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

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共10篇）

篇1：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

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级法学(3)班 刘炳杰

[内容摘要]：“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命题困扰学界多年，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法哲学论》一书提出的观点，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方法，在肯定两者是具有本质不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两者还具有有无斗争性和存在的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自然法的本质、儒家法的本质、斗争性、存在的时间段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定论大概肇始于维新巨子梁启超先生的观点。[1]此后，法学界对于两者的本质关系皆以梁先生论断为准。近来，学界始有不同的声音，其中论证最具有权威性的莫过于吕世伦教授主编的《法哲学论》(在该书的第16章重点比较了两者的本质不同的地方)。伯恩.魏德士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出版社出版)一文中认为，法学理论的生命在于批判和为新的替代性的理论做铺垫。因此，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通过比较梁启超先生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和论证发现，梁启超先生在论证时其实只注重了两者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不同(但笔者以为，由于当时中国对于国外的理论的认识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国内研究的力量很不足，加之可以掌握的资料匮乏而导致的，所以，梁启超先生当时有此认识已属不易，我们不能以今日之标准苛求梁启超先生。)，而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在中国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基本透彻的基础之上。所以，笔者认为，吕世伦教授结论是在肯定了梁启超先生在形式上基本相同的论调的基础之上，在实质上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结果，可以说是前者观点的进一步的演化和深入。但是，笔者也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不是很重视，偶有像吕世伦教授这样较真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也是一笔带过，泛泛而谈。笔者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赞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还有待于商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提出的基本论调是希望看待历史事件要用“大历史观”，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在本文也采用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来考察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问题。

一、对《法哲学论》一文的回顾

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发端于古希腊，而作为西方法哲学中资历最老的自然法也自然诞生于古希腊。据学界考证，最早使用自然法概念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但是真正把自然法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一种学说的是斯多葛学派[2]。吕世伦教授在《法哲学论》一书中大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两者的不同的。笔者想结合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论证，在现有的论证的基础之上从其他角度重新尝试做个论证。

(一)、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论证了西方自然法是天人分离，而中国儒家法是天人合一的区别。[3]

“西方自然法观念是以天人分离为前提，并通过逻辑的方法加以认识和认证的”。[4]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就有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也即逻辑)这一范畴。在当时，逻各斯就是指万物变化的普遍的成度，指贯穿于一切运动变化中的共有的、常往不变的、永恒存在的东西，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必然性”或者“命运”。[5]当时的自然法学说是以以下两个根本观念为基础的。

首先，是对自然、自然法则的崇拜与信仰。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主要是荷马史诗)中看出。这种宗教信仰与中国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混合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它承认奥林匹克众神，尤其是宙斯对人的权威。认为当时的法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的。另一方面，它又相信人和神(即使是“众神之王”的宙斯也不例外)都要受某种运命的支配。我们在上面谈到“逻各斯”时已经发现，“逻各斯”就是“命运”。另外，在西方，神其实是跟人一样，都是具有人格的主体。所以，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自然法是“天人分离”的观点中的“天”即为“运命”(或者说是“自然法则”，抑或者说是“命运”)，而人则包括了神在内的一切人类。因而，西方最早的自然法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然的理性。

其次，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前429年)已经形成了宗教性法与世俗性法并存的二元论思想。博登海默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版)就曾经生动的描述了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因此，“天人分离”也必然意味着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分离。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儒家法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通过经验来认识的。所以，在儒家那里，“天道”(或者说是“天法”)存在于圣贤书，寓居于“先王之法”中。理所当然地，后人只要苦读圣贤书或者谨遵“先王之法”即可获取“天道”。此外，在中国，君主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而“天”就是“神”，因此，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6]

对于“西方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这个论证，中国学者往往忽视从宗教角度来看待这个差异。但是，宗教在西方是一种历史渊远、影响巨大，而且是西方文明或者说是文化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分，忽视西方宗教的影响是论证不充分的表现。

西方社会对宗教的狂热信仰是我们中国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是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但是民众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却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而泛滥[7]。在西方，人对自然法的信仰来源于对宗教的信仰，人只要信仰了宗教，那么对于自然法就不用去认证了，就自然而然的被接受了。伯恩.魏德士教授认为，宗教信仰只有对于宗教分子才能言，在他们眼里，宗教信仰就是客观的，是不需要论证的。

儒家法与西方不同，因为上述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如西方，所以，儒家法难以靠先验来认证，而需要通过先知圣贤通过躬身体验的实践来获取。

(三)、自然法是人定法的评断标准，是与人定法对立而存在，它一般不直接进入司法领域，而儒家法强调的“天道”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可以直接进入司法领域。[8]

对于西方自然法的这一特点，我们基本上也大可从《安提戈涅》中感知。安提戈涅在回答国王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

人们不知今天与昨天

但生命永恒：(无人能确定自己的生日)

我并惧怕任何人的狂怒，

(和革冒神的报复)因为蔑视的缘故。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法中强调“天人合一”，人的行为应该顺应“天道”，“天道”是最高行为准则，当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文调整时就可以用“天道”来调整。所以，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礼”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二、对《法哲学论》一文不足的反思

用“大历史观”来看待西方的自然法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自然法的本质就是自然的理性，此时的自然法叫“古代自然法”。第二阶段(中世纪)，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神学自然法”。第三阶段(近代)，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财产权等等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古典自然法”[9]。第四阶段(二战后)，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新自然法学”。而如果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儒家法的话，也可以划分若干个阶段。《法哲学论》一文忽视了两者的这一前后变化，而主要在静态的层面上将两者作了个比较，因此，这种论证从历史的向度上讲是论证的不充分。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所学与认识，从动态上宏观地比较认为两者有以下两个本质的不同。

(一)、西方自然法具有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而儒家法则不具备这一性质。

仔细观察西方自然法，我们会发现，它每一次的.发展与变化总是与斗争或者是一场革命相联系起来。西方自然法的斗争与革命性的淋漓尽致地体现于资产阶级革命和二战结束后对战犯的审判当中。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为革命提供了古典自然法学理论的工具，据此，资产阶级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最终获取了革命的胜利。到了二战胜利后，对于战犯的审判就成为战后的一件棘手的事情，此时，人们自然而然的再次请出了自然法与法西斯纳粹的“恶法”作斗争，向世人强调了“恶法非法”的亘古不变的道理。反观中国儒家法往往是治国安民，注重调整社会的稳定，不具有革命性和斗争性。

(二)、西方自然法与中国儒家法存在的时段是不同的。

正如我上文所言，西方的自然法具有革命和斗争的一面，而自然法本身又往往只探讨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即探讨的是法的外部)，而不是主要研究法律本身的内容和形式。[10]所以，当革命一旦胜利或者不存在斗争，那么自然法学就会完成历史的使命而推出历史的舞台，所以，我们就不用惊奇古典自然法学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不久就被实证主义法学占领阵地的现象。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法律本身的内容和形式的研究就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矛盾，而这个矛盾只能够由当时的实证主义法学。

中国的儒家法正如上面所说的，是治国安民之法，因此，它在太平盛世往往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个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我国古代儒家法的发展历史看出来，最典型的，我想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当今中国在法治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上提出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口号，而其中的“德”正是我们中国古代儒家法的一个思想。这个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国儒家法思想在当代的一个体现吧。

三、结尾的一个反思与检讨

写到此，笔者忽然想到了冯友兰先生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再次回到当年读博士学位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冯友兰先生早年读博士的时候就比较了东、西方在近代来的重大差异，最后，他认为造成中国近代的差异是中国近代哲学没有构建起来。今天的西方已经有逐渐地把自然法和实证法融合的倾向。这说明西方的自然法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因此，今天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上没有必要“固步自封”(顽固地抵制西方先进的法学思想)，也没必要搞纯粹的复古主义。儒家法与自然法虽然各有所长，但是，它们都不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灵丹妙药。

注释：

[1]、吕世伦 主编《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441

[2]、孙霞 著《法哲学纵横》，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P.13

[3]、同[1]，P.442

[4]、同[1]，P.442

[5]、同[2]，P.3

[6]、同[1]，P.443

[7]、

[8]、同[1]，P.444

[9]、这里的“古典”具有标准和正统的意思，以此区别于其他阶段的自然法。

[10]、沈宗灵 主编《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P.8

篇2：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

一

这似乎是一个已经被普遍认同的信念了：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式的，而中国的思维方式则是主客不分的，是“天人合一”的。比如，张岱年说，“中国哲学，在根本态度上很不同于西洋哲学或印度哲学”的地方就在于中国是“天人合一”的，而西方则是主客二分的，“西洋人研究宇宙，是将宇宙视为外在的而研究之，中国哲人的宇宙论实乃以不分内外物我天人为其根本见地”[1](P7)。成中英认为，西方思想的起点是“主体自我与客观世界的分离”，它“要求对客观世界有一主客的分辨”;而中国则不是主客二分的，是“天人合一”的[2](P11)。季羡林也多次讲，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的，而中国是主客不分的，是“天人合一”的。因而，主客不分这种思想便被很多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

人们把这种思想移植到美学上，便认为这种“天人合一”是“中华美学之魂”，把中国美学看成是一种超越主客关系的美学。他们认为，在中国美学里，尽管学派林立，思路各异，“但是强调从超主客关系出发去提出、把握所有美学问题却是其共同之处”，而“西方是从主客关系出发来提出、把握所有美学问题，从而总是追问美的本质以及如何认识美。”[3](P148)由此，他们提出，西方是“有”的认知而中国是“无”的智慧，中、西美学的根本差异就是“主客二分”与“主客不分”。

人们似乎已经不怀疑这种西方“主客二分”，中国主客不分、“天人合一”的区分了，但这却恰恰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它是一种简单化的、片面化的甚至是有错误的概括。因为它让人们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思维方式就是主客不分的，而实际上中国一直都是有鲜明的主客之分的。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的，倒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天人合一”是怎样的“合一”却需要再深入的研究。究竟是主客不分的“天人合一”，还是也有主客二分之后的“天人合一”，这却是一个不能简单化的大问题。实际上，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不在于一个主客二分，一个主客不分，而在于西方主客二分之后，主体与客体走向分裂、分离与对立，而中国在主客二分之后，却一直在寻求这二者融合，因而没有走向对立、对抗与分裂，说中国是“天人合一”，应该是这个意义上的“合一”。

从中国的审美实际来看，在中国的审美世界中，其实一直都有着一种自觉的、鲜明的主客之间的二元区分，只不过这种二元区分不是西方式的二元对立、二元分裂，而是在主客二元区分后又极力寻求这二者合一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审美不是一开始就是主客不分的或者像一些人极力主张的那样是超越了主客关系的审美。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不在于一个是从主客关系出发而一个不是从主客关系出发，中国的审美也是一直在主客关系中来提出和把握美学问题的。只是在主客区分后的第二步上，西方由二分而走向二者之间的绝对分离与分裂，而中国在主客区分后却永远在寻求这二者之间的合一，是分而不裂。这才是中国美学区别于西方美学的本质所在。

二

首先，中国人的审美方式本身就是多形态的，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是多样的，除了道家、禅宗的自然、适性、“逍遥”和“畅神”以外，同样有以孔子、屈原、司马迁等为代表的另一种审美取向，即所谓的“君子比德”、“发奋著书”的传统。这种“比德”的审美传统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审美方式，实际上“比德”和“畅神”一直就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并行的审美价值取向，有时甚至主要是“比德”式的。强调中国美学是超主客关系的美学的人恐怕主要只是就中国美学中的一极，即追求意境深远、无迹可求的.庄禅式的审美这一极而言的，而从他们的论述来看确实也只是就庄子、禅宗美学来举证的。庄子、禅宗美学虽然是中国美学最重要的一部分，但绝不能说庄子、禅宗美学就是中国美学。而且庄子、禅宗为代表的这一极的审美是不是超主客关系的美学，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对于“君子比德”的审美来说，人们是有意识地在客体那里寻求与主体的精神品德的相似之处，把主体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与客体的特性联系在一起来判定一个事物是美还是不美。荀子在《法行篇》中说：“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4](P424)在这里，“玉”之美在于它与人类的“仁”、“知”、“义”等品格的相似，而人的“仁”、“智”、“义”等品格在玉中也得到恰好表现。这种“比德”很明显的是在主、客的相互关系中获得美感的。这种“比德”在中

篇3：戏剧与电影的本质区别浅谈

一、戏剧的假定性与电影的真实性对比

戏剧和电影都是以叙事为主、表演为辅的艺术表现形式。电影在表现和反应生活内容的过程中,更具逼真性,因此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强调艺术的真实性,从而给观众更强烈的感官刺激,这样观众对于电影内容的理解也将更深刻。而戏剧艺术表演往往是先假定好舞台的场景,之后是演员的演出,在舞台上虚拟出表演的背景、人物以及所要讲述的内容。因此戏剧表演形式可以被称为假设性的艺术表现手法,换言之可以理解成戏剧是“假”中求真,在整个戏剧表演过程中内容背景假定、人物假定、情节假定,每一个舞台的场景都沉浸在一个假定的世界里。当然,戏剧舞台上的表演也要求表演者要有纯熟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这样才能够让观众和演员都沉醉到舞台上所烘托的气氛中,使戏剧的表演能够以假乱真,所以说戏剧的假设性是与电影的本质区别之一。

而电影则通过机械性的放映工具来完成表演场景的切换。电影通过摄影机来拍摄各种需要展现的表演内容,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进行镜头画面的剪切,以此来组成一部完整的电影,再呈献给观众。例如,著名的灾难电影《后天》,讲述了世界末日来临的可怕景象,全球气候变冷,以至于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全部被冰封。这样逼真的电影视觉效果,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通过对未来的想象以及在电影荧幕对所想象场景的展现,让人们理解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性,防止类似电影中可怕的场景出现。但电影所展现的艺术场景往往过于真实,使得观众从某种意义上去质疑艺术表演的价值。

二、复制性方面戏剧与电影的区别

戏剧和电影虽然同为表演艺术,但两者之间却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本质区别,戏剧艺术表演的魅力在于舞台上演员的即兴表演,使得每一场戏剧表演的过程都不具备复制性, 虽然戏剧表演的内容往往是被安排好的,但实际表演过程中却存在舞台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交流,使得每一场戏剧表演都存在着独特之处,这也正是戏剧表演的魅力所在。而电影的表演在这方面与戏剧相比则显得十分机械,毕竟电影需要之前拍摄完毕,之后通过荧幕为观众进行放映,所有的表演过程全部是设定好的,不存在现场观众与演员的交流,这样从一个方面也就降低了观众的真实感受,原本人与人之间的艺术交流过程变成了高科技的荧幕放映过程。

另外,戏剧表演过程中,演员表演才是整个舞台表演的中心环节。剧目开场之后,所有的协助表演者都要退居幕后, 将整个舞台留给要上场的表演者。因此,戏剧表演就要考虑舞台表演的上场顺序,以此来营造不同的表演层次感。同时, 上场表演的演员还要注意舞台上表演过程与观众的距离,不要过近,更不要过远。这都说明着戏剧表演的不可复制性。而电影的制作过程和表演过程全部是在放映前就完成了,这样虽然电影的表演过程具有很强的复制性,可以同时在很多地方进行放映表演,影响力以及影响范围都更加广泛;但电影的表演过程却不像戏剧一样具有连续性,因此电影的演员必须能够在短暂的、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完成表演,然后由摄影机进行内容的拍摄以及后期处理最终展现在观众面前。虽然电影的复制性更强,能够使更多的观众对电影内容进行欣赏,但电影的表演往往依靠之前设定好的台词进行艺术沟通,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的交流过程,因此可以说电影的表演过程并没有像戏剧那样掌握“演”的精髓,而是更多依靠科技的帮助来完成艺术形式的表达。

三、结束语

篇4：浅谈中西方工会的本质区别

[关键词] 中西方 工会 区别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工会都是在本国既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之下的一个社团组织,因而,它不可避免地会带着本国的特色。在工会的产生、性质、地位、职能、组织体制等方面,中国工会与西方工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和显著的不同。

一、从工会的产生看,中国工会是党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产物。

中国工会赖以产生的阶级基础即中国工人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形成的,长期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最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中国工人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这一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工会,一开始就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紧密相连,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的理论为指导,并为实现党的纲领始终不懈地努力奋斗。中国工会始终把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伴随着党的组织的发展而壮大,伴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而前进。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工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中国工会的特殊性。而西方工会与中国工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劳资矛盾中自发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往往产生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因而,这些工会受非马克思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政党影响较多。历史表明,尽管中国工会的产生同西方工会有着相同的客观基础,但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工会与西方工会一开始就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从工会的性质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工会作为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广泛的群众性、高度的政治性。中国工会始终自觉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自己的阶级性质,阶级自觉性日益提高,阶级属性更加鲜明。随着工人阶级先进性的不断提高,中国工会的先进性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工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实现了工会组织的高度统一和工人阶级的广泛联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种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绝大多数都被组织到统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来,中国工会的群众性越来越广泛,代表性越来越广泛。中国工会旗帜鲜明地接受党的领导,在政治上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坚持党的政治方向;在思想上以党的理论武装自己、教育职工,发挥“大学校”的作用;在组织上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在各级工会建立党的组织,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是中国工会自身最鲜明的特点。同时,中国工会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参加国家政权,组织职工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动员和组织职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尽管有的西方工会也有政党背景,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参政议政,但与中国工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从工会的地位来看,中国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

工会的地位从来都是与工人阶级的地位、工人阶级政党的地位、国家的性质紧密相连的。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会是国家政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是工会强有力的支持者,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这种地位是国家宪法与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和保障的。不管改革如何深化、经济如何发展,党的执政地位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不会改变,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不会改变,中国工会的这种重要地位也不会改变。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日益健全,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有组织的重要社会力量。这些,与西方工人阶级不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政党不是执政党、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和工会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等有着本质区别。

四、从工会的职能来看,中国工会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突出维护职能。

工会的职能是由工会的性质决定的,并随着工会地位的变化、劳动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工会具有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的社会职能,这些职能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中国工会的职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的四项职能,到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突出维护职能,这是工会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通过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坚持中国工会的性质,体现中国工会的地位,全面发挥中国工会的作用;通过突出维护职能,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关系变化,顺应职工群众的期待,发挥职工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作用。在履行维护职能上,中国工会始终坚持把维护贯穿于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积极参与、大力帮扶的全过程,坚持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与维护职工群众具体利益的统一,坚持维护职工劳动经济权益、民主政治权利、精神文化需求和社会权利的统一,坚持维护职工队伍内部不同群体的权益的统一。在维权方式上,中国工会坚持从企业是利益共同体、矛盾统一体,劳动关系矛盾具有非对抗性的特点出发,遵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原则,主要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和途径,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解决劳动关系矛盾和问题,促进劳动关系双方协商共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推动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尽管各国工会都强调维权,都致力于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劳动收入、劳动保障、生活质量,但是,在维权宗旨、维权理念、维权方式上,中国工会与西方工会都有着显著的不同。

篇5：直销与传销的本质区别

（一）直销是企业销售其产品的一种渠道模式

直销是一种无店铺销售方式，是营销渠道的一种，从其产生来看，是营销渠道的一种创新，但是它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其实践的成功与失败往往与企业战略、产品选择、市场定位以及相应的宏观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传销不是企业销售产品的渠道模式，而是一种欺诈手段。

从形式上看，传销活动与直销渠道似乎是相同的，其中也涉及到产品，于是会有人会以此作为争辩传销的合法性。从实质上看，直销与传销是截然不同的。直销渠道中如果没有产品，没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渠道就无法持续存在；而传销活动中可以没有具有任何使用价值的产品。甚至可以是砖头瓦块、人头或符号，即使如此，传销活动还可以继续下去。

一种商业活动中的产品必须有实际的使用价值，这一点在辨别直销与传销时非常重要，即一种渠道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必须表现为它能够为企业销售产品服务，为消费者获得产品服务，为整个经济体实现产品的流通服务。如果没有这三层涵义，那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传销恰恰在这三个层面上否定了自己，第一，它不是作为企业销售产品的渠道而出现的，第二，他并没有让消费者获得必要的产品，第三，它对整个社会来讲，也不具备实现产品流通的功能。

（二）直销的成功关键在客户群定位

直销作为一种产品销售渠道模式，其特征在于它强烈的市场指导性。不言而喻，渠道总是引导企业的产品流向顾客，或者说是流向目标市场。作为渠道，任何一种模式都具有明确的市场指导性，但是，不同的渠道模式在市场指导性的强弱上存在这差别，各种形式的零售店如百货店和专业店之间存在着市场指导性的差别，百货店服务的市场对象较为广泛，专业店服务的市场对象较为狭窄。渠道模式上的这种差别在店铺模式与无店铺模式之间是表现得更加明显，即店铺模式是开门迎客，无店铺模式，是上门服务。

直销渠道的市场指向性，来源于企业产品与顾客需要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传销的市场指向性则与此无关。直销总是与有实用价值的产品联系在一起，直销需要这种产品，企业提供这种产品，通过直销渠道实现产品向消费者的转移，从整个社会来看，实现了商品的流通这是直销渠道存在的主要目的。传销中的产品，如果有使用价值的话，也不是传销活动的主要目的，传销活动的主要目的与其产品无关，与市场对该产品的需要无关，它可以传人头、传符号，也就无所谓市场的指向性，不成其为一种产品销售的渠道。如果传销也具有市场指向性，那么，无非是说传销寻找的是那些容易被蒙骗的群体，绝不是以的消费需要为线索的目标群体。

（三）直销模式中的价格因素

渠道策略与价格策略是营销企业组合策略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渠道的基本功能是把企业的产品送到顾客手中，价格的基本功能是收回生产经营成本、实现利润，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作为直销模式的成功与否并不直接依赖于产品价格的高低，企业既可以通过低价策略渗透市场，也可以通过高价策略短期内取得回报，重心是把产品送到目标顾客手中，获得顾客的满意，从而实现销售，收回成本与利润。

传销活动则把产品或符号传递中的价格作为主要牟利手段。其价格特点在于，上线的每一次承接都是超额利润的实现，下线的每一次传递都是巨额成本的付出。传销网络的中间环节要想能够盈利，就必须向下线收取高价；当每个环节都以某种倍数扩展开去，利益就会沿着传销网络逆行传递，使上线获得最大利益，而沿着传销网络一环一环地向下延伸，网络的边缘就是大多数无法向下继续扩展，无法收回成本，也无法获取梦中的高额回报的受害者。他们不是以通过产品的获得满足其需要的消费者，这有悖于产品流通渠道的基本特征。

（四）直销是企业的营销战略

直销是企业选择产品流通渠道的决策内容之一，而不是企业营销活动的全部。作为营销组合的四个关键要素之一，渠道决策需要与产品决策、价格决策以及促销决策密切配合，构成企业营销活动的基本模式。

直销渠道模式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化妆品与保健品等品种上，但并不是所有的化妆品和保健品都采取了这种渠道模式，其结果也是各有千秋。选择直销渠道模式销售产品往往出于这样一种考虑：第一，产品信息与消费知识的重要性；第二，产品战士于消费经验交流的重要性；第三，重复购买的几率与顾客忠诚度的重要性；第四，建立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一种渠道模式，直销的经典做法是渠道的唯一性，既直销企业的产品完全通过直销渠道销售，而不通过其他店铺渠道销售。消费者要想获得直销企业独特的产品，就只有通过直销渠道获得。

篇6：穷人和富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穷人很少想到如何去赚钱或如何才能赚到钱，他们更多的想如何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富人有强烈的赚钱意识，他不会局限于某地某时，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是他的家。

一、社交：穷人喜欢走穷亲戚，穷人排斥与富人交往，久而久之也成就了穷人的心态和行为模式;富人多是邀请富人，话题也是如何赚钱的门道经验。

二、业余生活：穷人在家看电视，被肥皂剧感动得痛苦流涕，还要按照剧里的时尚来打扮自己;富人在外跑市场，就是打球时也不忘记带着项目和合同。

三、时间：穷人的时间是不值钱的，他们在空闲里手脚都在忙，忙着去打牌，忙着去麻将桌上摸几把，赌运气;富人的闲时也是一种工作方式，修身养性，以利再战，脑子一刻也不闲着。

四、激情：穷人只有激动没有激情，上司表扬了他会激动，商店打折了他也会激动;富人总有这样的激情：每个人都终将不是穷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五、归属感：穷人是颗螺丝钉，他们迫切希望自己从属并依赖于某一团体，并以这个团体的标准要求自己;富人总是一方面向穷人灌输团体精神，一方面又暗地招兵买马，培养新人。

六、自信：穷人的自信来自外表，来自外界的眼光和评价，穷人的自信往往不是发自内心和自然天成的;富人李嘉诚说：光景好时决不过分乐观，光景不好时，也决不过分悲观。这种自信来自内心，它决不会被外力所左右。

篇7：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

穷人很少想到如何去赚钱或如何才能赚到钱，他们更多的想如何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富人有强烈的赚钱意识，他不会局限于某地某时，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是他的家。

一、社交：

穷人喜欢走穷亲戚，穷人排斥与富人交往，久而久之也成就了穷人的心态和行为模式;富人多是邀请富人，话题也是如何赚钱的门道经验。

二、业余生活：

穷人在家看电视，被肥皂剧感动得痛苦流涕，还要按照剧里的时尚来打扮自己;富人在外跑市场，就是打球时也不忘记带着项目和合同。

三、时间：

穷人的时间是不值钱的，他们在空闲里手脚都在忙，忙着去打牌，忙着去麻将桌上摸几把，赌运气;富人的闲时也是一种工作方式，修身养性，以利再战，脑子一刻也不闲着。

四、激情：

穷人只有激动没有激情，上司表扬了他会激动，商店打折了他也会激动;富人总有这样的.激情：每个人都终将不是穷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五、归属感：

穷人是颗螺丝钉，他们迫切希望自己从属并依赖于某一团体，并以这个团体的标准要求自己;富人总是一方面向穷人灌输团体精神，一方面又暗地招兵买马，培养新人。

六、自信：

穷人的自信来自外表，来自外界的眼光和评价，穷人的自信往往不是发自内心和自然天成的;富人李嘉诚说：光景好时决不过分乐观，光景不好时，也决不过分悲观……这种自信来自内心，它决不会被外力所左右。

七、习惯：

篇8：谈报告文学与通讯的本质区别

何为“报告”?《辞源》中的解释是“宣告”的意思。其词意来自于《汉书·王莽传》:“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很显然, 报告文学的题材, 应具有较强的新闻性, 即如新闻界的老前辈范长江所言:“为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离开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文章写得再长, 再有文采, 也不能称为“报告文学”。

诚然, 作为比较详尽、生动地报告新闻事件或人物发生 (成长) 经过及结果 (经验) 的新闻通讯, 与报告文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好的长篇通讯, 如魏巍采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等采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咐》等, 完全可以视为准报告文学。但就整体而言, 报告文学所反映的“特定形象”及新闻事实的重要性、显著性和新鲜性等, 要比一般通讯强一些, 内涵也更深、更丰富一些。也就是说, 衡量通讯题材的新闻价值的尺度比较宽泛, 重大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可以写成通讯, 凡人小事、日常变化等等也可以写成通讯, 只是分量轻重、篇幅长短不同而已。报告文学则不行, 既然要向世人“报告”, 就要对题材进行严格的筛选, 让人觉得确有报告的价值。否则, 那就没有必要耗费笔墨, 洋洋万言, 耗费那么多纸张了。

有人也许认为, 新闻既然与文学杂交, 产生了报告文学, 那就完全可以“价值不大故事凑”, 在人物做的事情上及取得的成绩、政绩上多下些功夫, 多用些笔墨, 然后适当多些描写、议论和抒情, 就可以与通讯区别开来, 成为像样的报告文学。对此, 我也持一种反对的意见。

我承认报告文学首先是“事学”, 但报告文学也是“人学”, 越是好的报告文学, 越要写出人物的心理、性格、悲欢离合和其中所提示的社会意义, 从而达到吸引人、感染人、启迪人这样三个目的。这也正是文章的新闻性所要求的。不注意这一点, 仅仅写出笔下人物做了些什么, 一件件罗列, 一件件渲染, 一件件铺陈, 还不能说这篇文章就算合格。

好的报告文学, 搭的架子也应该比通讯更大一些。因为它特别强调时代精神, 强调作为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的理性精神。所以在写作中, 要充分展示客观现实, 同时要解释现实的存在, 还要对现实中值得警醒或反思的现象、问题等进行理性的分析与批判。如果把通讯的构架比作一栋砖瓦结构的平房的话, 那么报告文学的构架就应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楼房。惟有如此, 方能上下几千年, 纵横几万里, 在更大的时空区间展现背景, 刻画人物, 容纳细节, 烘托环境, 表达主题。

要做到这样几点, 就要认真地加以采访, 采访得越深入、越细致、越理性, 报告文学就写得越生动、越感人、越具有文学素质。在这里, 有三点必须牢牢把握, 那就是不允许虚构, 不允许夸大, 不允许任意的合理想象。原因很简单, 报告文学既然脱胎于新闻, 对于传播时效性和客观真实性的要求, 应当同新闻一样严格,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模糊和淡化。如果报告文学不能保真, 它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久而久之, 人们就不会相信报告文学, 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另外, 报告文学一有编造、虚假的成分, 也会给文中的人物造成不利。不了解情况的人会以为宣传的对象品质恶劣、胡诌八咧, 有意给自己涂脂抹粉;严重了还会惹出官司, 使作者和文中主人公皆受牵连。所以, 报告文学不但总体和本质要真实, 情节和细节要真实, 人物的内心和情感也要真实。

真实性从何而来?光靠坐在屋里苦想不行, 仅凭现成材料或作者经验也不行, 必须深入群众进行广泛而又客观的采访, 有时还要亲身体验和感受。我的体会,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有些情节特别是细节, 往往超出作者的想象, 如果不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 是很难挖掘得到的。可以这样讲, 一篇报告文学若情节和细节都是大路货, 没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那么, 它的文学性就大打折扣了。

篇9：辨识战略成本与浪费的本质区别

在日本历史上（1575年）有一场长蓧之战，德川军与武田军开战，当时的武器类似老式猎枪，打一次，得要从枪口插入短棒去除火药渣，才可以打第二枪。结果实力弱的德川军在织田信长的领导下，把人排成三排，第一排开枪之后，第二排、第三排接着开，结果就可以连续开枪，最终把武田的马队打败了。

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成本与浪费的本质区别。在丰田看来，一切搬运都是成本，不管是什么原因，产品的临时库存或转移都是浪费，所以，“装枪”就是属于浪费。

在我看来，丰田模式中的成本是一种战略成本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利润都是人的智慧与行为创造的----丰田叫赋予产品附加值的动作，同样，所有的浪费都是由人产生的----一切搬运，一切没有附加值的动作，一切立即可以节省却并不会产生任何障碍的动作----都是浪费，同时可以改变生产条件来排除的浪费等等，都是极大的浪费。

一旦浪费是由人产生的，那么问题就成了“为什么人会产生这种浪费”，这就是丰田五个“为什么”。这“五个为什么”实质上回归到了文化。

比如为什么机器停止作业了？回答是：因为超负荷，保险丝烧断了。从设备的角度看，保险丝是不会自己烧断的，只要人不要让机器超负荷，保险丝就不会烧断（其它同理）。

那为什么会超负荷呢？是因为轴承润滑油不够。从设备的角度看，机器也不会超负荷的，只要人注意加润滑油。这有点像我们家里的汽车，同样的汽车，如果我们注意保养与更换零件，那汽车就基本不会坏。

在这一点上，丰田革命性的突破就来到了，如果我们能够让设备的使用与人性的习惯相一致，那么，生产的浪费就彻底简单了！所以，丰田模式的背后是日本民族性与生产体系的高度一致性，从而实现了智慧性的创造。

这些天在日本，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日本普通百姓的“精益生活”：宾馆房间小得没有一丝“浪费”，分类明确的垃圾筒达六七种，车也没有中国那种三厢情节，马路整洁得让人羡慕，但这一切的背后是日本宿命：岛国注定了其危机，而危机形成的“剑”的性格让他们对竞争力有着异乎寻常的执著，这就是著名的武士道精神----不怕死，负责任。这种精神在中世纪以后被彻底发扬光大，广泛地为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所接受。

还有，日本国民性格中的另一面是“菊花”，日本人往往用看不见的细铁绿圈将菊花固定，使其不能随意晃动，就像一个人在一个岗位做事，就其身分在圈套上被固定起来那样。自然的“菊花”，加上人工的装饰，是日本文化的特色。

而在日本文化“菊花与剑”的背后，是日本团队精神所带来的成就感与归宿感。在日本丰田的精益生产中，通过调整人的行为，改变设备产出效益，改变生产条件与流程，不断改善，精益求精，所有这一切成为每一个日本男人在工业化时代最有幸福感与成就感的“动作”，而这一切又通过日本国家地位的强大反过来强化国民尊严与自信，由此我们才不难理解日本公司的终身雇佣与年功序列薪酬体系，也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松下公司花上千万美金去收购梵高的“向日葵”，弄得到现在也出不了手。

这一切，都是战略成本！战略成本在团队层面使员工获得了“剑”的精神，同时在工作层面使员工获得了“菊花”般的归宿感，这样，对成本的“钻研”就有了文化基础。在PDCA或者鱼骨分析体系中，员工是主动的，是有个人成就与团队归宿感的，这就解释了丰田模式很难在其它国家直接套用，特别是在中国很难直接见效，但如果我们懂得了背后的逻辑，丰田模式无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变革之一，它把管理直接建立在“以人为本”之上，由此我们也可以从美国的六西格码，从欧洲的ISO中看到丰田模式的影子，或者可以这样讲，管理模式无非就是对人性的遵从，正如水一样，管理模式无非就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篇10：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

集合理财是由券商推出的、管理形式类似于基金，但属于私募性质的一种理财方式。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运作。

基金与集合理财的区别：

1，运作主体不同。基金是由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运作；集合资产管理产品则是由具备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管理、运作。

2，投资对象不同。基金的投资对象：在证券交易场所流通的证券和货币市场的金融品种；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的投资对象为在证券交易场所流通的证券。3，退出机制不同。封闭式基金在证券账户中可以随时进行买卖；而开放式基金申购赎回的周期一般为2～3个工作日，变现容易。集合资产管理首先要经历一个短则1个月，长则1年的封闭期。即使在开放期，产品的开放日也比较有限，一般为每个月的3个工作日～5个工作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