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中断（通用6篇）
篇1：华夏文明中断
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有华夏一族没有中断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是被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发源于非洲东北部及亚洲西部地区，属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发源于亚洲西部的两河流域，“两河”即是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古印度和中国分别发源于亚洲南部和亚洲东部。其中黄河流域的发源要比长江流域要早。四大文明古国基本上都在距今7000年-4000年前，相继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进而步入铁器时代。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国家社会制度大多采用奴隶制。
1、四大文明古国今何在?
不难发现，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伴随着河流应运而生。为什么叫他们四大文明古国呢?是因为在上古的同一时期，这四大地区拥有着当时世界上高度发达的文明，同样也是后世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是人类文明诞生最早的地区。神秘莫测堪称奇迹的埃及金字塔已经不用再说，公元前2250多年的古巴比伦空中花园被称作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商朝的首都亳，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早的城市。秦朝时期的万里长城，至今还龙蟠在幽燕之地。四大文明古国都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历法，并且一年都分成12个月而且还有闰月。最重要的是，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字。而文字是文明优劣传承的代表。古印度甚至还发明了阿拉伯数字。
但是，四大文明除了中华文明以外，其余三大文明古国全部都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销声匿迹了。曾经盛极一时的古巴比伦王国，早已经消失在沙漠中了。现在建立在当初那个古巴比伦文明发源地上的国家，被称为伊拉克共和国，与之没有半点关系。曾经无比繁华的空中花园，如今只剩下空荡荡的遗址。古埃及除了留给后人几座谜一样的金字塔和解不开的文字之外，再无任何曾经辉煌的文明的迹象了。今之印度也非古之印度。古印度的代表“哈拉巴文化”经过异族的侵略和摧残之后，已经灭绝。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灭亡之后，在外族的入侵下印度半岛再也没有统一过。
从前2世纪初开始，大夏希腊人、塞人和安息人先后侵入印度。塞人的侵略尤其广泛。大月氏人成为最成功的侵入者，他们在北印度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1600英国入侵印度，把印度当成粮食、工业原料、大麻的生产地，1757年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一直到1947年，印度才正式独立，建立共和国。古印度的文明在现今几乎没有得到保留。连考古发现的文字都无法解读。这说明现今的印度语言和古印度语言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印度的原生文明已经彻底消失。
可是，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中华文明却完完整整地保留了下来。譬如中国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青铜器时代的`铭文、金文，再到后来的小篆、已经传承到现在的楷书，可以说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过。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包括历史记载、种族变迁、文化制度、技术发展、风俗习惯，都由我们的祖先一点一滴地记录了下来，并且延续至今。
2、中华文明何以能屹立不倒?
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如此幸运地保留下来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余三大文明毫无例外都在异族的入侵与毁灭中消亡了。在世界历史当中，几乎没有哪个成熟的农耕文明没受到过异族的入侵。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都是在中古时期就被异族文明彻底摧毁。要说异族危害的程度，难道中国要比他们低吗?五胡乱华时期，中原腹地的汉人几乎被入侵的胡人屠戮殆尽，北方的汉人纷纷向南迁移。到了北宋末期，崛起于东北的女真人灭亡了北宋，同样在中原地带对中华文明来带了严重的摧残，这两个时期都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人口由北向南的大迁移。元朝和清朝是中国两次最大的被异族统治的时期。但是古老的中国何以能坚持到现在呢?
笔者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华文明之“广”。这个“广”，指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但凡异族入侵，再血腥的屠杀也杀不完众多的汉人百姓和文人士子。只要汉人不断绝，就能保证中华文明的成果能够传承下去。
其次，中华文明的同化性是其余三大文明所不能比拟的。中华文明是黄河流域的原始居民所创造的文明，后来他们建立国家政权，传承了几千年。每当有异族入侵时，他们一旦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先进和优越，就会模仿和学习，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北宋时期频频侵犯宋朝的辽国，其原住民是契丹人。后来北宋依附于契丹族，契丹族逐渐开始被汉化，沿用宋朝政治体制，习宋朝风俗，渐渐地变得和汉人一般无二。在这样的大融合过程中，发达优良的文明逐渐替代了野蛮落后的文明。文明的火种就像随风播散的种子一样，落地生根。
中华文明始终是建立在一个大一统国家之上的。由于人口众多，所以国家的实力一直都是非常强大。这种强大使得华夏一族一直难以被征服，更谈不上毁灭了。即使偶尔被个别少数民族所取代，汉人也从未丢失过文化的主宰。
篇2：华夏文明中断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各自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古希腊文化毁灭殆尽，唯有崛起于东亚大陆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在坎坷跌宕中延绵发展数千年，经历改朝换代，分分合合，却始终未曾中断，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化”的典范。那么，为什么中华文化在几千年沧海桑田的变化中，不仅未曾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丰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独特文化体系，被世人称为“神秘的东方文化”呢？
第一，“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从地理环境看，大中华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之中：一面临海，三面是高山险阻，由此造成了华夏人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在这个条件下形成的。人们不求对外的开拓发展，而只追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的生活方式，以及讲究个人的自我完善的道德生活。从社会性质看，古代华夏是宗法制的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逐步向外辐射，形成家族、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是以亲情编织起来的，道德伦理就成为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首先必须遵守的，也是自觉遵守的、高于一切的标准，从而形成华夏人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心理。
正是由于这种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构成了华夏族社会独特的、稳定的生存系统，与此相适应，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显示了鲜明的伦理型特色。它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重德求善的伦理价值取向的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性质造成了独具一格原始信仰—— “敬天法祖”。而这种“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在六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衍生出以下观念：
其一、宗法观念。中华民族自从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繁衍生息之日起，就产生了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以部落神、氏族英雄人物为崇拜对象，相传燧人发明用火，伏羲发明家畜驯化，炎帝、神农发明种植、医药，黄帝是发明舟车、宫室、衣服等器物制造的神，还创制了文字。他们是人，也是神，中国古代民族信仰，往往是氏族领袖死后被尊为神，受到本部族的祀奉。
在古代祖先祭祀与天帝信奉相伴相随，纠结在一起。随着部落组织形式的日趋完备，上帝的轮廓、形象逐渐形成，也日趋完整。祭祖先，敬天神，二者紧密纠结胶固，凝为一体，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的宗祖观念。
宗祖观念的核心是“孝”，它是从血缘而产生的“亲亲”之情，并且通过宗祖神的崇拜和祈求保佑家族繁荣而表达出来，以此维护家族内部的团结。
家庭或家族成员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并有要求子女赡养的权利，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作为家长的父亲，享有绝对的权威，有权支配子女，子女对其有尊敬和服从的义务。《尚书．酒诰》云：“肇率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诗．小雅》亦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报。”“孝”这一道德观念，主要是用来维系宗法制度的，周代奉行嫡长子继承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大宗”、“小宗”的宗法制。由此看来，“孝”就不仅限于家庭伦理范畴，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已扩大到“小宗”对“大宗”的义务，并在政治上延伸为卿大夫对诸侯、诸侯对天子的义务。血缘上“追孝”、“尊祖”观念成为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纽带。于是，由家族到国家达到了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之后，孔子又在《孝经》中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就把人放在了一个立体坐标中，一个人不仅要对当代家族的人负责，而且要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在老百姓心里，“忘本”、“没良心”、“败家子”、“数祖忘典”是最大的耻辱，而“光宗耀祖”、“德高望重”、“封妻荫子”、“流芳百世”又成为有志者的毕生追求，正是这种宗法观念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其二、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在秦汉以后，“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具体化为“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它使“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内容更趋完善化，它是宗教信仰，又是政治思想，更能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到内忧外患，政权经过多次更迭，社会经过无数动荡，民族之间以融合为基调，也有过暂时的战争。总之，秦汉以后的中国，人民已习惯于在中央高度统一的政权下生活，因为大一统国家与国与民都具有重大利益：
（1）、大一统国家可以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比如说，国家统一，老百姓可以不见兵戈，安居乐业地过日子；国家统一，可以借助强大的国力抵御各种自然灾害，调剂各地岁收丰歉，从而避免人民流离失所。
（2）、大一统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大国的综合国力办成大事。古代中国是个自然经济结构的小农经济之国，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除了供全家消费，所余无几。正是借助统一大国的高度集中，把分散、零星的少量财富集中起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如修长城、开运河、整治大河河道，进行重大项目的文化建设，修纂大的文化典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战时还可以调动全国人力抵御外来侵略势力。
（3）、大一统国家吸引力强，便于光大中华文明。第二周期秦汉帝国把大中华文明光大于西域，乃至中亚、西亚；第三周期的隋唐帝国把大中华文明光大于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第四周期元明清帝国把大中华文明光大于欧亚大陆，乃至非洲。
（4）、大一统国家影响力大，即便分裂时期大中华文化仍占主导地位。第一周期春秋战国时期，东周和东方六国都是华夏文化，逼迫西戎秦国首先把自己“华”化；第二周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出现了许多政权，华夏文化始终保持占主导地位的态势。魏、蜀、吴、两晋、南朝都是华夏文化，北方16国，更是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自居，不失时机地进行汉化改革；第三周期宋代出了程朱理学，辽、夏、金、元无不争夺汉族儒家名士，接受道教；第四周期清朝相对于元、明仍是分裂时期大中华文明圈内的一个大国，尽管其曾推行“剃头令”，搞“圈地运动”，但是，之后它也极力奉行程朱理学，搞“华、夷之辩”，以证明自己是正宗的大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接受、支持、维护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从诸子百家到佛、道、儒三教分别站在自己的宗教立场论证其合理性。从“三纲”、“五常”的言行中体现天理，宣扬忠孝是出自人的本性，不忠、不孝是违背人的天性，不但不能成佛、成仙、成圣贤，甚至也不足以为人。从孝敬父母作起，推及到孝忠祖上、祖先、祖国，形成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以尊祖、爱国、报恩、报国为荣，以窃国、卖国、篡国为耻。在老百姓心里，最臭的莫过于“汉奸”、“卖国贼”，可以说比骂祖宗八代还厉害。这类人不光个人被判了“死刑”，就连子孙后代也抬不起头来。
就这样，大一统观念促进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大一统国家又进一步光大了大中华文明，形成滚雪球式的良性运转，使大中华文明不仅未曾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丰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独特文化体系。
第二，保皇的是儒家，造反的也是儒家。在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与当时中央政权的统治不太集中、中央统摄力还不够强大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秦汉以后，封建王朝势力强大了，上帝的统摄范围也扩大了，不但山川、日月，连人们的内心活动、意念善恶也要受宗教神学的管束。由皇帝直接管理天下的郡县，参与管理的有丞相、三公。但皇帝经常受到诸侯、后党、权臣的干扰，甚至发生宫廷政变，皇权遭到篡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社会秩序，汉朝以后，加强了儒学的教化作用。特别是隋唐两代，以科举取士，官方用考试制度强力推行儒教思想，凡是走这条路的士人都要系统地接受儒教思想培训，这对儒教的普及起了有力的作用。宋朝以后，儒教以教化力量巩固了中央集权，使它更趋稳定，故有权臣而没有篡臣。曹操在唐以前有能臣的形象，宋以后，曹操成为奸臣；唐以前，扬雄在思想界有较好的声望，宋以后，由于扬雄做过王莽的官，声望下降。
中国的儒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不分，政教一体，皇帝兼任教皇，或称教皇兼皇帝。神权、政权融为一体，儒教的教义得以以政府政令的方式下达。朝廷的“圣谕广训”是圣旨，等同于教皇的手谕。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即位，要教皇加冕，才算取得上帝的认可。中国皇帝即位，只要自己向天下发布诏书就行了。诏书必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皇帝的诏书同时具有教皇敕令的权威。
儒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准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尊孔子为教主。儒、佛、道三教同为古代传统宗教。唯有儒教利用政教结合的优势得以成为国教，儒教的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然而，一旦皇权制度被废除，儒教也随着皇权制度一同凋谢。
历史证明，行政命令打不倒信仰，但政权是可以更迭的，儒教与皇权融为一体，所以才随着皇权的废除而暂时销声匿迹，这便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保皇的是儒家，造反的也是儒家。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但不能算政治家。儒学被后人宗教化后，既是学术，又是准宗教。它不仅能为统治阶级服务，也能为被统治阶级反抗剥削压迫提供思想武器。
均平原则构成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和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均平原则是针对财富占有行为的一种分配理论，孔子对此有过经典阐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中国古代平均主义盖源于此。其实孔子的均平思想是对古代社会大同理想的描摹，也是体现其本人确立的“仁”学风格。“仁”是一种以普遍情感为基调的理论原则，它在分配行为上必然体现出和谐温馨，而不是巧取豪夺、毫不利人、专门利已。但孔子讲的并非绝对平均，他将“仁”、“礼”相互贯通，将平均原则寄于“礼运”之中，礼的实质是区分上下尊卑等级秩序，在分配行为上应该体现不同等级对财富的不同占有，超越或低于起码的标准，那也是不允许的，是对礼制的践踏。因此分配行为应该是依礼而行，均衡有序，使贫富、贵贱之间差距不至于无限扩大。荀子也指出“制礼仪以分之”的目的，就在于“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壳禄多少厚簿之称。使夫群居合一之道也。”主张“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非礼不进，非义不受”。因此均平思想成为民族意识和分配标准，成为历次改革和农民起义的重要目标和理论武器。从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王安石提的“方田均税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是以均平为指导思想提出来的。
农民起义、骚动、**更是如此，“均平”始终是农民起义军最感亲切、最得人心、最有号召力的战斗旗帜。绿林、赤眉起义是因为“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赋税。”黄巾军的原发组织“太平道”宣称“人无贵贱，皆天所生。”隋末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发难，是由于山东地主是土地兼并及其严重的“狭乡”地区。唐未农民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均平”的旗帜，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南唐诸佑起义提出了“使富者贫，贫者富”的口号，宋代王小波、李顺起义明确提出“均贫富”。明末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纲领。
儒家不仅为造反大军提供行动纲领和鲜明的旗帜，还为造反大军提供了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秦末农民起义的队伍中，范增、张良、萧何、陈平、陆贾、郦食其、曹参皆饱学之士。
《明史•儒林传序》说：“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意思是朱元璋虽然是个马上皇帝，但是在他的高级幕僚中诸儒占主要成分，在他兴兵造反、夺取天下的过程中诸儒功不可没。
朱元璋一开始就注重网罗儒者文士。早在渡江前，他即已征用冯国用及其弟国胜、李善长等人，冯氏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元末结寨自保”（《明史》卷129《冯胜传》）。朱元璋进军滁阳，途经妙山时，冯氏兄弟“着儒服”来见，朱元璋谓：“若书生耶？试为我计安出？”国用曰：“建康，龙蟠虎踞，帝王都会，自古记之。幸而近我，其帅懦弱不任兵，宜急击下其城，踞以号召四方。事仿仁义，勿贪子女玉帛若群竖子者，天下不难定也”（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卷六王世贞《宋国公冯胜传》）。朱元璋遂令其为幕府参谋，计议大事。不久，定远人李善长也到军营求见。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明史》卷127《李善长传》）。初谒朱元璋，即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同上），殷殷期其成为当今的汉高祖刘邦。朱元璋对他甚为信任，留在幕府掌书记。
渡江后，朱元璋更是大力罗致人才，“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刘辰：《国初事迹》）。至正十一年（1355），兵克太平，儒士陶安、李习、潘庭坚、梁贞等出城迎接。陶安，博涉经史，尤深于《易》，与朱元璋语，甚合其意，遂留参幕府，拜左司员外郎，从克金陵，升左司郎中；李习，自幼老成持重，治《尚书》，又旁通群经，攻性理之学，被朱元璋用为太平府知府；潘庭坚，元末用荐为富阳县学教谕，朱元璋任之为太平府儒学教授，次年取金陵后改为中书博士；梁贞，元至正中为国子监生，后由国子伴读授太平路儒学教授，见朱元璋时，所言辄援《诗》、《书》，被命为江南行省都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军取金陵，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各授官职。又因秦元荐而以书聘陈遇。陈遇，博通经史，尤邃于先天之学，元末为江东明道书院山长。朱元璋称其“学贯三史六经，博览兵书百技，才兼文武，实我良辅”（《国朝献征录》卷116陈镐《陈静诚先生遇传》）。他与朱元璋相见后，希望其“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为首务”（《明史》卷135《陈遇传》），被命筹帷幄，诸计划多秘不传。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徽州，召儒士唐仲实，问：“汉高帝、光武、唐太祖太宗、元世祖一平天下，其道何由？”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驱除祸乱，未尝妄杀。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归而未遂生息”，元璋深以为然（《明通鉴》“前编”卷一）。又素闻儒士朱升之名，遂“潜就访之。升因进三策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大悦，命预帷幄密议，“大抵礼乐征伐之议，赞画居多”（《朱枫林集》卷九《学士朱升传》）。
在建置百官的同时，又遣起居注吴林、魏观待访求遗贤于四方，以期使更多的儒者文士聚集在自己周围。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基、宋濂等出自浙东的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这对朱元璋的思想及他的帝业之成功均有重大影响。
近代更是如此，洪秀全、石达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章太炎、毛泽东本身就是儒家，而且是大儒、鸿儒、通儒。毛泽东曾经崇拜过孔子、陈独秀。他的许多政略出自《论语》，其革命理想也是孔子说的大同世界。
治世治国安民靠儒家，乱时打天下也靠儒家，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治乱兴亡，哪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儒家，这本身就是文明的继承。换句话说，在中国只要有儒家存在中华文明就不会中断，而中国的文人中，百分之九十是儒家，中华文明怎么办会中断呢？
第三，道家有“兴灭继绝”的功能。道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具有旺盛的再生能力。鲁迅先生(1881—1936)曾经断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李约瑟博士(1900—1995年)也敏锐地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道学文化中既蕴藏着死而复生的活力，又具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品格。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古代能接纳印度佛教，在近代又能接纳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显然不是“严夷夏之防”的儒家文化的功能，而是靠道家善于融汇异质文化的博大包容的特性。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也都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人们深知道家智慧有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宽容气度，以及能生能化，善于应变的长处。
“反者，道之动。”说明道家的核心是革命的哲学。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大的社会变革，总是由道家首先发起对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旧体制的批判开路。从先秦的老子、庄子、列子，到近代的魏源、鲁迅都是旧社会的批判者，是革命的先行和旗手。
道学的策略思想是以曲求伸、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在士人被腐化，思想被扭曲，人民失去信仰时，道家以开放的思想体系和儒家自我封闭体系有着互补作用。每逢儒学走向唯心主义，成为僵化的“官文化”时，道家便对儒学进行补救。统治阶级既无创业的历史使命和事业压力，又抛弃了儒学德治思想的约束，逐渐成为“无道”。必然形成信仰危机。儒学道统衰弱，礼崩乐坏。而儒家刚性太强，“天不变，道亦不变，”、“士可杀而不可辱。”在这种情况下，道家发挥自己的优势，“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而起到对中华民族兴灭继绝的作用。（见第八章第二节）
“无”和“反”是《易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道德经》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无中生有是创新，反其道而行之是改革。有了改革和创新就可以达到“兴灭继绝”了。道学主导的历史阶段是“国乱”（久乱）一直延续到强治周期段的前期。“国乱”（久乱）周期段，国破了，（皇）家散了——诸侯坐大，法、儒两家的招数都使绝了，不灵验了，因此导致信仰危机，出了危机怎么办？只有道学出来救驾。但救驾的方式不是助一臂之力，而是挂倒档，开倒车，返本开新，另辟蹊径，重开新路。
第一周期，当神学出现了信仰危机之后，圣哲把人、神、道德、天文和巫、卜相结合出了《易经》，这便是道学的根基。
第二周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夫子发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呼喊。然而，他并未做到，真正做到的是道家。道家在批判神学、天帝、圣贤的同时，以法家的面目出现，运用“法”、“术”、“势”，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政策和措施，最终实用武力完成统一大业。故司马迁在《史记》中特意将老子和韩非子写在一起。
第三周期，东汉末年经学地位下降，道家的何宴、王弼将道学和儒学相揉合，创立了“玄学”。
第四周期，南宋时期，儒学危机时，朱熹融合儒、道、佛创立了理学。可以说是道家一次又一次地维护了中国的“道统”。
第五周期，从启蒙运动、洋务运动、太平天国异教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儒学连续受到冲击，在这信仰危机、民族危亡的日子里，是道学在批判儒学的同时返本开新，敞开思想，对世界开放，实行“拿来主义”。实证主义进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进来了，新儒学复活了，古老的中国才又一次焕发生机。
道家的一个重要信条是“不为王者师，便为万世师”。在政局混乱的时期，一些有高深道学的人转而为师，如鬼谷子、文中子即是。他们是诸子百家中一流的、非常规的教育家。他们用改朝换代的帝王之术授徒课业，培养一批因缘时会、出入军机的人才，使之逐鹿中原，以求一逞。隋末天下鼎沸，文中子王通先生教出了魏征、李密、徐懋公等几个知兵领军的干才，他们都是扭转乾坤的命世之才。鬼谷子、文中子通过自己的学子达到了对国家、民族“兴灭继绝”的目的。
中华民族文化周期性的更新再造功能不是别的，就是“道”。因为它是开放型的，且具备“体”的特质，有隐性世界的力量，这也是中华文明未出现断层的一个内在原因。如自然界，月季花枝繁叶茂，月月开花，可是花农每年冬季都平一次茬。翌年生长出来的新枝条粗壮鲜嫩，开的花比上年更大、更鲜艳。
第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始民主制。公元前7——2世纪，为什么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西戎小国——秦能打败政治、经济、文化相当先进的东方六国呢？13世纪，为什么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仅有150万人口的蒙古能打平欧亚大陆，建立四大可汗国呢？为什么16世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仅有几十万人口的女真族能打败6000多万人口的大明王朝呢？研究发现：根本原因在于原始民主制胜过封建专制、独裁政治。而这种原始民主制与之后的专制、独裁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并存，经六千年之久，历三个大周天，九个周期。每当中原地区的政权走向专制、独裁，搞得民不聊生时，底层民众或边疆的部族就祭起原始民主制的法宝，组织起一支又一支的革命大军，摧毁专制、独裁的腐败政权，改朝换代，使华夏文化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原始民主政治制度是原始社会普遍实行的制度。我国在夏以前实行的“禅让”制度实际就是原始民主制。原始民主制始建于父系社会，是在家族议事会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初的议事会由各父系的大家长（长老）组成，负责处理内部事务以及与其它氏族交往的事务。在母系社会民众大会观念淡薄之后，这些大家长（长老）逐渐形成氏族的贵族，是氏族酋长的辅佐兼保护人，对氏族的各种活动有参与权。
部落议事会由各氏族首领和家族族长组成。部落的重大事情，如战争、讲和、缔结盟约、推举部落首领等，都必须由部落议事会作出决定。部落议事会成员一律平等，采取民主的方式协商讨论，实行原始民主制。史载：“伏羲氏以龙纪，故龙师名官。”（《通典》卷19《职官一》）传说“黄帝置六相”，“尧有十六相”——“四岳”、“十二枚”，“官员六十名”。（同上）“少昊氏以鸟名官，风鸟为历正，玄鸟为司分，伯赵氏为司至，青鸟氏为司启，丹鸟氏为司闭，祝鸩氏为司徒，（且鸟）鸩氏为司马，（尸鸟）鸩氏为司空，爽鸩氏为司寇，（骨鸟）鸩氏为司事”。（《左传昭公十七年》）
原始民主是与之后的封建专制、特权相对的，要实现民主就势必反对特权。所谓特权是指超越任何制约、滥用国家权利的权利，必然遭到大多数人的强烈抗议，反对特权，就能取得多数人的拥护，产生极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一、二周期之交的春秋战国时期，东周和东方六国的封建领主专制制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在西南边陲的秦国，由于封建领主专制制度的基础薄弱，经过“商鞅变法”最先废除了封建领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封建地主制的生产关系。
秦原系颛顼之后，西周时是一个附庸小国，东周初年被封为诸侯国。长期活动在陕西和甘肃东部，与西戎部落杂居，非子为秦部落领袖，时因替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为附庸，由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迁至秦（今甘肃张家川东），始以秦为称号。公元前659—621年，秦穆公实行原始民主制，任用百里奚、蹇叔等，积极加强国势。插手中原国家的事务，谋求向东发展。但是晋国在晋文公的统治下迅速强大，阻碍了秦国东进的计划。尤其在崤之战中，秦军惨败。因此，秦穆公转而向西发展。先争取到西戎谋臣由余归降，然后用由余的计谋进攻戎地，短时期内兼并了十二个戎国。开拓了上千里的土地，取得了独霸西戎的地位。
秦穆公称霸西戎国。但终因僻处西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力逊于中原华夏大国。秦孝公即位后，继续实行原始民主制，任用商鞅变法，大力招徕六国居士，迅速取得富国强兵的效果。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东并六国，建立秦帝国，结束了长达五百年的混战。
第三、四周期之交的夏、辽、金、元最初都是实行原始民主制凝聚本部各部落的力量。蒙古族的“库里勒台”就是实行原始民主制建立起来的，“库里勒台”是各部落首领举行的一种会议，它决定有关部落的重大事情，如战争、讲和、缔结盟约、推举部落首领等，都必须由部落议事会做出决定。后来演变成“宗王大会”。与会成员一律平等，采取民主的方式协商讨论，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一是人才选拔面宽。凡是各部落的首领及贝勒都是大汗的后选人，能够优中选优；二是即使选不上大汗，当摄政王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多尔衮就是以摄政王的身份指挥八旗入关，消灭大明王朝的的。由于夏、辽、金、元实行原始民主制还涌现出一批女主，如西夏惠宗秉常母梁太后、辽太祖阿保机皇后述津氏、辽圣宗母承天皇太后萧绰、金熙宗皇后裴满氏、成吉思汗皇后孛尔台旭真、元文宗皇后弘吉刺氏等，临朝称制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其中承天皇太后萧绰“裁决国事”长达40年之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篇3：一座城,穿越华夏文明五千年
唐风晋韵锦绣龙城
太原是三晋文化之源, 黄河文化的代表, 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中最具有象征意义和代表性意义的文化概念的构成上和形成中华文化概念的重要元素方面, 都与太原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如尧曾设都于唐, 史称唐尧, 而唐地即太原。“汉”、“唐”既是中国发展历史中两个极为重要的时代, 也是中华文明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文化标志。
太原, 古称晋阳, 也称并州, 自古就有“锦绣太原城”之美誉。
太原城始建于公元497年的春秋时代, 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中华5000年文明史在太原都能找到不可磨灭的印记。曾是九个独立王朝的国都或陪都。历史上宋、金、元、明、清朝代, 太原一直是我国北方的一座军事重镇, 素有“中原北门”之称, 也是北方著名的文化城市和商业都会, 称雄中国500年的晋商和汇通天下的票号, 其商都和中心都在太原。
太原人杰地灵, 英雄名人辈出, 文化遗产众多, 人文景观独特, 旅游资源丰富, 名胜古迹遍布。大型祠堂式园林景区晋祠, 位于晋水源头, 曾是西周晋国开国君主姬虞的祠堂。祠堂殿阁巍峨, 古木参天;祠内圣母殿、献殿, 鱼沼飞梁无不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伟大智慧和巧夺天工的神奇;侍女塑像、难老泉及具有二千八百多年树龄的周柏更被誉为“晋祠三绝”, 独领风骚。
被列为中国十大石窟第六的天龙山石窟风景区更是雕塑艺术与生态环境完美的结合之作。石窟分布在东西两峰, 共30窟, 含东魏、北齐、隋唐、五代的经典作品。艺术风格各异, 极其美妙和壮观, 为世界石刻雕塑艺术之最, 实乃稀世之宝。
太原标志性建筑永祚寺双塔、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纯阳宫、晋王朱㭎为纪念其母孝慈高皇后于明洪武十四年所建的崇善寺、建于公元551年的蒙山大佛、晋阳古八景之首的多福寺、净因寺土堂大佛、窦大夫祠, 中华傅山园以及龙山道教石窟和佛道合一的太山龙泉寺等等一大批名山胜境, 美不胜收, 无不诉说着太原悠久的历史和文明。
晋阳名人荟萃, 有晋国立国创业的始祖和三晋文化的开创者唐叔虞, 三国名将郭淮, 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白居易、名相狄仁杰,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 元明古典小说家罗贯中,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书画家、医学家、文学家傅山等等名人英豪大家层出不穷, 不胜枚举。这些太原历史的伟人杰作, 不仅影响着太原、改变着太原, 也影响着中国、改变着中国!
旅游, 太原新的经济增长点
太原作为山西省的地理中心和省会城市。太原旅游业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不仅是中西部地区的旅游集散地, 也是极具开发价值的旅游目的地。按照太原市旅游局的设计, 太原的文化产业开发与旅游开发紧密的结合, 一是沿着历史人文线的名人文化, 搞名人旅游开发;二是沿着宗教线作宗教旅游开发;三是沿着奇峰秀水作自然风光开发;还有搞体验之旅、探寻之旅等开发, 旅游及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等等。
近年来, 太原市旅游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抓住中部崛起的历史性机遇, 围绕建设一流省会城市目标, 以建设“华夏文明看山西”的旅游中心为抓手, 创新营销理念, 加强要素建设, 倡导诚信经营, 规范市场秩序, 全力打造“唐风晋韵锦绣龙城”品牌形象, 各项旅游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服务质量全面提升, 初步形成了一支生机勃勃的产业新军和要素配套的产业体系, 进一步彰显了优秀旅游城市形象。2011年, 全市接待海外游客348841人次, 同比增长23.18%;外汇收入19797.54万美元, 同比增长20.89%;接待国内游客2427.08万人次, 同比增长21.69%;国内旅游收入263.55亿元, 同比增长20.19%;旅游总收入276.7亿元, 同比增长20.1%, 太原旅游业步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太原文化底蕴厚重, 旅游资源丰富。全市现有旅游景区 (点) 43处, 其中国家4A级景区和国家工、农业旅游示范点11处, 旅游星级饭店近百家, 旅行社230余家, 旅游餐饮、娱乐、购物等要素功能完善, 服务质量和接待能力明显提升。为了充分满足市场需求, 先后推出了晋阳文化游、多元宗教游、名村古镇游、特色工业游、生态观光游和红色足迹游等市内六条精品旅游线路。
太原与世界文化遗产云岗石窟、平遥古城、五台山以及黄河壶口瀑布等旅游胜地遥相呼应, 以太原为中心节点的古建宗教游、晋商文化游、寻根觅祖游、太行山水游、黄河文明游和红色经典游等六条旅游线路, 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旅游精品线路, 形成连接全省的旅游大格局。
太原旅游交通便捷, 区位优势明显。60余条国内航线的开通, 四通八达的铁路运输, 连接省内外的4条高速公路, 构成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由太原至全省任何一个地级市所在地均可在三个小时内到达。借助大太原都市圈打造的1小时文化旅游圈, 体现了“接幽燕, 控中原, 通秦蜀, 连漠原”区域特色, 更突显了太原作为中西部地区旅游集散中心的地位, 展示出“表里山河, 山右首区, 际山枕水, 华夏名都”的风韵。
当前, 随着山西省转型跨越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综改试验区的建设, 旅游业已经成为太原市转型跨越发展的先导产业。太原西山旅游公路建设项目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该公路线路覆盖西山地区, 连通太原市内沿线各个景区 (点) , 途经太原市尖草坪区、万柏林区、晋源区, 它将西山区域分散的各旅游景点及风景区连接起来, 形成一条由文化旅游和自然风光构成的金项链, 体现出景区 (点) 间的相互带动作用及规模效应, 对发掘西山旅游文化, 加强历史文物的保护, 营造城市游憩园地, 保护修复西山生态、拓展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品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篇4：华夏文明的源头
尧文化是中国原始社会后期向第一个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源，它上承原始社会文化之大成，下启华夏文明之形成，在上古社会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山西临汾古为帝尧之都，尧文化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帝尧是上古时期杰出的部落联盟首领，是我国最早君临天下的帝王。众所周知，《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司马迁也说：“学者多称王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尧无疑是中国第一个有史可证的帝王，且是一位大贤明的帝王。帝尧在古平阳（临汾古称）带领先民钦定历法，理顺了时序；凿井引水，推进了农耕；设立诽谤木，让平民畅所欲言，议论朝政；访贤禅让，被传为千古美谈。由于尧功业卓著，加之其仁爱、信义、清廉、俭朴、勤勉的高尚品德，倍受华夏子孙的推崇和敬仰，历代都将其列为“五帝”之中，尊为古圣，称其为民师帝范，文明始祖。正由于这样，上古时期才会以平阳为中心形成中国的雏形，因而帝尧是中国的国祖，临汾是中国的源头。
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不效法帝尧，即使新中国的缔造者、人民领袖毛泽东也盛赞“六亿神州尽舜尧”。时至今日，尧天舜日仍然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作为我国最早成体系的观念形态文化，尧文化具备源头文化的特色和寻根文化的优势，对于海内外炎黄子孙、尧舜传人具有普遍的認同感和吸引力。因此，加强尧文化的研究与开发，让世人感受华夏古老深远的文明，体味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将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时下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以人为本、政治文明的和谐社会，我们在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同时，岂能忘了毕生践行以人为本、率先垂范政治文明的民族先驱帝尧！
篇5：华夏文明面临的危机
作者：江涌
近几十年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令很多国人越来越飘飘然，物质上光鲜靓丽，但精神却空虚颓废。在作者看来，中国若不是经历了一次大战的败绩，在精神上不至于如此“惨不忍睹”，这是一场文明战争的失败。
表征之一：普遍的民族自卑感。当今很多中国人往往张口便是：“中国人素质太差”，“西方人文明”；为任何个体的过错而否定整个国家和民族，几乎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连广大中下层人群也落到这一步，是精英层为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出了大问题。强盗打劫总有“强盗逻辑”，但是中国人被打劫后不去研究强盗逻辑、以便对付强盗，而是埋怨自己，觉得挨打是自己不好。
正因为长期不断的精神解构，使我们多多少少形成了“原罪思维”，这是精神上被“驯化”的第一步。“凡事将西方往好里想，将自己往坏里想”。对西方文化的崇拜、道德优越感的失落，由此没有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表征之二：审美观错乱，以西方为美。看一个实例：上海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劳动最光荣”节目中，两个巧克力糕点师，一个做巴黎铁塔、一个做伦敦奥运场馆，灵巧的手追逐着时髦的影像。在为广大观众提供“视觉盛宴”的同时，谁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本土文化符号被悄悄替换的信号。这个巧妙且极具耐心的过程，以看似顺乎潮流的方式，人为制造“时尚审美”，定向清洗大众头脑。这与金融诈骗没有本质差别。
看看先富起来的国人对法国奢侈品的崇拜，就可以明了西方人对国人洗脑如何成功。西方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识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用标识化的设计替代了奢侈本身，以虚无飘渺的概念扑天盖地地渗入人的大脑，形成“奢侈品=名牌=标识的复制”这一荒诞等式。这一本万利的（奢侈品）买卖，靠的是对消费人群的精神控制。中国社会的送礼传统和从众心理，更加剧了这种精神控制的广度和力度。
表征之三：价值观变迁，自觉传播西方价值。审美权的丧失不仅导致价值观变迁，而且还会自暴自弃，主动传播宣扬西方价值。在西方不可能见到的怪相在中国已司空见惯：高铁车厢内的视屏，连篇累牍地播放好莱坞电影、明星及西方时尚的画面，让西方代言人来洗自己人的脑。这类画面每天每时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而播放者丝毫意识不到画面的颠覆作用胜过千言万语！
中国的大学和媒体，为西方文明传播者提供整版报纸和讲堂，贬低和抹去自己的文明，却丝毫意识不到，正在帮着埋葬维护这个国家的凝聚力。这不是说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不能表达思想，而是听其表达的中国人，已经意识不到自己是什么人，更不知对方是什么人。
表征之四：文明自信丧失，民族精神麻痹。中央电视台法语台一部有关西沙的多集纪录片，其中一个细节是一群守卫西沙的女兵，在表现她们如何能吃苦、如何能战斗之外，也不忘展示女兵们爱武装也爱红装。只见军人卧室里，从抽屉里露出一堆东西：洋美女封面的时尚杂志和一些女红——快完工的刺绣上绣的是一对西洋男女，整幅画表现了对那个文明、那个人种的向往。这不是上海小资的闺房，而是中国边防最前沿！这个细节不光意味着中国民间属于本文明的文化符号正以惊人的速度被覆盖，也意味着这支精神上被麻痹的军队可能正在失去战斗力。有人若以为将西沙女兵抽屉里的刺绣与北洋水师炮舰上的衣物类比有些过度，那么，一个国家几代艺人墨客争前恐后取悦西方以博得对自己作品的好评；几代学子前赴后继到西方留学，研究的对象百分之八九十却是中国问题；青年才俊拼命跻身北大清华多半只是为了便于去西方留学，成为国际公民„„如此不一而足，是否折射出华夏文明已被深度休克？
表征之五：精神上再度“下跪”，甘当“仆从”。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这几十年，一些精英文人在精神上又纷纷跪下去，并以给“西方主子”当“仆从”为荣耀。3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思想体系，似乎都在为“帝国”培养上等仆人，多少年轻人在为得到“上等仆人”的位置而努力。如果“开放”与“接轨”被这班“主子”做代理人（或通过子女西移作间接买办和代理人）简化手续、并提供道德借口，那我们有权提问：我们为什么被卖？如果我们被卖，只是换得“仆从”的儿女在西方谋得个上等仆人的位置，我们更有权提问：卖得是不是太贱？!表征之六：“精英”大规模逃离。30多年来国人信仰大半被解构，很多精英投进了西方的怀抱。但他们既看不见外强的觊觎和布设的陷阱，又忙碌地要锯断自己呆在其上的枝干。环顾世界，通常一国的社会精英不会背叛自己的文明价值，不会为一口饭离土弃国，但中国的社会精英却蜂拥而为。[ 参见边芹《被导演的“素质”》2012年9月22日。]甚而不以内外勾结为耻，反以挟洋自重为荣。“测试一国国民的潜意识被操纵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背弃祖国的人是否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
但他们不知道，那个世界并非他们想象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选民”（西方人）为主人的世界，中国人在其中只有两个角色：被主子接纳的“上等仆人”和未被主子接纳的“下等仆人”。
表征之七：出国人众成潮，甚至以背离祖国为荣。近几十年，举国学习外语，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现象。整个国土变成了为西方培养人才的大课堂（父母以小孩能靠留学换得西方某国国籍为荣），好像中华文明成了附庸文明；倾举国之力培育的顶尖人才，把自己的本事都当成了背弃国家的本钱（从顶尖学生到冠军运动员），好像文明心脏早就不在长江黄河畔；社会上层的子弟都以受西方教育为先，好像这片土地没有足够的文化供他们掌握和传承，好像拥有的权力还不够至高无上，好像祖先留下的历史远不足以荣宗耀祖！
在意识形态上，上游闸门若出现一条狭缝，即意味着下游泛滥成灾。精英们的逃离与背叛，使得社会道德颓丧、爱国主义瓦解，形成一股莫名其妙的自我否定、自贱、自戕的潮流。逃离者们非但没有愧疚感，反而还以具有“道德优越感”，作为炫耀的本钱。
表征之八：“崇洋媚外”形成潮流。在部分“公知”眼中，西方人“强大的武力、高尚的道德、杰出的智力”让中国人崇拜——那白人、美国人活脱脱就是优等人种。“以洋为美、以洋为尚、以洋为荣”成风。
中国文明正在被“童稚化”，即失去了主心骨。社会心理颓败至此，一般都是亡国巨创所致。然而上面这一切却发生在一个自称“太平盛世”的国度，强敌没有兵临城下，刀更没有架在脖子上。
近代血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真实的战线上，我们曾拼死挡住明枪，却不知已被暗箭射中。致命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谁是真凶。在殊死决斗的战场上，不知彼也就不知己。梦想世界一家亲，开放到没有边界线，宽容到人家打左脸递右脸，以为这样除了麻痹自己还足以打动世界，那是自作多情；以为这样除了改造自己还足以改变现实，那是白日作梦。夺回审美权和解释权，赢得“文明战争”的胜利 认清西方文明的本质和长处
中国与西方，前者讲究“温良恭俭让”，后者崇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中西文明的差异，说到底是“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质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的差异。
中国人首先要懂得和学习西方文明的这一面。流氓与书生要比高下，就看放在什么水平上。必要时书生也得学点流氓的手段，学会挡明拳也要学会挡暗箭，否则无理可讲。
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乾隆皇帝礼貌待客，但什么都没答应。中方官员全程陪同马特使一行、吃喝全包，送别时依依不舍。但英国人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好处就忘了使命。马特使在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顺带偷窃茶树之类技术“专利”；回国后不但没有做促进英中友好的事，而是开始谋划后来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鸦片）战争。西方比我们更讲意识形态，更重“政治正确”。西方有只信一神、只读一经的传统，意识形态一统是正常状态。
西方派往国外的记者，更接近侦探而非文人。刺探内情、培养反对派是他们的基本活计，必要时帮助反对派推翻政权也是份内事，而绝不是我们理解的“满足百姓的知情权”。中国人专挑舞文弄墨的文人作记者。西方人挑记者首先是意识形态，其次是胆略，关键位置血统乃是重要条件。战士和文人对自由的诠释和满足程度会相差多远？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传媒“自由”之下犹似坚硬的混凝土，而我们一放开就如同散沙！
法国中学会考，把哲学考试放在重要位置。2012年哲学试卷的论题之一：“平等是不是自由的威胁？”这种考试不是考技能，而是考你学了哲学（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后的思想状态。这与中国被废除的科举考试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用考试来代代传承本文明的思想体系。
大力强化“精神集体主义”。中国的“被迫集体主义”止于社会层面，而没有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几乎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精神捆绑。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被彻底铲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关键是用“精神集体主义”把“散沙”似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终于让这个被列强踩在脚下的民族重新站起来。
精神层面的集体主义是西方社会表面宽松、内核坚硬的关键所在，它要比社会层面的集体主义更牢固而隐秘。这也是我们对西方社会整体误读的起始点。看到这一层你才能领会：为什么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西方社会缺乏个人主义；为什么中国社会提倡集体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中国社会自古至今都缺乏集体主义！
夺回审美权，增强文明自信，维护国家民族尊严
破除迷信与神话。西方“集团”编织了诸如“自由经济”、“政治民主”、“普世价值”等系列神话。一些人对揭露西方文明伪善、贪婪的真实情况和褒扬中国人自尊的言论，都要上纲上线，扣上“排外”和“反对开放”的帽子，把“开放”作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设计的思维陷阱。
中国的诸多精英人士总是幻想西方如何优越、如何自由民主。实际情况是，所谓“新闻自由”更多是操纵的自由。
“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30％）。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原因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 凡事都有个度，过了会适得其反。没有神话的西方并不意味着没有优点，破除迷信不一定就是自大自闭。总有人把向西方学习与“放弃自我”混为一谈。学人之长与“认人为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就是有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将二者分开。公德与品德无关。今天挂在中国公知口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如何如何差，西方人如何如何好。然而西方人讲公德并不代表就有品德。“穿戴讲究、一切按照规矩行事，是公德、美俗的表现。美俗绝对比美德事半功倍。‘公德’不是无私而是学会划算的自利。公德是规矩，规矩不靠教育而是从小驯养成的习惯；而且不需要里外都一样，只要在特定场合不越界就行。西方诸多文明规则，往往只在界内有效，对界外的自动无效”。
近代以来，在西方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为何一到殖民地、落后国家，霎时间就蜕变为恶魔与强盗？因为西人的所谓公德、是被强大的社会秩序约束、是被文明的华丽外表掩饰的。“在别国做坏事可以不受惩罚，是帝国心态的一种转移，高人一等早已被训练成本能，以致一出国界，到了他们认为‘低人一等’的国度，文雅的小伙子可以转身变成强盗。”
丢掉浪漫与幻想。“带着无敌无界、甚至浪漫致极的心态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如果还有点良心，如果事先没有取弃国的立场，慢慢地就会在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实面前惊呆：西方公开地、更多是暗中地、遍及整个上层建筑地视中国为敌，这种越到后来越隐秘的敌对状态旷日持久，从未终结。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冷战’在这里是常态，根本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体制的变化而改变。”
“不管什么制度，要维持都得化身为信仰，让百姓觉得自己在统治自己事半功倍，否则你的经济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没用。我们一直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种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规则。”
“学人之长，‘长’究竟是什么，你得弄清。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一样，好人愿意授以真长，小人则故意以短相诱。西方连科技都以专利、知识产权、禁售的屏障阻止你接近，其他领域人家会把真长告诉你？不但不让你知道，人家兵不厌诈，还把表面迷惑人的花招力荐给你，让你拿着假方子吃错药。”
维护国家民族尊严。“西人与他人交往，左右手各执一个盾牌：利益与尊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逐利之外，就是带着刺人的标尺去试探对方的尊严底线，对对方的态度由这杆标尺上的尊严刻度而定，而绝非出自情与义，那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有的，而且自作多情想象别人也有的。如果你不把尊严当作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防线，只在受伤时才被动拿出，在‘主观能动’为生命第一要义的西人眼里，就形同低等动物。”
“西方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将其他文明碾压在地，至今没人能测算损失成本。这个文明充满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有人对前辈洗劫中国感到愧疚，但统治精英并无悔意，法国为将犹太人遣送纳粹德国而忏悔、对贩卖黑奴道歉„„但何时对火烧圆明园道歉？” 然而，中国牺牲了尊严，是否就能免于吃苦受罪、实现繁荣发展呢？绝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你如果没有尊严，不要说世界统治集团，就是一个小国都可以玩弄你„„十九世纪西方文人学者的著作中，众口一词说中国人‘没有荣誉感’，绝少例外。”
夺回话语权，培植道德优越感，树立文化自信
话语权，包括历史解释权，关系到“文明战争”的成败。“话语战场的不战而败，严重性远比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要深远而持久，这已不是一个国家的战败，而是一个文明的覆灭。”
多年来，中国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有人自我标榜掌握着治病救国的秘诀，实际上是给西方征服集团当马前卒，损害着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我们宁愿少些“公知”，多些国家与民族的脊梁。
篇6：华夏文明故事读后感
《华夏文明故事》这本书讲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从上古传说到夏、商、周文明，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从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以一个个人物故事的形式和朴实的语言向人们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顽强拼搏精神。其中“大禹治水”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
记得很小的时候大人们就给我讲过“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现在看完了《华夏文明故事》这本书后，我才理解了为何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在我国远古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大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鲧和尧先后都没有能够制服洪水，历史的重任落到了禹肩上。禹是鲧的儿子，为人聪敏机智，能吃苦耐劳，仁爱可亲，言语可信。他接受了舜的命令，但没有贸然行事，而是先认真总结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寻找失败的`原因。禹决定改革父辈们治水方法：变堵截为疏导。禹在外面奔波了十三年，三次从家门前路过都没有进去。经过十三年的努力，他们开辟了无数的山，疏浚通了无数的河，修筑了无数的堤坝，使天下的河川都流向大海，解除了水患。
大禹治水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个故事我悟出了两个道理：其一，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是因为他艰苦耐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了治水，他能做到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忘了自己的小家一心为了国家的工作精神正是我们国家走上富强之路所需要的；其二，大禹的工作方法也很值得我们学习，他很聪明，能够把水治好，就是因为他采用了变堵截为疏导的方法，把洪水成功的引向大海，我想我们每个人做事情都不能蛮干，好的方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