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理和研究述评

社会记忆理和研究述评（共4篇）

篇1：社会记忆理和研究述评

社会记忆理和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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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龙网核心提示： 本文以社会记忆理论和相关研究为主要关注点，分析了社会记忆理论争论的基本问题和社会记忆的过程。本文指出，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本文以社会记忆理论和相关研究为主要关注点，分析了社会记忆理论争论的基本问题和社会记忆的过程。本文指出，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和公众开始对集体和社会记忆予以很大关注，但是社会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领域。大量的社会记忆研究和社会理论中对社会记忆关注的缺乏构成了鲜明对比，社会记忆在社会学的主流话语中似乎没有留下太明显的痕迹。尽管知识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做了一些工作，但社会记忆基本上是一个被解释变量，而没有成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基本概念。一些好的个案研究所探讨的实践逻辑问题没有能够真正进入主流社会学的视野，社会记忆自身没有体系化的记忆。对社会记忆相关研究和理论的回顾表明，社会记忆不是知识社会学一个狭窄的分支，它是社会学这个整体的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传统和视角。

社会记忆，认同，集体记忆迄今为止，社会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领域。大量的社会记忆研究和社会理论中对社会记忆关注的缺乏构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各学科都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记忆自身没有体系化的记忆。本文试图通过对社会记忆相关研究和理论的回顾，把社会记忆看成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传统，并为未来的社会记忆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一、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

关于记忆的社会视角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凸显出来。巴特莱特分析了个人记忆的群体动力，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提出了“结构性健忘症”的概念，简注意到了时间概念和记忆的进化的关系，维高斯基指出记忆的叙事形式整体地受到文化影响。

但在社会学的领域中，经典作家们对社会记忆涉及甚少，涂尔干只在纪念仪式的简短讨论中直接强调了记忆，认为它只是原初社会的一个特点。而马克思强调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自主性和无意识性，有意识的对过去的关注被当成是此前社会的非理性的遗留物。齐美尔把记忆看成是缺失的证据，但未发展其理论。韦伯关注传统的合法性，也对记忆关注太少。后来库利和米德对记忆的社会情境的进行了理论化，但却超出了社会学的旨趣。总之，学者要么把社会记忆狭义地看成是知识社会学的分支，要门广义的看成是“社会的连接结构”。希尔斯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经典理论过多强调两分法的牺牲品，经典理论遵从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一的视角，强调的是过去与现在的对比。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和公众开始对集体和社会记忆予以很大关注，这是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及欺骗和悔恨的政治、后现代性的出现分不开的。记忆分析的范式已经开始具有半自主的动力。施瓦兹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霸权理论家对“过去”进行社会建构的讨论，尤其是霸权理论家对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记忆、记忆的争论、大众记忆和对过去的工具化分析。布迪厄和奥特纳指出，社会学应该从社会结果和规范系统转到实践，文化不但是功能主义者所认为的规范、价值和态度，而且也是所有社会过程构建出来的符号维度。各种意义框架都有其历史。这种过去导向使社会记忆关注于意义框架的传播、保存和改变。而与此同时，大量社会记忆的研究也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转型研究中出现。

二、社会记忆理论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奇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实际上指出，社会记忆关注的是人们的想法怎样在社会中整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协商和调解，而是受到社会安排的结构性限制。纯粹的个人性记忆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现象，人类记忆所依赖的语言、逻辑和概念都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他的社会记忆的概念不仅超越了哲学，而且也与心理学取向相对。在《个人心理学和集体心理学》一文中，他指出，定义“集体心理”，首先要区分它与社会心理学和心理社会学的不同。心理社会学的目的是表明社会的法律、制度和习惯可以用意图或信仰来解释。心理社会学不分析这些意图和信仰的性质。相反，社会心理学把意识的状态与社会群体的生活相联系，这种意识的状态被描述成一个自足的现实，尽管事实上是社会所引起的，它们却被假定成具有独立的起源。而集体心理这个概念是用来处理心理事实的，既考虑到它们自身内在的特征、性质和相互关系，也考虑到它们源于群体中的个人的社会交际。在《个人意识和集体心理》中，他进一步指出，集体心理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而只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并构成对群体中的个人之间意识互动状态的表述。通过区分思想感情和它们具体的外在的表现，或者通过区分制度的心理和物质的层面，社会学的领域可以得到确认。集体表象的典型特征总是以物质形式表现它们自身，社会学的对社会现象的看法是通过集体心理的参照框架来完成的。指出这一点，意在说明我们后来对哈布瓦奇的批评过多的强调“社会建构”的一面，而忽视他对于心理学的讨论和对集体表象物质形式的关注。

应当指出，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他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在时刻的需要服务的，因而也是断裂的。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说见解独特，但也有其局限性。哈布瓦奇所关注的是一种和谐统一的集体，在这样的集体中，人们分享同一的记忆。但实际社会环境中的记忆并不总是同类同质的。恰恰相反，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指标。主流文化往往控制记忆资源，而对异文化采取压制态度，因而异文化抗争的重要手段便是保存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记忆的它类记忆或者福柯所说的“反记忆”。

哈布瓦奇区分了自传记忆、历史记忆、历史和集体记忆四个概念，自传记忆是由我们自身所经历的事件构成的记忆，历史记忆是我们只通过历史记录获得的记忆，历史是我们所记住的但是和我们没有有机关系的过去、集体记忆是构成我们认同的活生生的过去。

哈布瓦奇实际上指出历史是死的记忆，和我们不再有有机的经验上的联系，但是这显然否定了编史的自我形象。在他看来，由于各个时代的人群的信念、利益和追求不同，历史只拼合了在无数不同时刻和角度拍的即兴之景。一些学者指出，经验总是嵌入在叙事的框架中，没有最初的、不经过中介的经验，记忆和历史的区别实际上是学科上的区别，而非认识论上的区别。哈布瓦奇的这种历史观虽然能解释当今主流历史意识对某些过去事件的冷漠，但却不能解释为何还会存在抵制这种冷漠的非主流记忆，更不能恰当评估这种非主流记忆的批判价值。

如果说哈布瓦奇强调的是记忆的社会建构，那么康纳顿强调的更多的是记忆的惯性，关注的是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他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三种记忆。他注意的是规则和运用之间的差距，我们不但需要记住规则，而且需要有关操演这种规则的记忆。在哈布瓦奇那里，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际来维持的，在康纳顿这里，社会记忆是通过“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他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记忆的传递性和持续性。

施瓦兹认为集体记忆研究可以分为两种视角，但是这两种视角都过于狭窄和教条化。第一种观点认为，过去是按照现在的需要，通过社会建构来形塑的。他引述米德和哈布瓦奇的观点，指出这种视角认为过去的概念可以通过现在的立场来解释。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使过去的形象适合于现在的信仰和精神需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去形塑了我们对现在的理解，而不是相反。每一个社会不管它的意识形态环境如何，都要保持一种关于过去的连续感。如果关于过去的信仰不能经历社会变迁的考验，社会的团结和连续就会受到损害。

萧阿勤对社会学研究记忆的取向也做了两类区分：即解剖的方法和拯救的方法。解剖的方法强调，人们记忆中的过去，受他们当前的关怀、利益和期望所左右，认为人们对过去的意象，容易受掌权者的操纵。一般而言，这类研究取向多揭露人们所记忆的过去是社会建构的。拯救的研究方法则注意到历史的延续性，强调过去对当下情境定义和社会行动的重大影响力，认为集体记忆不完全受利益和权力左右，并强调自由的公共空间对各种集体记忆存活的重要。

由此看来，社会记忆连续和断裂成为一个基本的问题，通过对社会记忆过程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弥合这两种争论。

三、记忆的过程：认同与争论、延展性和持续性

如果把记忆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把过去带到现在的不变的导管和容器，那么记忆怎样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运作，就不可避免的包含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比如权力、分层、争论等。

艾里克森把认同概念引入到心理发展过程，开始关注自我的同一性问题。近来出现了认同的叙事转向，把认同看成是在叙事形式上正在进行的建构的过程，在叙事这个概念下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是不可分离的，认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它是一项事业和实践，而不是道具。认同向社会水平的扩展，直接导致了历史认同和社会认同占有的一致性。霍布斯鲍姆指出定位自身所处的群体其实也是定位这个群体的过去。泽如巴维尔讨论了从记忆社会化到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他指出我们所记住的更多不是我们作为个人所经历的，而实际上是关于社会预先假定我们在群体和共同体中的应该具有的处事能力的记忆，这就是“社会自传学的记忆”机制。应该指出，他的这一概念明显带有“知识库存”的色彩。

世代及其所分享的记忆是分析个人和集体认同的交叉点的中心概念。曼海姆首次讨论了社会和政治事件通过对一代人的性格形成时期的影响形塑了这个世代。他的理论讨论了世代和社会记忆的关系。施瓦兹对这种观点有所保留，他指出，集体记忆往往不是过去经验的反映，而是具有定位功能，集体记忆“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盏灯，是社会的一个原型也是为社会的一个原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认同才可能通过多样的纪念场所、实践和外形来确立和维持，比如服装、话语、庆典等。同时，国家认同不但是可以利用的，而且也是国家致力于占有和压制其他认同话语的霸权力量。个人的、地方性的、地区的历史的不同的编年方式被整合进单一的国家的编年方式，同时不同的认同和叙事之间也是竞争的，文化记忆是一个文化协商的或妥协的领域，不同的故事都想在历史中争得一席之地。人们为捍卫他们的故事而斗争，因此争论也是记忆和认同的中心。匹克威茨在《中国革命和集体化的记忆》中通过对一个华北农村知识分子的回忆录的分析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

福柯指出，既然记忆在竞争中是如此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也就控制了他们的原动力。为了挑战民族国家对历史编篡的学科权力，福柯采用了“反记忆”的概念，指那些不同于统治话语和经常挑战统治话语的记忆。因此，获得记忆的一致性是很难的，它要超越无穷的差异，并被差异所建构。为了获得对记忆的解释的支配地位的斗争，源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相互影响和冲突。它是很多人付出了很大努力后的一个产品。而群体可以使用过去的形象和与历史做斗争作为手段确立其权力，但同时也可能失去其权力，在这一点上，坎斯特纳做了很好的工作，他认为我们应该把大部分失败的集体记忆的建构和极少数成功的例子区别开来。

既然过去的形象是竞争的产品，因此过去是现在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有延展性的。在延展性和持续性这个维度中，我们可以区分几种不同的取向。一种取向是表意主义，即过去的形象是随着时间改变的，群体利用过去为现在的目的服务，过去也成为群体表述利益的有用的资源。但是，彼得伯格在《社会学导论》的第三章《题外话：选择和传记》中指出，“当前被我们忽视的这些东西在有人向我们指出来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意识，„„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存在„„我们决定忽略的过去的事情对我们彻底消灭无记忆将是更多的无助”，比如在庭审过程中，我们将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过去是有延展性的”。因而表意主义是有问题的，一些学者开始强调过去的延展性。舒森指出，过去在一些方面、一些条件下可以高度抵制人们的改变，他分析了三个事实上的限制：

1、可利用的过去的结构只在一些方面在当前呈现出来，其他的方面超过了我们知觉的范围。

2、个人选择的结构使得一些往事对一些人是不可避免的，对另一些人又是不可能的面对的。

3、过去社会冲突的结构意味着我们不能决定哪些是应该记住的，哪些是应该遗忘的。施瓦兹讨论了延展性的文化特征，他指出一定的过去，虽然有时候是延展性的，但有时候却非常持久稳固，不随时间改变。

与表意主义和文化特性相比，另一个持续性和延展性的概念是“惯性”。这里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前述康纳顿和布迪厄，前者关注了记忆与身体实践的结合关系，后者讨论了身体记忆的问题。

四、声誉和知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

杰弗里和罗宾斯指出声誉研究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都关注了记忆的动力学和静力学过程。声誉与个人生活的成功的关系是松散的，不仅是个人才能，而是社会因素在个人的声誉上扮演了保护和维持的重要角色。他们指出，包括朗氏和泰勒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聚焦于对声誉动力过程的四种基本因素的说明，第一，主人公在其传记的表述中所应用的个人策略和政治手腕能够控制其形象的形成，这些策略包括隔离、自传、粉饰和伪造与赞助人的关系。第二，特定的声誉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比如诺拉对贝多芬的研究表明，贝多芬之所以能够从别人对他的尊敬和钦佩中受益，贵族音乐的公共场所在关于他才能的叙事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第三，文化因素对声誉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文化因素区别于个人才能，某些偶然因素和意外事件有时会极大的推进个人的声誉，比如意识形态对艺术家艺术生命的影响；另一种方式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文化理论家关注于品位的建构特性，声誉依赖于获得声望的斗争和所采取的文化立场。第四，关注声誉怎样对广阔的叙事和文化形式作出回应。声誉理论家认为我们过于夸大了它们的优缺点。施瓦兹的破坏性在《革命记忆与爱情呈现——论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指出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变奏，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不同呈现，是主流意识形态、导演创作观念与观众接受心理“共谋”的产物。

以上关于社会记忆理论和方法的回顾，基本上反映了正在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记忆实证研究和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实践，这可以透过对记忆的政治、战争记忆、国家认同、暴力等主题的分析得到说明。

五、当下的社会记忆研究

尽管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但国家认同却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温菲尔德成为1989年东欧剧变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论争的主题在社会中造成的后果，已经成为南非历史记忆的本质要素，它的影响和经过粉饰的暴力，持续的对人们的心智构成损害，瓦解和削弱人们找寻连续性和意义的能力，如果这种暴力普遍深入和持续下去，它的影响就会超过个人伤害的层次，从而把原本关系紧张的集体记忆和官方历史的结合起来。例如，种族隔离的南非独裁主义的统治在形塑周围大量的沉默和谎言的基础上构建了集体记忆，有时甚至妨碍个人在历史中定位自身的能力。尖锐的指出，当身体和物质上的暴力抹去了受害者的历史，并建立否认加害者自身过失的人为的历史之时，恰是暴力和沉默相互共谋之刻。这种暴力和沉默之间系统的共谋，在南非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指出，这种共谋不会完全取得成功。因为记忆，特别是个人历史角色的口述记忆和证据提供了挖掘了这些沉默的方式。索韦托起义的例证表明个人积极地与集体和官方记忆“交战”，毕竟，在沉默和谎言的周围构建的集体记忆和由个人的暴力经历所形成的个人记忆具有相同的独裁统治的情境。因此，尽管这种共谋会损害个人进行历史思考的能力，“个人的细节”在《记忆和模糊：芬兰的个人和集体记忆》一文中使用叙述的方法考察了个人经历和国家事件的复杂关系，及个人记忆是怎样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的。在1939年到1944年间，芬兰和苏联发生了两次战争，1939至1940年间的“冬季战争”和后来的1941至1944年间的战争。当苏联军队穿过芬兰东部边境进入到属于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区时，这个地区的人口开始往芬兰中部撤退。战争的结果是卡累利阿和芬兰的一些其他地区成为了苏联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国家要重新安置这些撤退的卡累利阿人，因此战争和重新定居的卡累利阿人家庭的后代所编写的文集和个人通信的研究，展示了这些60年前所写的信的内容和现在仍在讨论的芬兰的历史是怎样相关的。在这些通信的叙述实践中，有两个基本主题，即战争和家庭生活，个人自身通过叙述的使用，把个人经历融入到共同体中。采用了本尼迪克特时可以得到发现。而“我们”实际就是想象的共同体。分析的这些信件和日记摘录详细地表明了何时和怎样个人会转变成“我们”。引述瓦勒热直接经历的倾向”的指向。战争时期提供了一个相同的历史时间框架让人们讨论过去和现在。在1997年芬兰独立80周年庆典时放映的记录片也涉及到这场战争，但是媒体只是大量的展现史实，而不进行评论。进一步指出，过去的故事、家史、建筑遗址和关于战争的国家的社会记忆的创造等等给人们以场所和工具对他们所选择的零零星星的过去进行重写，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把过去带到现在，通过谈论历史，他们描绘未来，建立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家庭的通信的研究表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家庭的比较，在通过回到过去从而思考现在这一点上，逻辑是一样的。

阿姆斯壮还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他指出，对欧洲的人类学家而言，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不会存在真正的对话，因为这些研究者不会进入到对社会领域进行多重解释的过程中，而对共同体、爱国精神和卡累利阿的连续性的争论进行考察实际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通过个人的叙述、电视记录片、公共演讲、报刊文章和人们怎样谈论他们自身，这些争论会在社会中折射出来。

阿斯曼事件，分析了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再通过沟通和分享的过程，最后形成一种具备较普遍而清晰形式的文化记忆，其基本过程可以概括为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沟通记忆——文化记忆。需要指出的是，他这里集体记忆的用法与一般不同，指的是集中营里的经验虽是许多受难者共同的经验，但却没有与外人甚至是自己的子女分享。然而，如果从一般的意义上讲，集体记忆不仅仅是书中所论述的一群人有过共同经历却没有过沟通的过程，因此上述过程可以似乎改为个人记忆——沟通记忆——集体记忆。

另外，刘新的《为了忘却的记忆》也涉及了历史事件怎样在一些亲身经历其中的农民身上被记忆与再现，日常生活中的记忆与某事件的记忆有何关系，政治权力如何介入，不同版本的记忆的争论关系等问题。刘新指出，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试图将官方历史带入农民生活中，或者说將地方的事件纳入国家叙述中，比如纳入关于“万恶的旧社会”的形象建立中，这就连带地改变了乡村中农民记忆习惯的运作，产生了一种个人经验与更广程度的泄愤情绪相关联的新模式，比如吐苦水的行为。由于这种模式，因此許多农民的故事中都谈到自己的妻子生病、向地主借钱等不好经验，即把一些本来没有事件化的普遍情形给事件化了。但是，问题在于，建立“万恶的旧社会”和建立“美好的新社会”是同步进行的，忆苦和思甜也是连带的。这样一来，为什么痛苦经验被事件化，而快乐经验则没有呢？这是需要进行说明的问题。而且，吐苦水的行为是不是某种心理过程的结果也未可知。

在社会记忆的研究中，关于重大事件造成的创伤记忆的毁灭性影响中恢复过来的社会运动。把这场运动看成是一个创伤记忆转变成政治话语的社会过程。这种政治话语认为政府官僚应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负责。把重占的概念，严格的限定在集体行动的情境中，指的是这些被转移安置和剥夺公民权的农民重新获得对政治压迫的怨恨，重建乡村生活的物质基础和遭到破坏的民间宗教信仰。

六、小结：社会记忆和社会理论

从上述简要回顾可以看到，对社会记忆改变和持续的看法都把记忆的运作机制置于记忆自身之外，文化的角度也是如此，虽然强调意义，但是也把变迁的资源定位在政治文化中，而不是记忆本身的运作过程中。与这种趋向相关的是，直到现在，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把记忆作为因变量作了很好的说明，但是社会记忆在社会学的宏大理论中是缺席的。

康纳顿指出：“在日常生活行为中社会记忆的渗透性，和现代社会和文化理论特别对社会记忆的较少关注之间，仅就明确的、系统的研究和隐含的、松散的研究在本质上不同而言，存在明显的差距”。

鲍曼更是指出，时间历史以现代性为起点，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而历史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忘记的过程，而且记忆正因它的选择性而闻名。换言之，我们所见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经过了社会记忆过程，各种不同的记忆实践不但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征兆，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研究和理论中，应该把记忆实践当作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生活的核心特征。总之，社会记忆不是知识社会学一个狭窄的分支，它是社会学这个整体的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传统和视角。

注释：

1，参见Olick，JeffreyK.;Robbins，Joyce.SocialMemoryStudies:from“CollectiveMemory”totheHistoricalSociologyofMnemonicPractices.AnnualReviewofSociologyVolume24P105-40 2，同注1

3，主要指针对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

4，参见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同注1 6，同注1 7，参见BergerPeterL.InvitationtoSociology:AHumanisticPerspectiveAnchorBooksDoubledayCompany，Inc.P54-59.8，同注1 9，同注1 10，同注1 11，同注1 12，同注1 13，同注1 14，同注1

15，即使在一国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的构建中，国家也会留下积极和消极的两面印象。

16，汪霞将后结构主义的特点归结为，第一，后结构主义主要针对“文本的世界”，它与某种阅读方式联系在一起。后结构主义不拟建构，而重解构。第二，后结构主义是对传统的二元论和“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的超越。后结构主义并不认为存在着静态的两极对立，相反，它主张存在的是两极间的运动。第三，后结构主义坚持反对总体性，认为总体性是一种会导致事物停滞、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学原则。消解了总体性，有助于差异的撒播，有助于防止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的僵化。第四，后结构主义强调文本间性和学科界限的消失。亦可参见杨大春：《解构的踪迹：法国后结构主义概论》见于：http:// 17，参见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第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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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霞：《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教育观的演变》，参见http:// 萧阿勤：《集体记忆理论的检讨：解剖者、拯救者、与一种民主观点》，《思与言》第35卷第1期，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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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春：《解构的踪迹：法国后结构主义概论》，参见http:// 张建珍：《历史书写与个人记忆之间的裂痕》，《电影艺术》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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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社会记忆理和研究述评

很多研究支持了双加工理论, 在再认记忆的ERP研究中, 研究者发现两种不同的ERP成分, 分别与熟悉性和回想进程相关。FN400 (frontal N400) , 又叫中额部新旧效应 (mid-frontal old/new effect) 或早期额部效应 (early frontal effect) , 被认为与熟悉性的进程相关。LPC (left parietal component) , 又叫“顶部新旧效应” (parietal old/new effect) , 被认为与回想的进程相关。在记得/知道范式 (remember/know paradigm) 中, 如果用知道条件减去新刺激条件就会在刺激呈现后300-500ms, 在中额部得到一个正激活, 这一正激活就是FN400。如果用记得条件减去知道条件就会在刺激呈现后500-800ms, 在左侧顶部得到一个正激活, 这一正激活就是LPC。最近的研究介绍了一种新的成分, LFE (later frontal effec t) , 也叫做晚期额部效应 (Ally et al., 2008) 。LFE往往会在刺激呈现800ms后出现, 被认为与持续性的记忆提取评估和监测有关。一些研究表明, LFE成分指示再认记忆的后提取评估与监测能力, 与回想记忆缺失后的记忆提取补偿有关。

早期的研究通过不同的材料, 精妙的设计和不同的范式证明了FN400和LPC指示熟悉记忆和回想记忆的可靠性。正因为如此, 所以近些年的研究开始使用这些指示清晰的成分研究再认记忆领域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本文从视觉再认材料研究, 儿童再认研究和老年人再认研究三个领域入手, 部分的介绍了再认记忆的ERP最新研究成果。

一、材料优势再认效应

再认记忆的能力会随着刺激材料的变化而有所区别。一般而言, 学习阶段是图片, 不论测试阶段是图片还是文字, 其正确率都会显著高于学习阶段是文字时的正确率。这一种现象被称为图片优势效应。最近研究者证明图片优势效应可归因于回想记忆而不是熟悉记忆。因为学习阶段为图片总会比学习文字产生更强的LPC新旧效应。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是材料学习编码阶段, 而不是测试提取阶段促进了回想记忆能力。这是因为相对于抽象与高度概括的文字, 形象与生动的图片在学习编码阶段更能够增强情景、细节编码, 进而增强回想记忆能力。此外还有研究证明, 老年人同样存在特殊的图片优势效应。一般的研究认为对比年轻人, 老年人回想记忆功能会显著下降。在Ally等人 (2008) 的研究中, 学习与测试同为图片 (后称为图片实验) 和同为文字 (后称为文字实验) 条件中, 老年人的LPC新旧效应都显著弱于年轻人的LPC新旧效应。这一结果支持了老年人的回想记忆功能下降的观点。尽管如此, 然而他还发现, 仅在图片实验中老年人再认正确率和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也就是说图片似乎会促使老年人激发一种所谓的补偿效应, 弥补不足的回想记忆。Ally等人进一步发现, 在图片实验中, 老年人较之年轻人会产生更强的LFE效应。而LFE效应的加强仅仅在图片实验中出现, 而没有在文字实验中出现。因此Ally等人认为图片在老年人群中同样发挥着优势效应。这一优势具体表现在图片会激发老年人更强的后提取监控与评价, 提升记忆相关的搜索与决策功能, 从而弥补由于之前回忆表征困难而导致的回想记忆功能下降。

与此相对应的是, 当学习材料为文字时, 会促进熟悉记忆能力。研究发现, 在学习文字后的测试阶段会产生更强的FN400新旧效应。其原因可能与概念, 语义启动相关。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 并不是学习文字能促进熟悉记忆, 而是当学习与测试阶段的刺激材料匹配时, 才会促进熟悉记忆。研究发现当学习和测试材料同为图片时, 也会产生很强的FN400新旧效应。因此也证明了FN400对学习/测试阶段的知觉匹配敏感。

二、儿童的回想与熟悉记忆研究

再认记忆会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成熟。之前的行为研究认为, 儿童的熟悉记忆能力发育成熟较早, 而回想记忆能力发育成熟较晚, 因此进行再认任务时, 儿童大多采用熟悉记忆。然而来自ERP的实验证明, 在进行再认任务时, 儿童并不是依靠熟悉记忆, 而是利用回想记忆。在Czernochowski等人的实验中, 年龄偏小和年龄偏大的儿童都出现指示回想功能的LPC新旧效应, 但都没有出现指示熟悉记忆的FN400新旧效应。表明儿童在提取记忆时, 会采用回想记忆而非熟悉记忆。然而最近有实验推测, 儿童并非不能利用熟悉记忆完成再认任务, 而是因为那些实验中所使用的刺激材料太过平常, 很容易回想, 而不能充分引发熟悉性相关的ERP成分。Mecklinger等人发现:若限制儿童的反应时间, 则会在儿童的额部皮层记录到明显的FN400新旧效应;若不限制儿童的反应时间, 则没有FN400效应。而成年人不论限制反应时间与否都会在额部皮层记录到明显的FN400新旧效应。这一结果表明, 儿童的熟悉记忆神经机制已部分发育, 但儿童会依据不同情形选择不同的记忆策略完成任务。

三、老年人再认记忆研究

与儿童的认知功能未发育成熟相反, 老年人所面临的问题是部分认知能力的衰退。早期的行为研究表明回想记忆与年龄呈反比, 而熟悉记忆似乎并不随着年龄的改变而发生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老年人再认记忆的衰退归因于回想记忆功能的下降。然而最近有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老年人回想记忆都会衰退, 一部分高再认能力的健康老年人甚至与年轻人再认记忆水平相当。来自f MRI的研究表明, 在再认任务中, 高再认能力的老年人头部激活部位和年轻人是有区别的。高再认能力的老年人完成再认任务往往是双侧前额叶激活, 而年轻人更多的是左侧前额叶激活。而且老年人的左侧激活强度也弱于年轻人。也就是说高再认能力老年人的回想记忆还是有所下降, 只不过通过其他部位激活, 如, 右侧前额叶激活, 进行相应的补偿。这一研究支持了再认记忆补偿说。

另外, 来自ERP研究证据认为, 定位于右侧额部的LFE效应支持了再认记忆补偿说。一些研究表明, 老年人的FN400和LPC新旧效应都要弱于年轻人, 表明老年人回想记忆和熟悉记忆能力都在下降。但是老年人LFE效应的激活要强于年轻人, 表明老年人会运用更多的后监控能力去弥补之前再认记忆的缺失 (Ally et al., 2008) 。

四、未来研究的展望

1、更优双加工理论范式

尽管很多来自电生理及神经成像实验的证据很好的支持了双加工理论, 但是研究双加工理论的实验范式, 特别是记得/知道范式还是受到广泛的批评与质疑。对记得/知道范式最大的质疑在于, 该范式是通过主观报告方式来区分回想和熟悉记忆, 但是回想和熟悉记忆的理解和感知的个体差异非常大。而这一情况在儿童再认记忆研究中尤其明显。因此当前再认研究的重点是找到一种更加客观的实验范式来研究双加工理论。研究者可以考虑使用新的方法, 如反应时分布分析法, 基于信号检测论的ROC等方法来研究再认记忆。通过客观的临界指标来避免主观报告方式区分回想和熟悉记忆。

2、FN400的进一步分离

虽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FN400新旧效应与熟悉记忆进程相关, 但是一些研究者指出FN400可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成分 (Rugg&Curran, 2007) 。最近有实验者用特定的实验范式分离出一种所谓的顶部N400新旧效应, 该成分出现于刺激呈现后350-500ms时间段, 在顶部位置得到最大激活。对顶部N400新旧效应指示的心理成分, 研究者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其指示一种语义, 概念启动, 也有可能与内隐记忆相关 (Rugg&Curran, 2007) , 但也有实验证明这可能代表一种概念流畅性。总之,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基于熟悉性的FN400效应内在的认知机制, 之后的研究需要更加精确的分离出FN400的不同认知成分。

3、再认记忆中内隐记忆研究

已有研究证明, 再认记忆中存在内隐记忆 (Rugg&Curran2007) 。在Rugg等人的实验中, 被试虽然没有再认出学习过的刺激, 但是用未再认条件的ERP减去新刺激条件的ERP还是会在顶部, 刺激呈现后300-500ms, 得到一个正激活。Rugg等人认为这一正激活指示内隐记忆 (Rugg&Curran, 2007) 。笔者认为即使这一正激活能够指示内隐记忆, 也不能充分说明内隐记忆能促进再认记忆。一般认为正确再认依靠外显记忆, 而不是内隐记忆。然而也有报告支持相反的观点。Voss&Paller指出再认记忆中可能存在一种新的, 在时空上与FN400以及LPC成分相区别的成分, 他将之称为内隐再认。这一成分在刺激呈现后200-400ms的时间段出现, 并且在额-枕位置表现出强的负激活。如果这一成分确实能够指示基于内隐记忆的正确再认, 那么就可以通过ERP指标清楚的分离出内隐再认记忆以及外显再认记忆。当然现阶段, 额-枕负激活效应是否能够代表内隐再认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摘要：基于双加工理论的再认记忆最新研究发现, 1) 图片优势效应可归因于回想记忆。学习与测试材料匹配时, 会促进熟悉记忆。2) 儿童回想记忆与熟悉记忆都已发展。但儿童偏向使用回想记忆而不是熟悉记忆。3) 老年人的回想记忆和熟悉记忆功能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下降, 但一些高再认能力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后提取进程补偿再认记忆的损失。此外发展更客观的研究范式, 分离FN400的具体认知成分, 以及找到再认记忆中内隐记忆指标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再认记忆,回想,熟悉性,LPC,FN400双加工理论

参考文献

[1]Ally, B.A., Waring, J.D., Beth, E.H., McKeever, J.D., Milberg, W.R., &Budson, A.E. (2008) .Aging memory for pictures:Using high-densit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aging on the picture superiority effect.Neuropsychologia, 46 (2) , 679-689.

篇3：社会记忆理和研究述评

摘 要：前瞻记忆是指对未来要执行的行动的记忆，研究的行为实验法主要包括自然法、实验室法和情境模拟法。在1990年Einstein和McDaniel提出双任务实验室实验范式后，一直以实验室研究法为主，但是近年来，人们逐渐不满于实验室研究的生态效度，无益于预测和改善现实情境中的前瞻记忆，因此开始不断探索、尝试新的能够模拟现实情境的实验方法，这些方法既有良好的生态效度，又有良好的精确性。其中主要有虚拟一周、视频程序、虚拟现实情境等。虚拟现实技术未来可成为主导技术。

关键词：情境模拟法；虚拟一周；视频程序；虚拟现实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32-0220-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32.142

前瞻记忆（prospective memory，PM）是指：“对未来要执行的行动的记忆，比如记得回家路上买条面包，记得10点给某人打电话。”前瞻记忆失败会给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如忘记赴约、开会，甚至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美国平均每年发生30多起这样的事故：父母把幼儿放在车里等，结果遗忘导致死亡。还有1991年空管员忘记时间导致两架飞机相撞的悲剧。前瞻记忆如此重要，但相比其他领域的记忆研究，前瞻记忆研究开始得很晚，在1990年Einstein和McDaniel提出前瞻记忆研究的“双任务”实验范式之后，前瞻记忆才逐渐成为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Graf&Uttl，2001）。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由于实验室研究范式任务结构单一、与现实差距大等问题，实验室研究的结果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前瞻记忆表现，因此实验室研究的生态效度一直被人所诟病。而以现实生活为实验场地的自然实验法又有精确性差、控制性差的致命缺陷。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取向的研究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情境模拟法。“这种研究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自然实验法和实验室实验法在生态效度和实验过程控制上的两难困境，是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研究方法。”

一、情境模拟法的概念

情境模拟法是指在一个模拟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植入前瞻记忆任务，以任务完成度计算成绩的实验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无力完成实验室操作任务的被试，比如儿童和老年人。Kvavilashvili为儿童设计的一个玩偶Morris避开动物（儿童命名图片时遇到动物就拿出）的故事情境模拟实验堪称经典。

情境模拟法不仅兼顾自然实验法和实验室实验法的优点，而且具有极强的灵活性。研究者们根据研究的需要，设计了各种标准化和非标准化的模拟情境，使其能在生态效度和精确性两端之间平衡取舍，两者兼得。

二、非标准化的模拟情境

非标准化的模拟情境中的实验情境没有统一的标准，研究者可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进行设计或改进。比如Kvavilashvili的经典实验，主试要求被试做完无关测验后去另一个房间做其他测验，在被试离席时顺便嘱咐被试，让他跟另一个主试说要一份数据，另一个主试听后说先做测验，让被试测验完提醒他数据的事。Carey也模拟了一个类似的心理测验的情境，布置了“测验完成后在指定地方签名”“15分钟后提醒主试测验结束”等自然而然的前瞻记忆任务。

此类研究还有Loft等人进行的一系列“空中交通控制模拟”实验，以及Altgassen等人的模拟完成“德累斯顿早餐任务”研究老年人前瞻记忆。K.认为，如果在情境中植入的前瞻记忆任务感觉是自然而然的，那么这种研究在控制性、避免天花板效应、平衡被试动机、生态效度等方面都要优于其他研究方法。

从单个研究来看，非标准化的模拟情境研究都很有趣，不仅生态效度好，研究因素的控制性也良好。但是综合来看缺点就很明显，各个研究因研究目的不同，研究情境之间差异很大，结果没有可比性，且耗时耗力，可重复性差。因此，研究者们设计了一些标准化的前瞻记忆模拟测验。

三、标准化的模拟情境

（一）虚拟一周范式

虚拟一周（Virtual Week）是一个模拟日常生活情境的桌面游戏，类似于飞行棋，是Rendell和Craik年为了研究前瞻记忆的年龄效应而设计的，并在之后进行了电脑编程，使其可以在电脑上进行操作和记录。它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情境模拟研究方法。游戏中，抛掷骰子前进，并不断选择前进方式，这是当前任务，前瞻任务是执行游戏开始时布置的任务和游戏进行中遇到的任务。Terret和Rendell等在一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前瞻记忆和未来情境性思维的关系研究中使用电脑操作了此方法。

“虚拟一周范式”经多次实践验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不但可以将多达10个前瞻记忆任务非常自然地安置在实验中，而且具有很强的趣味性，适用于不同年龄层的被试。实验中任务类型相对复杂多样，很好地避免了天花板效应，并且可以在电脑上操作，较好地控制实验环境，是目前为止较为理想的实验范式。

（二）阿尔弗雷德王子前瞻记忆测试（Royal Prince Alfred Prospective Memory Test，RPA-PMT）

RPA-PMT是澳大利亚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的Radford和Miller等在2011年主持编制，由四项行为任务组成，分别是基于时间/事件的长时或短时任务，如“15分钟后提醒我去移车，以免被罚款”。而当前任务由主试灵活决定，可做无关问卷。经检验信效度较高且较敏感。类似的前瞻记忆行为测验有Wilson最早编制的“Rivermead行为记忆测验”、Raskin等编制的“前瞻记忆筛选测验（MIST）”和Wilson等人于2005年编制的“剑桥前瞻记忆测验（CPMT）”等，且都被验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这一类经过标准化的前瞻记忆测试有统一的测验环境、指导语、评分标准等，无关因素控制较好，且操作设施要求不高。但也有模拟情境相对简单，前瞻任务和执行环境相对单一等缺点。

（三）前瞻记忆视频程序（Prospective Remembering Video Procedure，PRVP）

T&K认为一个好的临床测验应满足四个条件：可操控任务变量的灵活性、足够的长度、可接受的校标效度、生态效度高，以此为标准制作了PRVP。实验中，被试记住前瞻任务单后观看录好的视频，视频内容可根据研究灵活调整，比如穿过一条商业街，要求被试对视频中的前瞻记忆线索进行反应。经检验发现视频测试成绩和真实场景测试成绩高度相关，且与熟悉度正相关，表明测验一致性效度良好。

Potivin等在此基础上制作了的“前瞻记忆生态测验（Ecological Test of Prospective Memory）”，对前瞻任务数量、线索等进一步进行了标准化。但是视频程序的最大不足是取镜、节奏等条件不受被试掌控，这与现实情境有很大差异，因此研究受到很大限制。近年来，热门的VR技术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

（四）虚拟现实情境（Virtual Reality，VR）

VR是指虚拟三维空间，通过与计算机相连的配件刺激视、听、触觉获得身临其境的感觉。如Logie等人2011年制作的“爱丁堡虚拟任务”（the Edinburgh Virtual Errands Task ，EVET）要求被试在一栋虚拟大楼内自由选择路线完成8项前瞻任务。之后，2014年再次改进加入了ongoing task，并研究了显著线索对前瞻记忆的有益效应。

相较于其他的情境模拟实验范式，虚拟现实情境不论是在情境复杂性还是任务类型上都能最大限度地模拟现实情境。但是由于技术局限，VR技术还存在运动体验不真实，价格昂贵，不适合老年人等缺点。

四、未来研究展望

对研究者来说，研究方法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情境模拟法因其多样性给了研究者更多的选择。研究者应根据实验需要，大胆创新、改进，设计更为理想的情境模拟研究范式。情境模拟法尚有巨大的潜力，尤其在VR技术的应用上，应加强利用VR技术的多通道交互。如未来科技允许，可同步采集VR、眼动、脑电和脑成像等多种信息，直接深入地探讨前瞻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前瞻记忆的理论模型。

前瞻记忆的研究突破离不开研究方法的进步，在科技发展的有力支持下，还需要研究者共同努力，不断创新，以取得更多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刘伟. 前瞻记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 Kvavilashvili L， Messer D J， Ebdon P. Prospective memory in children： the effects of age and task interruption.[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1（3）.

篇4：社会企业研究述评与展望

关键词：社会企业,混合组织,综述,绩效

近年来,伴随着西方国家政府分权和福利改革运动的兴起,全球道德消费呼声的日益高涨以及非营利组织财务危机的加剧,一种创新型的社会组织———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政府、市场之外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德鲁克甚至指出:“社会企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并有可能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发达经济体系中真正的‘增长部门’”。但是,从目前来看,社会企业理论研究仍处于待开发状态(Alter,2007)[1],与其呈现爆炸式增长的实践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Desa(2007)通过对主流管理和商业学术期刊的文献研究发现,1985-2006年间没有一篇关于社会企业的文章[2]。这与社会企业有别于一般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混合特性有关,使得简单照搬照抄后两者的理论成果在社会企业研究中行不通,从而制约了理论对社会企业发展指导作用的有效发挥。

总的来说,目前有关社会企业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还不能称为“社会企业理论”。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企业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以便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和资料阅读,本研究发现目前有关社会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社会企业内涵;(2)社会企业范畴;(3)社会企业分类;(4)社会企业绩效。

1 社会企业内涵

1.1 社会企业的定义

法国经济学家Thierry Let Thai(1998)最早提出了“社会企业”的概念,指出社会企业不是“以人们衡量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即工资、收益等来衡量的,其产出应包括社会效果和间接的经济效益”。英国贸易和工业部指出,社会企业是以社会为目标的商业组织,其利润应主要用于对社会目标的支持性投资或直接投资到社区当中,而不是为了股东和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投资。

美国学术界倾向于使用“社会企业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社会企业被视为一种主要以收入为基础来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Young(2003)指出,社会企业是指采取企业的方案及商业活动以促进社会进步或对公共财政有所贡献为目标的组织[3]。Dees(2003)提出了“社会企业光谱”(见表1)的概念,并从组织动机、方法、目标、受益者等方面将社会企业、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进行了区分。由此,他指出社会企业是处于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一种多元混合体(hybrid),是一种受混合动机驱动、并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组织[4]。

资料来源:Dees,2003

综上,虽然社会企业称谓很多,如“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社会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s)、社会目的企业(social purpose firm)、“非营利企业”(nonprofit enterprise)、“企业化非营利组织”(enterprising nonprofits),而且目前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企业兼具企业经济性和非营利组织社会性的特征,是一种融合经济与社会两项指标的混合组织(hybrid organization),当然社会价值的实现是组织的使命所在,经济活动服务于社会价值的实现。

1.2 社会企业的特征

欧洲社会企业研究网络(EMES)对社会企业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特征进行了阐释,指出经济性主要体现在持续的生产和出售产品或者服务、高度自治、承担高度的经济风险、最小化有偿工作四个方面,而社会性则包含明确的社区利益导向、公民自发的行为、决策权不取决于资本所有权、参与的本质、有限的利润分配等五个方面[5]。

Alter(2007)进一步对社会企业的这种混合特性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主要包含运用商业手段和方法达到社会目标、融合商业与非营利组织的资本和管理方法、创造社会和经济价值、从商业活动中获得收益来支持社会项目、由市场驱动同时由使命引导、同时衡量财务绩效和社会影响、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满足经济目标、从无约束收入中享受财务上的自由、在达成使命的过程中融入商业战略等九个方面[1]。

2 社会企业范畴

在西欧国家中,对社会企业范畴的界定包含两个学派。其中一个学派强调社会创业动力(social entrepreneurship dynamic)的重要性,将能够采用创新方法来满足社会的需求非营利组织(Grenier,2003)[6],也包括企业(Nicholls,2005)[7],纳入到社会企业的范畴中。另一个学派认为社会企业属于第三部门,EMES研究网络(EMES Research Network)的学者普遍赞同这种观点(Kerlin,2006)[8],雅克·迪夫尼(2009)指出社会企业包含了部分非营利组织和部分合作社,是两者之间交集的部分[9]。

在美国,学术界普遍赞同社会企业连续体(continuum)的概念,将参与社会活动的盈利企业(企业慈善或者企业社会责任)、调和盈利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双重目标企业(或者称混合组织)、参与使命支持商业活动的非营利组织(社会目的组织)都纳入到社会企业的范畴之中(Kerlin,2006)[8]。Alter(2007)在其可持续发展光谱图(见图1)中也表明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为了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传统非营利组织和商业企业最终都要向中间状态“社会企业”或者“社会负责型企业”靠拢[1]。此外,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主流大学的商学院以及社区财富创投、社会企业集团等致力于推动非营利组织、商业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变的咨询公司持上述观点。

资料来源:Alter,2007

综上所述,虽然传统非营利组织、商业企业与社会企业在动机、方法、目标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Dees,1998;Dees,2001)[10-11],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非营利组织和商业企业需要实现向社会企业的转变,并将采用商业化运营的非营利组织以及参与社会创收活动的商业企业都纳入到社会企业的范畴之中。正如社会资源研究所(Social Resource Institute)的吴晨(2007)所说,“社会企业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它不同于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也不等同于逐利而生的一般商业组织,它的实现形式(种类)应该是多元化的,只要是以实现社会价值为使命,通过商业化的运作来实现社会价值的组织形式都可以划为社会企业的范畴”[12]。

3 社会企业分类

虽然社会企业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法律和制度背景,而且组织规模和存在时间也是千差万别,但是为了进一步研究分析的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分类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社会企业通过商业化运作来完成社会使命,但现实商业活动种类各异,即可能是趋利的也可能是为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据这种趋向性的差异,Nicholls(2006)将社会企业分为使命中心型、使命相关型、使命无关型三大类[7]。使命中心型社会企业,其商业活动以组织的社会使命为中心,商业活动的开展过程就是组织社会价值的实现过程;使命相关型社会企业具有协同的特征,组织的商业活动与使命具有密切联系,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通过盈利对组织社会项目投资或运营进行补贴;使命无关型社会企业,其商业经营活动与非营利性母体组织的使命无关,仅仅是为其社会项目和组织运营提供资金支持,获取利润是商业活动的动机所在,通常采用外部社会企业的形式。

Alter(2007)根据社会项目与商业活动的整合度将社会企业划分为嵌入型、交叠型、外部型社会企业三类[1]。在嵌入型社会企业中,社会项目与商业活动是重合的,商业活动嵌入组织社会项目中,通过商业活动自筹资金来维持社会项目的运转,企业家支持模式、市场中介模式、雇佣模式、服务收费模式、市场联结模式都采用这种形式。在交叠型社会企业中,社会项目与商业活动存在一定重叠,两者共享成本和资产,商业活动是支持非营利运作与使命活动的筹资机制,像服务补贴模式和市场联结模式经常采用这种形式。外部型社会企业,其社会活动与商业活动不同,商业活动外在于组织的运作,不可能与社会项目共享成本,因此必须盈利,组织支持模式通常采用这种形式。

上述两种主要的分类方法基于社会企业经济性的视角,突出了商业运作对社会项目运作(或者社会使命完成)的重要性,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不同组织类型间存在一定共通性:嵌入型社会企业通常是使命中心型,交叠型社会企业通常是使命相关型,外部型社会企业通常是使命无关型(Alter,2007)。此外,余晓敏等(2011)根据组织社会使命的差异将社会企业划分为促进就业类、提供社会照料服务类、扶贫类、提供医疗服务类和教育发展类五大类[13];Dees(2003)从交叉补贴的角度划分完全慈善支持、部分自给自足、资金流自给自足、运营支出自给自足和完全商业化五种类型社会企业[4]。总的来说,上述分类方法分别考虑到了社会企业的某一方面特征,但没有兼顾其混合体的特性,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构建包含经济性、社会性两维度的社会企业分类方法。

4 社会企业绩效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企业的发展及其社会、经济等影响的扩大,有关社会企业的绩效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目前,社会企业绩效研究主要涉及如下问题:社会企业绩效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对社会企业进行绩效评估?

4.1 社会企业绩效影响因素

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关注社会企业家个人因素(特别是其社会网络)对组织成长以及绩效的影响。Sherman(2005)认为,社会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可以通过资本、人员、产品以及服务资源配置的中介对社会企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14]。Sharir和Lerner(2006)强调社会企业家个人因素的重要性,并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发现社会企业家与其他志愿和公共部门等组织所建立的社会网络是决定社会企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15]。Shaw和Carter(2007)指出社会企业家个人网络可以帮助社会企业获取市场和顾客信息、识别机会、提供可能的资金来源介绍以及获得地方支持等[16]。Certo和Miller(2008)强调社会企业家个人行为对组织企业绩效改进的重要意义,并指出社会企业家的社会网络或者社会资本对于组织资源获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Austin、Stevenson和Wei-Skillern(2006)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大多数社会企业家都认识到建立强大支持网络的重要性,认为与社会企业内部成员,与非营利组织、企业、政府部门等外部组织,以及与本部门内部其他社会企业建立网络关系对社会企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7]。

4.2 社会企业绩效评估方法

关于社会企业绩效评估,学者们主要采用投资社会回报(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简称SROI)、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简称BSC)、指数建构(index construction)三种不同方法,并由此建构具体的绩效指标体系。

SRIO法强调组织的混合价值(blended value),对社会企业的经济价值(economic value)和社会经济价值(social-economic value)进行全面评估。其中,罗伯特创业发展基金会(REDF)最早运用SROI方法开创了一套社会企业绩效评估体系,通过计算企业价值、社会目的价值、混合价值、企业价值回报率、社会目的价值回报率、混合价值回报率等六个指标或者步骤来测量社会企业的价值[18,19]。之后,新经济基金会(NEF)对REDF模型进行了改进:重点关注社会目的价值投资回报,而没有测量经济价值回报;对社会企业主要利益相关者的社会价值进行分析;使用影响地图(impact map),建立了一个“投入—产出—结果———影响”的因果链,便于社会企业合作者更好的了解组织的工作、如何产生社会影响、如何创造社会价值,从而有助于确定社会企业的主要业绩领域和业绩指标(孙世敏、汤甜,2010)[19]。

BSC最早由Kaplan和Norton(1992)[20]提出,主要在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当中运用,在保留传统财务指标的基础上,将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等非财务指标纳入到组织绩效评估体系当中。之后,学者们将BSC方法运用到社会企业绩效评估中,并进行了修正。Somers(2005)强调社会目标和多元利益相关者对社会企业的重要性,构建了包含财务可持续性、利益相关者、内部过程、资源四个维度的社会企业平衡计分卡,指出社会企业始于期望结果(desired outcomes)或者社会目标的陈述,之后向财务可持续性、利益相关者、内部过程、资源四个方面移动[21]。Bull(2007)参照BSC的维度体系,运用定量分析软件包N’Vivo对社会企业的绩效维度进行探索性分析,得出包含组织愿景、收益、学习型组织、顾客、内部活动五个维度27个具体指标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22]。

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严中华(2008)运用指数建构的方法,从理论驱动(theory-driven)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包含能力、可持续性和影响力三个维度的社会企业绩效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23]。其中,能力主要对社会企业自身规模进行考查,包括人力资源数量、业务多元化程度等;可持续性主要测量社会企业的运营情况,包括经济价值、政府支持程度、民众参与程度以及法制、运营环境;影响力主要测量社会企业的社会效应,包括社会经济价值、社会满意度、宣传和教育贡献等等。

虽然具体措施各异,但是上述三种方法都突出强调了社会价值(或者说非财务指标、社会效应)对于组织的重要意义,认为是社会企业的根本立足点所在;同时,经济价值(或者说非财务指标、可持续性)对组织来说同样重要,有利于保持社会企业的经济可持续性,并为组织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保障。因此,对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全面评估是社会企业绩效评估的关键点。

5 研究评述与展望

总的来说,作为不同于传统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同时又兼具企业经济性和非营利组织社会性的一种创新型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相关理论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除上述研究之外,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如社会企业生命周期、社会企业内部治理、社会企业家与社会企业成长的关系、社会企业商业化运作模式、社会企业融资渠道等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演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高涨,社会企业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对带动经济增长、满足社会和环境需求、改进公共服务、建立道德市场、促进社会公平与包容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并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社会企业的理论研究集中在欧美等国家,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是对西方国家社会企业发展经验和成果的介绍,而反应本土社会企业发展现状的研究成果极少,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深入探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社会企业的主要内涵、外延、组织类型、绩效影响因素以及绩效评估方式等问题,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