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精选5篇）

篇1：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章 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周敦颐

一、周敦颐生平与著作

周敦颐，字茂叔，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道州营道人（今湖南道县）。少而孤，养于其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家。景祐三年（1036年），二十岁，以其舅父郑向“序例应荫子，乃奏补，康定元年（1040年）母丧除服，为洪州分宁县主簿，后长期任州县小吏，善断狱，作风精细严谨。《宋史·道学传》：

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道经庐山，爱其山水之胜。“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溢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宋史·道学传》）于溪上建濂溪书堂。故学者习称他为濂溪先生，其学称之为濂溪之学或濂学。

《宋史·道学传》称周敦颐： 博学行力，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

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

二、濂溪先生之人格风貌与思想地位

（1）寻孔颜乐处

《宋史·道学传》曰：

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通书·颜子第二十三》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

夫富贵，人之所爱者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 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亡其小焉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者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言子亚圣。

（2）窗前草不除——生生之德与自然情怀

《宋元学案·卷十二》：

周茂书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佛法金汤编》：

佛印住鸾溪，敦颐谒见，相与讲道。问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谓无心是道？”师曰：“疑则别参。”公曰：“参则不无，毕竟以何为道？”师曰：“满目青山一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见窗前草生，乃曰：“与自家意思一般。”

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3）思想地位

《宋史·道学传》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

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朱熹《像赞》曰：

道丧千载，圣远言湮，不有生觉，孰开后人。书不尽言，图不尽意，风月无边，庭草交翠。

二、《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论

（1）《太极图》之渊源

朱震曾说：“濮上陈抟以《先天图》授种放，放传穆修，„„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穿程颢、程颐。”（《宋史·儒林传·朱震》）

一般认为，《太极图》源于道教系统的《无极图》或《太极先天图》。

（2）《太极图说》的内容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自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

（3）周敦颐的宇宙发展图示：无极而太极——阴阳——五行——人与万物

“无极”是其宇宙论的出发点，它自身寂然不动，独一无二，但它派生“太极”，“太极”生阴阳，由阴阳而生五行，由五行而生人与万物。

（4）太极动静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首先，太极之运动是阴阳产生的根源。

其次，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互为其根，动静之间对立统一，循环往复。再次，动而不失其静，用而不离乎体也。

（5）主静立人极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所谓“人极“，即道德的极致，即中正仁义。主静：无欲故静。

无欲主静，乃濂溪之学的功夫论。

三、《通书》论诚体

朱熹：“盖先生之学，其妙悬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乃其纲领也。《通书》共二十九章。

《诚上·第一章》：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这是以《中庸》之“诚”合释《易传》之《乾彖》。

《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之道以诚为体，人之道以诚为本，为工夫。

周敦颐认为，乾道变化及宇宙的变化流行不过是一诚体之流行。

（1）“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

万物的创生，乃诚体之发用，为其开始。

（2）“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

万物成始成终的过程，为诚体之实现。

（3）“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

由“元亨”说诚之通达万物，由“利贞”说诚之成就万物，诚体贯彻始终，无间朗现。

周敦颐以“诚”为本的理论，将“诚”作为“天道”本体，将儒家伦理天道化、本体化，开宋明理学的先河。

篇2：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摘要]: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正统思想。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道教、佛教的传播，冲击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在回应佛、道挑战时，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代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另一个繁荣的时代，北宋时期，以周敦颐为代表的五子创立了理学。理学，或称道学，亦称义理之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理学分两大流派：一称程朱理学，以 “二程”、朱熹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一称陆王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强调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理学各派宗旨各异，对“本体论”、“自然哲学”、“心性伦理”和“政教方案”等方面的研究也各有侧重。本文主要通过对宋代理学代表人物的理学思想的分析，述论其理学思想中的哲学思想。[关键词]： 北宋五子

哲学

理学

宇宙本体论

精神修养

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使更多的士大夫能够在文化思想领域从事工作，雕版印刷业的发达，各地大批出版书籍，使学术思想交流成为比较容易的事情。这些都为宋代理学、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真正奠定了宋代理学中哲学的坚实基础，被称为“北宋五子”，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

一、北宋理学概述

理学是以儒学理想为基础，兼容批判佛、道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的思想揭开了理学的序幕。而北宋中期的周教颐、邵雍、张载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理学的基本范畴，从而为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主张把儒家经典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据；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作论证；石介倡言“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他们的思想揭开了理学的序幕。

到北宋时期，以周敦颐为代表的五子创 立了理学。北宋五子是指：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是理学开创者。

北宋五子的基本理论是：（1）周敦颐建构了万事万物的衍生规律，把人与天地万物的本原和而为一，为“理”生万物的理论提供依据；（2）邵雍重新排列《周易》 的六十四挂卦，试图揭示宇宙规律，进而解释人类命运；（3）张载是理学中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他 严格区分天、道、性、心等概念，表达了理学的基本宗旨和精神；（4）程颢、程颐确定理学的最高范畴为“天理”，天理的核心是“仁”，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仁”。

二、宇宙发生论

（一）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

周敦颐是第一个讲宇宙发生论的哲学家。号濂溪先生(1017一1073年)，道州人。作《太极图说》。他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将生成论与本体论相结合，认为太极作为天地万物之始基，在阳变阴合之中化生万物，有作为天地万物之本体，构成了天地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易传”的《系辞传•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图说》就是这个观念的发展。它虽然很短，却为后来的宇宙发生论奠定了基础，这成为后来朱熹的宇宙发生论的基本提纲。周敦颐还是宋代理学的发展方向并制订抽象思维和伦理学雏形的理学奠基人

（二）邵雍的宇宙发生论

另一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是邵雍，号康节先生(1011一1077年)，今河南省人。他的宇宙发生论，也是由《易经》发展而来，也是利用图解说明他的理论。邵雍是宋代最奇特、最有创造性、自成一个宏大体系的思想家。其著作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渔樵问对》。

在《易纬》中，有所谓“卦气”说，认为六十四卦的每一卦、在一年中各有一段时间“用事”。按照卦气说，十二月的每一月，各在几个卦的管辖之下，其中有一卦是“主卦”，又名“天子卦”。这十二卦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循环。阴达到极盛，下一卦的第一天便出现阳。阳逐步上升，一月一月地、一卦一卦地越来越盛。一直达到极盛。于是下一卦的第一爻又出现阴，逐步上升而达到极盛。接着又轮到阳生，一年内的循环，各卦的循环，又重新开始。这样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进程。

邵雍关于宇宙的理论，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十二主卦的理论。为了说明这个过程，邵雍画出如下的图： 太柔 太刚 少柔 少刚 少阴 少阳 太阴 太阳 柔 刚 阴 阳 静 动

图的第一层或最下层，表示两仪。在邵雍的系统中，两仪不是阴阳，而是动静。第二层，与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四象。在邵雍的系统中，阳不是以一条连线“─”表示，而是以两条一连结“=”表示。四象中的阴不是“──”、而是“==”。全部八卦的顺序为：乾三，兑三，离三，震三．巽三，坎

三、艮三，坤三。八卦各代表一定的原则或势力。

这些原则，实体化为天、地及宇宙万物。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 这就是邵雍的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第一层下面的空白就象征着太极。邵雍写道：“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

（三）、张载的宇宙发生论

张载，号横渠先生(1020一1077年)，今陕西省人。在他的宇宙发生论里，特别强调“气”的观念，它在后来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和形上学的理论中，越来越重要。在新儒家的哲学中，“气”宇的意义有时候很抽象，有时候很具体，随着具体的哲学家们的不同系统而不同。张载说的“气”，是它的具体的意义，是指物理的物质，一切存在的个体的物，都是用它造成的。张载，同前人一样，以“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句话为其宇宙发生论的基础。但太极不是别的，就是气。

他的主要著作《正蒙》中写道：“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太和是气的全体之名，又被形容为“游气”。浮、升、动之性都是阳性；沈、降、静之性都是阴性。气受到阳性的影响，就浮、升；受到阴性的影响，就沈、降。这就使得气永远在聚散。气聚，就形成具体的万物；气散，就造成万物的消亡。

在《正蒙.西铭》中，张载以为，由于宇宙万物都是一气，所以人与其他的物都是同一个伟大身躯的一部分。我们应当事乾(天)如父，事坤(地)如母。把一切人 当作自己的兄弟。我们应当推广孝道，通过事奉宇宙的父母(即乾坤父母)而实行孝道。事奉宇宙的父母也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每一个道德行为，只要对它有觉解，就是一个事奉宇宙的父母的行为。

《西铭》，将儒家对人生的态度，与佛家、道家、道教对人生的态度，清楚地区别开来。他既不求在此过程以外，如佛家那样追求破除因果，结束生命；又不求长生不老，如道教那样追求修炼身体，尽可能地长留人世。所以他只求过正常的生活。他活着，就做作为社会一员和作为宇宙一员的义务需要他做的事；一旦死去，他就安息了。他做每个人应该做的事，但是由于他的觉解，他做的事获得了新的意义。

二、“二程”的哲学思想

程颢，字伯淳，（1032～1085）号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1033～11070号伊川先生。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为周敦颐的两个学生。主要著作有《遗书》，《易传》、《经说》、《粹言》等。北宋公元11世纪下半叶，新儒家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创始人即为程颢、程颖，他们号称“二程”。弟弟程颐开创的学派，由朱熹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颖(开创的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继续，王守仁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这两个学派争论的主题乃是哲学的根本问题，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创制的。

（一）、唯心主义天理观

1、二程“理”的观念

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正是从这个概念，程颢推导出“理”的观念。

“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程朱的系统中，“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形而上”的世界中没有具体事物，“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

2、理——气——物的哲学体系 二程认为，万物都由气生成，气是构成万事万物的质料。但理才是世界万事万物最后的根据。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理决定气，气从属于理。宇宙的模式是按理——气——物的形式建立的，在这一模式中，理是宇宙的本体，它通过气的运动变化来生成万事万物。万物产生于气，而以理为最终极的原因和根据，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自然观。

3、格物穷理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在二程以理为万物之本的哲学思辨结构中。“理”这个绝对精神本体就是马克思所指斥的“无人身的理性”，理跟自己的“对置”，即这一哲学体系中理与万物的关系。由于万物一理，故对于本体自己跟自己对置的客体的认识，也即可以返回到它的本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本体的“自己跟自己结合”，也即是二程格物穷理认识的实质，包含以下方面：

格物致知。要具体去认识万事万物，才能获得事物之理；

穷理。二程格物致知的目的便是穷理。所谓穷理，简单地说即穷究事物的道理。在二程那里，其意义却不止如此。他们说的穷理有两层意义：探究事物的规律和本体。；穷理的第二方面内容即穷究天地人物共同的本性；

知行观：知本行末。“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终之，须以知为本。“；知先行后。“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明”。

三、心性及伦理

佛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佛。怎样成佛，是那个时代的人最关心的问题。新儒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儒家的圣人。佛家的佛与儒家的圣人，区别在于，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

（一）周敦颐之“无欲”、“静虚”、“动直”

“主静”就是“无欲”的状态。照新儒家的说法，心无欲，则如明镜，总是能够立即客观地反映面前的任何对象。镜的明，好比心的“明”；镜的立即反映，好比心的“通”。心无欲，则对于外来刺戟的自然反应，落实在行动上都是直的。由于直，所以“公”；由于公，所以一视同仁，也就是“溥”。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也就是像禅僧的方法一样：自然而生，自然而行。《通书》中说：“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 矣乎！“

人在本性上根本是善的。因此，他固有的状态，是心中没有私欲的状态，或如周敦颐说的”静虚“状态。应用到行动上。它会引起立即要救孺子的冲动，这类直觉的行动就是周敦颐所说的”动直“。

（二）程颢的”仁“的观念

程颢极其称赞张载的《西铭》，因为《西铭》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这也正是程颢哲学的主要观念。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这样的工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所谓“以诚敬存之”，就是“必有事焉”。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定“未尝致纤毫之力”。

（三）程颐之“用敬”、“致知”

程颐讲的精神修养方法，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从此以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于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修养的过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终目的是无须努力，还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达到无须努力的状态。即涵养须用敬。

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他的心象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只要对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虽然有情，而无累。正如《庄子》中所言：“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五、总结

北宋理学五子的理学体系,都受到佛、道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受《周易》的影响。周敦颐的代表作《通书》,本称作《易通》,其内容也是对《周易》的集中论 说。最能反映张载的理学体系的代表作《正蒙》,深受《周易》浸染。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是在《周易》基础上别出己见,自立己说。程颐对《周易》也有精深研究与论议,著有《周易程氏传》、《易说》等,在创建理学体系的自觉性方面,周敦颐首开端门,但成就不太大,张载是在及门弟子的推动和帮助下总结出他的理学体系。二程(特别是程颐)学识广博,见解精辟,颇具新意,其理学体系是南宋前期著名学者张栻总结梳理出来的。

在宋代理学中的哲学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系。一系是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另一系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主张“性即理”，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主张“心即理”，认为“心无外物，心外无理”，认为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

[参考文献：]

篇3：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普通人的活力与美德的科学,倡导发挥人性的优点、注重对潜能的开发和对心理素质的培养、关注人类的积极品质、帮助人们获得幸福、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这就要求教育不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个体压力源或潜在的消极结果分析上,更要关注学生固有的积极潜力和能力的开发。本文结合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普查的现实状况,来探索积极心理学理念下高职学生心理档案建立与使用的有效途径。

一、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心理档案在建立和管理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

1.心理档案建立过程中收集资料的方式单一,导致心理档案缺乏系统性。心理档案应该由心理状况、个性特征、智力、生活事件等几部分构成,但是据笔者了解,大部分高职院校是通过心理普查测试建立心理档案,很少用到访谈法、观察法等,收集资料的方式单一,造成心理建档过程中一般只注意到学生的心理卫生状况和个性特征,对其他方面考虑的比较少。而且测试结果与被试的主观心态密切相关, 如果学生在测试过程中刻意“装好”或“装坏”,会造成数据失真,导致“假阴性”“、假阳性”“、错报”“、漏报”等现象。且目前在大多数高职院校在心理普查时采用SCL-90,该量表病理性倾向较重,常模时效性差,忽视了学生的常态心理,仅以此数据来作为建立学生心理档案的基础资料,缺乏客观性和系统性。

2.心理档案的反馈和评价机制采用“问题取向”,偏离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开展心理普查和学生心理档案建设工作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服务,是服务于全体学生而不是少数学生,是服务于学生的自我意识、潜能开发、心理发展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发现极少数的心理不健康或者有自杀倾向的学生,这是由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但是大部分高职院校只关注心理偏差群体,组织人力对此类学生开展心理辅导工作,或转介到专业心理治疗机构,对于大部分心理状况属正常范围的学生“弃之不管”,达不到增强学生自我认识的目的,偏离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

3.心理档案的管理和更新机制不完善,导致心理档案缺乏发展性和动态性。心理档案涉及学生的隐私,如果管理和使用不当,会对学生造成心理伤害。一方面,很多高职院校心理档案的基础资料来源于大一新生的心理普查,因为所有的心理测试都是只能反映学生某一阶段的心理状况,如常用的SCL-90评定的是被试“一周内”的心理行为表现,而高职学生的心理发展是随时间而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心理普查结果存在一个时效性问题,单纯拿心理普查数据作为心理档案数据的做法导致心理档案呈现低专业化的态势。 另一方面,心理档案重建设、轻使用,部分高职院校的心理档案只考虑“有”,而没有考虑“用”。据笔者了解,很多高职院校心理中心的老师被“心理档案的保密性”所绑架,造成心理档案实际上被束之高阁,缺乏科学的反馈机制,不能为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信息,丧失了心理档案的利用价值。

二、积极心理学理念下高职学生心理档案建立与使用的思路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发现和培养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 在遵循学生心理档案工作的客观性、系统性、动态性和保密性的情况下,如何科学建档、正确使用心理普查数据、规范管理心理档案和充分发挥心理档案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

1.整合各种研究方法,完善信息收集机制。新生心理普查数据作为心理档案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尽量确保测试数据接近真实, 这就需要选取更科学和更具适用性的量表,获取学生的积极配合, 提升主试的专业水平,规范测试过程,减少额外相关变量对测试数据的影响。除此,须整合各种研究方法,运用心理测试、问卷调查、观察、访谈等方法进行全方位综合测试,既包括学生的基本情况、家庭成长环境、近年来学校学习情况、作业分析、重大生活事件、心理测试数据以及参加社团活动的记录,由于高职教育的特殊性,还应包含近年来学生实习情况,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建立高职学生心理档案,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一套心理健康教育措施。

2.用“发现”的眼光,建立积极的评价机制。积极心理学倡导心理健康教育将视角转向学生内在主观意义的建构上,因此,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应以“关系”为中心,在积极的“关系”中建构积极的意义,而非以“问题”为中心,对于某些在特殊环境下成长的学生,应该做到“去标签化”。在分析学生的背景资料时,既不能根据一次测试,也不能单看某一量表或某一指标就轻易下结论,应当由专业人员综合考察,反复甄别,方可作出评定。既应看重某些消极的心理症状,更应包括学生固有的积极心理品质,以积极评价为主,以提升学生心理资本为目标,制定心理健康教育方案,引导学生正向思考,让学生相信自己才是自身问题的专家,努力增加自身的“白”,“白”越来越多“,黑”自然越来越少,真正做到“助人自助”。

3.坚持管理制度建设和管理人员业务素质提升“两手抓”。心理档案是记录学生阶段性的心理状况,但高职学生的心理状况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心理档案要定期更新才有存在的意义。各高职院校须对学生定期进行心理评估,这是一项复杂而耗时的工作。因此,应坚持“两手抓”,一方面,心理中心要建立完备的心理档案管理机制,对资料收集、整理、借阅、使用、保管等有明确规定,实行学生资料分级公开制度,部分资料可以共享,但对于隐私性较强的部分必须限定在专业人员范围内,保证心理档案兼具保密性和资源共享性;另一方面,据笔者了解,很多高职院校心理档案建立和管理过程中,必须依托辅导员的作用,但是很多辅导员既缺乏心理学知识也缺乏档案管理技能,所以,应定期开展专业培训,参加先进经验交流会等,确保心理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发展。

4.提高心理档案的利用效率,发挥其教育参考、鉴别诊断等功能。将学生与心理健康相关的资料建成心理健康档案,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好资料储备,尽量提高其利用效率,对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1)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及其教学目标提供直接指导。教师根据心理档案的反馈资料,了解学生心理需求的共性和个性,合理设置本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比如可以把心理健康课程分为显性课堂和隐性课堂,确定差异化教学目标,有效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完善其个性,提升其心理资本;选择合理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指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效性。(2)为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提供有效参考。学生可以更客观地了解自己的个性特征、思维方式、职业喜好等特点,更明确自己的职业定向和职业领域,这对学生的自我发展有帮助,也为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提供有效参考。(3) 为学校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安全校园建设提供第一手资料。建立心理档案的目的之一是便于学校及时发现有心理困惑的学生,从而主动提供心理辅导,使问题能够早发现、早解决,避免问题的扩大化,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恶性危机事件的发生。(4)为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心理档案的建立为学生工作者了解每一位学生心理成长的轨迹与心理状况提供基础资料,有利于辅导员了解学生的心理优势和困惑,学生管理工作更有针对性。

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领域,高职学生心理档案的建立、管理、使用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只有在积极心理学的指导下,才能确保心理档案的客观性、系统性和保密性,才能确保心理档案的教育参考功能、筛选鉴别、科研辅助等使用价值的提升,充分发挥心理档案在推进学生自我发展和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服务功能。

摘要：在阐述传统心理档案存在不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分别从心理档案的建立、反馈、管理和使用方面有效探索了积极心理学指导下高职学生心理档案建立与使用的有效途径。

篇4：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关键词：北宋美术教育；翰林图画院；国子监画学；理学思想

1 宋代文化及儒家理学思想的繁荣

经历五代的战乱之后，北宋再次统一国土。虽然北宋统一的范围有限，不能与汉唐的规模相比，但是相对统一的国家和安定的政治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北宋在建国初期就总结了唐代的教训，采取右文政策，崇儒重教。从开国之君赵匡胤到太宗、真宗、仁宗，他们在读书修养方面均身体力行，是崇儒的典范。《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七就记载赵匡胤“独喜观书，虽在军中，闻人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十四中记载，仁宗朝诏史官修《太平总类》，曾经要求史臣日进三卷，他要亲览。宋琪等唯恐皇上过于辛苦，而仁宗却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此外，宋代从赵匡胤开始规定不杀士大夫。这些因素均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秀、宽松的环境。宋代的文化发展也达到了我国文化史上的高峰。

宋代的一些士大夫认为，唐代三百年江山积弱之弊，主要在于偏离了传统儒学的发展道路，没能够很好地利用儒家纲常来加强自己的封建统治。于是，宋初士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找安邦治国之策。因此儒学的复兴，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色。宋代儒学的核心便是理学的兴起。“理”最早见于《诗经》，作为哲学的范畴起源于战国中期。真正把“理”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产生万物的本原，代替以往古代哲学至高无上的“天”，则始于理学家。“理学”这种哲学观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万物一理，理一分殊，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人认识社会与自然有一定的意义。

2 儒家理学思想在北宋的发展

从学术渊源和师承关系上说，周敦颐当为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为该学派的创始人，南宋的朱熹则集其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且较成熟的思想体系。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十分重要的阶段，它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满足了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程朱理学学派以儒学为宗，在吸收佛和道的基础上，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地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理论指导，深受统治者的青睐，最终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北宋时期，理学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是程颢与程颐二人，因此对北宋美术教育影响最大的应是“二程”的理学思想。

在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中，对于“理”的理解大致有两点。第一，“理”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和法则。《河南程氏遗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二程反复强调“万物皆有理”。例如，卷十一《师训》中，程颐曾说“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二程认为，这个“理”，既存在于自然界，又存在于人类社会，是世界所有事物的普遍规律和准则。第二，“天理”是世间万物的最高精神存在和实体。二程认为，“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这个“天理”就是世间万物之上的最高存在，是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所谓“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之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而不易之理”。万事万物由此而生，由此而灭，天理却是永恒的最高精神实体。

基于以上的世界观，在二程的哲学思想中，“格物致知”和“主敬”的认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二程看来，“物”是事物的表象，“理”才是其实质。“格物”实际上就是穷理，穷理便能致知，才能“近道”，如《河南程氏遗书》中所说“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主敬”便是“格物致知”的方法，只有通过正心诚意，“以诚敬存之”，只要按照“天理”所规定的道德准则去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内心才能格物而致知。这种修炼不同于道家关注自身的出世的修炼，而是一种入世的修炼，因为修炼的道德准则便是儒家所提倡的“义”“礼”“智”“信”，最后到达“仁”的境界。这些准则后来渐渐地演变成教条，成为取代旧有封建教条的新教条，以此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可以看出，在二程的思想体系中，仍然保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达到“致知”的境界，是为了更好地“治国平天下”。

3 儒家理学思想对北宋美术教育影响的具体表现

翰林图画院与国子监画学是中国美术史上为数不多的独立的官方美术教育场所。虽然翰林图画院的设立不是为了开展美术教育，但却间接地为美术教育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由于它们都是官方设置的机构，因此，受统治者青睐的理学思想在这些机构中必然盛行，机构中的美术教育也必将受其影响。例如，北宋著名画家郭熙在熙宁年间为翰林图画院艺学，后任翰林待诏直长，他就深受儒家理学思想的影响。《宣和画谱》卷十一就曾记载：“郭熙，河南温县人，为御画院艺学……虽熙以画自业，然能教其子思以儒学起家。”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郭熙是通儒学的，而他以儒学教其子，也反映出當时以理学思想为代表的新儒学对绘画的影响。

理学思想对北宋美术教育的具体影响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3.1 理学思想影响下美术教育对写实孜孜不倦的追求

宋代的艺术是中国美术史上公认的写实艺术的最高峰。一幅作品的写实程度成为当时品评其艺术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美术教育中，对写实同样有十分严格，甚至近似苛刻的要求。这种要求其实就是理学思想中追求“理”这一观念的体现。而写实又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

3.3.1 重理

理学思想中的“理”，指的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和法则。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中说到：“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可以看出，重视“理”，追求“理”，是二程提倡的理念。在这种理学思想的影响下，美术教育中的重“理”气氛十分浓厚。

《林泉高致》是我国画论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探讨山水画创作的专门论著，不仅是对以往山水画创作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更代表了北宋时期山水画的最高理论水准。曾任翰林图画院待诏直长的郭熙定会将自己的理论实践于翰林图画院的美术教学当中，因此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北宋山水画教育思想的写照。《林泉高致》“山水训”一篇中，郭熙曾提出：“柳子厚善论为文。余以谓不止于文，万事有诀，尽当如是，况于画乎？”这里的“诀”指的便是万事万物之间普遍存在的“理”。郭熙认为，做文章有道理可讲，不仅文章，世间万物都是有规律的，作画也不例外。在《林泉高致》中，我们随处可见讨论画理之处。例如，“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讨论的便是云气四时不同之理；“东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为东南私也，东南之地极下，水潦之所归，以漱濯开露之所出，故其地薄，其水浅，其山多奇峭壁而斗出霄汉之外，瀑布千丈飞落于云霞之表。”讨论的便是东南地势之理等。只有明“理”才能按照事物之“理”描绘出事物的真实面貌。郭熙反复强调山水之“理”，也正是希望学画之人能通过他的理论作品更深刻地认识山水之“理”，从而用写实性的笔触描绘山水。

在徽宗时期的画院中，对“理”的追求更是被推向了极致。

《画继》的作者邓椿的祖父曾经在徽宗的画院供职，在《画继》中，他记载了许多画院之事，尤为可信。邓椿在《画继·卷十·杂说·论近》中记载：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

3.3.2 重法

与其他时代相比，北宋时期的绘画非常注重绘画的方法与技巧。在宋代的画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对绘画方法与技巧非常具体细致的论述。例如，《林泉高致》中专门有《画诀》一篇，这一篇主要讨论的就是绘画山水画的一些方法，如“山水先理会大山，名为‘主峰”与“林石先理会一大松，名为‘宗老”，讨论的就是绘画的构图问题；“用浓墨、焦墨欲特然取其限界，非浓与焦则松棱石角不了然故尔，了然然后用青墨水重叠过之，即墨色分明，常如雾露中出也。”讨论的便是非常具体的用墨问题。韩拙的《山水纯全集》中《论用笔墨格法气韵之病》一篇有“若行笔或粗或细，或挥或勾，或重或轻者，不可一一分明以布远近，似气弱而无画也。其笔太粗，则寡其理趣；其笔太细，则绝乎气韵。一皴一点，一勾一斫，皆有意法存焉。”这非常详细地分析了如何用笔。（其中也可以看出韩拙以“理趣”作为绘画的审美标准）这些关于画法的论述不单是一种总结，作者在著书之时也希望它能为后人“指点迷津”，如韩拙在《山水纯全集》的序中就说到“愚习山水、人物已为岁久，所得山水之趣，粗以为法，不敢为卓绝之论；虽言无华藻，亦使后学之士顿为开悟。因述‘十论……”从“亦使后学之士顿为开悟”一句中可以看出，韩拙在著书时，带有明显的美术教育倾向（虽然表述得十分谦虚）。因此，著书论述这些画法必然有美术教育这一层目的。这些书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美术教育思想的反映。

如前所述，郭熙曾任翰林待诏直长，韩拙在哲宗绍圣年间，为都尉王晋卿所荐，授翰林书艺局袛候，累迁为直长。二人重法的思想必然会影响到翰林图画院的美术教育。同时，据邓椿《画继·卷十·杂说·论近》中所载，“图画院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多有不合而去者。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不合法度，或无师承”，看来“重形似”“讲法度”也确实是翰林图画院品评画作的重要标准。

重法是重理的延伸。重理要求画家客观而细致地描绘自然，也就造就了写实的画作品评标准。而重法，则是通向写实这个目的的重要途径，是实现重理这一思想的必经之路。只有按照一定的方法才能更准确地写实。对绘画方法的热情讨论，也正是重理这一思想影响北宋美术教育的完美体现。

3.2 理学思想影响下美术教育对文化的重视

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北宋时期的美术教育非常注意文化素质的培养。这点在宋徽宗的画学中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二十六有《画学》一条，记载了画学的选拔程序：

“画学……而旧法元无补试，乞愿入学者，逐季附太学补试院，以所习书画文义量行校试，乞令国子监详酌立法，至是始上一画学。令诸补试外舍于本贯出给保明公据照验，或召命官一员，委保诣实投纳家状试卷，称说士流杂流听收试（限前五日生接）。诸补试外舍士流各试经义二道（或《论语》、《孟子》义）；杂流各诵小经三道，各及三十字以上，或读律三板，附太学。孟月私试院引试，次日，本学量试画间略设色，诸补试外舍士流到经义卷，仍附太学私试，封弥誊录送本学考校，限五日毕其试。到士流画卷，封印长贰同定高下，诸补试外舍，取文理通者为舍，格俱通者以所习画定高下……”

从中可以看出，在画学考试中，习经占了很大的比例。例如，在入外舍的考试之中就是以“书画文义量行校试”，也就是说，既考书画，又考“文义”，而这个“文义”就包括了习经的内容。在升舍考试中，习经的分量则更重。宋代科举中习经有“本经”和“兼经”的区别，所谓“本经”指的是《易》《詩》《书》《周礼》《礼记》，所谓“兼经”指的是《论语》《孟子》。这里说“诸补试外舍士流各试经义二道（或《论语》《孟子》），杂流各诵小经三道”，意思是画学外舍的升舍考试，可以考本经，也可以考兼经。根据通常的考试规定，除经义进士以外，一般专习一经即可。这里的画学考试有可能是以一经考试合格即可，可以是本经，也可以是兼经，而杂流的考试主要是小经或者读律。看来，画学中的考试，不仅要考绘画专业，对文化课也是有要求的。文化课的考试始终以经学为中心思想，这也是理学思想对其影响的结果。

在翰林图画院的教学中，经学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图画院学习的众多绘画生员都必须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图画院还请专门从事经学的老师宿儒讲学，来帮助学生提高经学的水平。特别是画学，儒家经典的学习显得更加正式。《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之三有载：

“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

可以看出，画学中的文化教育还是很全面的，绘画生员不仅要学习大经、小经等儒家经典著作，还要学《说文》《尔雅》《方言》《释名》这些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可谓是对这些绘画生员文化素质全方位的培养。这和理学思想中，通过“主敬”来实现“格物致知”的想法不谋而合。通过不断加强个人修养，努力研读儒家经典，遵照儒家的思想道德标准来修炼自己，最终便可实现对“理”的追求。而读经和研读四部训诂学著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能通画意”，能更好地追求绘画之“理”。显然这是从“主敬”到“格物致知”这一“理学方法论”的一个具体体现。

4 结语

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次的繁荣，而理学思想是其文化的核心特征。在其影响下，宋代可谓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最成熟与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宋代的美术教育不仅培养了大量的绘画人才，也为后代的美术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朱良志.扁舟一叶——理学与中国画学研究[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M].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

[3]吴怀祺.中国文化通史·两宋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2.

[6]王瑞明.宋儒风采[M].岳麓书社，1997.

[7]邓椿.画继[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8]郭熙.林泉高致[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9]韩拙.山水纯全集[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10] 宋會要辑稿[M].

[11] 脱脱，等.宋史[M].

篇5：北宋时期军队兵器发展研究

关键词：北宋,军队,兵器

纵观中国兵器的发展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远古到五代,为冷兵器时期;二是宋至晚清,为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期;三是晚清至近代为火器时期。

中外研究古代兵器均把火药用于兵器作为兵器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就在唐朝的火药发明以后,宋代便开始把火药应用于战争,出现了以火药为主要材料的兵器,即火器,《武经总要》记载了火器的三种配方,即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火炮火药法,并记载了在当时的战争中,使用抛石机发射这些类似于炮弹的发明。因此北宋就成为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起始时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中国古代军队兵器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历史发展时期。处于冷、热兵器交接开始阶段的宋代,此时冷兵器已经发展成熟,并达到顶峰。火药武器第一次出现时,火器技术还很不成熟,但它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兵器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方向发展,冷兵器渐渐走向衰落。中国古代兵器也因此发生质的飞跃,走上了火器逐渐取代冷兵器的漫漫征途。

1 北宋社会的政治背景

宋朝建立之后,宋太祖赵匡胤逐渐消灭了各个割据政权,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当然,这是历史的进步。然而,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当时中国的统一王朝。

1.1 北宋社会的政治局面以及政策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北宋建都于开封,历时167年。北宋灭亡后,又于杭州建都为南宋,历时152年,南宋灭亡后,一部分南宋官员又拥立两位小皇帝,继续打着宋朝旗号坚持了三年的抗元斗争。在宋王朝统治的320多年中,与辽、金、西夏少数民族长期对峙,这种局面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打破。

北宋王朝经历了167年的风风雨雨,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完成大统一,当时还有辽、西夏同宋对峙,不断的对宋朝进行侵扰,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因战争频繁,统治者十分重视武备。

1.2 北宋军队的发展

宋朝的军队实行“募兵制”,通过选募、武举考试选拔武艺人才。军事训练采用统一教法格,并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军事训练规范化、系统化促进了武艺的提高。

两宋时期,周边环境复杂,民族矛盾尖锐,为了巩固王朝的需要,赵宋王朝不仅用大量的金钱豢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且为保障这支军队对各种武器装备的需要,十分重视发展自己的军工手工业。宋代军工手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冷兵器的制作工艺较前代有所提高,火器的出现和在战争中广泛使用各类兵器,其制造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时期武器的种类大增,形制复杂,各种兵器武艺争奇斗艳,军队中逐渐产生了火器装备,出现了冷热兵器并用的现象。同时,武艺在乡村、城市以及军队中不断发展演变,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武术表演项目也有相当的发展。

2 北宋军队兵器的发展概况

2.1 北宋军队兵器发展简述

宋代兵器、武艺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由于宋代内忧外患不断,因此,宋王朝极重视军事装备的生产,生产的规模相当庞大。中央直辖的有京师“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地方诸州也设置有军器作坊。军器作坊内部,又有较为精细的分工。军器监中八作司外,又有广备攻城作,其作有十一目,包括犬药作,青窖作,猛火油作,金作,火作,大小目作,大小炉作,皮作,麻作,窑子作等。

宋神宗时设置军器监,总管京师计算州军器的制造。为了改进军器质量,军器监集合了各地优良工匠,促进经验交流和提高技术,并对军器的创造发明采取奖励推广的办法。这些措施,对当时军器的改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仅提高了质量,而且在产量上也有很大提高。据《宋史·兵志》记载:“南北”作院岁造涂金脊铁甲等三万两千,弓弩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弓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正是在大规模武器装备生产的基础上,使武器装备的形式形成完整的官定制度。

2.2 冷兵器的发展及应用(见表1)

(1)弓、弩

就目前见到的文献,最早提到“十八般武艺”的是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卷七《弓制》:“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作为远射兵器的弓弩,在军队装备中占有重要地位。《宋史·兵志》载:“诸路禁军近法以十分为率,二分习弓,六分习弩,余二分习枪、牌”。宋代的弓弩多为复合弓。神臂弓是宋神宗时所研制的精良武器,射程远及二百四十多步,约合现今372米以上,“仍穿透榆木,没半竿,”足见其劲力。“神臂弓”没有像以前的“床子弩”那么笨重、不方便,这种弩只需要一个人来发射,易于推广,所以在宋军中广为使用。南宋时对这种又加以改进,制成“克敌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可以贯穿重甲,“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

(2)刀

宋军作战虽以弓弩射为主,但也重视各种兵器的合理配置和练习。马、步军除习弓弩外,还须精学刀、剑及铁鞭、短枪一类。作为短兵器的刀,在宋代有了近一步的改进,从狭直的长条形方刀头,改成前锐后斜的形状,有护手,并且去掉了那种扁圆的大环和鸟兽饰物。同时出现了各种长柄刀。《武经总要》卷十三《器图》载有“棹刀、屈刀、耳刀、偃月刀、戟刀、眉尖刀、凤嘴刀”等名目。宋代刀的种类逐渐增多,并由日本进口大量的手刀,这是因为北宋时经济、文化都有了显著发展,开往日本的商船几乎年年都有,日本商人也乘明州、台州商船,把日本制造的刀输人中国。宋代诗人欧阳修即作有《日本刀歌》,对日本刀赞誉有加。

宋代善使刀的人很多,较著名的有“大刀关胜”。《金史·刘豫传》中写到:“关胜者,济南骁将,屡出城拒敌。”王象春《齐音》载:“金兵薄济南,宋将关胜善用大刀。”此外,米信也善用大刀。据《宋史·列传》卷二百六十载,米信在雍熙三年(公元987年)征幽败契丹于新城,“契丹率众复来战,王师稍却,信独以麾下龙卫卒三百御敌,敌围之数重,矢下如雨。信射中数人,麾下士多死。会暮,信持大刀,率众骑大呼,杀数十人,敌遂小却。”宋水军都统领徐文勇力过人,挥巨刀重五十斤,所向无前,人呼为“徐大刀”。太原总管王禀“马上运大刀,经造虏营中,左右转战,得虏级百十,方徐引归,率以为常”。

(3)枪

枪是古代长兵器之一,在古代被称作矛,为刺兵器,杀伤力很大,其长而锋利,使用灵便,取胜之法,精微独到,有“百兵之王”的美誉。枪在宋代仍是重要武器。《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记载:“步、骑兵用的枪有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木枪、宸项枪、锥抢、梭枪、槌枪、太宁笔枪九种,称之为“枪九色”。枪以木为杆,上安枪头,下装铁。骑兵用的枪头,侧面有倒钩,杆上有环,如双钩、单钩等枪。步兵用的系直刃无钩,如素木、威项等枪。锥枪是棱刃,“锐不可斩”。太宁笔枪,刃下数寸,安一小铁盘,四周有刃,使敌人“不能捉搦”。专用于攻城的有短刃枪、抓枪、蒺藜枪、拐枪等。专用于守城的有拐突枪、抓枪、拐刃枪、钩竿等。其特点是杆较长(二丈五尺左右),便于刺杀正在爬城的敌人。

宋人善使枪者不少,以枪术称著的人物中,有手持丈八铁枪、驰骋战场的岳飞(1103-1142),还有李全(?-1231)等。《宋史·岳飞传》载:岳飞与金人“战于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鸟。居数日,复遇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敌众败走”。《宋史》记山东李全“以弓马捷,能运铁枪,时号李铁枪”。宋亦有用双枪的将领,《挥尘后录》卷九载:“赵立,徐州张益村人。出戍江南。时金兵南下,贼并兵列大寨城下,立拥六骑出,呼日:‘我镇抚也,首领骁贼,其来接战。’南寨有二骑袭其背,立拔马回顾左右,手奋双枪,贼俱坠地。”

(4)棒、鞭及其它

宋代的杂式兵器,见于《武经总要》的有几十种之多。其来源的原因之一,是在唐、五代以来,吸收了不少居住在我国北部或西北部少数民族的优秀兵器,经过改良,成为更适合的兵器。蒺藜、蒜头(又称骨朵),是用铁和木做成大头,用以打敌。铁锏为四棱形,铁鞭为竹节形。“铁鞭、铁筒、两色鞭、其形大小、长短,随人力所胜用之。又有作四棱者,谓之铁筒,方棱似筒形,皆鞭类也”。柯藜棒、钩棒、杆棒、杵棒、白棒、抓子棒、狼牙棒等都是古代的演进,用坚硬木料做成,长四五尺,有的用铁包裹头尾,有的安装钩和纫,有的头部周围植钉,就其形状取得了各种各样的名称。铁链夹棒属软兵,“铁链夹棒本出西戎,马上用之,以敌汉之步兵。其状如农家打麦之枷,以铁饰之,利于自上击下,故汉兵善用者巧于戎人”。铁链夹棒即长短木棍之间用铁环相连,使用时握长棒挥击,带动短棒击打,其势较猛。

斧,主要有劈砍的功能。斧在宋代形状不一。《武经总要》载:斧有开山、静燕、日华、无敌、长柯之名。除一般用于作战的斧外,还有专门攻城用的凤头斧,头长八寸、柄长二尺五寸;峨眉斧长九寸、刃阔五寸、柄长三尺;挫王斧势守城用以砍攀登城墙敌人的,阔七寸、柄长三尺五寸。

剑,在宋代战场上的地位远不如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被弓弩、刀、枪等兵器所取代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已经有了重大变化。在社会上的作用已经由作战兵器渐渐地成为娱乐表演的器械了。明唐顺之《武编》说:宋太宗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舞剑,皆能掷剑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妙绝无比。会北戎遗使修贡,赐宴便殿,因出剑士示之,袒裼鼓澡,挥刃而入,跳掷承接,霜锋雪刃,飞舞满空。这些高超绝技,对现代剑术套路及表演技艺的发展影响很大。

2.3 火器的产生、应用及发展

(1)火器的产生

火药的发明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炼丹家炼丹本是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但因炼丹起火,启发人们认识并发明了火药。

火药虽然出现在宋代以前,但因配方尚不完善,没有获得广泛应用。在宋代,火药配方有了重大改进,其中硝的含量大大增加。唐代火药中硫和硝的含量是1比1,宋代增加到1比2,甚至1比3,与后代黑火药中硝占四分之三的配方相近。在火药中还加入其他易燃、易爆及有毒原料,使火药的威力大大增加。火药在宋代也进入实用阶段,被广泛应用在军事火器方面。北宋政府在开封设置“广备攻城作”,制造各种战争物资,其中就有专门制造火药的工场。两宋时期火药武器发展很快。据《宋史·兵记》记载:公元970年兵部令史冯继升进火箭法,这种方法是在箭杆前端缚火药筒,点燃后利用火药燃烧向后喷出的气体的反作用力把箭簇射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公元1000年,士兵出身的神卫队长唐福向宋朝廷献出了他制作的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公元1002年,冀州团练使石普也制成了火箭、火球等火器,并做了表演。

宋人利用火药燃烧和爆炸的性能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火器。北宋时期使用的那些用途不同的火药兵器都是利用黑火药燃烧爆炸的原理制造的。蒺藜火球、毒药烟球是爆炸威力比较小的火器。到了北宋末年爆炸威力比较大的火器“霹雳炮”、“震天雷”也开始出现,这类火器主要是用于攻坚或守城。公元1126年,李纲守开封时,就是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围攻。金与北宋的战争使火炮进一步得到改进,震天雷是一种铁火器,是铁壳类的爆炸性兵器。元军攻打金的南京(今河南开封)时金兵守城时就用了这种武器。《金史》对震天雷有这样的描述:“火药发作,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并无迹,甲铁皆透”。这样的描述纵使有一点夸张,但也是对火药威力的一个真实写照。

(2)火器的应用与发展

兵器是直接用于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和破坏敌方作战设施的装备,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而火器的出现更是军队兵器装备技术发展的重大突破。明代军事家何良臣认为军械、兵器是关系到三军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凡制器具,务在精奇,三军生死相关,国家存亡所系”。

在唐代末年,藩镇割据,战乱不止,谁拥有强大的军事装备,谁就会在战争之中占据主动,火药也因此逐渐被应用在战争之中。自宋太祖建立宋朝之时,宋代军队拥有的火药兵器已多达数十种,其中,霹雳火炮、火弓箭、火弩箭、火蒺藜、突火枪等名目,较为人知。火炮是把火药制成环状,把吊线点燃后用抛石机抛掷出去;火弓箭则是把火药球缚于箭镞之下,将吊线点燃后用弓射出。宋代战争接连不断,促进了火药武器的加速发展。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先后制造了火弓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

3 北宋军队兵器发展对当代兵器发展的影响

3.1 北宋军队兵器对世界兵器的影响

中国的火药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火药和火药武器传入欧洲之后,不仅在作战方法上有所提高,而且对稳固统治阶级的关系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精锐的火炮在欧洲的工厂中制造出来,装备着威力强大的舰队,扬帆出航,去征服新的殖民地……”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中国在火药发明中的首创作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火药动摇了西欧的封建统治,昔日靠冷兵器耀武扬威的骑士阶层日渐衰落了。火药的发明是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重要支柱之一。因此,火药和火器的发明极大地推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3.2 北宋军队兵器对现代军队以及武术器械的贡献

宋代在加强军事训练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古代军事典籍的整理。北宋官修的《武经总要》成书于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在兵器史上也有很重要的作用,该书分为前后两集,书中将汉唐以来传统冷兵器仍装备军队的各种类型,以及新发展形成的兵器,做了总结性的记录,并附有详细的插图。它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制度、步骑教练、行军、营战、战略、战术、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以及军事地理(边防地理)等都有所论述。尤其对北宋时期武备上使用的各种长短兵器、射远武器和防御武器,都绘有详图,辅以说明。另外,还辑录有宋以前用兵战例等。

《武经总要》中对于攻城、守城部分所列的兵器,如“火球”、“火药鞭箭”、“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等等,还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即火炮、蒺藜火球和毒药烟球所用的火药配方,它们是世界上最早冠以火药名称,并实际用于实战兵器的火药配方,是近代火药的雏形。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冷兵器已由盛转衰,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器开始步入一个新阶段,即火药兵器与冷兵器并用阶段。中国古代兵器发展到北宋,主要有剑、刀、枪、棍、戟、鞭、锏、锤、匕首、狼牙棒、盾牌、弓箭、弩等,它们均已大致形成今天的形貌。

4 小结

(1)北宋时期抑武崇文的政策,早期对解除内忧外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后期却成了士大夫集团维护封建秩序和既得利益的工具,导致政治黑暗,军队制度腐朽,成了宋朝军队规模庞大战斗力低下的决定因素。

(2)通过北宋军队冷兵器的发展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北宋军队冷兵器的发展种类繁多,其中,有很多冷兵器在后世军队中得到了不断的改革,广泛应用在军队装备之中,并且曾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火药发明之后,北宋就进入了一个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期,随着火器的发展,火器在战争中逐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用于远距离的攻坚或守城。火器的发明给了人类一个启示,只要拥有先进的火器装备,就能控制战争,同时对世界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87257.htmfr=ala0_1_1.

[2]吴泰.宋朝史话[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

[3](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5](元)脱脱、阿鲁图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