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拍卖申请书（精选8篇）
篇1：执行拍卖申请书
评估、拍卖申请书
申请人：**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经济开发区3.9平方公里工业园，组织机构代码592698**-*。
被申请人：**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临港经济开发区环城南路***号，组织机构代码0624***3-*。
申请事项：
1、请求法院依法对被申请人可供执行的财产进行评估并拍卖；
2、被申请人承担本次评估及拍卖的费用。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有限公司诉被申请人****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经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后，于200**年3月3日作出了（20**）迎民二初字第00053号民事判决书。现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但被申请人至今拒不按生效判决履行其还款义务。因此，申请人已向贵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但被申请人仍未按生效判决履行其还款义务。贵院在诉讼中已依法查封了被申请人的相关财产，由于被申请人拒不还款，且被申请人也有财产可供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申请法院将被申请人的相关财产评估拍卖，以清偿其在申请人处的债务。
此致
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有限公司 日期:
篇2：执行拍卖申请书
申请人：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某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
要求对被申请人的房产再次公开拍卖，并将拍卖所得，按贵院判决确定的数额和申请人的损失，划归申请人所有。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某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贵院于二O 年十一月十五日审理完结，并作出了（20）民初字第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了法律效力。由于被申请人未履行该判决确定的义务，申请人遂向贵院申请执行。
本案在执行程序中，贵院曾于20 年 月 日对被申请人的房产进行了一次公开拍卖，未果。为此，申请人要求再次进行公开拍卖。拍卖产与上次相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6条、223条、232条之规定，特申请贵院依法对被执行的房产现次进行拍卖，将拍卖所得归申请人所有，以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O 年 月 日
篇3：论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权
一、各地法院对调查令制度的探索实践对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权确立的实践意义
我国民事强制执行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我国现行诉讼法律中并无调查令制度的规定, 根据上海高院于2000年4月14日颁布的《上海法院调查令实施细则 (试行) 》, “调查令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自己需要的证据, 经申请并获人民法院批准, 由法院签发给当事人的诉讼代理律师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证据的法律文件。”调查令制度的目的在于增强当事人获取证据的能力, 减轻法院依职权取证的压力。执行程序同属于司法程序, 我们可以借鉴审判程序中调查令制度在执行程序中赋予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权, 减轻法院依职权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的压力。
早在1998年12月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就开始试点推行律师向人民法院申请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2000年4月14日, 上海高院颁布了《上海法院调查令实施细则 (试行) 》。从实施情况来看, 社会对调查令较为认同, 认知配合度也在逐步提高。之后山东、北京、江苏、新疆高院也相继在其制定的文件中规定了调查令制度。除了省高院出台的文件外, 一些地区的基层法院也在积极试行调查令制度。如浙江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福建莆田区人民法院等。司法实践已经先于立法规定, 可见实践中当事人及代理律师对于包括调查取证权、执行中的财产调查权在内的权利要求强烈, 而且从实践效果来讲, 其大大提高了审判和执行的效率和效果, 更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权的性质
申请执行人的财产调查权是指法律直接规定申请执行人有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权利, 无需经法院同意, 可直接依据法律赋予的财产调查权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 以维护自己的执行权益。
我国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第28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这一规定中的财产调查是一种告诫性或义务性规定, 申请执行人的财产调查权无从谈起 (1) 。
对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的性质, 究竟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义务学界有较大争议。权利说认为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是一种权利, 目的在于积极配合法院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 防止被执行人隐匿财产、逃避强制执行。义务说认为申请执行人既然有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 那么相应地就有协助完成整个执行程序的义务。且让其负有财产调查义务, 其积极努力的调查行为有助于克服法院财产调查中出现的范围过广、成本过高、责任过重等弊端 (2) 。
首先, 笔者不赞同义务说, 原因有四:第一, 尽管我国《执行规定》中用了“应当”这一措辞, 但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认为这是一项义务性规范。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构成要素有三:适用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 (3) 。该条中并未规定申请执行人不履行财产调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因此它不是一项义务性规范。第二, 债权人申请执行本身就是因为法律文书中确定的权利得不到实现转而请求公力救济, 如果被执行人财产查明变成了申请执行人的义务, 则等于回复到自力救济的状态。第三, 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要求申请执行人履行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的义务, 必须同时赋予其采取措施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的权利。由于我国实体法律对权利规定的缺位, 若将查明被执行人财产作为申请执行人的义务, 其基本上没有完成该义务的法律基础 (4) 。第四, 在目前情况下, 规定申请执行人负有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的义务缺乏现实基础。我国没有建立公民财产申报制度, 也没有统一的信用记录体系和公开的信用信息披露制度, 再加上被调查单位的不配合等因素都给申请执行人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增加了难度。
其次, 笔者认同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是一项权利, 且应当由法律进行明确规定, 属于法律授权, 而不是人民法院委托给申请执行人的权利。授权和委托是行政法上的概念, 是确定由哪个行政组织承担行政责任的重要理论基础。授权是立法机关的授权, 这种权利是原始的;而委托是基于权利主体将其自己的权利委托出去而得来, 这种权利的取得取决于权利主体的意志。笔者认为应当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申请执行人的财产调查权, 使申请执行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是否行使该权利。
三、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权的具体内容
据前文所述, 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权应是一项法定权利, 可由法院颁发调查令的方式落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有颁发调查令的自由裁量权, 除非符合法定例外情形, 如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当事人隐私等需要法院依职权调查的情况或者是与本案无关的内容, 法院不得拒绝颁发调查令。
(一) 执行调查令制度
执行调查令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尚无明确的依据, 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实践意义非常明显 (5) 。借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调查制度的若干意见 (试行) 》中调查令的规定, 调查令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1.调查令的申请条件
执行程序中使用调查令调查财产的, 必须由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执行人委托代理律师代为申领调查令的, 必须有申请执行人的特别授权。申请执行人或其代理律师申领调查令的, 必须提供申领人和持令人的身份情况、申请调查财产的目的及其理由、申请调查特定财产的线索等材料。
2.调查令的审查和签发
执行法官收到申请之后, 应当进行审查。只要是与本案有关的申请且没有法定例外的情形, 法官应当签发调查令。调查令应当载明执行案件的案号、案件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申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接受调查人的名称、调查收集的财产的范围、调查令的有效期限等内容。
3.调查令的法律效力
调查令是法律为保障申请执行人的财产调查权而设立的, 象征着国家权力, 具有相当的法律约束力。对于被调查人而言, 必须履行协助调查义务, 积极配合完成调查内容 (6) 。然而我国现行法律缺乏对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权的协助规定。在实践中被调查单位一般都是工商、税务、财政、民政、社保、档案局等国家公权力机关, 还有银行、电信、医院等公共事业单位。由于官本位思想和一些内部规章制度的存在, 这些单位往往不愿意配合申请执行人的调查工作。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被调查单位的范围、协助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 切实地发挥调查令的作用。
(二) 调查效果
申请执行人在自行调查中获取的财产信息提交法院之后, 法院不再进行调查核实, 只在合理期限内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采纳。确有可供执行之标的物, 执行法院应根据其种类、数量、所在地及是否属于禁止执行标的决定采取执行措施;当申请执行人行使财产调查权仍提供不出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时, 法院仍需依职权进行财产调查。法院可以参考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中的相关信息, 但不得以此为依据中断或停止依职权进行财产调查。
有观点认为, 申请强制执行时应提供可供执行财产的线索, 如果申请执行人无法举证, 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没有理由让法院承担执行不能的责任。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的权利是强制执行实施权的内容, 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行使。赋予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权并不意味着免去了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的职责, 法院依职权查明执行财产可位于申请执行人主动提供财产线索和被执行人依法申报执行财产之后。在权利义务已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需要用国家强制力来迫使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强制执行程序中, 为迅速实现债权人之权利, 自应偏重债权人利益之保护, 不宜使债务人与债权人处于平等地位, 不应由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承担举证责任。
注释
1童兆洪主编.民事执行调查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302.
2谭兵主编.外国民事诉讼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425.
3吴飞明.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权研究[J].人民司法.应用, 2009 (21) .
4夏蔚, 谭玲.民事强制执行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5:56.
5公丕祥主编.法理学[M].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244.
6谭秋贵.民事执行原理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301.
7童心编.民事执行改革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159.
篇4：1.6亿元拍卖的执行难题
15个月前，李永夫作为债权人被卷入当地一起普通的债务纠纷案，当法院裁决以拍卖抵押物（土地）方式还款给他时，由于土地被第三方企业看中，执行被中断了。
此间，为了中止这场拍卖，大连市服务业委员会发公函要求法院中止拍卖，大连市政法委也召开协调会要求此案暂停执行，并“由市政府牵头、法院做配合，做买受人（金国平）工作，让其退出”。
第三方企业是谁？法院判决无法执行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巨款收购银行“呆死账”
“判决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欠多少钱，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写得很清楚。”2月29日，回想起2008年底竞拍债权时的情形，李永夫仍然觉得这个在法院判决书上非常清晰的债权，应该是没有风险的买卖。
李永夫是大连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名为新誉公司的投资公司，在2008年收购了一个账面本金为6869.9万元的债权包，本息合计12863.57万元。其中，大连市金属材料公司的债务本金高达3400万元，本息合计7443.8万元，是这个债权包里价值最大且有房地产抵押的一个。李永夫看重的，就是大连市金属材料公司的这个呆死账。
大连市金属材料公司（下称“金属公司”）是一家国企，2000年12月7日向交通银行大连分行借款3410万元，期限9个月。为了取得贷款，金属公司将下属子公司，大连宏业物资储运有限公司（下称“宏业公司”） 名下近10万平方米的土地和仓库使用权抵押给银行，并由宏业公司为这笔借款做连带担保。2000年12月7日，宏业公司与交通银行大连分行签订借款保证合同，约定连带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和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
借款到期时，金属公司仅还款1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3400万元及全部利息。2004年6月7日，交通银行大连分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下称“信达公司”）。
多次催讨未果，信达公司将金属公司和宏业公司告上法庭。2007年7月19日，大连市中级法院判决金属公司10日内归还欠款本息，宏业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由于种种原因，上述判决并未按时执行。2008年，信达公司决定将上述债权进行公开拍卖。当年11月20日，大连新誉投资有限公司通过竞拍，以4500万的价格受让了这个债权。随后两家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并于次年6月1日在报纸上发布了债权转让公告。
2009年7月14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同意上述债权的原强制执行申请人由信达公司变更为新誉公司。新誉公司成为对金属公司和宏业公司的到期银行债权的唯一债权人。
彼时，花4500万买来6869.9万元的债权包，李永夫认为，自己起码有两个选择。“对方要么还钱，要么拍卖抵押物。”怎么算，李永夫都认为这应该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买卖。但就是这笔看上去板上钉钉的生意，日后却给李永夫惹来无尽的麻烦。
被阻挠的司法拍卖
成为唯一债权人之后，新誉公司发现，金属公司已经于2007年废业。在讨债难以进行的情况下，新誉公司向大连中级法院申请，要对宏业公司的抵押物进行拍卖。
拍卖请求得到大連市中院的支持，并于2009年9月16日立案。2009年9月23日，大连市中级法院委托一家房产土地鉴定评估机构对宏业公司抵押给交通银行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进行了价格评估，评估总价为9915.76万元。
《中国新闻周刊》掌握的材料显示，大连市中院在2009年12月裁定，为方便案件执行，由其下级法院、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前述2007年中院所判决的“金属公司归还欠款本息，宏业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0年4月7日，沙河口区法院执行局下达裁定，将拍卖上述抵押土地及房产。
然而，沙河口区法院做出的这个拍卖裁定，却遭到了大连市服务业委员会的反对。《中国新闻周刊》掌握的材料显示，2010年11月19日，大连市服务业委员会致函大连市中级法院：“再次紧急建议贵院暂缓强制拍卖大连宏业物资储运公司房地产”，声称，“近日，该企业领导多次找我委反映企业情况，要求我委与法院沟通。目前该企业职工严重动荡，情绪激昂，矛盾极易激化，事态大有扩大之势，有可能造成大型群访事件，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2012年3月1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就致函法院一事向大连市服务业委员会主任张跃良求证，对方明确表示拒绝回答。3月2日上午，大连市服务业委员会党委办公室主管宣传的副主任孙荣桓亦在电话中拒绝了采访要求。
不过，《中国新闻周刊》掌握的多份材料显示，发出2010年11月19日这封公函之前，大连市服务业委员会的前身，原大连市商业局也曾多次出面找法院“协调”此案。其中，2008年4月21日，大连市商业局致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暂缓执行2007年下达的归还本息的判决，理由是“为妥善解决历史上形成的债务，保障企业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并承诺“将积极督促两被告企业尽快与原告达成还债方案，争取早日偿还债务”。
2009年8月13日，大连市商业局再次致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拍卖资产可能引起职工队伍的不稳定，有可能造成大型群访事件、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为由，请求“对承担担保责任的第二执行人大连宏业物资储运公司的资产不予实施拍卖”，同时承诺“积极督促两被执行人尽快与债权人协商，达成还债方案，争取早日偿还债务”。
然而，大连市商业局一再承诺的“尽快达成还债方案，争取早日偿还债务”，却迟迟没有结果。为了尽快处理此案，大连市中级法院和沙河口区法院分别召集大连市服务业委员会、新誉公司负责人李永夫协调商讨解决方案，双方仍然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不仅如此，大连市政法委也介入此事。当地司法系统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抵押物拍卖前，政法委曾经准备召开协调会，但是意见不统一，法院认为必须执行，“协调会没开成，结果就给拍卖了”。
2010年11月29日，拍卖如期举行，9900万元的底价，最终创下1.6亿元的成交高价，大连北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拍下了宏业公司所有的抵押土地及房产。
“这不是挺好的嘛，欠我的钱给我就好了，剩下的还给企业。”李永夫很高兴，他认为这足以满足各方需求达到共赢了。当年12月，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显示，原先3400万元贷款所产生的利息、罚息及费用已累计达到1.2亿元。
12月8日，大连北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付款1.6亿元给大连中级人民法院。至此，依法拍卖宏业公司抵押物的司法执行程序基本完成，仅剩下法院裁定确认成交、划转执行款一亿两千余万元给新誉公司两道手续未办。
拍卖款被“退”了回去
最后的节骨眼上，却再次卡了壳。
“按说法院应该在拍卖成交之后的7个工作日内，将所拍卖的标的物转到我名下，给我下裁决书、过户。”大连北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国平说，自己按时交了钱，却迟迟拿不到裁决书。3月1日晚，金国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来沙河口法院要给我们下裁定，通知我去拿，结果突然又说，上面要求先不要下这个裁定。”
一直等着拿钱的李永夫也感到十分意外，他开始一遍遍地往沙河口区法院跑。“从执行局长找到院长，去了无数次，开始是每周一次，后来是半月一次，法院的门槛都踏破了，还写了好几次报告，强烈要求立即给我们执行款。”李永夫说：“他们就是说，我们说了不算。”
3月2日上午，《中国新闻周刊》向沙河口区法院联系采访，政治处郑姓主任答应向院长请示，此后再也没能联系上。此后《中国新闻周刊》多次致电沙河口区法院院长曲云杰、该院执行局局长于暐，均无人接听电话，短信亦没有回复。
金国平更着急，交了1.6亿元，却什么都没拿到。他曾多次找过沙河口区法院和市法院，甚至找过市领导，但迟迟没有结果。
“大连市政法委书记组织了三次会议，承认这个案件在买卖关系上合法。”金国平说，政府和法院也在积极地努力协调这个事情，“政府写了协调书给我，说先把钱退给我，然后等通知，如果协调可以下裁定后，再将钱交过去。”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2011年12月16日下午，在大连市政法委书记主持下，有主管副市长、法院和服务业委员会等多部门领导参加的协调会决定，由市政府牵头、法院做配合，做买受人（金国平）工作，让其退出；市政府给法院一个函，说明因涉及社会稳定问题，此案暂停执行。
“我提出政府要赔5000多万的利息，如果赔不了，那就给我这块地。”金国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这1.6亿元的13个月利息，政府表示给不了，“请求我理解，说给我其他的优惠政策，比如企业的工业用地等。”在大连尚有多处投资的金国平，最终接受退款，但提出“钱可以先退回来，但是我们不放弃这块土地，法律程序不收回”。
2011年12月23日，沙河口法院将1.6亿元执行款退还给大连北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此时，距离拍卖成交已经一年有余。
阻力重重的背后
李永夫眼看到手的执行款，突然就没了，并且摊上了一场官司。
2011年9月22日，李永夫收到一份来自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早在两个月前，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和宏业公司共同提起诉讼，声称大商集团作为持有原告宏业公司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依法享有对宏业公司债权的“优先购买权”。要求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新誉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无效。
一波三折的拍卖，突然多出来一个大商集团，而且还是“作为持有原告宏业公司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这让李永夫大吃一惊。
对于这种关系，大商集团出示的证据是，大连市商业局2002年9月9日所作《关于大连宏业物资储运公司加入大连商场集团公司的批复》，其中表示“同意通过国有资产划拨方式，将大连宏业物资储运公司成建制并入大连商场集团公司，为大连商场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份文件同时要求，“大连商场集团公司和宏业物资储运公司应抓紧做好资产清查和相关不良资产的核销工作，待国资管理部门确认后到有关部门办理企业产权划拨和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2012年，《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大连宏业物资储运公司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最后一次变更发生在2001年5月21日，其中尚无关于大商集团的任何信息。在《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成员登记一览表》以及《关于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拟改制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元正评报【2009】字第062号）中，也没有能够体现大商集团与大连宏业储运公司隶属关系的材料。
新誉公司代理律师梁剑兵據此认为，大商集团与宏业公司之间在法律层面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2012年2月7日，此案首次开庭，梁剑兵在答辩中申明了自己的这些观点，最终法庭宣布延期宣判。
3月2日上午，《中国新闻周刊》就此联系大商集团负责法务工作的陈声雷，对方拒绝接受采访。《中国新闻周刊》致电曾任宏业公司副经理的迟庆明，对方亦以“情况不了解”为由婉拒了采访。
根据公开资料，大商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零售业集团之一，截至2011年11月其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是辽宁省首个千亿规模的本土企业，同时也是中国百货行业中第一个千亿级企业。一个零售业巨头，为何会对城市郊区的一块土地如此感兴趣？
“那块地，大商想弄个大型超市。”一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商集团突然强势介入的真正原因是宏业公司所在的区位开始显示出空前的升值潜力，而此前他们在司法拍卖阶段遇到的种种阻力也都与此有关。此外，2009年大商集团改制时，政府承诺只要大商出4950万就保证帮忙解决这块土地的债务关系，“多退少不补”。
采访中，《中国新闻周刊》曾先后向大连市商业服务委、法院、大商集团以及宏业公司相关负责人求证上述细节，均遭到拒绝。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宏业公司被抵押的两处地产总计约10万平方米，均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华北路，曾因地处偏僻并不被看好，仅作为仓库集聚地集中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仓库。然而，随着大连市中心向北移动，这里将建起新火车站和中央商务区。宏业公司所在地，距离正在兴建的哈大高铁终点站，仅约3公里左右，现在被用做轮胎批发市场和石材市场，周边遍布二手车市场、机电批发市场、灯饰批发市场和建材市场等。
李永夫声称，他当初从信达公司购买债权时，就是冲着这两块土地而来。进入司法拍卖阶段后，他甚至希望不要有人来参与竞拍。在2010年11月29日的拍卖中，李永夫也参与竞价了，喊到1.2亿元的高价时没敢再继续。然而，比李永夫更年轻的金国平在与其他几家的竞价中，最终加价到1.6亿元。
志在必得的金国平，原打算在这里建造商业综合体。“目前这计划都被打乱了。”金国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次次要求法院下达拍卖成交确认裁定书的过程中，他甚至被告知，“如果这个地卖了，大商集团有疑问，会有上访的。”
阻力之下，李永夫和金国平两家都只好等待最后的结果。李永夫甚至试图就执行款消失一事申请司法赔偿，但是法院收到他们的申请后拒绝开具收据等凭证，这种程序上的阻力让李永夫无可奈何。他甚至表态，愿意以7000万元左右进行调解：“7000万，我答应人家还不一定答应啊，很渺茫。”
篇5：执行拍卖若干问题研究
对于含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或其它各类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在被执行人无金钱给付能力时，通常就需要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或专有权利变价，将变价获得的金钱交付给申请执行人，以便使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得到实现，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严肃性。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探讨以拍卖方式实现变价过程中的有关问题。
一、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或其它权益进行处分的依据和特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8条规定，在被执行人五金钱给付能力时，人民法院有权裁定对被执行人的其它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并在以下条款中具体规定了对查封、扣押的财产进行处分的相关问题。这些规定和其它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就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或其它权益处分的法律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规定，可以明确看出，对于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对被执行人的其它财产或专有权利进行强制执行的条件有两条：第一，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含有金钱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第二，被执行人没有金钱给付能力。这里所说的被执行人没有金钱给付能力，应当是指通过一般的和表面的形式上的审查或判断，确认被执行人没有金钱给付能力，而不需要对被执行人是否具有金钱给付能力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和认定。
在被执行人五金钱给付能力的条件下，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或专有权利直接行使处分权，而不需要征得被执行人的同意。这一规定的理论基础在于，被执行人对其财产或专有权利享有的民事权利，在理论上属于私权范畴，而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行使的审判权是属于公权范畴的，公权是大于私权的，或者说私权是受公权制约的。所以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其强制执行的权利，禁止被执行人行使其民事权利，而由人民法院强制代为行使。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或专有权利直接行使处分权的实质，是人民法院依据法院的规定，强制性地代被执行人行使其对相关财产或专有权利享有的民事权利，与此相应的，人民法院行使的处分权，应当是以被执行人原有的民事权利为限的，例如被执行人已经在其财产或专有权利主设定了担保物权的，仍然为有效，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应当尊重相关的权利人的权利。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或专有权利进行处分，发生的法律后果是，相应的受让人由被执行人处获得财产权利或专有权利，成为相应的财产或专有权利的合法的权利人。根据物权法的一般理论，财产权利的取得应当是在公平、公开、公然的状态下取得，所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或专有权利的处分，应当符合这一基本要求。
根据前述的分析和论述，对于人民法院处分被执行人的财产或专有权利的依据可以概括为：人民法院是依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其实质是依据国家的强制力，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或专有权利进行处分的。对于人民法院这种处分被执行人财产或专有权利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强制代为行使被执行人的民事权利为实质，以被执行人民事权利的范围为限，以被执行人对其民事权利正常行使的标准和条件，以及在合理的期间内实现对被执行人财产或专有权利的变价为具体要求。
二、人民法院在执行拍卖时涉及的几个问题
在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中，与拍卖被执行人财产或专有权利有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拍卖和变卖的问题在有关强制执行的法律中，变卖是指人民法院自行或委托其他单位，将被执行人的财产或专有权利处分、转让，获得价款的强制执行活动。变卖由于不是通过高度公开的方式处分、转让财产或专有权利，所以通常具有不能完全实现财产或专有权利价值的嫌疑，较之拍卖而言，变卖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采用的变价方式。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一般的理解，变卖的方式适用于下列情况：1.被执行人同意采用变卖方式；2.变价的财产或专有权利在市场上有公认的市场价格或一定的价格幅度；3.由于财产的特殊性质，如易腐烂变质，必须尽快变价的；4.保管、仓储费用昂贵的。
在实践中，为避免采用变卖方式，引起被执行人的不满或异议，应当严格规定变卖适用的条件和程序，特别是在具体的执行工作中，需要更多采取必要的具体步骤，努力消除变卖方式容易引起的不良后果。
在具体工作中，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对被执行人及时告知与变卖有关的情况，如变卖的理由，拟变卖的价格和相应的确定依据，如果不同意变卖的期限和价格，告知被执行人在合理期限内设法以更高价格变卖等；2.全面和客观地寻找确定价格的依据，并在较大范围寻找买方等。这些方法的目的是使变卖更加公开、透明，增大被执行人介入的程度，并给被执行人较大的通过自身努力更大程度实现变卖财产或专有权利价值的可能。
（二）拍卖与价格评估
价格评估是指专门的资产评估机构，根据公认的评估方法，对需要变价的财产或专有权利进行的价值评定活动。
表面看来，拍卖与价格评估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的，主要问题是，拍卖是假定在公开拍卖的情况下，通过正常的拍卖程序可以获得应有的成交价格，而实际的成交价格可能低于评估的价格，从而对拍卖结果的公币性发生怀疑。但是实际上，这种结果应当是不发生或很少发生的。理由是：1.就评估而言，评估结果与评估目的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同的评估目的之下，评估结果的差异是很大的，所以确定适当的评估目的，对于避免出现偏高的评估结果，是有直接的作用的；2.不同的评估方法，对评估结果，也有直接的影响，也需要准确在加以确定；3.根据评估行业的公认的规则，评估结果与实际的成交价格有10％左右的偏差，是属于正常范围的`。所以，在实际执行中掌握这些规律，对于正确处理拍卖与评估的关系，实现拍卖的相对公正的成交结果，是直接的意义的。但是，就另一个角度而言，在无法避免地出现评估结果与拍卖发生矛盾的情况时，应当对这种情况有正确的认识，评估无论科学的成分有多高，总还是一种预测，而拍卖在正常的程序和条件下，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应当确认拍卖的结果。
（三）拍卖财产的瑕疵问题
执行中拍卖的财产，一般都不是全新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财产自身的瑕疵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甚至财产对人身或其他财产造成损害的情况是不可能避免的。
根据前述的原理，人民法院的强制拍卖是依据法律的规定，代财产所有人行使处分或出卖财产的权利，当然，对出卖物的瑕疵的担保责任，应当由被执行人承担，而不是由强制拍卖的人民法院承担。
三、对人民法院执行拍卖程序的初步构想
虽然在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对强制执行财产或专有权利的规定已经比较明确，但是，在实际的执行工作中，结合具体的执行工作需要，设计和实施操作性较强的工作程序是完全必要的。
就人民法院执行中的拍卖程序而言，可以考虑设计和实施以下的基本工作程序：
（一）在申请执行人初步同意接受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提供的财产或专有权利，抵偿对申请执行人
的债务的情况下，规定一定的自行协商期限；
（二）双方自行协商抵偿的具体条件，在自行协商遇有困难的情况下，由执行法官主持双方再行协商；
（三）在规定的期限内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合议庭评议，决定采用拍卖程序或变卖程序，并通知双方当事人；
（四）告知被执行人可以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的自行变卖的意见，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可以自行变卖；
（五）向评估机构发出委托，进行价格评估，并可委托专门的公司或机构进行相关的市场调查，以获得较充分的确定价格的依据，向拍卖公司发出委托，要求提出拍卖方案；
（六）举行听政会，听取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评估机构、市场调查机构、拍卖公司提出的意见，由合议庭评议后，决定采取拍卖或变卖方案，并组织实施。
篇6：执行拍卖申请书
法院对外委托评估指的是法院对需要经过拍卖程序以偿还债务的被执行人的被查封、扣押的动产或不动产，通过随机选定的评估机构，对其价值进行评估，以确定其价值的行为。强制执行拍卖则是是指执行法院将查封、扣押的动产或不动产以公开竞争出价的方式卖与出价最高的应买人,并以卖得价金清偿债权的行为[1]。执行工作中，对外委托评估和拍卖被执行人的财产，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执行权的一项重要司法活动，也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依法执行被执行人财产时常用的强制措施之一。但由于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理解不一，各地法院在具体做法上也不完全一致。如2002年某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规定，辖区内所有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由中院技术处负责，基层法院不能对外委托；2006年某省高院要求全省辖区所有基层法院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统一由所在中级法院技术处管理，各基层法院不能直接对外委托。由此造成许多执法上的障碍和不顺畅的情况，不利于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加强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规范化管理，不断强化对执行权的制约和监督，确保评估、拍卖这项司法活动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对实现执行工作的公平与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目前法院委托评估拍卖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特别是在基层法院，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委托评估拍卖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委托评估拍卖随意性大，缺乏严格的监督
机制。
（一）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的随意性较大。
进入评估拍卖程序的案件，绝大多数案件是被执行人缺席或拒绝参加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的案件。因“评估所” “拍卖行”都是中介机构、企业性质，受利益驱动，都千方百计的想从法院拿到活,一旦这种行业形成潜规则,这对委托法院对外委托部门的形象是有害的，也影响公平、公正。
（二）评估拍卖收费偏高，给当事人增加额外讼累，影响案件执结率，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因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 “评估所”和“拍卖行”是按标的收取评估拍卖佣金，因此，从评估收费来看，评估机构除根据标的物的评估价值按比例收取评估费外，还另外加收评估人员的前期费用，如差旅费、公告费等。同时，因评估收费是根据标的物的评估价值，按比例收取，标的物的评估价值普遍高于市场价，一些评估机构受利益驱动，往往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将标的物的价值就高不就低，往往造成须经多轮拍卖才能变现的情况，不但增加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还延长了拍卖流程，影响变现，影响案件执结率。
（三）委托拍卖过程的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
评估、拍卖公司能否合法操作，关系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切身利
益，也影响法院评估、拍卖工作的公正与效率。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涉及的领域很广，种类繁多，情况各不相同，尤其是倒闭企业、资不抵债老板外逃的案件，执行人员不可能对堆满仓库的东西实施清点，更难以做到全程陪同评估、拍卖人员的具体操作，就是在场也是“看客”而已，不能充分发挥其监管之职。而无论是《拍卖法》，还是法院的有关评估、拍卖试行规定，仅对法院自身内部职责、程序、违规行为处理作了规定，但对相互间如何加强监管没有作任何的规定。在法律上还没有委托部门参与监管之职责，人民法院作出的对外委托，要求拍卖时到场监督，也是处于表面上的，根本不能防止暗箱操作和违规违法行为的发生，因而出现了监管的没有实施监管，无职监管的参与了监管，监管成了有其名无其实。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一）对执行权的运行规律认识模糊。
对被执行人的财产依法进行评估和拍卖是法律赋予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强制执行权之一，是执行工作中的一个环节，不容分割。从我国《民事诉讼法》“执行措施”第二百一十一条至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内容来看，都是“被执行人未按履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由此可见： 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都将执行权确定在法院的执行机构，都明确将评估、拍卖等强制执行权确定为强制执行措施；都明确规定“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执行工作实际操作的相应改革措施却往往与此相悖。
（二）对如何监督制约执行权运行，缺乏科学性，存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问题。
近年来，全国法院执行系统违法违纪人数呈上升趋势，从反映出来的案例来看，在评估、拍卖和执行款（物）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较多，据此，有人认为执行员的权力过大，监督不力，应予监督制约，应实行“执、鉴”分离。于是，执行程序中评估、拍卖权拿到司法辅助部门——“技术处”行使，案件执行款管理权拿到“财会室”管理。但这部分权力拿到司法辅助部门行使，就能保证不会出问题吗?如果这两个部门再出了问题，这部分权力又将如何行使？还能往那拿？应该说，在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监督体系，如纪检、监察监督，有人大和政协的法律、民主监督，有群众和舆论监督，还有很多机关聘请了“廉政建设监督员”等，但为什么这样严密的监督制度，仍然不能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司法腐败呢？其原因就在于权力的监督不等于权力的制衡，权力制衡的反腐败作用也是权力监督无法替代的。
我们法院相关决策部门对执行队伍中出现的问题，缺乏根本性、规律性认识，不仅没有从有利于执行工作、提高执行效率出发，去考虑分权制衡的问题，反而不断给执行机构削足适履。我们成立执行局这个机构的目的，应该是基于对执行权性质的再认识。我们要掌握和利用执行权运行的规律，解决执行员权力过大、监督不力的问题，实现在执行局内部分解执行员的权力，以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使执行工作更廉洁、高效的开展起来。
三、解决对策
基层法院作为执行工作的主阵地，担负着全国法院80%的案件执行任务，且个案的执行标的额都比较小，对评估、拍卖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引起上级法院党组和领导的高度重视。
（一）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执行体制改革，正本清源，肃清执行权源之争。
笔者认为，执行权构造的科学合理原则，就是指符合执行权本身的权能特性和规律。执行权是一种复合性质的国家公权，既包含司法权性质的执行裁判权，也包含行政性质的执行措施实施权。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权力，应该统一到法院内部的执行局来行使，这在奥地利、日本是早已明确无误的事。
（二）合理划分强制执行权，以有效分权制衡。
在法院执行系统内部建立以分解执行权为核心的强制执行权行使体制，通过分权来约束执行员的权力，即将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实施措施权和执行异议裁判权分别交由执行处（科）和综合监督处（科）行使。将执行处（科）的执行措施实施权中的财产处分权和管理权拿到综合、监督处（科）行使，实行执行措施权与执行财产处分权、执行财产管理权相分离，以达到分权制衡的目的。
（三）建全法院内部决策机制
加强对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学习，领会其法律精髓，建立健全法院内部政策制定的民主与决策机制。一个政策的出台应当建立在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基础之上；应当注意倾听基层的呼声，以符合各级法院各项工作的实际，符合司法工作的规律；要注意政策的合法性,连续性和可操作性,不要与实际工作脱节。
（四）强化对评估、拍卖过程的监督管理。
法院委托评估、拍卖是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中的重要强制措施之一，评估、拍卖程序是否公开公正、程序是否合法直接关系到拍卖标的物价值的变现，关系到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以保护。其一，要建立依法监管机制。国家要对相关法律进行完善和配套，法律及规章要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尽快出台评估、拍卖法律监管和制约机制，真正实现法律相互衔接，监管相互渗透，权力相互制约，全方位形成依法监管，有法可依的法律监管体系。其二，实行竞拍登记与拍卖分离。登记由法院负责实施，竞卖人统一到法院登记，经审查合格后，按规定收取保证金，再行委托拍卖，由拍卖公司组织竞拍，拍卖也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多种拍卖形式，真正形成登记与拍卖分离，相互制约，有效防止人为造成的流拍现象、为私利的暗箱操作、监管浮于表面、黑社会从中阻挠拍卖等不良问题的发生。最后，每个承办人员均应高度重视，对评估、拍卖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监管，及时裁决纠纷
（五）细化评估、拍卖相关费用的规定。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执行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对按评估价的比例收取评估费问题，可改为视标的物处理结果收取，即：评估标的物不需拍卖的，按评估价计算评估费;评估标的物经拍卖成交的,按成交价计付评估费；经降价拍卖仍然未能成交以物抵债的，按抵债的价格计付评估费。另外，明确拍卖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收费的下限。
（六）优化评估、拍卖机构名册。
篇7：执行拍卖申请书
07-12-13 14:30 发表于：《法律零距离VS南京律师在线》 分类：未分类
执行工作中，对外委托评估和拍卖被执行人的财产，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执行权的一项重要司法活动，也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依法执行被执行人财产时常用的强制措施之一。但由于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理解不一，各地法院在具体做法上也不完全一致。如2002年某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规定，辖区内所有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由中院技术处负责，基层法院不能对外委托；2006年某省高院要求全省辖区所有基层法院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统一由所在中级法院技术处管理，各基层法院不能直接对外委托。由此造成许多执法上的障碍和不顺畅的情况，不利于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加强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规范化管理，不断强化对执行权的制约和监督，确保评估、拍卖这项司法活动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对实现执行工作的公平与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存在问题
1、评估、拍卖流程过长，不利于案件的尽快处理，有违效率原则。以吉林省白山地区为例，除市区八道江区法院外，距中院最近基层法院是江源区法院，约为20公里；距中院最远的是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法院，约为370公里，且有一半是山路；全市12个基层法院平均距中院约为130公里，如需委托评估、拍卖的案件，在本院履行完审批手续后，要先报送中级法院技术处，由其审查“立案”后再行组织当事人选择评估、拍卖机构；“评估所”、“拍卖行”的评估报告或拍卖档案做出后，须报送中级法院技术处，再由中级法院技术处寄送基层法院。这中间除路途所占用的时间外，尚有在各机关辗转过程中的停留数日，延长了评估、拍卖的时间。《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司法鉴定委托工作的规定》规定：“综合类司法鉴定的期限：一般案件为30个工作日，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为60个工作日”，但实践中超鉴定期限为普遍现象。仅以某县法院2006年案件为例，全年涉评估的案件是10件，最短期限是33天，最长期限是123天，平均期限是78天。
2、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的随意性较大。进入评估、拍卖程序的案件，绝大多数案件是被执行人缺席或拒绝参加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的案件。因“评估所”和“拍卖行”都是中介机构、企业性质，受利益驱动，都千方百计的想从法院拿到活,一旦这种行业形成潜规则,这对委托法院对外委托部门的形象是有害的，也影响公平、公正。如某县法院2006年涉评估、拍卖案件的10件，全部是被执行人缺席或拒绝参加选择评估、拍卖的，如果按规定随机选择，其机选的评估、拍卖机构，不一定是本地区的，但最后确定的评估、拍卖机构均是所在地区的几家“评估所”、“拍卖行”，是“选”、是“定”，均不得而知。据了解，其他省、市地区的情况也一样。这种做法有违公平原则。
3、评估、拍卖收费偏高，给当事人增加额外讼累，影响案件执结率，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因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评估所”和“拍卖行”是按标的收取评估费和拍卖佣金，因此，从评估收费来看，评估机构除根据标的物的评估价值按比例收取评估费外，还另外加收评估人员的前期费用，如差旅费、公告费等。同时，因评估收费是根据标的物的评估价值，按比例收取，标的物的评估价值普遍高于市场价，一些评估机构受利益驱动，往往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将标的物的价值就高不就低，往往造成须经多轮拍卖才能变现的情况，不但增加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还延长了拍卖流程，影响变现，影响案件执结率。
以2007年某县法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某市消防器材有限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何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为例。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当事人之间曾达成和解协议，被执行人用商业用房四楼以每平方米2，600、00元给申请执行人抵债。由于申请执行人董事会以抵债财产不好管理、难于变现为由，未通过此和解协议，该院于2007年8月16日办理委托鉴定审批手续后，将鉴定委托书寄到中级法院技术处，“技术处”组织双方当事人选择鉴定机构，鉴定机构在向申请执行人预收评估费5，000、00元后，于2007年9月20日到标的物所在地某县城进行了实地勘查。嗣后，又要求申请执行人补交评估费15，500、00 元，并向其透露了评估价格为每平方米4，100、00元。申请执行人以评估价格过高，拍卖难于成交为由，不同意评估结论并拒绝交纳其余鉴定费；鉴定机构则认为在收到鉴定费之前不能下发评估结论，致使该案陷入僵局。虽经基层法院承办人多次与中院技术处联系协调，中院技术处也与鉴定机构、申请执行人协调，但时至2007年12月10日，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从“拍卖行”收取拍卖佣金来看，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拍卖成交的，拍卖机构可以按照拍卖标的成交的比例向买受人收取佣金”,而我国《拍卖法》又规定“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比例„„”据此，实践中，“拍卖行”一般在向买受人收取佣金的同时，还要向申请执行人收取前期拍卖费用和不超过5%拍卖佣金。实际操作中，拍卖成交的标的物价值，必然低于市场价格，否则，用以执行的标的物不可能被竞买。因为，如果拍卖价高于市场价或平于市场价，买受人是不会参与竞价购买的。
4、适用法律界限不清。执行程序中，关于被执行财产的评估、拍卖，是适用《拍卖法》，还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法院强调适用司法解释，而拍卖机构则根据自己的利益强调适用《拍卖法》，还是司法解释。实践中，执行法院与“拍卖行”、与当事人之间，经常为拍卖的前期费用是否包含在拍卖佣金内，以及拍卖佣金的比例发生分歧。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案件，执行标的额都比较小，拍卖所得案件执行款，刨除评估、拍卖费用和法院的各项诉讼费用，所剩无几，由此造成案件的执行难上加难。
5、无法确定拍卖监督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拍卖机构的拍卖进行监督，而拍卖由中级法院统一委托，委托拍卖合同由中级法院与拍卖企业签订，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合同而产生。这样，如果案件承办的基层法院对拍卖活动进行监督，于法无据。而中级法院司法辅助部门的监督活动往往因有委托权而无案件执行的责任，造成流于形式。对上级法院技术处来讲，案件办完委托手续交给“拍卖行”后就万事大吉，其他的事就是执行法院的，至于案件执行标的物能否拍卖出去，案件结不结，与他们没有关系。
6、对拍卖过程中由法院监督拍卖公告的幅度、通知当事人、优先权人参加拍卖会、确定拍卖保留价等工作，承办案件的基层法院无法操作。如某省法院规定，拍卖标的物在县级地区的，拍卖公告应在所在地区地、市级媒体或报纸上刊登。实践中，“拍卖行”一般选择在党报、党刊上刊载，如《吉林日报》、《长白山报》等，由于这类报纸社会覆盖面小，如果法院不去监督和管理，势必会给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如被执行的财产是国有财产，或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但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财产需评估、拍卖的，如竞买人与“拍卖行”恶意串通，企图以低价购买的，往往都是在拍卖公告上做文章。因为，看到拍卖公告的人越少，参与竞买的人就越少。另外，对于通知当事人、优先权人参加拍卖会，以及确定每次拍卖会的保留价等程序性工作，从形式上看，委托法院是中级法院，但中级法院却要求由承办执行案件的基层法院办理，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法院，两个法院承办”的矛盾。
7、拍卖过程中的裁判权的行使将出现矛盾。拍卖机构接受中级法院委托，一但出现权利人申请确认拍卖无效的情况，应由哪个法院审查裁定确认其拍卖的效力，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实践中是由承办案件执行的基层法院负责。但由承办法院裁定，则会出现基层法院对中级法院委托的案件越权裁判的问题，以及一件案件的卷宗内出现两个法院承办的矛盾，有损法律的严肃性。而由中级法院裁定，“技术处”只是司法辅助部门，不具有裁判权。
如2005年9月，某县法院执行局在执行一起借款合同案件时，查封了一辆轿货车，并通过某中院技术处委托“拍卖行”拍卖，以7，000、00元成交。嗣后，申请执行人王某找到执行局，以法院未通知其参加拍卖会和未告知须报名参与竞买为由，要求确认此次拍卖活动无效。经审查，王某所述事实存在，理由成立，某县法院裁定此次拍卖无效。但竞买人不服，拒不承认拍卖无效，并到处上访。审判委员会在讨论该案时认为：基层法院无权对已由中院委托“拍卖行”拍卖的案件进行审查并裁定。因为，在拍卖程序中，既然案件已经委托市中院技术处办理，那么委托法院已丧失管辖权。市中院技术处基于与拍卖行的合同关系所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在整个拍卖程序中，一切事宜均有受托的中级法院技术处负责，如通知当事人参加拍卖会、告知权利人有优先购买权等，如果下级法院裁定上级法院应解决的相关事宜，法理不通。但在与中院技术处沟通此案情况时，中院技术处以此类事情是执行程序中的特例，应有基层法院解决为由，把“球”又踢了回来。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1、对执行权的运行规律认识模糊。对被执行人的财产依法进行评估和拍卖是法律赋予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强制执行权之一，是执行工作中的一个环节，不容分割。一是从我国《民事诉讼法》“执行措施”第二百一十一条至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内容来看，都是“被执行人未按履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由此可见： 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都将执行权确定在法院的执行机构，都明确将评估、拍卖等强制执行权确定为强制执行措施；都明确规定“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都明确规定了评估、拍卖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中的一种；评估、拍卖由承办案件的执行法院具体办理；评估、拍卖等执行措施由执行员负责进行。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执行工作实际操作的相应改革措施却往往与此相悖。二是在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的改革过程中，执行权的运行模式成为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理论界和司法界从执行权的国家分权属性着手，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并形成共识，即执行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性，执行工作在具有确定性、主动性、命令性、强制性的特点的同时，又具有司法权的性质，执行权在行使过程中应通过分权来达到制衡的目的。在执行工作中，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复合的、独立的、完整的执行权，它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执行权的国家分权属性。
根据执行权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复合权的属性，我们将执行权分为执行裁决权和执行措施实施权。在执行措施实施权内，又细化为执行财产“查封、扣押、冻结、扣留、提取、划拨”权和执行财产的“处分权、管理权”。为了有效地落实权力相互制约机制，增强执行工作的透明度，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内部据此设置案件综合监督处（科）或执行裁决庭、案件执行处(科)或执行实施庭，实行执行裁决权和实施权分离。综合监督处（科）或执行裁决庭应严守消极中立原则，坚持不告不理，只有在债务人、第三人或案外人等对执行提出异议需要进行裁决时，才能依法对以下事项行使执行裁决权：（1）债务人异议之诉；（2）案外人异议之诉；（3）执行中的重大事项；（4）债权人、债务人或第三人对执行过程中程序问题的异议。执行处（科）或执行实施庭相对于裁决庭的中立公正而定，它更多追求的是执行效率，应主动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尽快实现。执行处（科）或执行实施庭主要行使以下实施权：①对执行依据形式上的审查权；②调查权、搜查权；③实施强制措施的权力；④处理其他事务的权力。执行局还应设立综合处（科），主要负责被执行查封、扣押财产的管理，其主要负责对被执行财产的处分，实行执行实施权与财物处分权的分离。在执行处（科）执行实施庭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后，综合监督处（科）主持对查封、扣押财产的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将执行到的财产交付申请人，实现被执行财产处分权的公正性、透明性。至于执行工作的调研、法制宣传、司法统计等，也可称为其职能的一部分，从而全方位保障执行工作顺利开展。而将本应由执行局内部一个处（科）的职能割裂开来，拿到司法辅助部门行使，不仅与法相悖，法理不通，还显然违背执行权本身的运行规律，影响工作效率。
2、对如何监督制约执行权运行，缺乏科学性，存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问题。近年来，全国法院执行系统违法违纪人数呈上升趋势，从反映出来的案例来看，在评估、拍卖和执行款（物）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较多，据此，有人认为执行员的权力过大，监督不力，应予监督制约，应实行“执、鉴”分离。于是，执行程序中评估、拍卖权拿到司法辅助部门——“技术处”行使，案件执行款管理权拿到“财会室”管理。但这部分权力拿到司法辅助部门行使，就能保证不会出问题吗?如果这两个部门再出了问题，这部分权力又将如何行使？还能往那拿？应该说，在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监督体系，如纪检、监察监督，有人大和政协的法律、民主监督，有群众和舆论监督，还有很多机关聘请了“廉政建设监督员”等，但为什么这样严密的监督制度，仍然不能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司法腐败呢？其原因就在于权力的监督不等于权力的制衡，权力制衡的反腐败作用也是权力监督无法替代的。
从近现代法治史看，权力制衡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孟德斯鸠及其他思想家将权力制衡的基本理论归结为两个基本思想：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道德约束不了权力，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而全部近、现代法治史都证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
在民主与法治建设中，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法治原则替代权力监督，成为民主最主要的制度保障，从而使权力监督和权力制衡有了明显的区别。在民主中，权力约束最主要的形式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权力约束。从逻辑上说，权力监督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从功能上说，它最多只能起到事后监督的作用。同时，由于监督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监督。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这种监督无限累加的怪圈，是传统监督制度永远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腐败的根源。而权力制衡中的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权力。在权力制衡中，每一个权力行使者都具有权力的行使者和权力的制约者的双重身份。权力的行使者不仅受到其他权力的约束，而且也同时约束着其他权力。这种约束中行使权力，而行使中又约束权力的机制，跳出了传统监督中“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无限累加怪圈。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绝对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已深入人心，但同时，我们不能将权力监督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惟一权力约束形式，不能用权力监督替代权力制衡。道理很简单，在权力制衡中，“破坏和滥用准则是有限制的，因为法律的执行者最终发现自己也不能摆脱法律的判决”。但我们法院相关决策部门对执行队伍中出现的问题，缺乏根本性、规律性认识，不仅没有从有利于执行工作、提高执行效率出发，去考虑分权制衡的问题，反而不断给执行机构削足适履。我们成立执行局这个机构的目的，应该是基于对执行权性质的再认识。我们要掌握和利用执行权运行的规律，解决执行员权力过大、监督不力的问题，实现在执行局内部分解执行员的权力，以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使执行工作更廉洁、高效的开展起来。
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1999年4月，该院执行庭就以分组办案的方式分解执行权，将执行人员分为案件执行组和案件综合监督组，执行组专司财产调查权和执行措施实施权，案件综合监督组负责执行款（物）管理、案外人异议审查、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和案件结案审查等事宜，成立执行局后，由案件执行科和案件综合监督科分别行使执行组和综合监督组的职权，在执行局内部形成一个由案件执行处（科）、综合监督处（科）分别行使执行权、执行裁判权，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权力制衡体系。经过几年的实践，效果良好。没有一个执行法官因贪污、挪用执行款或因对外委托评估、拍卖不当遭到投诉。
3、对法院内设机构——“技术处”的职能，应依法设定。一是200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的规定》颁布以后，全国各级法院的内设机构“司法鉴定中心”逐渐予以撤销。200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技术辅助机构的通知》把“技术处”界定为审判辅助部门，这说明“技术处”没有审判权。既然“技术处”没有审判权，那么“技术处”的立案权和结案权以及撤销下级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并按错案处理的权力是从哪来的？我们认为，该《通知》将办理对外委托评估、拍卖等工作统一到“技术处”办理，其原意是为有利于管理，将此类工作统一到法院的一个部门办理，并不是将未设立“技术处”的基层法院的评估、拍卖工作一律跨级别的拿到中级法院技术处统一办理。只要基层法院将此项工作统一到某一部门管理，而不是分别由审判人员和执行人员各自办理就可以了。但某省高级法院关于对评估、拍卖等相关事宜要求由中院技术处统一办理；对基层法院自行对外委托评估、拍卖按错案处理的规定，与全国人大及最高法院的规定，是不相符的。二是“技术处”的工作人员是司法辅助人员，不具有审判员和执行员的执法资格，由其立案审查对外委托，指导、监督下级法院的对外委托工作，有违法执法之嫌，有损法律严肃性。
三、解决对策
基层法院作为执行工作的主阵地，担负着全国法院80%的案件执行任务，且个案的执行标的额都比较小，对评估、拍卖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引起各级党委和领导的高度重视。
1、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执行体制改革，正本清源，肃清执行权源之争。笔者认为，执行权构造的科学合理原则，就是指符合执行权本身的权能特性和规律。执行权是一种复合性质的国家公权，既包含司法权性质的执行裁判权，也包含行政性质的执行措施实施权。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权力，应该统一到法院内部的执行局来行使，这在奥地利、日本是早已明确无误的事。
2、在法院执行系统内部建立以分解执行权为核心的强制执行权行使体制，通过分权来约束执行员的权力，即将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实施措施权和执行异议裁判权分别交由执行处（科）和综合监督处（科）行使。将执行处（科）的执行措施实施权中的财产处分权和管理权拿到综合、监督处（科）行使，实行执行措施权与执行财产处分权、执行财产管理权相分离，以达到分权制衡的目的。
3、加强对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学习，领会其法律精髓，建立健全法院内部政策制定的民主与决策机制。一个政策的出台应当建立在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基础之上；应当注意倾听基层的呼声，以符合各级法院各项工作的实际，符合司法工作的规律；要注意政策的合法性,连续性和可操作性,不要与实际工作脱节。
4、尽快明确拍卖机构收费的标准、范围和依据。对司法机关委托的拍卖的案件，一是明确适用法律。一般认为《拍卖法》适用于商业拍卖，不适用司法拍卖；而最高法院《关于民事执行拍卖、变卖的财产规定》又没有排除《拍卖法》，从而造成执法上的混乱。二是明确收费范围。因最高法院《关于民事执行拍卖、变卖的财产规定》未规定拍卖机构收取拍卖的前期费用，但司法实践中，拍卖机构又普遍收取。在这种情况下，案件执行中，申请执行人所负担拍卖的前期费用是否应由被执行人负担，是法律应予明确的问题。三是明确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收费的下限。目前，《拍卖法》和司法解释对收取拍卖佣金的下限没有规定，由此，实践中在拍卖价值较小的标的物时，拍卖机构按最高上限5%的比例收取拍卖佣金，会出现拍卖行所收取的佣金不足以支付组织拍卖所支出 的前期费用，如公告费、拍卖人员的差旅费、工资等，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执行案件，有的个案标的几千元、几百元的，如需拍卖，拍卖的前期费用和应该收取的拍卖佣金的矛盾十分突出。
5、将基层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归位，使其由执行局综合监督科（处）统一管理、统一对外委托。这样既可避免上级法院司法辅助部门委托基层法院案件，法理不通的弊端，又可解决承办法官各自委托的随意性，还能达到方便快捷处理案件的目的。
6、上级法院在确定委托鉴定机构名册时，应充分考虑基层法院的案件需求，尽量将县区内具备资质的评估、鉴定机构收入名册，以减少市级甚至省级评估鉴定机构办理基层法院案件造成的差旅费支出大，以减轻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并有利于案件的尽快处理。
7、对按评估价的比例收取评估费问题，可改为视标的物处理结果收取，即：评估标的物不需拍卖的，按评估价计算评估费;评估标的物经拍卖成交的,按成交价计付评估费；经降价拍卖仍然未能成交以物抵债的，按抵债的价格计付评估费。
作者单位：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来源：中国法院网
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
<<南京零距离>>法律顾问 <<现代快报>>律师团
电话:025-86872288-824 ***
网站:http://
http://b682673.xici.net
办公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412号江苏冶金大厦10楼
篇8：执行拍卖申请书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执行程序的开始有两种形式, 即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债权人是否申请执行, 由当事人自行处分, 故执行程序的启动以申请执行为原则, 以法院依职权开始执行的移送执行为例外。
一、我国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立法现状
关于申请执行期限制度, 我国的原《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 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 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前款规定的期间, 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 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而2007年修改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 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 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 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 从法律文书生效起计算。”
从这次法律条文的修改, 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区别:一是统一适用期限标准, 不再区别主体。为了能够让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当事人在有效时间行驶主张权利, 立案运用了针对不同的自然人法人, 即民事主体, 采用不同期间的标准, 对民事主体进行督促。因为这一规定对不同的法人和当事人以及其他组织的当事人采用不相同的申请执行期间标准, 不仅不符合市场主体平等的市场经济原则, 又不符合我国民事主体平等的原则, 所以当规定推出的时候, 就受到了很多专家及学者的强烈反对。第二, 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改变比较适用我国民法通则, 因为将原来不变期间的申请执行期限改为可变期间, 在诉讼时效期间, 申请执行期可以从中停止, 或者间歇执行, 这就让申请执行期间有效延长, 因为以往申请执行期限不长, 债权人很容易就会错过申请执行期限而失权, “赢了官司赔了钱”, 不利于保护执行债权。这是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的严重欠缺, 使不少债权人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
二、我国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司法实践
尽管2007年新颁布《民事诉讼法》已对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做出了修改, 但是因为1998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第十八条中规定:“ (3) ……人民法院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 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 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并且该规定现在仍然有效, 导致我国众多法院据此依然由立案部门依职权主动适用审查两年的申请期限。这对于当事人的权利保护是非常不利的。但是, 也有一些法院是适用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来对待申请执行期限, 即法院不主动审查及释明, 而是由当事人提出时效抗辩后再进行审查。
据此, 就产生了司法实践的不统一性, 各地做法不一。对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而言, 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不一致性将是巨大的困难。因此, 我们就有必要从实践出发, 来探讨申请执行期限问题的性质及立法本意, 从而统一认识, 统一司法实践操作, 为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奉献绵薄之力。
三、境外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立法现状
执行债权和诉讼中的权利在大陆法系中都被认为是民法上的请求权, 其权利主张被一体看待, 用于消灭时效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对于执行债权的确认时间要比诉讼中意见不一致的债权的消灭时效期间要长很多, 因为前者已经被有权进行确认, 不存在争议。如果在一定期间内, 债权人不去行使权力, 那债权人的权利就自行消灭。对债权的保护在大陆法系国家 (地区) 一般给予比较长的时效期间, 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当中, 就规定了三十年的普通消灭时效期间, 在《日本民法典》中也规定了10年和20年两种。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为15年。当消灭时效不足五年时, 在实体法规中就会将其延长至五年。消灭时效长, 就避免了执行债权人因为时效届满丧失强制执行的权利。
四、申请执行期限的性质探讨
在民法上, 诉讼时效和期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 是指对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将失去自身胜诉权的法律制度。诉讼期限是从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和中止的时间, 包括期日和期间。从法律意义上讲, 当诉讼时效到期后, 胜诉权就归于消灭。制定这一制度就是通过督促权利人行使自己的法律权力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而期限与时效的意义不同, 它规定的内容与种类很多, 用于确知和确定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消灭和持续的时间, 其包含的内容有确定民事主体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的, 有的是确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方面的, 从外延上来说, 法律期限包含法律时效的范围。那么, 申请执行期限的性质具体该如何界定呢?
(一) 理论的探讨
关于我国申请执行期限的性质界定, 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践上, 都具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经过调查研究后笔者发现, 我国申请执行期限的性质与执行期限届满后的法律效力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 在学术界对于后者存在四种不同的学说:
第一种, 实体权利消灭说。
以日本为典型代表的实体权利消灭说是指权利人在期间届满其实权权力就会归于消灭。
第二种, 诉权消灭说。
该种学说认为, 申请执行期间届满, 实体权利依然存在, 只是其诉权归于消灭。这种学说的典型代表为法国。
第三种学说, 胜诉权消灭说。
该种学说认为, 申请执行期间届满, 诉权和实体权利都不会消灭, 仅仅只是权利人受法院保护的权利归于消灭, 其诉讼请求将不会得到支持。即消灭胜诉权而不是起诉权, 权利人的权利变成自然权利。我国的《民法通则》采用此种学说。
第四种, 抗辩权发生说。
这种学说的典型代表是德国, 它们认为, 义务人在申请执行期间届满时, 就会拥有抗辩权, 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依然存在, 这种说法受到大多数学者赞同。
抗辩权发生说更加具有合理性。理由如下:第一, 该学说更为符合国际法学潮流, 更容易融入世界大法学, 有利于与国际接轨。第二, 该学说更加符合申请执行期间制度的立案宗旨。它设立的目的就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实现债权, 避免被执行人长期处于被执行的不利局面, 以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性。第三, 该学说符合私法自治精神。申请执行期限届满以后, 必须由抗辩权人针对权利人的请求提出, 如果抗辩权人不主动进行抗辩, 抗辩权人以外的人包括法院不得主动进行适用, 应当视为抗辩权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
因此, 申请执行期间的概念就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 权利人没有行驶法律赋予的权利, 义务就相应行驶拒绝履行抗辩权, 根据这种行动, 人民法庭就不能行驶强制执行的权利让在文字规定的权利得以实现的法律制度。
(二) 实践探讨
我们国家修订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是指法院在立案时行使职权在不变期限时主动审查。申请执行期间在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其性质是否发生改变, 即是否由除斥期间变为时效期间?目前, 在我国司法中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产生于实践过程中:一是将申请执行期限与原来的申请执行期限一样, 都由法院在立案时进行主动审查, 成为申请执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如果超出期限, 将不会被授理。二是申请执行期限不再由法庭立案部门审查, 而是由法庭执行部门来审查, 如果超出期限, 执行部门也不会受理, 而会驳回申请。三是立案部门和执行部门都不再进行审查, 如果被执行人对执行期限存在不同的意见, 再由执行部门启动审查, 如果异议成立, 执行部门就会驳回申请, 如果异议不成立, 就会驳回时异议。如果被执行人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整个案件将会依法继续进行。
通过笔者参与法院执行立案工作的实践看, 同意第三种观点。即将申请执行期限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 可称之为“执行时效”。所谓“执行时效”, 是指对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认的执行债权进行保护。在明确了以上观点之后, 再反观本文开篇之案例, 笔者得出以下结论:法院立案部门应当受理申请人的执行申请, 并且及时移送执行部门。在执行中, 只要被申请人不提出执行期限届满异议, 即使不写“承诺书” (也就是说承诺书已无关紧要) , 立案程序、执行程序都会正常进行。
更进一步探讨, 笔者认为, 新申请执行期间在性质上已经完全不同于旧的申请执行期限, 其性质上更接近于“诉讼时效”, 亦可称之为“执行时效”。即新申请执行期间是一个时效期间, 属于“诉讼时效之一种”。既然认定新申请执行期限是一个时效期间, 性质上等同于诉讼时效, 那么其法律适用也应等同于诉讼时效。目前, 诉讼时效制度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形成了统一看法:抗辩权发生主义需要诉讼时效制度来协调。被告是否提出抗辩决定了法院是否审查时效问题。这种诉讼时效制度能够实现民事诉讼中私法自治原则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落实。
我国《民事诉讼法》过去在规定申请执行期限时没有将消灭时效运用行强制执行程序, 只是在诉讼时效之外作了规定。该期限不仅远短于《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而且不能像诉讼时效那样可以中止、中断, 容易导致债权人错过申请执行期限而失权, “赢了官司赔了钱”, 不利于保护执行债权。这次修改《民事诉讼法》, 立法者明确规定了申请执行时效制度, 执行时效不再有法定不变期间, 而是诉讼时效之一种, 从而在立法中真正贯彻了保护民事权利的精神。
根据上面的论述, 根据我国司法实践情况, 我认为应该把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与“执行时效”意义等同, 它能够很好地协调诉讼时效抗辩权发生主义的相关规定, 与<民法通则>比较适用。坚持与时俱进, 不再机械的适用1998年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中的规定。将申请执行期间的适用选择权交给当事人, 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在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
五、对我国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立法展望和完善建议
我国2007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对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做出了修改, 这对于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 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充分保护权利当事人救济权的实现,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次修改使得申请执行期限与民法的诉讼时效制度前后呼应, 完善了我国的民事理论体系, 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此次修改对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比较笼统, 没有对其中止中断的具体情形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做出规定, 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对其内涵、性质及立法例的选择等存在诸多争议。因此, 立法者有必要根据相关法学理论对申请执行期间的上述问题再思考, 做出更为详尽完善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1.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第215条, 将申请执行期限明确定性为“执行时效”, 适用《民法通则》中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
2.适当延长两年的申请执行期限, 可以延长为五年或者十年, 给当事人更为周密的权利保障, 使其充分行使意思自治。
3.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 (也可包括其他有权解释) 来进一步明确对申请执行期限有关中止中断的具体情形及相关的配套制度, 使其更具有司法操作性。
4.亦可将申请执行期限定性为除斥期间, 但是要将该期间设定的足够长, 如参照《法国民法典》的三十年, 或者《德国民法典》的二十年。以使执行债权人不会担心因时效届满而丧失请求强制执行的权利。此种意见的第一大优点在于它的确定性, 简单明了, 容易计算, 法院很容易查清其起算点和届满时间, 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受理和执行;第二大优点是我国社会非常熟悉这一制度, 从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适用的方便性考虑, 如果通过小修小补可以解决问题, 就没有必要非得完全推翻原来的制度, 引入一个相对复杂和陌生的制度。
摘要：当事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期限制度是民事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启动法院执行权的必要条件。不仅关乎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也涉及法院执行权的行使。因此, 对这一制度的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并对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执行期限,依职权,胜诉权,建议
参考文献
[1]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6:118.
[2]邵明.民事诉讼法法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327-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