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解矫教育

社区矫正解矫教育（精选7篇）

篇1：社区矫正解矫教育

司法所严把社区矫正“解矫”关

依法进行解矫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最后环节，也是确保矫正成果的关键。司法所高度重视解矫工作，严把矫正“解矫”关，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取得实效。

第一，重视解矫谈话教育。解矫前，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解矫谈话，回顾入矫期间的表现，进行总结，找出其不足之处；对其进行法制、思想、社会公德和再就业教育，提高懂法守法意识，预防重新犯罪，助其顺利回归社会。

第二，规范解矫程序。工作人员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期间的表现，对其再犯罪可能性进行综合的评估，严格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填制《社区矫正期满鉴定表》、《解除社区矫正宣告书》、《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等相关表格，上报审批。

第三，做好帮教衔接。社区服刑人员解矫后，司法所及时的将其纳入安置帮教工作范畴，建立起个人档案，开展帮扶工作，促使其顺利转化为社会人。

篇2：社区矫正教育方法研究

一、居民与矫正对象互动法

社区矫正虽然是一个刑罚执行过程, 具有对犯罪人的惩罚性, 但是社区矫正又与其他强调监管的刑罚执行活动不同, 它更多地是想要帮助矫正对象建立与社会的正常联系, 促使他们能够正常地回归社会。因此, 应大力培育宽容的社区文化, 宽容的社区环境能够使矫正对象更好地塑造完善的人格、改正不良的品行, 更易于融入社区。但是, 社区居民大多对社区矫正持不赞同态度, 认为矫正对象对他们的安全有潜在的威胁, 甚至还有人说他们是“害群之马”, 对他们唯恐避之不及。矫正对象自己也会因为自己是犯罪人员而远离社区居民, 害怕他们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不接受他们。因此只有让社区居民与矫正对象形成良性互动, 让犯罪人真正融入社区并为社区所接纳, 才能使其能够尽快地回归社会。居民与矫正对象互动法主要是通过各种信息媒体及举办广场文艺演出、出黑板报、法制宣传栏, 散发宣传材料等方式,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结合法制宣传, 将社区矫正知识进行宣传, 提高社会各界和居民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知度, 使更多的社区居民了解社区矫正的真正含义, 尤其是矫正对象的家人、邻里、亲戚、朋友等这些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群体, 发动他们积极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 实现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帮助与管理, 通过他们的行为改变矫正对象不良的行为方式,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居民与矫正对象的双向互动, 形成共同参与、共同管理的联动局面, 一方面使居民了解社区矫正, 另一方面也使矫正对象顺利地融入到社区建设当中来。

二、社区自组织与他组织配合法

目前中国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主要是司法行政部门, 在基层主要由各街道、乡镇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因此, 在社区矫正中基本上是以司法所为主导, 派出所为辅助部门, 这些部门基本上都是社区组织, 以行政为导向, 容易忽视矫正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化需求。尽管在国家指导社区矫正的权威文件《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的作用”, 但从中国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情况看, 除了上海等少数省市有专门的社会团体机构参与外, 其他地方的社会力量所发挥的作用都微乎其微。因此需要社区自组织和他组织的相互配合, 才能更好地实施社区矫正。当前社区矫正应该在发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用的同时, 充分利用社区自组织具有的志愿性、非营利性和自治性等特点来填补政府机构与个人需求之间的空白, 针对社区矫正对象这样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提供个性化的帮助与教育。通过成立各种不同的自组织, 展开不同的教育, 针对青少年群体应该以心理疏导和就业培训、指导进行教育, 针对妇女群体, 应当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政策法规咨询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 从而使其能卓有成效、科学合理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在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之外形成一支专业化、规范化的队伍以解决社区矫正中专职矫正人员缺乏、矫正人员专业化水平低、个别化服务程度不够等问题。通过整合作为社区他组织的政府职能部门在提供财力、物力和协调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和作为社区自组织的“第三部门”在提供人力资源以及实施个别化服务等方面的长处, 共同促进社区矫正目标的实现。

三、集体教育与个体教育结合法

社区矫正对象在思想、行为中存在着一些共性的问题, 但同时由于矫正对象的犯罪性质、个性特征和家庭情况有着具体的差别, 因此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应采取集体教育与个体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来有效提升教育矫正质量。一方面, 通过运用集中宣讲、社区服务、心理咨询等多种教育矫正手段, 对社区矫正人员加以教育改造。首先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全面梳理, 将矫正对象家庭条件、环境、掌握的生存技能基本情况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的群体给予相应的教育, 并联系高校心理学教授、职业学校老师, 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信心、希望引导及生存技能培训, 激发矫正对象努力改造的动机, 从而将社区矫正对象接受社区矫正的过程化被动为主动, 提高其社会适应性。同时, 引导其用自律行为获得社会尊重, 用社会道德感和法治文化约束其自律行为, 不良行为和习惯的改变将变成其主动行为。另一方面,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心理需要层次理论”观点, 人的需求多种多样, 既要解决缺失性需求 (生存保障需求) , 又要解决精神层面的需求, 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社区矫正教育是针对特殊人群的教育, 同样要根据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性进行针对性教育, 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社区矫正工作在正式开展之前, 由矫正工作人员对每名帮教对象进行背景评估, 包括犯罪类型、犯罪情节、教育背景和家庭状况等要素, 根据评估结果因材施教, 选择合适的人员组建最佳组合的帮教小组, 制定个性化的矫正方案, 将最终目标分为N个阶段性目标, 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 最终使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

四、技能培训与推荐就业衔接法

社区矫正的真正目的是使矫正对象更好地回归社会, 不重新犯罪。因此, 如何让他们能够在回归社会后成为一个合法的公民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 这就需要在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的基础上将技能培训和就业衔接好, 一方面通过积极开展一些岗位培训和技能训练, 使矫正对象具备一定的工作专长和工作能力, 并通过兴趣爱好的熏陶达到行为矫正的效果, 使矫正对象在回归社会后拥有一技之长, 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另一方面为矫正对象在解矫后提供工作信息和工作岗位, 来保证矫正对象在解矫后的基本生活。因此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首先开展培训调查, 通过发放《技能培训意向调查表》, 摸清矫正对象的培训意向和需求, 根据矫正对象的不同择业需求、择业意向, 为矫正对象中有求职愿望、有专业特长、有文化、想学习的人员免费提供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 然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通过两种主要方式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实现就业:一是通过政府购买由劳动技能培训基地定期为矫正对象提供劳动技能培训, 二是基层劳动保障所应司法所的要求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就业信息、推荐就业。

五、专业人员与志愿者合作法

社区矫正工作需要专业人员与志愿者长期合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专业人员不仅要具备司法知识, 同时还要具备心理学、社会工作的知识。他们运用专业理论的技术, 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纠正、生活照顾等, 使之消除犯罪心理结构, 修正行为模式, 适应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工作特有的价值理念提供了与刑法执行不同的切人视角和工作方式, 以人为本、助人自助, 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并具有潜在的能力, 接纳、尊重、真诚是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观, 社会工作者会从矫正对象自身的认知、情绪行为、人际关系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入手, 调动社会资源, 综合运用小组、个案、社区等专业方法帮助矫正对象增能, 尽快恢复社会功能, 融入社会生活。将社会工作引入社区矫正, 为现行的矫正工作注入新鲜的血液, 增加新的活力, 能够使社区矫正发展得更远更好。因此, 拥有一支稳定的、专业性的矫正工作队伍是保证帮教工作有效开展的基础。与此同时,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必须依托社区,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调动社会力量, 在职业化、专业化矫正人才带动下, 广泛动员和吸收社区内热心矫正工作的社会团体人员、社区服务人员、专家学者、离退休干部、教师、社区干部等以志愿者身份充实社区矫正工作力量, 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他们与社区矫正对象结成帮教对子, 提供法制、道德、文化、心理方面的教育, 帮助社区矫正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以利于他们顺利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社区矫正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各种不同的方法综合运用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应结合社区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具体特征有效地运用社区矫正教育方法, 最终使矫正对象减少再犯罪率, 顺利回归社会。

摘要：中国社区矫正教育在吸引国外做法的基础上, 通过十多年的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 包括居民与矫正对象互动法、社区自组织与他组织配合法、集体教育与个体教育结合法、技能培训与推荐就业衔接法、专业人员与志愿者合作法。

关键词：社区矫正教育,居民与矫正对象互动法,社区自组织与他组织配合法

参考文献

[1]李睿, 李愈.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人民调解, 2009, (7) .

[2]林仲书.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社区矫正工作及启示[J].中国司法, 2011, (2) .

[3]张姝.社区矫正工作现状及推进发展之策略——以西北地区为例[J].公安研究, 2012, (11) .

篇3：浅析信息化条件下社区矫正教育

关键词：信息化；社区矫正；矫正教育

一、社区矫正教育的现状

目前，社区矫正实践中的学习教育多采用集中教育方式，即要求社区服刑人员在规定时间到司法所或矫正中心等机构接受统一授课教育。其在实践中暴露出若干问题，一是集中教育授课固定的时间安排与社区服刑人员工作时间可能会产生冲突；二是由于绝大多数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人手不足，更缺少具有更高专业素质要求的专业授课人员，实践中很难按照要求保质保量的开展集中教育学习，大部分情况下在每月進行一次集中教育后，其余要求的学习时间只能通过安排矫正对象自学等形式进行，学习质量及教育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三是由于矫正对象犯罪类型庞杂，当前基层司法所无法对其进行分类专门教育，只能安排进行统一矫正教育，导致矫正对象很难通过笼统的教育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深刻认识，无法真正实现社区矫正制度的恢复性价值。

二、社区矫正教育的意义

总体而言，社区服刑人员的学习教育贯穿于整个社区矫正实践中，社区矫正中对矫正对象的教育活动正是实现其恢复性价值的关键途径，也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的重要手段，良好、完善的社区矫正学习教育符合刑法社会化的趋势，有利于实现社区矫正制度建立的宗旨。

三、信息化条件下实施矫正教育

社区矫正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数量及相关素质限制、无法对不同矫正对象实施针对性教育、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人员腐败包庇矫正对象等无法保证矫正教育质量的现象。在符合社区矫正的现有法律制度下，在信息化条件下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网上教育，通过开发社区矫正学习教育平台，将学习教育变为网络和实体相结合的方式。

一方面，通过对社会各界与各地司法所优秀教育资源的线上整合分享，建立分类学习视频数据库，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开展针对性教育，对社区服刑人员灵活地开展网上教育与普通的集中学习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活动，解决基层司法所法律教育人力资源不足问题，实现授课“拿来主义”，有效减少各地司法所工作量，提升授课质量，通过对不同矫正对象进行专门教育进而有效提升教育效果。

另一方面，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教育学习中，通过学习计时、随机拍照、不定期对教育内容进行测试等方式，能够足额保证学习时间，杜绝了各地人为操作降低学习时间与质量的现象，真正达到教育学习的目的，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完成矫正，顺利回归社会。

四、信息化条件下矫正教育的价值

1.理论价值

信息化条件下的社区矫正教育是对中国社区矫正教育学习工作方式的丰富，也是对现有的社区矫正实践的改革创新。同时，可以减少基层司法所人力物力投入、合理整合全国优秀资源、对矫正对象进行分类专门针对性教育、有效减少矫正教育运行中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等。

2.应用价值

社会发展的趋势决定了刑罚制度进入了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比例会不断上升，中国的社区矫正正在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贯穿于社区矫正实践全过程的教育学习对于社区矫正的完成显得尤为重要。而基层司法所的规模有限，对工作人员的数量及相关素质要求较高，现实中无法做到对矫正对象的足额保质教育，且没有条件对其进行分类专门针对性教育，教育过程中因为人为操作空间大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也令人忧虑。

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通过整合国内外相关教育资源、对各地上传资源进行统一规制合理共享，以犯罪事由及罪行恶劣程度为基础分类方法，建立针对不同类型矫正对象的完善的社区矫正分类资源库，配合相关线下教育对社区矫正教育学习活动进行积极正面的互动，有效节约各地司法所运行成本，提高对罪犯进行矫正教育的质量与效率，必将成为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实践与发展的创造性改革方向。

五、结语

在社区服刑人员管理中，借助信息化手段提高管控能力，促进社区矫正教育工作向规范化、智能化、高效化方向发展，充分利用管理平台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管，扎实推进社区矫正教育信息化建设步伐，使服刑人员能够得到有收获、有转变有进步的矫正教育，这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也符合当下社区矫正成为现代法制重要手段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王磊.我国社区矫正教育的模式探索[D].曲阜师范大学，2009.

[2]杨清艳，叶茹娜.矫正教育提升社区矫正质量[J].人民调解，2013，07：37-39.

[3]金碧华.社区矫正对象的个性化教育[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56-60.

[4]张荣艳.社区矫正教育方法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30：92-93.

[5]刘念.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正中的介入困境及专业教育反思[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4，04：67-74+99.

[6]卓丽华.中外社区矫正比较与我国社区矫正的完善[D].四川大学，2007.

作者简介：

杨眉，女，（1988～），江西省铅山县人，法学本科学士，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篇4：学校教育引入社区矫正体系之再探

关键词：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新模式

居住式社区矫正计划是指在一定时间中少年犯罪人居住在特定机构中为核心特征的少年社区矫正计划。群体之家就是其中之一, 是指提供有限监督和支持性服务的居住式少年社区矫正机构。少年犯在这样的矫正机构内接受监督, 进行娱乐、做饭、接受心理治疗等活动外, 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当地学校中正常上学。1967年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建立的“Teaching family group model”就是非常成功的例证。

1973年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Project New Pride亦是如此。新自豪项目的对象是:14--17岁、以前至少被定罪2次、在进入新自豪项目时又因为另一项犯罪而被正式起诉的严重少年犯罪人或者暴力少年犯罪人。参加此项目的少年犯罪人, 有6个月的Intensive involvement和6个月的Follow—up。在后续帮助期内, 少年犯罪人要Sschool reintegration。

总而言之在全美推广的针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 都是把社区矫正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

一、把学校教育引入我国社区矫正体系的理论依据

1. 社会化理论

帕森斯曾指出, 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角色的习得过程, 个人需要了解自己在群体或社会关系中的地位, 领会群体对这一地位的角色期待并学会顺利完成角色任务。未成年人要实现社会化就离不开未成年人自己的群体 (学校、朋辈群体等) 。笔者认为:倘若离开这一群体, 他们的社会化过程极可能会出现问题。而源头就在于此类未成年人根本就不可能了解到自己的群体地位以及这一群体的规范。要实现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 我们必须让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真正地融入到他们原本应该处于的群体 (学校) 之中。

2. 犯罪学理论

⑴文化传播理论。芝加哥学派曾指出:犯罪如同其他社会文化一样, 可通过个人与个人间的相互传播得以蔓延。肖和麦凯认为:在犯罪的多发区域内已经根深蒂固的存在一种促进犯罪发生的固有文化。我国学者刘强也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不良人员交往, 他们易于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增强犯罪的驱动力。因此在社区矫正期间, 应通过管理人员、家长等多方面的配合, 尽可能控制他们与不良人员交往。”由此可知, 我们应重视创建良好的社区、校园环境, 把学校教育纳入到社区矫正体系中, 从社区和校园入手阻断犯罪文化的传播。

⑵社会控制理论。1969年美国犯罪学家赫希提出社会控制理论:“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 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人进行违反社会的越轨行为, 当这种联系薄弱时个人就会无约束的进行犯罪行为。”在赫希看来,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就是缺乏社会联系及对他人利益的关心。“国内有学者曾对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调查, 发现相当一部分都存在逃学、逃业的情形。因此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工作也要有的放矢, 针对犯罪青少年社会联系薄弱的特点重建和加强社会联系。”再结合前文中湖南、广州等省的调研数据, 我们更要做好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复学、复课工作。把学校教育引入到社区矫正体系中, 加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与学生、老师、家长的联系, 不给“社会联系薄弱”留下时间可能。

二、把学校教育引入到我国社区矫正体系的法律依据

正如前文所指:1999年《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第46条、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2006年《义务教育法》第21条、2012年《监狱法》第75条, 都对未成年犯的义务教育问题作出规定。总观之, 我们仍能发现法律层面的不足之处, 如:由刑法执行机关还是教育部门来实施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内容是否要与国家统一的义务教育大纲相符合;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是否要受到教育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的师资、场所该如何保障等等。社区矫正工作中也存在此类问题, 笔者主张把学校教育引入到社区矫正体系, 从而保护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同时发挥学校教育的矫正作用。实践中上海市做出过探索:针对为未成年犯的“试读制度”。

未成年犯试读是指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有条件的将未成年犯安排在相关学校, 让其继续接受文化技术学习、矫治不良思想与行为的教育。《上海市未成年犯试读工作暂行办法》对试读的条件、程序、试读生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关部门的职责任务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上海市主要通过建立“试学基地”的方式来实现。目前已在虹口区交通职校、普陀区天工职校、长宁国际旅游职校建立了试学基地。在试学基地成立二级帮教小组。教育管理由校内帮教小组负责。然而《工作暂行办法》主要针对的是承受监禁刑的未成年犯。这与笔者所构建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新模式相去很远。对于社区矫正来说, 《工作暂行办法》的试读制度, 只能是探索的开始。

三、教育矫正“新模式具体框架建构”

各学校帮教小组和社区矫正执行小组受区县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小组领导, 区县级受市未成年社区人员教育矫正小组领导, 市一级隶属于市政府。各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1) 市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组长由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主任出任;副组长由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出任;组员包括市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若干及市基础教育处工作人员若干。

(2) 区县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组长由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主任出任;副组长由区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出任;组员包括区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若干及区基础教育处工作人员若干。

(3) 社区矫正执行小组组成人员:司法所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等。

(4) 学校帮教小组组成人员:校长、教导主任、政教组组长、班主任等。

笔者认为:在我国《社区矫正法》出台之前, 只要是有利于发展我国非监禁型的;能够改变我国重刑主义传统的;体现“以教育刑论为核心、与一般预防论相平衡、以报应刑论为规诫的综合性刑罚论”精神的模式, 都是值得借鉴的。我们应努力革新, 使该项工作走入一个符合刑罚发展趋向的国际化轨道。笔者期望, 本文所提出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的新模式能在此方面做出点贡献。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3.

[2]上海市政法委.上海市未成年犯试读工作暂行办法, 2004.

[3]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未成年人保护法, 2006.

[4]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社区服刑人员分类矫正规定, 2007.

[5]上海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公室.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分类矫正工作的实施意见, 2008.

[6]上海市司法局编.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指导手册, 2008.

[7]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决定, 2012.

篇5：浅谈信息化条件下社区矫正教育

关键词：信息化；社区矫正；矫正教育

一、社区矫正教育的现状

目前，社区矫正实践中的学習教育多采用集中教育方式，即要求社区服刑人员在规定时间到司法所或矫正中心等机构接受统一授课教育。其在实践中暴露出若干问题，一是集中教育授课固定的时间安排与社区服刑人员工作时间可能会产生冲突；二是由于绝大多数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人手不足，更缺少具有更高专业素质要求的专业授课人员，实践中很难按照要求保质保量的开展集中教育学习，大部分情况下在每月进行一次集中教育后，其余要求的学习时间只能通过安排矫正对象自学等形式进行，学习质量及教育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三是由于矫正对象犯罪类型庞杂，当前基层司法所无法对其进行分类专门教育，只能安排进行统一矫正教育，导致矫正对象很难通过笼统的教育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深刻认识，无法真正实现社区矫正制度的恢复性价值。

二、社区矫正教育的意义

总体而言，社区服刑人员的学习教育贯穿于整个社区矫正实践中，社区矫正中对矫正对象的教育活动正是实现其恢复性价值的关键途径，也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的重要手段，良好、完善的社区矫正学习教育符合刑法社会化的趋势，有利于实现社区矫正制度建立的宗旨。

三、信息化条件下实施矫正教育

社区矫正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数量及相关素质限制、无法对不同矫正对象实施针对性教育、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人员腐败包庇矫正对象等无法保证矫正教育质量的现象。在符合社区矫正的现有法律制度下，在信息化条件下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网上教育，通过开发社区矫正学习教育平台，将学习教育变为网络和实体相结合的方式。

一方面，通过对社会各界与各地司法所优秀教育资源的线上整合分享，建立分类学习视频数据库，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开展针对性教育，对社区服刑人员灵活地开展网上教育与普通的集中学习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活动，解决基层司法所法律教育人力资源不足问题，实现授课“拿来主义”，有效减少各地司法所工作量，提升授课质量，通过对不同矫正对象进行专门教育进而有效提升教育效果。

另一方面，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教育学习中，通过学习计时、随机拍照、不定期对教育内容进行测试等方式，能够足额保证学习时间，杜绝了各地人为操作降低学习时间与质量的现象，真正达到教育学习的目的，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完成矫正，顺利回归社会。

四、信息化条件下矫正教育的价值

1.理论价值

信息化条件下的社区矫正教育是对中国社区矫正教育学习工作方式的丰富，也是对现有的社区矫正实践的改革创新。同时，可以减少基层司法所人力物力投入、合理整合全国优秀资源、对矫正对象进行分类专门针对性教育、有效减少矫正教育运行中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等。

2.应用价值

社会发展的趋势决定了刑罚制度进入了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比例会不断上升，中国的社区矫正正在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贯穿于社区矫正实践全过程的教育学习对于社区矫正的完成显得尤为重要。而基层司法所的规模有限，对工作人员的数量及相关素质要求较高，现实中无法做到对矫正对象的足额保质教育，且没有条件对其进行分类专门针对性教育，教育过程中因为人为操作空间大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也令人忧虑。

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通过整合国内外相关教育资源、对各地上传资源进行统一规制合理共享，以犯罪事由及罪行恶劣程度为基础分类方法，建立针对不同类型矫正对象的完善的社区矫正分类资源库，配合相关线下教育对社区矫正教育学习活动进行积极正面的互动，有效节约各地司法所运行成本，提高对罪犯进行矫正教育的质量与效率，必将成为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实践与发展的创造性改革方向。

五、结语

篇6：社区矫正解矫教育

1 对青少年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必要性

在以人为本的今天, 加强对青少年罪犯的教育矫正, 通过多种形式, 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 促使其弃恶从善, 这对于提高青少年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和维护社会稳定都是有益的。

1.1 符合青少年犯罪的司法特殊性

刑法哲学追求谦抑和人道, 少用或不用刑罚 (而用其他代替措施) , 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而对于青少年犯罪则更为特殊, 使用监禁手段不可避免的会对青少年的身心构成负面影响, 是万不得已的做法。我国多年来在惩罚报应刑的观念指导下的实践也表明, 对青少年犯罪单纯依靠强制惩罚是很难收到实际效果的。所以, 淡化刑罚的惩罚色彩, 用教育刑思想和矫正论指导青少年犯罪工作对促使青少年犯罪人复归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1.2 避免青少年罪犯的交叉感染

从某种意义上说, 监狱、少管所等等监禁场所是各类型的青少年罪犯聚集的地方, 在一定程度上给青少年罪犯们提供了学习各式犯罪技巧, 亦或是出狱以后结成新的犯罪团体, 从这种程度上来说, 监禁对于青少年的消极作用是不可避免的。社区矫正这种形式并没有将犯罪的青少年投入到一个罪犯更集中的环境中采用强制监禁, 而是将其和普通人放在一起, 让其受良好社会环境的熏陶, 避免其受到其他犯罪分子的消极影响, 这样更利于对失足青少年的改造。

1.3 合理配置刑监资源

根据2010年相关统计, 全国在押犯的年人均支出高达18000元左右, 而且, 随着罪犯数量增加, 目前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出现监狱拥挤的现象, 刑监资源有限而犯罪人员过多, 给监狱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作为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却可以有效地克服上述弊端。社区矫正可以大幅减少了刑罚执行成本。例如, 江苏省现有押犯9万多人, 江苏省财政每年投入约23亿元用于监狱设施维护、解决罪犯生活、医疗等问题, 人均达2.7万元左右;而对于省内在册4万多名社区矫正对象, 每年投入仅8000万元左右。

1.4 能充分将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

家庭在青少年社会化及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庭为青少年提供情感教育和感情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0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负有直接责任。”调查显示:青少年犯中, 父母离异、家庭氛围不好的占绝大多数。社区矫正工作通过举办青少年犯和家长的联合培训班, 一方面让父母和子女共同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 共同坐在课堂上互动交流;另一方面, 通过学习, 使双方相互理解, 促进家庭关系的协调发展。

2 我国目前针对青少年罪犯的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经过十年的实践探索之后, 一个突出的问题显而易见:如何构建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区矫正模式?在此过程中, 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制度和方法, 结合国情进行创新, 是构建中国特色社区矫正模式的根本思路。然而, 综观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我国的青少年罪犯的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 法制统一性不足

现阶段, 我国各试点省 (市) 已经出台了社区矫正制度, 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国层面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 二是省市地方社区的矫正工作制度, 三是社区的具体执行制度。相对于试点省市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 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的创建和完善则显得缓慢不足, 无法适应矫正工作的发展需要。

2.2 教育项目单一

《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暂行办法》有规定:社区矫正机构执行的内容包括报到、学习教育、心理咨询、帮教活动、社区公益劳动以及对其它问题的指导帮助。但目前由于受到实际情况的制约, 教育内容和教育项目大多只集中在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青少年对呆板、僵化的矫正项目有抵触情绪, 限制了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全面、灵活的开展, 也因为项目的单一枯燥, 严重偏离矫正的目的, 造成青少年对社区矫正的抵触情绪, 使得实践中没能真正实现“矫正”的意义。

2.3 重视力度不够

尽管国家几年前就将青少年犯罪的社区矫正工作推入实践中进行试点, 各地区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采取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政策。但对犯罪青少年的矫正是一项系统工程, 仅仅着眼于“矫正”这一个环节, 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 对于矫正工作的前阶段和后续工作, 社区管理组织给予的重视力度有限, 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工作迟迟未得以开展。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 农村地区将成为社区矫正最广阔和极需攻破的战场。

2.4 缺乏系统管理机制

我国把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区分为“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两个部分, “工作主体”为司法行政部门, “执行主体”为公安机关, 要求有关部门要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 相互配合, 相互支持, 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几乎都是下设在各地的司法行政机构之中。这种“工作主体”与“执法主体”分离的工作模式导致做法的不统一, 司法行政机关在制定管理体制的时候, 只能较多的依赖于现有的行政组织网络和管理资源, 无法全面的考虑具体执行的有效性问题。

2.5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置不足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比较成熟, 一般均设有专门负责青少年犯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 并配备专职的管理人员, 这对做好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工作有着重要意义。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人员主要由专业矫正人员 (包括司法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组成, 人员也多以兼职为主, 社区居委会、志愿者协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 虽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 但毕竟不是执法人员, 只能起到协调沟通、辅助帮教的作用。

3 社区矫正在我国青少年犯罪矫正中的运作

社区矫正的核心任务是提高矫正的质量, 确保矫正效果。为提高矫正质量, 就要不断探索、不断总结, 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矫正方法, 从而确保青少年犯罪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1 完善立法, 将社区矫正纳入青少年司法系统

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处理需要有自己独特的程序要求, 同时, 与矫正青少年犯罪相匹配的组织和机构的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从立法和执法的指导思想上要逐步改良惩罚思想, 逐步树立对青少年罪犯矫正教育的观念, 放宽入罪标准, 例如在国外设有诸如“暂缓起诉”、“家族议会”、“前科消灭”等制度。应当强调的是, 社区矫正的开展, 不应当仅仅被定位于一种新的矫正措施, 而应当成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是司法体制改革中重要的一环。社区矫正制度与司法体制创新密不可分, 相互促进, 相互制约, 二者不可偏废。

3.2 判前调查, 掌握矫正对象的个性特点

判前调查在国外称为“罪犯调查”、“人格调查”, 其主要内容大致包括青少年罪犯的一些基本情况、犯罪情况、以往记录等;如英国的司法体制中, 量刑阶段就必须经由矫正执行机关向法院提供判决前的调查报告。可见, 虽作为刑罚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的适用权仍然由法院掌握, 可社区矫正执行机关也在决定是否适用社区矫正之前就参与到这一决定过程中来。同时, 通过对这些背景因素的调查, 我们可以对犯罪青少年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对其危险性、主观恶性和再犯罪性有一个较为客观的描述, 可以有效地防止人身危险性较大的青少年罪犯进入社区, 导致社区环境的不稳定, 也可以打消社区居民的疑虑和抵触情绪, 从而易于接纳被矫正者。

3.3 科学管理, 将社区矫正整合成线

入矫程序中, 可以适当对青少年罪犯在一些方面给予照顾和理解, 应告知矫正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并告知其应当遵守的社区矫正的相关制度和规定。例如浙江省宁波市在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就有专门统一的《社区矫正对象首次见面谈话教育笔录格式》, 设置了包括认罪态度、家庭情况、社交情况、困难问题等项目及要求, 实际效果比较明显。

在矫正过程中, 除了日常的矫正对象管理之外, 思想文化教育是社区矫正机关的工作重心之一。但是教育过程, 社区工作者应该摆脱“说教者”的角色定位, 而是采用“艺术化”的方式, 理解为主, 灌输为辅, 所以社区工作者应该自觉运用科学的谈话方法。对矫正对象的心理, 应形成严密的心理档案, 密切关注矫正对象的心理变化。

在矫正期满后, 应做好对矫正对象的解矫教育, 解矫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形势、政策、前途、守法等方面的教育, 也应该包括对解矫对象的心理辅导。

矫正工作完成之后, 社区矫正机构需要保存好矫正对象的资料、档案, 以便日后查阅。

3.4 队伍建设, 优化矫正工作的人员配置

建设一支高素质且具有奉献精神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 是各级社区矫正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根据国外经验, 专职工作者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中坚力量。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来看, 除了培养新的专业矫正人员之外, 还应该着重加强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矫正工作辅助人员和志愿者的建设。

在完善工作队伍的同时, 矫正组织也应建立健全的考核机制, 对工作突出的工作人员及时予以表彰和奖励, 同时, 结合国情, 尤其是农村社区的社区性, 积极探索和建立相关基金, 最大限度激发工作的积极性和队伍的稳定性, 积极探索建立“社区矫正协会”或者其他非政府组织。

3.5 合理引导,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干预力量

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司法所、矫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基层党组织作为与社区群众关系最紧密的组织, 需要切实做好群众工作, 切切实实解决群众的困难, 解答群众的问题, 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 也要让群众切身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发展成果, 也只有如此, 才能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真正做好百姓的当家人。

3.6 多位出击, 强化新科技在工作中的应用

针对矫正人员的监控问题, 2009年, 浙江省海宁市司法局对100名社区服刑人员使用手机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和论证, 调查显示有93人使用中国移动。为节约成本又便于社区服刑人员使用, 海宁市司法局选择与中国移动合作, 对于使用非移动号码的社区服刑人员, 则鼓励其更换;对于家庭困难, 无法购置或更换号码的人员, 在查实的基础上, 酌情予以补助。另外, 与中国移动海宁分公司和浙江某软件公司合作, 完善了“海宁市社区矫正工作信息管理系统”。系统共具有心理测试、监控中心定时跟踪、越界告警报警、语音注册和呼叫、24小时实时监控等20多个功能, 几乎涵盖了社区矫正工作管控的各个方面。目前, 青少年普遍使用QQ、飞信、微信、微博等即时沟通方式, 新的沟通方式更能引起青少年的认同, 合理对被矫青少年的相关信息进行关注, 有助于了解青少年的新动态, 有时候可以将一些犯罪的苗头及时扼住。

3.7 双管齐下, 重视家庭对矫正对象的影响

社区矫正对于链接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 有着重要的意义。矫正机构在矫正之前, 就应该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 消除人们的负面看法和偏见, 尤其是家庭对矫正工作的不理解。

为了做好犯罪青少年的矫正工作,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家庭参与”的制度。如保加利亚就实行“子女犯罪, 家长也要接受惩罚”的举措:即未成年人罪犯的父母也要接受相应的罚款。结合实际情况, 我们可以对被矫对象的家庭情况做调查, 可以考虑根据家庭管教程度和家庭氛围, 制定具体的矫正方案;此外, 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 矫正工作人员应该与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进行积极的沟通, 在社区中设立“家长学校”, 要求被矫者的父母进入家长学校, 参与矫正工作。

“最好的刑事政策也是最好的社会政策。”李斯特这一著名的论断提醒着我们:对青少年犯罪的矫正是一项全社会都要共同参与的事业。所以社会要积极行动起来, 通过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构筑起中国特色的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坚固堡垒。

摘要：结合现行的青少年犯罪矫正体系的特性, 将“社区矫正”引入其中, 如何发挥社区在矫正教育的作用, 且又能适应目前的国情, 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完善目前社区矫正在理论分析以及实践模式上的不成熟, 做一项基于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探索性研究。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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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关键词：社区矫正；宜昌市；提出建议

社区矫正制度并非我国的首创，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是西方国家首先推行的一种刑事执法模式，目的是以非监禁的方式实行对罪犯人格的改造，其体现了对罪犯的人道化和社会化的矫正精神，社区矫正比监狱矫正有着更大的优越性，因此已成为了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行刑方式，也是世界各国刑罚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离形成完善的制度还有很大距离，再加上我国国情复杂、群众对社区矫正制度不了解等因素，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发展迅速，但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自2003年“两院两部”颁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湖北省作为全国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开始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宜昌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始于2005年1月31日，于伍家岗、西陵区等地率先试点，宜昌市是全省首批7个社区矫正试点之一，自试点以来，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截至2013年8月底，全市社区矫正重新犯罪率远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社区矫正工作考核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

（一）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健全

宜昌市严格按照2012年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市司法局负责指导全市的司法行政工作，成立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专项指导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各区司法局负责本辖区的司法行政事务，自2013年4月10日宜都市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成立以来，各县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逐步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本辖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直接由当地司法所负责。另一方面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也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宜昌市司法局于2012年底制定了《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操作规范》，比较全方位有重点地指导了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目前司法局正在大力推行“E”通信息平台的发展，通过发放定位手机获取服刑人员GPS位置的形式大大加强了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管理，通过“E”通平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能够实时了解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具体位置，检查矫正人员是否有越境脱管的现象，并且可以对社区矫正人员通过短信电话高效率地下派工作和任务。

（二）宜昌市社区矫正对象的规模比较大。

截至2014年2月，宜昌市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累计一共8346人，解除服刑人员一共5670人，现有的服刑人员一共2676人。在现有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中，主要以男性为主并集中在18-45岁，其中汉族、农村户口、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例偏高。在性别层面上，男性有2404人，女性有272人，男性在社区矫正对象比例上达到89.8%；在年龄层面上（如图1所示），未成年人数为71人，十八到四十五周岁的有1811人，四十六到六十周岁的有693人，六十周岁以上的有101人，十八到四十五周岁的人占的比例为67.7%，未成年人占的比例为3%，未成年人的比例相对较少；在户籍层面上，城镇户口的矫正对象有747人，农村户口的矫正对象有1929人，农村户口的矫正对象占总矫正对象的72%，几乎是城镇户口比例的两倍。

二、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自试点以来，虽然各方面的工作取得比较良好的成绩，但由于国内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还不是很完善，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各方面上都需要自己来摸索和探究，再加上宜昌是一个二线城市，经济发展不充分，地区的发展差别较大，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在具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依然不少。针对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关于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发展中的不足。

（一）社区矫正工作缺乏相关经费支持。

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保障制度建设上还是走在全省各地的前列的，截至2013年底，全市13个县（市、区）已有12个县（市、区）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共计74万余元。但是在经费的问题上还是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经费的数量太少，部分地区的社区矫正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投入仍然不足，许多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经费明显缺乏，经费的缺少也导致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偏低，影响了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第二，经费的分配不合理，区域的经费额差别较大，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区经费较充裕，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费则相对缺乏，社区矫正经费的分配和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二）社区工作人员短缺且素质参差不齐。

新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而制度的工作队伍建设尤为重要，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种非监禁的新兴行刑制度，因其工作的性质而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较高，一般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有着广泛的教育学、心理、法学等专业背景。宜昌市社区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发展较快，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短缺严重，据了解，目前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共有200多人，这与全市一共2600多名的现有社区矫正人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这200多名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还包括众多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人员，这说明实际上工作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面临着较大的人手压力。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跟不上，现在工作在一线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都只经过简单的培训，没有进行过专业知识的学习。

（三）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不足。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行刑方式，相对于传统的监狱矫正，它是直接把对犯人的矫正搬进了居民的社区，所以如果不做好社区矫正制度的宣传工作，将可能引起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误会。所以社区矫正的宣传普法工作相当重要。宜昌市从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已经有八个年头，但社区矫正对广大的群众来说依然是一个陌生词，几乎接近80%的人不知道或者不了解社区矫正，而同样也高达83%的人表示社区服刑人员会影响社区的安全，这些数据都很明显表明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充分或者宣传效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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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完善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对社区矫正经费投入和创新经费保障制度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推进，经费投入与需求的矛盾问题就越来越突出，所以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经费的投入和创新发展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现有的社区矫正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政府的预算，而问题就恰恰出现在这里，因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注定了各地社区矫正经费水平的不一样，而且我国社区矫正还明显地存在着不发达地区的社区矫正对象占的比例较多的现象，所以针对这点，我国就有学者提出了实行“省级财政经费为主，县级财政经费为辅”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也就是说在社区矫正经费的组成中，主要的经费由省级财政部门提供，次要的经费由当地县级的财政部门提供。

（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增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素质

社区矫正工作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目前来看，社区矫正队伍的建设主要存在数量少、质量不高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社区矫正工作尚未形成良好完善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制度。对此，笔者以宜昌为例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统一社会工作者的招聘标准，提高工作者的待遇和工资水平，提高工作者的地位。第二，加强对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积极鼓励和引导工作者参加心理咨询师等证件的培训和考试，加强与当地高校的联系，促进工作者的再学习能力的提高，同时社区矫正机构应增加对参加培训人员的补贴；第三是鼓励社会人士的参与，增加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数量。

（三）大力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

一个新的制度的实行必须要有群众基础，如果一个新的制度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就好像一棵新生的树没有扎根的土壤一样。在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似乎还不为群众所了解，甚至还有所误解，这固然与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实行时间较短有关，但更多的是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做得不足。针对这点，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需要做到全方位、多层次和有针对性。多以活动的形式展开社区矫正的宣传，除了一般的常规宣传外，还可以定期组织一些群众普法活动，请律师或大学教师为社区群众做普法的专题讲座，还可以以传单、法制小册子的形式挨家挨户地派发宣传。

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由于实行时间较短，且本身的国情复杂，故在实践中问题层出不穷，除上述的经费、队伍建设、宣传等现时比较突出的问题外，社区矫正还存在着立法不够健全、矫正对象评估机制不完善、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重视不够等众多问题。笔者认为，现时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应该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大力并坚持推进现在的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发掘未发现的问题，努力探讨和完善各项制度，笔者也相信，在国家和政府的努力建设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拥有自己的成熟的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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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晓军（1992-），男，广东阳江人，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学生。

李琼俐（1994-），女，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