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记忆

档案记忆（精选十篇）

档案记忆 篇1

2014年7月初, 中央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选取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45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档案, 首次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全文公布, 以无可辩驳的档案证据, 揭露了日本战犯侵华期间犯下的种种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恶行。这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极大地关注, 让众多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世界各国人士一片哗然, 曾有外国媒体把中国政府公布日本战犯自供一事评价为“通过利用一度沉睡的档案, 掀起一场捍卫真相的运动”。而笔者作为一名中国人、一名普通的档案人更是心潮澎湃。

这段惨痛的历史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伤痛, 也给世界各国以及日本本民族带来了苦痛。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于他们在二战时期所犯下的军国主义罪行缺乏诚恳的道歉, 就是这么板上钉钉毋庸置疑的史实, 却被现在的日本政府一再狡辩和否认, 日本一些右翼领导人甚至一再做出和发表让深受此难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无法原谅的行为和言论。此时, 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站出来讨伐日本政府的这种颠倒黑白的行为, 而我们的历史档案此刻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 是最宝贵、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 它客观记录真实历史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为这些原始档案记录的客观性, 才使得日本侵华历史的真实性不容否认。

公开日本战犯亲笔供词, 并不是档案第一次在解决日本军国主义历史问题中所发挥的捍卫真相的作用。2014年2月南京市档案局公开一批珍贵档案, 这批形成于1937~1947年间的档案, 客观真实地记载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惨案的事实和日军侵占南京期间所犯下的罪行。这些“南京大屠杀”档案已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即世界档案遗产) ;2014年4月, 吉林省档案馆公开了一批新发掘的档案, 用日军自己的记录还原侵华过程和杀戮行为。曾有人这样评价:“这些侵华日军自己形成的档案是日本侵华历史最真实的记录……这部分档案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价值重大”。历史不容篡改, 更不容忘却。随着信息的公开, 档案也在不断“发声”, 就像一位坚定的解说员为世人讲述着那段充满血泪的历史。

档案, 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正是因为它的客观形成, 才能成为最确凿的历史证件。很多学者对于档案史料的重视和迫切要求, 充分证明了档案史料的重要实用价值。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柏林演讲时曾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 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正因为有了这些永不消逝的档案, 才使得历史得以净明、现实得以镜鉴。

现阶段的中国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但同样不可忘却历史。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历史越久远, 记忆越丰富, 内心就会更加充实, 迈出的脚步才能越加扎实。意大利哲学家、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套用中国的成语, 即为“以史为鉴”。第二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德克·格拉斯文克 (Dirk Graswinckel) 先生也曾希冀:“一名档案工作者应是首先想到未来的人”。

写到这, 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档案一线的工作者, 在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深恶痛绝的同时, 我也对那个年代优秀的档案人肃然起敬。身处和平年代的档案人, 既要继承革命前辈优良的档案传统, 还要结合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特点把档案事业稳步建设好。正如近期持续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给档案人指明了新方向, 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只有把思想统一到为人民服务的档案宗旨观念上, 把优质的档案服务作为工作目标, 把群众满意作为档案工作的评判标准, 才能把档案事业发展好、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好。

实现档案强国的“兰台梦”,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不可遗忘, 更重要的却是要面向未来。我们新一代的档案人将继续坚持档案工作科学发展的思路, 在继承传统中发展, 在铭记历史中前行……

参考文献

[1] .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M].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4

档案是企业的记忆 篇2

企业档案不仅系统地记录了企业的诞生、成长和发展壮大，而且还是保存企业记忆的重要凭证和依据。我所在的企业是一个有着近六十年历史的老企业，在公司的档案室里，不仅保存着企业的历史沿革、产业发展、企业兴衰，还保存着大量的产品研发、技术设备、市场营销、企业经营管理、计划统计、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劳动工资、基本建设、党政工团工作等资料，还专门有一组柜子保存了记载着公司从建立至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音像资料和图片资料。

记得在公司成立五十周年大庆时，为了完整再现企业五十年间走过的风风雨雨和曾经绘就的彩虹，让青年员工更深入、详实地了解企业的发展，公司决定出版一期反映建厂五十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图片展，可是那些发生年代比较久的、原始的图片资料上哪要呢？幸好公司的档案室一直注重收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各种重要职能活动的照片资料，并且保存比较完整，通过仔细查找这些照片资料再经过筛选，终于圆满完成了板报的制作任务。这期板报为员工们生动再现了企业的发展历史，头发花白的退休老前辈们看着板报上熟悉的场景，昔日建厂立业的一桩桩往事又浮现眼前，他们情不自禁地热烈议论起当年的景象。

总之，档案是企业的一种记忆，也是社会的一种记忆，它传承着企业的发展，在企业的生产、运营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见证北京——档案的记忆 篇3

走进新改造的展厅，这里像是一座文化殿堂。庄重大方的整体设计，引领我们走进历史的时空隧道，细听着讲解员的娓娓道来，每件展品仿佛都向我们诉说着一段不平凡故事。

在这里我们看到“圆明园风景群手绘图”与“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抢掠焚毁后的照片”并肩陈列，使观众陷入了无尽的惆怅与联想。

“清朝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见证了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

那幅描绘孙中山灵榇从北平移往南京中山陵的“总理灵榇奉移送殡行列图式”长卷，在今天看来，这不仅详细记载了壮观的送殡行列，也寓意着这支队伍送走了一位伟人也送走了一个时代。

那幅形成于1917年的“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讨伐张勋的布告”见证了那段混乱时期，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辫子兵以“调停”为由，进入北京，解散国会，逼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段祺瑞又率“讨逆军”进攻北京，辫子兵战败，张勋出逃的一出闹剧。这份布告指控张勋“扰民乱政、背叛国家、逞威肆虐”。

1919年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愤怒的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这里陈列的档案就有记载火烧曹汝霖宅情况的“曹汝霖宅第之图”以及对被捕学生的审讯记录等，今年恰逢五四运动90周年，相信这组档案定会对这一事件的研究有所启发。

在一组反映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档案中，我们看到在惨案死伤人员调查表中罗列着刘和珍、杨德群、唐耀昆等烈士的姓名，我们不由得对这份档案肃然起敬，沉默良久，以寄托哀思。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1927年李大钊同志在就义前的“供词”，“供词”中不仅反映了他当时的身份和立场，同时也让我们体味到他面对敌人所显示出的斗争韬略和智慧。

观展前行，“1916年京都市内外城地图”和“1930年北平特别市城郊地图”映入眼帘，图中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名，不禁让人对时代变迁的步伐发出由衷的感叹！

一组已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京张路工撮影”格外抢眼，它们是1909年清政府为表彰铁路工程的成就而拍摄的京张铁路竣工照片，它们记录了京张铁路沿途各站景点举行通车庆典的场面以及当时使用的车辆设备等影像。

除此以外，1915年6月，北洋政府为解决交通问题，对正阳门及其瓮城的改造、1924年12月北京第一辆有轨电车又叫“铛铛车”的图片档案也给人带来了不小的视觉冲击。

四合院、三合院是北京城市肌理的基本形态，北京人对此感情颇深，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旬北平市工务局曾提出改良四合院、三合院，使其更趋于合理，方便使用。眼前呈现的便是当时北平市政府工务局设计的改良三合院、四合院住房的平面图，看后真是让人倍感亲切。

北京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和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孕育了许多商业街和店铺老号。在这里我们能看到：1908年4月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奏请筹办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的奏折，同仁堂概况、瑞蚨祥的进货记账簿，1930年荣宝斋、盛锡福、内联升、全聚德经营情况的调查表、东安市场商号图章等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材料。

关于民国时期的文化教育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李宗仁先生为补助香山慈幼院经费给北平市长何思源的信件、各省在北平的会馆档案、北平市内图书馆情况调查表、电影事业调查表、佛教、回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教会申请备案的文件及章程等等，以及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的试卷、周刊、毕业同学纪念册等档案史料，其中还包括老舍先生的早期习作《过居庸关》、《赴西山观察野战地势》等，这些林林总总的档案个体，文字不同，形态迥异，使我们对那个时期的文化教育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

随着讲解员的引导，观众继续到二层展厅参观，展厅的格调顿时显得明亮、跳跃了许多。这里陈列的档案史料主要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发展变化。

进入展厅，一幅1949年1月1日，由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赫然醒目，成为展览中开启新时代的标志。继而，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定都北平、北平改为北京、纪年方法、国歌国旗等问题的通报让人感到砰然心动。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北京市取缔一贯道工作总结报告”，市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和在“五反”运动中对不法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办法等记录当时重大史实的档案，让人领悟到建国初期，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做的努力。

展览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展品有：在北京西北郊集中建设的“八大学院”、王府井百货大楼开业、庆祝召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上乐松生向毛泽东献“报喜信”、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兴建的十大建筑、北京第一条地铁一期工程在玉泉营举行开工典礼……，档案忠实地记录了为迅速改变旧城市的面貌，北京城建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望着这些档案，桩桩往事仿佛亲临。

一幅1977年12月北京高考考场的图片档案，似乎引领我们再次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北京日报对社会各界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报道，1979年市委、市革委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1980年市委批转市农村工作部、市农林办公室关于《北京郊区1980年农业工作要点》的通知，1981年胡耀邦关于个体经济在《北京简讯》上的批示，1984年我国第一个股份制零售商业企业——天桥商场的建立，修建复兴门立交桥的任务书，1989年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限期治理尾气排放超标汽车的通知，2001年市政府颁布的《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等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脚步，在一页页的档案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此时我们更加体味到档案的魅力。

让我们感到记忆犹新的还有：市委对当时全国最大的住宅区——方庄小区的批复、1996年建成的西客站、1999年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北京五大经济板块的文件、2000年建成的中华世纪坛和2008年建成的北京南站等相关档案，让人感到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档案可以帮助我们借鉴经验续写崭新的篇章。

展览在最后展出了申奥陈述、承办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申请书、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贺信以及奥运会、残奥会会徽的发布等档案。

在北京市档案馆观看展览，就如同跟随一位学识渊博的导游，漫步在历史的长河，尽管这些档案展品仅为沧海一粟，我们今天只能尝鼎一脔，但我们深刻体味到了档案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记录、社会的宝藏，开发宝藏，能找到神奇的钥匙，我们凭借它可以开启时空隧道之门，探究历史发展之路。在北京市档案馆观看展览，还有一种探幽中的惬意之感，就像是在故宫里看文物一样，毕竟这些档案史料都是承载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和历史进程的“活化石”。

档案记忆 篇4

关键词：档案记忆,档案管理,社会记忆,档案馆

档案在记录历史文化、恢复构建人类遗忘的记忆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它是社会记忆的数据库,更是留下历史,记录现代,联系未来的一座桥梁。档案是一种工具、载体,它包罗着庞大的信息资料,对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个体记忆也许因为个人想象因素的加入,或者遗忘因素的干扰而变得零散琐碎,不能很好地反映出历史的真相。档案则可以避免个体记忆的缺点,进而促使其储存的信息既真实又具体,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档案的形成发展有一定的逻辑连续性,可以把新的社会信息实适时记录下来,进而形成社会记忆系统。现代人们充分运用传统的档案资料创造出新文化成果,同时借助档案又为将来社会构建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很好地将社会记忆延续下去。试想一下,如果缺少了档案,历史可能变成了一片空白,社会记忆也就中断了,由此可见档案具有重要的社会记忆价值[1]。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被以档案的形式记录下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使得档案的数量越来愈多,这既丰富了档案内容,也对档案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早在20 世纪末期就有了档案记忆观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指档案自身具有记录历史文化的性质,强调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记忆观的出现也引导着我们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档案管理工作。通常认为档案记忆观是人们将档案作为社会各种活动的原始记录保存下来,进而发挥其构建人类社会记忆及价值观念的作用。其中心含义是透过对档案社会记忆属性的深层次认识,将档案和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将档案看作是一种历史的、集体的记忆,而档案馆则是“人类对历史文化记忆的保存场所”,要求人们站在历史发展的根源、文化认同感、民族身份感的高度认识到档案保护的重要性[1]36。

基于档案记忆观角度思考,档案馆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文件库,而是一座独一无二的记忆库与知识库。正如西班牙国王所说:“档案馆是保存古往今来人们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是保存社会、个人、群体记忆的最权威机构”。故档案界的相关人士应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为未来的人们保存社会记忆,档案馆馆藏的所有档案都多多少少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可以为后人留下翔实的反映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文献资料。从档案记忆观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更好地开展档案管理与服务工作。

一、扩大档案资料收集面,充实馆藏数量

档案部门在收集各种类型档案资料时,需要着重有选择地将人类社会各行各业的不同类型的档案资料进行有效收集,尤其是将人民群众活动当作主体的各类档案资料收集到档案馆中。这样馆藏的档案资料才贴合真实的社会生活,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客观真实地记录社会发展的历程。比如:在改革开放30 周年时,山东省青岛市城区的档案馆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当地政府联合各区发文向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征集关于我国改革开放30 年以来的各种档案资料,然后借助当地电视媒体、互联网档案信息网站以及政府的宣传作用进行大力宣传,这种做法大大增强了社会人们的档案意识,同时因为发动了社会各个阶层人民的力量,丰富了档案馆的馆藏数量,收集了各种零碎的民间“社会记忆片段”[2]105。

二、综合采取各种办法,避免社会记忆丢失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档案的数量越积越多,这不但充实了社会记忆内容,也在客观上要求档案管理部需选用新形式保存档案资料。为了为后人有效保存独特而又珍贵的社会记忆,档案人员需要积极完善档案管理流程,提高责任意识,尽最大努力避免由于鉴定失误,或者轻易地剔除而导致社会记忆的无辜丢失。坚决杜绝发生重要的政治运动档案、私人秘密档案、或者悠久历史档案丢失的不良现象。同时,随着办公设备的高科技化,人们为了缩减档案的存储空间,对于用过后的档案资料,一般都会选择用粉碎机粉碎,这就导致以后收集一些重要社会历史活动的档案资料的难度越来越大,档案工作人员若不积极地开展档案收集工作,不能主动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很可能导致无档案可保存、无档案可查的严重局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不良现象,档案管理人员完全可以派人积极地参与到地方重大活动中,让他们拿起数码相机或者摄像机记录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大活动,记录下真实的社会发展形态,进而为构建、存储社会记忆作出应有的贡献[3]。

三、深入宣传档案记忆功用,提高社会各界人士存档意识

档案工作人员除了要有意识地留存社会公共管理活动形成的档案之外,还需要积极关注企业、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显赫家族形成的档案,尽最大努力做到面向公众。在冯慧玲女士所著的《家庭建档的双向意义》这篇文章中,她就建议广大人民群众收集、存储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记录片断,同时她指出这样做可以完整地保存平民历史、提高现代社会公民的档案意识。当前我国广东省的档案管理部门就开始加强搜集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的各类档案文献资料,其收集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以及国际关系、军事方面的内容[4]86。为了进一步将区域民间档案文献资料整理有序化、规范化,保护作为人类存在记忆的档案材料,广东省档案管理部门还进一步将本省的各种价值较高的档案资料编辑成《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这本书,这种做法深入地向社会大众宣传了档案工作的社会记忆保存作用,进而提高了社会各界人士建档存档的意识。

四、走入档案的乡野考察,确保档案资料的真实性

我国著名的台湾学者王明珂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历史记忆研究并非解构我们已经拥有的历史文化知识,相反是抱着一种崭新的态度来解读历史资料,并将这种资料当作一种社会记忆遗留。进而在分析史料的过程中,重新认识‘历史事实’。这样一来,我们所认识的历史事实,不单单是历史资料中所陈述的事情,而是通过个人对历史资料的选择、思考,二次构建,形成的一种隐藏在其别后的社会历史情境。”档案记忆属于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文献资料,只有将档案放入它产生的那个历史时代中去考察评价,才能判断他的真实性以及价值[5]115。相应地这就要求档案工作人员要走入档案资料形成的乡野去认真考察,这样才能保证其保存的档案资料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客观性。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思考,我们可以将这种行为美称为“文献的田野考察”。

档案人员在面对各种繁杂档案时,首先要学会客观、公正地评价文献资料的价值。在翻阅历史档案资料时,理应看到该历史档案被生产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评价一份历史档案的价值时,不但要看清档案作者自身的民族优越感,还要看清个人的民族优越感。重点留存那些客观性强、平实陈述的档案资料,才能确档案资料的真实可信度。如有必要刻意像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那样到乡野中去做现场调查,对档案的产生背景、产生意图以及所蕴含的行为逻辑进行深入考究,以获得对档案资料更充分的理解阐释、运用[6]181。

五、注重收集保护人民群众的档案记录

目前我国的档案工作和过去相比,虽然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仍旧存在着档案范围窄、收集种类少,馆藏单一的缺点。档案馆留存的社会记忆档案资料仍旧以官方组织的档案资料为主,私人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丰富的民间档案数量很少。鉴于这种形势,档案部门的必须进一步改进档案收集工作,多关注反映基层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档案资料,不能以统治阶级的意志,评定标准选取是否留存档案,注重收集保护人民群众的档案记录,让档案切实变成储存社会记忆的载体。

总之,档案是保存人类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人类社会的进步、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都不能脱离世世代代人们的社会记忆。档案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构建、存储社会记忆的过程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但是将社会记忆定格成永恒的“照相机”,还是传播档案文化的“使者”。所以,档案工作人员应该积极发挥个人工作的积极主动性,争取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历程,以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未来。

参考文献

[1]丁华东.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J].档案学研究,2010(1).

[2]许典利.刍议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J].兰台世界,2010(6).

[3]保罗?唐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钱程程.从档案记忆观视角看档案与档案工作[J].云南档案,2010(5).

[5]丁华东.档案记忆观对档案学理论的影响探略[J].上海档案,2009(2).

档案我们共同的记忆征文 篇5

每个中国人大概都有一个档案的故事吧。在这里，我就说说小陈的档案故事。小陈毕业，学校把他的档案返回到户口所在地的区人事局。那一年，说是如果有名额，人事局应该是给他进行二次分配的。而小陈属于比较“命背”的那一类人，要自己找工作。把档案交接到人事局后，小陈的档案从此和他没了联系，8年了，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档案是不是还在，小陈觉得没有档案也挺好的，反正他从来生活简单，档案上从来也没有什么不良记录，当然，也没有优秀的记录，小陈从来都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从来也不轰轰烈烈。平淡如水。所以也不需要档案为他证明什么，自己做人处事，也不是档案能证明的了的。在社会上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的8年里面，老老实实做人，从不与任何人为敌。一副老好人的模样。这样够好了吧，可是小陈真的不知道这么生活和档案有什么关系，这几年偶尔也想过档案，可是想起每年180元的档案管理费，小陈就觉得不应该交这样的钱，所以关于档案，小陈想，大概这辈子就和自己无缘了吧。8年后，小陈任职的单位要给小陈办理五金签合同，但是必须调取档案才能办理。小陈只好硬着头皮来到区上人事局的人才中心，好在每年180元的档案管理费现在全免了。终于看到档案的内容，当然是人事局的工作人员整理的时候，小陈伸着脖子看的，还看到自己的高中会考成绩单。拿着档案回家的路上，小陈就在想，就这样薄薄的档案袋里，装的东西就是自己前20多年所有的重大经历了吗?

有人说：“历史是白纸黑字的记录，档案是默默无闻的收藏。没有历史便没有档案，没有档案就没有历史。”档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重要依据。在当前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稳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下，档案更显得尤为重要。一是事关人类文明的传承。档案真实记录了人类各项实践活动，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建设和发展的艰苦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要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城乡面貌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还要依靠档案资料记录下来、体现出来、传承下去，让后代了解我们的奋斗历史、继承我们的文明成果。因此，我们要抱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档案工作。二是事关经济社会的发展。档案工作具有“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功能。在服务政治建设上，档案可以启迪政治智慧，为执政为民提供历史的、现实的政治参考;在服务经济建设上，档案保存记录的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和基本数据，对于权衡经济发展过程中利害得失，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文化建设上，档案本身就是历史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可供深度开发的巨大价值;在服务社会建设上，档案能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发挥特殊作用。三是事关个人权益的重要凭证。人事档案是一个人经历的记载，也是人才交流中心为个人提供关人事服务的依据。从表面上看，它仅仅是一个一尺见方的牛皮纸袋，加上袋子里的材料，才不过一斤来重。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在一些人眼中作用弱化了，但弱化并不意味着它是可以随便丢弃的‘身外之物’，人事档案的作用仍不可取代，如果没有档案，一些权益就无从得到保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总之，各种门类的档案能为社会提供多种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因此，它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档案记忆 篇6

【关键词】档案;社会记忆;法律制度;管理体制

谈到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问题，我们首先得了解社会记忆的由来，提到社会记忆，则不得不提两个人，即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和美国的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哈布瓦赫是“社会记忆理论”的开创者，他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提出了精辟的论断，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而不是恢复的过程，在群体提供的统一框架（记忆的框架）下，个人的记忆都要以此为前提。”同时他提出：集体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顾和描述，而是对过去的重构。他在这里强调要立足于当下来进行集体记忆的建构，并且通过社会交往来实现这种建构。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在接受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记忆”的概念。保罗·康纳顿从新的视角谈论他对社会记忆的理解，“社会记忆不是集体记忆的一个完善缺陷的补充，社会记忆是一种由其自身的独有特征来定义的、本质上可行的、能够实际地自我维持和逻辑的自我包容的理论框架。”康纳顿把社会记忆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他认为：“社会记忆只有保证记忆能够传递才有意义，人是一种社会记忆的存在。”同时，他也创造性地提出“社会忘却”的概念，并指出我们学会了用“社会忘却”来解释社会记忆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国内档案界对“记忆”的研究萌发了兴趣，随着“世界记忆工程”和“城市记忆工程”的进展，“档案记忆”在学术界也掀起热潮。档案是记忆的传承者，作为保存社会记忆的场所之一的档案馆，更是在构建社会记忆工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档案在社会记忆构建过程中，也暴露出其局限性，档案部门如何有效地开展档案工作，对构建完整的社会记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

学界对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的看法有很多，其代表学者有著名的上海大学丁华东教授，他在《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他认为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表现为载体、客化、建构和控制关系。在《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一文中，薛真真也论述了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认为档案是在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载体形式和中介方式，是人类社会在时间维度上相互联系的纽带，在建构社会记忆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

不同的学者所站的角度不同，看法也有点差别，笔者想在此着重论述档案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和工具，正是因为它是社会记忆的工具，从而具有对社会记忆的建构功能。

档案具有知识属性、信息属性，进而延伸到社会记忆属性，这些都是档案的一般属性，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那么，作为具有社会记忆属性的档案，它本身就是社会记忆吗？笔者不太认同，档案的确具有传承、建构社会记忆的作用，但他本身和社会记忆不是一物，更确切的表达来说，它可以说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和工具。档案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直接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物。档案作为记忆载体在维系历史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中传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既实现了记忆功能，又发展成为重要的信息载体，这就是文化的积累。人类之所以能在传承中发展、进步和不断延续，就是因为通过对档案的收藏和保护，使社会成为一个统一连续的时空整体。这一切体现了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有其独特的作用，它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和工具。

二、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局限性

1.档案法律内容不够完善造成的局限性

这主要体现在档案公布权设定不合理以及缺乏保护档案机构的免责条款。《档案法》在肯定档案利用权的同时还设置了档案公布权的规定，在第二十二条规定了：“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这样是为了限制档案开放的范围，把档案开放的权利控制在档案机构手里，对档案开放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不利于公民对档案利用权的实现。档案公布权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将档案馆置于了不利的位置，即档案馆有可能会因为利用者对已开放档案的不当利用而承担连带责任，然而目前的档案法规中缺乏为档案馆设置的免责条款，档案工作人员的行为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为了规避风险，免受到责任牵连， 自然他们对于档案开放的工作也不会积极落实开展，延长档案开放时间的情况普遍存在也具有合理性了。这样一来，不利于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起到桥梁的作用。

2.档案管理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局限性

档案鉴定的过程，可以说就是决定哪些社会记忆将被留存下来，哪些将被销毁。加拿大档案学者T·库克也说过“鉴定是档案事业的中心，是一项没有终点、永无止境的工作”。“我国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30年，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30年”，然而在实际鉴定过程中，档案鉴定标准和保管期限的划分标准都比较笼统、模糊。鉴定工作一旦做的不好，会造成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相当一部分有价值的档案会被忽视，会因为没有被接收进馆而不能永久保存，破坏了社会记忆载体的完整性，使社会记忆构建受到损失。这是档案管理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局限性。

3.官方档案多，民间档案少，内容片面造成的局限性

我国档案馆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馆藏内容单一，数量不够充分。据调查所知，我国档案馆所保管的档案中，绝大部分为机关文书档案，显得馆藏内容十分单一，相比而言，科技檔案、基建档案、房地产档案、设备档案、科研档案极少。历代的档案成为权力象征的一部分，都只是那些与国家机器相关的记录，然而贴近老百姓实际的档案却十分少，一些珍贵的民间档案遭到忽视。近几年档案部门虽加大了民生档案的进馆比例，但由于数量总体还比较少，因此这部分的档案始终处于缺失和片面的状态。在社会记忆的过程中被遗忘总是不可避免的。

三、建构社会记忆中档案部门的发展方向

档案部门是保存社会记忆载体的重要场所，正如一句话所说，档案馆是记忆的殿堂。档案部门也正是通过对各种载体档案收集、整理、修复和编研等工作来保护这些历史记忆载体，实现社会记忆的传承和重构。档案工作要切实在社会记忆建构中不断自我完善，体现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部门在这些方面所要做的工作很多。

1.完善檔案法律制度

对一些档案法律法规进行慎重、必要的修改，解决档案公布权不合理和档案免责声明的问题，调整档案公布权的设置。关于调整档案公布权的设置问题要慎重的对待，并不是说这样一来所以的档案都能被随意的公布。允许利用者通过各种方式公布那些已经经过鉴定可以开放利用的档案，建议档案部门取消对档案公布权的控制。对于对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处在不开放范围的档案，应防止利用者因缺乏档案意识，随意在利用的过程中公布不应该公开的内容，档案部门仍然保留对档案的公布权。

2.健全档案鉴定管理体制

可以适当考虑调整档案馆的鉴定职责，档案馆只起审查和监督的作用，由档案生成单位承担主要的档案鉴定工作，必要时给予一定的协助，配合档案生成单位更好地完成档案鉴定工作。档案工作人员根据进馆鉴定时设置的保密期限按时开放，同时已进馆鉴定的档案，不再单独承担档案鉴定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档案馆承担的开放责任，改变工作人员普遍因规避开放风险而延期开放的现状。从而使得档案开放更加便利，有利于档案在社会记忆中起到良好的作用。

3.提倡馆藏档案的多元化，注重保管平民档案

馆藏档案不能只是收集党政机关的档案，要更多地贴近民众，对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接收进馆保存，将具有代表性的农村、民营企业、家庭档案等纳入档案馆收藏范围。同时档案馆要不断拓展档案的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范围。让档案更充分地反映社会活动，让档案能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利用者，充分发挥档案在宣传教育人民、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帮助民众维护自身权利、帮助百姓排忧解难、提供市民休闲娱乐中独特的作用。

4.加大宣传力度

面向社会全面进行宣传，走全面特色宣传之路。例如：为更好地宣传档案文化、让档案走进百姓生活，提升黄山市档案文化影响力，助力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黄山市档案馆与黄山日报·黄山晨刊签署协议，定于2014年5月至2015年7月，合作开办《档案时空》专栏。此次双方合作开办专栏，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实现了新的跨越，对档案部门的宣传形式和新闻媒体自身的栏目建设都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一次双赢的合作。

四、小结

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是紧密联系且十分复杂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不一样的答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发展的新阶段，档案在人类文明的记忆建构过程中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档案部门需要做的是完善体制，提供良好的环境，解决不利因素，便于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莫里斯·哈布瓦赫（法）.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保罗·康纳顿（美）.纳日毕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丁华东.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J].档案管理，2009.01

[4]薛真真.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J].档案管理，2006.02

[5]李锦华.从档案馆的角度论述档案开放的困境[J].档案学通讯，2013.06

[6]T·库克（加拿大）.铭记未来——档案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档案学通讯，2002.02

[7]王向明.档案管理学原理[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06.

[8]安徽档案信息网

作者简介：

论家庭档案与平民记忆构建 篇7

一、家庭档案与平民记忆构建的关系

法国历史学家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指出, “对于记忆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和意象的回忆, 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说, 记忆是根据某种需要而重新构建的。平民记忆, 反映了普通百姓的记忆诉求, 是顺应记录平民历史的社会需要而构建的集体记忆。”近年来, 家庭档案逐渐被文化机构关注, 然而各种文化机构却极少为平民记忆和民间的草根记忆提供展示的平台, 社会公众也很少有渠道获取有关平民记忆保存的咨询和知识。由此, 平民记忆一直都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下, 随时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烟消云散。笔者认为, 家庭档案顺应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 其形成过程既是一个家庭生活的缩影, 也是一段社会发展的折射, 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其理应成为平民记忆构建的主要阵地。一方面, 家庭是保护档案资源的重要渠道, 国家受经济能力和馆舍条件的限制, 使很多有价值的档案材料不能进入国家的档案馆, 而家庭中又蕴藏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资源。家庭建立起了档案, 就能使家家户户平民百姓自己记录、保存的关于各自生活经历的各种资料得到有效收藏、保护。在美国, 有关家庭、家族的档案以及个人学历和履历、业绩和财产等与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资料, 是档案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吸引利用者长期关注档案馆的资源, 也是档案馆用户络绎不绝的重要因素。英国国家档案馆与国家统计局联合设立了“家庭档案中心”, 保管着有关公民的出生、收养、婚姻、死亡等方方面面的历史资料, 并编制了档案索引, 可以为公民提供相关情况的介绍与咨询。另一方面, 长期以来, 档案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 对于许多普通百姓来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他们很少去利用档案因而也较少去关注档案事业的发展, 社会档案意识普遍较低。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普通家庭都自觉去建立起与各自成员息息相关的家庭档案, 并将家庭建档工作融入到日常家庭生活中去, 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全社会的档案意识, 人们自觉的档案信息意识将给整个档案工作奠定厚实的民众基础。同样, 民众将通过家庭档案这个平台去实现保存他们自身根源、身份、地方感的个体记忆的诉求。

二、家庭档案参与平民记忆构建的障碍分析

伴随着人们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社会档案意识的增强, 普通家庭通过家庭建档来记录百姓自身记忆、参与平民记忆构建已然成为现实, 但仍需解决好以下问题:

1. 民众家庭建档意识的缺失问题。

一直以来, 档案对于许多平民百姓是陌生的、有阻碍的、甚至是神秘的, 他们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和利用档案, 因而也不大关心档案工作的存在和发展, 社会档案意识极其薄弱。家庭档案真实记录了家庭生活的各方面变化, 能够反映社会民生的真实情况, 因而逐渐进入了普通百姓的视野, 为人们所认知, 但家庭档案仍然没有褪去那层神秘的面纱。当前, 虽然一些省市家庭建档工作开展的风风火火, 但从全国范围内来看, 家庭建档工作仍严重滞后于现实的社会需求, 究其原因, 首当其冲的是民众家庭建档意识的缺失。

2. 家庭档案的客观真实性问题。

家庭档案要承载起记录平民记忆、反映平民历史的重任, 必须真实再现当时当地社会发展状况, 如果在家庭建档过程中混杂了虚假的材料或者说是真实的材料没有形成档案被保存下来, 不仅不能准确地记录平民记忆、反映平民历史, 还会造成社会记忆的严重失真。因此, 普通家庭在建档过程中能否保证所建档案的客观真实性, 让家庭档案真实记录、还原一段原始的社会记忆是家庭建档必须突破的瓶颈。当前, 由于我国对家庭建档没有制定统一的规范, 许多家庭在建档过程中存在极大的盲目性, 致使一部分急需立卷、归档的材料未被及时保存, 一些不需归档甚至虚假的材料反被保存下来, 家庭档案的客观真实性未得到有力保障, 给平民记忆构建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

3. 家庭档案的隐私问题。

家庭档案往往涉及个人和家庭的隐私。在日益重视隐私权保护的今天, 家庭档案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家庭建档及家庭档案开发利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对个人和家庭群体隐私的损害, 无疑给家庭建档过程中处理家庭档案隐私问题增加了难度。目前, 国内尚无有关家庭档案的立法, 许多情况下只能援引《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中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指导家庭建档工作, 使家庭建档在处理隐私问题过程中显得无依无据, 大大限制了家庭档案的作用。

4. 家庭档案价值的有效挖掘问题。

新形势下, 档案部门不仅要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 还要关注民生, 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档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要努力改变以往重事轻人、重物轻人等传统观念, 重视所有涉及公民利益的档案的价值, 建立起覆盖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 建立家庭档案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这不仅是因为家庭档案中有很多涉及民生领域的原始记录, 而且家庭档案还可作为社会历史的见证, 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可靠资料, 也是国家档案的重要补充。家庭档案的潜在价值是巨大的, 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当前, 大部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家庭档案的价值挖掘力度不够、涉及的面也不广, 再加上有些工作人员采取应付式态度, 把挖掘工作视为上级领导的任务, 人到心不到, 挖掘效果微乎其微。

三、家庭档案参与平民记忆构建的措施

1. 搞好宣传, 努力营造浓厚的家庭建档氛围。

民众自主家庭建档意识的缺失, 不利于家庭档案参与平民记忆的构建。档案部门应积极采取多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措施, 宣传家庭建档的重要作用, 使家庭建档家喻户晓, 让家庭建档成为一种习惯、一种需求、一种时尚。要继续采取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 加大宣传力度, 让家庭建档宣传更加贴近群众, 贴近家庭, 为家庭建档营造浓厚的氛围。例如:充分发挥示范户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使周围群众感受到家庭建档的好处, 让群众教育群众;筹备举办家庭档案展览, 让民众从中感受生活的变化, 也从中体会到家庭档案的作用;深入社区举办家庭建档咨询活动, 把方便送到百姓家里。

2. 家庭与档案部门双管齐下, 保证家庭档案的客观真实性。

一方面,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家庭建档活动中来, 要加强指导、强化服务, 提高家庭建档工作质量。针对家庭档案的差异性、秘密性和现实性的特点, 各级档案部门要用区别于一般档案工作的方式方法来指导家庭建档工作, 制定并下发《家庭档案管理规范》, 为愿意建档的家庭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让家庭档案建得更完整些和规范些, 保证家庭档案的客观真实。另一方面, 普通家庭在建档过程中应自觉地把与家庭成员学习、生活等息息相关的所有资料收集齐全, 并按照诸如《家庭档案管理规范》等规章制度进行整理、鉴定、加工、归档, 保证所立档案的客观真实, 准确地记录一段平民记忆。

3. 完善家庭档案立法, 维护家庭档案隐私。

家庭档案最基本的属性是私人所有, 与家庭建档相关的一切问题都要以这一性质为基点, 除国家特别有规定之外, 一个家庭收藏什么、怎样管理、如何利用、如何处置一般都应该由所有人自主决定, 取决于所有人的自觉自愿。家庭档案的这种属性对保障家庭档案隐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完善相关的家庭档案法规, 例如:档案立法部门应在遵循《宪法》、《档案法》立法准则的大前提下制定有关家庭建档的相关准则, 如《家庭档案管理规范》、《关于加强家庭档案工作的意见》等, 同时要加大对家庭建档监管的执法力度, 确保家庭建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从而保障家庭档案的隐私性、规范性、权威性, 让普通民众能够以主人翁的意识投入到家庭建档中, 从而真实记录并反映平民记忆。

4. 立足实际, 深入挖掘家庭档案潜在价值。

为平民保留历史, 让档案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是家庭建档的重要意义之一。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立足实际, 积极引导普通家庭树立牢固的民生意识和主人翁意识, 深入挖掘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反映民生诉求的那部分档案, 建立起覆盖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 让家庭档案真正反映平民历史、记录平民记忆。

总之, 家庭档案是一种家庭资源, 更是一种社会资源, 倡导普通家庭建立家庭档案, 让家庭档案真实反映和记录平民记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必将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慧玲.家庭建档的双向意义[J].档案学研究, 2007 (5) .

[2]梁光寒.个人数字化记忆的安全保存[J].中国档案, 2008 (8) .

[3]李琨.欧美家谱档案利用工作对我们的启示[J].档案与建设, 2007 (12) .

刍议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 篇8

关键词：档案,社会记忆,关系

社会记忆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的视野之内, 它是指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而档案是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技术等活动中形成的历史记录,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独有的文化财富, 是社会记忆的汇集[1]。从档案的发展史来看, 档案始终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工具与人类文明进程紧密相联, 使人类具备了历史积累和传递的能力, 才有了传统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可以说, 没有档案, 历史将成为一片空白, 民族的记忆就会中断, 也就没有完整的社会生活;而离开社会记忆, 将无法把握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 无法真正理解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如果没有自己的档案系统, 最终将会失去全部的文化传统, 因此没有档案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没有社会记忆的国家, 没有智慧和身份的国家[1],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也就没有“话语权”, 在世界民族之林则丧失立足之地。

一、档案是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 是构建社会记忆的重要资源

在人类进入社会生活之后, 人类思维不仅仅是个体思维, 同时还是类思维, 人类的认识过程就变成了一种社会行为。为维持和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 仅依靠个体, 甚至一群人或一代人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 人类需要集中和积累分散的、零乱的个体记忆, 使之转化为“公众话语”, 形成集体的记忆, 使之长久地发挥作用, 即社会记忆, 并寻找和创造一种外在的记忆方式和载体来无限扩充记忆的功能。档案的产生和形成, 不仅满足了人类社会生活的这种需求, 更重要的是将记忆的发生、积累、保存、提取、衰减、遗忘等大脑的纯自然机能改变为社会功能, 使自然人成为社会人。作为一种记忆载体, 档案是一种具有社会整体意义的群体概念, 应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一个家族、一个单位的共同记忆, 它不同于个体记忆, 也即构成集体或社会记忆。这是一种不同于个人的自我复制、自我保存的方式, 即在性质、特点、功能等方面均不同于个人记忆的社会记忆。

档案在发挥其记忆功能的同时, 成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 这就是文化的积累过程。人们通过积累档案保存历史事实, 深化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 并通过档案获得历史知识和价值观念,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来指导实践, 并进行新的创造, 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美国文化学家怀特曾说过:“文化的起源把进化过程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来说, 它不再需要通过缓慢的生物学上的变化过程去获得新的力量和技术;现在, 他拥有一种超机体的适应和控制的机制。这一机制能够自由的自行发展。”可以说, 人类社会中的档案机制的产生和形成, 是维持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

二、档案不等同于记忆

档案是社会活动的原始、真实的记录,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经常将档案与社会记忆相提并论, 认为“档案是社会记忆”、“档案馆是记忆库”等, 尽管档案与社会记忆的构建密不可分, 但是,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档案”是不能等同于“记忆”的。

1.从字面上看, “社会记忆”是人们对“过去”的记忆, 其表现形式无非是一些文本记录、口碑、仪式和文物等, 档案在其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 形式毕竟是形式, “社会记忆”是社会情感、心理的重构, 并不是记录和史实本身, “社会记忆”不能和传统的文献记录画等号。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言:“集体 (哪怕是家庭) 记忆就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回顾和描述, 而是对过去的‘重构’。换言之, 人们记忆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 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构建。”[2]

2.较早将档案与社会记忆相联系的国际档案界实际上已经认识到, 不能认为档案与社会记忆是同一的。如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布劳因认为, “社会记忆, 这种新的看待过去的模式, 则超出了档案的范畴, 它是从情景的视角来证实过去”, 由于认识到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非中立性, 便有可能“发生了一次文化上和学术上的转移———从历史的角度狭义地建构过去转向根据社会记忆广义地建构过去。”[3]在这里, 社会记忆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与历史角度相区别的更广义地看待过去的视角和模式, 而此处“档案”只是作为历史记录被探讨在社会记忆的模式下应当如何形成。为此, 对于档案与社会记忆,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进一步理解:首先, 档案是重构社会记忆中的重要工具和途径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社会记忆传递过程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各种事物和行为, 例如纪念仪式、身体习惯、口述历史以及包括文学作品、电影、图片、音乐等在内的各种刻写的符号系统。这里应当指出的是, 社会记忆虽然比历史具有更加非正式的程序和更广泛的文化分布, 但历史之于社会记忆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 能够减少因记忆控制或缺失造成的损害和信息衰减, 档案作为历史记录能够影响社会记忆的形成并予以补正和校验, 这恰恰是其他事物和行为所不能替代的优势。其次, 档案记录本身并不一定能直接成为记忆, 而是需要经过社会选择、认知和情感认同。从上面的论述可知, 社会记忆是社会化的心理、情感和知识建构过程, 它与历史记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对于同一历史事件, 社会记忆与历史记录可能一致, 也可能完全对立, 二者是相互补正、相互校验的。因此, 在充分肯定档案对社会记忆的补正、保存和传递等功能的同时, 还应认识到, 档案若想从历史记录成为社会记忆, 必须经过社会的认知和情感认同的过程, 这也是历史记录转化为社会记忆, 或者说历史记录“社会记忆化”的必经之路。

三、加强收集和保存档案资料, 构建完整的社会记忆

1. 广泛收集档案, 避免社会记忆缺失。

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社会各方面形成了大量的文件, 既为档案的收集与鉴定工作带来了冲击和挑战, 又极大地丰富了社会记忆的内容。同时, 一些反映重要社会活动和民生资料的收集难度却在增大, 随着知识产权观念的不断深入, 档案馆过去那种送文件资料上门归档的“坐、等、靠、要”的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当今在媒体企业化以后, 各类媒体形成的影片、照片、录音带和录像带大多自己保存, 这类历史的收集就更加困难, 档案馆不积极融入社会, 不主动出击, 不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尤其是重大社会活动, 包括突发事件, 到头来对这类社会活动无档可存、无档可归、无档可查将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所以档案机构在收集工作中要扩大档案资料的收集范围, 有重点有选择地把社会各行各业的各种类型的档案资料, 特别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的档案资料收集进馆, 使馆藏档案资源贴近公众和社会的需要, 关注人们与社会的公共利益, 准确、全面地记录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历史面貌和过程。

2. 开展口述史料档案收集工作。

口述史料档案可以弥补文字档案记录的不足, 它不仅可以填补一般的历史空白和历史细节, 而且可以填补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事件的一些细节空白。然而,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有很多社会记忆并没有用文字或者其他方式记录下来, 而是保留在人们的口头之上。如很多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普通百姓或者是社会名人, 因为种种原因, 存在于他们头脑之中的“个人记忆”并没有转化成书面形式或者是磁带的形式而被保存下来, 档案部门如果不对这些“个人记忆”采取一定的措施变为档案这种“社会记忆”的载体, 那么, 随着这些人的逝去, 相应的珍贵的记忆也随之逝去了。因此, 档案部门要重视口述史料档案收集和整理工作, 只有把这些口述的史料记录下来转化为档案, 才能作为社会记忆而被保存下来泽被后世。

3. 收集档案史料要突出地方特色。

一个地方的综合档案馆应该着重收集保存反映本地独具鲜明、特色的档案史料, 特别是要注意收集改革开放30年来反映农村社会巨大变化的史料, 它应该包括重大活动、事件, 名人、能人、专业技术人才, 名优产品, 民族风情等方面的内容, 当然还应包括重大事故、自然灾害和反面典型人物等方面的内容。例如, 为丰富馆藏, 从2005年起, 广西档案系统接收范围将拓展到民间, “旁征博引”以丰富“社会记忆工程”, 主要面向民间收集名人、名产、名胜、民风民俗和民间文化艺术等特色珍藏, 征集和复制散存在社会上的珍贵、重要档案, 拾遗补缺。广西档案部门的这一做法, 尤其是对民风民俗和民间文化艺术等档案材料的收集无疑会更加生动地记录以普通百姓为主体的社会记忆。

4. 做好档案鉴定工作。

档案鉴定工作可以使有重要价值的档案从数量繁多的不太重要的档案中脱颖而出, 从而保存典型的、有价值的社会记忆。正如一个人一生中的记忆片断不计其数,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记忆都是有意义的, 也并不是所有的记忆都能够被大脑记住一样,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记忆都是有价值的, 需要档案馆永久保存。因此, 档案工作者应进行深入研究, 真正发现“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 对现实具有查考使用价值和对历史、科学、艺术和教育等有研究价值的档案, 必须对社会发展变化进行研究, 发现历史的和当前的那些或具有代表性或具有特殊性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从而挑选出最适合的文件资料作为档案永久保存。档案鉴定工作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 决定着档案的命运, 并决定着哪些有价值的社会记忆可以通过档案而被人们铭记。因此, 档案工作者必须严肃、谨慎地对待鉴定工作, 必须从社会的总体需求出发, 用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判定档案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薛真真.档案与社会记构建[J].档案管理, 2006 (2) .

[2]王纪潮.有选择的社会记忆[J].博览群书, 2006 (5) .

[3][美]弗郎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J].中国档案, 2001 (9) .

档案记忆 篇9

在国庆60周年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全国最高级别的电视机构，将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历史纪念意义的大型系列节目以“档案”来命名，笔者作为一名档案学专业的研究生对此深感激动与自豪。自豪的是我们的档案工作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整理、保管档案文件资料，我国的档案界已经认识到保存社会记忆是档案部门的重要职责，并且以央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认识到了档案的社会记忆性，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一、档案的社会记忆性质

档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承载文化、传承记忆的功能。国内外许多档案学界的知名人士都对“档案承载文化、传承记忆的社会记忆性质”进行了探讨。《国际档案理事会章程》对档案有一个界定：“档案构成国家和社会的记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是信息社会的基础。作为人类活动和交往的证据，档案能够辅助政府的管理并维护公民、组织以及国家的权利。”在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上，与会代表们达成了共识：“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挪威档案学家列维·米克伦在第十二届国际档案大会上，通过《从职业到专业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特征》一文指出：“没有档案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文化、没有法律权威、没有历史的世界。档案馆积累和保存档案，就是保存了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文明的肯定。档案馆既是国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在保存历史文化遗产，在继承和保存社会文化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000年，在西班牙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开幕式中指出：“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日本国家档案馆副馆长大滨彻也指出：“档案馆的确是一个记忆殿堂。通过档案馆，国家的公民根据保存的记录回想国家的记忆，为了确认作为一名国家的公民，他们的身份。”王向明教授认为：文件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为了表达和贯彻某种意图而形成的，然而每一项具体活动都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反复性。从人类整个社会实践考察，则包含了更多的连续、反复和发展。人们总是在前人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这就决定了人们对以往历史记录的客观需要。人们往往把“档案”比作“人类的记忆”、“人类的阶梯”。因此，把历史记录保存起来，通过不断的、经常性的查考来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来继承以往的文化遗产，来延续人类的文明，这已成为了人类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普遍需要。丁华东教授指出：对整体（或局部区域）社会“过去”的建构来说，档案是建构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历史出现断裂、歪曲或者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现实的思想动力时，其意义更大。比如我国商周时代的历史，因甲骨文的出现而得以续建；徽州历史档案既是构建明清徽州社会实态的重要素材，同时也是推动当代徽州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力量。

二、档案事业保存、建构社会记忆的职责

2002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的记忆，世界的记忆》一文。文章在讲述“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与“世界记忆名录评选结果”时写道：“从口口相传到文字的产生，从简陋的羊皮片到棕榈叶，人类的记忆因档案文献的丰盈而丰盈。然而每一天都有我们从未发现的文献和大量现存文献正在悄然无声息的消失，人类在恢复记忆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丧失记忆。我们只有希望通过‘世界记忆工程’以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使这样的缺憾越来越少。”由此可见，保存、构建社会记忆是社会赋予档案的历史重任。2001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首届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便是“21世纪的社会记忆”。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教授指出：“本次论坛的主题‘21世纪的社会记忆’既注释了档案事业一如既往的历史职责，更表达了档案学者对未来严肃而认真的思考。”“人类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丢失了许多珍贵的记忆，以保存社会记忆为天职的现代档案工作者没有理由再加重这种遗憾。”

三、大众传媒对档案信息的挖掘与传播

近两年来，地球各大洲几乎都遭遇了极端天气的影响，气象灾害时有发生，国内各大传媒都对这些事实进行了准确、详实的报道。面对触目惊心的灾害现场，人们的环保意识被触动，如今“低碳”俨然成为生活的潮流。为了担负起社会记忆守护者的重任，使档案工作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无可替代性，档案界可以在坚守“档案原始记录性”这一档案的本质属性的前提下，积极和大众传媒的合作，将档案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历史沉淀展现在公众面前。

档案通常是处在被档案馆封存的状态，这种存在状态不能使大众直面档案中的精彩内容，不能满足社会大众对档案信息充分利用的需求。档案内含的丰富信息必须经过深层次的开发，才能以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比如前文所述的《新中国档案》以其生动的影像形式通过中央电视台这样的电视媒介呈现在人们面前，受众的接受效果一定比档案孤立地存放在档案馆等待受众自己去查阅更好。通过观看《新中国档案》，人们更能清楚地了解伟大祖国60年的艰难足迹，60年中的每一个华丽转身，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筑起“社会记忆坚强的壁垒”。

现如今的电视荧屏充斥着被炒得很热的、气死历史学家却又为广大受众津津乐道的宫廷剧，大量这样的电视剧集会导致人们历史概念的混淆，不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但是，野史剧横行天下的同时，我们对历史进行正规解说、普及的电视节目却少之又少。对此，档案工作者可以抓住这个机遇与传媒合作，制作出例如《新中国档案》这样具有权威性的历史节目，重塑人们的历史观。可见，档案要更充分地发挥其在构建社会记忆过程中的作用，不仅要依靠档案和档案工作者本身，大众传媒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视的。

大众传媒包括：电视台、互联网、电台、报纸和杂志等媒介。这些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自的受众群，是一部分受众接受外界信息的主要并且权威的渠道。报纸、杂志购买成本低、受众面广、方便易取而且信息含量大，档案部门可以选择和部分发行量大并且正规的报纸、杂志社合作，以专栏的形式来刊载历史档案研究成果，并以生动、平实却不乏真实性且百姓乐于接受的言语来书写，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帮助构建社会记忆。通过广播渠道来接受信息更是便捷，人们只要拥有一台收音机就可以接收电台传来的信息。档案部门可以和电台合作，将一些大型档案系列节目的录音版在电台播放。这些，同样可以向大众宣传祖国历史，共筑中华民族的社会记忆。笔者侧重于用实例来印证大众传媒中的电视台及互联网在档案记忆挖掘、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用。

1. 电视台。

(1）《清宫密档》。在中央10套《探索·发现》栏目中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清宫密档》，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1000余万件清宫档案为依据，展示了拥有268年历史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沧桑历史。道出了被多数清宫剧扭曲的例如“顺治出家”、“孝庄下嫁”等传说的历史真相。（2）《档案》。《档案》栏目定位为揭秘性的讲述栏目，利用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好奇心，而引起观众的追看与共鸣。栏目选题广泛而深刻，包括涉及中外交往和引起国际关注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国内已经解密的高等级军事档案、公安档案、安全档案；与中国相关的近、现代国际关系等内容，通过解密档案中的历史秘密，探寻、解读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缘由脉络，告诉观众一个又一个惊人的事件和传奇背后的真实故事。

2. 互联网。

随着我国科技、经济的发展，网络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网络在当今社会的宣传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档案要在完成构建中华民族社会记忆这一千秋大业时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网络是一个不可舍弃的重要工具。例如，在由档案管理杂志主办的档案界门户网站———档案界，其首页上开设了“档案界建国60周年藏品网上展”栏目。该栏目下设了“中国档案珍品”、“河南馆藏精品”、“特色馆藏”、“红色收藏”、“艺术收藏”、“档案影视”、“历史影像”等子栏目。运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档案，真正达到其“穿越时空隧道，珍藏人类记忆，记录历史脚印，展现国家瑰宝”的目的。

人类的历史由无数的人物、事件串接而成，而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犹如无数巨大的悬念，留存于有形和无形的档案中，吸引着人们的渴求和探索。在多少尘封的档案里，隐藏着你无法知道、不曾了解、不能想象的真相。掀开这些档案，那些深藏的秘密、惊人的真相、远去但却鲜活的人物都呼之欲出。档案要为历史作证，为后人提供一个留存真相。总之，档案工作者要以“珍藏社会记忆、保护文化遗产、弘扬社会文化”为目标，以“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为宗旨，通过各种途径发挥档案的社会记忆功能。

参考文献

[1]大滨彻也著, 赵丛译.档案能再现我们的社会记忆吗.

[2]王向明编著.档案管理学原理[M].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3]丁华东.档案记忆观对档案学理论的影响探略[J].上海档案, 2009 (2) .

社会记忆视角下档案现象的重新审视 篇10

一、社会记忆观对档案界产生的冲击

在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指出, 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 是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最权威的场所。近年来, 社会记忆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元素被融入到档案学领域中, 档案记忆观已经兴起, “特别是2004年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档案、记忆与知识’作为会议主题, 集中体现了全球档案工作者对档案记忆观的关注”。

任何外来的力量在进入系统内部时都会对该系统产生影响和冲击, 档案现象也不例外。档案记忆观作为一种新的观念, 试图把档案与社会记忆融合起来, 并致力于研究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功能。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不同以往的思维方式来透视档案现象, 无论是对档案本体、档案工作、档案事业, 还是对档案学科来说, 都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冲击。“人们对熟悉的事物总是毫无疑虑, 但那对新鲜的事物却表现得茫然和不安。”当我们从社会记忆观来重新审视档案现象时, 我们会惊讶地发现, 传统档案界原本理所当然的“真理”并非不可撼动。正如弗朗西斯·布劳恩在其《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中所言:“当历史研究中只是对文件的有效性产生争论时, 档案工作者还可以高枕无忧。但现在, 社会记忆观已对档案工作的完整性和理论家基础提出质疑, 它将导致对档案的重新认定和界定,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档案工作的局限和界限。”

二、社会记忆视角下的档案现象

当我们试图从社会记忆的视角来看待档案现象时, 在我们每一个研究者脑海中或许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下,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档案现象中的一些问题?下面笔者想针对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浅见。

1.社会记忆视角下, 如何看待档案真实性问题。在社会记忆理论中, 权力控制论是一个重要论点, 它认为社会记忆在构建过程中会受到社会权力关系的制约, 从而强迫社会记忆沿着权力所指定的方向延伸和发展。哈布瓦赫、保罗·康纳顿、福柯等当代社会理论家们, 基本上也都支持权力在本质上操纵记忆的观点。甚至有的学者还提出了控制社会记忆的权力关系是有等级的, 即等级更高、更强有力的权力对社会记忆的影响就更大。传统档案学认为, 档案是国家、社会组织及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原始记录, “客观地记录了以往的历史情况, 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 而档案工作则是管理这些“真实记录”的神圣工作。从社会记忆理论来看, 档案则是一种传递社会信息的媒介, 或者是建构社会记忆的一种方式, 它所传递的信息有时并非客观的历史真实。由于社会权力在档案工作中起着作用, 使得档案在建构历史记忆时, 会使它所建构的历史记忆“失真”或者“异化”。“权力对历史记录形成和构建的介入, 动摇了文件载体的权威和特权地位。档案涉及权力, 这就意味着权力借助档案而留存于史,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设档案是与社会记忆同一的。档案是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忆, 更糟糕的是它是有目的的记忆”。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 档案工作人员作为社会权力系统内的一员, 在档案管理工作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自己的职业权力, 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对档案这一客体施加一定作用。事实上, 档案工作者在处理档案的过程中很难做到中立, “档案工作者实际上是肯定现行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

2.社会记忆视角下, 如何看待档案管理工作的某些环节。有些学者认为, 记忆的选择和遗忘、记忆的中心与边缘问题对档案鉴定工作构成了挑战。传统的档案鉴定理论认为, 那些有长久保存价值的档案被移交进档案馆。社会记忆观则认为, 这些所谓的具有长久保存价值的档案往往处于权力中心, 档案的保存也就是那些权力得以留存于世。是不是权力边缘上的档案就没价值?不应该进行保存?T.库克提醒人们说, “绝不能认为上层精英们产生的文件自然更有‘价值’”, “坚持多元化的叙述, 而不是主流叙述, 要关照整个社会和人类全体的历史经验而不只限于充当国家和公共文件的保管者”。笔者认为, 档案工作者在档案鉴定工作中要从权力中心向边缘转移, 更多关注反映社会记忆的人民大众的档案, 而不仅仅是行政机关形成的档案;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收集工作中要从被动向主动转变, 不要坐等档案被送过来。“随着知识产权观念的不断深入, 档案馆坐等文件资料送上门的现象已不能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档案收集工作要主动走出去, 积极地收集各种各样的档案, 主动地发挥档案工作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功能。

3.社会记忆视角下, 如何看待档案工作的性质。 (1) 文化性档案就是一种文化, 具有独特的文化性, 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 档案与社会文化如影随形, 从未发生过分离。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历史的见证和悠久文化的积淀, 能够将不同时期的文化氛围展示出来, 对过去历史文化的共同追寻更能体现一个社会的记忆。“作为存贮、积累文化的一种形式, 一直以来, 在档案的选择中都不缺乏对文化性的思考。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 这得力于几千年来连绵不断的档案记载保存”。所以, 我们今天在建构城市记忆时, 选取哪些档案以及不选取哪些档案, 一定程度上是从建构城市文化方面来考虑的, 因为城市记忆建构同时也是城市文化的建构。

(2) 社会性。传统档案工作特性使得官方记忆占有特权, 普通群众和弱势群体的记忆往往被忽视, 那些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群体活动和个人活动被排斥在外, 档案很少选择这部分历史与记忆, 从而导致了档案空白, 也造成了历史记忆的缺失。“历史记忆比传统概念上的历史更为宽广和复杂。记忆的概念已超越个体、机构甚至文件记载, 试图捕捉到每个人独特的过去”。因此, 档案要建构全面立体的历史记忆, 就不能只考虑官方的记忆, 那些从侧面反映社会细节的普通大众的记忆也应该被适当地留存。社会记忆的全面化、立体化、大众化, 客观上要求档案工作更加具有社会性。

4.社会记忆视角下, 如何看待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角色。

(1) 档案工作者要做一位坚守真理的卫士。档案记忆观认为, 权利选择对档案的真实性构成了挑战, 档案工作人员成了“现行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从“真实记录”的维护者到“现行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社会记忆观的到来已经大大加重了档案工作人员传统身份的危机感。因此档案工作人员有必要对自身的形象进行修复, 并寻求整个社会对其地位与社会角色的再认可。笔者认为, 档案工作者不仅要做档案财富的守护者, 更要成为坚守真理的卫士。传统档案工作中, “档案工作者是一种被动的职业, 接收这些文件为子孙后代守护着这些文件”。而从社会记忆角度来看, “档案工作者不仅是历史真相的维护者而是历史主动建构者”。档案人员要尽量规避权力中心对其施加的压力, 并尽可能排除自己职权所带来的主观影响, 做到公正公平地从事档案工作, 用良知来维护档案“真理”, 做一位坚守真理的卫士。

(2) 档案工作人员要成为社会记忆的“积极分子”传统档案学认为, 档案工作者是社会大舞台背后的默默奉献者, 而今天的档案工作实践表明, “档案工作者是建构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新世纪以来, 许多城市的档案馆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启动了城市记忆工程, 档案部门主动出击, 将记录城市重大活动、城市变迁与抢救性收集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相结合, 将城市记忆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并举, 取得显著成效。在这项活动中, 档案部门主动出击, 从后台走到前台, 充当城市记忆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重新塑造了档案工作人员的新形象。2010年上海世博会, 档案人员拿起照相机到世博会现场收集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积极主动构建上海世博记忆, 体现了档案工作者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前台”形象。总之, 今天在一系列活动中, 档案工作人员表现出的积极主动姿态, 表明他们不再仅仅满足“台下工作者”的角色, 他们正试图以切身实践来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巴里·巴恩斯认为:“外部的文化要素可以与某一科学专业结合在一起, 从而改变它的实践者们的目的和评价标准, 或者为实现某个目的提供资源。”社会记忆理论的引鉴, 促使我们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传统档案现象, 并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与探索, 从而更积极地去获得和积累有关档案学研究的新知识。而这些新知识的获取, 无论是对档案学理论还是对档案实践工作都将有所裨益, 这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一点期望所在。

摘要：本文阐述了社会记忆观的引鉴对传统档案现象的冲击, 基于社会记忆视角, 笔者重新对原有的档案现象进行审视, 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浅见。

关键词：社会记忆,档案记忆观,档案现象

参考文献

[1]丁华东.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J].档案管理.2009 (1) .

[2]弗朗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J].中国档案.2001 (9) .

[3]江燕.档案文化的续写.[J].浙江档案.201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