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对中国的

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共6篇）

篇1：改革开放对中国的

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农业，经济，政治，教育等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0年我国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4641万吨，依然高居世界第一；同年，我国以58786亿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的提高，远远不是改革开放前在联合国有名无实的常任理事国能够比拟的。

其实说到变化，说再多的GDP，再高的排名，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都不如说些衣食住行，说些老百姓身边的，老百姓最关注的来得实在。

就拿我们家乡说吧，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商品供应严重匮乏，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且数量有限，色彩和样式单调。很多人家都是自己用布料剪裁衣服，缝制鞋子，甚至有些当时不太富裕的人家里的小一点的孩子都是穿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再修剪做成的衣服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思想的解放，人们的衣着变得丰富多彩，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购买衣服是都已经有了品牌意识，像阿迪达斯，耐克等国际知名品牌都已经走进了普通人家。人们对衣服的要求已不仅仅是御寒的工具，更是人们显示风度、展示个性的方式。

改革开放前，食物匮乏、单调，人们的营养严重不足，有些农村甚至没有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听父辈讲，现在很常见的大米白面在他们小时候很少迟到，除了逢年过节平常很多时候都吃粗粮的。直到现在我家还留有那个时代的特色—粮票。改革开放后，十几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人们不但能“吃饱”，还要“吃好”，鸡鸭鱼肉已经不是人们的追求，大家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等科学卫生的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居住条件较差，往往是一个家庭两三代人居住在一起，并且居住面积不是很大，房屋的性能也不是很好。改革开放后，不仅人均居住面积增大了很多，而且室内装修和居住环境也有明显的改善，房屋的耐久性能，抗震性能都提高了很多，大大的增加了使用价值。

改革开放前，孩子们上学都要走很远，路远一点的就要很早起床。人们出行都有很大不便，当时公共交通不发达，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甚至还有马车，牛车等畜力工具。改革开放后，公共汽车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大部分角落，特别是前几年开始的“村村通”工程，更是大大的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方便。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家已经拥有了汽车人们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大的自由。由于经济条件的好转和假期的延长，出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除乘火车外，乘坐飞机也不是稀罕的事了，开私人汽车出行的人也占一定比重。改革开放前，代表着当时生活水平的“四大件”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那时，整个村子也没有几台电视机，一到晚上电视机前就挤满了人。现在，不光电视机成了寻常物件，就连电话、手机、洗衣机、冰箱、空调、电脑都已相当普及，人们的精神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古语有云，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一个小小的村庄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整个中国的巨大变革。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动摇，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让中国更快更好地走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道路上。

篇2：改革开放对中国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对世界时代潮流的积极回应，是中国主动应对世界发

展潮流的必然之举，从而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为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宝贵

经验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理论，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时代潮流的积极回应。30年前，我们国家面临十

分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面临诸多困难，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

等方面的混乱现象极其严重。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

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周边

国家和地区的异军突起。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党和国家形成了巨大压力。面对困

境和压力，我们党科学分析世界大势和国内状况，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反思和超越，是要以改革

开放为动力，打破旧体制的束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依次实现温饱、小康和中等发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摆脱贫困和实现现代化，这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要思考的问题或要面对的问题。一些

国外政党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治党

治国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他们访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共

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

巨大成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贡献，也是对世

界人民的贡献。当然，我们党和国家历来认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

模式解决。我们高度尊重人类发展的差异性和文明进步的多样性。我们既然一再

强调走自己的路，就决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别国照搬照套我们的发展道路、发展

模式。但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进步的经验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

些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供了经验，这些理论成果不仅将对中国的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会惠及世界的发展。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我们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3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

中国。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世界

大势之下，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

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而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也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特殊性的过程，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的过程，也

是对世界做出中国独特贡献的过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中国将对

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所形成的经验将对促进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多的理论

支持。

篇3：印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借鉴

一、印度的改革开放历程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告独立。有学者将印度的改革开放起始点也从这一年开始[1]。笔者认为应将从1947年到1957年的经济相对开放的时期看作预备阶段,其间,1951年开始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了几项重要的增长目标,没有为生产制定详细规划。真正算得上第一阶段的是,开始于1956-1957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截止于1991年的专制发展阶段,包括四个截然不同的专制发展阶段:1957-1966年,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建立;1966-1975年,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且把计划经济的失败归因于控制不足,而不是控制过于集中;1975-1981年,前一阶段过于集中的控制稍有改观;第四个阶段,即1981-1991年,逐步摒弃专制经济,悄悄地实行改革。这是一个明显的经济专制时期。印度开始闭关锁国,尽量限制进口,全力发展自给自足式经济。这些政策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造成经济效率低下,最终导致在1957年至1991年间连续五次发生汇率危机[2]。第二个阶段是彻底摒弃专制政策,推动市场资本化和经济自由化进程,努力与全球市场接触。

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相比,中印在大的发展阶段上存在相似性。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考虑到建国时间比印度晚两年,可以认为中印两国几乎是在同一阶段选择了计划经济的发展路径。之后,印度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而中国却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1978年,中国开始在思想领域拨乱反正,应该说,从1980年开始进入了新的经济建设时期。而印度则从1981年开始启动经济领域的改革,中印两国再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从两国的GDP增长情况来看,在两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GDP总量是不相上下的。1982年以后,中国的GDP总量开始逐渐超过印度,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快速领先。

从GDP增长率方面也可以看到,整体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变动幅度较大,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特别是在第一阶段表现最明显。从1981年开始,当年的印度经济增长还略高于中国,之后中国仅在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低于印度,在1999年与印度接近等速,在其余年份,中国的经济增长都远远快于印度,两国经济总量由此拉开距离。

如果以经济增长的平稳性作为主要考虑指标,那么,在第一阶段,印度的体制效果是优于中国的,在获得同等经济总量的情况下,波动幅度较小。而在第二阶段,印度仍表现出了体制稳定的特征,但在发展速度上低于中国。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幅度也呈现出逐步缩小的改善态势。如果将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作为比较的变量,笔者认为,在过去的六十余年中,印度的体制优势在于稳定性较好,缺点在于制度绩效提升较缓慢。但是,稳定性显然是制度环境进化的方向,中国也在顺应并向这一方向转变。从2003年开始,两国GDP增长率的水平开始靠拢,未来一段时期,可能会出现趋同现象,即两国GDP向一个中间稳态靠拢。再这一阶段之后,中印经济增长速度会否出现同步提升或者同步下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趣问题。

按照印度央行印度储备银行发布的卢比兑美元年平均汇率计算,2009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FC)为11563.14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MP)为12329.25亿美元,超过了俄罗斯的GDP。

二、印度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

印度独立后的近四十年里,推行的是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直到改革之前,商业控制在政府手中,由于征收高额的税收和进口税,价格居高不下。印度政府也制定了严格的外汇管理条例,外资在印度投资和经营都受到限制,人均收入处于较低水平,而在农村,农业收入不收取任何税费,农村居民也没有商品消费能力。

印度与中国类似,都经历过长期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在独立和建国后,对于国外资本和国际贸易有限制,都采取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赶超战略,全面实施计划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印度广泛采用了许可证管理制度,重点发展重工业,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在八十年代之前,三大产业发展都很缓慢,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第一、二产业发展陷入低谷,而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稳定。

数据源:引自徐滇庆等(2009),De Long(2003)

按照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成果(Fisher,1935;Clark,1940;Kuznets,1966,1971;Chenery,1979),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关联性,产业结构的变化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增长为前提。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互促进,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依次从农业、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不断减少,制造业和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上升。

农业占比的减少,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也可以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指标中较可靠的一个参照物。从图4中可以看出,中印两国的农业占比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如果以世界平均水平为参照系,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程度还差一个数量级。印度的农业占GDP比例下降的速度低于中国,未见到有加速的迹象。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方面,情况要复杂一些。从经济增长的实例中可以发现,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会出现制造业迅猛发展的工业化时期,在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之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服务业的占比逐渐超过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但是,关于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关系,仍未有明确的结论。我们将中印与同处于工业化时期的韩国进行对比,可以看到,韩国在1991年,制造业发展到了最高点,之后开始下降。考虑到韩国属于小型经济体,其发展阶段较为紧凑,而中印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阶段。但是,可以看到,如果以高速工业化作为判断标准,中印两国的制造业增速都偏于平缓,而印度的制造业总量显然距离其应该达到的规模还相差甚远,印度还需要一个快速工业化的过程。

从韩国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看到,在快速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的速度有所减慢,实际上是为制造业发展让路,使得有更多的资源从第一和第三产业中转移到制造业,这一过程在1981年基本结束,此时第二产业进入了发展中期,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使其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当制造业在1991年开始减速时,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进一步获得提高。与中国相比,印度的第三产业占比要比中国高。

从1975年到1979年,印度制造业进入相对快速发展阶段,1980年到1990年为其制造业发展的相对平缓阶段,之后进入震荡期,然后进一步提速。对应于上述三个分期,可以发现,从1973年开始到1996年,印度的第三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在制造业增长出现明显波动时,可以看到,第三产业也出现同步波动,但方向正好相反。这说明印度的第二、三产业也存在替代关系,第三产业的发展并非基于第二产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在1983年以前,一直集中发展制造业,之后进入第三产业增长时期。而制造业从1980年到1990年间,进入了一段向下调整,之后呈波浪形拾级而上。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同样存在替代关系。

通过以上比较,从总量上看,可以发现中印两国的产业发展各有待改进之处。印度存在制造业发展不足、服务业占比较大,工业基础薄弱导致增长后劲缺乏的问题。中国则出现了经济结构转型缓慢,未能及时将资源分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低的问题。印度农业比重一直比较大,直到2004年才被制造业超过。而制造业由于高科技部门占比较高,吸收劳动力有限,使得印度非农就业人口没有出现显著增长。印度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少部分高科技制造业,如IT、制药等[3],以及服务业,特别是信息技术相关的服务业外包[4],显得支撑面狭小、单薄,不足以为庞大的经济体提供足够大的发展动力。印度需要拓宽工业基础,延伸制造业价值链,做大第二产业。中国的经济主要依靠制造业以及投资拉动,前者以劳动密集的低端加工和资本密集的制造为主,高科技部门有待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必须立足全国,就地吸收富裕劳动力,同时,还需从农业和制造业中释放部分劳动力,提高工业的技术含量。通过迅速扩大服务业的经济规模提升第三产业占比。

三、中印经济优劣势对比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无非是在劳动力、资本、技术的合理配置下取得的,制度、文化、市场、自然资源拥有量等因素提供了发展的重要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市场(主要指国内市场)和自然资源限制等因素已经不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缺乏以上两项但取得了良好发展的例子随处可见。

我们从经济相关的变量入手,对中印经济进行比较。

(一)是人口陷阱,还是人口红利?

印度人口约11.19亿人(2006年),从1983年到2006年就业资料(A.C.Dhas and M.Helen,2008)来看,总就业人口从3.0275亿增加到3.8491亿人,增幅不大,就业率还不到34.4%。而新增的就业人数,据估算,从2007年开始到2023年,每年增加2600万左右。印度的教育经费主要投入到高等教育,识字率只有61%(2001年)。这些人无法就业,也很难培训成为产业工人。麦肯锡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到2010年印度软件业将创造230万个就业机会,而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将达到650万个。而据研究机构估计,印度每年只能培养40万名工程师。仅靠信息工业和服务业,无法满足就业需求。印度存在就业面窄、劳动力素质不匹配等问题,劳动人口由于难以被社会吸纳,有落入人口陷阱的可能性[5]。

中国的每年新增就业人口据估计从2010年开始,从2500人左右回落,到2020年达到1300万人,之后再度回升。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约600万人,而中国的识字率约为90.9%(2001年)。另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培养了大约2亿产业工人。因此,尽管同样存在就业难的问题,中国的困难与印度不同,人口素质的平均水平相对较高,只要扩大产业规模,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即可解决。

(二)储蓄及资本投入

印度在50年代初的储蓄率相当于GDP的6%,70年代的储蓄率是21%,在之后的20年里,储蓄率变化极小,在20%~24%之间波动。近5年储蓄率显著增长,达到了34%左右。印度的年投资率在1950-1951年间仅有14.7%,在1990-1991年上升为22%~23%,在1994-1995年上升到25.2%,仍远小于中国的超过40%的水平,2008年超过了40%,导致其基础建设投入远远不如中国[6]。而且由于投资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对GDP提升作用不大。

(三)技术水准

印度从80年代开始,确定选择高科技作为发展的主轴。经过20多年的努力,2000年以后,印度的软件业、汽车零部件工业、制药业和化学工业成为印度的出口主力。1994年印度通过了版权法,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印度的专利申请从1994年的4800件上升到2002年的91924件,增加了19倍。印度是世界第三大科技大国,拥有400万科技人才,排在日本、英国等研发大国之前。另外,印度科技和服务业人才的英语水平高,相对成本较低,具有较好的性价比和竞争力。在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同时,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研发中心。最近10年来,得益于信息技术领域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成功,印度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全新的形象。

技术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没有定论。在索罗模型里,技术进步的影响被处理为一个残差项。笔者认为,该模型中的这个残差项,实际上包括除了劳动和资本之外的所有影响因素,并非只是技术进步,甚至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技术进步并非是其中的最主要成分。从一般意义上讲,适当的技术对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益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对于具体的技术而言,那么在估计其对经济的正面作用时,需要考虑与上述行业相关联的产业的广度,以及这些产业部门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例如在印度,技术如果只限于制药、化工、纺织、汽车零部件、软件等少数行业,尽管具有优势,但限于产业链条较短,较难形成足够大规模的制造业经济。印度尚未发生基础广泛的制造业革命,而是靠服务业的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印度制造业发展中的软肋。

(四)基础设施

印度最为人诟病的就是破旧不全的基础设施状况,严重地限制了经济活动的活跃度。近几年来,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增长,印度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00-2001年的增长率为6.1%,而2005-2006年的增长率几乎翻番,达到12.1%。大规模的市政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印度的基础设施。印度政府和印度建设协会(Construction Federation of India)预测:在未来10年里,印度建设行业将以15%或更高的速度增长。

印度第11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预计将达到3560亿美元,而印度第10个五年计划(2002年4月-2007年3月)的基础设施投资额为1680亿美元,增加的投资额中大部分有望来自私人投资。在2000-2006年间,印度实施了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包括在2000年开始的“国家高速公路发展计划”(NHDP),以完善该国的公路网络;2004年,印度政府开始了“国家铁路发展计划”(NRDS),以改善该国的铁路网络。2005年开始的印度港口设施现代化的计划,名为“国家海运发展计划”(NMDP)。2006年,印度的海运工程—Sethusamudram海运隧道工程开工,该工程包括预算为5.65亿美元的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海底隧道的挖掘工程。发电和输电设施是印度需要改善的主要基础设施之一。2006年,该领域有了重大进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Narmada地区的Sardar Sarovar大坝于2006年竣工,该项目的发电能力预计将达到1.45GW[7]。

数据源:引自徐滇庆等(2009)

从中可以看出,印度在基础设施相关投入的绝对量较小,增长率多数低于中国,在机场建设方面,甚至出现了20年未建新机场。除了这些传统的基础设施,电子信息时代还应关注电信和互联网的使用情况。

印度每百人的移动电话数量从2000年后开始有较明显的增长,中国则是从1996年开始快速增长。截止2008年,印度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是30.43台,仅为国际平均水平的50%。2007年,印度每百户家庭拥有的电话数量是12.7台,中国是56.6台。

印度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程度更为落后,起步时间与中国相同,但是增长速度远落后于中国,到2008年,印度每百人中的互联网用户数为4.54人,而国际平均水平是23.93人,中国为22.5人。

(五)经济开放度

我们可以从进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这两个角度,观察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由于各国经济政策取向不同,国情不同,这里不再以国际平均水平作为参考的标准。仅对中印两国进行比较。

印度独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奉行进口替代政策。之后不断放宽进口,1992年5月起,印度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制定了较为完整、稳定的外资政策,对引进技术、促进出口和重点发展部门的国际投资予以税收和股权方面优惠,并开始注重吸引直接投资与技术的消化扩散相结合。2000年以前,印度的进出口占GDP比重呈现缓慢平稳增长状态,此后进入快速增长期,成长速度快于中国,但无论从占比还是绝对量上仍与中国差距不小。

印度主要传统出口商品为珠宝饰物、农产品、成衣、皮革及皮革制品、矿产品和工艺品等。主要进口商品为石油及润滑油、煤、纸制品、运输设备、资本货物、化工原料、珍珠及宝石、化肥和钢铁等。从传统货物出口上看,中印在产品门类上区别不大。印度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其服务贸易发展很快,在1997年之前,印度服务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0%上下,自1998-2007年最近十年,印度服务贸易增长迅速,不仅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不断增长,2007年达到31.2%,且其中有六年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货物贸易。其中,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不仅是印度第一大出口行业,在世界出口国家中也排名前列。

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为7.6%,印度为15.2%,服务贸易的高速增长成为拉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运输和旅游二项合计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60.5%,而印度的这二项合计仅占出口总额的23.8%(2005年),另外占了其出口额一半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讯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所占比重也较大。从进口行业结构看,印度的运输占其进口总额近一半,其他商业服务和旅游二项合计占46.3%,其他各行业的进口比例较小且比较平均。印度在进出口方面体现出了其经济结构上的特点,开放程度不断扩大[8]。

印度的对外投资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起步,但由于印度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早期的发展极为缓慢。印度对外直接投资每年流量在1994年以前都保持在较低水平,经过90年代的经济改革,印度的对外投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开始缓慢增长,直到2005年开始,才进入加速阶段。而中国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启动,从1991年开始进入加速阶段,从2003年开始进入了快速上升阶段,并从总量上远远超过了印度。这可能与印度企业在进行国际投资的活动中,以中小型跨国公司的表现最为活跃有关。

印度利用其在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丰富和廉价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多为资源输出型和劳务输出型。印度与南亚各国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有认同感,该地区是印度跨国公司的投资重点区域。印度跨国公司也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印度企业往往寻求利基市场,通过直接投资获取较高的收益,掌握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英联邦国家是印度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另一个重点区域。印度一些技术先进的制药企业、信息服务企业、工业企业和软件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中印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总量和单个项目规模上比印度大,但是在投资机制和配套方面,以及投资的收效方面,往往因体制上的缺陷而降低了效果。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国家外汇管理局1997-200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

整体上看,印度的经济开放性比中国略高,而且在某些技术部门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多在传统行业领域发挥比较优势。如果将中国比作一只大军,那么印度的对外投资企业则像是突击队,卓有成效但规模还比较小。

(六)市场自由化程度

衡量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我们主要从上市公司的情况以及从事商业活动的难易程度等方面来进行比较。

印度证券市场已经有132年的历史,最早的证券交易所—孟买交易所(BSE-Bombay Stock Exchange)1875年成立算来,现已成长为亚洲最有活力、现代化和高效率的证券市场之一,在市场结构、运作效率及质量方面号称可同发达市场相媲美。

目前全印度共有23家证券交易所,其中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有NSE(National Stock Exchange,印度最大的交易所)和BSE两家,全国有400多个城市可以访问其交易系统。交易品种跨越股票、债券和各种衍生品(指数期货、指数期权、股票期货、股票期权等)[9]。

印度的上市公司有10000多家,列世界第一,其中,有4000家以上的公司在地区性交易所上市,交易量号称列世界第三位,股票期货市场号称全球最大,交易非常活跃。印度证券市场资本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仿,高于许多新兴市场。

印度在1991年之前实行的是许可证制度,大大限制了企业的经营自住选择权,有一个例子,当今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的Infosys在1981年成立时,用了18个月才拿到经营执照。1991年印度的改革才废除了许可证,从上图可以看到,直到2006年之前,在印度开办一间公司所需的时间都超过中国,2006年以后,印度企业营商环境改善很快,而中国在这段时间不仅没有太多改善,还有所退步。

(七)可持续性

经济的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其推动因素能够以协调的可再生的连续的方式对经济活动提供动力。我们可以从通货膨胀水平和发展趋势、人均能源消耗等指标上对经济的可持续性能力作出比较和判断。

印度的通货膨胀水平在1991年改革之前,变动幅度很大。之后呈现逐步降低之势,但是,从2005年开始,又重拾上升轨道,2008年达到6.22%。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6日发表亚太经济体调查报告预计,2010年印度的通胀率将达到7.5%,超过中国约3%的通胀水平。过高的通胀对于经济的发展作用是负面的,但是,截止目前为止,印度的通胀变化幅度仍比中国小,市场表现出较好的自我调节能力。而中国在经济活动中,则更多地依靠政策等非市场因素对通胀水平进行人为干涉。

中印两国的人均电力消耗和人均能源消耗水平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由于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按2008年的资料计算,中印两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36.58%,对于全球能源的消耗构成沉重负担。特别是中国,电力和能源的人均消耗水平不仅高于印度,而且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出高速发展趋势,在短期内占用和消耗了大量资源,对经济发展形成阻力。中国尤其需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采用节能环保技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环境负担,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用雷达图表示出中印经济从现在开始的10年内的优劣势差距,如下图。中印的差距并不大。

四、中印制度优劣势及胜出的障碍

在讨论中印经济发展差距时,最大的争议是制度和现阶段的基础设施、人口素质方面的差异。前者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后者则主要取决于经济方面的因素。

印度的制度改革主要发生在经济自由化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就已经起步了[10],并且刺激了此后10年的经济增长。即便之前的经济政策也并非一无是处,Pursell(1992)的研究指出政府不惜代价地推行进口替代政策,使印度建立极其广泛的工业部门结构,实现了高度自给。应该看到,在经济自由化开始之前,刚独立的印度和刚成立的新中国都需要一个自我重整阶段,但是,这种封闭式的发展只能是一段时期的政策,持续下去只能再次成为发展的阻力[11]。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主要发生在1988年年初以前,主要包括:公开许可的产品种类持续增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些国内不能替代的机器和原材料,进口增加对于生产率的提高起了显著的作用;专营进口产品的份额下降,企业家们自由进口机器和原材料的空间明显扩大了;采取了一些出口激励措施[12],对出口的鼓励也间接帮助了进口的扩大,发放给出口商的补充进口许可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提供了更多的进口途径;放松产业管制,主要措施包括:放宽产业的许可证制度,允许产业集团自主决定调整产品类型,部分企业有权决定扩大1/3的生产能力,对水泥和铝材的价格与配给控制完全取消,降低制造商的税赋;更现实的汇率政策[13]。

改革的影响在对外贸易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自由化政策的确促进了进口需求的提高。自由化的影响可以从进口占GDP的比例中看出来。1976-1977年该比例仅为4.1%,1977-1978年的贬值使该比例提高到5.1%,以后几年略有下降。到1985-1986年拉吉夫·甘地启动改革以后,该比例持续提高,到1989-1990年达到6%。Panagariya(2003)曾系统地论述过,降低和取消贸易壁垒是维持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也不例外。另外,改革的影响还表现在更高的工业增长率上面。Desai(1999)指出,“尽管变化很复杂,但工业的年增长率已从1985-1986年的4.5%提高到了1989~1990年的10.5%”。Goldar和Renganathan(1990)指出,资本品部门的进口渗透率从1976-1977年的11%增加到1985-1986年的18%,此后继续保持了上升趋势。Malhotra(1992)发现,原来持续提高的资本/产出比例在80年代从6下降到4.5左右,这与Joshi和Little(1994)的观察一致,那就是印度的投资效率在80年代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在私营的制造业中。Chand和Sen(2002)更加系统地研究了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生产率的关系,他们对1973-1988年的多个产业部门进行了详细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中间品和资本品部门的保护程度下降,消费品部门则没有。与前两个时期相比,1984-198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三个部门中都有显著提高[14]。统计检验表明,保护程度每下降1%,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1%,对中间品的影响是0.2%[15]。

中印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显然都得益于经济自由化。但是两国的政治制度基础却差别很大。中国仍是相对集权的体制,而印度的政治制度是带有中央集权制特点的联邦制,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及议会选举等[16]。印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对印度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影响。

一般看法认为,印度的民主政治体制会为其提供长期稳定和可预期的发展环境[17]。尽管目前印度工商界人士以及外国投资者均认为印度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政策能力都明显低于中国,但是,民主制度使印度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不同的意见[18],但基本上是肯定印度的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笔者认为判断一国制度是否优越、政策是否有效,从中短期来看,可参考至今为止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情况加以判断,而在长远来看,只能参考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指导,并满足“各国应采用适合自身国情的制度”的原则。

从前述数据可以看出,与中国相比,印度的经济增长具有波动性较小[19],稳步提升的特征。而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波动较大,但增长迅速,这个结论同样适合于人均GDP。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9年印度人口数量为120328.1万人,以此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MP)约为1025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FC)约为961美元。但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和能源,效率并不高。中印两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均在于劳动力,而非人均资源占有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资源支持方面存在可持续性隐患。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看,中国也超过了印度[20]。但从贫富差距方面看,中国的贫富差距更为悬殊,而且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水平。

2005年,收入最低的20%的群体占收入的比例,印度为8.08%,而中国不到5.73%[21]。在中国和印度收入最低的40%的群体中,印度的人均收入占比要比中国高,说明中国的最弱势群体的境遇较印度差。这一情况在近年来变得更明显[22]。

从过去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绩效角度考察,中印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内部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从效率上看,印度赶不上中国,而从公平和平稳方面看,印度的发展步伐相当稳健。

由于国家体制的不同,印度在联邦财政方面与中国不具有可比性,中国的整体国力以及外汇储备,目前看来也远胜印度。但是,印度的经济开放度多于中国,货币实现可兑换,汇率具有完全的弹性。中印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困难,比如民族融合、地区发展不平衡、严重的腐败,此外印度还存在宗教冲突、种姓等级等问题。

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穆斯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对印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存在潜在的风险。另外,印度存在毛派政治武装力量和地区叛乱,印度种姓制度,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平衡,但是经济发展上,低种姓群体与其他民众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与印度在很多方面存在类似点,境外分离势力的恐怖活动、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正在蔓延的腐败现象,侵蚀了社会的凝聚力,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中印两国地理幅员辽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地区间发展差距也逐渐扩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引擎是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更广阔的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各地情况各异,协调平衡的难度极大。印度从1980年开始,各邦的人均GDP平均来说都呈上升趋势,但同时差距开始拉大[23]。

笔者认为,印度表现出了制度弹性高的特征,而中国则表现为经济弹性高的优点。前者使得印度虽然在经济增长进程中还会面临罕见困难和挑战,如今年出现的高通胀,但长期来看,在未来经济复苏后,印度仍有望保持较快的经济成长速度。后者由于经济体量大,产业层次丰富,表现出较强的宏观经济抗冲击和自我修复能力。

印度在经济发展总水平以及内部结构上,仍存在较大缺陷,如在制造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是否能够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消费和服务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即便是在今天这样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第二产业的发展不足,长期来看,对印度经济发展仍是个重大的缺陷。但是,只要能够保持国家完整和社会稳定,相信这一问题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步解决。而在制度弹性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显得更为成熟稳定。中国的经济表现得更有活力,但由于制度环境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不足,较易发生社会政治环境重大波动,从而引发难以预测和控制的破坏。如果说,好的制度能够产生好的经济的话,反之则不一定成立,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笔者认为,印度已经基本解决了的政治制度问题,而中国还需要继续探索合适的政治体制。

五、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建议

以现在作为分水岭,中印虽然改革开放的起点类似,但整体上看,中国取得的绩效高于印度。通过对比分析,我们看到的是两种发展的模式,也对应了两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犹如“龟兔赛跑”,现在还无法预言何者最终会胜出。两者各有所长,重要的是如何扬长避短。

(一)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

印度经济主要靠内需拉动,投资和消费两轮并驾齐驱。表现出开放的经济体、非政府主导、私人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等特征。印度的产业结构优点是服务业较强,但主要集中于IT相关行业,范围相当窄,提供的就业机会对于劳动者素质有较高要求。而制造业跳过了工业化阶段,基础较弱,产业链也很窄,吸纳就业不多,整体上看,印度呈现出农业和服务业占优势的产业结构,需要制造业深化和扩展。而中国正相反,制造业非常庞大,但多数仍处于价值链低端,服务业发展水平落后。中国既需要在制造业培养出几个核心的具有竞争力的门类,又需要加大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城市化提出的要求,不仅需要低端的服务业来吸收富余的就业人口,而且也需要大力发展银行金融这样的高端服务业,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合理,形成以服务业和中高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二)改革应由渐进式转为系统改革

中印此前的改革都是渐进式的,印度是通过不断的低效的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缓慢进行,而中国则体现在增量方面的改革。由于中国一党制的决策体系,效率较高,对于经济的促进效果明显。缺陷是发展过程不稳定,改革的系统性较差,留下的存量部分的改革难度非常大。公私经济还存在不协调,特别是在一些垄断性行业,私营经济无法进入,资源分配效率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不够,权力仍涉足各类经济活动之中,容易滋生腐败,使得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难以确立。印度政府在经济转型中,放手让私营产业发展,减少政府干预,全面转向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制订政策让私营部门更大程度地介入重要经济领域,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三)抑制既得利益阶层,铲除腐败温床,平息社会不满

篇4：中国应扩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放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荣誉。

中国经济增速高位下行不可避免，过去依靠发达国家拉动外需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从而带来两方面困局，一是企业和地方政府要应对成本、债务、产能三块“石头”；二是从整体结构看，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不匹配的问题更加突出。应对这一困局，我们可以向新兴市场进行对外投资，为中国产能开拓新市场。中国不能完全靠内源式发展，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离不开有针对性地扩大开放。

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二季度的15%降至今年二季度7.5%，三季度增速略微回调到7.8%。虽然中国经济短期“企稳向好”，然而，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几乎减半，虽然这可促使结构调整，对长期发展有好处，但也使企业承受巨大压力。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由三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是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的全球普遍增速下滑和外需乏力；第二是新世纪以来，国内为调控经济过热而不断增加的行政管制；第三是真实利率发生变化使企业面临困难。

经济增速趋缓使企业和地方政府面临“水落石出”的局面，压在头上的“石头”使得他们的日子很难过：不断上升的成本、企业债务压力；严重的产能过剩。在高速增长下行后，原来支持增长的生产能力变成大问题。这个清理过剩产能的过程并不容易：关掉工厂将导致工人失业，失业人口数量过多将对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因为，在外需乏力的情况下，很难指望内需来替代。

中国很多产能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内需而生，尤其是多年来扭曲的汇率机制导致国内外相对价格信号出现很大误差，使国内生产者产生错误价格预期，这些过剩的产能很难靠内需去消化。而消化成本压力、债务压力和产能压力需要时间，不可能迅速恢复高速增长。寄予较大希望的城市不会马上刺激内需。城镇化首先是体制机制问题，不把这些调整好，到处建新城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改革释放红利需要时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越留在后面的，改革难度越大，要改出效果需要时间。对中国来说，继续开放非常重要。中国过去的开放模式遇到严峻的挑战。从建立特区到现在，中国的开放步伐基本上停留于针对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产品这个阶段。

发达国家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有现成的购买力；第二有现成的商业通道，只要我们有能力生产出产品，香港的订单物流配送渠道、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可以保证产品很快销售出去；更最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有相当成熟的信用体系，这也是中国出口非常顺利的主要原因。然而以2007年的金融危机为拐点，发达经济体成熟的购买力、成熟的设施、成熟的体系遇到了全球化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尽管这套体系还很成熟，但是吸收新增流量的能力下降了。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继续开放还有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随着汇率扭曲局面的改观，人民币升值较快，中国的旅游、境外活动、对外投资迅速升温。我们在降低关税、扩大进口等方面有很大潜力。另一个潜力就是，中国企业面向新兴市场扩张带动国内生产能力面临新机遇。

新兴市场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从15.4%上升到29.7%，西方七国“G7”则从65.4%收缩到47.3%。中国的产能原来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如今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份额正在快速增长，如果我们抓住新兴市场将大有机会。

我们对新兴市场国家了解少、销售能力差。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还有一个很大区别是没有现成购买力，但有潜在购买力；没有现成成熟的商业基础设施，以及很好的信用与服务体系，但是有改善的机会。在全球化方面，中国企业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华为、联想、海尔。在东盟、中亚、东欧和非洲等地，可看到一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仅仅购买资源，而且介入当地的投资和建设，出现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的新苗头。

篇5：改革开放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和国家统负盈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经历了由指令性计划管理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由经营权高度垄断到全面放开、由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转变。在中国争取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外贸体制逐步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建立起统一、开放、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单一计划管理体制，下放外贸管理权和经营权，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并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使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新的经营主体进入外贸领域，打破了国有外贸企业的垄断。此后，中国推行了外贸经营承包制，用指导性计划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按照国际贸易通行规则，建立了出口退税制度。1992年10月，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根据这一目标，对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和外汇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1994年1月，中国政府取消对出口的所有财政补贴，进出口企业转变为完全自负盈亏。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调剂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贸经营领域进行了企业股份化和进出口代理制试点。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实施，确立了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等原则，奠定了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律制度。1996年12月，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与此同时，中国多次大幅度自主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这些改革使中国初步建立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充分发挥汇率、税收、关税、金融等经济杠杆作用的外贸管理体制和调控体系。

2001年12月11日，历经16年谈判，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扩大了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在履行承诺过程中，中国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完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减少贸易壁垒和行政干预，理顺政府在外贸管理中的职责，促进政府行为更加公开、公正和透明，推动开放型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加快对外经济贸易法制化建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其中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分别予以废止或修订。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减少和规范了行政许可程序，建立健全了贸易促进、贸易救济法律体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国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了修改，基本形成了体系完整、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

——进一步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措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逐步降低到2005年的9.9%。到2005年1月，中国绝大多数关税削减承诺执行完毕。根据承诺，中国自2005年1月起全部取消对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仅仅保留了依据国际公约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为保证生命安全、保护环境实施进口管制产品的许可证管理。2010年，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降至9.8%，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降至15.2%，工业品平均税率降至8.9%。关税约束率自2005年起一直维持在100%。

——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根据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自2004年7月起，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所有对外贸易经营者均可以依法从事对外贸易。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促进了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多元化外贸经营格局的形成。在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民营

企业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经营主体。2010年，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出口分别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0.9%、53.8%和25.3%。

——进一步扩大服务市场开放。中国认真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为境外服务商提供了包括金融、电信、建筑、分销、物流、旅游、教育等在内的广泛的市场准入机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分类的160个分部门中，中国开放了100个，开放范围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10年，中国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905家，实际利用外资487亿美元，占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分别为50.7%和46.1%。

——营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国通过建立、完善公平贸易法律制度和执法、监督机制，遏制与打击对外贸易经营中的侵权、倾销、走私、扰乱市场秩序等不公平贸易行为，努力为境内外企业提供一个宽松、公平、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国政府依据国内法律和国际贸易规则，加强预警监测，同时利用贸易救济和反垄断调查等措施，对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予以纠正，维护国内产业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一起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时平等地对待境内外产品，促进了境内外企业的公平竞争。

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中国认真履行承诺的实际行动得到世界贸易组织大多数成员的肯定。2006年、2008年和2010年，中国政府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三次贸易政策审议。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已经融入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市场意识、开放意识、公平竞争意识、法治精神和知识产权观念等在中国更加深入人心，推动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

中国外贸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提高了13亿多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一部分，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向有利于世界各国和地区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最近10多年来，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力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01年增长4.6万亿美元，占同期世界经济总值增量的14.7%。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值的比重增加至9.3%。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中国出口量和进口量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和15%，远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总量3%的年均增长速度。

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趋稳，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稳定进出口规模。2009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量下降12.8%，中国进口量增长2.9%，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增长的国家。中国因素支撑了许多受危机冲击国家的出口，刺激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需求，提振了人们的信心，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起到巨大拉动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在对中国进行第三次贸易政策审议时指出，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刺激全球需求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了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国民福利。随着加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中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较强的产业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满足了国际市场多种多样的需求。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环节的规模经济优势和加工成本优势，部

分地消化了上游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起到了抑制全球通货膨胀、提高贸易伙伴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作用。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市场。2001年以来，中国货物进口总额扩大了约5倍，年均增长约20%，中国迅速扩张的进口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为贸易伙伴扩大出口创造了巨大市场空间。目前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巴西、南非等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是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和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内需持续增长，不断扩大和开放的市场将为贸易伙伴提供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程度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截至2010年7月，中国已经对36个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原产的4700多个税目商品实施进口零关税，约占全部税则税目的60%。中国已承诺将继续扩大对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的给惠范围，使实施零关税商品达到全部税则税目的97%。零关税措施促进了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最不发达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2010年，中国自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进口总额比上年增长58%，约占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中国全面参与并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以“均衡、普惠、共赢”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努力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作为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多哈回合谈判等国际对话和合作机制，努力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及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中国不断加强与新兴国家在经济、金融、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国严格履行有关出口管制的国际义务。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此类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中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对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与武器、弹药或者其他军用物资有关的进出口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中国认真遵守有关出口管制的国际公约，履行防扩散承诺，为国际和平与地区稳定作出了积极努力。近年来，中国政府广泛采纳国际通行规范和做法，形成了一整套涵盖核、生物、化学和导弹等敏感物项和技术的完备的出口管制体系，为更好地实现防扩散目标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结束语

篇6：谈谈对中国乡镇改革的看法

摘要:这几年农村乡镇机构改革逐渐推开了。这种改革包含了某些积极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明确乡镇机构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并确立改革的正确方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稳定与上一级政府的方略程序适度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政策、人事、劳保以及与社会和发展同步的问题。

关键词:乡镇改革机构精简财政支出农村经济方针政策

乡镇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难、最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各级各地政府一谈到乡镇改革就头痛。原因有三：一是乡镇一级队伍庞大；二是乡镇一级是我国政权的基石；三是乡镇干部成分复杂，难以分流与安置。尽管在1998年国家对乡镇进行一次“撤区并镇”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时隔四年的2002年的政府又进行了从上至下的机构精简，改革中乡镇经受了两次割肉之痛，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但动过刀的乡镇有的是流于形式，没有触及实质性的问题。那么，这第三次乡镇改革到底怎样？温家宝总理曾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大声疾呼：农村要精简机构和人员，如果不精简机构，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减少财政支出是乡镇机构改革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惟有通过改革减少了财政支出，农民头上的负担才能从根本上有所减轻。而今这个目标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南辕北辙，乡镇改革成为一个持续但却无法深入的工作，问题的根子到底在哪儿？但我们从乡镇干部中听到的是：“一改是阵风，二改耳朵聋；三改四改没有方。”

那么乡镇改革到底有没有方，首先要对乡镇现状寻根问底，如果这一机制还有一定的生命力，那是一个改造的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如果这一机制没有了生命力那非改革不可，因为一个国家生机不生机主要在于机制的生命力。什么样的机制造就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国民构成什么样的社会。1

一.乡镇不堪重负的问题与根源:

例如湖南平江县安全监督局是2004年成立的，当时只有11人，时隔一年，增至42人。平江县是有名的贫困大县，财政收入只有一亿多元。财政收入是何等的脆弱，吃皇粮的人如此猛增，平江那点财政怎么承受得了.乡镇是在公社解体后建制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俱全，上下部门对口。其中以平江县加义镇为例，一个五万人的镇供养着行政、计生、国土、企业、经管、财政103人，加上七所八站200人，共303个乡镇干部，有的乡镇还多，竟然超过350人，相当于六十年代坐编的市府与省府。如果加上教师，又以加义镇为例420人，几乎每68个百姓要养一个吃皇粮的。加义镇财政赤字400万元，如果加上扶贫贷款，世行贷款，财政赤字超过700万元。如此负债运转，实在累。即使想向前发展一步，连骨髓里都是债务,怎么发展.，加义政府办公室主任杉林说“每年大学生分配，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必须服从”，造成县乡机构编制臃肿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机关自定编制，定人员，定工资，是行政体制造成的，这是根源之二,行政机关自然分流而裁编减员，历史上没有过，主要是政府下决心精简。但是每次精简上面就往下放人，一层层放下去，乡镇成了接收站。当时乡镇接收时，反正是上面放来的人，有财政拨款，多一个人就少一份辛苦，何乐不为。即使是1998年，2002年两次乡镇改革，但仍然是动得了和尚拆不了庙。裁编减人是数字比灵魂跑得快，乡镇改革就成了数字改革游戏。人一个也没有减少，所以越减，乡镇干部人越多，形成了改革带来的乡镇臃肿的怪圈。并且有的人，你想动也动不得，部分干部有后台，有关系，任凭风浪起，稳坐 钓鱼船。造成机关臃肿的怪圈，是历次精减中人员难以分流与安置，这是根源之三，朱榕基曾三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办得不得力的一件事，就是政府人员的精减。话中之意，干部臃肿的根源：一是机制,，二是政府自身。这是根源之四。

从历史的数据所得，中国历史上吃皇粮的人与百姓的比例是：两汉为1：945，唐代为1：500，清代康熙年间为1：91，新中国成立初1：600，1997年为1：50，1998年为1：36，今年两会上传来最新数字是1：26。[根据2005年3月

25日〈〈杂文报〉〉邱贵文〈〈值得思考的数字〉〉]但1：26这个比例离2002年1：36只有3年，干部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说明臃肿再臃肿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乡镇干部担忧的是：一旦改下来，最怕的是断奶，分流又怕自己不适应，造成间接断奶，特别是权力与利益的分配，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痛苦的。年纪大的，担忧善后安置。最怕借改革把我们搅成谜局。

改革是阵痛的，裁编减员是艰苦的，何况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其环境矛盾更为尖锐复杂。改革中只要对其根源，矛盾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以战略的眼光制定相关，适度的改革方略并谋求合理分流的路径，那么改革无论多么困难,各级各地乡镇改革的方法肯定比困难多，而且在改革中走得活而不乱，许多担忧就会被科学地化解。

现在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下决心改革乡镇，不但是“三农”问题的延续，而是要从实质上减轻农民的负担，还农民自主自立的生存空间，这是当今政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大多干部是会理解参与的，这一步的成功它将又一次带来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二.乡镇机构改革究竟要解决的问题:

最近还有报道，说一些地方的官员借助乡镇机构合并的时机大肆侵吞公有资产，中饱私囊。调查发现，有个别乡在没有合并之前都是财政赢余的，合并了以后立刻产生债务，原因是原来的乡官员不愿意把赢余留给新机构，只愿意留给他们债务。

乡镇合并中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对乡镇机构改革的认识还不大清楚。我以为，乡镇机构改革本质是要提高政府运转的效率，而效率的衡量最终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所以，最后衡量的标准还是一个财政收支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对比。

不见得政府花钱少就是有效率，要看花谁的钱，花了钱干什么。目前农村的问题是花了农民的钱，花钱又主要用在所谓干部“人头费”上。人头费中有一大笔是乡村教师的工资，而教育活动是一种效果外溢性的活动，全部由农民来掏钱本不应该。所以，改革的目的如果定在减少乡镇开支上，是很片面的。

但也不见得人员少就是效率高。美国农业部有10万雇员，而中国农业部人员只有500左右，加上地方农业厅局的干部，也远远不能和美国相比，要知道美国的农民只是中国农民的零头。意大利工业革命前的一个北方镇子，有5000个男人，而公职人员达到860名，平均5.8个男子人口摊了一个公职人员。要知道北方是意大利的先进地区，而这个时候意大利的城市实行的是民主制度。

经验告诉我们，不在于人多不多，而在于这些人干什么，怎么花钱。有个贫困县，几十个副县级以上的官员，人人配中档轿车，配司机，还有一个奇怪的习俗：前任调离，后任不坐前任的车，一定要坐新车！这样一个花钱法子，老百姓当然承受不了。

在中国古代的行政改革中“黄宗羲定律”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改革的办法根本不对头。改革不肯触动权力的生成机制和运用机制，越改权力越膨胀，官员的贪欲也越没有止境，最后只能是不间断地扩大对老百姓的掠夺。所以，乡镇机构改革要动一动根本性的问题，其实也就是真正落实中央新老领导交替时所提出来的推进政治文明的大原则。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民主。政治文明虽然不可能解决一切官僚主义的毛病，甚至在许多时候看起来是没有效率的，但从大局看，从长远看，没有任何其他制度类型比得上它更有效率。如果离开这样一个思路搞改革，恐怕是摆脱不了所谓“黄宗羲定律”的。

可见乡镇改革，是根椐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市场机制的冲击，不得不对沿用计划经济的建制进行调整、撤并、改革。既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步，又是推进农村城市化不可少的一步，更是适应市场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因为这种建制不但不能贴近、推动市场经济的长远增长，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反而阻碍发展。而且市场经济下许多竞争性产业和产品无须政府去确定和规划，那么作为乡镇一级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初期，实质上是操作政府指令性的工作。但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以及农村产业的调整，乡镇已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它的职能、作用。沿用或留存，不但成为政府工作的障碍，财政支出的包袱，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不必要的负担。

乡镇改革的可行性，前两次乡镇改革尽管成功不大，但积聚了经验和方法。

这第三次乡镇机构改革比过去的两次具有更好的条件，环境更为宽松。第一,农村不需要挨家挨户催缴税收了，第二,新婚夫妇情愿少生不愿多生,无疑为政府减少了一个重负。第三,科技带来的行业拓展，生意看好，许多坐编干部早就想辞职，只是有点舍不得。第四,市场对人的吸引力大，城乡经济联姻正处在资源、劳务互补的大好势头。加之新一代农民对科学自愿接受，网络社会正以“三部曲”的速度进入千家万户。站点、联通、行业网络工程，有的地方电子工程也开通了，足不出户可以捕捉行业行情，科学知识管理的方法，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干部下乡帮教。那么，现行建制中的大批干部就不需要保留了。干部不保留了，现行建制也相应的要改，要撤，国家一级作家，社会活动家，评论家午正高，他很有见解地谈到乡镇机构改革主要是在可行性的操作：

1、切实注意各地方的困难、矛盾，特别是落后的地方。

2、政府对裁编、减员应该拨出相应的直补资金,有利于稳定和适当过渡。因为困难大，矛盾突出，贫穷的地区裁编减员很难分流，加之这些干部大多是一心扑在政府指定的工作上，很少学有专业，有的年龄过大，还染了一身疾病，尽量人性化地去操作。

3、要用法律的程序遏制反弹。机构改革、裁编减员要建立法律的约束机制。改变过去那种权大于法的用人方式,特别是人为地设置编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机关自身定编制，定工资的体制。否则，改革后，仍然延续过去的政策，权利，结构，操作，一夜之间又会臃肿膨胀。

4、引导、充电。由于乡镇干部层次复杂，年龄差距较大，知识参差不齐，必须深度了解，科学细化。对年龄大的不愿外出谋求发展的，一保、二养，保是给予足够的退休金，养是给予适量的信贷指导发展自养。对愿意出外谋求发展的干部，因专业知识不强，国家出资培养，使其专业知识与市场需要基本同步。

5,财政赤字,可分国家部分,集体部分,自欠部分,如果是服务性基础建设,行业,国扶工程等,应由国家一笔承担.如果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以及集体自议所欠,集体还.如果是自行作主合伙项目,以及吃喝等欠下的毫无疑问自负

总之，政府是代表国家的，代表人民的利益。乡镇改革，不是乡镇自身能改革好的，它关系到稳定与上一级政府的方略程序适度的问题。它涉及到政策、人事、劳保以及与社会和发展同步的问题。不改，积重难返，又与可持续性发展，农民的命运，政府的形象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