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记忆观

档案记忆观（精选七篇）

档案记忆观 篇1

关键词：档案记忆,档案管理,社会记忆,档案馆

档案在记录历史文化、恢复构建人类遗忘的记忆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它是社会记忆的数据库,更是留下历史,记录现代,联系未来的一座桥梁。档案是一种工具、载体,它包罗着庞大的信息资料,对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个体记忆也许因为个人想象因素的加入,或者遗忘因素的干扰而变得零散琐碎,不能很好地反映出历史的真相。档案则可以避免个体记忆的缺点,进而促使其储存的信息既真实又具体,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档案的形成发展有一定的逻辑连续性,可以把新的社会信息实适时记录下来,进而形成社会记忆系统。现代人们充分运用传统的档案资料创造出新文化成果,同时借助档案又为将来社会构建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很好地将社会记忆延续下去。试想一下,如果缺少了档案,历史可能变成了一片空白,社会记忆也就中断了,由此可见档案具有重要的社会记忆价值[1]。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被以档案的形式记录下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使得档案的数量越来愈多,这既丰富了档案内容,也对档案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早在20 世纪末期就有了档案记忆观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指档案自身具有记录历史文化的性质,强调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记忆观的出现也引导着我们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档案管理工作。通常认为档案记忆观是人们将档案作为社会各种活动的原始记录保存下来,进而发挥其构建人类社会记忆及价值观念的作用。其中心含义是透过对档案社会记忆属性的深层次认识,将档案和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将档案看作是一种历史的、集体的记忆,而档案馆则是“人类对历史文化记忆的保存场所”,要求人们站在历史发展的根源、文化认同感、民族身份感的高度认识到档案保护的重要性[1]36。

基于档案记忆观角度思考,档案馆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文件库,而是一座独一无二的记忆库与知识库。正如西班牙国王所说:“档案馆是保存古往今来人们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是保存社会、个人、群体记忆的最权威机构”。故档案界的相关人士应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为未来的人们保存社会记忆,档案馆馆藏的所有档案都多多少少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可以为后人留下翔实的反映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文献资料。从档案记忆观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更好地开展档案管理与服务工作。

一、扩大档案资料收集面,充实馆藏数量

档案部门在收集各种类型档案资料时,需要着重有选择地将人类社会各行各业的不同类型的档案资料进行有效收集,尤其是将人民群众活动当作主体的各类档案资料收集到档案馆中。这样馆藏的档案资料才贴合真实的社会生活,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客观真实地记录社会发展的历程。比如:在改革开放30 周年时,山东省青岛市城区的档案馆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当地政府联合各区发文向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征集关于我国改革开放30 年以来的各种档案资料,然后借助当地电视媒体、互联网档案信息网站以及政府的宣传作用进行大力宣传,这种做法大大增强了社会人们的档案意识,同时因为发动了社会各个阶层人民的力量,丰富了档案馆的馆藏数量,收集了各种零碎的民间“社会记忆片段”[2]105。

二、综合采取各种办法,避免社会记忆丢失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档案的数量越积越多,这不但充实了社会记忆内容,也在客观上要求档案管理部需选用新形式保存档案资料。为了为后人有效保存独特而又珍贵的社会记忆,档案人员需要积极完善档案管理流程,提高责任意识,尽最大努力避免由于鉴定失误,或者轻易地剔除而导致社会记忆的无辜丢失。坚决杜绝发生重要的政治运动档案、私人秘密档案、或者悠久历史档案丢失的不良现象。同时,随着办公设备的高科技化,人们为了缩减档案的存储空间,对于用过后的档案资料,一般都会选择用粉碎机粉碎,这就导致以后收集一些重要社会历史活动的档案资料的难度越来越大,档案工作人员若不积极地开展档案收集工作,不能主动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很可能导致无档案可保存、无档案可查的严重局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不良现象,档案管理人员完全可以派人积极地参与到地方重大活动中,让他们拿起数码相机或者摄像机记录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大活动,记录下真实的社会发展形态,进而为构建、存储社会记忆作出应有的贡献[3]。

三、深入宣传档案记忆功用,提高社会各界人士存档意识

档案工作人员除了要有意识地留存社会公共管理活动形成的档案之外,还需要积极关注企业、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显赫家族形成的档案,尽最大努力做到面向公众。在冯慧玲女士所著的《家庭建档的双向意义》这篇文章中,她就建议广大人民群众收集、存储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记录片断,同时她指出这样做可以完整地保存平民历史、提高现代社会公民的档案意识。当前我国广东省的档案管理部门就开始加强搜集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的各类档案文献资料,其收集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以及国际关系、军事方面的内容[4]86。为了进一步将区域民间档案文献资料整理有序化、规范化,保护作为人类存在记忆的档案材料,广东省档案管理部门还进一步将本省的各种价值较高的档案资料编辑成《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这本书,这种做法深入地向社会大众宣传了档案工作的社会记忆保存作用,进而提高了社会各界人士建档存档的意识。

四、走入档案的乡野考察,确保档案资料的真实性

我国著名的台湾学者王明珂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历史记忆研究并非解构我们已经拥有的历史文化知识,相反是抱着一种崭新的态度来解读历史资料,并将这种资料当作一种社会记忆遗留。进而在分析史料的过程中,重新认识‘历史事实’。这样一来,我们所认识的历史事实,不单单是历史资料中所陈述的事情,而是通过个人对历史资料的选择、思考,二次构建,形成的一种隐藏在其别后的社会历史情境。”档案记忆属于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文献资料,只有将档案放入它产生的那个历史时代中去考察评价,才能判断他的真实性以及价值[5]115。相应地这就要求档案工作人员要走入档案资料形成的乡野去认真考察,这样才能保证其保存的档案资料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客观性。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思考,我们可以将这种行为美称为“文献的田野考察”。

档案人员在面对各种繁杂档案时,首先要学会客观、公正地评价文献资料的价值。在翻阅历史档案资料时,理应看到该历史档案被生产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评价一份历史档案的价值时,不但要看清档案作者自身的民族优越感,还要看清个人的民族优越感。重点留存那些客观性强、平实陈述的档案资料,才能确档案资料的真实可信度。如有必要刻意像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那样到乡野中去做现场调查,对档案的产生背景、产生意图以及所蕴含的行为逻辑进行深入考究,以获得对档案资料更充分的理解阐释、运用[6]181。

五、注重收集保护人民群众的档案记录

目前我国的档案工作和过去相比,虽然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仍旧存在着档案范围窄、收集种类少,馆藏单一的缺点。档案馆留存的社会记忆档案资料仍旧以官方组织的档案资料为主,私人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丰富的民间档案数量很少。鉴于这种形势,档案部门的必须进一步改进档案收集工作,多关注反映基层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档案资料,不能以统治阶级的意志,评定标准选取是否留存档案,注重收集保护人民群众的档案记录,让档案切实变成储存社会记忆的载体。

总之,档案是保存人类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人类社会的进步、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都不能脱离世世代代人们的社会记忆。档案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构建、存储社会记忆的过程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但是将社会记忆定格成永恒的“照相机”,还是传播档案文化的“使者”。所以,档案工作人员应该积极发挥个人工作的积极主动性,争取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历程,以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未来。

参考文献

[1]丁华东.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J].档案学研究,2010(1).

[2]许典利.刍议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J].兰台世界,2010(6).

[3]保罗?唐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钱程程.从档案记忆观视角看档案与档案工作[J].云南档案,2010(5).

[5]丁华东.档案记忆观对档案学理论的影响探略[J].上海档案,2009(2).

观《黑白记忆》有感 篇2

最近，我的心总是很痛很痛，心像被一条条的线捆了起来，很紧，很紧，想要用力地挣开，结果只能比原来更紧„„

在我13岁这一年，一个名叫默默的女孩走进了我的生活，闯进了我的思绪：默默因为童年妈妈的吸毒，后来迫于种种无奈和心酸自己也染上了毒瘾，走上了不归路。默默说，她不想提及往事，她不想说，因为回忆只能让她更加痛苦。对，默默的童年、少年没有彩色，只有黑白；她拥有的黑白记忆，没有彩色记忆。

我是多愁善感、心灵很脆弱的女孩，自从“认识”了默默，总是不时的有一丝悲伤流入心间，一丝丝，一股股的就汇成了大海，于是悲伤就变成了哀伤。默默在我眼中是一个善良、孝顺、漂亮的女孩，到最后却变成了让所有人为之感到惋惜、悲哀的孩子，而她一切的变化都是由于那个令我生畏的字眼“毒品”。最后默默自首，被送进了戒毒所。我不敢去看，不敢去看那份她生命中不该拥有的已经破碎的美丽。

回忆对于她来说就是永远的痛，因为她没有办法记忆这些黑白的记忆，但却要微笑着面对。

默默“告诉”我，她的一个同伴，曾经为了戒毒砍掉了一个指头，最终仍被毒品控制，中毒身亡；李通，是个好人，也不幸地染上毒瘾，为了摆脱毒品，自杀了。听着这一个个血的故事，回忆对于我来说好像也变成了永远的痛。认识了不该认识的人，进了不该进的地方，满足了不该拥有的好奇，默默因此成为了毒品的牺牲者，导致了一个永远的悲剧。

没有人见过默默掉眼泪，就好像没有人见过深海鱼流泪，那是因为她一直呆在深深的海底，她的眼泪别人看不见而已。

观“青花的记忆 篇3

“蓝”不一定是钴料呈色

青花瓷器用钴元素作呈色剂，是否用钴料成为区别青花瓷器的重要标志。而陶瓷又是土和火的艺术，往往在烧成过程中产生窑变，令人产生幻觉，若魔术般充满了神秘的魅力。欲解个中秘密，只有依靠科学技术。对于看似蓝色钴料的瓷器，只有经过科学检测，才能最终定论。上个世纪发掘长沙窑时，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蓝色釉下彩瓷器残片。当时大家都很兴奋，认为有可能是唐青花。好在考古工作者毕竟有科学的头脑，在没有科学数据说明的情况下，都没有张扬，而是将残片送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检测。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呈色剂是铜，与长沙窑常用的绿彩是同一种金属氧化物，只是在烧成过程产生窑变，出现蓝色，其呈色原理类似后来出现的孔雀绿釉，铜原料形成了碱式碳酸铜。

此次展出的元青花瓷器中，有延祜六年纪年墓出土的塔式盖瓶、杭州出土的定名为“观音”的两件瓷器。这两件瓷器是否是钴料呈色，因为未见相关科技检测报告，故建议收藏单位是否可以做一下无损的科技检测，以确认是否钴料呈色。凭肉眼观察，彩绘线条中出现大量的褐色，应该是以铁元素的氧化物为主的呈色剂所致。元以前瓷器彩绘用的酱彩、褐彩和黑彩均是采用当地出的一种贫铁矿石，含铁量仅在百分之二十五到二十八，不适合炼铁，只能他用，故宫外边的红墙涂料就是一种贫铁矿石。除氧化铁外，此种矿石还含有多种微量金属氧化物，如锰、钛等物贡。陶瓷烧成过程中，这种贫铁矿石容易产生窑变，可以呈蓝色，也可呈红色。前者容易和青花混淆，后者容易和釉里红混淆，单凭肉眼直觉的经验不能区分差别，只有科技检测方能准确确认具体成分。

景德镇元代早期就有以铁的氧化物作彩绘的文物资料，大部分呈褐色，与延祐六年纪年墓出土的塔式瓶的部分褐色类似，而1978年杭州元丙子(1336年)郑氏墓出土的定名为“观音”的瓷像，其大部分发色呈褐色，只有很少的部分呈灰蓝色，我怀疑可能是铁元素的窑变所致。类似的瓷像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一件，定名为“仙人”，所点褐彩没有出现蓝色；2007年央视《鉴宝》春节特别节目“赛宝”大会出现一件，评为金奖，比韩国那件更完美，所点褐彩出现红色，部分几乎出现类似釉里红的呈色，也是窑变所致。其名称经与会专家研究定名为“药仙”，中国社科院专门研究道教的博士生导师王育成先生进一步指出：“从有关资料来看它反映的应该是著名的道教女医药家鲍菇的形象，相传她在广州越秀山经常采药，采的是一种艾蒿，根茎部分是红色的，所以叫‘红脚艾’。她用这种红脚艾治疗了很多病人。这件青白釉药仙左手拿着的实际上就是一束‘红脚艾’。这件瓷器的发现不但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和瓷器史的研究都有一些促进作用，而且为以后深入探讨我国的文化医学包括道教文化医学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江南地区民俗流行供奉医药之神，俗称为“药公、药母”，祈求保佑家人身体安康。所谓“药母”，实际就是我们见到的“药仙”。龙泉窑的元代作品中，时常出现这种瓷像，很容易和观音混淆。结合元代道教流行的大环境，我个人认为，杭州丙子年出土的“观音”定名为“药仙”或者“仙人”似更为稳妥。

元青花精品到底存何处

常常有人议论元青花的精品都跑到国外了。我认为此说有待商榷。研究元青花瓷器，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艺术哲学强调的是种族、环境和时代。脱离了这三个要素，就很难正确认识历史问题。

现存于伊朗和土耳其的元青花瓷器，据刘新园先生考证，应该是大元国的皇帝送给伊利汗国的礼品，而当时伊利汗与大元皇帝是堂兄弟关系。印度尼西亚也存有一批精美程度不亚于伊朗和土耳其藏品的元青花瓷器。那些元青花瓷器则是外销瓷器，为大元帝国赚取了不少外汇呢!

几件精美的元青花绝品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如南京沐英墓出土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品相完好，画工精细，是所有画人物纹元青花瓷器中最漂亮的一件；1964年保定窖藏出土的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出土两件，一件存于河北省博物馆，另一件则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类似盖罐国外还有两件，但无盖，且尺寸小于这两件。这两件青花釉里红盖罐都定为一级甲等文物，工艺复杂，集镂雕彩绘于一体，代表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首都博物馆和新疆霍城出土的凤首壶以及2004年安徽当涂出土的折枝花卉纹象耳瓶，虽是残器，却像维纳斯的断臂一样，积淀着历史的沧桑，充满魅力，更加令人回味无穷。刘禹锡《陋室铭》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评价文物价值的高低，不能以数量衡量，而是要全面地综合其艺术、科学和历史的价值后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青花料的几点质疑

元青花料使用进口钴料，似已成定论。其实，科技工作者和专业陶瓷研究者心里明白，这个结论只是假设，远远没有定论。因为最早记载这件事情的是明万历十七年王世懋《窥天外乘》，书中记载：“……官窑，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此后，虽然也有文献记载，追根溯源，始作俑者还是王世懋。

王世懋的成就主要在诗词上，书法也佳，研究陶瓷的人知道他，恐怕还是因为元青花的钴料产地记载。但是，王世懋记载将近200年前的事情准确吗?这个问题好像没人怀疑过。可是他记载的“回青者，出外国”的说法已被同时期的文献证明是错误的，如《明会典》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条所载“吐鲁番贡回青三百二十八斤八两”，再如《明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回青出吐鲁番异域，……而御用回青系回夷大小进贡……”；宋应星《天工开物回青》记载：“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头青”。上述文献证明，王世懋记载的“回青”事，肯定是道听途说而来。而他记载“苏料”事，又有谁能保证不是道听途说呢?多问几个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头脑变得冷静，尤其是科技工作者，是否应该多化验几处钴料后，再做最后结论?

实际上，就是在古代官窑中，进口料和国产料一直是搭配使用的，在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最起码在嘉靖时期是这么做的。

元青花瓷器的存世量

学者认定的元青花存世量400件左右，是指已经发表或见诸博物馆收藏的实物。这个结论没有错误，最起码现在看是正确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可能会发现新的元青花瓷器，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某个人突然收藏了上百件元青花瓷器，肯定需要认真研究和慎重对待。

民间没有元青花的说法值得商榷。据我所知，前几年一家拍卖行仅以10万元左右的价格卖出一件元青花平底盘，虽然尺寸不大，但却是画人物纹。拍卖行卖的时候就言明，如果不对可以退货。买者找到自己信任的专家结合科技检测，确认是真品，至今收藏在手中。我在近几年发现一些元青花真品，有净瓶、高足碗、小杯等，约10件左右，均是经过传统和科技相结合的鉴定手段确认的，都不太值钱，即使上拍，估计成交价格也不会太高。这些收藏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低调。正应了一句俗语，“咬人的狗不叫”。

档案记忆观 篇4

档案记忆观是这样一种思想,围绕着记忆,在承诺了记忆的不同存在样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档案应该作为怎样的一种记忆样式,在论证中被赋予存在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当扬·阿斯曼的文字起源观立足于“沟通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区分,将档案首先视为以文字为依托的记录系统,服务于以权力为核心的,在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回忆方式传承下来的经验体系的时候,雅克·勒高夫通过“记忆制度”的思想强化了记忆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的根本点在于,标志着记忆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法令化时代的到来,以集体记忆的形式,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是政府职能和目标的不同实现途径。

王明珂的“文献中的社会历史记忆”将这种集体记忆视为一种自然行为,它的保存和延续有赖于特殊的社会媒介,社会媒介作为社会情境中的物质部分,其存在价值依托于社会情境所负载的历史知识。托夫勒的“记忆力革命”观不仅承认这种历史知识的存在,而且认为“信息社会”推动下的人类第三次发展浪潮以“反哺”历史知识的方式在不断地激活记忆。无论是以保罗·康纳顿的“刻写记忆”的方式,还是以阿莱达·阿斯曼的“存储记忆”的方式,哈拉尔德·韦尔策再次以“记忆能量”来确证群体社会经验总和的存在真实性。

显而易见,探讨档案以及档案管理的科学性,这需要建立在对记忆本质的认识上。记忆的思想曾吸引了许多思想家的探索目光,无论是记忆的双重性、记忆的再生产、记忆的权力还是记忆的场所,记忆毋庸置疑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机制而被谈论的。在作为社会机制的基础上,记忆以文字,或是文字的扩展形式,作为群体社会经验总和中的必要环节,不仅在对记忆的不同激活方式中有助于进一步刺激并激发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且也在对记忆的不同反思中有助于进一步科学地把握生命力的这种特殊存在样式。

20 世纪末,档案记忆观作为档案学中的新观点,开始兴起。这种观点的特色在于:把档案提高到社会记忆的高度来确证其存在的科学必要性。档案作为一种社会记忆,与社会、国家、民族、家庭间的集体构成性一道,作为群体社会经验总和的集体构成性,在历史知识的平台上,在毫不间断的质疑声中,在从未困乏的反思目光中,以克服各种危机的方式,经受社会发展的严格检验。承认社会发展是盲目的,这会让思想看不透档案存在的合理性。

在危机中把握不到生命发展的真谛,社会经验的绵延与传承面对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顿与软弱,不应该采取消极的态度,或是隐身于“记忆的保存场所”作为凝固的知识示人,或是作为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作为美的对象,在自我嬉戏中静观天下熙攘,或是作为骸之骨与漠之尘,把存在的意义径自化解为虚无。档案记忆观通过将档案从起源上接纳为对文字系统的有效拓展,进而完全杜绝了档案存在的独立性一面,与此同时,强化了档案以及档案馆作为社会机制与社会建构服务于社会整体和谐的一面。

倾向于在有用性的层面突出档案以及档案管理的重要性,档案的文化意蕴在那里被牢牢地根植于生命力的自我需要本身,在各种属性中描绘发展的多元化与多样性。档案不是社会精神自我外化过程中的堕落,作为社会有机体自身的碎片化,而是社会精神自我认识的线索与钥匙,为了打开社会自身存在的秘密,必须重视档案及档案管理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1]3。

二、档案记忆观视角下的档案管理服务

档案记忆观转变了人们对档案馆的传统认识,档案馆不再是单纯的文件保存管理库,而是知识的宝库与记忆的宝藏。一如在国际第十四届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致辞中所说“: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档案馆从板结的历史瞬间摇身一变,转化为了可能性世界的入口[2]18。

档案对于社会不应该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媒介,以第三者的姿态干预社会,以当事人的姿态反映社会,以旁观者的姿态记录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档案管理工作不仅是政府的,也是社会的,既服从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又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同步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档案工作的细致入微一方面建立在对历史的高度敏感与高度的责任感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建立在对社会记忆实践本质的切实履行上。

档案管理工作并不关涉社会万花筒中的破窗效应,也不关涉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而是就社会记忆自身的进化来说,具有工具性特征,对社会精神的多样性来说,具有依存性特征。如果社会记忆在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中,通过档案往往被视为客观化的自我自觉与说服力,那么社会记忆也在对主导意识形态的还原过程中,通过档案丧失自身的他异性。档案管理工作作为社会记忆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是主导意识形态确定性的代名词,是对社会精神真理性的感知[3]17。

档案管理工作是否构成历史,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档案管理工作如何实现历史的构成。这层意味并不取决于档案管理工作的实践本质,而是取决于档案管理工作的特殊职能。档案管理工作中自主性与约束性相结合,原则性与有效性相统一,管理工作的职能定位需要建立在科学化管理的理念上。具体地说,在档案管理工作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丰富馆藏资源。扩大资源收集范围。首先,以千方百计丰富馆藏资源为目的,竭尽全力扩大馆藏资源的收集范围。档案馆应该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生活,面对社会,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声音,理性有选择地将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的资料搜集整理入馆。反映民生,贴近民意,档案管理工作时时处处都应以为人民服务为工作的重心和立足点,通过不断地完善社会各阶层以及各行业的档案备案系统,真真切切地关注社会公众利益,维护公众利益,在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记录社会变化与发展的基本历史面貌。以高度的职业敏感与责任意识,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拓展视野,深化意识,全身心地投入到完成历史使命的艰巨任务中去[4]。在对历史记忆的采集工作中,档案管理工作者要凭借过硬的职业素养与世界发展跳动的脉搏相交道,不仅要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在那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本质因素上,而且也要以娴熟的职业手段将这种因素从世界大背景的微弱杂音中剥离出来,并有条件地独立为具有科学意义的世界“标本”。显而易见,世界的具象化过程在档案管理工作的层面并不是遵循生成的逻辑,而是在尚已竭尽世界边缘清晰性的地方,依靠职业判断的外力予以有效的干涉,在尚已丧失推动世界发展活力的地方,积极调整姿态,从档案管理工作自身出发,协调处理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牢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想方设法在群众意识中置入并逐步深化主体保护意识的特殊历史观念。并在做好群众工作,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响应的过程中卓有成效地激发起这种意识。在现代信息社会,档案管理工作的实现途径有多种,通过利用各种传播媒介,拉近与公众的关系,在与公众的互动与沟通中,将社会记忆的概念抽象性合理地布展到每一个现实因素中的历史环节中,在那里打通档案馆作为一个机构的代言人的身份,历史的主体要求档案管理工作是在与历史的动态互动中,在历史发展的推动下完成的。档案管理工作无法游离出历史自身性的理论视野,换言之,档案管理工作需要服务于历史的自我意识完善[5]8。

2.完善保障工作。避免社会记忆缺失。其次,在档案管理工作向促进社会记忆完整性这条道路迈进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好一切保障性工作,避免社会记忆的缺失。社会记忆的完整性向档案管理工作不仅提出了质上的要求,也提出了量上的要求。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档案呈现出多级数增长的趋势,虽然档案的增长极大地丰富了社会记忆,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也对档案管理工作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向档案管理要求系统化、流程化,多渠道探索有效的鉴定标准和程序,尽量避免因为工作态度草率或是鉴定中出现了失误而造成社会记忆的空白或是缺失。做好档案管理的相关工作,使得政治运动档案或是私人档案不要再流落街头书摊,或是老字号企业档案、大学生人事档案不要再出现下落不明的情况。面对当下存在的一些反映社会重要活动的档案资料因为种种原因而散落佚失的现象,虽然收集难度在不断增大,但是相关的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还是要在上级的积极敦促中,广泛参加社会活动,在与社会各方面的交往与联系中,积极协调,全面投入,深入基层,调查落实,亲身记录,大力杜绝无档可归,无档可查局面的出现。

3.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建档存档。最后,在不断强化档案记忆观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力量,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地参与建档存档。建档存档作为大众意识下的产物,需要建立在档案管理人员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大力普及档案记忆观这种特殊意识的基础之上。回到人民中去,这条原则一方面针对档案管理工作自身的自发性,一方面针对档案管理工作自身的被动性。前者要求档案管理从档案的采集步骤开始,需要在一定的指导思想和相关的约束性下完成,后者则要求档案管理相对地从档案的建档与存档的主体方面暂时区分出来,将建档存档的主动性通过档案记忆观在民众意识中的不断深化,逐步地释放在民众建档存档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过程中。例如《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申报就是建立在广东省档案局的参与下“,广东侨批”被整合为了“五邑银信”“、潮州侨批”“、梅州侨批”[6]4。

档案管理工作对于档案记忆观而言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档案管理工作是社会记忆的塑造者,这是立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维度来谈的;一方面档案管理工作是社会记忆的维护者,这是立足于档案管理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职能来谈的。档案记忆观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认知态度,它不仅承诺了精神主体的存在,而且同时也向精神主体承诺了作为对象的世界的存在。档案记忆观辩证了档案作为一种世界自我存在的有效模式,不仅具备属人的特征,而且在这种特征中也为世界历史的创造力留下了空白。

摘要：档案记忆观不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切实可行的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档案记忆观的支撑下,档案管理工作的概念范畴得到了全方位的拓展。档案记忆观是档案学历史发展的结果,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档案记忆观,档案管理工作,历史

参考文献

[1]钱程程.从档案记忆观视角看档案与档案工作[J].云南档案,2010(5).

[2]薛匡勇.档案记忆观思想内核探析[J].上海档案,2014(1).

[3]丁健.档案与档案工作:固化的记忆与记忆的固化[J].档案学研究,2002(5).

[4]汪俊.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的作用研究[D].安徽大学,2012.

[5]杨安莲.档案工作的新发展——谈社会记忆观[J].档案与建设,2013(6).

观电影金色记忆有感 篇5

它讲述了一个青春立志的感人故事。一开始，是兄弟连的一场比赛，女主人公江依然因为这场球赛，而喜欢上了篮球这项运动。随后，镜头切到了梁晨家中，梁晨的母亲不让梁晨参加兄弟连的训练，谢耕也是如此，他的父亲不但不让他去训练，还让他退出兄弟连队。

但知道拿到市里的冠军可以在高考中加分时，劝梁晨帮助谢耕归队，参加比赛，但在决赛时，梁晨的一个小小技术失误导致了兄弟连队与冠军奖杯和高考加分失之交臂!梁晨为了安抚人心去学校门口订做了一张明星的签名照片，不料被闪电队揭穿了，他很是难过，在月考中考了六十九分，遭到了父母的斥骂，与江依然离家出走，住进了旅馆。被父母发现后，逃出了旅馆，但梁晨摔伤了头。最后，恢复了身体的梁晨带领兄弟连队打败了闪电队……

档案记忆观 篇6

1900, 一个一无所有却能充实生活的孩子。1900, 一个连妈妈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孩子, 被人遗弃在弗吉尼亚号上, 从此这艘船就是他的世界, 成长中唯一的世界, 没有街道, 没有公园, 我曾经也怀疑过他是否真的存在,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这样的孩子却又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养父, 无师自通的钢琴才华让他成为了这艘承载着他人生的巨轮上的钢琴师, 时间的流逝中, 他习惯了船上的钢琴师生活, 虽然他从未曾到过地面, 虽然他从未切实感受过村庄的气息, 但是在他的梦中无数次的出现过村庄、街道, 一切的一切他都用他的手指在琴键上向每个人传递着。他是特别的, 因为音乐他变得真实可感, 他是快乐的, 没有因为那带有悲剧色彩的童年而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 因为幻想, 因为音乐, 他变得很快乐。

1900, 一个用钢琴在不断铸造自己灵魂的乐者。在1900的世界中音乐可以说是全部的主题, 在这片狭小的空间里他拥有着自己的独特世界, 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 那美丽的村庄, 那火山的边缘, 那最大的教堂, 每次他都在不同的地方, 每首曲子他都在不同的故事里, 仿佛这些故事就是他的经历, 根据每个人的神态、动作, 他编写着不同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也正是他音乐灵感的来源。或许他的手指真的富有魔力, 被他触碰过的琴键永远都会有不同于一般的乐章响起, 他不流于世俗, 不慕名利, 他的音乐里永远都有一种让人快乐的分子, 他的手指永远连着自己的心, 所以即使是在和爵士创造者比拼琴技时, 表现着自己独特的个性, 他仍然在琴键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一个用自己灵魂在弹琴的乐者, 同样的他的灵魂也在不断地被钢琴铸造。

1900, 一个只有狭小空间的孤独乐者。一个从未曾踏上过陆地的人, 或许不能说他从未曾想过到陆地上去, 赚很多钱, 买很大的房子, 但是他和外面真实的世界真的只有一个跳板的距离吗?他的一句他不羡慕就是最好的回答, 那些物质上的财富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他甚至因为讨厌那从留声机里播放出来的钢琴声而把自己的唱片粉碎, 他的向往不是人人都在看到自由女神像后尖叫的美国, 他只有他的弗吉尼亚号, 他因为不同于别人所以总是显得很孤独, 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人的行动, 一个人的空间, 似乎永远都是一个人, 即使对自己喜欢的人他也只是远远看着不敢接近。

1900, 一个与自己世界共同湮没的灵魂。他终于跨越了一个跳板的距离, 他想听大海的声音——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 他开始好奇生命的广博, 他开始寻找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和激情, 他开始希望像其他人一样的生活, 他带着这样的愿望踏上了跳板, 可能他和陌生的世界距离真的太远, 他害怕的是他看不见的, 他找不到所谓的尽头, 他放弃了, 转身回到了船上, 变回了原来的自己,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直到船要被拆掉时, 这个可以称得上是他唯一朋友的人在船上找到他,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 可是1900还是在那里, 一直都在这艘船上创造音乐, 即使开始了战争, 即使没有一个人跳舞, 他依然在自己的音乐中生活着。或许他的故事在这艘船上开始, 同样的也将在这艘船上结束, 他面对这个世界时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看不到世界的尽头, 可是在那88个琴键上他找到了有始有终, 主导的永远都是自己, 可是这个世界就像成千上万的键盘有着无穷无尽的旋律, 他看不到尽头, 他无法主导, 所以他选择留下, 留在这个自己可以掌控的世界里, 无论快乐也好, 不真实也罢, 他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中, 他退出了自己的生命舞台。

杨尚昆的档案观 篇7

一、档案工作是一门科学

1981年12月18日，杨尚昆在接见全军档案干部训练队第一期学员时指出：“档案工作这门事业是一门科学”，“为了提高档案工作水平，我想同志们还要学习，还要继续学习”。1982年7月16日，杨尚昆又接见了全军档案干部训练队第二期全体同志。勉励大家要认真学习档案工作理论，还要学党史、近代史、现代史，要安心工作，做无名英雄，做这门工作的专家，努力提高档案管理水平。“档案工作者要了解历史，了解现状，了解服务对象，更要熟悉档案内容，并且要把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档案管理，才能做好档案的科学管理和提供利用工作。档案工作人员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不断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多地了解历史，刻苦钻研业务，具备足够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要热爱本职工作，埋头苦干，具有甘当无名英雄的献身精神；要严格遵守各项工作制度和规定，提高保守党和国家机密的政治警惕性”。

二、加强国家档案事业建设

杨尚昆非常关心国家档案事业建设，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请示中央，建立国家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统一领导和管理档案工作，1954年11月国家档案局成立。杨尚昆对事关国家档案事业建设的全党、全国、全军性档案工作会议非常关心，多次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给档案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1. 关心档案馆建设。

档案馆是档案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尚昆对档案馆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1959年10月8日，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一盛大活动。1989年10月，中央档案馆举行了隆重庆祝建馆30周年的纪念活动，杨尚昆等领导人亲临中央档案馆看望全馆同志，参观展览并和大家合影留念。1993年2月，杨尚昆同志为广东省档案馆亲笔题写了馆名，也就是目前广东省档案馆新馆大楼正门上方悬挂的牌匾。1983年11月26日，杨尚昆在军委办公厅与总后基建营房部共同研究拟制的，全军新建27个档案馆的建筑面积指标、质量要求及实施步骤请示件上批示：“拟同意，请总后研究处理”。总后勤部于12月20日发出通知，对全军要建的27个档案馆分成四类，要求遵照军委批准的“新建档案馆建筑面积和质量要求”执行。

2. 档案工作要恢复、要整顿。

为及时挽救“文化大革命”对国家档案事业的影响，1981年12月18日，杨尚昆在接见全军档案干部训练队第一期学员时，深刻阐述了“文化大革命”对档案事业的破坏，要求档案工作要恢复、要整顿。杨尚昆指出，“‘文化大革命’把档案搞乱了，把档案工作搞乱了”，“把人民大学档案系取消了，说它是卖的苏联货，搬教条，搞乱了。也有的把档案烧掉了。我还听说，档案馆里有一部分档案被王洪文用汽车拉走了，现在还找不回来，不知道哪里去了。”“还有自然毁坏问题，过去我们没有注意保护档案，写的文件各种纸都有，纸的质量不好，现在有的已经看不清了，有的已经破损了”，“有些因自然毁坏保存不好的，有温度、湿度问题，有生虫子、老鼠啃掉的问题。再如‘四人帮’破坏，档案很不完全，过去我们知道的东西，现在查不到了，不知道哪里去了。档案工作现在要恢复，要整顿，要重新收集档案，现在找老同志写回忆录就是收集档案。”“‘文化大革命’损失了不少历史资料，老同志保存的毛主席的信、他们和中央来往的文件、个人日记，有许多被烧掉了；自己没有烧的，也被红卫兵抢去烧了。这个损失很大。”“档案建设要有一套制度，这套制度过去是有过，‘文化大革命’中间破坏了，这制度还要慢慢建立。”

三、一要广、二要专

杨尚昆一贯重视档案资料征集工作，坚持把详细地占有材料，作为分析问题、探索规律、科学决策的依据。1984年7月9日，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征集党史资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而征集军史资料又是征集党史资料的重要内容”，“但是，现在我们手上拥有的却非常少。所谓少，是说能够反映军队和根据地面貌的生动资料，搜集到手的实在太少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任务是很繁重的。你们这个工作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是要广，二要专。广，是指所有的资料，即使是一点线索，也要想方设法加以搜集。”“在广的基础上还要专，也只有在广的基础上才能专。专，就是要有重点，搞专题。在广泛征集中搞好专题征集。”“现在军队中各种资料要广泛征集，包括‘活资料’，也包括‘死资料’。征集任务繁重、范围很广、工作非常重要。”“当前的征集工作，是为将来写党史军史收集材料”，“这项工作很重要。第一，任务很重；第二，政治责任很强。所以一定要严肃对待。不要轻信某一种材料，要广泛搜集，认真核实，全面研究。”

四、整理是档案工作的基础

保管档案，就要对浩繁、零散的档案进行系统的整理，使之有序化，这样才能及时、准确、方便快捷地利用。杨尚昆认为，“整理是档案工作的一个基础，你不整理，就说不上利用”，“要为写军史、为军队历史提供材料，提供资料，因此就要做整理工作，不整理那档案就是死的，不是活档案。整理档案是为了利用。整理以后，你才知道哪些有用，哪些是次要的档案，有些甚至要修补，这个工程很大。整理档案比较枯燥一点，每天跟纸张打交道，但没有这个工作不行。”至于如何进行党的历史材料的整理，1959年1月5日，杨尚昆专门就此问题与曾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五、销毁没有保存价值的档案

杨尚昆主张，失去保存价值的档案，应该予以销毁。1979年8月，广州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派出10人分两批去后库，对1970年清出未销毁的档案逐卷逐份地进行复查，取出仍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文件归回到档案中。清出的档案绝大部分属于超过保管期限的文件、事务性文件、重份文件、下级送来备查无批示的和不相隶属单位送来的文件。复查后请示市委销毁。10月17日，杨尚昆批示：“如确系没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同意销毁。是否请办此事的同志，再仔细复查一下？”其后，市档案馆经复查于1982年11月24日销毁了原中区委全宗无保存价值的档案19麻袋，市城建委、市监察局、市编委、市委城建政治部、市城乡联络处和市委钢铁生产指挥部办公室等全宗无保存价值的档案6箱半。属于秘密以上的散份文件和案卷经登记后运纸厂化浆，销毁时先后共派出13人监销。

六、保管是为了利用

杨尚昆认为，保管档案就是为了利用。正如他所言，“做档案工作的把档案锁在柜子里头，摆在那里守着，那档案有什么用处？所以利用还是应该利用的，不利用档案，党史写不出来，军史写不出来。”“现在中央要写党史，军队要写军史，就要靠档案，档案工作就是要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服务。”“档案工作从小到大，从简到全，已经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家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档案工作不仅对当前的各项工作有很大作用，而且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事业。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努力为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1990年4月，杨尚昆为档案工作题词：“总结历史经验，为建设和发展我国档案工作服务。”

七、确保档案的绝对安全

1. 保护中央档案。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杨尚昆受命负责指挥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向后方疏散。在这次转移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处理和转移建党以来积存下来的档案文件。为了安全稳妥地输送和隐藏好四窑洞珍贵的中央档案，1947年3月，杨尚昆决定成立材料保管委员会，分地疏散、埋藏部分重要档案。先后从延安疏散出两批档案材料，第一批共16箱，运到了陕北保安县安条岭中共西北局农场。第二批共13箱，疏散到陕北清涧县十家塬子。1947年5月4日，杨尚昆与叶剑英联名致电前委，报告说曾三等40人现住兴县曹家坡附近之刘家曲，带有92箱档案；经过甄别整理，现在他们在刘家曲将档案分成重要又机密的，重要而不机密的，机密而不重要的三大部分，以便在军情紧急时做有重点的保护和有目的的处理。1948年春季，中共中央各机关开始向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集中，撤离延安时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档案文件又进行了第二次转移。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央机关决定从西柏坡进入北平。为做好有关转移工作，1949年3月20日，杨尚昆决定成立转移委员会，负责包括档案资料在内的后方工作。1949年3月24日，这批档案文件，又开始了第三次大转移。在周恩来和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所有档案文件安全抵达北平。1959年，中央秘书局把这批档案移交给新建成的中央档案馆保存至今。

2. 保护旧政权档案。

杨尚昆非常重视旧政权档案的保护工作。1949年1月19日，杨尚昆就进军北平有关军事工作和档案保护工作提出要求，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明确指出“军统、中统一切档案及电台应移交……听候处理。”

3. 档案工作要有“三线”精神。

1964年9月，国家档案局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档案局（处）负责人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战备工作的要求研究了档案战备工作，杨尚昆出席会议并讲话。1964年10月14日，国家档案局召开“档案安全保管和战备问题”会议。会议传达了李富春、杨尚昆同志的指示：“档案工作要有‘三线’精神，要认真研究，有所安排，否则，将来要犯错误。特别是国防、工交系统中的技术档案，一定要有两手准备，否则，一旦有事，就要手忙脚乱。”

八、要学司马迁，当司马迁

为解决档案专业人才急需的问题，杨尚昆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商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决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档案专修科。杨尚昆告诫档案工作者，“档案工作是埋头苦干的工作”，“档案工作是很具体的工作，整天守着文件，看起来很枯燥，但这项工作意义很重大，工作也很多”，“要埋头苦干，当无名英雄”，“做档案工作，表面上是没有赫赫功勋的”，“你们的功劳就是整理出了多少档案，收集了多少档案，保护了多少档案的安全”。勉励“大家要学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当司马迁，但是大家都要集中力量去做研究工作，除整理文件以外，还要做研究工作。”“要研究档案，要熟悉档案，更好地为军队的各项工作服务。”“搞档案工作的同志要学司马迁，要积累材料，要学习历史，做专家，做无名英雄。”

参考文献

[1]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2]杨尚昆.杨尚昆日记 (上) [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3]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G]//当代中国, 1987.

[4]吴宝康, 邹家炜, 董俭,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纪实 (1949-1981) [M].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3.

[5]总参办公厅档案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工作大事记 (1949-1983) [G],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