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用的本质、类型以及信用制度的历史嬗变

论信用的本质、类型以及信用制度的历史嬗变（共6篇）

篇1：论信用的本质、类型以及信用制度的历史嬗变

一、信用制度在中小企业融资中作用的具体分析

信用制度作为约束信用行为主体的规范、标准及其产权结构的合约性安排，对于加强企业信用的建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信用制度是指关于信用及信用关系的“制度安排”，是对信用行为及关系的规范和保证，亦是约束人们信用活动和关系的行为规则。信用制度建设主要包括信用征信(管理)体系、信用监管体系、信用担保体系及中小企业相关法律体系几部分。信用制度立足于对信用主题信息进行采集，对其资信进行评价，对违信情况进行披露并规定相关的惩治规则。

1.融资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后果

在中小企业融资活动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困扰中小企业的主要问题。信息不对称不仅影响银行业务的拓展，也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方面，信息不对称使银行增加了贷款的风险。银行作为资金的提供者并不能亲自参加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它与资金的使用者(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则带来了矛盾和问题。通常，在信贷市场上，从银行取得贷款之前，企业清楚自己的贷款动机、用款计划和风险状况，而银行只能被动地信赖企业的贷款申请，这种信息沟通的不对称性大大增强了银行贷款的风险系数。还有中小企业资金在经营管理状况方面比银行拥有更多的信息，当企业取得贷款之后，贷款项目的诱惑驱动企业经营者违背贷款时的低风险用贷承诺，转而从事高风险投资，而最终将风险转嫁给银行，企业经营者大不了辞职不干，或是换别的地方干，出现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企业贷款的使用过程中，企业和银行之间仍存在信息沟通的障碍，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银行无法及早发现和制止企业经营者的违规用贷风险。因此，中小企业就有优势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或事后的资金使用过程中损害银行的利益，使银行承担过多的风险。

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使中小企业贷款困难。信息沟通的不对称性增强了企业从银行骗取贷款用于冒险的动机，致使贷款的需求显著增加，银行的贷款供给小于企业的贷款需求，在此情况下如果银行提高贷款利率，就会打击那些计划投资低风险、低收益项目的企业的贷款积极性，而他们恰恰是银行的可靠用户。相反，对于冒险家和骗子而言，无论多么高的利率都无关紧要，其结果是银行面临的贷款客户往往是大量的危险客户和骗子充斥其中，银行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就很可能选择不提供或少提供资金给需求者。另外，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中小企业缺乏规范的财务信息核算和披露制度，形成天然的信息沟通障碍，处于规避信贷风险的动机，银行必然降低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

2.信用制度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关于中小企业间接融资的原因，学术界的共识是：信息不对称和信用缺失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其中，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原因，信用缺失是主观原因。而信用实质上也是一个信息问题，它存在于一切交换之中。市场经济中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增加，这种情况下，若缺少一个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环境，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进一步放大，相反，若存在一个人人守信的社会信用环境，尽管经济生活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但信用的广泛存在，将使人们利用信息不对称牟利的动机大为降低，从而减少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此外，良好的社会信用还能降低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

信用制度作为约束信用行为主体的规范、标准及其产权结构合约性安排，对中小企业融资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信用制度的建立可以改善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信用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可以简捷有效地记录、整理和公开历史上的信用信息，中小企业融资的交易双方都能够查询和获得对方的这些信息，减少搜寻交易对手的信息成本，以此改善信息不对称的基本条件，对交易成功的概率作出基本判断。

其次，信用制度的建立可以降低融资交易成本。高昂的融资成本一直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银行现行的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的形式，由于中小企业的信用较低，因此，银行会严格按照规定办理抵押或贷款手续，因办理手续繁琐、费用高、时间长，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而中小企业信用的建设和发展则可以有效地降低融资的交易成本。企业信用的提高意味着企业还款能力和意愿的提高，从而企业的融资比较优势得到了增加，银行对企业的信任也会随之增加，此时银行可以酌情简化贷款手续(譬如不需办理抵押、担保手续，或降低贷款时的折扣额)，从而帮助企业节省交易成本。

最后，信用制度的存在起到了一种约束的作用。即使仍然不可避免中小企业融资中交易双方各方面综合信息的不对称，或完全的、理想的信息对称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只要有信用制度的存在就是一种约束，使那些带有欺诈性的、侵犯性的、损害性的交易行为(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有所顾忌，因为信用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将这些行为公告社会，使社会各界有可能拒绝与其交易，使不守信的行为主体在现代社会无法正常存在。

综上所述，加强信用制度建设，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有助于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实状况，保证中小企业融资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信用制度层面的阐释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

1. 内源融资比重过高、但数量不足

为了对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有所了解，2006年，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曾对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做过一项典型调查：2004年我国中小企业通过自有资金来进行融资的金额占总金额的34.1%，2005年占到30.2%，2006年占到27.8%，这些数据都显示着我国中小企业内源融资比重过高，这种渠道是否畅通直接影响着中小企业可使用资金的数量。然而，我国中小企业自身积累的资金额总是有限的甚至是缺少的，其数量肯定是满足不了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因如此，中小企业只能通过外部渠道来获得更多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2. 间接融资困难

银行贷款是我国中小企业最重要的外源融资渠道，但并不是所有中小企业都能够想从银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就能够从银行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因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常会拒绝贷款给中小企业。2006年，央行通过对七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八大国有银行的几家分支机构的调查表明，中小企业在得到银行贷款方面有很多的困难，其银行贷款被拒绝比率相当高，并且拒绝率远远高于大企业。

3. 直接融资渠道受阻

根据南京大学李伟教授2006年的分析统计，2002年通过国债和企业债券获得的资金额占不足的融资总额15.8%，2003年是15%，2004年是16.6%，2005年是11%。可见企业在进行融资时很少使用这种渠道，究其原因是因为企业发行债券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而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而言更难进入债券市场融资，所以，中小企业想通过债券融资渠道获得资金是难上加难。股票融资渠道亦是如此，2003年股票融资渠道获得的资金只占融资总量的3.9%，虽然2004年5月深圳启动了中小企业板，但中小企业上市仍然有着严格的限制，只有少数中小企业才有资格上市融资，这种直接融资渠道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也是不畅的。

（二）信用缺失：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

1. 博弈分析层面

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有关原理，从不完全信息传递的角度来分析中小企业融资中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博弈过程，揭示中小企业难从银行融资的原因———信用制度的缺失。

(1）博弈分析的基本假设

(1)个体行为理性

这里的个体是指博弈的参与者，在本文中是指资金的提供者银行和资金的需示者中小企业。在“个体行为理性”假设下，双方都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

(2)博弈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不完全的

融资的中小企业中存在两类类型：质量高的好企业A(还贷意愿及能力强的盈利企业)和质量低的差企业B(无还贷能力的亏损企业)。其中，企业对自身非常了解，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企业，而银行很难获得这些企业的私人信息。

(3)博弈双方是一种动态的博弈

中小企业根据自身掌握的信息首先采取行动，然后银行根据企业传递的信息进行决策。当中小企业对银行提出贷款申请时，银行有接受和拒绝这两种选择。如果融资的企业是高质量高盈利水平的企业，还贷能力较强，则理性的银行将选择接受贷款申请;否则银行将拒绝发放贷款。

(2）博弈模型的构建和分析

(1)假定银行判断融资企业是好企业A的概率为P，差企业B的概率为1-P。

(2)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有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银行贷款是我国中小企业最重要的外源融资渠道，所以，本文为了简便起见，假定中小企业选择的融资方式有两种，即银行贷款方式和内源融资方式。假定采取银行贷款方式获得成功净收益为K，否则为-C;采取内源融资方式的净收益为H。

(3)假定银行也有两种战略选择：发放贷款和不发放贷款。如果融资企业是好企业A，银行向企业贷款和不贷款的净收益分别为R和0;如果是差企业B，银行的两种战略的净收益分别为-L和0。根据以上假设，可以构建如下的博弈树：

在这个博弈中，银行接受贷款申请的期望收益为P·R+(1-P)·(-L)，拒绝贷款申请的期望收益是0。当P·R+(1-P)·(-L)>0，即P>L/(R+L)时，银行接受贷款申请严格优于拒绝贷款申请。因此，银行将选择贷款申请。给定企业知道银行将接受贷款申请，企业的最优选择是向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博弈的唯一的均衡解为(R,K)。当P

由上述均衡可知，中小企业能否实现银行贷款，主要取决于银行对企业的信任程度，即对企业类型的概率判断。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总是向银行传递对自己最有利的信息，避免传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来提高银行对自己的信任程度，从而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那么上述博弈将无法排除银行以(1-P)的概率向B企业发放贷款，即无法完全排除(-L,K)这个不稳定的均衡。这个不稳定均衡的存在使银行无法判断哪个是好企业，哪个是坏企业，为了减少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提高对资产风险控制的考虑，就有可能出现“惜贷”的现象，使得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足额的银行贷款。

2. 现实制度层面

第一，社会信用征信体系尚不健全。信用征信系统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进行资信调查，即银行或企业委托中介机构对合作方的资金和信用进行调查，为信贷或经营决策提供参考的一种活动。在融资活动中，尤其是与不熟悉企业的业务交往中，依据权威性的资信调查作出相应决策，可以有效地解决银行和企业的资信疑虑问题，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经营成本。近几年，我国建立中央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开展对中小企业的征信工作刚刚起步，商业化企业征信体系的发育程度还相当低，长期以来，在金融市场上仅仅是由银行根据自身业务需要自行开展资信调查。目前，我国几家国有商业银行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中小企业征信制度，但从日前的情况来看，这种体系发育程度很低，既没有纳入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又因为是各自为阵，缺乏权威性、规范性、专业性和技术性，导致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资信调查在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这势必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

第二，中小企业融资信用评估体系发育不健全。世界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非常重视，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企业信用评级体系，标准普尔、穆迪公司等国际性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然而，我国现在的企业信用评估体系远远适应不了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也适应不了企业融资的需要，缺乏专门的权威性的大型信用评级机构，只是由一些规模很小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按照执业要求部分地承担信用评级职能，且政府主管部门对其刚性约束的手段不多，有时甚至疏于管理，产生评信机构不守信的现象。同时，我们更没有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信用评估机构，以及符合国际惯例的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确定中小企业信用类别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问题，都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第三，缺乏有效的信用担保体系。没有第三方权威评级机构认可，不能靠信用担保从银行获取贷款，只能作抵押贷款。而银行为了防范风险，要求中小企业必须以可变现的物质作为抵押，厂房、设备都不能作为抵押物，或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50%收取手续费，这就是90%以上中小企业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的症结所在。

第四，法制还不健全，缺乏失信惩罚机制。健全的法制是加强信用建设的基础，但目前我国立法还不够全面、规范，尚未形成有效的保障社会信用的法律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还不能发挥用法制来维护社会信用的作用。我国在加强法制保障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从整体上看，法律对信用经济的运行还没有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已有的法律法规在规范信用环境方面还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操作性不强，尤其是对失信行为的立法几乎为空缺，对恶意逃废债务者也无法可依。

三、加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制度建设的对策

1.增强信用征信体系

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信用征信体系建设是最基础、最核心的环节，只有严格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地征集企业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行为，方能正确分析、判断企业信用状况，并经过市场化的手段加工成征信产品，培育社会信用征信市场，才能更好地增强我国的信用征信(管理)体系，为我国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提供支撑，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根据我国实际，我们目前应在法律框架内，按照规范、有序和不搞重复建设的原则，参照德国和法国的中央信贷登记模式，充分发挥人民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和工商、税务部门年检系统的作用，构建一个直属中国人民银行的专门职能机构，或由国家主要金融机构参加的、非盈利性的会员机构，这个机构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全面负责全国企业征信管理，并集业务、技术管理为一体，具体实施征信采集、信息加工、提供征信产品、维护和完善系统等工作，随时在全国信贷登记咨询网络上对企业信用状况进行公示。

2.建立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信用评估体系

(1）设置科学的信用评级指标体系

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是进行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工作的基础，正确、合理、完善的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是保证信用评级工作有效公正进行的前提。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应能够全面而科学地反映中小企业的基本素质、经济实力、资本结构、经营效益、信誉状况、发展前景、社会责任等情况。

(2）培育独立、公正、权威的信用评估机构

从国际经验看，信用评估机构本身应是一个中立的、具有独立性的法人组织。在中国现有的信用评估机构中，大多数机构是从原来银行系统或其他政府内部的评估机构或信用评估委员会演变而来的，在人员组成、资金来源、业务性质等方面仍与原机构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为了确保评估过程的独立、公正、科学和权威性，中国必须尽快建立独立于政府部门的、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机构。

(3）建立信用评估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

信用评估机构属于市场中介组织，为了加强对信用评估工作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并为信用评估行业的长远发展和有效管理奠定基础，可参照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的管理办法，建立自律性的信用评估行业协会。

3.健全信用担保体系

信用担保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运行的绩效不仅依赖于具体担保项目的经营，还依赖于体系的完备程度。我国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的规范发展，确保中小企业担保基金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避免基金成为企业转嫁风险的“避风港”;建立分层次的担保体系，由国家、省、市三级组成，可由各政府牵头，中小企业、各金融机构共同参股，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建立全国性中小企业再担保机构作为“最后担保人”，进行风险化解和转移。体系的完备与否不仅关系到担保资源的放大能力，也关系到整个担保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就信用担保机制而言，目前尚不够健全。作为最后担保人的国家级的再担保机构尚未建立，这直接制约了整个信用保险机制的发挥，使得基层担保机构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因此，在信用保证机制建成的基础上，尽快完备体系建设，健全纵向的信用保险机制以及规范化的财政补偿机制，是我国当前信用担保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4.优化法律环境

法律作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保证，对信用制度的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国家首先应该逐步地修改和完善已有的法律，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等，针对中小企业信用秩序混乱、债权人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现象，充实关于债权管理、逃废债务处罚等有关信用的内容，以维护债权人利益不受损害;然后，加强信用制度的专门立法建设，构建关于信用交易体系的基本法律法规、规范管理信用中介机构行为的法律法规以及对评信对象评级的法律法规;最后，强化执法机关的功能，保证法律法规的实施。必须坚决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捍卫司法公正，各级政府要把建立信用经济、保证本地区的信用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采取各种措施，用党纪、政纪和法律法规使各种不讲信用的行为受到处罚和制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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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军,张志胜.信用缺失与信用制度建设[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6):54.

篇2：论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个人信用；信用制度；完善

信用制度是对人的一种约束规范，是这个商品社会所规定的一种道德规范。就目前来看我国无论是个人信用制度还是企业信用制度，都还要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尤其在各种信贷行业之中，这种信用制度显得十分重要，强化和完善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发展现状

所谓的个人信用制度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管理机制，通过这种管理机制，我们可以对一些失信行为进行法律上的惩罚行为，从而，保障整个市场的有序安全的进行运作，尤其在市场经济之中，信用制度直接影响着其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的流通和销售过程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了信用的保障，也就不用谈什么经济价值理论了，因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要想保障自身市场经济的安全性，就必须要建立一种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于拉动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扩大我国市场规模、间接增加就业、防范交易风险、指导企业赊销、方便消费者等诸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根据现如今我国信用制度的发展来看，其现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如下：

（1）个人信用观念意识淡薄。目前我国国民对于个人信用的观念意识还十分的淡薄，我们都知道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市场是处于规划经济之中的，个人信用在当时是以企业所体现的，而企业信用又是以国家信用为前提的.这种长期的经济制度，导致了如今我国个人信用观念十分的淡薄，个人的个人信用意识普遍不是很高。（2）个人信用制度管理不科学。目前我国对于个人信用制度的管理还不够科学，缺乏个人信用的资料统计和数据管理措施。在现行个人信用制度管理中，只要求人们提供相关繁荣身份证、资产总值、人事档案以及存单凭证即可。然而，这些信息根本不能够反应出其相应的借贷能力，只是能够反应其个人的现状。

二、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必要性

（1）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营。个人信用制度，能够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营。因为，在如今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又是一种信用经济，经济现代会以及市场现代会的特征就是要求信用扩张，信用是保障商业正常运作的前提，从而，各种贸易活动才会顺利的进行。因此，信用制度的建立，能够规范整个市场的运作，没有良好的个人信用制度，就不会达到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要求。（2）个人信用影响着整个社会信用。可以说个人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因为，社会信用包含了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而个人信用又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组成，所以个人信用必然会影响国家信用和企业信用，因为，任何的社会活动都离不开个人去参与，保障个人信誉，必然会促进整个社会信用的发展。（3）制度约束要优于道德谴责。对于现阶段的我国而言，制度的约束效果要远远的优于道德上的谴责，诚实守信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传扬的传统美德，但是，在这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之中，光是进行道德上的约束是不够的，在很多时候道德谴责显得十分苍白无力，只有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才会有效的约束人们的行为举止。因此，在个人信用中建立制度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三、我国建立个人信用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1）信用观念薄弱。人们对于个人信用观念薄弱是我国个人信用的现状，同时也是我国建立个人信用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这种薄弱的个人信用观念，严重的影响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很多债务人往往会找各种理由进行逃债、赖债等方式来逃避，而且这种思想还在不断的蔓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从而，导致整个个人信用制度很难进行建立。（2）信用信息的透明度低。对于各大银行来讲，很难获取到个人或者企业全面的信用信息，掌握在银行手里的信息数据十分有限，对于企业的其他重要信息，诸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注册、年检信息，法院的诉讼记录，房地产部门的抵押情况等，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与利用，尚无明确的制度规定。所以，导致了银行在获取全面信用信息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些阻碍和困难，很难对个人信用信息进行准确的监控和管理。（3）个人信用监管机构的匮乏。首先，对于企业以及个人进行评级的权威机构严重短缺，很多评级企业的评级标准也各不相同，因此，很难做到权威的、公正的对信用进行评定，其次，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具备权威性的政府部门对信用制度进行管理和制定。（4 ）缺少力法管理。在我国众多的法律之中，对于信用管理的法案完全处于空白状态，如今，很多不良信用行为只能依赖于在道德上的谴责，所以，根本没有起到实质性的管理作用，这就造成不诚信的行为日益猖獗，不良行为无法得到打击和惩罚，严重的制约着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过程。

四、完善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议

（1）强化信用观念的宣传。要想人们增强个人信用观念的意识，就必须要加大对其的宣传力度，进而优化信用环境，对于企业和个人要强化信用知识的教育工作。因为，如今的市场需要的是诚信，一个人和一个企业如果连最基本的信用都缺失了，那么，他们必然会被这个现代化的市场和社会所抛弃。所以，我们应当从多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对广大的居民进行深入的教育，使其明确信用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穿在自身价值的关键，即有“信”能走遍天下，无“信”则寸步难行。（2）健全各项个人信用制度。健全各项个人制度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强化国家对于信用信息的公开程度，改革现如今的信息统计方式，实现全面信用信息的共享，只有信用信息的全面共享，才能够使有关信贷和金融行业，对其进行准确的评估过程，实现正确的决策，降低其存在的风险指标，实现优化整个金融行业的目的。逐步建立起个人信用资料征集制度、个人基本账户制度、个人信用评估制度、个人信用报告制度以及个人信用行为约束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能够全面系统的体现一个企业以及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而，提升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和保真性。（3）加快建设有关机构的建立。我国个人信用制度无法形成，以及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关键就是还没有存在一个权威的机构对其进行管理，所以，现阶段，我国应当加快有关权威机构的建设过程，例如开设社会信用管理局等，一是能够对现阶段我国有关信贷中介进行有效的管理，二是能为企业或者个人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权威的、公正的信用等级评定和验证工作。这种机构的建立，必然会约束和管理如今信用缺乏的现象，对于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4）完善有关信用的法律制度。只有关于信用法律的形成，才会在短时间里有效的对各种失信行为进行管理，因此，法律才是个人信用制度建立的基石，我国应当加快信用法律的建设，通过法律的手段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明确的规范，加强对失信人的惩罚力度，使得信用管理有法可依，保障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同时，还要增设监督部门，对执法者进行严格的监管，保障执法体系的清廉之风，防治一些不法分子和道德败坏的执法人员同流合污。进而，为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作出良好的铺垫。

结语：个人信用的不断完善，能够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不应当满足于现状，要针对目前的市场信用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促进和完善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加快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白云. 征信体系中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制度建设的个案研究——以上海为例[J]. 征信. 2011（05）

[2] 刘建洲.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内涵、模式与路径选择[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1（03）

篇3：论信用的本质、类型以及信用制度的历史嬗变

信用风险转移(简称CRT)，是指金融机构通过使用各种金融工具将信用风险转移给其他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转移工具，包括担保、信用保险、贷款销售、资产证券化、信用衍生品等。二十世纪以来，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迅猛发展，信用风险转移型金融创新已经成为现阶段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金融体系演进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2007年以来，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令人瞩目。与传统的金融危机不同，本次危机是在信用风险转移等金融创新得以广泛使用、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回顾国外信用风险转移的发展，以及金融危机后学者们对它的反思，对我国信用风险转移市场进一步健康发展有强大的借鉴意义。

二、国外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发展的反思

（一）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发展有利于金融体系弹性的增强

信用风险转移等金融创新改变了传统银行发放贷款业务的方式，有助于将风险分解和转移，使风险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匹配，为个人和公司提供更多的风险管理手段。信用风险转移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增加金融系统的效率和稳定性，一方面信用风险转移工具降低了贷款利率，增加了经济产出;另一方面，风险从银行转移给了更能承担风险的投资者，银行同时也增强了其放贷能力。具体而言，CRT工具可以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增加风险分散化的程度，有助于降低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提高金融机构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资本配置的灵活性，增强了其抵御冲击的能力(Jobst, 2007)。

（二）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发展增加了金融体系中不确定性

快速的金融创新改变了风险的分布，使得市场参与者能够在金融部门和其他部门间交易信用风险。随着证券化工具与信用衍生品的出现，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为全球金融体系提供了实质性的好处。但是信用风险转移也带来了新的风险。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并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了投资者对房地产业、金融业、美国经济及全球资本市场的担忧。这是因为信用风险转移同时也会造成银行等放贷机构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尤其是弱化了银行等放贷机构对贷款的贷前审核与贷后监督动机提高了单个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并且增加了金融机构之间的连接以及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状况敏感度，提高了系统性风险在金融机构之间传染的可能性和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果(Loutskina and Strahan, 2006)。

（三）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对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信用风险转移模式中存在许多问题在次贷危机发生后凸显出来，并引起了深入反思。首先，信用风险转移产品的定价问题是否真实反映其内在价值受到了质疑。学者们发现，不仅是定价模型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缺乏制度化的信息披露机制，至使定价技术未有必要的数据而难以达到足够的精确度(Deventer, 2008)。所以信用风险转移产品的定价未能反映这些产品的潜在风险被认为是造成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次贷危机期间信用风险转移产品经历了广泛的信用评级下调，评级下调的规模和幅度都是空前的。大规模的信用评级下调给金融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投资者对于现有的信用评级方法，以及信用评级机构公正性的质疑。增加信用评级机构的透明度，增强信用评级机构间的竞争，并将作用评级机构置于更严格的监管之下，成了大众的诉求。再次，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定价的会计原则是否合理也倍受诟病。现有的会计标准落后于信用风险转移市场的发展，也被认为是造成危机恶化的重要原因(Shin, 2007)。最后，由于缺乏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监管当局缺乏可得的数据监管信用风险的转移。信用风险转移工具导致中介链条的延长，增加了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连接的程度。这增加了委托代理问题的复杂度(Ashcraft and Schuermann, 2008)。在监管制度中提升信息披露标准，有助于中介链条上的所有参与者能行使恰当的尽职调查，降低系统性风险在中介链条上传递的可能性，才能减少信用风险转移对金融体系稳定的不利影响。

三、我国发展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发展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大力推进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发展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业不断发展完善，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和发达经济体金融服务业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体，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问题一直是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对完善金融市场信用、期限和流动性转化都至关重要，是风险、流动性、主动资产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对于我国金融发展意义重大。并且，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市场运行机制和基础运行环境有待完善，风险管理手段还比较落后，市场上的投资品种还不够丰富。变革和创新是提高我国金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唯一选择。积极稳妥地发展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对丰富信用风险管理手段、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以及推动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信用风险转移市场着重注意的几点

信用风险转移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有效地将风险分散和转移，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脱离经济实体需要的过度创新和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反思国外信用风险转移市场的发展，结合国内金融结构的实际，我们认为，国内发展信用风险转移市场要与我国基础信用产品市场发展状况、法律法规、监管制度和市场参与者的风险管理水平等相适应。要坚持以控制风险为首要前提，分步骤推进，遵循从简到繁，循序渐进的发展路径，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原则，严防过度创新。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提高金融机制的信用管理水平。要积极防范信用风险转移市场中银行对贷款的监督审核水平降低。可以在监管中规定银行持有的流动性资产的最低比例，以降低银行流动性风险。并对银行的杠杆比率进行更严格的限制，来阻止对贷款的监督努力水平的下降。切实对表内和表外的证券化风险暴露和再证券化风险暴露计提资本，并且不允许通过其他衍生品等手段对冲这些风险暴露，降低资本要求。

第二，提高信息披露机制。在加强信息披露和监管要求方面完善制度规则，继续探索各产品种类的发展，会更好地发挥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对金融市场创新和维护金融稳定的积极作用。重点要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努力为投资者定期提供充足的证券化标的资产相关信息，完善信用风险转移产品的信息披露制度，防范和控制市场风险。

第三，完善监管法规，提高监管机构处置风险的能力。我国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法规还不够完善，关于信贷风险转移的产品的法规仅是以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名义发布的试行办法、通知等。目前在试点的基础上，需要参考国外对资产证券化和相关衍生品监管的建议，进一步完善信用风险转移市场的相关法律框架，尽快形成正式的法律法规文件。另外，目前我国对于信用风险转移市场业务的监管着重于审批，今后还需要在试点的基础上对成功上市交易的产品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持续监管的程序和法规，交易的会计报告、税收、风险衡量要严格依据交易的“经济实质”而不仅仅是“法律形式”，对于证券化发起人、发行人，贷款服务机构等的收入所得，应当根据证券化产品的长期表现来制定。

第四，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应大力发展较为基础、简单的风险转移衍生产品，这些产品风险识别容易，信用评级技术也较为成熟。而对于较为复杂的信用风险衍生产品，要慎重推进。现有的监管框架，着重于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和风险防范。然而当今的金融系统，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各种复杂的衍生品、信贷渠道联系在一起，虽然每个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最优策略，但是却可能造成风险在金融系统中积累，一旦危机爆发，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在金融系统中的汇总和传染，可能会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在已有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通过实施逆周期政策，以及对不同市场、不同行业实施全面监管，来克服微观监管注重单个金融机构而不注重系统整体的缺陷，并且克服微观监管造成的顺周期波动，从而避免金融机构之间负面作用的冲击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的不稳定。

第五，完善信用评级市场的建设。在信用风险转移市场中，信用评级机构给出的评估信息对信用风险转移产品的定价和参与机构的决策均起到重要影响。信用评级机构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增强有助于市场透明度增加和监管者对市场的了解程度的提高。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评级体系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评级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等均仍有欠缺。政策通过制定评级机构准入门槛，增强评级机构对评级结果的责任约束，加大市场竞争程度，建立信用评级机构淘汰机制，健全资信评级的法律法规等来促进评级业的发展和规范。

摘要：信用风险转移工具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能有效地将风险分散和转移, 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脱离经济实体需要的过度创新和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本文反思国外信用风险转移市场的发展, 结合国内金融结构的实际, 认为国内发展信用风险转移市场要坚持以控制风险为首要前提, 分步骤推进, 遵循从简到繁, 循序渐进的发展路径, 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原则, 严防过度创新。

关键词：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发展,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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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lena, L.and S.P.E, Securitization and the Declining Impact of Bank Finance on Loan Supply:Evidence from Mortgage Acceptance Rates:AFA2007Chicago Meetings.2006.

[3]Donald, D., Fair-Value Accounting, CDOs and the Credit Crisis of2007-2008.Bank Accounting&Finance, 2008.21 (6)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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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论我国中小企业信用制度的建设

摘 要 我国中小企业信用不足是其融资困难，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给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信用服务氛围，国家应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制度。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信用制度建设的有效举措，以期为中小企业建立良好的信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小企业 信用 制度 建设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失信行为屡见不鲜，不但阻碍着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严重影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制度非常迫切。

一、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之前，我国较为重视在证券、债权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方面的信用评价，但是涉及到中小企业金融贷款方面的信用评价却略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小企业征信制度欠缺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信誉成为其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的重要条件，决定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否。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信用管理存在明显的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在信用体系建设中未充分发挥应有职能，结果导致社会信用严重下降，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负担。例如，商业银行虽然在中小企业征信制度推行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是，其内部制度建设情况却不透明，同时不同银行金融结构间各自为政，鉴于这种情况国家并未将银行信用体系纳入到国家信用体系中；其次，由于中小企业的信息大都分由国家行政单位负责管理，这些行政单位有的向外界提供信息，有的则不提供，给民间经济主体的查询带来了困难；最后，我国征信服务行业发展并不完善，只有部分审计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根据客户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信用评价，且针对这一行为无法有效监管。

2.债权人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被兼并和破产是中小企业获得不良资产的一个方面，该方面往往给债权人造成不利影响，并且我国对债权人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保护条款失衡

目前，对担保关系的处理主要凭借《担保法司法解释》与《担保法》，其中尽管对很多问题进行补充了说明，但是从银行信贷业务反馈来的信息可知，其对债权人与债务人保护条款存在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会给银行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即通过诉讼程序较为繁琐，不利于债权的实现。另外，《担保法》中虽然规定担保权利人对“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是具体落实时需要经过人民法院的授权和同意，才能进行变卖、拍卖等，程序也相当繁琐。

（2）《公司法》对债权人利益保护不足

我国《公司法》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的规定存在缺陷，因为其不允许参加企业举行的各种会议，也无权查阅企业的财务信息，因此使债权人无法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给企业逃避债务提供了机会，进而损害债权人的和合法权益。

（3）债权担保程序复杂实现困难

我国对动产、不动产以及与银行存在合作关系的抵押登记需要经过十多个部门的审批，尤其动产的抵押登记涉及九个部门，这无疑增加了抵押登记的难度。另外，不同部门的担保登记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无门登记或多头登记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企业融资效率。

二、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措施

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起到顶梁柱的作用，即政府应针对中小企业信用建设的不良现状，汇总各部门信息，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评价和管理体系，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1.设立中小企业信用管理机构

国家应设立专门管理中小企业信用的相关机构。该机构通过联合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实现对中小企业产品、纳税、银行贷款等信息的监督，并定期披露这些信息。另外，为了保证披露的中小企业信息的准确性，应加大对披露虚假信息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强化审计、质检、银行等部门对中小企业经营情况的调查权利。只要这样中小企业才能想法提高自身信用，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2.完善中小企业信用管理法

中小企业信用的有效管理离不开健全的法制，为此，国家相关部门应认真研究有关法律存在的不足，尤其是《破产法》、《公司法》、《担保法》应完善对债权人保护的条款内容。另外，信用管理法中应注重明确以下内容：对需要公开的征信信息进行详细的界定说明；明确征信信息获取方式；规定各类商账追缴的合法方式和途径等。除此之外，还应建立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估机制，进而为中小企业的信用管理铺平道路。

3.注重中小企业征信服务业发展

首先，政府应积极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征信服务业的发展，并出台规范和监督该行业发展的相关规定，以此保证信用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其次，为了维护社会信用体系的正常运作，降低信用交易中的成本开支，相关部门应通过立法手段对信用服务机构的权利、职责、地位进行明确的规定，严格规范提供征信服务行为；最后，加强对征信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资质审查，明确市场准入条件。同时，政府部门还应进行全社会范围内的信用宣传，提高中小企业对信用的认识程度，从而使中小企业塑造良好的信用。

三、总结

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中小企业应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信用等级，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对于政府部门应重视中小企业信用缺失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響，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为中小企业信用的确立营造良好的氛围。

参考文献：

[1]杨兰.论我国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延安大学.2012.

[2]彭晓娟，魏纪林.论我国中小企业信用制度的建设.甘肃社会科学.2012（05）.

篇5：论加强民营企业的信用制度建设

摘 要: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对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民营企业的信用制度建设。

关键词:民营企业;信用制度建设;融资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22-0001-02

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对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应该如何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呢?文章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完善民营企业信用担保的环 境

信用担保的基础是信用制度,它依赖于特定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信用体系,为民营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是提升民营企业的信用,增强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融资的信心,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首先,要切实提高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提高民营企业自身的资信度、诚信度。企业的信用基础是建立在企业规范化的财务会计信息基础之上的,目前民营企业的财务制度不够健全,尤其是新创业的民营企业。对要求提供信用担保的民营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新《会计法》的要求,依法立章建制,规范企业的财务会计核算,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财务会计信息,健全民营企业的财会制度、票据制度以及与管理部门、金融部门共享的企业信用信息制度等等。

其次,加强信用基础建设,对民营企业实行信用评级制度,建立规范化的企业资信评估体系。为了沟通银企之间的借贷通道,使担保机构能按民营企业信用提供担保,引导和促使资金流向信用好的民营企业,可以设想把民营企业、银行和参与信用评估的中介机构三个方面共同作为信用主体,把经营信用、资本信用、质量信用、完税信用和个人行为信用五个方面作为信用制度的主要内容,通过对民营企业基本情况和不良记录的收集,建立民营企业资信档案和企业经营信誉档案;建立以信用登记、信用评估、风险预警、风险管理、风险分散等为主要环节的信用制度,将民营企业经营者的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与银行审贷、信用担保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信用评估机构或担保机构对民营企业和信用等级评估,提高其资信透明度;然后再由银行或担保机构根据评估报告决定对民营企业的放贷与否和放贷额度。

2建立民营企业的信用担保基金,促进民营企业 融资的良性循环

担保基金是专项用于履行保证责任时代为清偿银行贷款的资金,是一种商品范畴、市场机制、企业行为、符合国际惯例和中国法律的新型的商业性担保公司个人消费贷款。要形成科学的约束和风险防范机制,必须注意把握好四个环节:一是担保基金必须全部存入银行;二是担保贷款放大倍率必须限制在担保资金的5～10倍;三是严格按照标准选择企业和担保项目;四是加强评估,控制风险代偿率。

民营企业的信用担保基金是非营利性的,要保持其可持续性,既要规范管理,回避决策风险,又要持续注入资金,保持一定的规模,要实行信用担保基金的“资金来源多元化、组织形式多样化、风险分散社会化和约束机制有效化”,不断为成长性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科技型、知识型、特色型民营企业服务,支持民营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采用“政府为主社会为辅,多元募集滚动发展”的方针,通过政府投入、受保企业风险保证、担保机构多方筹集和经营效益补充等途径来筹集资金;按照“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做到约束机制有效化;调动和组织社会资源共同解决民营企业贷款难、担保难的问题,避免将风险全部转嫁到政府特别是财政的弊端,使得风险分散社会化。

信用担保是高风险行业,担保机构应该注意探索和设计一种合理的架构,建立科学的内部约束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采取措施识别、防范、控制和分散风险,把可能形成的损失控制在可能承受的范围内。根据目前中国民营企业担保基金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可设立代偿损失的目标预警、受保企业的信用记录、受保企业的风险担保与反担保、对受保企业的生产运行状况和财务状况实行运行监测、对到期和逾期的担保贷款进行债权追偿等。民营企业担保基金最终体现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增加就业和提高财政收入等社会效益上,因此还要确定合理的民营企业信用担保的绩效评价指标、允许代偿比例和后续资金。

3畅通融资渠道,积极推动民营企业直接融资

利用上市公司载体,开展资本运营,通过配股、增发、股份制改造和规范上市、债转股等资本运作手段,鼓励具有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和良好的运行管理机制的民营企业直接在证券市场上获取资金,促进直接融资。 另外,保险公司通过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形成了资金的扩容,提高了股市的扩容速度。这种情况无疑是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以解决“资金饥饿症”的良好契机,是中国金融市场从资金供给角度对民营企业直接融资的支持。

在股权融资方面,首先要合理利用创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又称为“二板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小型企业,尤其是高增长性企业融资的主要场所。“二板市场”不仅能使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得到足够的发展资金,更重要的是,现代资本市场一整套严格的监管和风险保障措施,可以帮助小企业迅速进入规范化的管理和运营状态,从而大大提高小型企业的经营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其次采用境外借壳上市。小型企业可以针对企业产权结构单元化的弊端且又非改制的现实,尽快入主、兼并、控股一家经营三年以上的定募公司,将小企业部分优质资产转入该公司,通过定募公司申请上市对小型企业来说可能是既廉价又简捷的一种借壳上市方式,较为可行的就是到香港和纳斯达克等上市,进行合并操作。民营企业可以通过直接改制,或者通过协议转让非流通股份控股上市公司,或者通过在二级市场收购上市公司流通股控股上市公司,或者采取逆向借壳等方式和渠道在股票市场直接筹资。同时,还要建立场外交易市场,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和游戏规则,提高金融运行的透明度。

在债务融资方面,近年来表外融资在企业经营中迅速发展,目前企业中较为常见的表外融资方式是应收票据贴现,即企业以未到期的应收票据,通过背书手续,扣除一定利息来融通剩余资金的一种筹资方式。企业将应收账款出售给信贷机构来筹集资金,并将账款出售一事告知债务方,使其成为信贷机构的直接债务人,也是一种有效的表外融资手段。表外融资作为企业理财的一项创新,使企业筹资的灵活性大为增加,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具有供应弹性和可供选择的资金融通体系,使筹资工具、筹资方式多样化,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同时,表外融资的发展使资金使用的功能界限被打破,民营企业可根据筹资的性质和理财状况,改变筹资用途,灵活运用筹资,使经营者获得宽松的财务环境,积累创业经验,带动企业经营观念的创新,但也应注意由此带来的企业风险。另外,在债券融资方面,虽然受发行规模的严格限制,民营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但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企业经营的合理合规、居民理财观念的转变、投资行为的成熟,居民投资企业债券的资金也会增多,民营企业肯定会有一个较好的债务融资前景。

股份合作制通过职工持股形式,融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于一体,兼股份制与合作制之所长。既为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资金短缺的矛盾,又理顺了企业的产权关系,提高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股份制作为一种资本组织形式,通过清产核资、确认股权之后再进行招股、扩股,具有外部所有权融资、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等优势。

4 构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民营企业的发展呼唤中小银行的出现,而中国目前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还很少,随着民营企业的制度改革,要为民营企业构建“贷款品种多样化、融资手段多元化、服务范围广泛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做到一般贷款与专项贷款服务相结合,实现贷款品种多样化,除了按正常程序提供民营企业贷款外,还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民营企业的需求特点,提供以民营企业信用担保为主的贷款,如收购兼并专项贷款、高新技术贷款、民营企业转贷款、民营企业授信贷款等。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实现融资手段多样化,如引进中外合作民营企业投资基金、金融机构与技术产权交易所合作,来扩大融资渠道。金融服务与社会化服务相结合,实现服务范围广泛化,与民营企业服务中心有机结合,开展人才培训、信息咨询、技术支持、市场开拓、对外合作交流等活动,帮助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高其资信。同时通过互联网这一媒体跨越时间、空间的优势,与民营企业互动,帮助民营企业以最快速度获取有用的信息,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要大力增进民间资金参与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及其他相关的金融服务,重点是支持创业型、扩展型民营企业的发展,并对民营企

业实行贷款利率较低、期限较长、担保要求较宽松的优惠政策。

5探索建立风险投资机制

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活力的中小型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它不同于传统的银行业务,传统的银行业务是采用提供服务,赚取服务费。而风险投资是采取购买企业资产,并参与管理使资产增值,最后通过出售所持有的资产从而赚取利润。风险投资把资金投向蕴藏着失败风险的高科技项目及其产品开发领域,以期在促进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过程中获得资本收益,一般多以投资基金方式运作,表现为以设立公司等组织形式来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既承担高风险又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是一种有组织的中介方式。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它们的技术进步及科技创新,都离不开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支持,离不开创业的文化,所以创业资本市场、风险投资机制、创新的文化环境都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推动力量。创业投资基金的拓展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一是设立当地较大规模的创业投资基金;二是利用国家下拨的创业投资基金;三是利用国际风险投资基金;四是设立专门以投资民营企业为目标的投资基金,支持更多的民营企业创业与发展。小企业在发展初期,其创业资本来源于创业者的自有资本外,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风险投资也是一个重要来源。要建立健全民间风险投资的法规、政策,启动民间资金、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这是实现民间资本增值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健全风险投资机制的一项双赢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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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玉明.民营企业融资体系[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篇6：论信用的本质、类型以及信用制度的历史嬗变

关键词：政府信任；信任类型；历史嬗变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1021706

政府信任总是受到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一定的政府信任类型。所谓政府信任类型，就是政府信任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存在形式与结构特征。国内学者张康之从历史发生学视角探讨了信任类型的三种历史类型，即农业社会的习俗型信任、工业社会的契约型信任和后工业社会的合作型信任[1]，这开启了中国国内信任的历史发生学研究。不过学术界至今还没有针对中国当代政府信任类型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专门研究。对此，理清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信任类型的发展变化，可以澄清政府信任问题上社会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从而加强对现阶段政府信任的准确把握与不断完善。

一、中国政府信任类型在当代的历史嬗变

在信任类型上，社会学家卢曼（N.Lulumann）基于社会系统理论将“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 Personal Trust）和系统信任（ System Trust）两大基本类型，其中系统类型主要指人与群体、机构、制度的信任，其中也包括对政府的信任[2]。因此政府信任从整个社会信任的构成结构来说属于系统信任范畴。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系统信任则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类型。

政府信任的核心是公众对政府的期待以及这一期待与政府实际行为的落差。如沙米尔认为，政府信任是“公众对于政府如何基于公众期待运作的基本评价”[3]。因此，政府信任类型的关键构成要素有三：一是信任关系主客体及两者关系的建构；二是信任度的高低；三是信任内容的体现。其中信任关系的构建是核心要素，依据它的发展变化当代政府信任类型大致可以划分为依赖型、松散型和互动型三种类型。

（一）建国以来依赖型政府信任的由来

建国以来的政府信任类型，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文革”结束这一历史时

期特定的政府信任形式。从政府信任类型三要素看，在核心要素信任关系的建构上，社会公众对政府存在一种普遍的依赖性，即对政权的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所带来的“体制热爱”（system affect）[4]，这种“体制热爱”具体表现为“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群众爱政府”。在第二要素信任度上表现出高信任度，即社会公众与政府基本保持着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高度“一致性”。在第三要素信任内容上，这一时期基本属于“整体性”信任，即信任内容主要体现在“对于政府整体角色与运作的认知”[5]。这种信任类型具有信任关系的依附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信任内容的整体性特征。

依赖型政府信任鲜明地体现了农业社会“人际关系较为简单”的社会特征，即经济社会结构的相对单一化。在社会结构上，建国初期，特别是“文革”时期，复杂的社会结构一度被简化为社会阶级结构，具体体现在将旧中国五个基本阶级、两大基本阵营改造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三大阶级，并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形成了工人、农民两个并不存在对立关系的基本阶级。于是，公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更多地成了一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阶级认同关系，怀疑与不信任感被认为同阶级认同关系格格不入。在经济结构上，这一时期经过私有制经济改造，经济结构被简化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为主，尤其是计划经济的实施取消了私有经济的竞争力，这种政治上的阶级依存，经济上的国有依赖导致了政府信任上高度单向度的依附特征，进而形成了依赖型政府信任。

（二）改革开放后松散型政府信任的产生

从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到来前，中国的政府信任基本属于松散型政府信任。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指引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公众与政府的“一体性”开始逐步解体：在信任关系上，公民逐渐开始有了自主性的信任选择；在信任度上，政府信任开始从高信任度向较低信任度逐渐转移；在信任内容上，公众的关注也从看重政府的“整体性”信任向侧重政府行为的局部性、细节性信任转移。政府信任类型因其信任关系逐步趋向松散，形成了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松散型政府信任类型。

松散型政府信任类型的产生与单一化的经济社会结构被打破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有制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逐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于是涌现出一些建国以来从没有过的社会新兴阶层，如企业家阶层、私营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等等。这使原来简单化的社会结构逐渐趋于多层化，而阶层的分化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多元并存与阶层的多元构成意味着中国利益分配格局的多元化。对政府的某些行为，不同利益群体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评价。之前基于阶级认同的政府信任所呈现的一致性必然被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认知、不同情感所取代，松散型政府信任由此出现。

（三）新时期互动型政府信任的发展

新时期政府信任类型，是指2000年至今的新型政府信任类型。这一时期政府信任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政府信任危机也开始显现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政府信任的关系上，公众与政府逐渐呈现出“异体化”关系，即公众对政府出现一种缺乏普遍认同的“体制疏远”（system alienatinn）现象。在信任度上，公众对政府人员某些行为持怀疑态度，政府信任开始在较低信任度区间徘徊；在信任内容上，公众开始关注一些属于细节性的问题，如政府某种行为或政府官员的某种言行，并将其与政府信任相联系。公众对某些问题的质疑也反逼政府要主动沟通，这就形成了信任关系中公众与政府的初步互动，并朝着政府信任的良性互动发展。

互动型政府信任的发展体现了当代社会多元化、信息化以及公民社会的特征。首先，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层已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6]，尽管党和国家在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仇富、仇官”的社会心理开始产生并蔓延。加上部分政府官员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抵挡不住物质的诱惑而贪污受贿、行为不捡，导致政府信任关系的主、客体双方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次，在信息化时代政府信任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信息甄别”，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行为受到各种信息的检验，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知、评价在网络上出现过分情绪化倾向，政府信任危机凸显。最后，公民社会逐步兴起，社会公众的独立意识和判断能力加强，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增强，尤其是在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时代，政府工作压力增大，政府信任危机加深。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政府管理从管制逐步走向治理，从权力的单边运行转向双边互动，必然导致政府信任向着互动型转换，尽管目前远未达到互动型政府信任的理性状态，但发展趋势已基本确立。

二、中国不同政府信任类型的比较分析

（一）不同信任类型的整体比较

建国以来政府信任的三种类型中，由于第二种松散型属于过渡类型，其内涵与结构并没有完全固化，因此将第一种依赖型和第三种互动型进行比较更能说明不同类型的功能差异。为此，从表现形态、结构功能和实际效应三个维度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依赖型与互动型政府信任所具有的特征（表1）。

（二）不同信任类型的表现形态比较

政府信任类型的表现形态，就是信任类型所表现出的、容易识别的一系列外部特征，如信任主体、信任客体和信任关系。

首先是信任方的社会公众。在政府信任的讨论中常常把社会公众作为一个笼统的整体看待，实际上社会公众也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利益群体。建国初的政府信任，在信任主体上把复杂的社会群体人为地简单化，把复杂社会情感单纯化，常常用一种声音、一个调子表达对政府的情感，加之媒体报喜不报忧，形成了整个社会舆论向政府一边倒的政治倾向。在互动型政府类型中，社会公众已分化为若干阶层，对政府的情感和评价也各有不同，出现了政府信任评价众说纷纭的局面。

其次是信任对象。一般认为政府信任对象就是政府，但这种看法太笼统。实际上，政府信任对象从高到低可分为政府的合法性、政策的公正性、决策的科学性、政府绩效的评价性、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官员行为的可信性等。建国初的政府信任类型主要集中在较高层面上，如合法性、政策性上，对人民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没有丝毫怀疑，但对政府信任的基础层面如政府行为、官员言行不太重视，甚至还没有政府绩效信任的概念，也就谈不上这方面的信任。互动型政府信任正好相反，更看重的是基础层面的政府、官员的具体行为。尤其是政府绩效信任，反映了政府经济改革、社会治理的能力，侧重于政府信任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同时也显示了对政府信任更全面、更具体的评价。

最后是信任关系。依赖型政府信任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难以发挥政府信任中信任方应该起到的监督政府行为、促进政府工作的作用，反而使信任关系异化为一种权力依附关系。互动型政府信任却是以社会公众为主导的信任关系，它尽可能地排除权力的干扰作用，把政府信任建立在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基础上，并使这种信任关系成为一种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三）不同信任类型的结构功能比较

关于结构功能，可借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C.Merton） 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默顿区分了良性功能和反功能，并提出了显功能和潜功能的概念。“显功能是有助于系统调试，为系统参与方期待和认可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无助于功能调试的，系统参与方不期待也不认可的客观后果”[7]。政府信任的结构功能同样存在正功能与负功能、显功能与潜功能。

从正功能与负功能看，依赖型政府信任的正功能主要体现在政治功能上。建国初期人民群众在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国民党统治后期的专制、贪腐及战争，渴望一个民主、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因此，当时的政府信任主要建立在人民群众对人民政府较高的政治期望上，但这种期待在“文革”时期已演化为一种政治狂热、政治盲信。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公民期望从过去的相对单一同质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异质化，政府信任的结构也变得日益多元和复杂，更能体现政府信任类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综合功能。

从显功能和潜功能看，依赖型政府信任表面上看信任度很高，符合信任主体的期待和认可，但它的潜功能显示，高信任度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政府信任危机。互动式政府信任从显功能看信任度相对较较低、信任危机外显，但潜在危机的暴露反而有助于政府信任危机的预防和修复，有利于避免社会出现大震荡。如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由郭美美在网络上炫富引发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公益慈善资金运作的质疑，导致社会公益慈善资金捐助的大幅度下滑，中国红会乃至相关政府部门也经历了一次重大信任危机，但问题的暴露也有助于公益慈善资金的有效管理和政府信任关系的修复。

（四）不同信任类型的实际效应比较

政府信任的实际效应是政府通过信任所到达的一种效果。 C.lark & M.ills从信任产生的过程出发，认为人际信任包含认知、情感以及人际态度的发展，由此将信任分为认知型信任、情感型信任和认同型信任三类[8]。这同样适用于政府信任，因此，政府信任的效应分析可以分为认知效应、情感效应和认同效应。

第一，认知效应。政府信任始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知，在现代社会，认知判断主要以信息为基础。公众对政府的正确认知来源于对政府及社会信息的了解程度。依赖型政府信任的认知效应更多地体现封闭性的无知判断上，互动型政府信任则更多地体现开放性的有效认知上。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24.2万的死亡人数曾一度被列为国家机密，直到三年以后才公布。而这期间政府有关部门还对国外媒体就地震死亡人数的报道数次辟谣，由于得不到真实的消息，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积极救灾一直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这种维护国家及政府声誉的作法反而给政府信任带来严重的损害。这就是依赖型政府信任在封闭状态下产生的负效应。相反，2008年汶川大地震，政府在第一时间向全国通报灾情和地震死伤人数，引导全国人民积极有序地投入到救灾中，使汶川地震的抗灾救灾成为公共危机信息公开的典范之一，政府在抗灾救灾中的表现也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许。但是，当前的信息开放还没有达到全方位的开放，信息不畅还时常影响社会公众在政府信任上的认知判断。

第二，情感效应。政府信任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一种情感依托，公众情感在政府公共服务中逐步产生，并内化为一种情感依托，或赞许、认可而形成信任情绪，或不满、抵制而形成不信任情绪。在依赖型政府信任中，公众的情感体验常常是被动的，容易产生消极情绪。而在互动型政府信任中，公众的情绪体验常常是主动的，有助于积极情绪的产生。 如当今社会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已成为政治民主的新常态，网络甚至成为一些对政府行为有意见的网民宣泄情绪的平台。尽管如此，这种并非完全理性的互动却开启了互动性的政府信任。不过当今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和官员腐败之风成为影响公众情绪进而影响政府信任的新要素。

第三，认同效应。认同感体现了公众对政府期待的实现，认同感是政府信任的最终结果和最佳效果。在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同上，社会个体容易受到社会群体的认同影响，更容易受到被信任方的政府所左右。依赖型政府信任中公民的独立判断能力较差，独立意识容易被取消。1958年大跃进时，许多人都知道钢铁产量、粮食产量严重虚报，浮夸风盛行，这些事都发生在人们的身边，但仍有很多人对虚假数字认可，对浮夸行为默认。这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他人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的宣传影响。在互动型政府信任中，由于有经常性的沟通、协调等互动活动，加之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的参与意识增强，独立判断能力提升，类似大跃进那种全国性弄虚作假而不会受到公众普遍质疑的事情不可能再次出现。当然，现阶段还处于公民社会初期，公众的认同信任还需进一步加强。

三、中国互动型政府信任的理性互动策略

回顾政府信任类型历史演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当前政府信任存在的现实问题。就信任类型来说，互动型政府信任相比依赖型政府信任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当前的政府信任还处于互动型的雏形，远非典型的或成熟的互动型信任。对此，需要从信任的观念、机制、主体、关系、危机应对等五个方面完善互动型的政府信任。

（一）信任观念的重新确立

在互动信任类型下，改善政府信任更多地认为应从政府层面着手，通过改善政府自觉理念和行为方能实现，这种认知得到了学术界和政界的特别强调。但作为感知、评价政府信任主体的公民，其信任观念影响着政府信任程度的高低以及政府信任的改善。而目前公众的信任观念还处于理性化不足、情绪化较多的状态。因此，改善政府信任问题还需从信任观念的重新确立出发，其中最重要的观念是理性怀疑。

所谓理性怀疑，是指公众始终秉持理性批判的态度，对信任对象保有恰当的怀疑而且能设计相应的制度性规范以制约、监督和问责政府的一种情境[9]。理性怀疑一方面可以使公民运用理性的思维分析判断问题，破除轻信与盲从，另一方面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对政府提出怀疑与批评，能为政府自觉改善其行为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因此，信任观念的重新确立也就是理性怀疑观念的培育。这一方面需要政府角色的正确定位，构建一个公共话语空间，使公众与政府能在对话、商谈和批判中形成“共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公民精神的培养和自组织的发展。

（二）信任机制的系统建构

21世纪以来，政府信任问题尤其是政府信任危机事件的大范围出现，主要源于中国传统的“熟人”信任机制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改变所打破，而现代信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因此，通过建立系统的现代政府信任机制可以有效地缓解政府信任危机，解决政府信任问题。

中国政府信任体系的建立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健全政务诚信体系，使用信用信息或信用产品，推动政府在采购、招标、行政许可、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诚信建设，完善行政承诺机制。同时，加强对公务员的诚信教育和管理，从政府体系着手构建信任机制。二是建立信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失信的惩戒机制和守信的奖励机制。三是通过社会信任机制推动政府信任机制的建设，使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机制下发展、运行。因此，通过社会市场经济契约制度建设、社会组织信用制度建设以及诚信文化与诚信教育建设推动政府信任机制的建立。

（三）信任主客体的法治建设

信任主、客体双方的法治建设是信任的基础，同时也是解决政府信任问题的重要准则。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而法治政府的核心就是要依宪行政，并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

信任主客体法治建设应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使信任主、客体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有法可依。对信任主体的公众来说，加强法治约束可以规范公民言行，减少恶意夸大、扭曲甚至诽谤政府的言论及行为；对信任客体的政府来说，加强法治建设可以规范政府言行，减少政府信任危机的产生。二是加大违反法律的机会成本，做到违法必究。就政府来说，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使政府具体行为方式、程序、权力边界以及责任归属都有明确的规定；其次加大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失范的惩罚力度，从而减少政府失信成本。就公众来说，明确言论、行为自由的法律边界，规范网络空间秩序，对于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总的来说，信任主客体双方的法治建设能使互动型政府信任类型实现在法治轨道上的良性互动。

（四）信任关系的多元建构

信任关系的产生、发展是通过互动来实现的，尤其是在21世纪互动型政府信任类型下，公民政治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精神的提高，更需要从政府的单一主体管理转变为多元主体共治[10]，并通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多元互动来建构信任关系。

信任关系的多元建构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一是回应性互动。回应性互动是指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反映以及公众对政府行为、政策提出质疑之后，政府及时就相关问题积极回应公众，倾听公民心声、解答公民疑滤，增强公民与政府的信任关系。二是参与性互动。进一步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健全协商机制、决策机制，充分发挥公众在听证制度、人民代表制度以及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作用，使公众在政治参与中强化与政府的信任关系。三是合作性互动。培育并加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企业、公民之间的合作，协同治理社会问题，在与政府合作性互动中，通过权力共享、资源优化、责任共担等积极推动信任关系的构建。

（五）信任危机的公共治理

信息时代改变了政府信任的公共话语权单边控制状况，在网络空间中处于高发态势的网络舆情事件正催生出政府信任危机。政府官员贪、渎、色、枉以及不当言行，政府追求地方、部门和个人利益的自利行为等，形成官员负面形象聚焦、政府行为质疑以及政策讨论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面对各种信任危机事件，政府应该采取应对措施，加强公共治理。

首先，加强政府自身治理。针对网络空间中出现的政府信任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加强政府官员言行自律、政府行为自律以及政策制定、执行的科学性、有效性。

其次，加强网络互动生态治理。一方面，本着负责任、真诚的对话原则主动公开信息，积极回应公众的质疑和评判，使公众与政府能保持良好持续的沟通；另一方面，规范网络秩序，加强网络监管治理。

最后，建立危机应对预警机制，加快政府电子政务建设，及时把握舆论导向，疏导负面舆论，强化正面舆论，实现危机控制治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至今中国政府信任的基本发展规律是：政府信任经历了从理想化向现实性，从情感化向理性化的转变，体现在信任关系的结构类型上，则是从依赖型向互动型信任转换。这一转换符合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基本走向，也顺应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大势所趋。当前中国政府信任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互动型初级阶段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互动的非理性化，因此探讨互动型政府信任的表现形态、结构功能、实际效应以及其发展趋势，能更好解决当前政府信任存在的现实问题，使互动型政府信任中互动的非理性向理性化发展，这也是实现当代政府信任建设的重要保证。参考文献：

[1]张康之.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J].社会科学研究，2005（1）：43-48.

[2]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瞿铁鹏，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MILLET A H.Political issue and trust in government：1964-1970[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4（3）：951-972.

[4]劳伦斯·迈那.比较政治学[M].罗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8.

[5]李砚忠.论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形成因素与政治功能[J].行政论坛，2007（3）：78-84.

[6]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

[7]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2008：130.

[8]CLARK M S， MILLS J.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in exchange and communal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9， 12.

[9]曹文宏.理性怀疑：政府信任改善的压力机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0（5）：112-116.

[10]蔚超.政府信任适度下降的合理性研究[J].行政论坛，2015（3）：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