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

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共6篇）

篇1：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

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

班级：10营销2班姓名：张文学号：20101508250 2011年两会上有关税收以及税收改革的话题，在全国上下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这种情形的出现，当然是令人欣慰之事。因为，它至少表明，在时下的中国，人们对于税收地位和作用的认可度和重视度，已经有了相当的提升。这无疑是市场经济趋向成熟的表现。但欣慰之余，将能够看到、听到、搜集到的来自各方面的言论加以梳理并静心体味，却不免泛起一丝隐忧之感。

比如，不少人指责当前中国的税负过重，而主张实施大规模减税。但一旦深问，就中国当前的情形论，需要减多少税，究竟要减哪一个税种的税或减哪一方面的税，并且，合理或适当的税负水平应当是多少，它又如何同政府支出水平对接的时候，却往往没有了下文。

再如，提升个税“起征点”被解读为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的一种举措。且不说“起征点”的说法并不准确，严格的说法应当是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但一旦细究，提升“起征点”所惠及的是现行“起征点”——月收入2000元（若考虑到免税项目，则可能达到3000元）——之上的群体，而现实中国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月收入水平并不在此范围之内，为什么要通过提升个税“起征点”而不是通过个税的整体改革给中低收入者减负的时候，似乎又拿不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又如，许多人对所谓“馒头税”义愤填膺，而要求取消所有针对食品的课税。但一旦被告知，17%的“馒头税”实是增值税，它不仅对包括馒头在内的食品课征，而且，对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要课征，取消馒头税可能意味着全面取消消费品课税，甚至可能牵涉到份额达40%左右的中国税收收入的时候，接下来的论证又戛然而止了。

还如，车船税法的修订，特别是针对汽车排气量大小而适用不同税负水平的内容，先是被当作推动节能减排的一种政策安排，后来在一片质疑、反对声中大步后退的时候，对其目的，又改用减轻居民负担的说法了。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所有这些，客观上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对于中国下一步的税收改革，我们尚缺乏整体考虑和顶层设计。历史与现实一再告诉我们，缺乏顶层设计的任何改革，都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其实，目前税务改革之所以引起这么热烈的讨论，主要是因为税收涉及到了社会公平，政府清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纠葛问题。

目前我国进行税收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背景因素。

(一)各地方政府违规减免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当前，各地为了吸引外资，不惜一切代价，纷纷给予外商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按照我国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除中央政府有明确授权的以外，各级地方政府均无权制定税收减免政策。然而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越权制定了各种减免税“土政策”，包括纳税前的减免优惠和纳税之后的税收返还，即先征后返，在税歉入库之后，财政进行“退库”，将税款返还给企业。因为某些税种是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地方如果擅自减免就等于变相剥夺了中央收人。这正是由于地方政府违规减免税导致地方恶性竞争，已经严重阻碍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我国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

(二)地方主体税种缺乏，导致地方政府过于依赖非税收人

当前地方税收体系中税种虽多，但缺乏对地方财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且长期稳定的税种，税源零晕分散，受制因素多，税源潜力小。而且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偏小，地方税的立法权完令集中在中央，省级以下政府没有地方税的立法权，地方政府不能根据当地公共支出需要及本地区域特征开设税种筹集收入，地方政府收人税收依存度过小，地方税收收入远远满足不了地方财政支f“的需要，越来越依赖各种预算外收入以及举债收入。

进行税收管理体制改革将对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地方政府收入来源，以及对地方税收体系的建立、地方政府调节经济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一)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所采取的政策将多元化(二)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将规范化

(三)地方政府将建立起以财产税和行为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四)地方政府调节经济的方式将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五）有助于税务公开，避免过度的三公消费，保证政府清廉。还能让民众更好的参与政治生活中，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

而且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因为贫富差距加大，而一些富人又为富不仁，引发种种不良影响，社会“仇富”问题严重。初次分配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显然不够。收入再分配面临着平衡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艰巨任务。这时就要税收发挥调节居民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的功能。这是涉及民生方面的问题。

总而言之，就中国当前的情势而言，税收改革的顶层设计，起码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究竟要定位于怎样的水平？这不仅需要做国际间的比较，还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不仅要考虑眼下的中国国情，还要前瞻未来的中国走势；不仅要牵涉税收同经济之间的关系，还要联系政府职能、政府支出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不仅要着眼于政府部门自身的需要，还要同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的所有部门、所有利益群体的诉求相协调。

第二，中国的税收究竟要被赋予或应担负怎样的功能？不仅仅满足于取得收入这一传统的功能，还是要同时兼顾调节居民收入和实施宏观调控等可称之为现代税收的所有功能。第三，如果要减税，中国的减税政策究竟要落实或归宿于何处？从根本上说来，所有的税收都来自于企业和居民的缴纳。不论减何种税，最终都会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但不同的税类、不同的税种所涉及的企业和居民群体有所不同，操用不同的减税举措所惠及的企业和居民群体也有所不同，联系到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情势和中国税制体系的前行方向，当前的减税又当以什么样的税类、税种为主并辅之于什么样的举措？

第四，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或基于不同政策目标而选择的税收改革内容固然会有所不同，但当短时的需要同长远的考虑相冲突的时候，究竟是让短时需要服从于长远考虑还是让长远考虑让位于短时需要？如果取短时需要和长远考虑相融合之策，那么，又如何让短时需要的满足不至于损伤长远的考虑？或者，将其对长远考虑的可能损伤减少到最低限度？

中国税务改革是个任重道远的事情，我们要积极关注，积极参与，才能使改革体现民众意愿，达到预期目标。

篇2：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

摘要:这几年农村乡镇机构改革逐渐推开了。这种改革包含了某些积极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明确乡镇机构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并确立改革的正确方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稳定与上一级政府的方略程序适度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政策、人事、劳保以及与社会和发展同步的问题。

关键词:乡镇改革机构精简财政支出农村经济方针政策

乡镇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难、最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各级各地政府一谈到乡镇改革就头痛。原因有三：一是乡镇一级队伍庞大；二是乡镇一级是我国政权的基石；三是乡镇干部成分复杂，难以分流与安置。尽管在1998年国家对乡镇进行一次“撤区并镇”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时隔四年的2002年的政府又进行了从上至下的机构精简，改革中乡镇经受了两次割肉之痛，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但动过刀的乡镇有的是流于形式，没有触及实质性的问题。那么，这第三次乡镇改革到底怎样？温家宝总理曾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大声疾呼：农村要精简机构和人员，如果不精简机构，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减少财政支出是乡镇机构改革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惟有通过改革减少了财政支出，农民头上的负担才能从根本上有所减轻。而今这个目标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南辕北辙，乡镇改革成为一个持续但却无法深入的工作，问题的根子到底在哪儿？但我们从乡镇干部中听到的是：“一改是阵风，二改耳朵聋；三改四改没有方。”

那么乡镇改革到底有没有方，首先要对乡镇现状寻根问底，如果这一机制还有一定的生命力，那是一个改造的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如果这一机制没有了生命力那非改革不可，因为一个国家生机不生机主要在于机制的生命力。什么样的机制造就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国民构成什么样的社会。1

一.乡镇不堪重负的问题与根源:

例如湖南平江县安全监督局是2004年成立的，当时只有11人，时隔一年，增至42人。平江县是有名的贫困大县，财政收入只有一亿多元。财政收入是何等的脆弱，吃皇粮的人如此猛增，平江那点财政怎么承受得了.乡镇是在公社解体后建制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俱全，上下部门对口。其中以平江县加义镇为例，一个五万人的镇供养着行政、计生、国土、企业、经管、财政103人，加上七所八站200人，共303个乡镇干部，有的乡镇还多，竟然超过350人，相当于六十年代坐编的市府与省府。如果加上教师，又以加义镇为例420人，几乎每68个百姓要养一个吃皇粮的。加义镇财政赤字400万元，如果加上扶贫贷款，世行贷款，财政赤字超过700万元。如此负债运转，实在累。即使想向前发展一步，连骨髓里都是债务,怎么发展.，加义政府办公室主任杉林说“每年大学生分配，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必须服从”，造成县乡机构编制臃肿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机关自定编制，定人员，定工资，是行政体制造成的，这是根源之二,行政机关自然分流而裁编减员，历史上没有过，主要是政府下决心精简。但是每次精简上面就往下放人，一层层放下去，乡镇成了接收站。当时乡镇接收时，反正是上面放来的人，有财政拨款，多一个人就少一份辛苦，何乐不为。即使是1998年，2002年两次乡镇改革，但仍然是动得了和尚拆不了庙。裁编减人是数字比灵魂跑得快，乡镇改革就成了数字改革游戏。人一个也没有减少，所以越减，乡镇干部人越多，形成了改革带来的乡镇臃肿的怪圈。并且有的人，你想动也动不得，部分干部有后台，有关系，任凭风浪起，稳坐 钓鱼船。造成机关臃肿的怪圈，是历次精减中人员难以分流与安置，这是根源之三，朱榕基曾三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办得不得力的一件事，就是政府人员的精减。话中之意，干部臃肿的根源：一是机制,，二是政府自身。这是根源之四。

从历史的数据所得，中国历史上吃皇粮的人与百姓的比例是：两汉为1：945，唐代为1：500，清代康熙年间为1：91，新中国成立初1：600，1997年为1：50，1998年为1：36，今年两会上传来最新数字是1：26。[根据2005年3月

25日〈〈杂文报〉〉邱贵文〈〈值得思考的数字〉〉]但1：26这个比例离2002年1：36只有3年，干部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说明臃肿再臃肿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乡镇干部担忧的是：一旦改下来，最怕的是断奶，分流又怕自己不适应，造成间接断奶，特别是权力与利益的分配，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痛苦的。年纪大的，担忧善后安置。最怕借改革把我们搅成谜局。

改革是阵痛的，裁编减员是艰苦的，何况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其环境矛盾更为尖锐复杂。改革中只要对其根源，矛盾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以战略的眼光制定相关，适度的改革方略并谋求合理分流的路径，那么改革无论多么困难,各级各地乡镇改革的方法肯定比困难多，而且在改革中走得活而不乱，许多担忧就会被科学地化解。

现在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下决心改革乡镇，不但是“三农”问题的延续，而是要从实质上减轻农民的负担，还农民自主自立的生存空间，这是当今政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大多干部是会理解参与的，这一步的成功它将又一次带来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二.乡镇机构改革究竟要解决的问题:

最近还有报道，说一些地方的官员借助乡镇机构合并的时机大肆侵吞公有资产，中饱私囊。调查发现，有个别乡在没有合并之前都是财政赢余的，合并了以后立刻产生债务，原因是原来的乡官员不愿意把赢余留给新机构，只愿意留给他们债务。

乡镇合并中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对乡镇机构改革的认识还不大清楚。我以为，乡镇机构改革本质是要提高政府运转的效率，而效率的衡量最终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所以，最后衡量的标准还是一个财政收支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对比。

不见得政府花钱少就是有效率，要看花谁的钱，花了钱干什么。目前农村的问题是花了农民的钱，花钱又主要用在所谓干部“人头费”上。人头费中有一大笔是乡村教师的工资，而教育活动是一种效果外溢性的活动，全部由农民来掏钱本不应该。所以，改革的目的如果定在减少乡镇开支上，是很片面的。

但也不见得人员少就是效率高。美国农业部有10万雇员，而中国农业部人员只有500左右，加上地方农业厅局的干部，也远远不能和美国相比，要知道美国的农民只是中国农民的零头。意大利工业革命前的一个北方镇子，有5000个男人，而公职人员达到860名，平均5.8个男子人口摊了一个公职人员。要知道北方是意大利的先进地区，而这个时候意大利的城市实行的是民主制度。

经验告诉我们，不在于人多不多，而在于这些人干什么，怎么花钱。有个贫困县，几十个副县级以上的官员，人人配中档轿车，配司机，还有一个奇怪的习俗：前任调离，后任不坐前任的车，一定要坐新车！这样一个花钱法子，老百姓当然承受不了。

在中国古代的行政改革中“黄宗羲定律”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改革的办法根本不对头。改革不肯触动权力的生成机制和运用机制，越改权力越膨胀，官员的贪欲也越没有止境，最后只能是不间断地扩大对老百姓的掠夺。所以，乡镇机构改革要动一动根本性的问题，其实也就是真正落实中央新老领导交替时所提出来的推进政治文明的大原则。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民主。政治文明虽然不可能解决一切官僚主义的毛病，甚至在许多时候看起来是没有效率的，但从大局看，从长远看，没有任何其他制度类型比得上它更有效率。如果离开这样一个思路搞改革，恐怕是摆脱不了所谓“黄宗羲定律”的。

可见乡镇改革，是根椐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市场机制的冲击，不得不对沿用计划经济的建制进行调整、撤并、改革。既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步，又是推进农村城市化不可少的一步，更是适应市场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因为这种建制不但不能贴近、推动市场经济的长远增长，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反而阻碍发展。而且市场经济下许多竞争性产业和产品无须政府去确定和规划，那么作为乡镇一级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初期，实质上是操作政府指令性的工作。但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以及农村产业的调整，乡镇已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它的职能、作用。沿用或留存，不但成为政府工作的障碍，财政支出的包袱，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不必要的负担。

乡镇改革的可行性，前两次乡镇改革尽管成功不大，但积聚了经验和方法。

这第三次乡镇机构改革比过去的两次具有更好的条件，环境更为宽松。第一,农村不需要挨家挨户催缴税收了，第二,新婚夫妇情愿少生不愿多生,无疑为政府减少了一个重负。第三,科技带来的行业拓展，生意看好，许多坐编干部早就想辞职，只是有点舍不得。第四,市场对人的吸引力大，城乡经济联姻正处在资源、劳务互补的大好势头。加之新一代农民对科学自愿接受，网络社会正以“三部曲”的速度进入千家万户。站点、联通、行业网络工程，有的地方电子工程也开通了，足不出户可以捕捉行业行情，科学知识管理的方法，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干部下乡帮教。那么，现行建制中的大批干部就不需要保留了。干部不保留了，现行建制也相应的要改，要撤，国家一级作家，社会活动家，评论家午正高，他很有见解地谈到乡镇机构改革主要是在可行性的操作：

1、切实注意各地方的困难、矛盾，特别是落后的地方。

2、政府对裁编、减员应该拨出相应的直补资金,有利于稳定和适当过渡。因为困难大，矛盾突出，贫穷的地区裁编减员很难分流，加之这些干部大多是一心扑在政府指定的工作上，很少学有专业，有的年龄过大，还染了一身疾病，尽量人性化地去操作。

3、要用法律的程序遏制反弹。机构改革、裁编减员要建立法律的约束机制。改变过去那种权大于法的用人方式,特别是人为地设置编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机关自身定编制，定工资的体制。否则，改革后，仍然延续过去的政策，权利，结构，操作，一夜之间又会臃肿膨胀。

4、引导、充电。由于乡镇干部层次复杂，年龄差距较大，知识参差不齐，必须深度了解，科学细化。对年龄大的不愿外出谋求发展的，一保、二养，保是给予足够的退休金，养是给予适量的信贷指导发展自养。对愿意出外谋求发展的干部，因专业知识不强，国家出资培养，使其专业知识与市场需要基本同步。

5,财政赤字,可分国家部分,集体部分,自欠部分,如果是服务性基础建设,行业,国扶工程等,应由国家一笔承担.如果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以及集体自议所欠,集体还.如果是自行作主合伙项目,以及吃喝等欠下的毫无疑问自负

总之，政府是代表国家的，代表人民的利益。乡镇改革，不是乡镇自身能改革好的，它关系到稳定与上一级政府的方略程序适度的问题。它涉及到政策、人事、劳保以及与社会和发展同步的问题。不改，积重难返，又与可持续性发展，农民的命运，政府的形象息息相关

篇3：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

长期以来, 中国经济的增长全靠投资。目前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投资、出口和消费投资。投资现在占GDP的42%左右, 其增长率在过去几年平均每年为20%;出口, 通常经济学上的计算只是净出口, 去年净出口占中国GDP的9%, 而出口的增长平均每年为30%, 有些年达到了40%;消费方面, 居民消费占中国GDP的35%, 消费的平均增长率大概是在10%～15%之间。从这组数据来看, 中国GDP的增长第一是靠投资、第二靠出口, 消费在这三架马车中是小兄弟, 是敬陪末座。现在出口已经负增长了, 它由推动经济的强大引擎变成了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投资正在下降, 因为有太多过剩的产能, 但需求严重不足, 产品没有市场自然不会有投资;现在能够撑起中国经济局面的就剩下消费了, 但是当我们需要消费的时候, 就会发现消费占经济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

一、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美国经济的调整和中国经济的调整不是在原有的均衡上简单的周期性重复, 而是从一个旧的均衡向一个新的均衡过渡;不是旧的游戏的简单重复, 而是从旧的游戏跳跃到新的游戏上去。旧的游戏和新的游戏均衡区别就在于预期的不同。这里我们用美国代表一个经济发达体, 用中国代表“金砖四国”, 或者叫新兴经济国家, 也就是发展中国家。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 人们预期必须做永久性的调整。美国人再也不能幻想像过去那样靠借贷度日, 美国人必须增加储蓄率, 企业必须降低杠杆率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雷曼兄弟倒台原因就是因为杠杆率太高, 有30多倍, 而其自有的资本金只有3%, 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低, 它的投资里只要出现3%的坏帐, 企业就资不抵债, 因此, 美国的企业一定要降低杠杆率。另外美国的家庭一定要增长储蓄, 减少消费, 这就是在美国进行的去杠杆化过程, 实际上就是降低负债。但是降低负债, 企业就要缩小投资计划, 这对整个经济来说意味着经济活动的收缩, 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后恐怕短时间内走不出来, 只要去杠杆化过程继续一天, 美国的经济就会在停滞的状况下度过一天。

美国的经济需要在去杠杆化完成之后才能恢复, 这并不是传统的周期波动, 两个季度GDP收缩, 第三个季度就好转了,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这次是从旧均衡过渡到新均衡, 而不是在原有的均衡上重复。

二、中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

对于中国来说, 也要调整预期, 而这个预期就是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会像过去一样多。中国的出口不会再以20%或者30%的速度增长了, 而会跟着全球贸易量的增长而增长, 全球的贸易量每年增长大约比全球GDP的增长高2—3个百分点, 如果全球GDP是4%, 那全球的贸易量也就是6%、7%, 所以国内根本没有理由投资每年增长20%以上。企业要调整它的投资计划, 投资也不可能在20%多的增长了, 如果外贸从20%多的增长降到6%、7%, 固定资产的增长降到10%, 那么中国的GDP每年就可能只有5%、7%。我们必须习惯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中, GDP只有中度的增长, 而两位数的增长已经成为历史。展望未来, 中国GDP增长也许只有5%～6%, 这意味着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就很困难, 而这个困难今年已经发生了。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10%的增长, 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低于这个水平就业问题就难以解决。我们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就是中国经济一定要有10%的增长, 否则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曾经像中国一样长期维持这么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日本3%的增长率保持了20年, 韩国保持了15年, 他们一样解决了就业问题。虽然我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比美国高, 但总人口增长率美国比我们高, 因为它有移民。过去我们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 而投资的大部分进入了制造业, 特别是最近几年, 大量的投资进入了重型制造业。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 它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重型制造业, 不会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国内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工业化以后要有二次工业化, 二次工业化的特征叫做重型制造业, 这是缺乏基本的经济历史常识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讲出来的话。世界各国走的道路都表明, 工业化的下一个阶段是经济的轻型化, 是去工业化。因此在工业化完成之后, 下一个新兴产业不是重型制造业, 而是服务业。

前两年还在鼓吹工业化、后工业化、重型工业化, 完全无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国家自己经济发展的趋势,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由于发展的重点是制造业, 而制造业又不能有效地创造工作机会, 所以不得不依靠经济10%的增长解决就业问题。能够有效创造机会的服务业长期被忽视,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靠四万亿财政计划拉动经济增长不可靠

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 传统的办法行不通了, 而我们还是不谈产业结构的问题、不谈经济结构的问题, 我们想用四万亿来扭转乾坤。政府推出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 要扭转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 我们现在也成了“凯恩斯主义者”。下面我们来分析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这里一共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1、2009年的财政支出是六万亿还是八万亿

如果四万亿是新增的, 则2009年的财政支出是八万亿, 如果四万亿是原来预算中就有的, 2009年的财政支出就还是六万亿, 这一点都不刺激。经济学中只有新增的才有刺激作用, 这四万亿到底是新增的还是原来就有的,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说法。

2、资金来源问题

有一万亿已经确定是来自于中央财政, 2009年发行特殊国债五千亿到六千亿, 这一万亿是落实的。算一下中央政府的负债、GDP、增发五、六千亿的国债, 政府的债务水平还能够控制在国际警戒线附近。国际警戒线赤字是GDP的3%,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还能够管理它。问题在于剩下的三万亿来源, 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一个明确的说法, 我们国家的财政非常不透明, 我们拿不到数据, 就只好猜测。

(1) 地方政府。依据相关的数据可以判断, 依靠地方政府根本不现实, 因为地方财政目前还处于自救阶段。目前现在多数地方政府都出台了救楼市计划, 政府要救楼市是因为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根据数据显示, 2008年1—11月份, 7、8个城市卖地的收入仅为去年2007年卖地收入的1/3, 有些城市甚至连1/4、1/5都不到, 地方政府匆匆出台措施救楼市, 实际上是救自己。土地财政难以为继, 希望刺激楼市, 把地价抬高。目前刺激的结果并不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 假如2009年的楼市不能恢复到几个月前那样火爆, 地方财政连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 更不会有钱投入到这三万亿中。

(2) 银行。大家知道我们的银行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好不容易开始剥离坏账, 改革建立基本的规章制度, 并在海外上市, 进一步筹集资本金,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健康的,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没有发生大的动荡,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银行体系基本健康。好在我们抓紧了银行改革, 否则按照过去银行20%～40%的坏账率,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国内的信心发生什么变化就很难设想。

我国银行业才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如果这时候国家马上要求银行放几万亿的款, 银行贷也不对, 不贷也不对。银行现在都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 贷的这笔款项风险和收益是否匹配、能不能回收、多长时间回收都是问题, 如果没有效益就不能到股东大会上交代。股东买银行的股票是为了获得收益, 并没有支援国家建设的义务, 如果股东认为这个贷款风险很高、收益比较低, 就不会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所以银行只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就贷款, 那商业银行又要回到政策性银行的老路上去。我们这么多年吃苦头就吃在我们的商业银行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 而是政策性银行, 这条路这么走, 不仅在股东那里没法交代, 就是在全国老百姓这里也无法交代, 不能再人为的制造银行坏账。

(3) 企业。如果银行不行, 就剩企业了, 可是如果企业愿意在这个时候投资的话, 就不会要这四万亿了。这四万亿隐含的前提就是, 企业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投资。可以肯定的是民营企业不会掏钱, 因为钱都是他自己的, 他不愿意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冒然把钱扔出去。

还有国有企业, 政府可以跟国有企业讲政治, 让国有企业在四万亿里作出贡献, 但是国有企业的任务是使资产保值增值。尽管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是错的, 但是目前政府给它规定的目标就是资产保值增值, 所以在这个时候做投资不容许出现损失, 因为我们不容许国有资产亏损。我们看到国资委领导讲话都非常艺术, “一方面”、“另外一方面”, “既要”、“又要”, 既要支持扩大内需的政策, 又要控制风险。

算了一圈, 除了中央的一万亿以外, 剩下的三万亿仍然没有着落。

3、四万亿的作用

就算落实了资金的来源, 这四万亿能不能起作用?由于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们只能借助一些历史的事件来判断这四万亿到底能不能起作用。

我们都认为, 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结束了上次大萧条, 这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国际标准”。新政有两条主要内容:第一, 建立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 政府增加开支创造需求, 试图把经济拉出萧条。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因为罗斯福新政而摆脱萧条, 萧条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39年才结束, 结束的原因不是新政, 而是希特勒进攻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政府的需求突增、政府的开支在1940年后占到GDP的50%, 才结束了美国长达10年的萧条。结束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的新政而是希特勒, 这就是历史。当然, 历史经常被人们改写, 如2008年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克鲁格曼, 他获这个奖不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 而是因为他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类似于歌星、球星, 而不是经济学家。但是克鲁格曼讲了一句正确的话, 他说“靠财政政策结束萧条只有一次,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日本在1989年经济进入衰退, 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破灭。日本政府为了应对这样的衰退同样也应用了凯恩斯主义, 连续10几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财政赤字平均每年达到GDP 5%以上, 早就突破了国际的警戒线, 在高峰的年份达到GDP 10%以上, 但是日本的经济到今天仍然是不死不活。当然, 如果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日本比今天还惨,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无法持续的。在日本长期衰退的初期, 也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 日本的国家债务对GDP的比例是50%, 而目前已经到了160%, 日本政府进一步举债的空间非常有限, 如果再增加负债, 国家就有可能破产, 日本政府在海外发行的国债曾经被国际评级机构把它评为“垃圾以下”, 这说明大家对日本政府的偿还能力产生怀疑, 因此中国不能走日本的老路。

有人说1998年我们也执行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结果经济结束了下行增长的趋势而调头向上。现象确实是这样, 但是, 当我们分析数据之后就会发现, 98年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1999年、2000年以来经济的反转最根本的是两大原因。一是房地产投资的突飞猛进。房地产在1999年、2000年启动是因为1998年我们进行了住房改革, 取消了分配住房, 把住房推向了市场, 忽然在国内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市场, 资金、材料、劳动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 这个新的产业支撑了我们经济发展一直到今天, 到今天我们房地产投资已经占到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以上。而房地产市场的启动跟四万亿没什么关系, 房地产市场是靠改革启动的。这次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改革, 而非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二是进入WTO后的外部需求,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四、放开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是关键

综上所述, 中国经济的调头向上一是靠改革, 二是开放。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 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让市场发挥作用, 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的涌现。现在经济中确实碰到过一些困难, 这些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过去我们也碰到过, 但是我们解决这些困难不应该是靠政府的一再花钱, 而是靠不断地改革开放, 培育新的增长点, 相信民众的创造和市场的活力, 实际上我们也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但是很多时候都被忽视了。

为了培育新的增长点, 就应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上文中我们已经讲过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长10%还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是因为我们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制造业上而长期忽视服务业, 使得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中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我们服务业占GDP比重不到40%, 而美国是80%以上, 日本是65%, 连经济发达程度不如中国的印度,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有50%。服务业长期落后和政府的管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放开管制。

这里所说的服务业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洗头洗脚, 而是指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娱乐等, 这些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能提供很多投资机会, 创造很多工作岗位。例如金融服务业, 我们80%以上的中小企业现在没有金融服务, 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民没有金融服务, 如果把这个市场打开, 就能创造可观的就业机会。

医疗服务的供应长期落后民众的需要也是因为管制。想办个医院, 审批通不过, 民营医院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还是经营不下去, 政府铁打的医疗体系阻碍了资源流入, 结果就是医疗资源的短缺, 看病难。我们只指责大夫的医德有问题, 事实上有欠公允。大夫的工资也是管制的, 不能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 医生的收入长期低于市场价值, 而市场的规律总是要顽强的表现自己, 表现的方式就是红包。不给医生涨工资, 还骂他收红包是医德有问题, 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 而是计划经济的逻辑。

对文化娱乐体系过度的管制也令人难以理解。一个片子出来三堂会审, 关系搞得不好就说你品位低下不能播。文化娱乐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 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看, 评审就是没有道理的事, 评委们的口味不见得就比老百姓高雅。

无所不在的管制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我们政府经常做两件事。一是作茧自缚。中国还是一个中等发达程度的经济体, 事实上我们跟日本不一样, 我们有很大的潜力, 但我们作茧自缚。二是“逼良为娼”。如果没有地下钱庄, 我们的民营企业根本不能有现在的发展, 可惜地下钱庄是非法的。倘若地下钱庄如果能在阳光下操作, 大家去注册, 政府可以收税, 可以监管, 这既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又能创造就业问题。

篇4：对改革作文教学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新课改作文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1-1270(2009)7-0083-01

随着新课程的全面实施。为了更好地适应教学改革，语文教学课堂打破了以前用那种老师教，学生学的模式。老师的观念要更新，教学方式也要转变。现在大力提倡课堂应存在师生平等，互相尊重、互相探讨、互相促进的和谐关系。我认为作文教学的课堂更须要做到这样，以下是笔者对改革作文教学的几点看法。

一、让学生关注社会生活。扩大学生信息接受量

“言为心声”。写文章就是人们记叙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感情、发表自己的见解的重要交际手段。怎样使学生写起文章来文思泉涌、一挥而就呢?这就是要按传统作文教学法让学生平时多读、多观察、多练笔，也就是平时说的作文能力“功在课外”。

我们常感喟学生的应试作文立意肤浅，缺乏新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教师及学生家长大都不提倡学生过多关注社会生活，怕因此影响考试成绩；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被囿于“三点一线”的狭小天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啃教科书，以致孤陋寡闻，文思枯竭。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教师，应鼓励学生奔向社会，关注社会生活，扩大信息接受量，让生活的源头活水滋润作文田园。要鼓励学生切实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金口常开。“眼”要多看。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今日说法》、《实话实说》、《人与自然》等电视节目，看《中国青年报》、《语文报》、《语文世界》、《少年文艺》等报刊，看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看街市上和校园内的广告与海报、通知与启事、墙报与板报、公约与制度。星期天不妨走出户外，看球赛、搞调查、观菊展、赏花灯；节假日可以三五结伴，游名山大川，观乡土人情，看云亭飞阁，品题咏镌刻。“耳”要勤听。听广播节目、听报告讲座、听课文朗读带、听老师对时事的点评，听民谣、谚语、笑话、听相声、快板、评书，听商贩巧舌如簧地推销商品，听导游娓娓动听地讲解名胜。“口”要常开。评名作。议时政，谈得失，析美丑；吟唐诗宋词，背现代名篇；尝试即兴采访，练习口头作文。作文与一个人的社会生活阅历和文化底蕴密切相关，如此多看、勤听、常说，并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何愁写起作文来不左右逢源、言如波涛、风行水上?写出的作文又何愁不视野开阔、力透纸背、别具风格。

二、教师应设法促进每一位学生学会作文

首先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作文能力。过去的教师忽视对学生作文兴趣、能力的培养，直接地教学生作文。这样使学生的思维受到严重的束缚，也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剥夺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学生获得信息广泛，他们的见识多了，变得敢于质疑，每一位学生都是有个性的人，有时他们提出来的见解真让老师感到惊讶，甚至老师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因此现在的作文教学方式要彻底地转变，教师要教给学生一定的写作规范和技巧。让学生自己学会作文。

其次要善于激发学生作文的兴趣，帮学生消除厌惧心理。只有设法唤起学生的写作激情，学生才有写作的欲望、动力。教师要善于鼓励学生，不要给学生泼冷水。当我了解到我班有很多学生怕作文，不会作文的情况后，我亲切地对学生说：“同学们都知道爱恩斯坦小时候被老师认为最笨的学生，后来经过他不懈地努力，终于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科学家。不会作文的同学用不着怕，也不要灰心，只要你们肯下功夫多练笔，老师完全相信你们将来一定会成为新世纪的名作家。”我从每一位同学的眼神中了解到，个个都充满了自信、希望。他们都变得喜欢上作文了。

三、以阅读教学促作文

一个不善于思考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好文章的。阅读教学中，教师应最大程度为学生提供锻炼的舞台，创造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重视朗读、背诵、复述、讨论等以加强语言实际运用能力，对课文关键性词语、句子和段落、中心句的理解，要一改过去奉送现成答案的做法，启迪学生思维，让学生们各抒己见，积极参与，学生觉得感受最深的句子和段落，鼓励他们用摘录、做卡片的方法积累起来。材料多了，再要求学生把这些资料整理分类。阅读中要求学生口诵心感，对文字材料进行圈点、批注，写读书笔记。如学习《孙权劝学》、《伤仲永》两篇课文后，要求学生联系自己的学习情况写一篇心得体会；在《七根火柴》的主人公到底是谁的讨论中。学生们思绪飞扬、情绪高涨，思想的火花碰撞着，各持一端。互不相让；当同学们惊叹于《大自然的语言》如此丰富奇特时，不失时机的让他们回顾生动形象的景物描写《春》、《济南的冬天》；《挖荠菜》的学习过程中，让同学们互相倾诉和父母思想感情上的隔膜，课后，让学生访问自己的长辈，以《某某童年的故事》为题写一篇日记。当同学们沉醉在余音绕梁、三日而不绝的《绝唱》、《在声音的世界里》时，启发学生仿照课文中正面描写小玉说书的部分。用语言文字描写自己喜欢的一种声音或一首乐曲，并谈谈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些片段训练中既加强了对阅读材料的理解，同时又训练了作文能力，正是“花叶并茂两相宜”。

四、运用合作学习法。师生共同评改作文

“文从改中来”，可以说好的文章是改出来的，修改作文的能力是学生作文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作文评改主要是老师的事，学生只是看看老师的评语和分数了事。教学中我尽量引导学生参与，评改开放，发挥学生在评改过程中的主体能动作用，努力克服过去“教师一人评阅，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作文评讲课也由学生唱主角，我只扮演一个穿针引线的配角，如在评讲《母爱》这篇习作时，任意抽取一篇作文，由学生读、讲、评、议，最后学生总结，让学生尽情地“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不仅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作文的兴趣和积极性，还有效地训练了学生的说话能力。平时作文，我要求学生先拟草稿，反复修改，努力做到文从字顺，每次作文均由学生在班小组中公开读给大家听。看有没有拗口的地方，然后换个立场，请别人来读，自己听，删去多余的字、词、旬、段，将罗嗦的语句修改得简洁明了。将与中心无关或重复多余的材料删去，使语言通畅，文字简洁、精炼，注意书写工整、标点正确。

篇5：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

当前中国人事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二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三是完善干部交流制度和培训制度；四是加强干部的监督检查，建立完善考核制度；五是实行收入分配宏观管理，建立国家统一的公务员工资制；六是全面推行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改革；七是加快人事立法进程。2009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对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了纲领性规划。可以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仍存在着若干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切实加以改进和加强。

一、选人用人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中央提出要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可以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从来都不缺理论和指导思想，可是在具体的贯彻执行过程中，效果却并不理想。比如在“能上能下”方面，我们的干部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只能上不能下”，这种情况只是到近年来才有所改观，某些官员因为“问责制”和“引咎辞职”制度的推行，因安全生产事故等原因丢了乌纱；但普遍来看，“能上不能下”仍是干部人事管理中的普遍现象，这导致一些无所作为、斗志衰退的人能占据着领导的岗位，影响了机关行政效能。这一方面受我国传统人事制度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缺乏科学的考核制度有关。

对此，本人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加以改进：一是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制度，不只是犯严重错误的要降职，对那些无所作为的、不称职的，同样要降；在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的同时，要转换考核主体，将以领导考核为主切实转换为以公众考核为主。二是为干部能上能下创造宽松的舆论环境。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由于社会舆论的影响，干部降级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很多干部也缺乏相应的心理承受能力，影响了干部正常升降制度的实施。对此，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广泛宣传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性和正常性；同时，要教育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正确对待职务的“上”与“下”。

二、干部交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实行干部交流，有利于培养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的管理素质和工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防止腐败的作用，但当前的干部交流制度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领导干部的交流过于频繁，比如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平均任期只有三年左右，一些领导刚进入状态开展工作，即面临着被调动的选择，导致领导任期内风风火火，很多长远大计难以抓出成效，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工作的连续性；二是中层干部和基层干部的交流极为有限。目前我国的干部交流制度多是针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基层和部门的工作人员交流机会贫乏。很多年轻干部从参加工作起长期在一个固定岗位工作，没有轮岗的机会，严重影响了个人素质的提升和才能的发挥。

对此，本人认为，对于领导干部的交流不宜过于频繁，一届任期期满后，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并引入公众投票决定其去留，以确保其在公众的普遍认可下完成任职目标，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地方基层干部，要建立定期交流制度，可规定3至5年轮岗一次，将在岗位上表现好、成绩突出的优秀人才逐渐选拔到关键岗位。

三、干部工作中民主作风缺乏，监督检查和考核制度不够科学。目前，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的要求不够协调。民主化要求在干部工作中要充分走群众路线，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选人用人制度和监督考核制度中的民主作风十分缺乏。比如在选拔干部上，“民主投票”和“民主测评”往往只流于形式，实际上拟提拔的人选已由单位首长或领导班子研究确定；而在监督考核上，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往往难以有明确科学的指标，在实际考核中，各级考核组成员为了平衡各种关系的需要，时常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此外，公众的监督和意见在领

导干部的考核中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对此，本人认为，在投票选拔干部上，一是要扩大差额的范围，尽量避免等额选举；二是切实以公众的意见为主，投票的过程和结果透明、公开，即时唱票、统计结果，杜绝一切暗箱操作行为，让候选人由对领导负责转移到对公众和选民负责，切实发扬民主。在干部考核工作中，充分重视公众的意见，公众的考核意见占总评分数不得低于50％，领导的考核意见占考评总分值的比例相应降低；要切实加强对考核的监管，考核机构须是与被考核单位和被考核人无利害关系的独立机构。

四、收入差距的悬殊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国家公务人员和国有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根据当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稍高的标准确定。然而在国家的一些能源行业，如供电、石油等国有企业，凭借其掌握国家资源而得的丰厚利润，给企业高层领导发放丰厚的奖金；此外，负责公路收费、国家税收等单位，亦凭借其掌握着国家收费工具而取得更高的薪金。而同样社会条件下的普通工人却只能领到仅能维持生活的可怜工资。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公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篇6：对高考制度改革的看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关于推进社会事业单位改革创新中明确规定，逐渐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目、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的规定。这一“颠覆性”高考改革即将呼之欲出，使高考改革这一敏感话题再一次推向了风浪口，各种改革方案与猜想在报刊、杂志、电视、网络媒体等地方随处可见。

现行高考制度看似一场优胜劣汰、公平正义的考试，其实，隐藏了诸多地区的不公平以及城乡之间差异、耗尽了不少人的青少年华，甚至埋葬了不少年轻人青春热骨。因为高考压力大选择辍学的比比皆是、因为高考迟到不能入考场自杀的已不足为奇，更有甚者，因为高考失败自杀更不是什么新鲜事。如近几年湖南省隆回县一中考场一名考生在高考时因未能及时赶到考场参加考试，在他苦苦哀求下，工作人员依旧不准许其参加考试，最后他选择自杀祭奠高考体制，这绝对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但却成为现行高考体制最好的讽刺。现行高考对心智还未完全成熟的高中生来说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逼着他们成功、成才与成长，一方面也插刺着他们最彷徨、最脆弱的心，使原本是选拔贤能一项制度似乎成为部分年轻人摧残心智的梦魇。其次就是频繁报端的高考腐败事件与乱加分现象存在，如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事件，高考制度不完善导致监督的缺失，使高等院校一些投机分子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破坏考试的公平公正。我们很容易发现，每当教育界出现点问题，都会引起网上“轩然大波”，破除一考定终身的应试考试高考改革已成为民心所向。

其实，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国的高考改革在30多年历史里，改革从没有间断过，从最初的文6理7（即高考时，文科生考6门、理科生考7门）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3+2”，再到2002年以来各省市陆续实行“3+X”科目设置方案；从“一卷试天下”的全国统一命题到部分省份自主命题；从高校招生计划并轨，到高校扩招；从“一考定终身”到部分高校拥有自主招生权；从人工改卷到网上阅卷，网上录取„„在考试科目、命题形式、录取方式等方面，显示我国高考体制改革的步伐在不断加大。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30多年不断“变脸”的高考改革路上，实际上并没有冲破应试教育的枷锁，依旧是一考定终身的“核战役”。2014年，高考加分全国性“瘦身”无疑是一剂猛药，回应了人们对教育公平的渴求。

最近，据有关媒体披露：此次高考改革路线图的内容包括：

一、实施把普通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分开的人才选拔方式；二，完善高中学业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引导学生学好各门课程，克服文理偏科现象；三，部分科目实行一年多考，减轻学生高考压力；

四、完善高考招生名额分配办法，清理规范升学加分政策，维护考试招生公平公正；五，加快建立多渠道升学和学习立交桥，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多次选拔机会。此次如果果真按此推行高考改革制度，无疑对于面临高考的学生来说送来的福音，最少可以缓解部分考试的压力，缓解一考定终身的僵局。但是深思揣度后，该改革还是会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具体如下：

一、不分文、理科的“通才”学习方案。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如果没有相应而可靠地选拔制度，必定会使高中生雪上加霜，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与挑战，也会使偏才怪才们到了麻烦，难以拿到进大学的入场券。如果推行不分文、理“一刀切”高考模式不存在例外，很难说这是一项成功方案。考虑偏才怪才成为本制度一个重要关注点。

二、实行部分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这从一定程度上能破除一考定终身的考试僵局。但是如果没有规范合理的推行制度和机制，如果还是以分数论英雄，无疑会陷入另一个不堪重负的泥潭，无疑是增加了一场新的“杀戮”。

三、完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夯实监督机制，规范制度的具体实施，尽量避免某些人暗箱操作、掘取利益、中饱私囊，让高考蒙上一层权钱交易的面纱，如日前爆出的，中国人民大学让11岁的“富二代”上本科，很有可能就是不完善的自主招考试在作祟。

四、将平时的考试和表现纳入普通高校的选拔新生的一个重要标准。这种“立交桥”式选拔方法对于学生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何种方式落实好这一制度，会不会滋生中学学校腐败无疑是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此次高考改革，是中国高考体制改革的又一里程碑，从不敢拿刀，到现在的挥刀落地，这毫无疑问将会是高考发展史上的一次进步，但能否真正的破除应试教育实现我们提倡已久的素质教育，还得等待教育部的出台高考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