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研项目及其价格确定研究综述

我国科研项目及其价格确定研究综述（共8篇）

篇1：我国科研项目及其价格确定研究综述

我国科研项目及其价格确定研究综述

从科研项目/课题确定的研究、科研项目/课题价格(科研经费)确定和对未立项、政府未投入的科研成果的不同对待方法3个角度对我国现行科研项目及其价格确定进行综述研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拟成果购买制框架下科研项目及其价格确定体系.

作 者：周莹莹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100094刊 名：科技进步与对策 ISTIC PKU CSSCI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年，卷(期)：22(1)分类号：G311关键词：科研项目 科研项目价格 拟成果购买制

篇2：我国科研项目及其价格确定研究综述

IPO即“首次公开发行”，指股份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招股的发行方式。IPO新股定价过程分为两部分，首先是通过合理的估值模型估计上市公司的理论价值，其次是通过选择合适的发行方式来体现市场的供求，并最终确定价格。

就估值模型而言，不同的行业属性、成长性、财务特性决定了上市公司适用不同的估值模型。目前较为常用的估值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收益折现法与类比法。通过估值模型，我们可以合理地估计公司的理论价值，但是要最终确定发行价格，还需要选择合理的发行方式，以充分发现市场需求。目前常用的发行方式包括：累计投标方式、固定价格方式、竞价方式。一般竞价方式更常见于债券发行。累计投标是目前国际上最常用的新股发行方式之一，是指发行人通过询价机制确定发行价格，并自主分配股份。固定价格方式相对较为简单，但效率较低。过去我国一直采用固定价格发行方式，2004年12月7日证监会推‘出了新股询价机制，迈出了市场化的关键一步。

所谓“询价机制”，是指主承销商先确定新股发行价格区间，召开路演推介会，根据需求量和需求价格信息对发行价格反复修正，并最终确定发行价格的过程。一般时间为1～2周。

这种机制可以使投资者得以参与新股发行定价过程，市场各方直接协商，充分挖掘市场对所发行股票的真实需求，按作业质量、市场状况定价，并可以将部分股票配售给参与询价的机构，将其收益、风险同发行价格直接挂钩。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发行定价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促使了参与询价的机构理性报价，加强了市场对询价过程的监督，并改善了投资者在信息不对称的地位，投资新股的决策将更加慎重和理性。使新股发行价格能够准确反映企业的价值和市场的实际需求。

但这种询价机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首先，询价过程只是投资者的意向表示，一般不代表最终的购买承诺。这样很容易使某些机构在初步询价时充当发行人的“托”，给出较高的发行区间，或者随意报价，影响最终的发行价格。其次，我国IPO定价有较明显的行政色彩，表现在新股发行时的额度控制和对市盈率的限制。在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下，有75%发起人比例（国有股种法人股）不参与流通，只有25%的流通股参与市场化定价发行。因此，询价基础不是全面的，这个市场也不是全面市场化的。过去10多年我国IPO定价基本上采用了市盈率法。而且无论每股税后利润如何计算，发行市盈率的确定一直存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篇3：我国科研项目及其价格确定研究综述

一、客观不确定性

(一) 农业本身不确定性

CSA模式同农业生产紧密相连, 起于农产品的生产, 其自身同样包含农业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 而学者在针对CSA的不确定性研究中主要针对新模式出现的不确定性问题作出研究, 忽略了主要来源农业本身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导致了CSA模式的一系列问题, 本文从CSA模式和普通农业的相同点出发, 对研究农业自身不确定性问题作出归纳。

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自然的风险上和生产技术上。Moschini G, David A Hennessy提出农业的自然风险是由于气候条件等不可控因素, 如潮湿、寒冷、干旱、不合时宜的下雨或病虫害等的影响, 造成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不确定。Boehlje认为, 随着农业部门的巨大变化, 农业产业越来越具有制造业特点, 可以将其分为战术风险和战略风险。战术风险可以分为商业风险和融资风险。战略风险聚焦为战略方向的灵活性和对公司价值影响的不确定性。

张叶在农业风险的研究中指出了环境污染风险, 此种风险主要针对的是乡镇企业“三废”排放, 其对农业的生产构成了潜在的和现实的威胁。刘惟洲在农业风险的研究中指出了资源风险, 此种风险资主要是指农业资源有限性与社会索取资源无限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袁妙枝等的研究中指出, 与大规模农产品生产相比, CSA更注重小规模的、区域化的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较大, 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农产品的质量。陈卫平等研究中指出生产者即农户的有机农耕技术缺乏, 导致农业生产产出效率较差。鞠海鹰研究中发现农户的有机耕作技术时间较短, 很多病虫害方面的知识和种植技术仍然需要摸索, 导致了CSA模式的发展的不确定性。

(二) 市场不确定性

CSA发展中的市场的不确定性既有普通农产品销售模式的市场不确定性又有由其特色模式而引发的相关不确定性。主要是从消费者到生产者的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国内学者未对其形成统一的观点, 根据不同的模式总结不同的不确定性。

林俊瑛指出由于有机蔬菜的农作方式, 导致其价格偏高, 销售人群的建立困难, 其市场的不确定性较强。李长建和陈捷对农产品的安全风险进行研究, 在CSA模式下我国农产品安全出现新的风险, 主要集中于数量风险和合作风险。CSA的预付模式的引入, 多数消费者无法忍受, 种种问题导致了CSA模式的数量和合作上的不确定性。杨波在对CSA模式流通环节研究中指出, 消费者对主流的绿色农产品流通渠道获取和CSA模式进行不断的对比, 会不断提出要求与建议, 如果CSA带来的效用低于主流渠道, 消费者就会退出, 这种给CSA模式同样带来了较大不不确定性。胡宜挺和罗必良指出CSA新的模式的引入, 引发的农产品新的风险,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我国农业模式陆续出现“公司+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专业市场+基地+农户”等农业生产经营的模式, 这些模式导致了专业化工作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交易双方的专用资产的投入, 从而引发很多不确定因素。肖小虹研究中指出,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小, 供给弹性较大导致, 市场的盲目性使得其价格波动较大, 不仅要考虑到现有情况下为了保证CSA模式的运行, 如何制定价格, 才能获得足够消费者, 也要考虑到未来随着市场的改变以及有机蔬菜获取的难易程度, 如何制定合理价格。

二、主观不确定性

主观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人”引起, 人的主观的不确定引发了CSA模式的不确定性, 而人与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 导致的信任问题, 也导致了CSA模式的不确定性问题。

针对CSA模式中的有限理性导致行为不确定性的研究较少, 而多数研究具有普遍的意义, 这些不确定性的产生也是CSA模式中面临主要问题, 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程同顺和张国军研究中指出行为主体的理性决策和选择面对不确定性时, 会对人的理性及其功效表现出自负的特征, 这种情况下会导致不确定性的复杂更加难以避免。坚喜斌和张守连研究中指出在经济管理下, 有限理性是制约人们认识发展的关键, 其阻碍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模式的了解进一步导致契约建立的重重困难。肖卫指出由于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因素存在, 市场机制下个人基于理性的决策将会产生与集体理性冲突的解决, 其外在表现就是市场失灵。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 导致信息不对称性, 对CSA模式的不确定性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Brown与Miller发现美国CSA会员的流失率为30%~50%, 这种流失主要由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信任问题引起, 这种信任问题导致了CSA成员的减少, CSA发展不确定问题加剧。刘丽伟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引发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愿意尝试CSA的消费者并不多, 数量难以达到一定规模, 引发其发展问题。何洪珍研究中指出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中缺乏统一的运营管理的平台, 农户和社区居民之间信息不对称影响了社区支持农业的推广以及普及。尹志洁指出农户在进行生产之前、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过程中、农产品产业链的延长中信息不对称问题, 使得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信息不对称带来了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不确定性。马新乐的研究中指出信息不对称所带来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信任问题导致其成本增加、信任问题的产生导致风险加大、信任问题扰乱社区支持农业的市场秩序。

三、小结

篇4：我国科研项目及其价格确定研究综述

关键词：猪市价格；异常波动；黑色预警

中图分类号：F3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6）01-0046-04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中国生猪产量接近世界的一半，但近年国内生猪与猪肉市场的价格波动日渐增大，异常波动时有发生，给国内猪产业发展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探寻猪市价格的波动情况，对未来猪市价格走势展开预测预警，进而指导生产经营和市场政策出具，对于稳定市场价格、保障生产者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猪价异常波动的预测及预警研究在国外开展较早，先后有Do Canto，Melinda等使用多变量递回归式模型对美国的生猪季度价格、月度价格展开过预测[1，2]，Ole采用通过建立生猪市场价格预测的年度模型、季节模型、ARIMA模型等方式，对美国生猪的市场价格波动展开过专门研究[3]。国内对于猪市价格预警的研究是在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于用计量模型对市场价格波动周期和成因展开分析。如赵瑞莹等采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4]。吕杰重在研究生猪市场价格的运行周期，并对其价格波动形成机理展开了分析[5]。栾淑梅等采用VAR模型对猪肉月度价格进行协整检验[6]。杨瑢利用MIMIC结构方程模型和月度价格，对生猪价格的波动及其风险临界展开预警[7]。于少东运用X12季节调整法和HP滤波法对北京市猪肉月度批发价格进行研究[8]。范传棋、陈迪钦等采用ARIMA模型预测了四川省和全国生猪价格波动，并用多元线性模型对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等[9，10]。

因已有研究多分别选择生猪或猪肉价格展开研究，不能综合反应猪市价格异常波动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所造成的不同影响，因此也就难以出具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导建议。本研究选择生猪以及猪肉两种价格，分别用以反映生猪生产者和猪肉消费者面临的猪产品价格波动不同影响。样本数据采用2000年1月到2015年12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建立猪市价格波动率的时间序列模型，预测生猪市场和肉产品市场未来6个月的产品价格极其波动率。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猪市价格异常波动的相关对策建议。

二、 我国猪市价格异常波动的预警系统构建

因在警情信息不足时，黑色预警法有助于快速判断特定产品未来价格波动水平，因此，本文采用黑色预警法展开分析。主要包括选择未来价格预测模型、确定警情指标、划分警限层次、分析判断风险等级四个步骤。

（一）价格预测模型选择

目前，在时间序列预测方面主要有时间序列趋势法、弹性系数法、灰色预测法、Logistic模型等预测方法[11]。因ARIMA模型在分析短期时间序列数据方面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技术成熟，利用该模型展开价格预测，能够实现最小方差下的最优结果。因此，本文选择ARIMA模型展开猪市价格预测。

（二）价格警情指标确定

警情指标是衡量市场价格波动是否出现异常的核心指标，本研究以价格波动率作为猪市价格风险预警的警情指标。以更加动态地反映猪市产品的价格变动水平及划分风险程度，具体公式为：

Rt=（lnPt-lnPt-1）×100 （1）

其中，Pt和Pt-1分别表示第t月和第t-1月的猪市价格，Rt为猪市价格波动率，即相邻月份猪市价格的对数一阶差分。

（三）猪市价格波动的警限划分

警限作为划分有警或无警的界限，是预报警度的基础。由于价格波动预警的警情指标属于双侧有警，并非无波动就属合理[12]。本文采用我国近三年来的CPI月度波动率平均值作为判断标准，并依据1-2倍标准差确定警限。若猪市价格波动幅度过大，出现远远偏离CPI波动轨迹的情况，则认为价格水平异常波动，出现警情。其中，猪市价格波动率若在基准点一个标准差以内上下浮动，认为价格波动水平正常，属于无警状态；若价格波动率在一个标准差至两个标准差之间，认为价格波动出现轻度异常；若价格波动率浮动水平超过了两个标准差，则认为市场价格出现了重度异常，具体分类如表1：

采用近三年（2013-2015年）全国月度CPI 环比数据，计算预警系统价格波动率的参照平均值和标准差。得到2013-2015年 CPI环比指数的平均值为1.25，即平均波动率为正的0.25%，标准差为0.52。由此，可确定各级警度的区间如表2：

三、我国猪市价格异常波动预警的实证分析

依据上述预警体系，采用Eviews6.0软件对我国猪市价格异常波动预警所需的价格数据及价格波动率等展开预测分析，并对我国猪市价格的异常波动情况展开预警。

（一）猪市价格走势预测

1.价格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平稳的时间序列是运用ARMA模型的基础。因此，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是展开价格预测模型建模的首要环节。经检验，原猪市价格的数据并未通过平稳性检验。为消除猪市价格原序列存在的趋势性误差，对原价格序列做一阶自然对数逐期差分，通过计算猪市价格波动率消除趋势和减小序列波动，并对猪市价格波动率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看各序列是否平稳，结果如表3。

经过对原价格序列做一阶自然对数逐期差分，计算所得的猪市价格波动率已成为平稳序列，但仍带有明显的季节趋势。因此，对经过处理的猪市价格波动率序列进行季节差分后可采用ARIMA模型建模。经过多次测试，猪市价格波动率序列在三阶季节差分后，不再出现序列季节性特征，但因差分后数据信息丢失过多，故本文只做一阶季节差分即展开建模。

nlc202309031915

2.价格波动建模与参数估计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已知猪市原价格序列逐期差分阶数d=1。因数据均为月度数据，且按照一阶季节差分建模，故参数S=12，D取1。对于季节自回归和移动平均阶数p、q、P、Q，通过多次检验，主要观察各序列的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在反复比较模型解释能力、参数显著性后，最终确定的带季节的模型形式为：SARIMA（0，1，2）（0，1，1）12，表4为模型各参数估计结果。

3.模型的有效性检验

完成对建模和参数估计后，对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白噪声检验，以确定所估计的模型已经充分提取了序列中的有用信息[13]。根据图1，猪市价格序列建模后的模型残差序列自相关系数都明显落入随机区间，自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几乎都小于0.1，与0无明显差异，可以判定残差序列是白噪声，不存在有用信息没有提取干净的情况，可以采用所建的SARIMA模型展开价格预测。

4.猪市价格走势预测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猪产品生产从仔猪出生到长成出栏的待宰活猪，需要6个月左右；这意味着，稳定猪市价格，有必要在至少6-12个月之前就对产品价格展开预测预警分析，才有较大的经济意义。基于猪产品生产周期考虑，采用猪市价格季节模型，对生猪和猪肉价格走势展开样本外6个月的价格预测。本研究采用静态预测方法逐步向前预测，实现了较好的拟合和预测效果，Theil指数在0.01左右，协方差比例达0.99，预测值和实际值之间的误差率基本处于0.01%-0.31%之间，误差较少。

（二）猪市价格异常波动预警结果

根据所预测的猪产品价格序列结果，计算猪市价格波动率，并分析异常波动警情，计算结果如表5。结果显示，2016年上半年，我国猪市价格异常波动明显，绝大部分时间均在正、负向重警之间来回波动，猪产业宏观调控压力较大。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1）2016年上半年，我国猪市价格总体水平异常波动较频繁，主要猪产品价格在正向重警和负向重警之间反复波动，生产者和消费者均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和消费压力。（2）从价格波动率来看，猪市价格异常波动主要来源于生猪交易市场，生产者面临市场风险较大。其中，上半年负向重警占据主要地位，生猪市场价格下跌较快，猪价持续低迷，生猪存栏量增加。（3）猪肉市场价格异常波动警限等级轻于生猪市场。受生猪价格下跌影响，猪肉价格同步下降，预警结果显示，猪肉异常波动等级轻于生猪价格，主要原因在于生猪市场多受调整效果时滞性影响，难以及时做出反应；而猪肉市场在短期内可供选择的调控途径较多，因此，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避免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发生。

针对上述结论，从生猪养殖供应商和猪肉消费市场两个角度提出建议：

（1）加大政府对养殖环节的固定扶持，减少养猪边际效益波动从而减少投机性养猪行为决策的产生。特别是加大对研发和生产环节的支持力度，保障生猪市场货源供应充足。一是加快生猪育种、猪病临床诊断与疾病防控技术的科研与推广。最大限度提高猪成活率，降低生猪病死率，提高生猪出栏水平，保证在合理出栏周期内将生猪供应到市场。二是尽快落实各项生猪产业政策，特别是将肉猪生产也全面纳入保险，保障生产者利益，提高养殖户积极性。

（2）重视猪肉流通各环节宏观调控，减少流通成本，减轻消费者压力。一是通过整治农资市场、加强流通环节监管、开展冻猪肉收储等各种方式，对猪肉市场开展综合治理，实现稳定猪肉市场价格、缓解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给市民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是促进猪市供需市场信息平台建设。相关部门应尽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农产品价格数据信息平台，及时、定期更新猪市产品数据信息，展开价格预警监测，引导生产商、流通商和广大消费者，避免各方出现大的判断失误，减少市场价格大幅和异常波动发生。

参考文献：

[1]Do canto，Wilson leite.A recursive model for forecasting

quarterly and monthly US hog prices[D].Master thesi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1972.

[2]Melinda D，Ingco. Econometric and ARIMA models in

Predicting cattle and hog Prices：all Evaluation[D].

Master thesi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1983.

[3]Ole Gjolberg.Are piglet prices rational hog prices

forecasts[J].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5（13）：

119-123.

[4]赵瑞莹，杨学成.农产品价格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29（2）：

172-175.

[5]吕杰，綦颖.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学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7（7）：89-72.

[6]栾淑梅，寿金，吕杰等.省际间猪肉价格波动的动态关系研

究——基于VAR模型分析[J].农业经济，2011（8）：87-88.

[7]杨瑢.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生猪价格预警研究[J].中国畜

牧杂志，2011，47（18）：6-9.

[8]于少东.北京市猪肉价格波动周期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12（2）：75-78.

[9]范传棋，王映，谭静.基于ARIMA模型的四川省生猪价格预

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24（5）：31-33.

[10]陈迪钦，漆雁斌.中国生猪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

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3，52（4）：960-961.

[11]唐江桥.中国畜产品价格预测预警研究[D].福州：福建农

林大学，2011，82-84.

[12]丁浩，张鹏程，霍国辉.山东省原油自给能力预测与分析[J].

技术经济，2011，30（9）：96.

[13]康艺之，方伟，林伟君.我国重要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情报

预警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4（4）：200-204.

（责任编辑：吴 霞）

篇5：浅析公共项目评估中的价格确定

一、将公共项目的市场价格调整为影子价格的原则——消除价格失真问题

1.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必然风险,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常出现通货膨胀。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 虽然在经济方面已经实现了软着陆, 但由于产业结构尚不够合理, 仍存在较多经济泡沫, 因此仍然具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2. 政府的税收、补贴以及银行利息

政府的税收、补贴经常会造成市场扭曲。站在国家的角度上而言, 税收只是财务从企业向政府的转移, 而补贴则只是财务从政府向企业的转移。再者国内利息也只是财务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的转移。而在公共项目评估中, 首先必须要消除这三点对于价格造成的扭曲。

3. 劳动力过剩

以竞争的观点来看, 劳动力工资属于一种边际产出, 但目前我国大部分部门就业不足, 在客观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隐性失业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减少了部门的部分劳动力, 其实并不会对实际产出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就使得职工的工资高估了实际社会费用, 而在计算劳动力影子价格时, 必须要消除这部分被高估的费用。

4. 保护性措施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站在我国社会的长远利益角度出发, 必须要大力保护民族工业, 从而影响市场价格机制, 继而达到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目的。常采用的保护措施如对某类产品增加进口税及限额、对国内不同工业部门进行差别保护等。而这些保护措施也会导致产品价格失真。

二、公共项目评估定价的基础工作

1. 制定统一的标准转换系数表

当前我国政府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标准转换系数表, 从而方便公共项目评估人员在对公共项目进行评估定价时应用。在这方面, 如果将公共项目中的各类货物按照其互相之间的关系划分成不同的种类, 然后再按照种类规定转换系数, 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简化工作量。

2. 采用影子汇率进行计算

一般情况下, 影子汇率=国家外汇牌价×影子汇率换算系数。而影子汇率换算系数应当由国家统一发布,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三、我国公共项目评估中的价格确定

笔者主张以L-M调价法为基础, 以UNIDO法的优点为参考, 并结合国际市场价格来计算公共项目的影子价格。一方面, 这样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 从而促进发展本国经济及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 由于现阶段我国正逐渐转型为开放性国家, 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密切, 关税也愈来愈低, 这给影子价格的计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 公共项目中外贸货物的影子价格计算

首先在产出物方面, 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直接出口物的影子价格=出口离岸价格×影子汇率-国内贸易及运输费用;间接出口物的影子价格=同类产品离岸价格×影子汇率-原供应企业到口岸的贸易及运输费用+原供应企业到用户的贸易及运输费用-公共项目地点到用户的贸易及运输费用;替代进口物的影子价格=到岸价格×影子汇率+从口岸到用户的贸易及运输费用-公共项目出厂到用户的贸易及运输费用。在实际计算中, 若难以确定具体的用户, 则可以将其简化为到岸价格。

2. 公共项目中非外贸货物的影子价格计算

首先根据最大可能的原则对公共项目中非外贸货物进行分解:外贸货物、劳动力以及其他国产材料。其中外贸货物部分前文已经介绍过其影子价格的计算方法, 这里不再赘述;劳动力的影子价格=边境价格-各职工的社会消费;其他国产材料的影子价格≈国内市场价格, 一般直接以国内市场价格计算。

结语

综上所述, 在公共项目评估定价中, 影子价格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现代经济学认为, 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市场价格就等同于影子价格。但由于在现实中市场价格通常并非完全竞争性的, 容易因种种因素而发生扭曲, 因此必须要先剔除这些因素, 然后结合国际市场价格来计算公共项目的影子价格。

参考文献

[1]周渭兵, 刘汉屏.公共项目评估中的价格确定[J].财政研究, 2011, 06:44-47.

篇6：我国科研项目及其价格确定研究综述

关键词 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740.6 文献标识码 A

Empirical Study on Effect of China’s TOT

and Its Volatility on Economic Growth

ZHANG Xin1 ， CUI Riming2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 of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00，China；

2. Economics College of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6，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China’s TOT and its volatility on economic growth during 1980—2010 peri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t only mean value but also volatility of TOT play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re exists an obvious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TOT vola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result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previous one that “TOT volatility has a negative relation with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cross country data and analysis， which reminds us that during the management and intervening of TOT， we should not ignor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OT volatility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TOT； volatility； economic growth

1 引 言

价格贸易条件是国际贸易领域中最重要的相对价格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价格贸易条件均值变化代表了一国生产率的高与低 （Kehoe和Ruhl，2008）[1]，其波动性变化代表了一国所面临贸易风险的大与小 （Islam，2004）[2].因此，价格贸易条件均值水平及其波动性会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出口价格水平趋异化的背景下，研判一国经济增长对价格贸易条件均值及波动性变化的反应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价格贸易条件均值及其波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产生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成果.例如Bleaney和Greenaway （2001）[3] 使用14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数据考察了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改善能够较好的促进经济增长.

Turnovsky和Chattopadhyay （2003）[4] 采用年度数据考察了各种波动性 （产出波动、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政府支出波动和金融波动） 对1975至1992年61个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将样本分成31个高波动性国家和30个低波动性国家.发现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对经济增长有微弱的影响，政府支出或是货币增长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证据不明显.而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政府支出波动和金融波动却对经济增长有着强烈的负向影响.

Blattman等 （2007）[5] 分析了1870至1938年间35个国家 （19个核心国家和16个外围国家） 数据，发现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价格贸易条件对外围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对核心国家的影响.即在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非对称性.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存在相反的效果.尽管中心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波动与外围国家一样高，但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对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似乎没什么影响，对外围国家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作用较大.

Eicher等 （2008）[6] 使用一个跨期模型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对自身当前账户和实际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会对收入和福利水平产生负面效应.但从长期来看，一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将最终导致本国债务水平的同比例下降，而实际产出、资本存量和借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则不发生变化.因此，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只会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的实证结论均是基于跨国样本情形下得到的，从时间序列视角考察某一个具体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及其波动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和经验证据相对不足.鉴于此，我们采用1980～2010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均值水平及其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 变量说明与研究方法

2.1 变量说明

本文的研究包括7个变量，分别是：人均实际GDP、劳动、资本、价格贸易条件均值水平、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石油价格和金融发展.选择石油价格变量是因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石油价格变化与宏观经济增长表现密切相关 （Barsky和Kilian，2004）[7].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石油价格变动对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具有解释能力 （Backus和Crucini，2000）[8]，同样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也具备相当强的关联性，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Ang和Mckibbin，2007）[9].此外，金融发展与价格贸易条件冲击也具有内在关联性，健全、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较好地平滑国内居民消费路径，吸收消化价格贸易条件冲击.

为了便于识别价格贸易条件均值水平和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把上述7个变量分成了两组：第一组 （Group1） 包括：人均实际GDP、劳动、资本、价格贸易条件、石油价格和金融发展.第二组 （Group2） 包括：人均实际GDP、劳动、资本、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石油价格和金融发展.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协整检验方法来研究两组变量的长期影响关系.协整检验方法提出了两个似然比统计量来检测系统中协整向量的个数，即最大特征值

表3的结果显示：资本和劳动对人均实际GDP均具有正向影响，这与经典的经济理论所预期的相同.价格贸易条件均值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者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有助于推动我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影响关系的估计结果与前人的实证研究结论有所不同.以往的研究文献发现，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即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增强会导致经济增长水平降低.而表3的估计结果发现，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与人均实际GD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增强反而能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这一新的研究结论可基于Mendoza （1997）[11] 的理论研究进行解释，Mendoza （1997） 研究显示，与价格贸易条件均值水平一样，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同样也会影响储蓄率和增长，但其效应可正可负，这主要取决于一国的风险厌恶程度.若风险厌恶程度较低，则增长的价格贸易条件波动会阻碍经济增长.若风险厌恶程度高，则增长的价格贸易条件波动依然会促进经济增长.有研究表明，经济转轨时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我国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都表现出较强的风险厌恶特征 （张兴发，2008；王晟和蔡明超，2011）[12，13]，这意味着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联关系为Mendoza （1997） 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另外，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均值水平具有负向影响，对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具有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从理论上讲金融发展应该对经济增长有着正向影响，但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对此给予的解释是，金融发展会为资金资源从储蓄者流向借贷者提供便利渠道.但如果这些资金资源不能被充分使用，便不会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因此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而不是充分条件.图1～图2给出了我国人均实际GDP对价格贸易条件均值水平和波动性变化的脉冲响应模式.

表4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对人均实际GDP的预测误差方差的贡献明显大于价格贸易条件均值水平对人均实际GDP的预测误差方差的贡献.这与图1至图2脉冲反应模式的研究结论基本吻合.

时间/年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时间序列视角考察了1980年～2010年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均值水平和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来自协整检验、脉冲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价格贸易条件均值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边际推动作用为0.065.更为重要的发现是，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对经济增长也具有同样的正向影响，即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增强反而能够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新发现与来自跨国实证研究所得出的“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的经验结论截然不同.

这一新结论为Mendoza （1997） 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Mendoza （1997） 认为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正可负，这主要取决于经济体的风险厌恶程度.若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则高的价格贸易条件波动依然会推动较快的经济增长.有研究表明，经济转轨时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我国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都表现出较强的风险厌恶特征（张兴发，2008；王晟和蔡明超，2011）.这意味着，继Mendoza （1997） 的理论研究之后，本文从实证视角验证了适度的价格贸易条件波动对于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讲是有益的.此外，国际石油价格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均值水平负相关，但与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正相关，这说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不仅会恶化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而且还会造成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增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我国管理和干预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一方面，我国应继续采取推进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和提升我国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等长远措施来改善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适度的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和积极作用，把价格贸易条件波动范围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充分释放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所引致的经济活力.使得不断改善的价格贸易条件和适度变动的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双重助推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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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 G MENDOZA. Termsoftrade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 54（2）： 323-356.

[12]张兴发. 中国A股市场的风险厌恶度量[J]. 统计与决策， 2008， 24（8）： 129-130.

篇7：我国科研项目及其价格确定研究综述

伴随我国近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着管理及资金的双重压力，这也促进了包括BT在内的各种项目建设模式的应用和发展。就BT这一模式而言，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及指导意见，因此多数地方是在摸索中前进。笔者曾参与几个大型市政基础设施BT项目的招商及工程招标，为此选择BT项目实施的关键点之一———“回购价格的组成及确定”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以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目标阐述其相关理论与实践。

2 BT与回购的含义

2.1 BT的含义

BT是英文“Build-Transfer”的简称。因为Transfer在英文中为多义词，有移交、转让、转移等多种含义，因此有的将其翻译为“建设-移交”，有的则翻译为“建设-转让”。就目前有关部门及地方的相关文件看，原建设部《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2003]30号）[1]将BT解释为“建设-转让”。《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BT融资建设管理的通知》（渝府发[2007]73号）以及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投融资管理中心关于沈阳市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采用BT模式建设实施细则的通知》（沈政办发[2010]109号）这两个文件则都是将BT解释为“建设-移交”。也有个别地方的同一个文件中同时使用“建设-转让”和“建设-移交”这两种提法[2]，这也说明人们并没有在意或足够重视“移交”和“转让”这两个词的区别。

“移交”和“转让”的性质不同。“移交”的含义是“从某人的管辖、监护或责任范围内把人或事物交给有关方面”[3]；而“转让”指“把自己的财物或合法享有的权利、利益让给他人”。可见“移交”体现的是有关事物的转移，不涉及根本权益的变化。而“转让”则突出一种权利的变化。也正因如此，按照税法的有关原则，“移交”一般不会被视为应税行为中的“买卖”；而“转让”则属交易，因此必然涉及与交易有关的税收。

2.2 回购的含义

产品回购：与产品返销相对，是机器设备或技术的出口方向进口方承诺购买一定数量的由该项机器设备或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4]。

股票回购：是指上市公司利用现金等方式，从股票市场上购回本公司发行在外的一定数量股票的行为[5]。

债券回购：是指债券持有人（正回购方）在将债券卖给债券购买方（逆回购方）的同时，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正回购方再以约定价格从逆回购方买回相等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6]。

城市基础设施BT项目的回购是指项目发起人（一般为政府或其指定的接管机构）在BT项目建成并通过竣工验收后接收该项目，并向投资人或其组建的项目公司支付BT合同约定价款的行为。尽管将上述行为定义为“回购”尚有争议，因为这意味着已经将Transfer定性为“转让”。但鉴于目前官方文件中普遍使用这一提法，如《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BT融资建设管理的通知》（渝府发[2007]73号）：“项目业主要以经政府有权部门批准的未来收益作为回购资金来源，项目建成后由项目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回购价款，回购项目。”因此本文暂且沿用这种提法。

3 回购价格的组成

BT项目的回购价格是指投资人或其组建的项目公司按照BT合同的约定取得的全部投融资本息及合理回报。可见BT项目回购价格的组成主要与BT合同的约定有关，一般情况下，回购价格由工程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合理回报以及税收五部分组成。

3.1 工程费用

工程费用一般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用、设备、工器具购置费用以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7]，以上工程费用又可划分为分部分项工程费用、措施项目费用、其他项目费用、规费及税金五个部分。

在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BT合同中，由于工程费用是形成回购价格的基数（以下简称“回购基数”），因此，项目发起人从投资控制的角度有时会对工程费用中哪些计入回购基数，哪些不计入回购基数进行约定。计入回购基数的部分意味着项目发起人将为此承担有关的资金成本以及回报。例如项目发起人可以将自己组织实施的某一部分工程费用（如桩基工程）计入回购基数，当然这也可以纯粹理解为BT项目发起人向投资人的借款。同时也可以将BT项目的投资人负责实施的某一部分工程费用（如装修）不计入回购基数，而采用费用发生期间按实报销的方法。就按实报销的这一部分费用而言，项目发起人与BT投资人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工程总承包合同中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关系。

3.2 财务费用

与普通的工程总承包商不同，BT项目投资人负有投融资的责任，因此必然会涉及贷款利息支出、汇兑损失以及银行手续费等，根据财政部《企业财务通则》的有关规定，以上统一计入“财务费用”。

贷款利息在财务费用中的比重最大，因此也是财务费用的重点。以城市基础设施中的城市轨道交通BT项目为例，按照国务院国发[2009]27号文《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精神，其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5%，也即75%的资金需通过银行或其他渠道融资，但多数项目会选择银行贷款。如果项目发起人对银行贷款本息采用实报实销，则投资人因此将不会太在意什么时候贷款，贷多少，按什么样的利率计息，这样也就失去了投资控制的动力。正因如此，项目发起人一般希望在项目的BT合同中锁定银行贷款的利率档位以及贷款的投入时间。所谓利率档位是指央行公布的不同贷款期限对应的利率，如3年至5年期利率，5年以上利率。现行贷款利率于2011年7月7日起实施，共分5档，见表1。适用哪一档利率并非依据取得银行贷款至还款开始之间的时间跨度，而是依据取得银行贷款直至还清贷款本息的时间跨度，这一点有过按揭购房经历的人非常容易理解。贷款的投入时间有不同的考虑方法，有的统一按建设期期初投入考虑（分期投入时应考虑贷款的投入比例）；有的则按每月计量进度款的一定比例（如90%）按当月末投入考虑；还有按照每完成合同金额的10%或其他固定比例为一个计量单位，并以完成时点为投入时间。

%

3.3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指BT项目投资人组建的项目公司从项目开工直至回购款结清发生的管理性质的开支。包括人员工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劳动保护费、零星购置费、技术图书资料费、印花税、业务招待费、施工现场津贴、竣工验收费和其他管理性质开支。管理费用不包括总承包服务费，因为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总承包服务费是指总承包人为配合协调发包人进行的工程分包自行采购的设备、材料等进行管理、服务以及施工现场管理、竣工资料汇总整理服务所需的费用。此部分费用计入工程费用的“其他项目”类中。

目前对BT项目公司的管理费如何计取没有统一的规则，常见有以下两种：

1）按照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2002]394号）中的建设单位管理费标准（详见表2）的一定比例计取。之所以规定一定比例是因为项目发起人也需支取一定的建设单位管理费，因此只能“共用柴米，分灶吃饭”。但按照上述394号文的有关标准，建设单位管理费总额本身就偏低，以20亿元概算的项目为例，建设单位管理费总额为883万元，如按一半计取则只有441.5万元。而按照《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发改价格[2007]670号文）的有关标准，概算额为20亿元的工程项目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价为2712.5万元，也即对同一个项目的建设管理报酬总额尚不及施工监理服务费的三分之一，这也是我们认为上述建设单位管理费标准较低的原因。

2）按照当地的代建管理费标准计取。如《广东省政府投资省属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试行）》（粤府[2006]12号）第三十一条规定：“项目总投资2亿元以下项目，代建服务费为批准工程概算总投资的2%；总投资超过2亿元项目的代建服务费分段累进计算，2亿元部分按2%计算，超出2亿元部分按1.5%计算。”照此标准，上述概算为20亿元的项目其代建服务费为3100万元，约为394号文标准的3.5倍，由此可见不同标准间的差距之大。

3.4 合理回报

指BT项目投资人在项目所有开销之外得到的净收益。这也是BT项目投资人的动力与目标。合理回报一般用相对指标投资回报率表示，并通过公开招标竞价确定（也有部分项目采用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挂钩并随基准利率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回报是BT项目与带资承包或垫资承包的本质区别，只有那些有回报的垫资或带资才能称其为“投资”。

投资回报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项目所在地投资环境、项目类型、投资人的期望以及市场的竞争格局等多种因素有关。对于BT项目，由于投资回报在回购价格中最具伸缩性，因此部分地方对BT项目投资回报率有明确的限制：如《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基础设施BT模式建设项目中推行工程总承包建设模式的通知》（昆政办[2009]132号）规定：总承包建设项目总投资为5亿元（含5亿元）以下的，回报率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长期贷款基准利率加2.5个百分点；总投资5亿元以上的，回报率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长期贷款基准利率加3个百分点。《北海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投融资管理试行办法》（北政发[2005]21号）则规定：“投资回报率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不超过2%”。

3.5 税收

回购价格中的税收如何计取取决于回购方式以及项目所在地的税收政策。

3.5.1 回购方式

BT项目的回购方式包括资产回购及股权收购两种。资产回购是指项目发起人以其股权、现金、债权、财产或上述若干项为对价回购建成的BT项目全部资产。由于资产回购有时被认定为营业税应税行为中的“不动产买卖”，因此按照现行税率标准会涉及回购价总额5%的营业税。股权收购是指项目发起人直接或间接地购买项目公司股东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从而实现对BT项目的控制权。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91号）精神，“对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

3.5.2 项目所在地的税收政策

1）全部按“建筑业”税目征收营业税（现行标准为3%）

BT项目的投资人有各种不同性质，有的本身就属于建筑企业，有的则是纯粹的投融资公司，性质上属于“服务业”，也有上述两种性质企业联合投资的。由于不同性质的企业适用的税率标准不同，因此有些地方的税收政策统一规定：无论BT项目的投资人是否具备建筑总承包资质，其取得的回购价款全部按"建筑业"税目征收营业税。如重庆及广东惠州等地即如此，详见《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建筑业营业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渝地税发[2008]195号）和《惠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对BT项目税收管理的通知》（惠地税发[2009]131号）等。

2）视情况按“销售不动产”或“服务业-代理业”税目征收营业税（现行标准为5%）

这里的视情况主要指BT项目以哪个主体的名义立项。以投融资人的名义立项建设，工程完工交付项目发起人的，对投融资人应按照“销售不动产”税目征收营业税。以项目发起人名义立项建设，对工程成本无论投融资人是否具备建筑总承包资质，均按“建筑业”税目征收营业税；对全部回购价款扣除工程成本后的余额，按照“服务业-代理业”税目征收营业税。如江西省对BT项目的税收政策即按照上述原则执行，详见《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关于BT方式建设项目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公告》。

4 回购价格的确定方法

为方便理解，我们可以将回购价格（B）简化表达为回购基数（A）和投资回报率（R）的函数，即：B=f(A,R）。

根据上述回购价格函数中两个变量A和R的变化，国内目前实施的BT项目回购价格确定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3种。

4.1 投资回报率R固定，回购基数A通过招标竞争确定

如有的BT项目招标公告中明确说明：投资回报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15%），而回购基数则通过招标确定。当然回购基数的计算方法也有一定差别，如有的项目回购基数=工程建设前期费用+工程费用中标总价下浮5%并经政府部门审计确认；有的则直接取工程费用中标总价为回购基数，即不再下浮。

采用固定投资回报率确定回购价格的方法不仅存在投资回报率的“度”难以把握的问题，同时也面临以下政策风险：

1）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基础设施资产权益转让管理的通知”（计外资[1999]第1684号）明确规定：“由于公用基础设施经营的特殊性，项目所在地政府可以为项目提供必要的经营条件，但不得以任何方式保证受让方的投资回报。”

2）各地关于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地方法规中也明确禁止承诺固定投资回报率，如《杭州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2007年3月29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第十六条：特许经营协议中不得承诺商业风险分担、固定投资回报率及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事项。

4.2 回购基数A固定，竞争投资回报率R

回购基数固定是指在BT项目的投资人确定前，项目发起人已经通过公开招标或直接委托的方式将“工程费用”锁定，因此BT招标阶段投资申请人以统一的回购基数计算回购价格，竞价的焦点是投资回报率。采用此种方式要求BT招标分两阶段进行，即第一阶段完成工程招标，确定工程总承包单位；第二阶段开展投资人招标（或称招商），确定BT项目的投资人。当然也有项目暂以设计概算下浮一定比例作为回购基数（最终以审计确认的结算价为准），但这种方法类似于工程承包中的“成本+酬金”合同，投资人缺乏控制成本的动力，因此从合同机制上不利于投资节约。

4.3 回购基数A及投资回报率R均通过招标确定

即BT招标文件中既没有规定统一的回购基数，也没有承诺固定投资回报率，这两项都是由投标人根据本企业的情况结合市场竞争自行报价。此种方式要求投资人招标前置于工程招标或与工程招标合并进行。

5 结语

回购价格是城市基础设施BT合同的核心。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BT项目的回购价格主要由工程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合理回报以及税收五部分组成。根据回购基数以及投资回报率两个变量的变化，回购价格的确定可归纳为三种方法：固定投资回报率、固定回购基数固定、回购基数及投资回报率都不固定。不同项目应根据设计深度、招标工作的组织以及项目所在地的相关规定选择不同的回购价格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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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立峰,冯光华.债券回购的特点及其交易方式的选择[J].中国金额,2004(23):40-41.

篇8：我国科研项目及其价格确定研究综述

一、碳审计概念框架

Baumol J William (2009) 指出, 碳审计其实是资源环境审计的一部分, 碳审计主体接受利益关者的委托, 依据一定的审计标准, 运用科学合理的审计程序和方法, 对审计客体碳减排社会责任履行的合法性和效益性, 以及碳信息披露的公允性进行鉴证和评价。陆婧婧、苏宁 (2010) 认为, 碳审计主要是对个人或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审计。曹梅、郭晓莎 (2011) 提出, 碳审计是由独立的审计机构检查和监督企业碳排放责任的履行情况, 并对碳排放管理活动及其成果进行鉴证和评价。金珺 (2009) 则认为, 低碳经济范畴远远超出了节能减排的内涵, 节能减排审计可以视为碳审计的初级阶段。

构建碳审计概念框架是碳审计发展的前提。碳审计概念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碳审计的目标、碳审计的主体和客体、碳审计标准和方法等。

1.企业碳审计的目标

Jenny Dawkins (2004) 认为, 碳信息经过审计后将更具有公信力, 以影响信息使用者或利益相关者愿意 ( 或不愿意) 与信息提供者建立、维持或改善某种关系的态度, 进而影响公司的财务绩效。鄢璐 (2010) 提出, 碳审计的动因主要是低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审计监督, 以及碳交易的市场行为需要审计评价和认证。欧阳弘毅、付敏 (2009) 则提出, 企业开展碳审计的目的是促进被审计单位节能减排、增强盈利能力, 实现低碳经营目标,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碳审计的主体

碳审计按其主体不同可分为政府审计、社会审计和企业内部审计。政府审计的实施主体为接受公民委托的国家相关机构, 以政府为主体的碳审计, 可以联合税务、财政、金融、环保等部门进行共同审计, 能够更有效地督促企业履行其低碳社会责任, 其审计结果更具权威性 (孟南, 2009) 。社会审计的实施主体主要为会计师事务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境交易所等社会机构, 社会审计具有独立性和专业特长方面的优势。内部审计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指企业内部设立的审计机构, 它们以相对独立的地位, 监督低碳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合理性, 以及企业是否执行了各项国家政策。内部审计的实施成本比较低, 对于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而言, 已具备内部审计的基础。

3.企业碳审计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李兆东 (2010) 认为, 碳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低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审计;低碳财税资金的审计监督;低碳经济行为和产品的审计认证。刘颖、侯锦川 (2012) 则指出, 碳审计主要包括: (1) 在低碳消费目标、政策和控制程序的制定过程中, 企业是否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决策; (2) 在产品生产、制造、使用过程中, 企业是否满足了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目标; (3) 制造产品的过程和方法是否达到了低碳标准; (4) 企业的低碳经济活动有无实现经济效益; (5) 企业在履行低碳消费社会责任过程中是否遵循了经济节约和高效率的目标。

为达成国际承诺, 我国已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GDP能耗、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比等低碳指标正式列入未来发展规划;微观方面, 以下新开发的财务评价指标同样也是碳审计所关注的重点:碳资产净利润率、处罚性环境支出比率、预防性环境支出比率、碳资产比率、环保设备投资比率、碳负债比率、碳资产周转率、单位收入能耗、单位利润碳排放、能源使用减少率和废弃物排放下降率等。田伟 (2010) 提出, 在传统的财务审计基础上, 碳审计可侧重于节能减排、低碳技术创新与运用、清洁能源贡献份额等低碳绩效指标;可以参考行业标准 (如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年低碳化投入额) , 也可以考虑一些民众满意度、生态改善度等指标。

我国环境审计的发展尚不成熟, 相应地, 对于碳审计的研究和应用均处于探索阶段。一般认为, 虽然常规的审计方法对碳审计来说同样适用, 但碳审计独有的特殊性要求其要有独特的审计方法。目前提出的碳审计方法, 主要包括:环境成本效益分析、环境费用效果分析、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恢复和防护费用法、调查评估法、影子工程法、人力资本法和风险分析法等。

二、碳审计在我国企业应用的困境

目前, 在日益严峻的碳排放国际形势和碳关税贸易壁垒的压力下, 我国已经将碳减排目标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碳审计有利于实现我国的碳减排目标, 但是将碳审计应用于企业实践, 尚存在以下困境:

1.对碳审计的认识和研究不足

郭晓莎 (2009) 提出, 西方国家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已形成较完备的环境财务会计体系, 以及更具针对性的特殊环境事项会计规范等, 相比之下我国环境财务会计较为零散且未形成体系, 导致以此为基础的碳审计理论和应用研究陷入困境。陈燕燕 (2010) 认为, 在我国大陆地区, 碳审计仍是个全新的审计概念和门类。一方面缺乏专门的理论框架及准则为其提供科学依据, 另一方面被审计单位可能基于泄露商业机密的担心, 提供资料不及时、不完整以致审计取证难以顺利正常进行。白睿洁 (2011) 指出, 我国目前对碳审计的宣传仍旧不足, 从审计机构到社会公众, 均对低碳缺乏认知度, 环保意识和能源危机意识相当欠缺。

2.碳审计数据核算困难并且准确度低

陈燕燕 (2010) 认为, 虽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提出的《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了碳排放的核算依据, 但其对于碳排放的计算最终还是要依赖于当地政府的权威统计数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出了《香港建筑物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减除的核算和报告指引》, 为建筑物碳审计提供了一套系统及科学化的方法。但总体上看, 我国碳审计缺乏科学合理的实施办法和评估标准 (白睿洁, 2011) 。

3.开展碳审计的专业人才不足

西方学者的调查表明, 尽管会计职业界将环境审计市场作为其新的业务增长点, 但很少能够取得成功, 目前的环境审计业务仍然主要由非会计师完成。例如, 在美国, 多数的环境审计团队主要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组成 (Thomson, 1994) 。碳审计的审计内容涉及到资金、政策、技术、管理等方面, 这要求审计人员有良好的知识储备 (白睿洁, 2011) , 目前我国审计人员在开展有限的碳审计过程中, 主要依赖过去在财务审计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实践经验, 采用传统的财务审计技术和方法, 从而降低了碳审计的鉴证结论可信度 (郭晓莎, 2009) 。

三、我国企业开展碳审计的对策

国内众多学者正积极研究我国企业实施碳审计的策略, 综述如下:

1.政府应积极制订政策促进碳审计发展

目前, 我国尚缺乏碳审计的法律依据和技术指南, 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的后果是, 企业缺乏碳审计动力和无法有效开展碳审计。政府应明确提出碳审计的法律要求, 制订刺激性经济政策, 并发布可操作性技术指南, 以政府的权威推动碳审计的发展。郭晓莎 (2009) 认为, 政府为促进碳审计发展应积极制订方针政策。政府除了要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的碳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体系外, 同时也要建立一套科学权威的碳审计标准。另外, 政府可以实行从点到面的策略, 先行鼓励个别企业主动接受碳审计、自愿披露碳排放情况并报告审计结果, 在小范围取得一定实践经验后, 逐步要求重排放企业或行业必须实施碳审计并且披露碳排放情况, 进而推广至全国各个行业。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的不足、纠正外部性根源问题, 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在良好的制度规范下, 审计主体可以实现审计动机实质性的转变, 真正履行公共受托责任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梁春, 2010) 。陆婧婧 (2010) 分析了丹麦和美国在碳审计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丹麦是首先提出在2025年前达到碳中和的国家, 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碳核算和碳审计。而美国未将碳审计明确列入法律条款中, 难以就审计出的结果进行相应的处罚和整顿。

2.拓展碳审计主体范围并发挥碳审计主体的能动性

付敏 (2011) 认为, 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所能承担的碳审计任务有限, 社会审计具备较强独立性和较高专业胜任能力, 这些优势使得注册会计师在碳审计领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同时, 碳排放标准的确立、碳排放污染的控制等需要以科学和工程技术为基础, 因此为了提高审计的准确性, 专家、技术人员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刘颖、侯锦川 (2012) 提出, 环境审计的主体将随着低碳经济框架的发展产生变化, 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的加入成为必然。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 承担着降低碳排放的重要使命, 国内外的种种“低碳化”政策法规, 最终会落在企业身上。同时, 经营者需要委托独立第三方对企业的环境财务信息进行鉴证, 以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环境审计的业务量也必然会随着治理和保护环境投资的增加而加大, 注册会计师的介入不可避免并逐渐成为环境审计的主体之一。梁春 (2010) 认为,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碳审计主体的核心可以借助已有的客户资源和专业技能优势实现业务的渗透, 逐渐扩张相关碳审计业务。

3.建立和完善碳会计制度

会计是审计的基础和依据。低碳经济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要求传统会计体系随之进行必要的变革, 我国应重视建立和完善碳会计制度。胡秀莉 (2010) 提出, 碳会计主要对企业履行低碳责任而实施的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等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 低碳核算重点包括低碳资产、低碳负债、低碳权益、低碳收入、低碳成本和低碳利润。彭兰香 (2010) 认为, 在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 碳会计主要涉及的是碳汇的资产确认问题和碳源的负债确认问题。碳会计需密切关注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 以及由此产生的收益和损失, 合理准确地记录相关数据, 在报告框架内充分披露环境风险, 降低重大错报风险, 从而降低碳审计风险。

强殿英 (2010) 认为, 碳会计核算内容主要包括低碳投资核算、低碳经营核算和低碳融资核算。企业应披露两类低碳财务评价指标信息, 第一类是以企业低碳投入占企业经济规模比例计量的静态指标, 主要有低碳资金投入率 (年度企业低碳资金投入/企业资产总额) 、低碳资金销售比 (年度企业低碳资金投入/企业销售额) ;第二类是动态指标, 主要有低碳投资项目的净现值 (NPV) 、内部收益率 (IRR) 和再生能源投资产出率等。杨艾 (2011) 参照现行的《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 重新设计了包括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和低碳能力在内的五大类适应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企业财务评价指标。

4.加强业务培训以培养复合型碳审计人才

曹梅 (2009) 认为, 企业碳审计人员首先要掌握各种统计、检测、分析的标准和方法, 以及涉及政策、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此外还需具备根据企业能源投入产出的有关数据计算出各种能耗指标, 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使用能源存在的问题, 提出合理化建议的能力。“复合型”碳审计人才的标准很高, 首先整个团队应由审计、环境、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组成, 即团队构造是复合的;其次, 团队成员应为能够胜任碳审计主审岗位的人才, 即所具备的知识结构是复合的 (彭兰香, 2010) 。梁春 (2010) 提出会计师事务所为扩大审计优势, 以及市场影响, 应通过引进专业人才, 与外部专家合作等多种途径, 尽可能拓展碳审计市场份额。

综上所述, 推行企业碳审计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举措。目前碳审计的概念框架已初步成型, 但将其应用于我国企业实践尚存在着一些困境。我国政府应积极制定政策促进碳审计发展, 应将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纳入碳审计主体范围, 重视建立和完善碳会计制度, 加强碳审计业务培训。

摘要：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 “碳审计”作为一个全新的审计概念和审计门类日益受到重视。由于碳审计工作固有的复杂性, 在我国企业全面实施碳审计还存在着一些困境, 主要表现为:对碳审计认识不足, 碳审计数据核算困难并且准确度低, 缺乏专门的碳审计人才。我国政府应积极制定政策促进碳审计发展, 将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纳入碳审计主体范围, 重视建立和完善碳会计制度, 加强碳审计业务培训。

关键词：碳审计,应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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