。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社会生活中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 人们的行为也是多层次的, 因此想要制订一部囊括调处某种社会关系所有社会行为的法典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传统司法的“混合法”模式则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模式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有明文规定的, 依法判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 法官可比照适用类似的成例、断例;在民间风俗和习惯不违背国家制定法的前提下承认其相对的法律效力。这样的模式一方面可以“以例补律”, 使现有法律体系尽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成文法与民间习惯相结合, 既维护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 又使当事人真心接受判决, 易于执行, 可以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司法过程中把民间习惯、成例、国家制定法有机联系起来, 既有利于补法之不足, 又为新的法典编纂和法令制订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西方司法实践来看, 很多民商事案件的审理, 也都承认习惯的相对效力;大陆法系吸收判例法的经验, 英美法系借鉴成文法的立法模式, 两大法系在法律渊源上日渐趋同, 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司法中“混合法”模式的合理性。

第三, 传统司法制度可以为当代司法改革提供借鉴。中国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法律文明史, 曾经创造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虽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 它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 其中也不乏糟粕性的东西,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司法制度就一无是处, 应该全盘否定, 相反其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譬如, 古代法官责任制度、调解制度和法官审判可以参照成例、断例等制度在当代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简易灵活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今天的司法实践, 尤其是在法治各项配套机构和制度严重滞后和不健全的广大老少边穷地区有着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更多的传统司法制度的当代借鉴价值还需要我们在实践和研究中进一步发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毋庸置疑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 传统司法制度中能借鉴的东西远无法与西方司法制度相比, 但也不能对其全盘否定, 一竿子打死。这是因为任何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有其产生的历史依据, 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很多问题, 与传统司法制度和法律文化不能说不无关系。因此通过对传统司法制度的产生、发展、运行及其背后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因素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反思, 这样我们就能更全面准确地把握现有司法制度及其外部社会环境的缺陷, 明确司法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从而有选择的向西方学习, 而不是盲目照搬, 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更好地发挥出它的社会功效。这一点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结论

继承与创新是时代永恒的主题, 对待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如此, 对待今天的司法改革依然如此!我们今天进行的司法改革和法律变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社会工程。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回顾西方数千年法律历史时所做出的评述:“ (法律的) 演变和改革是缓慢的, 循序渐进的。……保留几百年前的某些标准, 遵循祖先的某些习俗和传统, 是理智的, 也是必须的。”面对这一宏大的社会工程及改革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错综盘结的复杂问题, 我们必须认真应对, 方能逐步推进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的进程。

摘要：一百年来, 传统司法制度几乎被视为落后和守旧的代名词而被束之高阁, 移植西方法律以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成为法学界的主流思想。反思历史, 正视现实, 我们会蓦然发现传统司法制度依然具有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 即文化认同、补充国家制定法与司法改革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司法制度,司法改革,法律移植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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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兆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M].湖南:岳麓书社, 2005年版

[5]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篇4：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追究制度考证

一、夏商周的萌芽阶段

从法的出现伊始就随之产生了司法官的追究责任制度,两者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法律的概念在夏朝就已经有着雏形,随着部落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在群居生活中难免会发生财产和资源的分配,纠纷的存在也促使了法律产生。《左传》引《夏书》曰:“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意识是宁可打破常规,也不可错杀无辜。而夏《政典》“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又要求官员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两个看似宽松的规定却代表了我国司法官责任制度的思想基调,即为了法律正义可以适当违背规定和期限办案,目的还是确保法律的公正性。

商在沿用了夏部分规定的基础上稍加变动,到西周时期,已经有专门的制度和规定来约束法官的责任,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就诞生于西周,这里对司法系统中需要法官主管判断量刑的内容进行了阐释,要求司法官谨慎使用五刑,也强调柔克、刚克和正直作为司法官这种特殊官职的德行。并在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中产生了著名的五过之疵。五过之疵出于《尚书·吕刑》“无罚服,正于五过”,也就是说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参与的司法官为主的司法人员必须遵守“其罪惟均,其审克之”的原则,禁止出现巡视枉法以及出入人罪的五种犯罪情况,如果犯了这些罪状,那么将与犯人同罪处置。结合《尚书?吕刑》记载,五过分别为:惟官,即与犯罪曾有过同僚关系;惟反,威逼利诱致使罪犯翻供或者隐瞒实情;惟内,与罪犯有亲属关系;惟货,行贿受贿贪赃枉法;惟来,与罪犯有勾结往来。五过的核心是结合犯罪程度的不同和司法官罪责联系起来,有着较为严重的连做思想和报应心理,但是为了提高司法的威严,这些在当时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也奠定了古代司法官的责任原则,即不仅自我严格遵守法律,同时也不得与犯罪有所往来,并引导亲属守法守纪,维护司法公正。

到公元前770 年,周平王迁都到罗邑,东周开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开始了频繁的战争,春秋争霸开始。这一阶段各个诸侯国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更加重视司法建设,而司法官责任制度也愈演愈烈。例如《史记·循吏列传》中就有记载,晋国司法官李离因下属错判导致他人非命,按律当死,晋文公爱惜人才为其开脱,但遭到李离的拒绝,最终自刎而死。可见早期的司法官责任制度的严厉以及深入人心,同时也受到司法官的认可,以身殉法,虽愚,当忠烈之心叫人动容。

二、秦汉至隋的发展阶段

法家是以法律为治理核心的重要思想学派,思想的源头起源于夏商,经过管仲、商鞅、乐毅等人的大力发展形成一个学派,并在韩非的总结和归纳下逐渐的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学说。而秦朝则商鞅、韩非和李斯等法家思想的坚定实践的朝代。这一阶段法官责任追究更加的严格,秦简《语书》记载:“凡良吏明法律令而恶吏不明法令,不知事,不廉洁”,对枉法者必须严惩并追究责任。秦对于司法官责任制度的贡献在于首次将司法官的心理态度引入到责任区分中,开始用主管心理判断衡量司法责任,并被后世认可。

汉继承了秦制,但在刑罚上有所增减。以“故纵”代替“纵囚”,以“故不直”代替“不直”,至汉武帝时,阶级矛盾被激化,故加强了司法镇压。原有的连坐思想也在量刑上有所下降,故入人罪者的刑罚比纵出之罪者有更低的刑罚。《汉书·昭帝纪》中记载,李种因为纵死罪被弃市。到汉宣帝时,本应“劾十人罪不直”判罚结果是“免”,仅获得罢黜官职的刑罚,可见司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度显示出了一定的“人性化”。在汉代凡是违反办案程序的

司法官员但凡是没有得到预先请示的,或者没有按照帝王旨意办事的,均给予严重惩罚。汉代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贪赃枉法者给予极其严厉的惩罚。汉文帝时,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司法官追究制度的重型,以弃市代替笞刑,若官员以威严、武力或曲法受人财务,给予死刑处置。

魏晋至隋司法官责任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断狱律》可见一斑。凡司法官员失黩罪囚者,给予罚金四两的惩罚。《郭舒传》曾记载,郭舒开始但任领军校尉(的官职),因擅自释放司马彪受到牵连,下廷尉论罪,世人大多认为他很仗义。量刑减轻,民众认知有所提升,但仍显示了责任追究的基本思想。

三、唐朝的定型时期

《唐律疏议》(又名唐律、唐律疏义、故唐律疏义)是中世纪最为杰出的法典之一,其内容承前启后,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和立法结果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开创了历史和法律相结合的先河,后来也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古代法典中的楷模,甚至其书法也备受推崇。在这部伟大的法典中自然也有司法官责任制度的相关规定,而司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唐朝定型,唐后的各个朝代尽管有所增减,但是并没有重大的突破和进展,所以称唐朝为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定型时期。

关于司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度也非常详细。《唐律》的出现使得唐朝是我国古代司法系统最为完备和成熟的朝代,在唐朝也出现了一个针对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典型案例,即“同职工作”制度。这种制度是针对于司法内部导致的冤案错案的典型处理方式,也在唐朝发展的淋漓尽致。所谓同职连坐,就是参与办案的所有司法官员均要对判决结果负责,并签字作证,一旦案件出现了问题那么要求签字官员均负责任。而在唐代,这种制度在现代的基础上更加的严密。在中国古代,审判出现问题一般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五过”,而唐朝对于“五过”的处理是怎样的呢?《唐律》有详细的记载,凡是出现端倪的案件,主典为一等,判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长官为一等,也就是说连带着这四级的官员都要受到牵连。足可见在唐代对于司法内部的工作控制之严厉,一旦出现了工作失职的问题,那么从上到下各级的官员都要受到应有的处罚,这个“公坐”也就代表着“公罪”,也就是说相关的司法官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问题导致的公务差错,而并不是因为巡视舞弊或者贪赃枉法所造成的,有点类似于我国刑法中出现的职务过失罪。除此之外,唐朝还对司法官员因为徇私枉法导致的罪责进行了细分,因此罚不当罪,这罪责也是不吻合“出入人罪”的问题,而司法官的审判错误也被分为了两类。即将有罪或者重罪的人判定为请罪,而将没有罪或者请罪的潘伟重罪。这种出入人罪的思想萌芽起源于秦朝,尽管在各朝各代叫法不同,但是大致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唐朝,如果司法官员因故意而不是失职导致的出入人罪,则依律处刑,因过失导致出入人罪的,也应受到处罚但是罪责会有所降低。这种规定最终的目的还是来降低错案和冤案的发生,最直接的目的还是保障司法系统的公正,针对司法中工作人员可能存在的问题记性分析。

四、宋元明清的成熟时期

经过了历朝历代的发展,司法官的问责制度在唐后并无太大改动,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司法官员责任制度的成熟和完善。由于沿袭了大部分唐朝的律历,在宋朝法律还算比较宽舒,司法官断狱出现问题追究责任的时候,比较重视其失入而失出。宋太祖期间,金州防御史仇超等人按照连坐制度应该被处以死刑,但是仅罢免了官职,流放到了海南岛。宋太祖时,凡是因为断狱出现了问题的,判罚比较严重即罢官也不能替代罪责。宋仁宗时,对于案件的审理法官和议者必须共同签字,当判刑出现失误,要求每个人都有责任。显示出了宋朝对于官员本身失职的重视。到了元,由于司法官员导致了出入人罪还没有行刑的,要求按照判例的罪责减一等,如人全罪则要求以全罪定论。如果没有处理完全,但仍然“减等论”,元和唐一样同样区分“失入”和“失出”的罪责区分,失出的罪责显示是要低于失入的。到了明清时期,司法官员的责任制度相比于唐朝来说有所加重,比较有特点的是,在明清时期将判决冤案的责任和笔录和判决书书写的责任进行了区分。明朝的法律相对来说也是较为严厉的,一般由主审司法官来拟定判决书,不能由书吏和同僚代写,违反规定的人杖八十,如果因失职导致文案丢失的,罪加一等,如果因失导致出入罪的,给予重罚。在明孝宗的时候,因为审录措错误导致误判和错判时,以出入罪定论。

中国古代司法官员的责任制度历经各朝代的变迁,经过了传承和发扬并不断的充实,形成了严格、完善和体系化的古代司法官员问责制度,也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对于司法系统内部工作失职的严肃态度。尽管连坐的思想有些过于严厉,但也显示出了古代司法制度的特色,但是司法官员责任制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也是我国坚决走依法治国道路的重要参考。

摘要：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起源于西周秦汉时期,于唐宋成型,于明清完备,有着悠久的历史。各朝各代的法官责任制度各有特色,且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可以说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刑事诉讼发展简史。而这中间也有着很多妙趣横生的故事,大到王侯将相,小到市井小民,为此本文从历史的脉络梳理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结合史料中的经典判例对其进行考证,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责任制度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