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日常生活日记

部队日常生活日记（共12篇）

篇1：部队日常生活日记

早上起来跑步，一小队军人从我身边整齐地跑过，口里喊着“一，二，三，四，”年轻矫健的身体在朝阳里画出了一幅蓬勃健康的水彩画，我望着他们远离的背影，一种惆怅，一股怀恋涌上心头，因为----我曾是个兵。

眼见八一节就要来到，想说点什么，可是回头看看几年的从军生涯，千头万绪的又不知从何说起，一幕幕场景从记忆深处闪出，一股股味道在嘴边翻腾，立个小标题乱写吧，写到哪里是哪里，我对自己说道。

所有当兵的人都应该经过的第一关，也是最苦的一关，苦是因为生活最苦，纪律最严，而且从地方到部队又是一个剧烈的大转折，一时适应不了。我经历了两次，一次是自己当新兵，一次是去新兵连当排长带新兵。

我当新兵那会儿就没有遇到我这样的好排长（为什么我好，后面说），那时做一个新兵蛋子，眼睛里最崇拜的就是那个戴着帽徽，红领章的班长了，他走到那里，我们一班新兵就傻傻地跟着他的屁股后面，就连洗澡时，班长让我给他擦个背，我都激动地浑身颤抖，这么了不起的班长让我来担负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认真地完成，争取得到表扬。于是，每个动作都战战兢兢，终于完成这一让我觉得受宠若惊的任务。班长突然说换换，他要帮我也擦擦背，天呀！班长这样的人物给我擦，不！不！不！我吓得连连后退。班长说“来吧！你趴好！”班长把毛巾细心的裹在手上，熟练地在我背上挥舞着，大块大块污浊掉了下来，脸因尴尬而红红的。现在想起来，那个班长是个北京兵，比我也就大一岁。

新兵真苦呀，每天立正，稍息，一步一动，左转右转加后转，单调的没法说。训练时间，我一直就不认为腿踢得直就可以把美帝国主义打到。有人会说了，这样带不出好兵。你放心，解放军的新兵训练你就是再宽松十倍，也让人受不了。新兵到部队第一个接触的就是我们这些新兵连班长、排长和连长，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他们的表率。想想也真有意思，在那个环境里，一个小班长管12个人，这些人都那么无条件地服从我，让他向右转他不敢向左，很有一种威风自豪的感觉，他们是我的兵，只属于于我，真的，骨子里我就有这种感觉。

篇2：部队日常生活日记

一个多小时的行程，我们到了部队，排好队分完组，先参观解放军叔叔们的房间，走进一看，里面干净得一尘不染，床上排得很整齐。接着，我们去操场上看解放军叔叔们的表演，当时烈日炎炎下，叔叔们热得汗如雨下，却依然一丝不拘得给我们表演。我们还看了单杠与双杠的练习方式。到了午餐时间，一道道好吃的菜端上餐车，终于快轮到我了，看得我垂涎三尺，我选了喜欢吃的几道菜。

下午，我们去看解放军叔叔训练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项目，我们玩了其中一个项目----软桥。我是第一个走的，走到桥上，桥开始摇晃，我有些紧张，慢慢向前走去，到了下桥的时候，我飞快的冲了下去。接下来我们去摸枪，摸完枪，解放军叔叔把枪拆分成了一个个大小不同的部件，让我们大开眼界，然后又安装好，让我们自己来开枪。我开了好几枪，感觉枪十分沉重，描准好难，上膛更难。开完枪，我们让枪来射击“敌人”，这回玩得非常开心。

篇3：部队日常生活日记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论主要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生活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生活世界”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中所提到的的“日常共在的世界”等, 本文主要探讨列菲伏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 列斐伏尔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物。他堪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常青树。20世纪50年代, 列斐伏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之一, 受到了我国学界的高度关注。杨成寅、姚岳山等人翻译列斐伏尔的《美学概念》, 建构起一个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的人本主义美学原理的框架, 贯彻了反对资本主义异化、追求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理想的基本思路, 在美学上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补充和丰富。20世纪80年代, 张本翻译了列斐伏尔的《狄德罗的思想和著作》, 李青宜翻译了列斐伏尔的《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仰海峰和张双利分别就列斐伏尔的消费社会理论、现代性进行探索并发表论文, 对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与解决当代理论和现实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周穗明的《“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陈学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等著作都用一些篇幅介绍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把其作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流派中的一支加以研究, 希望唤起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中国化, 质疑、反思中国的日常生活。而刘怀平的著作《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也概论了国内外列斐伏尔思想研究概况, 总体评价列斐伏尔在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主要对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概念的前后转变、列斐伏尔的都市化乌托邦构想及“总体人”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介绍和阐发, 揭示出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思想与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 并着重对列斐伏尔的“被神秘化的意识”概念与黑格尔、马克思的异化论之间的异同进行了具体的比较。

二

什么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是人类的感性生活和本能欲望的所在地, 是反映和体现人的最深刻的最直接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居所。列斐伏尔指出, 日常生活是一切社会活动得以进行的根基与纽带, 可以认为人类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总和, 也正是得以通过日常生活这一桥梁以更合理的方式体现出来。现实社会中, 随着社会的进步, 日益专业化技术化的社会学分工逐渐导致人文意识的减弱, 甚至出现社会伦理道德的真空, 而日常生活正是以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方式来弥补这种社会意识的匮乏。这是因为, 日常生活是人类发展中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得以诞生、发展的基本条件, 各种社会生活的思想本质正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事得以体现、表达出来的, 而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 其社会关系本质也是经过日常生活的不断塑造, 从而真正体现出来的。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日常生活的相关问题和本质, 其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具有开创性意义。列斐伏尔早期日常生活的概念主要体现在他1947年出版的著作《日常生活批判》一书第一卷中。列斐伏尔认为,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通常被视为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上一种烦琐无奇的、微不足道的、无关紧要的组成部分, 尤其是哲学工作者经常从一种抽象的角度乃至极其纯粹的思想高度来审度生活的本质, 这一思索方向同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存在的混乱一团的社会现象截然不同, 而这些哲学理论中, 对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 更是不屑一顾。这种纯粹思想与实际日常生活感性世界的分离, 事实上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也正因为如此, 列斐伏尔不断强调, 文明社会中的现代人类的思想与生存中最深刻的异化表现, 就是哲学脱离开日常生活却又以哲学理性对日常生活的现实存在进行强制。在这样的社会思想形势下, 列斐伏尔正是以其独道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启迪了尔后的赫勒、科西克、哈贝马斯、德塞图等人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如今, 我国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通过对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进行分析和评价来指导我国现代化和谐社会的建设, 不但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 在现实实践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发展形成过程, 不难得出列斐伏尔正是通过对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的继承和重新解释来引申出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列斐伏尔在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提出, 他认为“异化理论”虽可称作是批判现实世界的有力武器, 但是其现实化和具体化的体现却要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来实现。基于此, 列斐伏尔正是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辩证法学说为基础思想,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自己独特的解释和改造, 进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只适用于经济领域范畴的“异化理论”扩大化, 使之延伸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 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有理有据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而另一方面, 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理论渊源, 除了马克思异化理论, “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也是列斐伏尔得以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列斐伏尔提出:“正如日常生活所表现的那样, 经济和意识形态只有在发生革命危机的时刻才能提高到政治意识的水平。”

列斐伏尔在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提出, 不能把日常生活看作社会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个子系统, 这是因为, 在列斐伏尔看来, 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的事件实质上却呈现出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 是常规的片面认作仅仅是个人的偶然小事的发生;另一方面, 却是是丰富的社会事件, 体现出了社会学意识形态的发生过程。由此, 列斐伏尔认为只有通过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才能更有力地揭示处简单丰富却又极易被人为忽视的社会内容。结合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分析, 可以把日常生活当作一种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形式, 它体现出的是一个未分化的人类实践总体性, 这种日常生活现象常常可化作一种鲜明的精神影响来对具体的人的言谈举止进行“耳濡目染”, 进而起到恰似“言传身教”的奇妙作用。总而言之, 日常生活是既是作为个体生活的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 也是整体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 日常生活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4]日常生活中蕴涵着它不可避免的否定因素, 同时也蕴涵着日常生活革命的可能性, 它是一切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 是作为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的最深层次的连接存在, 也是导致社会总体性革命产生的关键因素所在。列斐伏尔也指出, 通过进行日常生活革命而达到总体的人, 日常生活就是总体化的体现, 就是使人能真正的成为人类社会中有价值存在感的人的基础条件, 同时列斐伏尔也提出, 现实社会中的总体的人绝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人的状况, 而是一种理想的人文意识状态, 其终究是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 是不断变化着的主体和客体, 是自由社会中的自由的承担者和表现者, 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 是人类社会这一自由集体中自由存在的个人, 绝不会一劳永逸的生成。

三

分析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可见列斐伏尔后期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更加微观也相对悲观, 他认为, 在前现代社会中, 生产性的劳动与日常生活都是直接相连, 并且与自然世界的节奏和周期交相呼应, 并且纯粹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的目的, 并不也不存在所谓的日常生活与节日、自我与共同体的截然分开, 生活本身就是一体的。但是, 列斐伏尔认为现代日常生活却已经全面的异化, 在新资本主义社会, 现代日常生活已经被全面组织到和纳入到生产与消费的总体环节中去, 对差异的普遍压抑构成了现代日常生活的基础, 日常生活已完全异化, 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去, 日常生活已经被技术和官僚阶层相结合的统治方式牢牢控制住了。当然, 列斐伏尔并未因此而对日常生活中现存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改观失去信心, 因为日常生活概念在列斐伏尔那里不仅仅是消极的, 它还具有积极的意义, 正如他之前所提出的日常生活中蕴涵着它不可避免的否定因素, 同时也蕴涵着日常生活革命的可能性, 它是一切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 是作为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的最深层次的连接存在, 也是导致社会总体性革命产生的关键因素所在。由于日常生活是联系所有其他活动的纽带, 日常生活也就有可能成为对这些活动的直接批判, 被异化的日常生活既包括着被压迫的因素也包括着解放的因素。在列斐伏尔看来, 马克思主义中所提出的的劳动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转化只是最低限度的革命, 而最高意义的革命则是完全彻底地改变生活, 包括家庭关系和劳动。同时列斐伏尔也提出最低限度的革命是通向最高限度的革命的道路, 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进程, 让日常生活变成艺术, 在各种各样的每日重复的日常生活小事中摆脱资本主义异化, 从而为最高意义的革命埋下现实基础。纵观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发展形成, 可见列斐伏尔早期的日常理论批判思想集中在研究日常生活中那种本来来就生而存在着的, 但充满着价值与神秘, 即具有风格的“每天生活”;而他的中后期思想则侧重批判了作为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日常生活”及作为现代性的机械重复节奏的“日常性”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也相应的修正改造变着, 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的一种体现。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正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合理运用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并不断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进行改造和发展, 进而提出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没有的新的主题, 开辟出了一个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的新的思想领域。总之, 列斐伏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之一, 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系统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被改变和修正, 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John Moore, Verso, 1991, p.97。

[2]刘怀义:《为日常生活批判辩护——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的基本意义》, 《江苏社会科学》, 2008年第4期, 第24-27页。

[3]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John Moore, Verso, 1991, 66～67。

篇4：农民日记中的农妇日常生活

侯永禄，1931年生于今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1944年高小毕业后进入合阳县简易师范学校读书，其间于1947年和邻村姑娘赵菊兰结婚，1949年回乡务农。作为共青团员、中共党员，他回乡后一直积极响应党的各项号召，担任过乡文书、互助组长、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他从1940年腊月开始记日记，一直坚持了六十年，留下约两百万字的乡土生活记录。

侯永禄的日记不仅展现了陕西农村六十年的变迁，也留下了农民生活的点滴痕迹。在这些柴米油盐式的文字中，关于他妻子赵菊兰的记述虽然零碎，却勾勒了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本文仅对侯永禄1949—1965年日记中有关赵菊兰的记述进行爬梳，理出赵菊兰在这十七年间的日常生活内容，作为观察1949—1965年间“男女平等”、“妇女得解放”语境下农村妇女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

生育

赵菊兰，小名“银焕”、“焕儿”，1931年生于今合阳县路井镇西尚村，1946年经人介绍与侯永禄订婚，1947年正式成为侯家一员。自从赵菊兰结婚第二天，侯永禄的母亲就等着抱孙子了。1949年1月，赵菊兰生育第一胎，因奶水不足，婴儿生下三个多月就夭折了。此后，赵菊兰先后于1950年7月、1952年12月、1955年11月、1958年2月、1960年12月、1964年1月生下二女四子，依次取名为引玲、胜天、玉玲（或“西玲”）、丰胜、万胜、争胜。

胜天出生第三天，赵菊兰和婴儿一起生病。关于病情和医治过程，侯永禄有较详细的记录：

菊兰眼睛肿得像铃铃，脸儿胖得像盆盆，不时的发冷打颤，随后便浑身发烧，烧得人昏昏迷迷，夜不能寐，似梦非梦地觉得炕头坐着些人，生人、熟人、在世的、已经去世的人都有。我请来西医薛大然，给打了十多次盘尼西林针，但直到满月时仍未好彻底。她大妈和莲娃月子里来看娃，母亲给装的豆腐火锅，蒸的馍，她的喉咙却咽不下去，因此娃便吃不到奶水。

玉玲1955年刚出生，赵菊兰的乳房上就生了病，痛得厉害：

母亲忙给（菊兰的）奶头上贴上胶布，并将鹿角刮成粉末让她口服，但仍不见轻……菊兰的奶头没好，玉玲的脖子又发了炎。赵妈忙叫门前赵武森用驴把菊兰送到赤城村的佛堂，请永乾瞧病。永乾一看，伤已化脓，便用小刀割开伤口，挤出脓血，敷上去腐生肌的药粉，再拿了几根红锭药，让她回去后换伤时使用。后来菊兰的奶头才慢慢好了。

1958年2月，丰胜出生，菊兰这个月子坐得也不容易：“（她）由于口腔发炎，舌头和口唇烂得啥也吃不成，干馍吃不成，就连软馍也难以下咽，只好将馍泡在碗里，慢慢往肚里咽，连说话都很困难。”

1958年10月，丰胜八个多月大，菊兰随全队男女社员一起参加冬季植树育苗活动，从早上一直干到日落西山才往回走，中间不能回家给婴儿喂奶，不仅乳房胀得难受，而且心里一直惦记着“丰胜娃不知饿成啥样了”。晚上放工回家：

她一进家门，顾不得自己吃一口馍，喝一口水，放下锨，赶快先抱起娃，让娃吃憋了一天的奶水。娃已饿极了，抓住又圆又大的奶头就吃，一下不丢奶头吃了个饱，这才不嚎叫了。但谁也没料到，刚过半夜，天还没明，“呼啦”一声，娃口里吐出一摊奶水，溅了菊兰一身，惊醒了菊兰。她赶忙起来点灯，正擦拭奶水，“呼啦”一口，娃又吐了一摊，她忙叫醒我。“噗哧”一声，娃又拉下一大摊。……赶天明医生来时，娃已连吐带拉好几次。医生说是严重脱水，立即给打葡萄糖盐水，进行抢救。

1960年12月，万胜出生。三天后，菊兰的母亲提来一笼用自己夏收后在没耕过的麦茬地里一枝半穗拾了半个多月的麦穗推碨下的面和麸子搅在一起蒸成的馍。在那个饥饿的岁月，这是菊兰的救命馍。正如侯永禄所记：

多亏这馍，才救下菊兰娘儿俩的命，不然娃没奶水，咋活得下来哩！菊兰坐了这个月子，连一个干馍渣渣也没见过。什么鸡蛋呀、红糖呀、猪肉呀、滋补品呀，想也没敢想过。只有用食堂里舀下的几勺子红薯糊糊，端回来止饥了。她晚上饿得不行了，在炕洞的灰里煨上个萝卜，就算吃上好营养品了。

饥饿的威胁，迫使菊兰在万胜刚刚满月就想把他送人以讨个活命，后来在母亲的劝解下才打消了这个想法。然而，菊兰因为吃不饱，又要经常参加生产劳动，营养跟不上，自然没有充足的奶水，完全靠母乳喂养的万胜不到半岁就得了消化不良的病，竟至一吃奶水就往外吐，身体弱得像一只病猫，经过抢救才活了下来。

1961年夏天，口粮依然奇缺，连树皮都被人扒着吃光了，棉花壳也成了盘中餐。除了襁褓中的万胜嗷嗷待哺，还有引玲、胜天、玉玲、丰胜四个尚年幼的孩子在饥饿中挣扎。怎么办？菊兰让两个男孩子去街上拾瓜皮。瓜皮拾回来，带瓤的地方让孩子们现吃，剩下的部分切成条状，在太阳下晒干后收藏起来，备冬天缺粮时食用。孩子们把捡来的瓜皮啃得有滋有味，却让父母备感心酸。

1964年1月，争胜出生，菊兰并不高兴，她知道添一个人口就多一份消费，会使本来紧张的家用雪上加霜。为了不影响挣工分，菊兰在月子里向生产队要了捡棉籽的活，一有空就坐在炕上挑捡棉籽，“娃饿了，来不及喂奶；娃哭了，没时间去哄。娃也遭罪了”。

1964年3月，侯永禄响应政府的计划生育宣传，做了结扎手术，赵菊兰至此不再生育。但六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吃喝穿戴样样要人操心，家庭负担一点也没减轻。

劳动

1950年冬到1951年春，路井镇进行了土改。土改后，身为基层干部妻子的赵菊兰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政府号召棉花要增产，她便和婆婆、丈夫一起粒选棉种；政府号召锄麦，她把不到两岁的孩子放在家里，跟着丈夫不歇一口气，把四亩多麦田扎扎实实锄了两遍。

1952年，侯永禄组织了互助组，菊兰也不甘落后，一日三晌地下地干活。1954年，初级农业合作社在路井乡建立，以后逐步发展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7年，高级社全部按劳动工分分红，改变之前按入股土地和劳动工分两部分来分红的做法。这种完全按劳动分红的办法在人民公社时期除了1958年秋冬短暂的几个月之外，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解体。

为了多分红，只要有活，菊兰尽可能去做，以多挣工分。但下雨天，地里干不成活，想挣工分也没处挣。为此，菊兰1957年3月把生产队的三头牛犊拉回家来和母亲一起抽空喂养，拌草、饮水、打扫牛圈、给牲口放风……婆媳俩忙得不可开交。但令她们欣慰的是，一年下来，能多挣好几百个工分。

1958年大跃进，菊兰的劳动压力更大了：

赶上大跃进的年月，谁稍不注意，上工迟到了，便要被拔白旗，在众人面前做检讨，受批判。因而菊兰争着气，虽吊上个不到一岁的吃奶娃，哪怕自己饭没吃毕，只要上工铃一打，便放下碗，拿块馍，扛起农具忙去上工，从不拖后。她干起活来从不耍奸使滑，总是尽力大干，讲质量，争数量，从不落于人后，所以菊兰当了劳动模范，公社年终评奖时，还奖了她一个镂花铁锨头。

1961年，口粮标准低，生活困难，而农村的商贸活动决不允许私人经营，要想改善生活，只有多分点粮、分点钱，而分粮、分钱全靠工分。为了多挣工分，社员都抢着干活，尤其是工分大的活。有人把这种抢活干的现象用顺口溜描述为：“铃一响，心乱咧！社员就像猪贱咧，只怕大工分叫队长相好的满占咧。”菊兰也是这抢活干的队伍中的一员。此后多年，她一直为了挣更多工分，轻重不避，不管脏净，不仅队里派啥干啥，甚至干和男性一样下大力气的活，而且自己想办法揽活。

1961年冬，她除了白天一晌不落地下地干活之外，揽下了大队弹花柜弹棉花的活，天天晚上和另外一个妇女去弹花，经常一弹就是大半夜：“不管天有多黑，夜有多长，风有多大，雪有多厚，菊兰每天晚上都要去弹花。弹花时，一个人用脚踏，用手搭，另一个人帮着在旁边用手搅。两个人热得连夹衣都穿不住，穿着单衫子头上还直冒汗，丝毫觉不得冬夜的寒冷。”

1961年12月，路井大队在城外安起了油碨子和油梁来榨油。推油碨子是力气活，全队的劳力排成班，一班一班轮流推，“一班接一班，班班不停点，轮到几时是几时，有时是半夜，有时是鸡叫唤，有时是黑咕隆咚的阴天，有时是漫天大雪的夜晚，尤其是夜晚，四周静悄悄的，一个妇女一般是不敢单独前往的，但菊兰也是一班挨一班，从不缺班地去”。

1962年冬，菊兰为了挣工分，给四队办起的豆腐坊帮忙卖豆腐：

鸡打啼时天还不明，菊兰便要把豆腐装到车上，拉着车去转乡。无论天气多冷，一锅豆腐得卖完。在村里卖豆腐时，菊兰身上凉嗖嗖的，冷得发抖，脚趾头冻得发疼，不由得双脚在地上弹得“咚、咚、咚”直响，特别在打豆腐过秤时，手指头摸着冰冷的豆腐，好像快要掉下来似的，只好急忙放到口边哈一口热气，用手掌搓一搓冻得发痛的耳朵，便算取暖了。

就连1963年元旦队里放假，菊兰也向队长要了个用架子车向地里送粪的活，和侯永禄一起顶着北风、忍受着耳朵被冻得又红又肿的痛苦，拉了五、六天的粪肥车。

1964年1月，菊兰生下争胜，月子里坐在炕上仍给生产队挑捡棉种挣工分。

由于长期劳累过度，1968年底，赵菊兰积劳成疾，常常吃不上饭，睡不着觉，甚至有时整夜整夜地合不上眼，不得不到处求医问药。

家务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陕西民间传统的夫妻分工比较明确：男主外，女主内。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妇女被动员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1957年以后，妇女为了生存和家计，主动外出挣工分，但她们一直是家务的主要承担者：纺线、织布、给一家老小缝补浆洗、做饭、看护孩子等。可以说，她们在有了和男子一起“主外”的新使命的同时，依然承担着主内的传统使命。赵菊兰也不例外。

做针线是家务中最费时的一项。一针一线地缝补穿戴，既需勤快，又需耐心和时间，赵菊兰常常见缝插针，只要坐下来就手不离针和线，甚至常常熬夜。且看侯永禄1965年的日记：

我家十来口人，穿衣穿鞋全靠手工一针针、一线线地缝，太费时间了。五、六个孩子，一年比一年大，衣服一年比一年费。为了全家人的穿衣，菊兰确实把苦下大了，在家里没黑没明地做。1955年除夕夜，为了给引玲缝成一件新遮遮，整整一夜没合眼，一针一针地一直缝到天快明。

解放入社以来，公社总爱开社员大会，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开会。菊兰每天晚上开会时，总是手里不离针线活。她坐在干部不容易瞧见的地方，耳朵里听着干部们讲话，眼里瞅着从人缝中透过来的一线灯光，手里不停地纳着鞋底、鞋垫或凉袜底等。我的一双深暖鞋，硬是她在一次次开会的会场纳成的。白天，她参加队里的农活，只要是跟上牲口干按晌记工的活路，如打土块、锄杂草、溜化肥等，她总要带上针线活，趁大伙和牲口稍歇的功夫，赶快做上几针。我的一件白衫子，就是菊兰在地头休息时缝成的。

妇女坐月子讲究休养，惟恐劳累了身体的哪一个部分，落下月子病，但赵菊兰有时就连坐月子期间，也没有停下手中的针线。比如，1949年1月，赵菊兰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的月子里，仍然在按当地规矩给接生的老娘婆做鞋子，以表感谢：“因为年关临近，姐姐又忙，看娃的那天，必须给接生的老娘婆谢一副枕头和一双鞋。没有鞋怎么办？菊兰只好拖着虚弱的身子，赶看娃那天将新鞋缝好纳成，也不怕致下世孽！”

直到1965年12月，侯永禄花一百五十八元买回一台“飞人牌”缝纫机，赵菊兰靠手工一针一线为全家人缝缝补补十几年的状况才有所改变。

做穿戴，不仅要用针线缝缝补补，还要自己纺线织布。1952年前，赵菊兰不常下地，孩子也只有一个，家里人口少，穿戴负担轻；1952年侯永禄组织起互助组后，赵菊兰除了一日三晌地和侯永禄一起下地外，“还和母亲做饭、引娃、喂牲口，晚上纺线、缝衣、织布。她除了织全家人穿衣的布，还抽时间织布去卖”。

和做针线、织布一样日常而琐碎的家务还有准备一日三餐。即使是孕期，赵菊兰依然不会推卸做饭的责任。比如，1955年9月，赵菊兰已经怀孕八个月，她除了一如既往地下地和社员一起劳动挣工分外，还招呼工匠为母亲和婆婆做棺木，并跟婆婆一起按时为匠人和一家人做好一日三餐。她的辛劳让侯永禄不胜唏嘘。

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60、1961年，口粮标准低，侯永禄家里缺少粮食，对主妇赵菊兰来说，做饭不仅仅是一般的烹调，还需要尽一切可能寻找可吃的东西。下雨天，生产队没有活计时，她便到地里去捡拾麦穗。侯永禄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一遇天阴下雨，场里地里活不紧了，菊兰便跟上一些妇女出了村，去空茬地里拾麦，有时一直拾到外村队的地里，像东边的习家庄，北边的大埝村，西边的乾字村，她都去过。有时刮大风回不来，有时下小雨，衣服湿透了，风一吹，冷得人直发抖，她也还坚持着拾麦穗。不拾麦穗，全家老小光靠食堂舀的那点饭，是不够吃的。

秋收后，菊兰又去拾豆子、挖野菜，为一家人充饥：“虽然她身怀有孕，仍时时刻刻想着全家人今后的吃饭问题。阴雨天，队里没安排活时，菊兰便提上笼，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论是黑的、绿的她都拾回来，剥成豆粒颗煮着让孩子们充饥。后来菊兰又到埝头坟边挖野菜，蒸成菜圪瘩来吃。由于风雨不避，衣服湿透也不顾，久而久之，湿气入了内，身上便起了“风屎”（湿疹），又痛又痒，十分难受，用手搔破皮肤也不顶事。”

她甚至跟别的妇女一起到生产队的苜蓿地里去偷喂牲口的苜蓿，到麦田里偷掐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作为一家人的主食。

1961年春，生产队分给社员少量粮食，菊兰在以往的家务之外，又新添了在碨子上推碨这些粮食的任务。尤其是生产队的牲口病的病、死的死，推碨全由人力，其繁重可想而知：“比锅盖还大，有五六寸厚的石块要人使它千匝万匝会转，也真不容易！生娃后还没过百天的菊兰，就不得不和我一起把（食堂）退下的粮食搭在碨子上来推成面粉。”

1961年6月，路一生产大队各小队的食堂解散后，社员回家自做自吃，推碨粮食成了常规家务。为了不耽搁其它事情，侯永禄家的碨子上常年搭着粮食，一家人有空就推，一推就是几十年，直到有电动磨子为止。

至于照顾年幼的孩子、洗洗涮涮、庭堂洒扫，赵菊兰只能捎带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了，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

1949—1965年间，赵菊兰的日常生活忙碌而紧张，她顾着多挣工分，顾着一家大小的穿戴，顾着家里的日常运转，对她自己，却常常难以顾及。用侯永禄的话说就是：“（菊兰）做了地里，做屋里的，忙个不停，还不等饭吃毕，下地的铃又响了，她只好把馍掰开夹点儿菜，赶紧先去看队长安排干啥活，不能等队长走了还不知干啥活，白白耽误一晌的工分。”

1960年7月10日，夫妻吵架中，侯永禄出手打了赵菊兰一耳光，邻居对侯永禄的批评折射出同村妇女眼中的赵菊兰：“你看，我二嫂身怀有孕，和正常人一样地参加劳动，天天晌晌不脱空，吊上四个娃，连一顿好饭都吃不成，哪个娃的穿呀戴呀，不要她缝呀洗呀？身体都瘦成啥样子了？你还看不见，还要打人，太没良心了！”

赵菊兰，是1949—1965年间千千万万个陕西农村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也是平平凡凡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缩影。

篇5：日记初中日常生活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初中生活。而我也真的认识到什麽才是真正的酸甜苦辣，悲喜交织。苦，是非同寻常的苦，是筋疲力尽的苦，是苦不堪言的苦……悲惨世界，这或许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喻，烈火煎熬，或许才是真正的初中生活。苦，苦在五花八门的学科，语，数，外不说，竟又平添了历史，政治，生物等等。而且每一科又都是比泰山还要重的，除死记硬背，别无他法。每天，当我伴着昏黄的灯光，吱吱摇曳的窗，用手中哭泣的笔一遍遍的书写我的悲哀，为这无声的静夜增添几分寂寞之时，便会回想起小学时那眼望电视机，口嚼泡泡糖，腿上摆上一本薄薄的小书便能取得好成绩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可这一切都只是幻想而已，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而已……苦，苦在无边无际的作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用朋友的话说，就是：横眉冷对作业本，俯首甘败练习册。苦啊，苦……

但当我渐渐适应了这又苦又累的生活后，我竟能体验到无穷的乐趣了。当我埋头苦干，苦思冥想，做出了道道深不可测的超难数学题时，我高兴得跳跃;当我学会了英语句型时，我欣喜地高唱;当我写出了一篇好作文时，我便激动得手舞足蹈。还有，那些新认识的朋友们，力大如牛的，强壮的赵玉鹏，人送外号“飞天大象”;善良，朴实，十分仗义的张召伟;还有极富正义感的侯林，聪明的韩国朋友金圣渊等……他们都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清新的乐趣。如同一根根绚丽的画笔，把我暗淡的生活描绘得五彩缤纷，异彩纷呈。乐呀乐……

篇6：日常生活初中日记

人生，就是两个对立面，而我卡在中间，苦不堪言，但仔细想想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人生来就是善于恶的共存体。但什么是善，又什么是恶呢?天知，地知，你不知，我也不知。就如同一个事物，在不同人的眼中所得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定义一件事情。

人生的痛苦莫过于想做坏人，于心不忍;想做好人，又无法舍己为人，做事犹豫不决，最终不过是作践自己。

其实善恶本在一念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缘起缘落，缘生缘灭，万象皆为心造，心静一切安，心静无烦恼，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篇7：日常生活初中日记

夏天的蝉声还在耳边回响，夏天的热气也没有完全消退，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打破了这场平静…

秋天的雨像珍珠从屋顶屋檐地面犹如断了线的珍珠在地面连成了水柱。

雨，在远处看雾蒙蒙的一片，变成了白色的水雾遮挡了人们的视线。“啪啪嗒嗒”的雨声除了风声和花生在雨中也听不到其他声音了。

篇8：部队日常生活日记

关键词　提服工作　警民建设　工作素质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公安边防部队提服工作的广泛开展，使得我公安边防部队与驻地政府、群众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民共建正是给警民之间提供这样一个交流平台，使得我们与服务对象之间互知互解，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政策的针对性，同时让群众体味到我们工作的性质，与我们更贴心。

1　探析以警民共建促进边防工作进一步开展的途径

1.1　组建民众自愿者团体，使更多民众了解边防、走近边防

部分边防机关的工作之所以难以打开局面，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地民众对边检工作没有感性认知，难以从心底形成重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边检机关可以让当地对边检业务感兴趣的民众，组建成自愿者团体，近距离了解边检工作的工作性质、工作量以及工作重点等等，这样可以通过他们的亲身经验形成群众自己的认知，进而通过他们的“口”说出我们边检人的“心声”，形成社会共识。

1.2　加强辖区内重点人员控制，及时发现异常，争取主动

在边防机关的辖区或周边地区，往往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重点人群，我们对这样的人员必须时刻绷紧神经，及时发现他们的异常动向并谋划好应对方针，对于重大情况应及时上报，从而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争取主动，尤其在他们试图通过我边防检查时，应加大检查力度，记录出入动向，必要时予以扣留不允许其出境，防止其潜逃。而对于那些已潜逃人员的家属要恩威并施，一方面向其宣传我国的法律政策，告知其一味地流亡逃避终究逃不过法律的严惩，应利用一切机会劝其流亡亲属投案自首，同时要帮助那些家境困难的留守亲属，通过资助其孩子上学、赡养其父母、照顾残疾家属等一系列行为感化他们，让其认识到我们的政策是宽容的，我们是主管机关，但更是值得信赖的机关。

1.3　建立群众情报网络，洞悉近期内出现的可疑情况

由于我边防机关编制有限、人手不足，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发现和洞察辖区周边所出现的可疑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发展群众情报网络。通过政策宣传和行为感化，寻找那些政治可靠、敏感度高、沟通能力强、人脉关系广的群众作为我情报员的发展对象，通过严格的任务检验逐步确立其可信度。情报人员位置的确立也可分站内站外两种，前者针对站外的旅馆、街市、饭店等公共场所，通过听取民众的语言交流，观察往来的陌生车辆人群，去伪存真，从中提炼出不符常情的信息，进而分析出近期可能出现的犯罪形式；后者则要在边检站内便装走动，通过对现场人员的神情和行为进行观察，留心有无可疑人员进行行李物品交换，尤其注意一些窃窃私语人员之间的谈话，防止犯罪分子利用伪假证件、夹带包箱等进行边境犯罪。

1.4　建立装备技术保障体系，保障装备长期有效运行

一是要建立作战装备技术保障预备梯队和地方群众装备技术保障分队。由上级单位会同地方政府，依托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以专业、复退的军队装备部门军官及专业士官为骨干，组建装备技术保障预备梯队，以地方有关科研单位、生产企业的技术专家、技术工人为骨干，组成地方群众装备技术保障分队；二是搞好地方装备技术保障力量的动员。建立和健全装备技术保障力量动员法规，组织和训练征召来的技术保障人员。伴随当下的发展潮流，警民合作的后勤保障，应更注重发挥社会力量，逐步扩大后勤保障社会化范围。一是人才培养社会化，要积极探索“无军籍”学员培养的有效方法，并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和管理规章制度；二是后勤设施社会化，根据战时任务和平时检查的准备需要，将边防部队所需要兴建的警民通用设施，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地方经济建设计划；三是物资储备的社会化，规定警民通用物资储备的范围、品种、数量、方法、方式、周转形式、补偿方法、向部队供应的方法等；四是公务用车的社会化；五是油料保障的社会化。

1.5　与当地政府、重要单位联合，建立区域行动指挥网络

第一，分发/安装系统软件。系统软件包括操作系统软件、指挥业务应用软件、作战综合数据库软件和基础数据。系统软件通常附带安装、操作使用手册随硬件设备一并分发，符合特殊任务需求、由特定部门和人员使用的软件和数据也可以单独配发。系统软件应由经过培训的使用单位人员严格按照保密规定要求执行，不得随意拷贝。软件及其复制件应指定人员保管。

第二，建立本級指挥所局域网。依托本级网络信息中心，组织本级各指挥所诸指挥席位的计算机作业平台操作人员联接各作业平台设备，引入通信部队架设的系统数据专线或其他系统通信线路沟通各指挥所间联系，建立本级指挥所局域网。

第三，沟通全系统网络。以本级指挥所局域网和网络信息中心为基础，引入通信部队架设的系统数据专线或其他系统通信线路，先沟通本级指挥所局域网与直属部队侦察情报、火力支援和信息对抗等分系统，尔后沟通本级指挥所局域网与所属各部队指挥机构指挥信息系统的联系，逐级实施层层递进，直到连通到作战武器平台和单兵，最终建立全系统。

2　针对边防提服工作，我们所应有的工作素质和态度

（1）清醒头脑理性思维，微笑服务感性认识，无间交往共同提升。时刻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将我们的工作方针与我们工作环境具体结合，微笑面对我们的岗位，和群众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打造和谐的警民关系，坦荡做人坦诚做事，用刚柔并济的态度将工作效果提高到最好。

（2）从实际出发，急群众之所急，从大局出发，解群众之所难。当出现诸如疾病、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立即予以解决，而对于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必须将群众利益最大化，体谅群众的难处，做到对群众负责。军人应当时刻牢记使命，坚定，不徇私情，　不隐瞒不报，果敢勇武，细致周密。对于出现的突发问题，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第一机会将问题消灭，绝不能为了面子故意隐瞒，周密部署有效执行，绝不延误战机导致下一步工作陷入被动。

（3）腿勤手勤嘴勤，把工作做到深处做到实处，及时发现隐患。实践出真知，工作只停留在口头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发现最新动态必须不怕辛苦不怕麻烦，深入群众扎根基层，首先了解提服工作的实质和内容，其次再对有问题的人员进行分析教育，循序渐进，有条不紊，排除隐患。

参考文献

[1]　涂炳材，张云胜.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概论[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8.

[2]　卜晓业，万小元.军事理论前沿问题聚焦[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3]　薛彦绪.新军事变革与作战指挥创新[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

篇9：日常生活日记

初中生活已经过了一期，我觉得初中生活就像饮料，初喝十分之苦，再喝妙不可言。

初中生活就像一杯咖啡，涩涩的，又香香的。先说说涩吧！第一天进入中学的大门，天哪！中学这么大，再想想我的母校，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再看课表，增加了四门功课“政治，历史，地理，生物”作业肯定是多上加多了啊！唉！初中生活该不会很苦吧？过了几个星期，渐渐适应了初中生活，就开始觉得初中生活十分多彩，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充满朝气和梦想。在我们爱做梦的年纪，这样的生活充实而又香甜！喝咖啡也是这样，当你第一次喝时，觉得有点苦涩，待你慢慢品来，却又感觉得好爽。

无论初中生活像什么饮料，在我心中，它都是好喝可口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它喝下去。

篇10：日常生活日记

田野的小路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中间还点缀了一些五彩缤纷的花朵。一颗颗晶莹透亮的小露珠沾到了美丽的小草叶子的边上，像一颗颗亮晶晶的珍珠，洁白、透亮中带一丝红晕。那些大一点儿的露珠，静静地躺在小小的摇篮似的叶里，亮晶晶的，似乎在做甜甜的梦。

多漂亮的小露珠哇！我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小草，顿时，小露珠醉了，沾在我的手里，凉飕飕的，湿漉漉的。大一点儿的露珠纷纷从草叶上滑落下来，掉到了地上，钻进了泥土里。

渐渐地，太阳升高了，小露珠慢慢地消失了，它们被太阳公公喊回家了。

篇11：日常生活英语日记

Early in the morning, Dad went to the street to buy a lot of side dishes: fish, meat, chicken...... Back home, my father and mother began to stick grilles busy. Mom, isnt it? Its out here. Its crooked over there.

In the evening, it is new years Eve dinner. Our family are sitting together to watch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We watched TV while eating melon seeds. Sometimes you cant laugh on TV without laughing

When 12 midnight sounded, out came the crackling sound of firecrackers, peal after peal like ring Ten thousand steeds gallop., blue sky.

篇12：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

——摘自卡夫卡日记

在卡夫卡所处的时代里，战争、暴力、死亡、饥饿围绕在他的周围。在当时，大多数作家作为时代的见证人，他们的文字都卷入了狂热的革命和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他们认为历史比任何真理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但是卡夫卡的作品却与这个动荡变幻的世界无关，其中充满了他的恶梦、他的虚弱、他的失眠、他的婚姻等等关乎他自身的日常琐事。他在1914年4月2日的日记中只有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在捷克作家克里玛看来，这种将个人日常生活世界的细节与世界崩溃的事件联系起来，是解开卡夫卡所有作品的一把钥匙〔1〕。当人们认为投身于外部世界的革命事业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担忧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人可能最后失去一张安静的床——个人自由和隐私的最后空间。

从卡夫卡的个人经验回到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这一政治事件中，我们发现卡夫卡的担忧与偏执并非多余，他所捍卫的纯属个人的生存方式并非那么荒诞。在革命过程中，个人的声音消失在集体的声音之中，消失在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巨大阴影中，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除了历史记载中的几串数字和省略号。但是，对于法国人而言，革命的动荡风云仿佛是一次偶然的意外事件。在政治的狂热激情过后，法国正逐渐向平静的日常生活过渡，今天的法兰西更是一派资本主义升平的景象。在法律变革领域，大革命期间频繁变动的宪法和1804年的《拿破仑民法典》的颁行似乎与这种由热烈向平静的回归暗合。

在这种以社会变革为目的而进行的宪政改革向以日常生活为背景沉淀而生成的民法制度的转变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私人领域的日常生活与作为公共领域的公共生活之间有何关系?〔2〕它们对于个体的意义又是什么?现代国家中的个体在这种双重生活下处境如何?也许置身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下，透视法律制度变革的表象，审视制度变迁的细枝末节之处，得出的结论往往更具有深意。

一、对革命的两种态度

一般而言，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自1789年5月三级议会开幕到1792年8月，其目的在于制定君主立宪，这是温和的革命时期。1792年8月，路易十六失去职权，革命由温和走向极端，终至恐怖时期，后来因1794年7月“热月革命”而结束。此后至拿破仑1799年11月夺取政权，其后五年多为恢复整顿时期。在恐怖革命时期，国民议会将国王推上断头台后，雅各宾派内部以罗伯斯庇尔、丹东为代表的过激派内部又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革命之后我们将何去何从?是继续进行道德理想国的实践还是由个人按各自的偏好生活在别处?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冲突无疑是丹东的人头被人民斩掉的一个重要原因。罗伯斯庇尔是个卢梭主义者。他遵从卢梭的教导，要建立具有公德的“高贵野人”的国家，在这里，同古代城邦国家的公民对共和国必须具有纯洁、勇敢、忠诚的爱国主义美德一样，每个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循人民的公德。但是，十七世纪的法国公民不再是希腊罗马城邦中的职业公民，而是经启蒙运动解放的个体，他们有各自的价值偏好。这样，按罗伯斯庇尔的要求，这种个人的价值偏好必须得到矫正，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必须放弃自己个体的价值偏好而去遵循人民公德，否则就不能成为共和国的公民。

本来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他们共同建立了革命法庭，对每一个不符合人民道德的人采取“正义的行动”。但革命后，当丹东看到“塞纳河在流血，流的血太多了”时，他开始怀疑革命的正当性：“人民公意的自由变成了坟墓，它专吃自己的孩子，人们要的是面包，它给他们的却是断头台下流下的鲜血。”〔3〕而丹东的朋友亥劳也意识到：“革命到了重整旗鼓的时候了，是让革命止步、让共和国开始的时候了。在我们国家的基本法典上，权利必须代替义务，自卫必须代替惩罚。每个人都必须有做人的尊严，都必须能发挥自己的个性。一个人明智也好，痴愚也好，有教养也好，没教养也好，善也好，恶也好，都不干国家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所喜欢的方式享受生活，但是他既不许靠着损害别人以求得自己的享受，也不许让别人妨碍自己的享受。”〔4〕

任何革命的目的都是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是这种制度的关键。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思想路线分歧在于：前者主张建立尊重个体感觉偏好的国家，法律保障的是个人生活想象的自由，日常生活才是个人生活重心；后者主张应建立以公民道德和公意为基础的国家，法律保障的是人民公意的自由，在其中为了完成道德国家的历史使命，政治的总动员是个人生活的中心〔5〕。

所以，“热月革命”固然是恐怖政治太过头，但在地上建立天堂的许诺最后变成了人间地狱，这也使人们意识到革命过后什么才是生活的重心，革命分子亦是饮食男女，同样要穿衣吃饭。五年之后的拿破仑只是因时就势，将既成事实确定。

二、革命期间的宪法和民法立法

上述革命时期的这两种思想路线分歧，在革命时期的立法中得以印证。

在法国近代史上，宪法变动频繁，形式多样。从1789年至1804年的十五年期间，法国先后颁布了一些宪法性文件——1789年《人权宣言》和1791年、1793年、1799年、1802年及1804年颁布的五部宪法。并且出现了君主立宪制、帝制和共和制三种宪政体制。

宪法的不稳定性与革命期间政权变动密切相关。因为革命时期的宪法是以创设上层制度为目的，它需要与革命的热潮和人民的热情相呼应，否则无法实现其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功能。综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宪法立法，就可以发现，在其根基上奔流着自由平等理念的理想主义，而未将抽象的权利具体化。实际上，当时的立法者不是确认过去经验中孕育的法，而是创造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法。正是革命使法完全向理想的自然法倾斜，而使法的重心在革命的狂热沉静后再度回归传统的使命，则只能由《拿破仑民法典》的编纂来实现〔6〕。

其实，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实践所瞄准的不是现在，而是对人类过去幸福的理想缅怀。古代城邦国家是建立在弘扬精神和蔑视世俗利益，执著的信念和可敬的忠诚，对美、诗和荣誉的热爱之上的，在其中公民对共和体有着积极的献身精神。而现代商业国家建立在自利、舒适、自我保存和科学的基础之上。所以，革命最终没有拗背现代人的本性，他们认为幸福不是来自公民社会中积极的政治生活，而是对福利和舒适的物质生活的热望，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对自我保存的本能，这些都来自日常生活。

相对于宪法立法的变动性，大革命期间的民法立法的典型特征是稳定性。人民最终选择了《拿破仑民法典》，这与日常生活的永恒性和平静性相关。与宪法不同，民法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其中，我们每日的商业交易、婚姻家庭，都在其上静静展开。而在这块平静的土壤上，民法制度也静静地生长。由于国家权力无力完全控制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民法的制度安排主要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人们在生活互动中的习惯积淀而成的琥珀，它凝集着世世代代人的智慧结晶。

也许有人会质疑说，《法国民法典》是十七世纪启蒙主义自然法的产物，在其中宣扬了自然法的理念，并导入了遗产的平均分配、婚姻的世俗化、彻底废除封建负担等革命原理，这些与其说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积累，不如说是来自革命思想家的启蒙学说。然而，回顾《拿破仑民法典》制定前法国的历史状况、法典编纂的过程，我们将法典理解为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法的革命同对传统的尊重之间的妥协，或许更接近实际情况〔7〕。在民法典制定之前的法国虽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法的地理状况却分为若干法区。到十六世纪末，法国法律分为两个法区，受罗马法影响下的南部成文法区和北部的习惯法区。这种分裂对日后法国民法典的编纂发生了重要影响，习惯法和成文法共同构成了《法国民法典》的渊源。民法典的编纂人之一波塔利斯也宣称：“新学说不过是几个人的理念，而自古以来的格言是历经几个世纪的精神产物。”〔8〕并且，《法国民法典》的编纂是在大革命已经结束后，处于革命的沉寂期中进行的。此时应该由法律家把哲学家提出的理想加以具体化，而在法典草案中阐述的自然法原则在法典编纂过程中却多被删除。总之，在新的法典中旧法并未死亡，《法国民法典》大体是革命完结后，革命的自由平等精神逐渐趋向徒有其表时期的产物。

米兰·昆德拉在《笑忘书》里让一个妈妈告诉儿子，苏军的大炮和庭院门前的那棵梨树相比，后者才是永恒，它与我们的真实存在戚戚相息，在时间之流上四季恒常，这就是日常生活对于现代政治(而非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的意义。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人最终选择了向平静生活的回归，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顾准在最艰难的“文革“时期写下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三、日常生活VS公共生活

法國大革命期间民法与宪法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反映了在这两种法律制度之下两种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其实，这种差异意味着古代人和现代人对生活重心理解的不同。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日常生活(我们也可以称为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区分对应于家庭和城邦，它们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而存在。家庭的生活意味着一种必然性——人们是在匮乏和需要的驱使下，为了维持个体和种的延续才生活在一起。而城邦则是一个自由的领域，在其中，公民驾驭了存在于家庭生活中的种种必然性，从劳役和工作等生存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投身于积极的政治生活中去，施展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从而超越了生活的必然性强加给一切人——奴隶、异邦人、希腊人均不例外——的共同处境。这种生活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是“幸福的生活”，它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为它包含了对“卓异”(arête)的追求，对自身性的探试，以及对公共生活的热情〔9〕。所以，为了做到这一点，希腊人放弃了商业和制造活动，将其委诸奴隶和异邦人。同样罗马人也认为，私人性仅仅是提供了一个逃避共和国事务的临时藏身之所〔10〕。

不过到了近代，随着社会领域的兴起，改变了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和它们对人生活的意义。进入近代以来，家庭生活经过充分的发展，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为人重视的私人空间，而公共领域已经转变为一个非常有限的政府，政治责任首先是一种负担，每个人只应管好自己的事。这种转变与商业精神的兴起有关。并且，随着封建制度被推翻和个人主义学说的广泛流传，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开始被看作是一切人的自然权利的合法表达。在一个消除传统束缚和义务的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倾向对福利和物质生活的追求，有着卓越才智的人弃政从商，从公共事务转入私人生活。

所以，法国大革命固然是近代启蒙主义的产物，但是对其影响至深的卢梭的思想却是反启蒙主义的〔11〕，因为卢梭是古代城邦制度的崇拜者，他点燃了古代人和近代人的争论。法国大革命是在近代社会思想土壤上实行的一次古代制度的实验，但由于现代人和古代人对公共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理解的不同，导致了这种思想实验的不可能成功。

考察近现代主流宪政思想的发展，我们也看到近代以来人们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在这些思想中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调政府的恶，强调作为私人身份的个体在强大的“利维坦”面前的弱小。因而，宪政意味着对个体权利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意味着国家权力源自个人权利，国家必须在公民授权范围内活动，否则，公民有重组政府的权利。在一种受国家权力挤压，甚至完全排除私人生活的世界里，一方面，带来的是私人领域的毁灭。近代思想家洛克、亚当·斯密之所以强调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划定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野，是个体精神自由和生命权利的最后堡垒：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一个人的私人财产构成了一个他能够躲避公共世界的隐身之所。所以，“为了确保那个需要隐藏起来，不被公共性的亮光照亮的地盘的黑暗性，惟一有效的手段就是私人财产。”〔12〕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压制也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丧失，因为政治不是统治者的暴力和参与者的无言，而是他们之间行动和言辞的交流。“只有单纯的暴力是无言的，所以单纯的暴力永远无法达至伟大。”(阿伦特语)

可见，近代以来对私人生活的重视意味着：它重申了作为私人身份的个体的存在的意义。私人生活不仅仅是对抗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而且在这个领域里，个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不再仅仅体现为一种必然性，它同样可以为其与众不同的才干找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同样可以达致自由——追求个人福利的自由。

但是，近代人与现代人将目光仅仅投射到日常生活这一空间中，带来的是人们对舒适生活和物质的热望，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和对公益的冷漠，而没有为人的优秀、没有为公共美德留有余地。其实，任何一个政治社会都需要用公民精神来维系，如果公民对国家没有共同的责任感和亲合力，完全沉溺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只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冷漠、平庸、机械、死气沉沉以及离群索居〔13〕。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去追逐一种“庸俗而微小的快乐”。也就是说，当人们完全去追逐那些合法的物质生活，“一种善良的唯物主义可能最终在世界上确立起来，这种唯物主义不是败坏，而是削弱人的灵魂，不声不响的涣散精神的活力”。〔14〕

所以，现代人的公民和个体的双重身份在现代伦理跟前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现代人，在现代伦理的支持下有足够的理由去追逐他们所理解的来自日常生活中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中仍然需要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人们必须意识到除了明智的关心自身的利益外，还需要经常相互帮助，以及为了国家而牺牲他们的时间和财富。

其实，公共生活和日常生活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两种形态，它们并非决然对立，这两个领域只能互相依赖，彼此共存。实际上，沉浸在一种彻底的私人生活中，永远不可能像在政治生活中那样可以实现美德，关心人类灵魂的“卓异”。同样，完全暴露在他人在场的公共生活中对于珍视个体自由的现代人而言也是不能想象的，尤其是当这种政治生活存在于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政治领域里，而不是在弥漫着激烈竞技精神和专供个人施展个性的城邦。所以，现代社会既要为个人日常生活的幸福留有足够的空间，同时又要意识到一种健康的而非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政治生活的意义之所在。日常生活是现代人生活的中心，民法制度是这种生活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枝叶；而宪政制度又是公共生活的基石，围绕它政治生活得以展开，并且它同民法制度一道在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划出界限。在此，法律如同城墙一样神圣，离开它，公共领域不可能存在，日常生活也不可能存在。因此，一个将政治生活围在一个圈子里，一个则庇护家庭生活，在这个共同的世界里我们每日川流不息，生生不已。

也许，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重建贵族社会。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家庭情感、职业荣誉和商业中的诚实在现代社会取代了古代的政治美德和爱国主义，但它们也导致爱国主义，因为它们所表达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是以国家为基础的，并且由于意识到这一事实，那些具有这些情感的人会以国家为他们的目标〔15〕。而托克维尔则从制度层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他在考察美国的民主制度时指出，美国的乡镇自治、陪审制度、结社自由在培育一种健康的政治生活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通过在这些领域中同他人合作，公民获得公共责任的基本知识，有助于将自私自利的个人转变为以公益为重的公民。同时托克维尔也指出，宗教的不可缺少，它可以用来世的奖赏要求个人在现世作出牺牲，这在极端个人主义的时代是必要的，同时也符合自利精神本身的要求〔16〕。

四、结语

公共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分野对我们国家有何意义?由于传统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复杂性，并且在新的一轮权力——技术——商业三位一体的运作过程中，那些正在生成的政治的民主空间、人文教育的大学空间、民间的契约空间、私人的家庭空间日益受到排挤，所以，一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在强大的个人主义面前公共生活的萎缩，而是一个真正健康的公共空间的重建；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理性和程序技术相对完善的市民社会来获得对各种权力的制衡和抵抗，而我们正面临着各种意识形态和权力对正在生成的市民社会任意宰割。当代中国社会里公共生活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双重困境，大概是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注释：

〔1〕(捷克)克里玛著，崔卫平译：《布拉格精神》，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185页。

〔2〕〔10〕〔12〕在这里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区分来自汉娜·阿伦特的观点。见汉娜·阿伦特著，汪晖、程燕谷主编，刘锋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载《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7、69、100页。

〔3〕〔4〕(法)毕希纳著，傅惟慈译：《丹东之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5〕见刘小枫著：《沉重的肉身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6〕〔7〕〔8〕大木雅夫著，范愉译：《比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68、182页。

〔9〕见一行《关于幸福的笔记》，载“逻各斯”，http／／www,wlylc999．yeah．net。

〔11〕〔14〕〔15〕〔16〕(美)列奥·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克罗波西合编，李天然等译：《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1～915、890、920～9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