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理论

传统文化理论（精选6篇）

篇1：传统文化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是由三个相互循环和贯通的观念,即天人论、人贵论和性善论所构筑的人生哲学.天人论主要描述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对人的宇宙地位予以定位;人贵论重在阐明人与动物的关系,强调人在生物系统中的价值;性善论则主要在于表明人获得幸福生活的内在依据,强调在人类自身中间,不同的道德品性造就不同的生存意义与行为方式,只有培育优良道德禀性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此三观所体现的整体心理观是理解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及其所表现出自身特色的基础和前提.

作 者：刘华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00 刊 名：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TONG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18(3) 分类号：B84-092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学   天人论   人贵论   性善论  

篇2：传统文化理论

【内容摘要】以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为线索，探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契合之处。

【关键词】现代管理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

管理，从本质上讲，意味着用智慧代替鲁莽，用知识代替习惯与传统，用合作代替强制。

——彼得.德鲁克

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中高效率的完成既定目标——哈罗德.孔茨

管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通过科学运用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以有效的实现目标的活动和过程。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目标和计划的实施，组织结构的的设计和运作，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以及对管理全过程的控制和调整这些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管理学》刑以群著 第9页）现代管理理论以人为中心，因而对于管理理论的研究中我们也应注重对人类传统文化的研究，将其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而人文精神是蕴涵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在人类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德鲁克把管理和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他说：“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和信念的传统中，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当是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是不无价值观的科学。”

当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因而想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立足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审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探究现代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从而找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一）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在西方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的许多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五大支柱：1·阴阳五行说2·天人合一的自然观3·中庸，和的思想4·修身克己5·进鬼神而远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现在就让我以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为线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理论的契合之处，进行分析和探讨:

(1)战略管理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

1·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目标开始。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儒，墨，法，道，兵„而我国先秦的诸子思想中就包含了许多用于研究企业

战略性决策的分析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的精髓。儒家主张“修身克己安人”从而实现“和，大同”这其中，修己和安人就体现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统一。对于个人而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个人目标是一个人之所以愿意在一个组织中的根本原因；对于企业而言就是在注重企业目标完成的同时，注意营造和协调企业，个人，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将组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从而促成企业管理战略目标的实现。

2·注重环境因素对管理的影响

一个组织的绩效，不仅取决于管理者的努力，而且会受到存在于组织内部外部各种条件因素的影响。

《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所初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生产能力、产品销路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之研究比较》）

3·现代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传统的“分，合”学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设计决策沟通，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当然组织工作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

4·中国传统激励方法与企业领导理论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1)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西方的激励理论也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葫萝卜加大棒” 主张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和处罚违纪者

第二阶段 满足“社会人”的需求 满足人在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 “寻找人的自我实现” 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人就会获得长足和持久的工作动力。

第四阶段 多种激励方法并用 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取适宜的激励方法。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5·控制与“礼治”、“无为”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

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篇3：建筑文化理论初探

一、现状

建筑与文化的关联, 从实践层面来看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那些最著名的人文景观——世界七大奇迹1都是建筑和文化的双重范畴——尤其是埃及吉萨金字塔和巴比伦空中花园, 既是建筑历史的标杆, 又是古国文明的象征, 建筑属性和文化属性有机的统一于上述案例;然而, 建筑与文化的关联, 从理论层面来看却是莫衷一是——目前尚无权威的理论得以有效解释两者的关系, 一般所谓的“建筑文化理论”, 常常被理解为“建筑历史理论”或是“建筑评论”。

二、困扰

那么“建筑历史理论”或“建筑评论”的发展状况如何呢?“当前建筑史书或建筑评论的一般惯例, 总是以抨击外行人来开头的。本书所列参考书目中的各书, 二十本里就有十九本是以类似下列抱怨或辩解作开场白的……”2意大利有机建筑学派理论家布鲁诺·赛维 (Bruno Zevi) 的《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 (Architecture As Space:How to Look At Architecture) 一书就是这样起笔的——通过欲扬先抑的手法, 赛维表面上抨击的, 是“外行人”对建筑不感兴趣——这种淡漠无助于将建筑“扩展成为完整的文化体系”;他实际上是在呼吁“内行人”或“同行人”——“必须重新确立一种文化秩序”——某种关于建筑和城市的文化秩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建筑文化理论。

在赛维发表 (本文所见中译本是根据1974年纽约出版的英译本转译) 上述言论近30多年后的今天, 社会文化的理论发展有何进展?建筑和城市的文化体系是否得以扩展完整?文化秩序又是否得以确立?现实似乎并不乐观, 如詹明信 (F.Jameson) 指出的, “遍及社会领域的惊人的文化扩张, 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可以说都已变成了‘文化’”3。这种文化扩张不仅在社会学领域泛滥, 而且波及建筑与城市规划专业领域, 尤其在理论研究中甚至有被进一步扩张的趋势。今天在我们的专业领域, “文化”标签的粘贴, 甚至堪比“后现代”标签的使用。那些从前毫不起眼的体验, 现在却有可能简单地贴上“后现代” (或“文化”) 的标签, 变成最抢眼的东西4。难道“曾一度被用来指内衣、冰激凌以及哲学”5的“后现代”标签, “在持续20年的攻击后没有人再相信它”6的困境之下, 又转而贴上了“文化”的标签?不止如此, “文化”标签的泛滥相对于“后现代”标签而言,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谈什么“文化体系”或“文化秩序”?——“文化”本身的头绪就混沌难理。

三、症结

谁人之过?——此语一出, 似乎注定本文也要承袭赛维所说的“惯例”, 进行“抨击”。咎由“外行人”当然有推托责任之嫌, 若是比赛维更进一步——以抨击“同行人”来开头, 是要冒相当“风险”的。但是目前建筑与城市规划专业领域的理论研究, 又的确面临一种令人尴尬的现象——为规避“风险”, 还是直接引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著名教授阿摩斯·拉普卜特 (Amos Rapoport) 在《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 (Cultur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中的一段话——“无论普遍来讲还是特定而言文化何等重要, 也不管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 论述日新月异, ‘文化’对设计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我喜欢借用马克·吐温的一句话:‘文化’在设计中就像天气一般, ‘人人都在谈论它, 却都对它无能为力。’”6为什么“人人都在谈论”文化, 却又对它“无能为力”呢?

从消极的一面来看“人人都在谈论”文化, 或许因为文化的概念太过宽泛——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所以稍加浮夸的理论要和“文化”扯上边轻而易举, 贴上“文化”的标签比贴上“后现代”标签还要容易得多。就好比, 当我们说任何一个建筑、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的思想、理念、甚至方案“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时, 等于在说它是“由人类创造”的一种物质或精神产品, 自然不会犯逻辑错误, 但说了等于白说, 从而“无能为力”。8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人人都在谈论”文化, 说明理论研究已经开始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单位, 其构成要素包括自然环境、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五大类基本要素。城市、建筑、景观的问题, 都离不开这五大类基本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过去传统的理论, 一般认为这五类基本要素对于城市景观空间形成和演变所起的作用 (或者说影响力的大小) 不同, 并且有着相对明确的次序:以自然和人口因素最为主要, 经济因素次之, 政治因素再次之, 文化因素则最为次要。因此在城市社会学的某些理论中, 顺理成章地将“文化”因素视为其它更为“重要”因素 (最常见的是自然和经济) 的衍生产品, 一度出现了“环境决定论”、“人口决定论”等等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上的偏见, 导致文化自身的规律没有得到深刻的揭示, 故而显得“无能为力”。如今, 文化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各个学科的普遍关注, 正象迈克·费瑟斯通 (Mike Featherstone) 指出的那样, “文化, 曾经处在社会科学 (尤其是社会学领域) 的学科边缘, 而现在, 它已急速地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中心学科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一些学科障碍也正处在消解融化的过程中。”

四、突破

无论说抨击也好, 自嘲也罢, 再来理解拉普卜特上面的那段话, 需要强调两点:其一, 对于“文化”的问题, 即便“无能为力”, 我们却也无以回避——似乎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这个“工具完善与目标混乱” (爱因斯坦语) 时代的, 唯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我们别无选择, 必须要“谈论”文化, 还要深入地“谈论”建筑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其二, 在理论研究层面, 建筑文化理论体系如何建立?

至今为止的建筑文化理论研究, 关注重心始终是建筑或城市——专业使然;倘若我们将重心转向文化, 换个视角能否有所突破?文化人类学9作为文化研究的权威是毫无争议的, 同时由于其基础性、反思性和抽象性的学科特征, 也决定了该理论可以在建筑学专业领域直接和广泛地应用。

首先, 来看文化人类学的“基础性”。现代社会人类学界普遍认为, 人类学通过不同社会和文化比较得出的基本结论, 概括出的一般性规律均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准则, 可以帮助解决现代社会的文化问题。由于人类学是对于文化本质的探讨, 所涉及的是全人类普遍性的问题, 因此有一种看法认为:人类学是社会科学的数学10。数学是没有地域和时代差异的, 正如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毕达哥拉斯定理会在某些国家或某些时候不适用, 或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不符合西方国情等等。所以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跨越时空的基础性。

其次, 来看文化人类学的“反思性”。人类学不仅解读本文化, 也解读异文化, 尤其强调通过对异文化的探讨, 获得对本文化以至全人类的理解;不仅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他者”, 更用“他者的眼光”看待自己, 用“他山之石”以攻玉。所以人类学的这一重要特征——反思性, 通过文化沟通和反省, 在表达深切人文关怀的同时, 更确定了学科本身对于文化问题深刻剖析的学术地位。从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Kenneth Frampton, 1930-) 的经典之作, 《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 (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al History, 1980, 1985, 1992) 第三版所增加的那一章“世界建筑与反思性实践”, 也足以见得反思在当代文化—空间研究的重要性。显然“反思”并非文化人类学的“专利”, 而是文化自身的某种内在规律。

最后, 来看文化人类学的“抽象性”。马克思主义认为, 只有具体的社会, 没有抽象的社会。文化亦然, 现实社会只有具体的文化, 没有抽象的文化。同时, 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 是在实践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在探求事物普遍规律时, 必须要进行理论概括, 这种概括却带有抽象性。文化研究的核心理论——文化人类学也不例外, 其关注的文化一般是“从抽象意义上”讲的。但是从抽象意义上讲文化, 完全不同于讲抽象的文化, 是讲分离了时空背景的具体文化。如果文化不从其时空背景中分离出来, 而是作为某一时空 (具体而言就是某一社会) 的衍生物而研究, 就不能分析和概括文化自身的规律, 也不能进行文化和文化的比较, 那么文化的特征和地域性更无从揭示;只有将文化从其时空背景中分离出来, 我们才可以考察文化的要素与要素, 要素与背景, 乃至要素与结构之间的关系, 从而比较也方可展开。这样才更能深刻把握文化的特征。

五、比较

若本文仅仅从卷帙浩繁的文化人类学成果中, 选取适合的理论和观点来运用, 无疑有断章取义之嫌——也和本文的初衷相违背——即规避对于文化片面的的认识和“无能为力”的谈论, 而是要寻求某种全面的、完整的“文化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先“无视”这些“文化理论”和“空间理论”本身, 而是着眼于它们发展的过程;即先抛开理论具体的观点和认识, 去寻求不同的理论发展阶段中, “文化理论”和“空间理论”关注的重点和内在联系。比较详见表1。

由表1可见,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大致经历了历史构建、整体分析、意义探求三个阶段。简而化之, 亦可划分为早期 (1930年代以前) 、中期 (1930年代—1970年代) 和晚期 (1970年代以后) ;建筑、城市学科的理论发展历程, 从“文化关注”的角度来对照, 早期和中期相对于文化人类学略有滞后, 晚期则已基本同步, 也大致划分为早期 (1950年代以前) 、中期 (1950年代—1970年代) 和晚期 (1970年代以后) 。

早期的文化理论, 是文化的历史构建理论时期, 开始认识“文化是什么”。研究内容相对来说是基础性的。比如, 学科专注于“原始文化”, 或者寻求文化的单位 (如文化特质) , 以将文化分解 (如文化的内容) , 从而获得对文化一般模式的概括, 等等。可以说此时文化人类学最关心文化的基本构成元素, 并且是在对异文化的解读中了解这些元素。早期的空间理论则研究“空间是怎样”, 致力于如具体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型研究和归纳, 也就是进行某种物质形态的城市模式概括, 并且开始在城市研究中对环境行为、生活方式等“文化”投以最基础的关照。尽管早期的两学科都对模式、模型 (文化模式或空间模型) 存在兴趣, 但是就文化和空间而言, 看不出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和理论对应。个中原因也并不复杂——两门学科关注的是各自的元素。

中期的文化理论, 是文化的整体分析理论时期, 开始在整体论的基础之上认识“文化做什么”, 从文化的功能、文化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思维结构方面进行了探讨。之所以说“是文化的整体分析”, 是因为此时的文化人类学已经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的功能单位, 比如提出了“文化的单位是制度”而不像早期认为的那样“文化的单位是特质或特质综合体”, 即更关注文化的结构而非文化的元素了。当然结构和功能也同时成为空间理论的关注重点, 即对空间进行整体功能分析, 如空间形态的价值标准, 城市文化的容器、磁体功能等等, 以探求“空间应当怎样”。文化的整体分析和空间的整体分析, 使得中期的两门学科理论发展出现了明显的交流互动——其根源或许正是它们共同的、宏大的社会、人文学科背景。也可以说, 此时的“文化理论”和“空间理论”已基本趋于同构。

晚期的文化理论, 是文化的意义探求理论时期, 探求文化的符号、意义、解释——就是在于“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此时空间理论几乎在同一时期切入场所及空间意义探求——“空间的本质是什么”。对于“文化关注”, “空间理论”不再滞后于“文化理论”, 因此在文化研究方面, 文化人类学和建筑、城市学科殊途同归地走到了一起, 并“即时互动”。由文化的符号及文化的意义, 由空间的符号及空间的意义——统一两者的正是解释, 文化解释。这种统一就标志着文化—空间关系的某种深刻的内在关联, 这种关联——借用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 1908-) 的概念——就是对于文化—空间关系的某种“深层结构”的揭示。

六、结论

以早期、中期和晚期的阶段划分, 简要梳理、比较了近现代文化人类学和建筑、城市学科的发展过程——且不说这些“皮毛”对于两门学科体系而言不啻于管中窥豹, 就是对本文产生重大影响的很多理论观点也还根本没有介绍。但是正是源于这种浏览, 文化理论早、中、晚期的关注中心十分明确:文化是什么——文化做什么——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同时可以看到, 与文化理论的发展相对应, 空间理论早、中、晚期的关注中心:空间是怎样——空间应当怎样——空间的本质是什么。空间理论从沉迷于对文化几无关照的空间模型, 到文化—空间的整体功能分析, 再到文化—空间的意义探求的过程, 也充分体现了学科对于空间、文化—空间认识的层层递进。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发展, 后人都是在前人基础之上的深入和完善, 但是后期的理论并不能完全取代早期的理论, 因为它们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讨论。文化理论和空间理论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其关注中心的变化, 也就体现了该学科对于“文化”认识层次的不断深入。纵向上, 我们只有将这些不同层面的讨论、不同层次的认识整体地纳入视野, 才能获得对于“文化”的“相对完整”的认识, 因而才可称得上是“体系化”的;横向上, 文化理论和空间理论分属“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人为划分, 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建筑文化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2].布鲁诺赛维[意]著.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张似赞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1

[3].詹明信著.后现代主义, 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Capitalism) 转引自迈克费瑟斯通[英]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12

[4].迈克费瑟斯通[英]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15

[5].M J迪尔[美]著.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7

[6].詹克斯[美], 克罗普夫[美]编著.周玉鹏, 雄一, 张鹏译当代建筑的理论和宣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49

[7].拉普卜特[美]著.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常青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70阿摩斯拉普卜特是建筑与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专家, 是环境与行为学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 主要专注于研究文化的多样性原则、交叉文化理论, 以及理论的发展与综合。

[8].迈克费瑟斯通[英]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17

篇4：传统道德文化理论概述

[关键词]道德；思想意识；藏识

自从社会进入现代化以来，人类只重视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忽略了人类道德的教育，致使人类道德滑坡，虽然国家大力加强法制建设，但仍不能控制违法犯罪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一是没有说服力强的道德理论，人类思想上没有形成用道德理论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语言习惯，使人的行为语言放荡不拘；二是道德教育的缺失，人类社会把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多少作为升学工作以及进级的考试考核目标，没把道德理论知识作为考试考核的目标，使得人们形成忽视道德理论学习与道德修养的风气。本人经多年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研究，对这方面的理论有了粗略的了解，为了不让这种理论流失，响应中央文化建设号召，使人们认识道德的重要性，促进社会道德良好风气，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供大家研究探讨。

一、生命的根本

具体讲到生命，人类有个误区，认为外观的身体就是生命，其实身体是由物质聚合而成的躯壳，躯壳受到思想意识支配，抬手走路，吃饭睡觉，都是思想意识在支配，如果没有思想意识，我们的躯壳什么也做不了，就是一具死尸，因此古人说“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全靠里头人”，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个木偶，木偶的一切活动完全是由里头那个人即思想意识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的根本是思想意识，并不是我们这个身体躯壳。思想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形相没有气味，因此人们在平时不太注意，但就是我们忽略的，却是我们的根本。

二、思想意识的构成

一般来讲，思想意识由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行识、藏识八个部分组成。眼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物质的大小形状颜色，耳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的声音，鼻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的气味，舌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物质的味道，身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的软硬冷暖，意识的功用是对前五识摄取的信息加以分析判断思维，行识的功用是推动思想意识运动不停，藏识的功用是将前七识摄取的信息储藏起来。在八识中，藏识对生命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就像我们使用的电脑U盘，把所有的信息都储藏起来，不管你回忆起来还是回忆不起来，它的信息丝毫不差。

三、藏识在生命形成时的作用

人类一般的认识是，生命的形成是男子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结合而成，忽略了藏识的作用。古人则认为，在男子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结合的同时，藏识加入其中。胎儿在母胎中的发育成长过程，就是在藏识中的信息作用下聚合物质的过程。藏识的信息与现代科学中的DNA遗传信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个有待于探讨的问题。现代科学认为胎儿在发育过程中产生某种缺陷，是由DNA遗传信息或者母亲受到外部力量及药物所致，而古人则认为藏识中的信息有好有坏，胎儿的缺陷是由藏识中的坏信息造成，坏信息是内因，外力和药物是外因，没有内因外因不会起作用。古人用藏识信息对生命形成的解释，很圆满的解释了胎儿发育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一个父母所生孩子在性格秉性上存在巨大差异现象等一系列的科学难题。

四、藏识在疾病中所起的作用

人类在生活中，疾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对于疾病的产生原因，有多种解释，但多是围绕外部环境影响来解释，没有从根本上去认识疾病产生的原因。古人认为，人体的气血运行，脏器的活动等等一切生理现象，都是由藏识中的信息控制着，如果藏识中坏的信息起了作用，人体就表现出疾病。人体在出现疾病前，往往会有外部因素引发，这就给人类造成错觉，以为疾病是外部因素所致。事实上，外部因素只是个诱发疾病的条件，外因，真正的原因是藏识中有那个疾病的坏信息，是内因，如果没有内因，外因是不会起作用的。

五、藏识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人生的历程，是由无数个事件组成，事件就像人生的点。把这些点串起来，就组成了人生。每个人在处理事件时都有不一样的想法，这些想法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些想法，都是藏识中的信息在发挥作用，无论你说是以前的经验也好，你说是聪明才智也好，这些都在藏识中储存着，如果藏识中没有这样的信息，无论如何你也产生不了那样的想法，因此说藏识中的信息在事件中起到主导作用。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件时，不要怨天尤人，说自己的命运不好，而是自己藏识中没有那样的好信息，所以就处理不好事件，得到不好的结果。

六、藏识在死亡中的作用

对每个人来讲，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要怕死亡。人在死亡时，每个人都会出现不一样的境界，就像夢一样，有的出现好境界，有的出现恐怖的境界，因此有的人死后面相非常好，甚至面带笑容，有的人死后面相非常狰狞可怕。为什么每个人死时会出现好坏不一样的境界呢，是因为每个人藏识中的信息不一样。藏识中好的信息多坏的信息少，死时就出现好的境界；藏识中坏的信息多好的信息少，死时就出现坏的境界。至于死亡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古人有很详细的描述，现代科学也有研究，科学界称为濒死学。

七、藏识与传统道德文化

通过以上分析，藏识中所藏信息的好坏，在生命的形成、疾病、事件、死亡中，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什么样的信息被藏识所藏成为好信息，什么样的信息被藏识所藏是坏信息，古人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古人认为被藏识收藏会成为坏信息有：（1）杀生。古人认为生命都是有感情的，被杀后有很大的怨气，被藏识收藏后就是坏信息，这种坏信息多在人体上发挥作用形成疾病，也可能在事件或其它方面起作用造成不良后果。（2）盗窃，包括以各种手段占别人财物上的便宜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古人认为盗窃就是亏欠，这种行为被藏识收藏后是坏信息，这样的信息多在事件上发挥作用致使破财贫穷，也会在其它方面起作用造成不良后果。（3）邪淫，就是指男女不正当的性关系。古人认为这种情结淤积在藏识中，主要在事件上起作用形成障碍，也会形成疾病或在其它方面起作用造成不良后果。（4）妄语，就是指不当语言，有四个方面：一是编瞎话骗人；二是开别人的玩笑，不尊重人；三是背后讲别人坏话；四是用恶毒语言骂人。这些不当语言被藏识收藏就是坏信息，这种信息起作用主要让自己是非缠身，也可能在其它方面起作用造成不良后果。杀生盗窃邪淫妄语，这些不好的行为语言，都是由贪婪、嗔恚、愚痴三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引发，在由思想意识中的藏识收藏，如此恶性循环，无尽无休。古人认为被藏识收藏会成为好信息有：（1）布施，包括用财物帮助别人叫财布施；把所学知识传给需要的人叫法布施；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人，不让他人畏惧叫无畏布施。布施行为被藏识收藏就是好信息，这种信息起作用可化成你的财富、智慧和健康。（2）忍辱，就是把一切看破放下，没有怨没有恨，只有一颗慈爱的心。忍辱被藏识收藏后形成好信息，发挥作用会使人相貌端正威严，受人尊重。（3）爱语，就是用爱抚的语言安慰他人，这样的信息作用主要是在事件中得到他人帮助。同样，布施忍辱爱语，这些好的行为语言是由利他这种好的思想意识引发，在由思想意识中的藏识收藏，如此形成良性循环。

古人的藏识信息好坏观点，就是传统道德文化。这种道德文化，很好的与生命根本规律结合，体现了古人的高度智慧。而现今，这种道德文化被破坏得面目皆非。比如杀生，现在人认为除了杀人不对，杀其它动物根本不认为和道德有什么关系，所以过度杀生，造成动物种群灭绝，这已经冲破了道德底线。比如盗窃，在商界制假售假，坑蒙拐骗比比皆是；在官场，贪污受贿，也屡禁不止，所有这些都是古人说的盗窃行为。比如邪淫，当今社会把有小二小三看成了一种时尚，不要说道德，连一点廉耻心都没有了，可见已严重到何种地步。妄语更是花样翻新，生活好了，男女一起去馆子里吃一顿，黄段子一说，互相耍戏一番，有人还把这种行为叫做酒文化；电视广播里传播的那些教人淫荡，教人骗人等不良信息，犹如病毒一样毒害着人类。凡此种种，皆是人类不正确的思想意识造成。要想改变道德滑坡问题，就要有一套正确的理论体系，利用这套理论体系加强教育，这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八、传统道德文化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传统道德认为，从利他思想意识中引发出来的行为语言，就是人类的高尚道德。利他思想意识，就是现在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符合人类生命根本规律的，即利他又利己，但在落实中，多流于口号，其原因是没有从思想意识深处挖掘，没有形成理论，所以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但触及不到人们的灵魂深处。

[作者简介]蒋清水，内蒙古阿荣旗信访局。

篇5：企业文化理论

“企业文化”和“组织文化”这两个名词均来源于西方管理学界。西方学者倾向于使用“组织文化”，传到中国内地，国内的学者更青睐“企业文化”。事实上“组织文化”和“企业文化”基本上是可以混用的概念，因为多数组织文化研究的对象都是企业。企业文化的兴起是当代学术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美日经济竞争引起的管理模式比较的产物，更是对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新动向的反映。

组织文化这一概念正式面世，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1970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S.M.戴维斯在其《比较管理——组织文化展望》一书中，率先提出组织文化这一概念。美国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大体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哈佛大学伏格尔教授的《日本名列第一》，影响很大。1980年7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出电视节目“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阶段起到了动员和准备作用；第二阶段是两国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发表的论著颇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日本的管理艺术》以及《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第三阶段，可以说是深入改革的研究，主要目标是重建与美国文化相匹配的经营哲学和工作组织，以恢复美国的经济活力和对日本企业的竞争力。

目前，关于企业文化的定义有许多种，虽然说法不同，但其内涵大体一致。最近，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先生在其所著的《企业文化塑造》一书中，给企业文化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叫管理者文化，是管理者在长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管理理念、管理风格、管理经验的集中体现和智慧结晶，是企业管理层次的升华，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

企业文化通常是由企业理念文化，企业制度文化，企业行为文化和企业物质文化等四个层次所构成。企业文化的以上4个层次是紧密联系的。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和载体，是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理念文化的物质基础；制度文化是理念文化的载体，制度文化又规范着行为文化；理念文化是形成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思想基础，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解决思想转轨的决定力量，战略管理的关键所在，企业管理的领导助手，企业中个人的导向标。一个企业有了积极向上的文化，就会重视科学，尊重人才，吸引客户，创出名牌。企业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准绳，一种信念，一种象征，更是一种凝聚力。

企业文化的主要作用有：凝聚作用，企业文化像一根纽带把职工和企业的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每名职工产生归属感和荣誉感；激励作用，企业文化注重研究的是人的因素，强调尊重每一个人，相信每一个人，凡事都以职工的共同价值观念为尺度，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协调作用，企业文化的形成使企业职工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增强了他们之间相互的信任、交流、沟通，使企业的各项活动更加协调；约束作用，企业文化对职工行为具有无形的约束力，经过潜移默化形成一种群体规范和行为准则，实现外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统一；塑造形象作用，优秀的企业文化向社会大众展示着企业成功的管理风格、良好的经营状况和高尚的精神风貌，从而为企业塑造良好的整体形象，树立信誉，扩大影响，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案例1：卓望的成功源于创立初期就开始重视企业文化建设

卓望科技CEO谢峰认为，卓望科技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从创立初期就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从卓望科技三年来走过的路来看，从当初成立时的一个人发展到如今的三百多人，卓望科技建立了一支快速响应客户的技术支持队伍，开发能力不断增强，管理结构初具规模。在此中间他们时时刻刻到处可以体会到员工的工作激情和创业动力，以及对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这使他们能在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生存下来，而且获得了业界瞩目的高成长。在谢峰看来，正是卓望人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对瞬间而逝的市场机遇显示出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对内关注员工的需求以及营造积极的工作氛围的努力，才造就了卓望科技今天的成就，而这些正是卓望科技企业文化的重要体现。案例2：企业文化并非大企业的专利

篇6：文化适应理论

一生致力于跨文化心理学理论体系构建，1992年《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Application）

是前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主席，加拿大著名学府女王大学心理学系终身荣誉教授，国际知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是跨文化心理学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跨文化接触与心理适应、移民与土著青少年认同心理、种族关系调适、跨文化家庭观、本土心理学、文化与认知等。先后主持了《移民家庭观国际比较研究》、《移民青少年文化心理适应国际比较研究》等当代跨文化心理学领域的著名研究项目。目前他正主持包含北美、欧洲、澳洲和亚洲10余国的大型跨文化研究项目《多民族社会的文化认同与族群关系国际比较研究》。由于他在跨文化心理与族群关系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他被美国、英国、法国等政府聘为族群关系顾问。贝利的理论框架

最引入关注的是其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其结构框架被称为“Berry的理论框架”。

该理论至极全球化的核心问题，全市文化适应过程和结果、分析文化适应的态度和去向、理清文化适应群体、提出引人深思问题（群体和个人在文化交往和变迁中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对应这一过程；人们的跨文化策略；如何改变个人的经历和承受压力已获得最终的适应）。

他认为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对发生相互接触的这两个不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只不过主流文化影响小而已。因此他的双维度模型将文化适应研究推到一个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阶段。

两个维度的考量：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和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

从非主流文化族群的角度：

整合——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也注重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

同化——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其他文化群体有频繁的交往；

分离——个体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

边缘化（最难以接受）——个体既不能保持原来文化，又不被其他群体文化所接受；

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交流最终产生的策略：

当主流文化实行熔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同化；

当主流文化实行熔炉种族隔离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分离；

当主流文化实行排外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边缘化；

当主流文化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整合策略。

这个模式否认全球化会带来同质化的唯一可能，向人们展示了四种可能的后果：

世界文化同质化——非主流社会逐渐趋同于主流社会（同化）；

相互的改变——全球化导致交流双方的某些方面的趋同，共享一些特质的同时有保留了各自的独特之处（融合）；

相互排斥——非主流群体抗拒主流群体的影响并与之隔离，或主流群体无法与非主流群体交往；

主流支配——非主流文化被毁灭，并且不能融入主流文化，其成员丧失了文化纽带（被边缘化）。

结论：我们能否跨文化交流，取决于我们如何改变自己，与不同的文化融合。全球化的应对，是我们如何去平衡自己传统文化和身份认同与世界其他多文化的融合，而不是抗拒、逃避或者企图支配他者。

青春版<牡丹亭》的跨文化成功转播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牡丹亭》启用靓丽帅气的青年演员来扮演处于青春爱情中的男女主人公，也是演出获得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少林武魂》在美国纽约百老汇举行首演并获成功。纽约州长及市长宣布当天为“百老汇中国日”。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