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意见表

审查意见表（共10篇）

篇1：审查意见表

监理审查意见表 工程名称：京石二通道（大苑村-市界段）高速公路工程第 15 标段

编号：

关于项目经理部 2012

年 11 月 4 日报送的 房易旧线互通式立交 1 号主桥现浇箱梁工程开工报告

文件的审核意见

驻地组审查意见：

驻地组：

总监办审查意见：

总监办：

发文单位 京石二通道十五标段驻地监理组 收文单位 北京正远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京石二通道第四总监办 发文人

收文人

日期

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各一份。

篇2：审查意见表

编 号：

文 件 代 号 文

件

名

称 收 文 日 期

问题内容：

工艺意见：

设计反馈意见：

填报人

篇3：创造性审查意见的答复建议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可见,申请专利的发明具备创造性是授予其专利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创造性既是驳回条款,也是无效宣告的理由,在审查中,也是重点审查的一项内容。根据《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的规定,发明专利创造性的判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其中判断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就是判断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要求保护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是非显而易见的,也即“显而易见性的判断”。在笔者的审查实践中,发现“显而易见性的判断”上申请人和审查员之间经常存在分歧,不能达成共识。

1问题分析

申请人与审查员在显而易见性的认定上,通常存在以下差异,导致结果分歧:

(1)判断的角度不同:申请人与审查员考虑的角度和出发点不一样,例如有些申请人仅强调发明总体上能实现的功能或做出该发明付出的心血等;而审查员则是把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的法律条文准确应用于具体案例的审查,从而给每个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以及公众一个公正的审查结果,合理稳固的保护范围,平衡申请人和公众之间的利益。

(2)判断的基础不同:有些申请人仅考虑实施发明的具体方案,也即仅考虑说明书中的部分内容如仅考虑实施例,而审查员则是基于权利要求,考虑权利要求覆盖的所有技术内容。

上述这些差异,导致在显而易见性的认定上存在分歧,但由于审查的出发点是兼顾到申请人和公众,给申请人一个合理的保护范围,因此,审查员在合理的范围内对创造性进行质疑, 通过与申请人的进一步沟通,从而更为深入和全面地理解发明,问题也会在双方不断的讨论中得以清晰、深入并最终得出适当结论。

但,面对审查员的质疑,申请人常常不知如何通过答复与审查员取得有效的沟通。那么,申请人应该怎么答复才会更加有利,更能走向授权获得更稳定的保护范围呢?下面就从分歧的原因出发结合审查的相关规定,给出几点答复建议,供大家参考。

3相关规定及建议

《审查指南 》第二部分第四章第3.2.1.1节规定采用三步法来判断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显而易见。而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要确定的是现有技术整体是否存在某种技术启示, 即现有技术中是否给出将区别技术特征应用到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解决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启示。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表明现有技术中存在“技术启示” 呢?《审查指南》给出了存在技术启示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所述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

第二种情况:所述区别特征在最接近现有技术的其它方案中,且所起作用与在本发明中所起作用相同;

第三种情况:所述区别特征在另一篇对比文件中,且所起作用与在本发明中所起作用相同。

审查员在质疑创造性的过程中,通常会按照三步法的要求:(1)给出一篇最接近的对比文件;(2)在该对比文件的基础上,确定出区别技术特征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3)结合公知常识/ 惯用手段或其他对比文件来评述其创造性问题。

三步法判断创造性的核心是技术问题,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只是为寻找技术问题做准备。而寻找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又是在为第三步判断非显而易见性做准备。如果第二步没有确定技术问题,第三步就无法进行,即使进行判断也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判断。

然而,区别技术特征在现有技术中存在,不必然都是技术启示,技术启示是依赖于技术问题而存在的。技术启示通常表现为解决某种技术问题的需要,其只能来自于已知的技术,并且这种技术启示的提出应当在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能力范围之内。显然只有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已知技术在其能力范围之内提出的问题或需要才能作为技术启示。如果没有确定技术问题,根本无法寻找技术启示,技术启示的判断必须以为解决基于区别技术特征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为前提。

因此,在答复过程中,申请人重点关注以下两点内容:

(1)以技术问题为出发点进行答复。

首先考虑区别技术特征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并考虑这个技术问题与审查员确定的技术问题是否相同,并且思考这个技术问题的导出过程也即问题提出本身是否具有难度,也即思考是否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已知技术在其能力范围之内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比较有难度,那么就认为现有技术不存在这种技术上的启示;如果技术问题的提出不是很难,则进一步考虑,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是否是有难度的,如果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具有难度,则也认为现有技术不存在这种技术上的启示,具有创造性。

(2)确保答复中认为有创造性的点体现在权利要求中,并做到答复有针对性。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是以权利要求记载的特征限定的,其是判断依据。因此, 申请人认为具有创造性的点首先应体现在撰写的权利要求中而不是申请文件的说明书或其附图中,并针对审查员的质疑,有针对性地答复,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采用避重就轻的方式。提出反驳的观点, 通过证据或论据进行充分的阐释,没有论据支持而是简单强调发明具有创造性或强调在实施发明创造的过程中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等答复方式,对审查结论的作出没有帮助。

4结束语

篇4：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

一、基本案情

1998年被害人罗某某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e被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1999年被害人罗某某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心因性精神障碍；2012年被害人罗某某在当地办理精神残疾壹级证，经全村公示后，获得残疾人补助金。

2014年4月份至5月份，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其家中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两次性行为。2014年10月24日，被害人罗某某的丈夫李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行为的事实。2014年11月22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监视居住。2014年11月4日，第一份鉴定意见鉴定显示：被鉴定人罗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2015年8月18日，第二份鉴定意见鉴定显示：被鉴定人罗某某无重性精神病表现，有性防卫能力。

二、分歧意见

关于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的行为如何认定，鉴定意见采信问题产生了以下分歧：

（一）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表现，有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不构成强奸罪

一方面，结合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时采取暴力或者胁迫手段。本案的发案过程也是基于他人发现而发案，即系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发生第二次性行为数月之后，其丈夫李某某在家中发现其他人丢弃的烟头产生怀疑，经询问被害人罗某某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由于报案不及时，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系违背被害人罗某某的意志而为。

另一方面，第一份鉴定意见中显示出被害人罗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但是从该鉴定意见中显示被害人罗某某对性行为的性质有一定的认知，知道非自愿发生性关系的是强奸，其精神问题并不足以否认其无性防卫能力。第二份鉴定意见中引用的证据材料更加完整、全面，同时又对被害人进行了住院观察，应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无重性精神病，有性防卫能力。

综上所述，鉴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采取暴力胁迫手段，那么认定犯罪嫌疑人罗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的前提是被害人罗某某不具备性防卫能力，本观点倾向于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性防卫能力，因此，犯罪嫌疑人不构成强奸罪。

（二）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

认定强奸罪时，考虑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根据行为人所采取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予以考察是妥当的，但是不能仅仅只看行为人的行为表现，或者仅仅看被害人有无反抗表现，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只是佐证，而是根据行为人的手段结合当时被害人的心理、表现等因素综合判断。[1]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罗某某不具有自主保护性权利不受侵害的决定能力和控制能力，其虽然对性行为发生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不具备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

就鉴定意见而言，事实上，本案中两份鉴定意见作出前，在1998年、1999年、2012年都有证据显示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且经过全村公示，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仍然与之发生性行为。第一份鉴定意见作出时间为2014年11月4日，距性行为发生时7个月左右；第二份鉴定意见作出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距性行为发生时15个月左右。第一份鉴定意见出具日期接近性行为发生之日，更能接近并反映被害人当时的心理状态；第二份鉴定意见被采信的原因之一在于经过对被害人的住院观察。但经过仔细查证得知，被害人之所以住院观察原因恰恰是鉴定人员当场作出鉴定意见后，被害人家属因为鉴定时间过短，才强烈要求住院观察；在被害人住院期间，鉴定人员并未近距离观察被害人，已经做出的鉴定意见并非必然更加客观、全面一些。此外，被害人有精神病经过了三次鉴定意见的佐证，第二份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也曾鉴定被害人为精神病人。有鉴于此，同样当场作出的第二份鉴定意见并不能完全否定第一份鉴定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前三次精神病鉴定结论做出后的时间推移，被害人的精神状态并未有所好转，相反，结合其日常表现，被害人的精神病状态为全村人所共知。结合证人证言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是在明知被害人为精神病人的情形下，与之发生性行为，被害人的自愿无法成为其辩解理由。结合案件证据材料，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发生性关系时十分随意，随意时间段、随意地点。据此可见，被害人罗某某的心理防卫并未达到正常人的判断。被害人在性行为发生后，并未告知别人，仅说明被害人有基本的性羞耻心，但是并不能因此认定被害人具有支配、控制与决定性行为的能力。从本案鉴定意见以外的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被害人发生性行为时性防卫能力并不健全。强奸罪的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为故意，明知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而与之性交的人，不论被害人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

综上，应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建议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被害人罗某某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成立强奸罪。理由如下：

（一）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

鉴定意见的专业性、科学性特征及解决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对刑事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鉴定意见属于八种法定证据之一。鉴定意见经过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虽然我国并未将鉴定事实分类划分，但对于凭借专业知识做出的鉴定意见，例如DNA鉴定、尸检鉴定、药物鉴定、毒物鉴定等可以直接采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对需要结合案情或者其他案件材料等加以辅证才能做出的鉴定意见在适用时还需结合案情审查其鉴定意见内容的合理性。就本案而言，被害人是否有精神病的鉴定意见就是属于此类鉴定意见。

两份鉴定意见完全不一致的鉴定文书该如何审查和认定的关键在于，证据证明力强弱的问题。检察机关审查证据过程中，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强弱及证据效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相关性的大小，[2]这属于事实问题范畴。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也即是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的强弱程度，是指鉴定意见的质量、说服力或者证明价值。[3]就本案而言，两份鉴定意见都是由具有专业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人员所作出的，所不同的是鉴定意见的出具时间，第一份鉴定意见时间较为接近案件事实发生之日，第二份鉴定意见鉴定时间离案件事实发生之日较远。而审查鉴定意见过程中需审查鉴定意见与案件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以及对确定案件事实的作用。[4]此外，评价鉴定意见还需根据其内容结合案件情况分析，并结合其他证据围绕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作出评价。本案中除了这两份鉴定意见外，对被害人罗某某的精神病鉴定已经做了三次，分别有三份诊断或者鉴定，足以说明被害人罗某某患有精神病。只有第二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就证据效力而言，第一份鉴定意见更接近案件事实发生之日，结合案件其他材料，被害人罗某某说话颠三倒四，日常行为异于常人，且经过全村公示被害人有精神病，作为同村人的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有精神病这一条件是符合的。

有精神病是否必然等同于无性防卫能力这一问题，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予专业的回答。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法规就犯罪嫌疑人与精神病患者发生性行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评断依据。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部分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的通知》第5条第4款中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较轻微的痴呆症，也未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经本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不构成强奸罪。从犯罪构成要件角度强调行为人主观方面为明知，也着重表明本罪主观方面为故意。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从常识常情出发，我们不能“当然”要求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无性防卫能力，这样对犯罪嫌疑人的资质要求过高，也不利于保护此类特殊被害人。因为即使是专业人员对被害人是否有性防卫能力，都有不同的认知。因此，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犯罪嫌疑人“明知”的内容不应指代为性防卫能力，取而代指为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程度严重的痴呆者。就本案而言，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明知被害人罗某某是精神病患者，这一事实无容置疑，审查两份鉴定意见中也应当看到，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都予以了佐证，只不过就被害人是否有性防卫能力有了分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犯罪嫌疑人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具有犯罪故意得到了确证。这里的关键，在于对被害人是否具有性防卫能力的审查。

（二）强奸罪中被害人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

强奸罪的法益是妇女（包括幼女）的性的自主决定权，其基本内容是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性行为的权利。[5]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明知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或有严重痴呆的人而与之性交的人，不管被害妇女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这是对性权利无自主决定权与意志能力的精神病人予以的特殊保护。域外很多国家对与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对此类强奸罪的特殊犯罪人予以了严惩。[6]问题的关键在于，精神病人同幼女一样缺乏决定性行为的能力，即使能认识到非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属于强奸行为，但是其并不具备对性行为的决定和控制能力。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罗某某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缺乏正常的意志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明知被害人罗某某为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仍然与之发生性行为，应当认定为成立强奸罪。

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是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性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还应充分考虑到妇女是否知道反抗、是否能够反抗，精神病患者缺乏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行为人明知是精神病患者而与之性交的，即使征得被害人同意的，也应当成立为强奸罪。因为虽然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可以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就像罗马法彦中“不可能对承诺者实施不法”所表示的那样，但具体到强奸案中幼女及精神病妇女的承诺不能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7]原因在于有效的承诺必备要件之一是需要具有承诺能力的人基于真意作出的承诺。而事实上，无论是幼女抑或是精神病妇女在强奸案中并不具备承诺能力，即使作出承诺，也是无效的。

虽然我国法律中还规定了确实不知道妇女患有较轻微的痴呆症，在女方自愿或者主动要求下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不宜以犯罪论处。但本案中被害人是精神病人，无论在第一份鉴定意见还是第二份鉴定意见都予以了描述，不同的是第一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是精神分裂症，第二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就这个角度而言，作为精神病妇女的被害人即使作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承诺也是无效的，更遑论被害人的供述中曾提及自己对发生性行为进行过反抗。

至此，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病，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的论证已然完成。

（三）有利于实现案例释法说明功能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笔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与人权保障的实现，绝不意味着容忍那些侵害他人权利的犯罪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在每一件案件中体现司法公平与公正，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公、检、法机关办理和审理的案件都具有引领与指导社会公众如何沿律循法的导向作用，在具体个案中向社会民众释法说理，形成良好的释法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所追求的目标，这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并颁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试行）》的初衷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不可动摇的基础仍然是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本案中，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同村生活，全村人周知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病，倘若对余某某强奸精神病人罗某某的事实不予以处罚，那么是否会形成一种导向：与精神病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是不受刑法评价和处罚的，在此情形下被害人罗某某的人身权利尤其是性权利受到威胁和侵害是可以明确预见的。正如笔者所提倡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保护是社会公众的共同责任，作为检察机关更是责无旁贷。本案中依法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强奸罪，具有案例指导作用，有利于实现检察机关以案释法说理的功能。

（四）余论——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第84条、85条、86条规定了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事实上，无论是鉴定意见还是其他法定证据的认定均是指有关人员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认可、确认等活动。[8]虽然有学者认为，认定证据应属于法官的特有职权，检察机关只有审查证据的权利。[9]但是对证据能力及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认可等活动同样也是检察人员审查证据过程所从事的活动。因此，撇开审查证据与认定证据之间的概念界定之争，毋庸置疑，检察机关有义务也有权利对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及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并选择认可的鉴定意见。笔者赞同眼下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模式属于“印证证明模式”，[10]也同样觉得与其批判司法实践及立法解释中对于证明力规则限制的现状，不如找出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而发现此现状出现的原因及条件。[11]不得不承认，当下我国证据规则中注重证据的真实性，也正是在这种优先考虑证据真实性的理念推动下，促使了司法实践中着重强调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规则的形成。故此，检察机关审查证据过程中，即使通过询问证人、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但还是要依据法定的客观证据规则作出评价。这个法定的客观证据评价规则和评价标准即是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规则。

不言而喻，鉴定意见的审查应注重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但同样不能忽视对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的审查。在案件审理阶段，英美法系国家有鉴定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交叉询问的制度，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对鉴定人出庭要求较为严格，但规定了可行性的方式允许鉴定人对鉴定意见予以说明。我国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证据专章中第五节也明确规定了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其中第86条规定了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后果，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虽然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九章第八节专门就鉴定意见的处置方式有了较为宽泛的规定，但是对鉴定意见的具体审查在司法实践中有待进一步思考。

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鉴定意见的审查除了对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是否具有资质、鉴定方式是否客观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结合本案案情进行实质审查。具体来说，首先询问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作出鉴定的依据和原因，其次询问以前的精神病鉴定结论对现在鉴定意见作出的影响，并比较两份鉴定意见，将两份鉴定意见中争议焦点——被害人是否具备性防卫能力问题询问鉴定人员，请其解答性防卫能力鉴定是如何作出的和包括的内容，询问其精神病与性防卫能力之间的关系等。向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询问清楚鉴定意见作出的依据，不仅能更好地判断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和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还能更加准确地审查证据材料，作出精准的判断。

注释：

[1]赵秉志：《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四卷：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犯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2]陈瑞华：《刑事证据法的理论问题》，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3]拜荣静：《论刑事鉴定意见证明力的评价》，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同[3]。

[5]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77页。

[6]如英国1956年《性犯罪法》中规定：“与精神有缺陷的妇女非法性交的男子构成犯罪，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德国刑法中规定“利用他人因病例性精神错乱而反抗能力的情况而与其实施性关系为犯罪”；日本刑法中规定“乘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或者使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而奸淫的行为为犯罪”；意大利刑法中规定“利用被害人在行为实施时身体或者精神劣势状况，诱使他人实施或者接受性关系为犯罪。”

[7][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8]何家弘：《论证据的基本范畴》，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9]何家弘：《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论纲》，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

[10]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篇5：专利审查意见回复

首先，先看一下审查意见所依据的专利法规。

《审查指南》有关「公知常识」的规定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部分第四章有关创造性的审查部分。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3) 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

在该步骤中，要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出发，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判断过程中，要确定的是现有技术整体上是否存在某种技术启示，即现有技术中是否给出将上述区别特征应用到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解决其存在的技术问题(即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启示，这种启示会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面对所述技术问题时，有动机改进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获得要求保护的发明。如果现有技术存在这种技术启示，则发明是显而易见的，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下述情况，通常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上述技术启示：

(i) 所述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例如，本领域中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的惯用手段，或教科书或者工具书等中披露的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

《审查指南》在第二部分第七章有关检索的内容中，对从属权利要求中引入公知常识的操作进行了规定，相关部分摘录如下：

「3.3 对从属权利要求的检索

对独立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进行检索，找到了使该技术方案丧失新颖性或者创造性的对比文件的，为了评价从属权利要求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员还需要以从属权利要求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作为检索的主题，继续检索。但是，对于其限定部分的附加技术特征属于公知常识范围的从属权利要求则可不作进一步的检索。」

以上内容只是规定审查员有权力结合公知常识来评价专利申请的创造性，但并没有对如何结合进行规定。

篇6：节能审查意见样本

关于…公司..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书（表）的批复

公司：

你公司呈报的《关于…公司..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书（表）的请示》收悉。根据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办法》（2010年6号令）要求，我局组织专家对节能评估报告书进行了评审。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地点为霍林郭勒市，总投资..万元。建设规模为建设……。建设年限为2012年6月至2013年10月。

二、项目各种机电设备所配电机均采用国家推荐的节能型先进产品变电站选用节能型低损耗型变压器；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技术政策大纲。在落实节能评估报告书提出的节能措施前提下，同意建设。

三、项目建成后，年综合能耗..吨标煤（等价值），..吨标煤（当量值）；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吨标煤/万元（等价值），…吨标煤/万元（当量值）；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吨标煤/万元（等价值），…吨标煤/万元（当量值）。

四、项目用能工艺、设备及能源种类等建设内容发生重大变更或能源消耗总量超过节能审批能源消耗总量10%及以上，应重新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

五、项目竣工后，要按照规定程序向我局申请节能验收，以便进行节能项目竣工节能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生产。

请据此开展下一步前期工作。

二〇一二年 月 日

主题词： 建 筑 节 能 备 案 通 知

霍林郭勒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2年 月 日印发

篇7：综合审查意见

一、孙凯麒同志基本情况：

孙凯麒，男，江苏省常熟市人，汉族。1989年08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新丰村，现年22岁。1995年09月至2007年07月先后在常熟市沈市小学，常熟市珍门中学，江苏省常熟中学学习，2007年07月高中毕业后考入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就读于2007级计科班。该同志在高中、初中、小学阶段各方面表现良好，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历任班干部。自考入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以来，表现优秀。

二、对孙凯麒同志的培养过程

孙凯麒同志自2007年12月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后，2008年03月经团组织“推优”，被党支部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重点培养对象，2008年11月至2008年12月参加党校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经支部大会讨论，确定刘海宁、张同宝两位党员为其联系培养人，加强对其个别帮助指导。同时支部注意安排朱继松同志参加党内的有关活动，让其受到党内活动的实际教育，其个人也能够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及时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工作等有关情况。经组织的考察，他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入党动机端正，目的明确。在征求班主任、班委会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2010年4月，经党委会讨论，将其列为今年上半年发展对象。

三、孙凯麒同志政审情况：

支部通过与本人谈话，查阅个人档案等形式，对孙凯麒本人及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进行了政审，情况如下：

孙凯麒，200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政治历史清白。父亲孙耀文、母亲宋卫芳在家乡经商，群众。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政治历史清白，无任何政治历史问题，政审合格。

四、孙凯麒同志的现实表现：

孙凯麒同学在我院学习期间，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改革开放，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该同学能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基本知识，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能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政治上日渐成熟。

该同学学习态度端正、目的明确、勤奋认真、成绩优良，先后荣获苏州大学人民综合奖学金二等奖、苏州大学人民综合奖学金三等奖等荣誉称号。

该同学在学习生活中能坚持原则，踏实肯干，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工作能力较强。配合学院老师为学院正常教学 秩序、学生正常生活秩序的稳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该同学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学生中很有威信。生活上勤俭朴素，吃苦耐劳，以“俭以养德”的警句告诫自己，为人热情大方，乐于助人，团结同学，尊敬师长。

主要缺点是：性格急躁，做工作有时不够耐心，今后要注意克服。

综上所述，孙凯麒是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拟近期发展为预备党员。

篇8：审查意见表

一、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必要性分析

审查逮捕属于司法行为, 而司法的特征决定了应当遵循抗辩和多方参与的原则, 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应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才能保证所作决定的公正性。实践中侦查机关基于追诉职能往往会注重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 如果检察机关能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充分听取律师的意见, 则律师必然会基于辩护职能而尽可能地提供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此举能使检察人员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案件事实, 综合分析证据, 进而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社会危险性大小作出科学的评价, 避免出现错捕或者逮捕质量不高的案件。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部分地区已试行该制度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如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早在2008年6月份即已试行律师介入审查逮捕阶段制度。据该院统计, 2008年6月1日至2010年6月18日, 一共有54名律师对49起审查逮捕案件中的54名犯罪嫌疑人予以介入, 该部分案件不捕率高达48%, 这充分体现了律师介入对审查逮捕工作带来的重要影响。

二、刑事诉讼法律相关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7年《刑事诉讼法》对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并无专门规定。201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首次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 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 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五十条、五十一条、五十四条也作出了相关规定。应当说,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律充分体现了对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程序的重视, 并初步构建起了相关机制。

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虽已初步建立, 但该制度主要表现为刑事诉讼法律中的原则性规定, 缺乏实施细则, 故而在实践中面临较多问题。首先是主观认识存在不足。公安机关因追诉职能的影响, 对律师介入往往抱有排斥态度, 而检察人员在以往审查逮捕工作中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律师, 且受审查逮捕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的影响, 对此项制度重要性认识有待提升。其次, 信息沟通机制存在缺陷。律师如何知悉案件已进入审查逮捕程序、检察人员如何知悉案件犯罪嫌疑人已委托律师系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再次, 听取律师意见期限不明确。一般审查逮捕案件办案期限是七天, 如果律师拖延提出意见, 势必会对案件诉讼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另外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具体程序、材料审查等也需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完善建议

针对现阶段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存在的不足, 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及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实际情况,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 共同做好信息告知工作

针对现阶段检察机关无法知悉犯罪嫌疑人是否聘请律师的问题, 建议检察、公安、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发文, 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的, 应及时将相关委托文书送达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应将其附卷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另外, 检察机关要积极做好对外案件查询服务工作, 方便律师及时了解诉讼进展情况。

(二) 明确检察机关听取律师意见期限

审查逮捕时间只有7天, 加入听取律师意见环节会使工作量增加, 时间更为紧张。如设定的期间太短, 律师恐怕难以提出高质量的律师意见, 而如果期间太长, 又会影响检察机关案件的正常办理。因此, 规定一般案件律师在接到检察机关告知之日起3日内、重大疑难案件在5日内提出意见能够各方面都比较兼顾, 因为律师在该时间内完成一份较高质量的律师意见书不算难, 而检察机关也不用为等待律师提出意见而耽误办案时间, 影响后续的讨论、审批等程序。

(三) 检察机关及时履行权利告知程序

检察机关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案件后知悉犯罪嫌疑人已聘请律师的, 应当及时通知律师案件所处环节, 并告知律师有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律师意见的权利。律师在得知案件进入审查逮捕环节后, 有权决定是否提出律师意见, 决定提出的, 应当及时告知检察机关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 否则应视为主动放弃。

(四) 认真审核处理律师意见

对于律师提出的意见要认真听取, 并将审查情况记入审查逮捕意见书, 若律师提出了新的证据材料, 则检察机关应当转交给侦查机关, 并将获取证据的途径告知侦查机关, 由侦查机关再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收集。需要强调的是若律师提出存在刑讯逼供等侦查违法行为的, 检察机关应当告知其如实提供相关的证据或者线索, 并综合原始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出入看守所健康检查情况等证据予以审查, 必要时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五) 加强宣传与沟通工作

篇9：略谈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的制作

一、当前制作《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一）对犯罪事实重侦查机关查实情况而忽视审查中认定的犯罪事实情节，述写不全面

按照高检院侦查监督厅印发的制作要求，对“经审查认定的案件事实及证据”部分，审查后认为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认定的案件事实有证据证明的，只需要写明“经审查，上述事实有证据证明”即可，无须另行叙述审查认定的事实，容易形成只注重报告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认定的犯罪事实情节，而疏于报告自己审查认定的犯罪事实情节。并且在实际操作中，侦查机关移送的《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对事实部分的叙述大多过于简单，即使是情节复杂的案件，其对前因、动机、目的及后果等具体情节的叙述往往也是一笔带过，并不完整，给案件分析带来不利。目前，在推行办案责任制的前提下，审查部门一般情况下不再进行口头汇报或召开案情讨论会，领导审批时也就无法全面了解案情。

（二）对证据的分析缺乏科学性，更缺乏系统性

据笔者了解，实践中，办案人员在具体制作《意见书》时，只注重了对证据的摘抄和简单罗列，对证据的分析、说明及说理显得较为单薄，有的主次不分、层次不明，有的甚至没有进行分析，对证据的采信、事实的认定缺乏必要的说明和论证，处理意见部分大多也是简单引用《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说理内容缺失，甚至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证据作用的有效发挥。

（三）“一书在手，全案清楚”的要求难以达到

侦查监督部门任务十分繁重，就我院而言，仅有三名同志，每年办理案件120余件，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进行阅卷、提审、分析、开展侦查活动监督，留给制作《意见书》的时间实在有限。尤其是现阶段办案干警的法律知识水平和电脑操作水平普遍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如果严格按照“意见书在手如同案卷在手”的要求制作《意见书》，特别是对于犯罪嫌疑人多、作案次数多的案件，就很难保证在法定时限内审结。实际工作中，制作《意见书》消耗了大量时间，约占审查逮捕办案时间的一大半以上，有的案件甚至用完七天时间也不能达到“意见书在手如同案卷在手”的要求。我院曾办理一起跨省市拐卖妇女儿童案，涉案人员达三十余人，案卷厚达1尺，这样的案子，即使日夜不息，也难以按期完成高质量的《意见书》。而对于案件数量更多的基層检察院来说，如果用于制作《意见书》的时间过长，那么用于案情分析判断的时间就少之又少，也很难保证办案质量。

二、科学制作《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的几点思考

（一）把握事实，准确叙述

制作《意见书》的“经审查认定的案件事实及证据”部分时，应对犯罪事实及情节作出详细的认定；特别是多人作案的案件，必须对每个作案人的具体行为及作用进行详尽、准确的叙述。实践中，侦查机关对多人多次作案的案件，在制作《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时，一般会对事实部分作如下叙述：犯罪嫌疑人某某、某某于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采取何种方式作案几次，然后列举一至二笔，导致审查批捕时不知侦查机关认定的究竟是哪几笔。如果承办人在制作《意见书》时，仅仅以“经审查，上述事实有证据证明”一带而过，不一一叙述清楚，当时也许是清楚的；但等到时过境迁，再来查阅此案时，对认定的案件事实将会无从所知。

（二）把握技巧，充分说理

一是要充分讲究说理的准确性。说理必须立足于案件事实，全面、客观地反映案件事实，准确概括、准确叙述，不能似是而非、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因此，说理的内容必须紧紧围绕案件的证据来展开，包括对证据的甄别、取舍、证明力和证明方向的审查判断等，均要一一进行分析，通过对证据的分析判断，达到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目的；通过对证据的分析判断，让审批人能充分了解案件事实和证明事实的相关证据。

二是要充分讲究说理的针对性。说理要有所侧重，不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重点要围绕争议焦点，特别是与侦查机关认定不一致、存在重大分歧、犯罪嫌疑人翻供、前后供述不一致、供证有矛盾的地方充分展开说理，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说理要有立有破，才能令人信服，既要阐述采纳侦查机关观点的事实依据和法理依据，又要驳斥其错误观点，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分析其究竟错在何处。如对未成年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需要从其年龄、自首立功情节、悔罪表现、社会后果、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及刑事政策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由此得出情节轻微的结论、不批准逮捕。如对不批准逮捕需补充侦查的案件，要着重围绕案件存在的问题进行说明，突出对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条件的论证以及需要补充完善的证据的列举。而对不构成犯罪不予批准逮捕的案件，要围绕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或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法律规定不认为是犯罪来充分阐明事实及理由。

三是要充分讲究说理的逻辑性。说理要以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为基础，充分论证和阐明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事实、理由相互联系，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客观公正。同时，要想达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有力的效果，就要有理有据，环环相扣，逻辑严密。

四是要充分讲究说理的规范性。法理分析的语言应当讲究准确、简洁、严谨、朴实，应当做到语法正确，结构严谨，不用方言土语，不用与案情无关、于说理无助的修饰词，切忌模糊、拖拉冗长、华而不实。

五是要充分讲究说理的法理性。要运用法律规定、刑法理论、刑事政策，对案件的定性、罪数、情节等问题进行分析说明。一方面要把定罪的法律依据，通过运用案件事实在犯罪构成要件上予以说明，也就是把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化，使这部分说理内容成为定罪之因。另一方面，对于犯数罪的案件，要把刑法规定的数个犯罪构成运用案件事实，分别予以说明，而不是“一锅煮”地表述。

六是要充分讲究修复的社会关系。在目前，最高检已经就办案中修复社会关系作为对办案质量考核的重要内容。在审查案件中，如何在坚持法理、情理统一的前提下，消化矛盾，达到社会和谐，如，重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等，本着消化矛盾到最低点的态度，及时化解双方的对立，充分通过办案体现人性化。

（三）把握关键，合理取舍

一是认定事实要突出重点。要从证据比较充实的事实入手，压缩或剔除对批准逮捕准确性影响不大的要求和事项，大幅度缩减文书制作时间，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尽早结案，使质量与效率得到有效的结合；对犯罪事实多、作案时间长、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其效果更为明显。对公安机关报捕的其他未予审查认定的罪名和事实，在“需要说明的问题”中说明即可。

二是证据的列举和摘抄要因案制宜，繁简分流。一般来说，没有争议、事实清楚的，可适当从简；案情重大、复杂且有争议的，需详细。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只需对单个的证据的证明内容归纳概括，阐明所要证明的主题，不必刻意追求篇幅。对于案情重大、复杂有分歧的，重点要放在哪些事实是清楚的，哪些事实是不清楚的，哪些证据是充分的，哪些证据是不充分的，哪些是未达到法律规定犯罪的数额或情节，哪些是没有证据证明的。

篇10：合同审查法律意见

我单位拟以________有限责任公司名义与____________单位签订关于____________的《____________合同》，合同文本已由我单位法律事务机构审查，审查意见如下：

一、合同对方主体资格审查

经我单位审查，合同对方系依法成立的法人单位，信用良好，有能力履行本合同义务，具备签订本合同的主体资格。

二、合同项目合法性审查

经我单位审查，本合同项目属合同对方所有，该项目已通过必要的审批并取得相关证书或证明，不存在影响本合同效力及可能损害集团公司利益的因素。

三、招投标手续合法性审查

经我单位审查，本合同的招投标手续合法，中标有效。

四、合同条款合法性、合理性审查

经我单位审查，在本合同中尚存在以下不能在签订合同前通过谈判消除的问题，并且有可能导致集团公司利益受损，需要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和化解，现分述如下：

(一)协议书部分

1、协议书第____条约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该约定存在的问题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该条约定可能导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后果。经我们研究，制定的预防和化解措施是：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

……

(二)专用条款部分(词语定义及合同文件、双方一般权利和义务、施工组织设计和工期、质量与验收、安全施工、合同价款与支付、材料设备供应、工程变更、竣工验收与结算、违约索赔和争议、工程分包、不可抗力、保险、担保、专利技术及特殊工艺、合同解除、合同生效与终止、补充条款)

1、合同第____条约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该约定存在的问题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该条约定可能导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后果。经我们研究，制定的预防和化解措施是：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

……

(三)保修协议书部分

1、协议书第____条约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该约定存在的问题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该条约定可能导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后果。经我们研究，制定的预防和化解措施是：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

……

五、合同争议解决条款审查

经我单位审查，合同双方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是________(诉讼、仲裁)，诉讼管辖地选在____。选择的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们认为该争议解决方式不违反民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维护集团公司权益。

六、审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合同主要内容合法公平，无文字错误，不存在严重违法和可能危及集团公司重大利益的情形。在协议书、专用条款(包括：词语定义及合同文件、双方一般权利和义务、施工组织设计和工期、质量与验收、安全施工、合同价款与支付、材料设备供应、工程变更、竣工验收与结算、违约索赔和争议、工程分包、不可抗力、保险、担保、专利技术及特殊工艺、合同解除、合同生效与终止、补充条款等部分)、保修协议书部分，除本意见书列明的问题外不存在其他合法性、合理性问题和可能导致集团公司利益受损的问题。我们认为合同双方主体资格合法，合同内容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我单位针对合同中存在的问题已制定了有效的预防和化解措施，该合同已具备签订的条件，请集团公司审查并同意办理签约手续。

审查单位：______法律事务部(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