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合作

反恐合作（共6篇）

篇1：反恐合作

从反恐合作看英美特殊关系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英美政府在反恐合作中始终保持着高度协调，双方利益在“反恐合作”上找到了新的聚合点，英美关系得到提升，进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密切的阶段。英美传统特殊关系经历着新的调整和变化。

一、“全方位的反恐合作”：提升英美特殊关系的契机

美国对参与“国际反恐联盟”的“盟友”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根据它们所做“贡献”的大小，而亲疏有别，其亲疏顺序为：(1)能在战场上与美并肩作战的盟友;(2)在外交与政治行动中与美国保持协调的盟友;(3)与美国合作打击恐怖分子财政来源的盟友;(4)声援反恐，与美国“分享共同价值观”的盟友。(注：RobertA.Bradtke(DeputyAssistantSecretaryforEuropeanandEurasianAffairs,USA),NATOEnlargement,testimonybeforetheHouseInternationalRelationsCommittee,June19,.)按照这些标准，英国无疑是与美国在反恐行动中展开全方位合作的最忠实、最亲密的盟友。

“9・11”事件和全球反恐为英美特殊关系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在事件前，随着巴尔干问题的`初步解决及俄罗斯对北约态度的软化，欧洲在小布什政府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同时，美国的单边行径及傲慢作风导致欧美在国际机制、反导和贸易问题上摩擦加剧，加之小布什对布莱尔与克林顿之间的亲密关系心存疑虑，美对英态度趋于冷淡，经过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考验得以重新密切起来的英美特殊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但英国对“9・11”事件做出了迅速、全面反应，并在盟国中率先紧跟美国积极参与反恐战争，使得公私两方面的“特殊”关系得到修复。英国对美反恐战争所给予的全方位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精神支持和理论“引导”。“9・11”后，布莱尔迅即飞赴华盛顿，向布什表示同情、声援和支持。英国在西方盟国中第一个做出明确表态，此举既配合了美国，更凸显了英美“特殊关系”。美国在获得精神支持的同时，将英国视为“最为可靠的盟友”，暂时赢得了对美外交决策施加影响的机会。在英国的对美政策目标中，“帮助美国掌舵”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凭借其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历史经验和英联邦的联系，来充当美国人的“精神和历史导师”，其主要表现是：1.宣扬美国“例外”论，论证美国领导世界的“合法性”，维护美国“权威”。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在访美演讲中认为，鉴于美国当前的实力和地位，不能用民族国家的标准去衡量其行为方式及后果，美国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角色。(注：BrookingsLeadershipForum:TheRightHonorableJackStraw,BritishForeignSecretary.May8,2002.)言下之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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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反恐合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6月19日至20日在俄罗斯喀山出席第五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就加强反恐国际合作、严厉打击恐怖主义作主旨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认同。

孟建柱指出，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暴力活动，是人类公敌。世界各国只有齐心协力，深化双边多边反恐合作，才能更加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他建议国际社会坚持协调行动，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坚持一视同仁，真诚开展反恐合作，不搞“双重标准”；坚持共谋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反恐能力；坚持完善机制，推进国际反恐合作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升国际反恐合作水平。

孟建柱强调，宗教极端主义是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综合施策，深入推进防范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工作。依法保护正常宗教活动，加大对伊斯兰正统教义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自觉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加大对非法宗教活动的整治，严密防范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坚持打击和防范相结合，依法打击宗教极端活动。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铲除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

孟建柱还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团长、金砖国家代表团团长非正式会晤。他利用会议之机，会见了俄罗斯、白俄罗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蒙古、土耳其、印度、哈萨克斯坦、古巴、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也门、印度尼西亚、阿富汗等10多个国家的代表，深入做各方工作，就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合作，防范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等议题，同各方达成广泛共识。

篇3：反恐合作

关键词：反恐,中俄合作,和谐社会

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但不可否认，国际社会也存在着诸多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其中恐怖主义更是日益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恐怖主义不仅在其传统活动范围中东和南亚展开活动，近年来更是急剧蔓延到欧洲和中亚。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相邻的两个大国面临着共同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恐怖主义与分裂势力的存在是我国社会稳定与团结的严重威胁，这使得我国与俄罗斯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与协调显得异常迫切。

一、中俄反恐合作的现实意义

中俄两国在反恐领域合作的现实意义首先体现在两国国内都存在着恐怖分裂势力，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一）我国的反恐现实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国对西开放的重要门户。但新疆也一直是国际反华、分裂势力从事破坏活动的重点地区。目前对新疆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东突”恐怖势力。

“东突”是一些主要在新疆地区和境外以暴力恐怖为手段，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活动，妄图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的恐怖活动组织。这些民族分裂分子被称为“东突”恐怖分子。上个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开始传入新疆，到民国初年略具规模，其目的是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斯坦语系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这种思潮在新疆的表现就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民族分裂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影响下，“东突”恐怖主义的恐怖分裂活动进入一个空前活跃期。他们在中国新疆地区策划、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制造恐怖气氛，还建立秘密训练基地，筹集、制造武器弹药，成为严重危害新疆人民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颗毒瘤。

据不完全统计，在“东突”组织活动最为猖獗的九十年代，境内外“东突”势力采取爆炸、暗杀、武装袭击、纵火、投毒、骚乱及暴乱等方式，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二百余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武警官兵、宗教人士等一百六十余人丧生，四百余人受伤。2001年“9·11”事件以后，在国际联合反恐的打击下，“东突”恐怖活动大大减少，但仍制造了2002年暗杀我驻吉尔吉斯斯坦外交官事件、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喀什袭警案、库车连环爆炸案、疏勒袭击检查站案、伽师袭警案，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2011年和田袭警案、2012年叶城暴力事件、“6·29”劫机事件等。其中最为严重的一起就是2009年7月5日，由“世维会”策动的乌鲁木齐市打砸抢烧杀严重暴力犯罪事件，“7·5”事件，造成197人死亡 (其中绝大部分是无辜群众) ，一千七百多人受伤，331个店铺和1325辆汽车被砸烧，众多市政公共设施被损毁，造成直接经济财产损失6895万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发生的一起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不难看出，“东突”是集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煽动分裂民族的分离主义以及从事针对无辜平民暴力活动的恐怖主义于一体的极端邪恶势力，而且越来越呈现出联合化、国际化和恐怖化的趋势。

（二）俄方的反恐现实

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位于北高加索山区的一个联邦主体。苏联解体前后，民族矛盾、宗教文化差异以及西方国家的渗透大大强化了车臣的分离主义倾向。

1991年11月，当时的车臣总统杜达耶夫宣布车臣为“主权国家”，要求与俄罗斯等国建立完全平等的关系。由此，车臣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为了镇压车臣反政府武装，阻止车臣独立，俄罗斯政府先后进行了两次车臣战争。战争中不仅俄军损失惨重，车臣境内也遭受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2009年4月俄罗斯政府结束了在车臣为期十年的反恐行动，当前该地区的形势仍不容乐观，和平之路任重道远。

目前车臣匪帮的残余仍然在高加索地区以及俄境内其他地区与俄中央政府对抗。例如2009年4月至11月底，车臣境内就发生了十余起恐怖袭击事件。2010年车臣分裂分子在莫斯科发动的地铁连环爆炸案造成了41人死亡的惨剧。2011年2月7日车臣共和国反政府武装头目多库·乌马罗夫“认领”了造成36人死亡的莫斯科机场爆炸案，并宣称还要发动更多袭击。

车臣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三位一体，相当一个时期在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界等各种因素刺激下愈演愈烈，形成了难以根除的动荡恶瘤。

（三）中俄反恐合作的必要性

“东突”恐怖分裂势力通过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与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长期得到境外恐怖组织在经费、物资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基地组织塔利班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恐怖势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1997年, “东突解放组织”派员参加了车臣战争, 车臣方面则向“东突解放组织”提供了武器弹药和军事教官。据一些专家透露, 在阿富汗、车臣和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控制区一共有“东突”武装分子两万多人。再如，从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到现在俄政府军已消灭匪徒1.4万人，车臣本地人只占其中的四分之一，其余则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雇佣军，被俘叛匪中曾发现“东突”分子和“基地”组织成员。

由此可以看出，反恐靠一国之力是难以实现的，尤其是在恐怖主义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更需要国际间协调一致。中俄作为山水相邻的两个大国，不仅应当加强双边合作，而且必须积极参与多边反恐合作，共同维护本国和地区安全，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和谐。

二、中俄反恐合作的成就

（一）双边合作

中俄两国在受到各自国内恐怖势力威胁的同时，也受到了周边地区恐怖势力的威胁，所以与周边国家的反恐合作必然成为双方的首要方向。中俄作为相邻的地区大国，在双边反恐问题上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目前中俄已经形成系统常态化的反恐合作机制，2001年7月16日，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第二十条就规定：缔约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毒品、精神药品、武器等犯罪活动方面进行积极合作。2001年11月28日，中俄反恐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俄双方就反恐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均认为打击恐怖主义是一项系统和长期的工作，需要两国共同协作。在2004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反恐工作组会议中，双方重申车臣和“东突”恐怖分裂分子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组成部分。中国理解并坚定支持俄罗斯为恢复车臣宪法秩序、打击恐怖主义采取的一切步骤。俄罗斯坚定支持中国为打击“东突”恐怖分裂势力、消除恐怖危害而采取的一切措施。这种专门的反恐工作会议，既加强了中俄两国的反恐合作，使双方的反恐战略获得了宝贵的国际支持，同时也增强了战略互信。

在致力于建立长效机制的同时，中俄也在反恐政策上相互支持和配合。别斯兰人质事件爆发后，俄罗斯的反恐立场得到了中国的坚定支持。中国政府表示：“严厉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恐怖行径，坚决支持俄罗斯政府为打击恐怖主义所作的努力。”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7·5”暴力事件时，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新疆问题是中国内政，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对在事件中受伤的人员及其家属表示慰问。

（二）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

随着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及区域多边组织层面的反恐合作实践变得更具现实性和有效性。2000年，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决定联手打击对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成威胁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同时决定将草拟相应的联合行动纲领，并缔结必要的多边条约和协议，以建立打击三股恶势力的组织和法律基础。2001年6月，上合六国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正式建立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反恐怖多边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自该机制形成以来，反恐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有效打击了这一地区的三股势力。2002年12月，上合组织专家会议在比什凯克通过了地区反恐中心章程草案。会议决定建立反恐中心, 并就所需经费、场地、编制等问题达成了一致。2004年6月，在中俄等国的大力推动下，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在塔什干成立。2005年7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发表阿斯塔纳宣言，还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想》，几国元首同意建立成员国常驻反恐机构代表机制，从而使反恐机构能够发挥更大作用。2007年6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又在比什凯克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定》，进一步加强军事领域的合作。在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和明确的合作纲领之后，上合组织框架内曾举行过多次中俄双边及多边军事演习，旨在增强各成员国间的战略互信，提高各国军队间的协同作战能力，震慑中亚及其周边的“三股势力”。

三、中俄反恐合作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与作用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科学命题，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从此“和谐”成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区域性的动荡不仅会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更将对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目前我国新疆地区属于欠发达地区，恐怖分子利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活环境封闭，经济较为贫困，文化水平较低等条件，煽动民族仇恨，进行分裂活动。然而恐怖活动只会使这些地区原本就不发达的经济雪上加霜，甚至陷入恶性循环。2009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中指出，“东突”势力的活动已经给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造成了严重破坏。暴力事件分散了宝贵资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被投入到防范和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上。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而社会和谐稳定正是保障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民主法治、安定有序更是重中之重。自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以来，我国的反恐工作变得更加迫切，因而更加积极地寻求同俄罗斯的合作，比如举行联合反恐演习，在追踪与侦查领域互通情报等等。近三年，随着我国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东突”等恐怖组织受到重创，国内已鲜有踪迹。

然而，目前我国的反恐工作主要还是靠自身的力量，与俄罗斯的合作水平还不高，尚未形成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对保障我国社会安定和谐的作用还有限。但在中俄关系持续向好的大背景下，未来作为双边关系最重要方面之一并反映双方共同利益的反恐合作必然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虽然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不利于中俄之间的反恐合作，但中俄两国在反对三股势力的领域相互合作的方向从根本上是正确的，利益是相同的，势必将继续深入推进。相信在两国的通力合作下，安定有序的新疆会成为我国经济前行的稳定后方，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保障。

参考文献

[1]王茜“.东突”问题发展演变与中东恐怖主义相关性透视[J].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8 (6) .

[2]樊守政.车臣反恐战略评析[J].当代世界, 2010 (2) .

[3]李伟.当前国际恐怖与反恐斗争的特点与趋势[J].当代国际关系, 2007 (2) .

[4]刘勇为.俄罗斯反恐的国际合作[J].俄罗斯研究, 2008 (6) .

[5]马小京.论多边主义框架下国际反恐合作的有效性[J].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2) .

[6]Юрий Каврилов.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будут совместно бороться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терроризмом[N].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6-05-24.

篇4：上海合作组织反恐行动之网络反恐

一、上海合作组织开展网络反恐的背景

当今国际社会中，恐怖主义犯罪的频发一直是国际热点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积极进行反恐斗争、促进反恐合作就显得极为重要。上海合作组织（后称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联合反恐合作，该组织重视反恐机制建设，并且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反恐模式。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方面一直发挥着正能量。由于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出现可以在几秒内将信息传递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使信息成了一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影响着人类的知觉活动、概念活动和原动性活动。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的获取已经民主化、平等化、简易化。在这个互联网飞速发展和信息爆棚的时代，一个安全、稳定的网络空间，对一国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

（一）网络恐怖主义的产生。

恐怖主义与互联网空间的新形式的概念即“网络恐怖主义”最早是在1997年由美国加州情报与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员Barry coins提出的。2006年英国在《反恐怖主义法案》中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网络恐怖主义”的概念，将黑客作为打击对象，但只有影响到政府或者社会利益的黑客行动才能被划为“恐怖行动”。之后美国司法部在“9.11”事件后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案中，也首次将严重影响美国经济稳定和政府正常运作的黑客活动列为“恐怖主义罪行”之中①。传统意义上的恐怖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进行着变化，在全球信息化的这个大环境里孕育出了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已经有一种边缘性或者原始层次的社会性反抗逐渐变成了能够直接主导社会安全稳定的定时炸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是指非国家组织或个人有预谋地利用网络并以网络为实施攻击环境的破坏目标即破坏国家或整个地区性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等为目的恐怖活动，是传统的恐怖主义向信息技术化领域扩展的产物。网络恐怖主义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信息网络为其提供攻击技术、攻击对象、进攻的隐蔽环境。现今世界对网络信息的依赖程度越高，网络恐怖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信息网络自身越便捷，网络恐怖主义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就越大。

（二）网络恐怖主义的内涵特征。

网络恐怖主义依旧是恐怖主义的范围内，是一种新型恐怖主义形式，虽然将恐怖主义与信息网络相结合，但仍然具备了一般恐怖主义的要素。网络恐怖主义是一般恐怖主义在互联网世界的延伸，其活动的方式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系统、通讯网络等，以互联网技术为工具，发动造成社会重大伤害来引发恐慌，恐吓威胁政府和人民来完成恐怖分子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最终目标。

由于网络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具有隐秘性，使得网络恐怖活动处于一种“隐形”的状态。它并没有固定组织形态的存在，在进行网络恐怖活动之前，与传统的恐怖活动相比，是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力、资金等前期准备。正是因为信息网络的全球性开放性、快捷共享性、即时获得性的特性，使得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在互联网上的任何一个IP，任何个体，只要有运用互联网技术的能力，就可以任意的对网络目标发动网络恐怖袭击。恐怖分子正式运用了网络的隐秘性，使其成为网络恐怖活动的“庇护伞”，因此，每次网络恐怖袭击事先并无任何预兆，同时也很难追查到行为的实施者。

网络恐怖分子只需要有一台电脑和一根网线，就可以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可以看出网路恐怖活动的成本之低。相比及传统的恐怖活动成本大大降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网络上的攻击在距离、速度上已突破传统限制，并可以实施多维、多点、多次的攻击，而网络恐怖分子发动攻击的武器只是一些字母数字结合的信息符号。传统的恐怖主义的后果是地域性的区域的。而网络恐怖主义是通过互联网发动的恐怖袭击，其产生的后果更严重、波及面更广、损失更惨重，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波及全球性的后果，它能够影响到互联网世界中的每一个角落。

（三）上海合作组织网络反恐的产生。

上合组织从成立之初就将打击“三股势力”（其中包括恐怖主义）作为首要任务，由于成员国们一直面临着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所以联合开展和加强反恐合作是其共同目标。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传统的恐怖主义逐渐以新型恐怖主义形式出现，世界各国已深刻认识到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重要性，关于网络反恐的国际合作已成大趋势。早在2000年西方八国集团在柏林召开会议，曾专门讨论了关于如何提高网络安全水平和防范网络犯罪的问题。2000年底，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打击计算机犯罪公约草案》也正式出台，包括美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加入，目的就是要采取统一的对付计算机犯罪的国际政策，防止针对计算机系统、数据和网络的犯罪活动。②

网络反恐国际合作是国际间面对网络恐怖主义新形式的出现作出的应对措施，包括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经验、硬件设备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要积极配合发达国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对付网络恐怖主义方面，加强信息网络的国际合作，共同努力遏制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新形式的出现，上合组织对此也必须作出应对，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3年至2015年合作纲要》，并且在2013年9月20日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于成立网络专家组，致力于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们在打击“三股势力”互联网活动领域的务实合作，即致力于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联合机制。

二、上海合作组织网络反恐的主要内容

（一）上海合作组织网络反恐的法律机制建设。

上合组织网络反恐法律机制是依据网络反恐活动执行的，其遵循着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并且相关法律文件均符合宪章精神。《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允许在区域内设立解决地区争端，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并且国际组织的宗旨必须与宪章相一致，还明确了区域国际组织的建立与行动必须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上合组织最早在2001年签署的反恐文件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也是上合组织在反恐法律机制中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在2002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完全是遵循《联合国宪章》制定的，在上合组织中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为反恐怖主义的法律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基石。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是上合组织的常设机构之一，设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是其下设机构。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理事会是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商决策机关，在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和成员国主管机关预防和阻止使用或威胁使用电脑网络进行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的联合专家工作组》、在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专家和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代表查明、预防和阻止利用因特网进行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的联合专家组章程》，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三股势力”利用网络开展极端思想宣传、人员招募、暴恐技能培训等恐怖活动，严重危害成员国安全和破坏地区稳定。上合组织也越发的感受到网络恐怖主义的威胁，积极协调各成员国们建立工作机制，成立网络工作组，建立网络反恐的法律机制，在国际间采取共同措施，逐渐完善着关于网络反恐的法律体系，让网络恐怖主义无所遁形。

（二）上海合作组织网络反恐合作。

网络恐怖主义直接威胁着国际共同利益，直接倒逼着国际间形成互联网联合机制来应对。上合组织主张构建命运共同体，也包括着网络命运共同体，网络恐怖主义活动基本都是跨国实施的，所以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很容易受到国界的限制。因此需要世界各国增强协调机制，加强合作。各国通过加强国与国的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流，充分发挥网络命运共同体的集体力量，实现从各个国家地区对网络恐怖主义进行协作打击。上合组织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空间合作的共享条件，形成网络一体化的查打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的合作机制，共享各成员国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组织能力和技术力量，从而提升网络反恐的合作效力，增强对网络恐怖主义的威胁的防御能力。

反恐演习一直都是上合组织反恐合作的主义形式和核心部分。军事演习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加强成果之间反恐合作的重大军事活动，同理网络反恐演习在上合组织的重视下，也拉开了帷幕，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下，互联网上的恐怖袭击也在加剧上演，上合组织为了遏制网络恐怖主义的有效手段开启了网络演习的战略。为了加强成员国间网络反恐领域的执法合作，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于2015年通过了第386号决议，决定在中国厦门首次举行网络反恐演习。演习的过程是：某国际恐怖组织大肆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网站、论坛和社交网络中发布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煽动信息，刺激和收敛潜伏在各成员国境内的极端分子并煽动其实施暴恐活动。③在这次网络反恐演习中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启动了联合网络反恐行动，协调各国发现并清除网上恐怖煽动信息，铲除网络恐怖活动威胁，保障地区安全，依法打击潜伏在各成员国境内的恐怖组织成员。同时，演习也进一步增进了各成员国之间的互信，并将进一步提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在打击恐怖主义领域的合作水平，切实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由于是首次举行的网络反恐演习，需要完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查明和阻止利用互联网从事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领域的合作机制；加强交流各成员国主管机关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中的法律程序、组织和技术能力以及工作流程，及时的发现法律上的缺失、技术上的落后和各成员国之间合作的流程等问题，为之后的网络反恐打下基础。

三、上海合作组织网络反恐的发展建议

由于上合组织关于网络反恐仍处于发展状态，但是近年来的网络恐怖主义的来袭此起彼伏，使得上合组织不得不加快成员国间对于网络恐怖主义应对合作措施，尽快完善关于网络反恐的法律体系。纵观国际社会关于网络恐怖主义的法律文件也在不断出台，2014年10 月，中日韩签署《关于加强网络安全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建立网络安全事务磋商机制，探讨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在互联网应急响应方面建立合作。5 月，欧盟新披露了2015 年至 2020 年强化打击网络恐怖犯罪的计划。同月，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国际信息安全保障领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双方特别关注利用计算机技术破坏国家主权、安全以及干涉内政方面的威胁。8 月，联合国信息安全问题政府专家组召开会议，并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报告，各国首次统一约束自身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包括不能利用网络攻击他国核电站、银行、交通、供水系统等重要基础设施，以及不能在 IT 产品中植入“后门程序”等。④第六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在伦敦开幕，签署两国首个网络安全协议。由此看出上合组织在网络反恐的法律体系仍不健全，有待完善。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所以网络恐怖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对抗的，需要多个国家一起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才能有效打击。这就表明需要国家间的合作，使得国际社会一体化，虽然全球一体化的实现仍有困难，但是区域一体化是可以实现的，比如上合组织，在此区域内的网络恐怖主义可在上合组织的各成员国的全力合作和法律体系下就能够有效控制。因此上合组织网络反恐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让网络恐怖主义无所遁形。其次就是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网络反恐的信息交流和技术交流，使得在实行实际行动的时候能够达到合作顺利。最后是强化网络反恐演习，实践从来都是最重要的，用来检验网络反恐实际行动中的各种问题，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后成功瓦解网络恐怖主义。

注释：

①《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对策初探》 叶俊 上海交通大学 2007年

②《网络恐怖主义的挑战及其防范》 程聪慧 郭俊华 《情报杂志》2015年版

③《 上合组织首次网络反恐演习在中国厦门成功举行》 新华网

④《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法研究》李山 辽宁大学 2013年

参考文献：

[1]邢广程，孙壮志.上海合作组织研究[M].吉林：长春出版社，2007.

[2]李敏伦.中国新安全观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郑雪平.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研究[M].辽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4]张宁.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职能[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5]李大光.中国安全抉择—构筑 21 世纪的国家安全体系[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

[6]孙昂 国际反恐前沿——恐怖主义挑战国际法[H]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

篇5：反恐合作

校方表示，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贯通本硕博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是集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智库等功能于一体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将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指针，以现实需求为导向，着力培养具有复合知识结构的反恐怖主义方向的法学人才。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说，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知识综合、业务精湛、能力突出的反恐怖主义人才队伍，这是国家当前和相当长时期内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需求。

贾宇认为，反恐怖主义一线急需具备情报研判、侦查、预防、打击与应急处置能力的专业人才；从反恐防控层面上来说，需要为司法与执法部门、民族宗教部门、基层社会工作部门、其他公共事务部门培养具备反恐怖主义知识和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提升全社会、各行从业者的反恐怖主义意识和能力；此外还需要培养一批从事反恐怖主义政策制定分析、反恐怖主义教育研究、国际反恐怖主义合作的高精尖人才。

“这就要求构建起多层次、多类型的反恐怖主义人才培养体系，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培养的学生主要满足不同领域对反恐怖主义法治人才的需求。”贾宇说。

篇6：新疆反恐形势

稳疆兴疆、强边固防必须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站在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高度，深刻认识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

“自汉代以来，中央政府对于新疆的要求一直都是以„反分裂‟为第一要务。”刘雷强调，这是坚持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必须首先明确的历史事实。自张骞、班超经略西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就一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此，近两千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围绕“分裂与反分裂”问题展开了长期曲折尖锐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挫败和击退了主要受境外势力支持的分裂主义浊流。与祖国站在一起，以归属中华祖国为荣历来是新疆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

说到这里，刘雷特意介绍了“新疆”这个词的固有内涵。美国学者贝尔斯1937年在上海出版的《左宗棠传》中谈到，乾隆用兵15万收复西北疆域后为之取名“新疆”。“新疆”，其意实为“故土新归”，而绝非一些人谬传的“新辟疆土”。诚如著名维吾尔族学者包尔汉所指出的，“新疆与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新疆也命运多舛。1865年，在英国的支持下，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与新疆封建势力和卓勾结作乱，侵占了天山南北诸多城镇。1871年，沙俄趁机侵占了伊犁地区，进一步加重了西北边陲危机。西北防务重新得到了清朝政府的关注。1875年，左宗棠率军西征，两年后打败了阿古柏等入侵者，1881年终于收复了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清朝政府则重新恢复了对于新疆各地的军政管辖。清军收复新疆时，左宗棠在1877年上呈的奏章里，提出了“设行省、改郡县，为新疆久安长治之策”的意见。随后，陕甘总督谭钟麟、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等人又数次上奏论述，遂使新疆建省之说臻于完善。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正式建立新疆省。对于“新疆”省名本来的涵义，左宗棠在奏议中郑重言明，是“他族逼迫，故土新归”，即意为原来是中国领土，被外国入侵者占领后，现在重新又被收复回来。因此，把“新疆”一名的由来说成“以其为新辟疆土而成新疆”是不准确的。所谓“新辟疆土”而名“新疆”之说既混淆视听，造成模糊认识，又极易被“疆独分子”和“三股势力”所利用。所以，我们在进行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教育时，必须严肃澄清这一点。

刘雷谈到，王震同志生前曾说过，解放初，我军进军新疆的路线走的就是当年左宗棠率军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他看到了当年的“左公柳”，可以想见，左公走的那条路就更艰苦了。王震讲过，“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想象。”“自西汉张骞、班超经略西域起，历经汉唐各代到现在，我国各族人民都为保卫和开拓西北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解放后，毛主席、党中央指挥我们屯军戍边，对大西北的开发和建设更是功勋卓著。中华民族多少优秀儿女为这一崇高的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不久前，党中央提出大力开发西北地区，我们这一代人应是义不容辞的，我们的后代更是任重而道远。”回味王老将军的这些话和为之付出的一切，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坚持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的典范，是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榜样。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他们创立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中央治疆方略，自觉扎根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刘雷紧接着指出，综观百余年来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史，可以以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20世纪前半叶是分裂势力由思想传播发展到政治实践的时期，在来自国外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持续渗透下，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为新疆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分裂政权，尽管这两个分裂政权存在时间不长，但其影响深远，“东突厥斯坦国”成了分裂分子追求的政治目标。

20世纪下半叶至今是分裂势力沉渣泛起到反分裂斗争进入以反对暴力恐怖为主要形式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各级领导，对于维护新疆稳定高度重视，正确决策，措施得当，打击有力，动员各族广大群众进行反恐怖、反分裂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遏制了分裂势力的猖狂气焰，打击了恐怖分子的罪恶活动。

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一些条件的限制，建国以后新疆民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教育开展较晚，工作相对薄弱，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的宣传教育长期以来是一个薄弱环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花大气力来抓教育，强化各民族中国人的国民身份，淡化族际间的区分和界限，塑造中华民族意识，引导族群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相一致，做到任何族群认同都不能高于国家认同，任何族群意识都不能高于公民意识，把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深深根植于各族群众，为新疆长治久安提供强大内生动力。

提到国际舆论关注习主席近两个月七次提及反对暴力恐怖活动，要求筑起反分裂反暴力恐怖势力的铜墙铁壁，刘雷加重语气说，反分裂斗争事关国家总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我们要稳疆兴疆、强边固防，必须像习主席强调的那样，加强新形势下的反分裂斗争。4月30日，针对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站外发生的3人死亡、79人受伤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习主席立即作出指示，必须深刻认识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反暴力恐怖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的决策指示精神，牢固树立长期斗争、艰苦斗争、持久斗争的思想，保持对暴力恐怖分子的高压严打态势，坚持先发制敌，凡恐必打、露头就打，打早、打小、打苗头，以铁的手腕予以毁灭性打击，坚决挤压暴力恐怖活动空间，坚决扼制其蔓延升级势头，布下天罗地网，筑牢反恐防暴的铜墙铁壁。

“当好战斗队，就是要坚决保卫边防，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我们驻疆部队必须在实战化训练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为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力量支撑。

刘雷表示，习主席赴疆第一站选在南疆，第一个点选在部队，凸显了驻疆部队在反恐维稳、稳疆兴疆中的特殊重要性，他在视察新疆军队和武警部队的工作时，最关注的是部队的战斗力建设。在喀什看望连队官兵时习主席指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越是复杂严峻的环境，越能磨砺意志本领，希望大家牢记职责、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他还特别强调，“我很关心你们的装备和训练，对付暴力恐怖犯罪分子一定要有有效手段。训练一定要按实战化坚持下去。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我们学习贯彻习主席的这一指示，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在实战化训练的改革和践行上。这是提高部队履行职责使命能力的必由之路。这些年，我们在抓好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同时，结合驻疆部队的任务实际，突出抓好部队实战化反恐维稳训练，在维护新疆大局稳定中发挥了“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

刘雷接着讲，反恐怖斗争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很强，敌对势力总是打着民族宗教旗号，蒙骗信教群众，煽动民族对立和民族仇恨。在这种情况下，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分裂暴恐势力，前提是抓好反恐防暴知识学习，掌握政策法律界限。近两年，我们组织官兵认真开展恐怖活动特点规律、方式手段的学习研究，加强对恐怖活动的了解；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防暴条令》以及民族政策等法规常识，掌握各类法律政策；突出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战法训法的学习研究，确保官兵遇到复杂情况能随机应变、临机处置。

谈到提高部队反恐实战能力时，刘雷表示，暴恐分裂势力一贯行动诡秘、凶残狡诈、手段阴险，暴恐活动往往出其不意、防不胜防，但作为驻疆部队必须按照万无一失的标准做准备。特别是这几年，互联网改变了暴恐活动的发生和传播规律，各种制爆方法网上都可以找到，效仿性和危害性极大，还有一些在境外有“圣战”经验的暴恐分子，图谋潜回国内实施破坏。要把暴恐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必须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把防范打击的本领练过硬。实践中，我们注重加强反恐应用训练，提高官兵实战制敌能力。

刘雷指出，暴恐活动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事发突然、情况紧急，留给我们的反应和处置时间很短，有时速度就是优势、到位就是胜利，2分钟到比10分钟到结果完全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快制快、先发制人，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遇事要决策快、行动快、处置快。这几年，我们制定有针对性的处置预案，加强实案化实战化训练演练，提高各级的快速出动、快速应对、快速打击的能力，部队在关键时刻发挥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我们针对民兵预备役部队处在反恐维稳斗争最前沿，着力提高他们的应急处突能力。

打击暴恐活动，必须树立军地“一盘棋”思想，多管齐下、协作配合、综合施策。近年来，我们不断健全完善军警民联合反恐维稳机制，开展常态化的反恐演练，组织屯垦部队、民兵和预备役部队与地方公安开展“网格化”巡控，形成联手防范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整体合力。特别是针对新疆边境线长、对外山口通道多、通外开放口岸情况复杂等实际，牢固树立“大边防”的思想，以防潜入潜出、防偷运武器、防走私越界、防偷袭破坏为重点，加强边境应急处突能力训练，形成党政军警民管控体系，筑牢反恐怖、反分裂、反渗透的第一道防线。

现在，暴力恐怖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呈现境内境外互相渗透、互相勾联、里应外合的严峻态势。尤其是从今年吉尔吉斯、越南边防军堵截击毙越境暴恐分子事件看，开展国际间的联合反恐演练、联合边境管控非常现实重要。这几年，国家加强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周边国家的联系，我们驻疆部队也多次参加了跨境联合反恐演练，建立定期与周边国家开展联合巡边机制，有效挤压了暴恐活动的生存空间。

“当好工作队，就是要做到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我们驻疆部队必须通过创新群众工作机制，把各族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打一场反分裂反暴力恐怖的人民战争。

“当好工作队”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和看家本领，特别是在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善于做好群众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群众工作做得越扎实越主动，反恐维稳的基础就越坚实，把握就越大。当前，各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如何在新形势下发扬好这一光荣传统，刘雷政委谈了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必须强化群众工作意识，端正对群众的根本态度，把群众放在心上。习主席指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是人心。在新疆，无论是发展，还是民生，还是稳定，都要紧紧围绕争取人心谋划部署。争取人心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作还是要靠群众工作去实现。从新疆的现实情况看，新疆社会发育程度低，基层基础比较薄弱，围绕争取人心做群众工作遇到诸多难题。比如，农村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思想不断升温，非法宗教活动打而不绝，一些社会治安防控薄弱地区，日益成为暴恐分子的滋生地，去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主要集中在县及县以下。比如，一些地方农村年轻人早早辍学，又不务正业，不愿意到工厂上班，到处闲逛，教育管理问题突出。近几年打掉的危安暴恐团伙，其成员大多是18岁至25岁的无业青年。又比如，社会矛盾复杂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对抗的触点增多、燃点降低，一些群众内部的民事纠纷容易被敌对势力炒作利用，引发大的问题。特别是“7·5”事件给民族关系造成的伤痕，需要长期努力做工作。近年来，通过持续抓好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深入开展军民共建美好精神家园活动，大抓“双语”教育，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村创建活动，开展“三学一交”活动(学说民族语言、学唱民族歌曲、学跳民族舞蹈，与民族群众和宗教人士交朋友)等，教育引导各级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是新疆发展稳定的生命线，是新疆发展进步的基石。在新疆，最难、最长远的问题是民族团结问题，最大的群众工作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在根本上要靠真情真心。广大官兵做好群众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光荣感不断增强，大家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和呵护民族团结，无论是维稳执勤、野外驻训，还是抢险救灾、军民共建，都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尊重民风民俗，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争取群众，与各族群众紧紧地站在一起，齐心协力、并肩奋斗。

其次，要增强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要善于接近群众，熟悉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在此基础上学会做宣传工作，积极教育群众。在宣传方面，一要坚持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要想赢得斗争的胜利，不仅要迅速控制案发现场，制服暴恐嫌犯，还要尽快公布真相，公布得越快、越详细，杂音就会越小。我们公开真实情况的速度，要跟互联网上不负责或者别有用心的杂音赛跑，抢占话语权。去年以来，自治区在第一时间公布了10多起暴恐案件有关情况，及时掌握了舆论主导权。二要学会讲中国故事，用西方式的叙说，用受众能接受的方式来介绍。宣传报道中，应遵循国家传播的规则，对问题的揭示与分析、全面而又平衡的报道比平庸刻板的报道更能塑造国家的真实形象，没有人能相信一切都是完美的，承认自己确存麻烦但我们能好好处理，对受众来说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在群众教育方面，要突出强化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这是增强国家意识、统一意识、公民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的基础。没有牢固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就是脆弱的。只有文化认同的基础打扎实了，国家认同才能经得起风浪的考验。这些年来，驻疆部队广大官兵争当党的政策的宣传员、文明新风的传播员、社会舆情的引导员，坚持进街入巷、进村入户，深入开展“三观”“四认同”(即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宣传教育，打造立体式、全覆盖、持久性的宣传网络，使“三维护、两反对”(即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反对民族分裂，反对非法宗教)“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这个工作特别值得认真总结，并且要不断创新。今年，自治区还有一个重大战略举措，用3年时间组织20万各级机关干部，进驻乡村(社区)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自治区6名领导带头进驻南疆重点地区，吃住在村，工作在村，力度之大在新疆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切实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提高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再次，要创新群众工作机制，学会组织群众，以此增强民族凝聚力。在这方面，毛泽东、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创新了两套机制。一是通过屯军戍边建立了“兵团体制”，有效地把具备一定素质的几百万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诚如习主席指出的，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做好新疆工作，必须把兵团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事关根本、基础、长远的问题上发力。要发挥好兵团调解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等特殊作用，使兵团真正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二是通过民兵组织建立了“人民武装体制”，通过以退伍军人为骨干的组织体系，把大量有觉悟的高素质群众团结在党的旗帜下，通过骨干带群众，从根本上筑起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的、有纪律的“铜墙铁壁”，这是我党我军独有的政治优势。这些年来，我们在强化民兵的“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方面又有了许多创造和进展。例如，建立了民兵应急维稳力量体系，地州建营、县市建连、乡镇建排、村成立1警3协警6民兵的治安分队；依托边防民兵成立了应急支边分队和民兵哨所，担负管边控边任务。又如，抓了重点镇武装部达标建设，广泛开展一个县市武装部联建一所学校、一个乡镇武装部帮建一个村、一个专武干部帮扶一户人活动，打牢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此外，按照乡镇民兵参加“网格化”执勤、警务室建设和铁路公路护路等方式，每天组织近5万人次进行巡逻执勤和重点目标防控，形成到底到边的反恐维稳体系。在用好这两套“群众工作机制”的基础上，我们还有一套体制，就是积极参与强化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方面，我区部队近年来也做了大量工作，先后投入1600多万元参与乌鲁木齐市重点社区整治，组织部队党委(支部)与当地363个基层党组织开展军民共建和双拥活动，输送7900多名优秀复转军人到民族地区乡镇任职，为地方留下了一支“永不走的工作组”。驻疆部队还积极帮助基层社区和农村建立专职治安联防队，村和社区建立治安联防队及“十户联防”组织；社区每100户配备1名社区工作人员，村委会配备专职治保主任，提高“十户长”待遇，像在哈密市设置“居民说事点”，克拉玛依市试行“一网多责、一格多员”网格化精细管理模式，泽普县对流动人口管理试行“日清周结”制度等，都是对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当好生产队，就是要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积极参加和支援新疆的开发建设。”我们驻疆部队必须把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稳疆兴疆的重要一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

我军从进疆之日起，就担负起生产队的重要职能，积极参加和支援新疆开发建设，为形成久安之势、长治之业贡献力量。刘雷在讲到这一情况时，列举了这些年来驻疆部队助民援建的一系列措施和成果。例如，“西气东输”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驻疆部队1700多名官兵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迎战“千里风口”托克逊，翻越“百里火山”吐鲁番，历时三年圆满完成了新疆境内自然环境最差、施工难度最大、工程任务最重的326公里伴行道路和唯一一座476米长隧道的修筑开挖任务，使“西气东输”工程提前全线开通。为改变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植被稀少、风沙肆虐、生态脆弱的恶劣环境，驻疆部队20多年矢志不渝，用“天地无情我有情，沙漠植树为人民”的豪情壮志，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连心携手、战天斗地，共同启动实施规模宏大、艰苦卓绝的柯柯牙绿化工程，构筑起一道辐射8县1市、长达30公里、面积9.6万多亩的生态长城，为实现跨越发展撑起了一片蓝天，被联合国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授予“全球500佳境”称号。驻疆某炮兵团40多年如一日帮扶疏勒县巴仁乡十六村，一代代官兵把这个过去连饭都吃不饱的贫困村，建成了如今拥有固定资产400多万元、人均年收入4000多元的新农村。在扶贫帮困上，驻疆部队持续开展“一部一村”和“百村万户”帮扶活动。积极参加“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和“安居富民、定居兴牧”工程，大力支援新农村建设，着力解决各族群众吃水、用电、行路等民生难题，建立扶贫联系点2200多个，帮助6万多名群众脱贫致富，定点帮扶的新疆十六村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小康村、文明村、示范村。我区部队广大官兵正是通过帮助地方“抓发展、惠民生，让各族群众有事干、有钱挣、有奔头”，才不断增强了党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增添了爱国爱疆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