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杜甫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杜甫（精选4篇）

篇1：《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杜甫

七首(其七)

杜甫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

三年饥走荒山道。

长安卿相多少年，

富贵应须致身早。

山中儒生旧相识，

但话宿昔伤怀抱。

呜呼七歌兮悄终曲，

仰视皇天白日速。

杜甫诗鉴赏：

乾元二年(759)，杜甫四十八岁。七月，他自华州弃官寓居秦州(今甘肃天水)，十月，转赴同谷(今甘肃成县)，在那里滞留了约一个月，这是他生活最为困窘的时期。一家人贫病交加，只能挖掘土芋来充饥。在饥寒交迫的日子里，诗人以七古体裁，写了《同谷七歌》，描绘颠沛流离的生活，抒发老病穷愁的感喟，大有“长歌当哭”的意味。这是第七首，为组诗中最精彩的篇章。

此诗开头使用了九字句：“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

化用《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意，抒发了身世感慨。杜甫素有匡世报国之抱负，却始终未得施展。如今年近半百，名未成，身先老，而且转徙流离，几乎“饿死填沟壑”，岂能不悲愤填膺!六年后杜甫在严武幕府，曾又一次发出这种叹穷嗟老的感慨：“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

(《莫相疑行》)其意是相仿的。

次句“三年饥走荒山道”，把“三年”二字置于句首，进一步强调了诗人所经苦难的时间之长。“三年”，指至德二年(757)至乾元二年。杜甫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而遭贬斥，被饥饿驱迫，在“荒山道”上尝够了艰辛困苦。

三、四句，诗人追叙了困居长安时的感受，全诗陡然出现高潮。十二年前，杜甫西入长安，但进取无门，度过了惨淡的十年。他接触过各种各样的达官贵人，发现长安城中凭借父兄余荫，轻易取得卿相的，以少年为多：“长安卿相多少年。”这不能不使诗人发出愤激之词：“富贵应须致身早。”“致身早”，似是劝人的口吻，却深蕴着对出现“少年”“卿相”这种腐败政治的愤慨。

五、六句又回到现实，记叙诗人和“山中儒生”

的`对话：“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诗人身处异常困窘的境地，感叹自己不幸的遭遇，因而与友人谈起的都是些令人很不愉快的往事。忧国忧民的“怀抱”无法实现，自然引起无限伤感与惆怅。

第七句“呜呼七歌兮悄终曲”， 诗人默默地收起笔，终止了他那悲愤激越的吟唱。仰视皇天白日速”，搁笔望天，只见白日在飞速地奔跑，一种迟暮之感，一种凄凉沉郁、哀壮激烈之情，油然而生。

《同谷七歌》采用了定格联章的写法，在内容上较多地汲取了鲍照《拟行路难》的艺术经验，然而又“神明变化，不袭形貌”(沈德潜《唐诗别裁》)，自创一体。这首诗作为组诗的末篇，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艺术上，长短句错综使用，悲伤愤激的情感，在字里行间中被能达得沐漓尽致。

篇2：《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杜甫

我在同谷唱的七支和歌--夜读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一 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 您都谦卑地自称为客 同样作为流浪汉的我 哪能不超越时空直奔 人生游子的`最大特色--

作 者：公刘  作者单位： 刊 名：黄河文学 英文刊名：HUANGHE WENXUE 年，卷(期)： “”(4) 分类号： 关键词： 

篇3：《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杜甫

关键词：杜甫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思想境界 艺术特色

唐乾元二年（759），杜甫弃官举家自长安西入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又南下成州（今甘肃陇南一带），在成州治所同谷县（今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寓居月余。之后，由于同谷生活艰辛，杜甫离开同谷渡嘉陵江又去了四川成都。这就是杜甫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入蜀之行，历时五个多月。杜甫在过秦州、经成州流寓期间写下了一百一十七首诗，一般称为“陇右诗”。陇右诗描述了陇原奇崛的山水，诗人艰辛的旅程和悲苦的生活，逼真地呈现了陇右山川风貌和当时社会状况，实为“诗史”之笔。而成州同谷县作为杜甫入蜀的中转站，诗人留驻此地的月余，是他一生最为凄惨悲苦的时期。困苦的诗人在此写下了《积草岭（同谷县界）》《泥功山》《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凤凰台》《万丈潭》《发同谷县》等诗篇。这些诗歌都具有高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其中《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表现出杜甫困窘而不废真诚之性，穷迫而无厌世之思，饥寒而怀济世之心的崇高思想境界，也体现出生动传神的描绘与浩荡淋漓的抒情相交融，悲愁却不沉沦的艺术风格。本文对其作以观照和探析。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

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

东飞鴐鹅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

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

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

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巄嵷枝相樛。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

我行怪此安敢出，拨剑欲斩且复休。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

男儿生不成名身己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这组诗一般也称为《同谷七歌》。《同谷七歌》描写杜甫寓居成州飞龙峡的状况，可谓长歌当哭，悲痛至极。

杜甫来成州之前，已在寓居秦州三个多月后，为生计所迫，听闻“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杜甫：《发秦州》）。也就是说成州物产丰富，易于生存；再加之“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杜甫《积草岭》）。于是投奔同谷“佳主人”而来。但实际情况是同谷“佳主人”的帮助落空，诗人迫不得已寓居在同谷城南的飞龙峡。那么，杜甫寓居飞龙峡的生活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呢？从这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杜甫当时寓居的飞龙峡的情形，并进入诗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一歌客居流离的困窘。诗人白发过耳形容憔悴，破衣薄衫不蔽寒侵，为了生计跟着当地养猴子的人在山谷中捡拾橡栗直至日暮，手脚冻裂全身冻僵。想告别这样的生活回故乡，然故乡杳无音讯难以回去。念及此，诗人悲痛万分，想来那山谷中的凛冽的长风也是为“我”悲伤而从天宇呼啸而来，诗人的悲痛亦如这长风弥漫天宇。“悲风为我从天来”一句悲怆沉痛，统揽全诗，奠定了全诗歌哭的基调。

二歌生计潦倒之哀。诗人一家饥寒交迫，将性命寄托在一柄长镵（锄头）之上，指望依靠这把长镵挖点黄独（土芋）果腹，然大雪封山黄独不可寻。穿着“短衣”不能御寒的诗人荷着长镵空手归家，空空的家中妇孺子女呻吟之声那样刺耳，痛人心肺。清人仇兆鳌论《同谷七歌》第二首云：“命托长镵一语惨绝。橡栗已空，又掘黄独，直是资生无计。雪满山，故无苗可寻；风吹衣，故挽以掩膝。男女呻吟，饥寒并迫也。……呻吟既息，四壁悄然，写得凄绝。”[1]在《同谷七歌》中，一歌和二歌应为生计艰辛之哭。

三歌兄弟不能相见之恨。杜甫有四弟：颖、观、丰、占。这时只有占跟着杜甫，而兄弟五人都在辗转流离中，难以聚首，且无一体强身健者。这皆因“胡尘暗天道路长”，也就是安史之乱造成了人民的流离失所。

四歌兄妹相见无时之痛。诗人与妹妹已有十年不相见，孤苦伶仃的妹妹让人深深挂念，而这相见无时因为水路艰险更因为“箭满眼”和“多旌旗”的兵乱。三歌与四歌情深意切，至情至性，殷殷牵挂，生离死别的伤悲催人泪下，其间亦蕴含着对制造人间悲剧的安史之乱的控诉。在《同谷七歌》中为亲人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之哭。

五歌穷谷寓居，对自身人生境遇和价值的悲叹。前四句写同谷的环境：多风，急溪，寒雨，雨中枯树，黄蒿林密遮云蔽日，荒僻之地人烟稀少而常见野狐出没。在这样的孤苦荒凉的环境中，诗人心事浩茫，忧愤难抑，“中夜不能寐”，发出“我生何为在穷谷？”的诘问。与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自我价值的豪情肯定相比，杜甫“我生何为在穷谷”的价值迷惑中的无限悲痛难以言表，只觉在荒僻寒夜中，诗人的头发又白了几分。此为诗人对人生价值失落而歌哭。

六歌龙潜蛇游，国事难宁之怨。按蒲起龙之说，前四句以“龙蛰”象征唐王朝君主昏庸，国势衰颓，无力平叛。以“蝮蛇”象征叛乱者之嚣张。（清·蒲起龙《读杜心解》）接下来诗人指出“龙正蛰”和“蝮蛇游”正是自己流离失所的原因。在愤懑悲痛之中，诗人想到拔剑斩除妖孽，然却力不能及，于是看那溪壑也似乎和“我”一样心有犹疑。此为国事艰难而歌哭，亦见出诗人饥寒犹怀济世之心。

七歌岁月易逝，仕途不遇，身世飘零的人生之思。诗人满怀报国之志，然“生不成名身己老”，不但壮志难酬，还流落穷谷荒山。转看当今长安权贵，钻营早致仕，然不过是些尸位素餐之徒。忧思悲愤之中，诗人与旧人说起往日抱负，却更感到“白日速”，光阴易逝真是令人伤悲啊！这首诗是为人生失意、岁月匆匆而歌哭。

“七歌”之间在情感内容和诗歌结构上有往复回环的特点，由个人生计困窘到念及亲人境况，再回到自身人生的价值，接着由一身一家说到国家，又回到个人对岁月流逝的悲思，可谓一唱三叹、回环往复，豪宕奇崛，诗人穷愁潦倒的生活，郁闷难解的心结，对亲人的深情眷恋，盼望报效祖国的鸿志，如江河倾斜，酣畅淋漓，感人肺腑，达到了“长歌可以当哭”（肖涤非《杜甫诗选注》）的效果。明人王嗣奭曾评价说：“七歌创作，原不仿离骚，而哀伤过之，读骚未必坠泪，而读此则不能终篇。”[2]可以说，《同谷七歌》激愤歌哭比之屈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七首歌哭中，在读出杜甫生活境遇的凄惨，读出诗人的悲愤的同时，更读出了杜甫对亲人的情深意长，对国事的痛心忧患，对人生价值的超越性的追问，诗歌因此而超越了个人悲伤哀叹，沉郁却不消沉。可以说，诗人穷绝而无厌世之思，使得《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悲痛至极却并不委顿，感情的深沉和强烈形成了“沉郁”的特点，但区别于大部分杜诗以理性节制强烈的感情而形成的“沉郁顿挫”的风格的是：本诗沉郁却不顿挫，其韵律和语言节奏是任情奔放的，形成了酣畅淋漓的效果。

杜甫七五九年入蜀过程中的创作非常重要，朱东润说：“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3]这一年，杜甫面临王朝倾危，目睹了人民的流徙和大量死亡，而杜甫本人入蜀历经崎岖的道路与伟丽的山川，饱尝行旅的艰辛、漂泊的苦痛，这些都磨砺了，也沉淀并升华了杜甫的心境和诗艺，使他在诗歌中并入身世之感、生事之艰、家国之痛。也因了这血与泪的滋养，杜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冯至曾说：“在杜甫的一生，七五九年是他最为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了最高成就。”[4]

杜甫在同谷寓居月余后，渡嘉陵江去了四川成都。北宋末年，为了怀念一代诗圣，人们在飞龙峡杜甫居住的旧址修建了杜甫祠堂。此后历代文人雅士、名宦乡贤纷纷来此怀念和凭吊杜甫。缅怀杜甫的诗、联，或怀古，或拜谒，或凭吊，形成了杜甫祠堂前石碑林立、蔚为壮观的景象。其中清代文人刘埘、刘墫勒诗碑，称赞杜诗堪比“大雅”，并以“岂独文章焰，还推忠爱长”指出杜甫高度的诗歌成就，以及杜甫高尚的思想留给人们的精神滋养。因此，同谷人民对“当时歌橡栗”的杜甫，以“此日荐羔羊”“来往奠椒浆”的祭祀来表达敬仰之情。

（本文为2013年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A-136。）

注释：

[1][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明]王嗣奭：《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朱东润：《杜甫叙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4]冯至：《杜甫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篇4：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

作品介绍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的作者是杜甫，被选入《全唐诗》的第218卷第32首。这组诗作于杜甫处于穷愁绝境之时。这组抒情诗的意义在于：展示了诗人当下复杂不平的心态，真切感人；融合了屈原等前人诗歌艺术表现手法并有所突破，使激越的悲情得到了动人的传达；标志着杜甫前、后期思想转型的最终完成。乾元二年(759)十一月，杜甫携家人一路簸荡，流落同谷，并和以血泪创作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组抒情诗，无论就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还是就其与杜甫前、后期思想的关系而言，都在杜集中具有重要意义。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