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儒文化的政治意蕴

论中国儒文化的政治意蕴（精选6篇）

篇1：论中国儒文化的政治意蕴

论中国儒文化的政治意蕴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两千年来始终受到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配.这就使中国文化不仅具有强烈的伦理情感,而且具有深厚的政治意蕴.

作 者：杨本红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政法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刊 名：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5(4) 分类号：G0 关键词：儒文化   伦理   政治  

篇2：论中国儒文化的政治意蕴

（中华武学思想文化探索研究）

中国在五千余年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灿烂辉煌，从先秦至明清中国思想界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展现了数千年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画卷。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统治地位的确立。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到唐朝佛学的鼎盛发展，又到宋明理学的兴起，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直到最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确立，让人们徜徉在卷帙浩繁的思想文化史中。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儒释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三教合一文化对中国社会、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对周边国家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大 规模交流融合中，研究探索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激活中华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形成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和主流意识的，主体是儒道释三教，而其三教融合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在历史发展中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相互融合，统贯着社会、学术与文化的命脉。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内涵，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和斗争，到相互借鉴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中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各种传统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历史上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作用，有其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中华民族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化。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今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连称，彼此独立，相提并论，出现三教一致的萌芽。唐宋时期三教加强了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和吸收，但其主流而言，仍 各树一帜。元明清阶段出现了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三个阶段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发展和融合的基本过程，第二阶段是在继承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基础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反映了三教合流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三教合一发展中，也出现了以佛家、以儒家和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形态的三教合一文化，以及形成具有宗教意义上的“三教合一”新文化形态，前者与后者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历史性的飞跃。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态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起源于轩辕黄帝（前2717～前2599），继承了华夏民族古代原始宗教之血脉。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其弟子所创，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佛教起源与古印度，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距今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佛教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发展逐渐出现危机.，三教相互渗透、相互吸纳，调和之风盛行，是中国思想文化出现繁荣的时期。

西汉前期，以黄老的思想指导政治，在官吏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很活跃，这样的情况不利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前156～前87年）即位，基本上采纳了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逐步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自此，儒家凭借政治上优势取得了主体思想文化的地位，使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释道为辅，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补和融合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到20世纪初，历时二千多年的时间，一直未有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也引起与道教、儒家中国传统思想的抗争。汉灵帝末年《牟子理惑说》云：“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言，玩《五经》为琴簧”，阐述了三教异同，开“儒释道”三教调和并立的先声。三教调和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在后秦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活动，形成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此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文化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由于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官方地位十分巩固，这使得许多佛教徒力图调合儒、道的矛盾，不断地援儒、道入佛，论证三教的一致性。标榜“内外兼修”，“内儒外佛”，解释戒杀为仁，戒盗为义，调合五戒与五常的关系。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则解释为出 家不是不问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统一了出家与入世的关系。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已翻译的一些佛教经典，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的固有名词概念，来加强对佛经精神的阐述，这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并取得重要的发展，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魏晋时代以研究《老子》、《庄子》、《周易》为核心哲学思潮的玄学，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玄学”文化，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融合。玄学在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成为思想主流。东晋时道教代表人物葛洪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援儒入道，内外兼修，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所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包朴子?释滞》）。之后宣传“三教合一”思想的有南朝的道士陆修静、陶弘景等。陶弘景充分将当时各个道教派别的典籍加以整理，并亲自撰述，将道教推往一个新地步，并加强了三教的融合。同时期道家中人士提到的“三教”的愈来愈多，论证也愈来愈深入。西晋的灭亡使玄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受到挫折，玄学中开始渗入大量佛教教义，二者互相渗透也为佛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晋以后，玄学与佛教趋于合流，玄学逐 渐衰落，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了。

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儒佛的冲突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在南朝宋文帝时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以后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宋末齐初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二武灭佛），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抑制道教的举措。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激烈，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儒释道自身中的一些学者和代表人物也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提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以及三教并重等。由于在中国王权始终高于教权的情况下，三教之争均以佛教的妥协、折衷或迎合传统而告终，也使佛教得以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三教概念的出现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佛教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学说，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取得了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三教融合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魏晋面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在民族融合和 多元化文化交流的激烈大潮中，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解放，是我国历史上又达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文化复兴的新的高潮。由于儒学日益衰落，道教和佛教又先后崛起，使两汉时期形成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被彻底打破，代之以援道入儒，佛玄双流，儒释道三家相互融摄、协调发展的新文化格局，从而成为隋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

（二）唐宋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融合

从南北朝至唐初两三百年间，是儒释道三教思想纷争与彼此融和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宋之际，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唐代提倡三教共举的政策，对三教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三教讲论，肇始于北周武帝，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也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三教名流论难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间的了 解与认同，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机会，并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

佛教在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隋朝名士李士谦重佛道而儒辅之的三教融合，大儒王通提倡在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佛道，即“三教合一”。唐朝大规模翻译和注解佛经的工作，不少僧人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就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融入到禅学中去，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的渐悟观，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的顿悟观中可以联想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其实质都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果。此时期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中国邻近的国家。

始创于南北朝北齐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内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传到明代，高僧蕅益智旭采用了唯识、净土、律 宗、禅宗为旨要，发挥天台宗的教观，又主张释道儒三教一致，并力求佛教诸宗的调和，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佛教在建立中华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论体系时摄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与儒、道进行全国上下的争论，与儒、道形成了鼎足之势。佛教在唐末，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日益呈现衰颓之势，在宋初一度复苏。宋元以后，儒释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加深，“三教合一”的思潮为当时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编大藏经；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繁荣，但佛教总的趋势在衰落。在此期间，佛教与儒道结合，“三教合一”呈现出发展趋势。

在北宋期间，道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北宋几位统治者（真宗、徽宗）崇尚道教，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道众倍增，宫观规模日益扩大。道教中也出现了龙虎、天师、茅山、上清等派及其分支，这些派别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源”的思想，并在道教的哲理和实践中摄取了很多儒、释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的祖师张伯端，他以修炼性命说会通三教，明显地是三教的结合。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王重阳在金大定年间创立的全真教，提倡“三教归一，以道为主，兼辅儒释、性命双修，凡圣双修，以融通三教的核心，提倡“义理本无二致”的思想，“三教同源”。南渡后出 现了不少主张“三教合一”道派。金元朝时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儒学化，出现的以佛教为正宗的诸派也三教合一化，此时道教全真、正一两个重大派别，盛极一时。这些派别也从自己教派的立场出发，高举“三教合一”旗帜，使三教合一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吸收了佛、道精神，得到新的发展。唐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对三个宗教都有着较多的接触，并且从中寻求在不同环境下寻求不同的理论作为入世或出世的根据，达到心灵安定和心理平衡；在市井阶层拜神以求心灵安慰。三教发展相互制衡，又相互补充。统治阶层大力鼓励三教发展，以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佛教在发展中不断与中国本土道教和儒家文化相融合，道教也从佛教中吸收营养，儒家也在佛教和道教文化中不断丰富自己，不断产生了儒释道三种文化融合的状态。从唐时起中医药学成为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在唐代三教连称，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在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历史上南朝的梁陈和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而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以此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

由于统治者从其自身利益和巩固等级秩序出发，在不同 历史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对宗教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唐朝统治者积极提倡佛教，玄奘回国译出大量佛经后，唐太宗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唐高宗又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借以宣扬佛教，佛教广为流行，使佛教全面进入了高潮期。儒释道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为了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迎合大一统之政治的需要出发，也不时提倡“三教无胭”、“三教归一”或“会三归一”等。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唐武宗下令灭佛；韩愈、李翱等儒者奉儒家为“正统”的反佛、道思想等。儒释道三教的斗争始终贯穿于历史发展之中，纵观历史上中国佛教的“三武一宗法难”事件，大都以佛道斗争为背景，同时也反映了王权与佛教的激烈斗争。

宋儒周敦颐（1017～1073）、张载等兼熔释道教文化，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宋人理学由唐人开其先绪。理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虽然排斥释道，但大量吸收释、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将佛道理论思维精华和释道本体论和认识论与儒家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完成了三教的融合。佛、道二家思想，强化了宗 教文化气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用易理和道家的思想来阐述宇宙生成的理论。三教合一思想在宋明时代已经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想潮流。金元时期三教合一全真道的出现，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元明清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

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形成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释道合流的哲学思想。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王阳明（1472～1528）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在核心是良知和致良知经由知行合一。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和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氏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王门后学也主张三教合一。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释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与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相结合，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最终完成了三教的融合。程颢和程颐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受到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竭力排斥佛教，但是在萁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都带有佛教的烙印。宋明理学的发展是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结 果，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总之，理学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引入佛道哲学范畴和方法对儒家进行改造，儒家吸收了法、道、佛等文化的精华，使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佛学化、禅学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小，终至蔚成一源。世俗化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总趋势，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学说，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取得了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三教合一的思潮则为佛教的世俗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其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提出三教并用之说。儒释道趋于合流，从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转变，是与明清时代的社会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变相呼应。明初学者宋濂主张三教合一。张孟兼则将道家 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陈琏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他们对儒释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教合一思想在民间表现的典范是明代林兆恩(1517～1598)创立的“三一教”，在当时理学勃兴的气氛下，打破三教门墙壁垒，倡导三教合一。“三一教”是在王阳明的的心学与佛道两教义的混合物，标榜“心性”之学，主张为儒、为道、为释，主于心。林兆恩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将儒佛道三教合而为一，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三一教”是以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为宗旨，其它一些民间宗教也多以此为旗帜，此可见诸于民间宗教的经典“宝卷”中。在晚明，凡主张儒释道合一者，都对他推崇倍至。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就认为兆恩之学，“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三一教”包含了儒释道三教、具有融合天地、日月、四时、神鬼的大神通。提倡“仁、孝”为核心，对释道两教道德伦理批判与吸收，同时提出了一定的社会理想，具有典型宗教文化形态。“三一教“教义对明清时代众多民间宗教的发展影响深远。清时政府重视三教并举，雍正曾说“儒可治国，佛可治心，道可治心”，三教教旨皆于劝人为善，戒人为严恶，亦有补于教化。清时“三教合一”思想重要的是在民间宗教中充分的体现出来。

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文化的形成，初期合流不过 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释，或趋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势，说明理学的穷途末路，一些儒家学者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明清之际，儒佛道三教终于取得了和谐的统一，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文化形态，形成了强大的三教合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三教合一的文化逐渐被社会意识形态所接受，至明时已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

二、“三教合一”文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三教合一文化曾一度被社会政治主流所接纳，并形成三教合一宗教信仰文化。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信仰逐渐形成以儒释道“三教”为正统，民间宗教信仰伴随着三教合一文化历史现象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众多民间宗教信仰为了获得或论证其存在的合法性，以“三教合一”为思想基础，标榜“三教圣人，同出一源”。在儒释道三教之外，提倡“三教合一”，此思想适应了民间民众的精神需求，这也是“三教合一”社会历史现象不可忽视的一面。人类文明的进程与宗教的兴起和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三教合一为教义的众多民间宗教，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特定的中国 文化氛围中，民间宗教信仰的普及已经超过任何特定的宗教，其理论之繁杂，信众之多，传承之广，影响之大，是中国其它宗教所无法比拟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为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宗教向世俗化、大众化的转变。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和大众化对中国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社会和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宗教和各种文化思潮的发展，同时也筑起了民间宗教文化的重要思想基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也是中国民间宗教特有的文化现象，它将三教文化精华融为在一起，使之与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相适应，反应了下层社会民众为摆脱现实苦难，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新追求。三教合一是中华民族漫长而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致成为历史上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中的三教合一趋向也深深地影响了清代其它秘密宗教社会，由于民间宗教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统治阶级多对民间宗教采取抑制和禁止政策，极在的限制了民间宗教的传播和发展，也逐渐斩断了民间宗教智慧之根和文化慧命。

中国民间宗教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特定的地位，是广大民众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群众的笃诚信仰，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以及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三教合一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过不 可忽视的作用，对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发挥过重大影响，表现出惊心动魄的力量，中国历史的发展伴随着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史。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普遍传播于下层社会，源自传统民间信仰，并杂揉儒释道的思想与仪式，以弥勒佛救世思想具体演化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为指导，各种民间宗教在当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和民间宗教传统影响下，将儒家的纲常伦理，佛教的劫变、来世观念，以及道教的内丹气功修炼理论和方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三教合一”、“万教合一”、“万法归宗”、“万法归一”的民间文化信仰。三教合一文化基本被各种民间宗教所接纳，形成了以信仰“无生老母”为核心，以诵经修行为凭藉，以祈福消灾为目的，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思想内容的各种民间宗教教派，特别对作为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主要代表的八卦教更有着重要影响。中国民间宗教是中国宗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特别对文化、艺术、哲学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更兼当时条件下对人类的教化、引导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三教合一文化趋向也深深影响了明清宗教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与之社会主流宗教相抗衡的思想文化体系。

历史上民间宗教对民众反抗意识的形成和影响广泛而深远，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意愿，在反压迫、反封建和反外来侵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在明清时期民间宗教 反抗运动风起云涌，震惊朝野，影响巨大。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卦教在山东率众起义，揭开了清代民间宗教大规模武装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序幕；清嘉庆十八年（1813），由八卦教支派离卦教、坎卦教、震卦教重新组合的天理教，在河南和直隶率众起义，1861年春在鲁西东昌府（今聊城）的“五大旗起义”；在乾隆三十七年到道光十五年间，多次组织教众和广大民众的反抗起义，以及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辉煌的篇章，沉重的打击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农民起义运动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释道思想三种文化的融和与发展，它们之间相互包容、融合和斗争，是贯穿于近两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要潮流，儒释道和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总画面。三教合一的文化特征具有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独创性，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和巨大影响力的本土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座中华哲学、思想、宗教文化的高峰，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人类思想文明的承前启后，它吸取了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精髓，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广泛而又深刻的 影响。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多元化、多样化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三教合一文化包容、和谐、发展的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宝贵精神资源和智慧源泉。在当今社会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重建中华民族道德宗教信仰文化体系，繁荣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探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实质和本质，克服几千来封建专制对大众思想文化的桎梏，挣脱精神思想的枷锁，激发中华民族的原动力和创造力，推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文化运动，实现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创新，以及更好的践行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三教合一”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的分合贯穿于近二千多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三教合一思想是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相互融合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教相互包容和相互融合，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是人类智慧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文化遗产，是人类对主客体认识的知识结晶。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以及现代、未来的文明人 类的前途，都将与儒佛道传统文化融合密切相关。丰富多样的儒释道文化大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修身，道家养性，佛家修心，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士大夫的处世和哲学基础，也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以及当今中国人的习俗传统等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三家既相互竞争，彼此吸收融合，不断发展进步，其中以儒家为主而释道两家为辅，但其又没法完全界定三家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这三家为典型代表的。三教合一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下，适应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其旨归在于和谐三教关系从而和谐整个社会秩序。纵观从三教到三教合一观念的变化，大一统的社会政治体制的不断加强，皇权重儒而抑佛道，或崇佛而压儒道，以及后来的融合、互相承认对方，吸取对方优势以为己用。特别是佛教进入中国吸取了大量儒家道家思想，形成对上层阶级和底层人民都有吸引力的信仰体系。皇权需要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三教合一的呼声也越加强烈。鉴于自春秋至秦汉思想趋向一致所形成的传统，三教在长期并存的过程中，内质上通过交流，彼此的认同越来越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教的真 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足的条件。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大量儒释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这种现象也在当时上层建筑中各个领域内泛现。中国民众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释道诸家的内容都早已司空见惯，把这些最熟悉的文化调和起来，推陈出新，达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会条件。历史上有不少理学家和思想家重视对佛老的吸收，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明清两代诸多学者、大儒，一面传授儒道，一面研究佛学，此风气直至清末。中国的统治者和御用文士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于“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他们强调“三教虽殊，同归于善”，目的是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和统治的稳定，这就使三教的融合成为一种趋势。文化的多元化，满足了人们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人们以宽广的胸襟，海纳百川精神，接收新文化思想，不断丰富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世界。

中国的人文精神，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精神，大江东去，风起云涌，惊涛拍岸，水落石出，处处显现的都是儒释道的风骨，是中国人立身宇宙之间，“万物与我为一”自由精神的体现。三教合一思想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征，广泛地渗透于大众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 的传统文化，其思想合于“道”的境界。继承、研究、融合和发展儒佛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教合一将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出世、佛家转世融合在一起，是中华特殊的人文环境而产生的独特文化思想，承担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各个社会职能。儒释道三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共同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和人文精神，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发展思想文化史上的奇迹。

三教合一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要将三教合一文化置于中国社会历史上儒释道主流文化的高度，如建设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一样而传承和弘扬，使三教合一文化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和发展的主流思想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三教合一”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广泛地被中国民间宗教所接纳，并使之成为信仰的思想文化源泉，其作为中国宗教信仰的形式存续了近千多年的历史，特别在明清时期其思想文化达到鼎盛时期，其影响力甚至超过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与儒释道主流宗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以“三教合一”为思想的民间宗教，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且独具特色。这套宗教理论约在明末清初，集明中叶以来民间宗教各教派教义思想之大成，在正统的佛教、道教衰颓和日益远离民众的情势下，发挥了既有值得肯 定的历史意义上的合理性与正义性，迅速占领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精神领域，因而成为清代乃至民国时期下层民众广泛的信仰，在中国传统宗教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伴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三教合一文化将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三教合一”文化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哲学、文化、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儒释道三教是中国、韩国、朝鲜、日本、越南五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反应了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之一。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远在二千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时候就与我国发生过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随着儒释道三教传入这些国家，就开始融合起来，三教合一的思想与当地的民间信仰、文化结合以后，孕育了很多新的文化思潮，又不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教合一理论，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在其这些国家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儒家文化传入韩半岛，并对社会发展起到影响。高句丽人很早就已经接受汉朝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汉文化的影响伴随着高句丽政权的始终，儒家思想成为高句丽王朝的统治思想。随后佛教、道教从中原传入，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体系。儒释道三教传入韩半岛与韩国民间信仰的萨满教等神教思想和实 践相融合，使得三教合一在高句丽统治思想中可以得到统一。三教合一对六至七世纪新罗出现的花郎道影响很大，他们在仙教或“神教”的基础上把儒家的忠孝和道家的无为，以及佛教的因果思想融合成一个具有民族伦理特点的道德观，以此熏陶、磨练和培养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唐朝时新罗求学为官的著名学者崔致远言：“国主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争，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依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三教合一文化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

十四世纪李朝建立后，独尊儒术，宋明理学于高丽末期传入后，经过普及和发展，逐步定为一尊的官学，在李朝五百多年间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理学在流变过程中，先后就“四端七情论”和“人物性同异论”开展了数百年争论，争论的双方都把人的本性作为首要的论题，重视人尊精神，其本质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过程。此时期朱子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制度化、抽象化，理学一枝独秀。但理学发展到后期，走向了极端，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使理学在统治阶层势微，但在民间仍有很大的影响。三教合一对韩国民族宗教信仰有深远的影响，其教理在继承韩国固有民族信仰“神教”的基础上，将儒释道相结合，摄取儒家的伦理观念，佛教的 明心见性思想和道家养气修持的方式。“神教”在十九世纪初出现的一些宗教派别，也是在三教合一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迄今还有它的影响力。

“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古代日本有长远的影响。日本自五世纪初传入儒学后，六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韩国传入日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渡日本的汉人已经陆续把道教的思想和行事传入日本。日本的神道教在当时接触中国道教之后，进步形成完善的体系。十二世纪外传佛教发展为日本的民族佛教，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还相当流行。在古代，外来的释、老、儒传入日本后，便与神道结合起来，对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有巨大的影响。宋明理学传入日本主要是在镰仓时代末期，传入之后一直依附佛教，十四世纪世纪至十六世纪，日本宋学摆脱了禅学的束缚，并与原有的神道相结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理学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日本近世出现了专门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有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这三个学派都以儒教伦理道德学说为核心，提倡封建名份和尊王攘夷的思想，有些人常常把理学与神道思想结合起来，使理学佛、道化，神道化。三教合一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政治、思想、学术、宗教等都有重要的影响，儒学在日本传播与发展，是儒学日本化的过程，也是神佛儒三教合一的过程。受西洋文明的影响，1885年(明 治十八年)，日本掀起脱离中华儒家文化传统思潮，引起全国的震荡，使日本走向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文明之路。

中越两国文化源远流长，从秦代以来，就不断有华人迁徙进入越南，从而对越南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越南属于汉文化圈，大约从东汉开始，汉字开始有系统和大规模的传入。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深远而广泛。中国宋代以来，儒释道思想的传播，与越南民间信仰相结合。越南的民间信仰，千年来在各方面均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宋代以后儒释道三教融合对越南民间信仰的不同层面的交汇，可以生动地反映当时的传播与接受状况。越南李朝、陈朝宣扬三教融合思想，各代帝王们清楚地意识到儒教和佛教对于社会所起的不同的重要作用，这个时期佛教虽然在政治上为朝廷所重视，占有主导的地位，但由于儒教的道德伦理思想特别是三纲五常的思想深入人心，指导着人民的精神生活。儒教在社会组织方面特别是国家行政管理和官吏选拔方面已长期固定下来不是佛教所可代替的，道教在社会生活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三教各有其能，统治者推行三教并行的政策方针，使三教合一思想不断得到发展。

中国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对越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五世纪黎朝建立后，一反前几个朝代三教并行的方针、政策，独尊儒教，推行程朱 理学并对佛教进行排斥或者加以监管。阮朝统一越南后，仍蹈黎朝崇儒抑佛的政策，挑拨佛教禅宗内部之间的关系，因之佛道一撅不振，在朝廷中势微，但在民间特别在农民中间还有一定影响。在十八至十九世纪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复灭时，一些着名的儒生，抱着兴邦救世的强烈愿望，希望从过去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认为儒释道三教并存的体系是越南历史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现象，于是又重新提出“三教同源”说。探讨中、日、韩、越三教合流思想，有利于深入发掘这四国的思想文化宝藏和弘扬东亚文化，对建构二十一世纪人类新文化有积极意义。

由于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的对外贸易、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等因素，同时也带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在东南亚地区如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等，早期华人移民其祭祀包含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精神，通过祖先祭拜、佛教神明、古代圣人以及道教民间神明的祭拜，反映了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精神上的寄托以及孝道精神。中国人儒释道杂糅的泛神信仰，影响着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祭祀文化。

五、确立“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三教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在相互冲突中又相互吸收和融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精神，形成了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三家思想始 终在矛盾斗争与融合渗透中发展，犹如三枝奇葩，各彰异彩，相互辉映，三者之间有着彼此补充的作用，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以“儒为表，释为心，道为骨”和“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作用。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宇宙同根同归的整体观和哲学观，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三教融会贯通、殊途同归的理论基石。三教合一，三教同源，相济相补，破旧立新，万法归一，三教虽殊，同归于善。三教合一，仁民爱物，崇德尚善，普化众人，构建了中华民族民众的理想精神家园，其作为中国人处事为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支柱必将长久的传承下去。

中国文化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儒释道三家在长期的冲突和融合中，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推向巅峰。儒释道三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结果是在二千年文化磨合中，经相互渗透、矛盾斗争、融合，不断在交流融汇中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并得到丰富与提高。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并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文明之思想文化集大成，具有强大的思想优势。继承、研究、融合和发展儒佛道三教合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文明的承前启后具有重要作用。三教合一中彰显出的忧患意识、共生意识和主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具有的优良品质和自强精神所在，其思想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上由 于皇权为其统治的需要，往往采取对三教合一文化压制和限制政策，使之未能如儒释道三教一样得到光大和发展。在当今文化思想开放的时代，我们要有勇气和胸怀去接纳历史文明的成果，正确认识和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感召力，真正将三教合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思想文化发扬光大。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推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脱离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土壤，那么任何新的理论抑或新的观念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也都是没有前途的，而也只有将其放在历史文化的长河里，延续和强化其生命力，它的存在与发展才会有强劲的动力。三教合一历经二千年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在今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将起到重要作用。三教合一文化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吸收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精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具有多元性、包容性、统一性。儒释道三家的融会，也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代表性的思想文化。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基因被一家独大的儒家文化所遮蔽，长期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僵化了中国人的灵魂，阻碍了历史文明的进步，如不能超越儒家文化的局限，突破以其为主导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复兴。要克服 儒释道三教的弊端和狭隘的大一统文化形态，揭开自汉以来“外儒内法”的虚伪面纱，对历史传统真实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走出中国历史发展“轮回”治乱的“怪圈”。要对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充分吸收中华民族集聚的优秀文明成果，回归中国人理性思维和真知，激活中华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思想文化形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使人们更加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善良之本质得到彰显，让崇尚正义和精神洗礼人们的灵魂，让三教合一文化滋养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灵，让民族自由思想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竞相绽放。

儒道释三教合一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棵璀璨的明珠，这一文化并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趋于衰退，而因为其具有强大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兼容开放，和而不同，不断促进文化和合进步，促进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创新，形成中国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文化，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合一思想文化体系，促进中国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汇聚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形成精神信仰和强大的思想力量。让三教合一文化为今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恒久的推动力，让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在当今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三教合 一文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心怀苍生，济世救人，以及平等、和谐的思想和普世价值必将被人们所认识。三教合一提供了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先例，为现代社会处理多元文化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的经验与借鉴。三教合一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解决处理当今世界社会文明与文化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教合一文化具有忧患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以及普世价值观，代表了中国人高尚的人格，体现了一种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教合一具有“导民向善”、道德教化的社会作用，其思想精髓已深深的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对于重建中国人的道德信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三教合一的“出世观”、“入世观”和“自然观”，理想地解决了中国人的灵魂的寄托问题，这必将成为广大民众信仰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图强，战胜困难，历久弥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繁荣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思想源泉。要尊重和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思想和文化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向前发展。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展示三教合一文化，以和合智慧之道助燃世界文明火炬。中国人有勇气和智慧接纳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的精粹，促进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结合，形成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新的精神力量，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我们站在高山之巅，仰望蓝天，以理性的视角，审视中华文明，让三教合一文化思想，长出翱翔的翅膀，鹰击长空；亦如久旱之甘露，滋养每个中国人的心田。要让民族智慧文明之花，开遍中华大地，让每个中国人都能高尚其灵魂，正义其精神，肩负其责任，善德其天下，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努力。我们认真探索和研究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旨在更好地保护、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以及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而作出积极的贡献。

篇3：论中国儒文化的政治意蕴

一、儒释道的合流的原因分析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开始, 中国的文化经历了许多大的转变。两汉时期的章句学、魏晋南北朝玄学以及隋唐时期经学, 都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儒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太宗时期的科举取士, 以《五经正义》为内容, 使天下学子无不将其奉为圭臬, 潜心研读。但是, 这无法改变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大地上的不断壮大和发展的事实。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儒、佛、道在文化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我们姑且不去计较佛教为何发展的如此迅速。但从这样的发展过程中, 可以敏锐的发现: 儒学的地位正在受到佛教空前的挑战。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相争相对后, 三者求同存异, 将存亡之争转变成了本末之争。儒学在吸收了道教的内容后, 中国的本土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儒学虽然在政治上拥有得天独厚的势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佛教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逊色于儒学。特别是在隋唐时期, 佛教吸纳了一批佛学人才, 出现了如玄奘法师、禅宗六祖慧能等佛学巨子, 儒学的地位受到重创。宋代的张方平曾感叹道: “儒门淡泊, 收拾不住, 皆归释氏。”[1]这种局面, 究其原因是佛教对个体的心性修养十分注重, 迎合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心理需求。然而, 该局面也加深了儒家学者的忧患意识, 他们一面追本溯源, 从先秦的典籍中寻找和挖掘所需要的精神给养, 另一方面“出入佛老”, 吸收佛学中蕴藏的丰富禅意, 使儒学的思辨程度达到空前提高, 儒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形成。某种意义来说, 若没有佛学的影响, 儒学不可能完成这一重要的历史性变革。毋庸置疑, 在先秦哲学典籍中, 已包含丰富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的思想, 但是由于中国哲学只是注重体悟而疏于思辨论证, 所以这部分儒学的精华在先秦时期被搁置了, 至宋明时才被挖掘。之所以在宋明时期被挖掘, 佛教起到催化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 佛学的引进使儒学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 也是佛学促进了儒学的成长。中国传统文化才会呈现绚烂多姿的形态, 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促使中国在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达到空前的繁荣。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它的体系性和思辨性, 后人称它为“新儒学”。

在此处需要明白儒学和佛学相合之处指什么。纵观传统中国, 封建帝王的承认一度是每一个新兴事物蓬勃发展的前提, 佛教也不例外。自两汉以来佛教引入中原地区, 它的作用一直是确定的。在历代帝王的心中, 佛教是辅助他们教化民众的工具, 虽然历史上也出现了“三武灭佛”这样的法难, 但是佛教在传播中努力的迎合儒学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的本末之争中, 佛教用自己的方法阐述了儒学, 同时找到了儒释道合流的观念基础———善。但是, 儒佛之间谁应当是主体呢? 当儒佛之争转为本末之争后, 他们的争斗已经失去原有的意义, 成为一种义气之争, 合流也在所难免。于是乎, “一主二从”的主从关系形成, 宋朝的儒学学者对儒学进行了深层次的发展, 宋明理学应运而生。

二、儒释道合流的表现———宋明理学的产生

( 一) 宋明理学在宋朝的发展

宋明理学经历了前、中、后三个时期, 代表人物不胜枚举。根据如何吸收和吸收什么佛教哲学思想以及批判什么佛教教义, 宋明理学又分为程朱系、陆王系、心学派等。最为影响深远的是发生在朱熹和陆九渊的“儒释之辩”。

⒈形而上学本体的不同。朱熹以“理”为形而上学本体, [2]陆九渊以“心”为形而上学的本体。陆氏揭示了朱熹太极哲学本体的来源, 并指出这里对于“理”的理解 ( 不是范畴的来源, 而是指朱熹哲学的思想基础) 。面对陆九渊的批判, 朱熹进行了反驳。朱熹批评陆氏所理解的“理”, 是依据佛教禅宗中的“本心”, 而不是自己所说的“天地万物本然之理”。至于所谓“迥出常情”, 并非专指禅宗, 世俗事物也可用此进行解释, 儒者不需要回避。

⒉虚实之争。陆九渊认为, 儒释之间的实质差别不是虚和实, 因为儒释道三者的理论都是虚实结合, 具有两重性。以虚实为标准区分的儒、释、道三者是没有意义的。朱熹则不以为然。朱熹认为儒释道之间的区别在于“虚无”与“实有”。朱熹以伦理价值本体的实有性为本位, 认为佛教一切皆空, 其实质是“虚”, 即“虚无”。其实, 这是两者对佛教教义的本质认识不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⒊公私之争。陆九渊主张以“公私”做为儒释的区别标准。他认为人为万物之灵长, 尽人道而与天地之道并立, 其依据的便是义和公。基于此, 陆氏以公私为依据, 从伦理道德上对儒释的思想内涵做了区分。朱熹不同意陆氏主张, 认为陆氏对于儒释之间的区分毫无意义。他认为陆九渊不知道人的本心为何物。朱熹认为, 只是用公私去判断佛教思想中的人生价值观, 是对佛教心性论理解的不够深刻。

( 二) 宋明理学在宋朝以后的发展

朱陆之间的争论, 推进了理学的发展。这种发展得益于宋朝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到了明朝, 随着“心学”的产生, 王阳明将儒家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围绕着儒释道三者的关系问题, 王阳明和湛若水也进行了三次具有深远影响的辩论。两人围绕“儒释是否同根”以及儒释思想中都提到的“良知”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在这里姑且不论二人争论的结果如何, 不可否认王阳明奠定了心学的基础, 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是宋明理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清朝的朴学实为宋明理学发展的倒退。自此之后, 儒学的发展停滞不前。

三、儒释道合流对现当代法学研究的启示

其实, 在行文过程中, 不难发现中国的本土文化———儒学有着兼容并包的开放性特点, 同时, 也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儒学包含了中国人最朴素的人生观、价值观, 表达了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美好的愿望。[3]在儒家学者一次次的努力中, 儒学坚持了它本来所拥有的内在气质, 在面对一次次的冲击和挑战的过程中, 被儒家学者改造, 从而完成了教化百姓的重任。同时, 也为当朝执政者希望达到的治国理政的最高境界。

在儒释道合流的过程中, 儒学坚持本身所拥有的特殊性, 在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有利元素后, 完成了自己华丽的蜕变。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壮举, 也具有划时代意义, 对我国现代的法制建设提供了以下的宝贵经验:

( 一) 坚持本来所拥有的特质。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的诉讼制度时, 发现中国古代判案的标准是: “情”、“理”、“法”。[4]从费孝通先生所写的《乡土中国》中也能看出: 中国是熟人社会, “情”、“理”已经作为中国人的特质融入到血液当中。所以在引进国外的法律思想、观念和制度时, 应当注意这些思想和制度是否为中国人所接受, 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

( 二) 按照中国国情进行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国情非常复杂, 各个地方的法制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在藏区还在用“赔命价”来处理诉讼案件,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在用部落的规定解决当地存在的问题。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 将中华法系拦腰截断是不明智的做法, 应当有步骤、有原则的进行法治的现代化, 减少因为法律适用和实施过程中激化的矛盾, 实现中国人心中最高的境界———和谐。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156.

[2]朱熹.四书注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3:125.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7.12.

篇4：论中国儒文化的政治意蕴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特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出于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的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于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裁缝在设计和制作传统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毫米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的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合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附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

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

兼收并蓄了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现代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传承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传承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能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现，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意蕴，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面料，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将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多种工艺，并结合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篇5：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

计算机科学与软件 杨晓兵 55

儒释道三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和精髓。儒释道作为一种文化命脉和精神基因，早已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和血液。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但是由于儒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正统这一事实，一部分学者常常只强调以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忽视或轻视佛道二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作用。这种观点，过分偏重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制度和宗法伦理层面，并把其他层面的文化现象也都纳入到政治和伦理的框架中去考察和理解。这就把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描绘得单调枯燥、死气沉沉的模样了，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化，撇开佛道二家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彩样式和丰富内容的，更是无法全面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的。我们应该看到，儒释道三家在长期的争合间，这三个文化流派相辅相成，相互吸纳与借鉴，呈多元互补的态势，是人类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楷模。

儒教最主要的是一个字：“伦”，也就是伦常。封建社会由于人们所处社会地位和阶级的不同，每个人都应各安其位。儒家认为天下一盘棋，上天把你摆放在哪里，赋予你什么权力、职责、义务，那么你就遵守履行属于你的责权义，你就要乐天知命，这其实就是最早的“螺丝钉理论”。

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炼的“命”―――是意义完整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有这样的“命”或人生，你这个人才算是活得有价值，你要修一个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健康的人生，那才过得有价值。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是他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道德经》的每一句话都是“蜂王浆”。老子可能三五个字就够我们用一辈子。现在大家引用最多的“大智若愚”，其实还不是老子最核心的观点，其最核心的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之类，就是我们常说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和“大朴不雕”，这既是老子“无为”的政治主张，也是老子对于个人修养的治学主张。

佛家讲的是“见性”。“性”是什么？是“心性”，也就是修养。佛家有七个字：“见性、救世、通万有。”见到你的心性，叫“内观内照”，就是你自己要想到有一盏探照灯，来照亮你，你自己首先要能看明白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它的一种很客观的修炼方法。佛家的修行基本上都有三步，叫做“戒、定、慧”。戒是有所不为，不能说谎话、不能杀生、不能做坏事之类。定是不为万物所扰，哪怕泰山塌下来，我也不为所动。慧呢？由戒和定入手，慢慢会产生智慧，就是所谓的“定慧双修”，不定就不能产生智慧，有了智慧以后又可以更好入定。佛学是非常高深的古典哲学，而佛教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宗教形态，这样，“佛”就包含了佛家、佛学、佛教三个东西，家、学、教三者都有了，形态是最完备的。佛教佛学的主要东西是什么？可以用乾隆的话来概括，乾隆给北京的五塔寺写的一篇记里头是这样说的：“塔，标义；经，标口；佛，标身。”意思是说，佛庙里的塔代表的是佛教崇高向上的意义；佛像代表的是佛的形象，告诉你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佛经代表的是佛祖的嘴巴，告诉你他讲过一些什么的话―――前两者是外在形式，它的精髓在于“经标义”，佛经（包括一个伟大的中国宗教家惠能的《坛经》）就和儒家的《四书五经》或道家的《道德经》和《庄子》一样，是伟大的思想宝库。

篇6：论“目送归鸿”的文化意蕴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 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 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 有思潮之时代, 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 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 则汉之经学, 隋唐之佛学, 宋及明之理学, 清之考证学, 四者而已。”魏晋玄学作为一时代思潮, 是继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之后又一次思想解放。随着时代的变迁及社会的发展, 知识分子阶层对理想及人生不断作出系统的反思。面对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 先秦诸子或是献出救世良方, 如儒家“仁爱”, 道家“无为”;或是想出济世权谋, 如法家“法术”, 墨家“尚同”。最终秦王嬴政采用法家思想, 得以统一全国。然而法术冷漠, 断然无情。逮至两汉, 董仲舒统一思想, 独尊儒术, 经学由此步入繁复。东汉末年, 王充、仲长统等人对谶纬之学产生怀疑。及至三国, 曹操尚刑名、重人才, 怀疑之风日盛, 思想之争频繁。由此, 玄学在价值否定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先秦的救世论, 两汉的宇宙一统论转化为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存在的本体何在?王弼贵无, 主张体用合一、内圣外王。郭象崇有, 主张儒玄兼修、独化顺应。嵇康亦贵无, 但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因此特例不群。汤用彤先生将其称为玄学激烈派, 言其是面对苦难现实的孤怀独往与任性不羁。嵇康的“目送归鸿”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树立了新的坐标, 这不是屈原忠君而投江, 不是李斯牵犬东门而慨叹, 而是将玄学本体论演变成一种自适的人生哲学:名教可以超越, 内心则需亲近自然。世俗的价值标准也许不可超越, 但士人如果连超越的勇气都没有, 这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嵇康将内心对“目送归鸿”境界的向往, 转变为对虚假名教的反抗, 继而在“索琴而弹”的现实中慨然就义, 这足以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与独立。

“目送归鸿”不仅呈现了学术思想变迁下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 也体现出魏晋时期由于人的觉醒而产生的审美感悟的变化。《世说新语·巧艺》云:“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 目送归鸿难’。”“手挥五弦”重外形描绘, 而“目送归鸿”则重内蕴阐发, 由形至神的审美变化是一个民族审美发展的重要标志。先秦时期厚重的青铜器表现出古朴凝重的美, 两汉时期优美的帛画则显示出铺张凌厉的美, 但它们都只重视外在形式的华美和宏大。到了魏晋人物画的发展则表明中国人的审美观已经由注重写形转入注重会意, 中国古典美学的含蓄美特征及深厚意蕴由此逐渐成熟。嵇康“目送归鸿”简淡玄远的审美境界是在“言意之辨”的哲学思潮下产生的, 王弼“得意忘象”的思想将“言”、“意”、“象”的矛盾调和成注重意蕴而忘乎外形, 这继而发展为嵇康“声无哀乐”的纯粹内心审美。由此庄子“得意忘言”的理论得以深化并付诸实践, 魏晋神明高远、清虚飘逸的审美观念在中国美学史上独树一帜。后来唐代禅宗的空灵, 明代心学的随性也是在魏晋玄学清淡玄远内蕴的基础上演化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