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共6篇）
篇1：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揭晓，81人当选，其中人文组的28人中，有兄弟两人梁思成、梁思永同列榜上。四十五年后的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他们的一位弟弟梁思礼又名列其中，当选院士。一门三院士，极尽荣耀，这在中国科学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放之于世界，也是屈指可数。对不熟悉科学史的人来说，三人也许多少有点陌生，但他们的父亲却是谁也都知道的，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任公。
梁启超育有子女十四，成人者九，除此三子（二子梁思成、三子梁思永、八子梁思礼）因列名院士而暴得大名外，其余六子也各有成就，在各自的领域内成就非凡。
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梁启超曾在给儿女们的信里这样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谁都知道，从戊戌变法到后来办报写文章，再到出任民国司法总长，以至后来领导护国运动、讲学清华，梁启超都马不停蹄，即便是后来退隐政坛，也被各个大学请去讲座，公务繁忙，自不必说。
我们不禁要问，梁启超哪有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是九个孩子，更重要的是，这九个子女个个成才。
不能否认，九个孩子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但父亲的耳提面命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读新出的《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山西人民出版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父亲的谆谆教导涉及孩子们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
这些家书前后持续十五年，少则每年几封，多则几十封，有的只有寥寥十几字，仅为报平安或交代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或纵论时事，或畅谈家事，又或与子女谈心聊天。家书的写作时间有的是深夜两三点钟，有的则是清晨起床后，只要稍有时间，梁启超总会跟孩子们“唠叨”上几句。无一例外地，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父亲浓浓的爱意，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尤能被其强大的磁力一击命中，并被深深吸引。
在孩子们的学问上，梁启超既是严格的导师，又是慈爱的父亲。有一段时间，思成对自己所学甚感困惑，怀疑美国的死板仿古教学方法会使自己变成纯粹的画匠，梁启超知道后，写信劝慰道：“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酢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醯氖焙虿拍芰钏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作为父亲，梁启超虽然希望孩子们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的选择前者，哪怕是孩子们舍弃学习也在所不惜，这才是真正的父爱、大爱。
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回忆父亲，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他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篇2：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
补编》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作者:张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十多年间他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变化，我将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这三方面来讲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关键词：构建体系，史学思想，历史根源，转变。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起了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自己对史学理解，成功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学著作，其中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拜读了由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感概颇多，下面浅谈一下我读后的感悟，有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
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的讲演之后，对讲稿记录进行增减而成的；第二部分是《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第三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所讲，集录而成。
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更应该归为两类来进行比较学习，第一部分是旧有的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认识，可以归为第一类；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对旧有的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时候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改变，最后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思想体系彻底的转变，这可以归于第二类。正如哲学中说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这种矛盾是否表现出来要看实际条件，当时机成熟了，矛盾就突显了。梁启超就是在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勇敢的否定了之前的部分观点，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新的理论。这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二．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
1.第一类：第一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这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六章。
梁启超对“史的意义”、新旧史学以及史料学等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他对“史的意义”作了如下的概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1】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除了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
系之外，梁启超还特别注重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打破了传统的旧的史学观点，梁启超认为旧的史学家只为少数统治者提供“资鉴”，而现代史著则应以“为现代一般人活【1】《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8页。
动之资鉴”为目的。梁启超就把史学研究服务对象的范围扩大化，体现出相当大的进步性。就史实的客观性来说，梁启超认为史家必须实事求是，这是史学家人事史学研究的前提。与旧史学家不同的是，他还看到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与史实的客观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并尝试从史家的主观方面来找原因。
2.第二类：第二部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的归纳研究法进一步进行阐述，认为不能放弃归纳法，而要把归纳法应用于整理史料上来。提出“我【2】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
（2）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对于历史定义中就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而他在细读立卡儿特著作，深入研究后，他否定了以前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理论：“宇宙事物可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认为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看什么是文化》）”而历史是属于文化系之内的，他甚至提出“以因果律
【4】取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就是
互相为缘。而梁启超又进一步提出，“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的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人到因果律的【5】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梁启超一方面说历史现象不能说是因
果，又说成了环境化之后可以用因果律来驾驭。这又可以充分说明矛盾无处不在的哲学理论。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梁启超认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理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蓄的遗产的确一天
【6】比一天扩大。”其余则是按照“一治一乱”的方式循环着。
梁启超否定前面《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一些观点，提出新理论的做法，既体现了其史学思想的进步，又反映了他严谨治学和求实的态度。这是一个史学家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历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人好好的学习。
第三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又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说明。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中，梁启超首先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把历史目的分段详细解释，可以分成4段：
1、求得真事实，并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搜集排比法和联络法五种方法。
2、予以新意义。
3、予以新价值。
4、供吾人活动这资鉴，可分为二目的：外的方面和内的方面。还介绍了读史的方式：鸟瞰式和解剖式二者不可偏废。其次介绍了史家的四长，吸收并整合了前人的观点，把德，才，学，识作为史家的四长，并且根据自己的主张，提出了史家四长的顺序应该是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是史才。史德要求忠实，对史学工作者要求家所应具备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这也是其所谓“通人”应有的基本素质。史识强调观察力，要有从全部到局部的观察力，也要有从局部到全局的观察力。【2】
【3】
【4】
【5】
【6】【3】《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5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6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8页
史才强调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最后梁启超做了五种专史的概论，提出可做的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中还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等的撰写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总之，该书在批判和改造封建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变革，对后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
1.从小受封建旧学的影响，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
梁启超1873年2月出生于广东新会。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从小就饱读经、史，十二岁即中秀才，十五岁进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肄业，十七岁中举人。可以说梁启超从小接受的就是系统而又严格的封建旧学，这也奠定了其学术思想的封建理论基础。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封建史学理论在梁氏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封建史学思想在梁氏早期的文章中,已有一定体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氏提出:“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
【7】也”。这些封建史学理论思想基础,决定了梁氏后来无论如何学习和借鉴西方,都不可能真正脱离其早年所培植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之土壤。
在史学研究理论上,梁起超继承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学术研究方法,并且十分推崇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研究思想,称其“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科学的精神”,甚至西方学者所
【8】运用的分类、比较、归纳等“科学方法”,“乾嘉学者，莫不备之”。在梁氏的史学研究理
论中,关于历史文献史料的鉴别和分析方法,即来自于清代乾嘉考据学。这决定了梁起超来创立并宣传的新史学和其新史学思想,并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思想,相反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
2.开始接触西学，力图变法图强。
十九世纪末西方史学逐渐传入中国.梁启超于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在回粤的路上经过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梁启超开始逐渐了解西方，并开始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的思想。
同在1890年，梁启超结识康有为，拜康有为为师。“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请业于南
【9】海之门”。协助康有为编撰《学伪考经》、《孔子改考制》等重要著作。梁启超开始转变为宣传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维新战士,走上了以“经世”为目的,参与“译本西籍”,兼收中西方文化的道路。
1895年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 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办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6年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若由于防弊》、《论君民政相嬗只理》等宣传变法的文章,成为维新派中极具影响力的宣传家。其著作编为《引冰室合集》。梁启超在《变法通义·论译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旧史“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而西方史学“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在这【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9】
《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一阶段,梁氏所接触到的西方史学理论知识虽然很有限,但这却动摇了传统的史学思想观念。从另一方面来看,梁氏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学而言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可见,梁氏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仍坚持以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为本位,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点。“中体西用”的史学思想观点,成为梁氏进行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梁氏这一阶段的治史活动,是以“中体西用”作为根本的思想基础。
1898年，梁启超回京参加“百日维新”。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
3.亲身接触西学，批判和改造旧史学。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对封建史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批判。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地主阶级。故其效果,亦一知其所期,助或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比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指出旧史学的服务对象是有限的，常为封建帝王一家一姓做传。“他开始对封建史学的种种弊端予以尖锐的批判。其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了封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即: ‘知有朝不知有国家’, ‘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 ‘知有陈迹而不知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端和‘能铺叙而不裁’,‘能因袭而不
【11】能创作’的两大弊病。针对种种弊病,梁大声疾呼‘史界革命’,要求改造封建旧史学。
为此,他还了改造封建旧史学的建议:首先,要反对‘帝王中心论’和统观,把旧的封建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以使中族对世界有所贡献。其次,‘要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的历史。’历史不当只是与死人,与已朽之骨较短量长,褒恶,表彰忠孝节义之类,而应重视群体活动,与现实生活联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服务。再次,重新厘定史围。他认为,当代史学应从包罗万象、庞杂无度中分离出来,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第四,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研究’,摒除主观偏见。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史为手段’,这样才能有
【12】良史和信史出现。”
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梁启超才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史学思想。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这一阶段，梁启超进一步全身心的投入到史学研究中，阅读大量近代的中西方的书籍，开始对史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史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更新更全面的观点。从注重通史的研究，转到了注重专史的研究。
1927年，梁启超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在北京病逝。
梁启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史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中国历史史料“则有如矿山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其“蓄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足”。
【10】
【11】【10】【13】也就说明了梁启超这二十多年的史学思想的变化，是个逐渐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转引自【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13】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
累完善的过程。他这一严谨的治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参考文献：
1.《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田筠 刊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 第24卷 第4期。
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3.《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岳晓萍，李健萍 刊于《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5卷第1期。
4.《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篇3：梁启超的教育现代化思想研究
一、梁启超教育现代化的思想渊源概述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启蒙思想家、研究学者, 梁启超同时肩负着现代教育探索的重任, 他的一生对中国现代化教育转型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身的教育思想体系兼具系统性与丰富性, 对于国民教育的宗旨、作用、制度、途径等方面具有独特见解, 不但对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推动力量, 并且在实际现代化教育发展工作方面也功不可没。我们纵观梁启超一生, 他的教育现代化思想与实践工作与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是紧密联系的。
梁启超, 字卓如, 一字任甫, 号任公, 又号饮冰室主人, 出生于清朝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873年2月23日) 的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父亲梁宝瑛, 母亲赵氏, 兄弟姊妹六个, 梁启超是长子, 并且是家族中出来的第一个秀才。梁启超的父亲十分注重梁氏家族后代的教育工作, 尤其对子孙后辈的爱国思想教育, 这为年少的梁启超刻下了深深的爱国烙印, 并且是梁启超成年后不断探索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之路的思想推动力量。
在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 清朝政府在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 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了参加考试的一千余举人, 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 对清朝政府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强烈要求。这次运动之后, 梁启超按照康有为的安排, 与其他变法人士组织学会、倡设学堂、办报刊来对后期的戊戌变法准备基础性工作。但是不久之后, 维新变法失败了,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出逃, 而梁启超依旧一方面继续协助着康有为进行“保皇”、“勤王”等工作, 一方面将精力投身于思想宣传工作。梁启超在1898年与1902年分别创办了《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两种报刊, 并分别以“广民智, 掘民气”, “倡民权、衍哲理”与“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作为根本宗旨, 并提出了人才的现代化才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最核心的因素[2]58。
在梁启超晚年活动中, 从事高校讲学活动是他行程中的最大亮点, 不管是聘为清华大学导师期间, 或者是在教学之余, 梁启超会抽出一切空余时间对北京、天津等地进行演讲。他讲学的内容涉及内容广泛, 例如政治、教育、科学等方面, 后来被人们编辑成书《超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等。
二、梁启超的教育现代化思想研究
梁启超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的贡献是开创性与全面性的。他出生于近代中国新旧社会的转型阶段, 当时社会与文化体系的转型尤其是需要构建新型教育系统, 于是他参与组织并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3]46。“它的性质是一场全面的现代化思想运动。”为了能够全面推动变法, 培养出更多新时期变法人才, 梁启超将“兴办学校、开启民智、培育新民”作为自己变法的核心内容, 他认为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发展, 就要彻底转变旧中国的教育机制, 确立新时期的教育目标, 改革教育机制, 创新改革教育内容, 进而构建起现代化的教育体系。
1. 教育宗旨。
在教育中, 梁启超一直强调要确定正确的目的, 可以说梁启超是最先撰写论文说明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学家。曾经他在撰写的《论教育当定宗旨》文章中率先提出了教育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 梁启超认为人类与动植物、文明人类与野蛮人类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在活动中的意识形态与目的性。在人类社会中, 教育是一项系统复杂的活动, 不能缺少目的, 并且这种目的性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一切事物没有宗旨是能够苟且迁就的, 但是教育没有宗旨是完全不可能的。
首先, 梁启超对中国封建教育体系的错误目标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封建中国的教育体系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开始, 就一直将儒家经典思想作为中国学校单一的教育内容。在隋朝实施的科举制度, 经过唐朝的不断发展改革, 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贯穿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这种传统教育模式与选拔官员紧密结合在一起, 让学校的教育成为了科举考试的附属品, 于是有了“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在当时读书人的唯一目标就是读书做官, 并且也是整个社会中蔓延的价值观念[4]29。在古代中国, 人们读书只不过是一种手段, 而做官才是最终目的, 知识学问只不过是进入到官场的一块敲门砖。“以前我们学习八股文, 大家都说这是敲门砖。当门被敲开了, 自然就会把砖头抛弃, 也没有人会与砖头相爱。”所以,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教育背景下, 读书人们整天扎在书堆中背程朱理学与诗词文章, 期待考取功名利禄, 却不能通晓古今政事, 耗费了才气与时间, 却难以培养出真正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所以, 梁启超认为培养人才需要转变原有的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 以强中国, 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另外, 梁启超还提出了改变科举制度的不同措施。
另外, 梁启超直接指出了清朝洋务教育的问题。他觉得洋务派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程度不够, 只学到了表皮, “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 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 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 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 兵学之末不务其大, 不揣其本, 即尽其道, 所成已无几矣”。他归纳了清朝洋务运动的问题:第一, 不能改革科举制度, 就会缺乏优质人才;第二, 不能建设师范学堂, 就不能培养出人来;第三, 学校中不划分专业, 就不会培养出术业有专攻的人来。而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然师学不讲, 教习乏人, 能育才乎?科举不改, 聪明之士, 皆务习帖括, 以取富贵, 趋舍异路, 能俯就乎?”因此我们说洋务运动中的教育模式是难以为社会培养出需要的优质人才, 一般只能够培养出翻译类人才, 梁启超在文中写道:“推其成就之所至, 能任象革是 (指翻译) 之事, 已为上才矣。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冈必达 (指买办) 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 达于中外之故, 可备国家之任者, 必其人之聪明才力, 能借他端以自精进, 而非此诸馆诸学堂之为功也。”
在维新变法失败后, 梁启超认为只是培养小部分政治人才远远不够, 所以他将注意力关注到普通国民身上, 也随之变原有的“政学为主义”观念为“新民”任务。在逃离到日本期间, 他开始接受到孟德斯鸠、卢梭等著名思想家的观念思想, 并且开始创办了多种报刊, 认为现代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出现代化国民——新民。而所谓的“新民”, 指的是通过西方国家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价值观念来重塑近代中国国民性。
2. 教育途径。
我们可以看出, 梁启超主张构建新的教育制度, 是现代化教育的根本渠道, 我们可以在梁启超撰写的论文《变法通议》中看到, 有许多涉及现代教育的文章, 例如《学校总论》、《论科举》等, 这些文章系统性地展现出梁启超对现代院校教育、师范性教育、女子教育等方面的观念。整体上, 梁启超偏向于主张构建新式学校, 尤其加强学校教育工作改革, 甚至将中国兴亡与学校教育程度紧密联系起来。他所提倡的“开民智”的根本途径就是构建新式学校, 故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一文中说道“亡而存之, 废而举之, 愚而智之, 弱而强之, 条理万端, 皆归本于学校”。我们可以看出, 梁启超将学校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 发展国家的主要途径。
作为中国近代的杰出思想启蒙者, 梁启超对我国群众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而作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家, 对于国民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并且是独特的。我们说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第一人的梁启超, 自身思想具有的局限性是有着客观原因的。由于古代中国封闭了几千年, 国门刚刚被西方列强的战舰打开, 国民的思想观念、知识水平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局限,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梁启超能够对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精辟的思想观念, 主张个体化的发展, 强调综合素质的全方面发展, 并且在这样的教育理论支撑下, 进行了一系列的国民现代化教育的实践活动, 开创了富有特征的现代化教育思想体系, 可以说具有的开创性与全局性在近现代是很少有人企及的。
参考文献
[1]黄仁贤.梁启超的《新民说》与近代公民教育理念的形成[J].教育评论, 2003 (1) .
[2]冯恩大.启蒙立场的民族主义宣言[J].济南大学学报, 2008 (5) .
[3]孙杰.论“新民”与近代教育[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7 (3) .
篇4：梁启超语文教育思想综述
一、培育人才
梁启超重视培育人才，他把培育人才看作是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的根本。他认为变法之本在于人才。畅引婷、畅芳珍在《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中指出，梁启超认为学校要教会人的不单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人学做人。他认为教育就是为了教人学做人。人接受教育，学到的一切知识，都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单靠这些就可以达到做人的目的。
同时，梁启超认为培育人才重点在培养学生自身能力，在于学生个人能力的养成。
王华敏的《梁启超语文教学思想初探》指出，教人以研究的方法，是梁启超语文教学思想的核心。他的这个观点渗透在与语文教学有关的读书法、作文法和教学方法等论述中，教学生学习读书，重点就是要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以及培养学生善于读书的能力。让学生能够自行进行探索，不管是读文教学还是作文教学，要教给学生的都是理法，这样做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李碧丹的《梁启超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指出，梁启超认为语文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个性，个性得到了发展，人才能各有所长，才能自动地创造进化，如此一来才能结成强大的国家，进步的社会。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解放和发展，这才是语文教育应该达到的目的。教育要使每个人的个性尽量得到释放，而不是压制，人应该成为他自己。
二、倡导科学精神
梁启超在研究语文教学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值得我们注意。
畅引婷、畅芳珍在《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对于国民看轻科学甚至不懂科学而感到担忧，他认为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还存在一定的偏向，一是把科学看得过低，导致在论及科学课堂的时候，找不到几个人可以讲，人们对此热情也不高，无人喜欢听，出版界也找不到几本可读的好书。二是把科学看得太窄了。只注重科学研究所产生的价值是什么，而不注重科学本身的价值，只关心和专注于自然科学，而忽略社会科学，这样下去，中国人在世界的舞台中永远不会有自己独立的学问，中国人将会成为被淘汰的国民。
陈本源的《梁启超的语文教育观》指出，梁启超在《作文教学法》中，从阅读和写作教学的实际出发，将文章分为记述文、论辩文和情感文三大类，又将每一类作进一步的分类。对于各种具体类型文章的作法，他也做了深入的分析。梁氏对文章所做的不同层次的分类，虽然不能与今天的文章学水平相媲美，但他志于建构和完善读写教学知识体系的科学态度，是极其宝贵的。
三、注重审美教育、趣味教育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关注美育问题的一位学者。审美、趣味教育对于语文教育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有什么作用呢？
潘涌、牛秋霞在《梁启超教育思想对语文课改的启迪》中指出，纵观中国语文教育史和中国教育史，梁启超是倡导“趣味教育”的第一位学者，他所提倡的“趣味教育”独具特色。梁启超倡导现代语文教育应该通过引导和激发学生的“趣味”来实施开展。教育的重点是在于激发学生对于学问的兴趣，同时转化为极其富有享受感的精神追求。如此，教师才能够在教育的过程中享受到与学生一样的趣味。
陈本源的《梁启超的语文教育观》指出，梁启超认为，提到文学的本质和作用，主要的就应该是“趣味”。在语文教育教学方面，要重视文学鉴赏，以此激发学生浓厚的高尚的趣味，以达到良好的效果。李碧丹《梁启超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指出，梁启超试图从审美的角度培养民族精神，进而培养高尚的趣味，鼓励教育家们抓住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机，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都能受用的趣味。通过对趣味的培养，形成高级的、良好的趣味。情感教育重要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家的情感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感染，从而提高学生的责任感，以此振奋学生的民族精神。
四、明“规矩”
在语文学习中，梁启超尤其重视作文教学，他的作文教学法把谋篇布局的训练放在首要地位，他认为关键是教师教给学生作文之规矩。
王华敏的《梁启超语文教学思想初探》指出，在作文教学方面，梁启超认为作文要十分注重文法。文法的问题，在高等小学期间就应该为学生大略地讲授。而学生读到中学以后，教师就要从全篇结构上为学生讲授作文法，要为学生讲授怎么样才能够构成一篇文章的规矩。这些规矩就是要将想说的话恰当说出，要使读者完全了解其中的意思。要告诉学生如何去搜集材料、选择题材、确定中心以及安排文章层次等。懂得了作文的规矩，才能够写好文章。
申晓辉在《梁启超语文教育思想探析》中指出，梁启超认为现在的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谈规矩而专门言巧，而在之前先生改文是顾及到改词句不好的地方，这是去规矩而言巧，所以中国旧法教学没有什么作用。
程春梅、李儒大的《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思想》指出，梁启超在阅读以外，特别重视让学生学会“以机构为主”的作文规矩。他说：“凡文章不外积辞成句，积句成段，积段成篇。要辞与辞相待，句与句相衔，中间不漏出破绽，便是形成上的佳文。”作文必须先在学作文规矩上下功夫。只有把握“规矩”才能“巧”。
五、提倡新民教育
梁启超大力提倡新民教育，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国民，新民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使国民具有新思想，具有创造精神，不固守陈规。
白绍达在《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论述》中指出，梁启超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于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国民，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比较弱，是因为人才匮乏，而要想使中国振兴，最主要在于人才方面。但人才必须是“新民”，要求“新民”具备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他所谓的“新民”，不应该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成规，而是应该对固有文化有所扬弃，从中出新，不能一味照抄照搬国外现有的东西，而是应该以其补足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没有的内容，从中出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提高中华民族全民素质是实现中国近代化、使中华能够得以振兴的保障。
梁启超作为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人物，是近代语文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梁启超提出的语文教育的诸种问题，今天依然是语文教育界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梁启超的时代虽然已经远去，但他留给我们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仍是我们搞好语文教学工作的借鉴，对深化语文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篇5：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讨论
一、法家对“法”的理解及学说构成
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崛起很晚，而且在学理上兼收儒、道、墨三家学说：“法家成为一有系统之学派，为时甚晚。盖自慎到、尹文子、韩非以后。然法治主义，则起原甚早，管仲子产时确已萌芽，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先导。”从法理学角度上看，先秦诸家的“法”纯属“自然法则”意义上的法，法的本源在“天之道与民之故”。“以自然法为标准以示人行为之模范也。”所以法家所讲的“法”也以此为根本观念。管子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君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也有从法的观念中进行分类的论述，如尹文子说“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上述都是法家对法的理解，梁启超断言，法家所讲的法主要是以尹文子所说的第一、二、四种为“体”，而以第三种为“用”，这是狭义的法。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这些论述表明法家所讲的“法”主要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公布出来并以国家制裁力作为后盾的法律形式。
法家由“儒道墨三家之未流嬗变汇合而成”，这是梁启超对法家学派思想源流的认识。首先，法家接受了儒家的正名定份的理论。儒家讲正名定分，名份的具体化，势必用礼数来加以区分，荀子所讲的“礼、法之大分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都是这个意思。荀子的学说与法家言论最为接近，韩非子就是作为荀子的弟子而成为“法家大师”的，这就是法家与儒家的渊源关系。其次，法家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法理念。道家言“我无为而民自正”，那么“民”怎么才能“正”呢？道家认为自有“自然法”才能使之“正”，自然法不可见，于是进一步要求用“人为法”来体现。道家后学用法治来证“无为”大义，就是这一观念的自然发展。在梁启超看来，墨家以“尚同”为教义，务使达到“壹同天下之义”，其最终目的是要把人类同铸一型，就是要把“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变为“一义”。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讲得都是这个意思，尚同论的结果必然导致“归本于任法”。
把法家作为一个学派进行概念和源流的探讨，梁启超具有开创性，自他把管子列为法家先驱，管仲成为法家名单上必不可少的人物，把吴起列为法家，后世对此遂成定论。而且梁启超所主张的法家是融汇了儒、道、墨诸家学说而形成的这一观点对后来学者也很有启发。显然法家作为一个学派与儒家有很大区别，有学者认为在战国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儒者”、“墨者”、“辩者”这种可以适用于学者群体的称谓，但却找不到“法者”或“道者”的用语。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李悝、商鞅、韩非等不能组成法家学派，老子、庄子等不能组成道家学派，而是因为儒者和墨者形成了群体，并有共同的师承关系。因此，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很有自己的特点：其一，不以师承关系为联结纽带；其二，不是职业称号；其三，不是正在作什么的群体，而是以往持什么主张的群体。有的学者认为，划分法家学派有四个基本标准，就是以法家的治术类别相区分，凡是主张“法治”的就是法家，从法律思想史层面讲，法家思想包括：第一，法治思想；第二，与论述法治有关的或服务于法治的关于法律的认识；第三，与法治有关并用来说明法治合理性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第四，与上述思想的产生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其他思想观念，如规范观念、守信观念等。
二、主张“法治”是法家学派的本质
强调法家主张的法治主义与“术治主义”、“势治主义”有根本区别，这是梁启超所反复强调的。他一反传统普遍认为法、术、势三位一体，是法家学说本质的观点，认为“法”与“术”在当时就是相反的名词，因为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子、尹文子都认为“法”与“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韩非子说“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尹文子说“法不足以治则用术”，并且对“术”定义为“术者，人君之所以密用，群下不可妄窥”。所以术治主义的作用在于神秘主义，与“编著诸图籍布之于百姓”公开而划一的“法”，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所以申不害主张的所谓“治术”，并为战国时纵横家所乐道的“阴谋”，与法家所强调的“法”根本不同。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主张的核心内容即是“奉公法，废私术”、“任法而不任智”、“由是观之，术盖为法家所最恶，而法家所倡道者实于好作聪明之君主最不便，此所以商鞅吴起，虽能致国于盛强而身终为谬也。”
术治主义是人治主义的一种类型，势治主义在反对人治主义这点上与法治派相同，当时主张势治主义的慎子认为，象尧那样贤明的君主，他若作为一个普通人，连三个人也管理不了；象桀那样的人成为天子，就能乱天下，所以人所处的地位和权势最为重要，决定一切，而贤智没有权势作后盾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不足以令人羡慕。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权势具有中性地位，看什么人用它。贤良之人用权势可以使天下大治，不肖之徒用权势就会使天下大乱。然而世上的人贤良者少而不肖者众，如果单单听命于“势治”，那么就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因为“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对此，梁启超认为韩非子对“法”与“势”的区别讲得最为透彻，即“势治者正专制行为，而法治则专制之反面也。势治者自然的惰性之产物，法治则人为的努力所创造，故彼非人所得设，而此则人所得设也，是法与势之异也”。法家不仅反对暴君用术恃势，而且连明主的勤民任智也反对，所以法家在根本态度上就不主张人治主义。在这里，梁启超与某些学者所强调的法家主干涉，凭借政府权威，把“势”与“治”混为一谈的观点完全不同。
篇6：我最喜爱的思想家-梁启超
生平简介：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
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思想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思想过程：1890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思想命题：
1.教育思想：
主要理论：教育是育人、强国的根本
命题及观点：
他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中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后来，随着他对教育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且受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的影响，梁启超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从培育人才转向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上。1902年，他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指出封建传统教育之所以失败，洋务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全在于教育宗旨的失误：或以“升官发财”为宗旨，或以培养少数洋务人才为归。他认为正确的教育宗旨应该是“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因为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整体国民的素质决定的，要养成特色之国民，就必须从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入手，务使全体国民“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2.新闻思想：
主要理论：①报馆有益于国事
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③立论不能无宗旨，举足不能无方向。
命题及观点：
梁启超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就曾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新闻的作用和意义。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通过传播——报纸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通”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与不通（“塞”），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强”与“愚”、“弱”。可见，他已经把新闻的价值看得何等的重要。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一开始就论证了“通” 与“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越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3.哲学思想：
主要理论：
一、“三界唯心”的自然观：
二、“唯变所适”的社会观
三、“英雄造世”的历史观
四、“慧观致知”的认识论
命题及观点：
1.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即在复杂矛盾的中间。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三界唯心）
2.“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
“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 变法的途径有
四种：“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
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
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
国而代变者也。（唯变所适）
3.英雄造时势，历史首先是英
雄人物的历史。：“历
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
“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 随，未尝稍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英雄造世）
4.人谁没有见过苹果坠地，而惟有牛顿能从中
悟出重力之原理；人谁没有见过开水顶盖，而惟
有瓦特能从中领悟蒸气之作用。“故学莫要于善
观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
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
未知。是之谓慧观
“慧观”，并不是建立在观察、实践基础上的一种认
识上的飞跃，而主要是主体心灵的直觉顿悟能
力。他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慧观致知）
4.赋税思想：
主要理论：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
命题及观点：“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
个人阅读体验
“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梁启超在中华民族“走出中世纪”、实现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中，为一整代青年提供了精神上的滋养，为几代中国学人开辟了继续拓展的思想与学术原野，不愧为沟通传统中国人与“五四”“新青年”两代之间的启蒙思想家、沟通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学术文化大师。他的“新民说”和民主宪政思想，在中华民族实现近代化的整个历程中，注定会发生恒久的影响。，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他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他的文字如行云如水，光昌流丽，“笔底常带感情”极具感染力、号召力。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梁启超的文化生命是永远鲜活的，他移植的思想与学术大树，是万古长青的。
而梁启超之所以这么深入人心，首先跟他深厚的家庭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他的祖父—梁维清一生勤奋、执着、简朴、自信、自尊，律己严、待人宽，是典型的乡间小知识分子，而梁启超和祖父生活了十九年，祖父那种为了改变家庭命运，为了营造一片乡间净土的执着精神，在梁启超稚嫩的心田里，不知不觉中播下了无量数的积极向上、发愤图强的生命基因。可以说，祖父就是梁启超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位“精神教父”。他的父亲是一位塾师，教书之余，躬耕垄田，过着“耕读传家”的乡绅生活。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能诗能文，贤淑勤劳，她身上充溢的文化气息，是小小梁启超可以尽情吸允的文化母乳。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他的恩师——康有为，当梁启超春风得意，少年中举是，康有为虽未中举，但已经站在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潮头，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中说：“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潮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又说：“先生命治公羊学，每发大同义理，余思想为之一变，始知所谓世界公理，国家思想.”
如果没有时代风云的激荡冲击，如果没有康有为的当头棒喝，没有康有为对他灌注“改革新思维”，梁启超再有才华，大概也只能在科举制度与封建官场中，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传统士人而已。是时代风云的大课堂，与康有为老师富有时代精神的万木草堂的交相震撼与激发，将梁启超推向了新的思想磁场与人生轨道，为梁启超的辉煌未来，安装了推进器，注入了“高能燃料“„„
个人评论
读了梁启超，首先知道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经在改良和革命的选择上打不定主意，但至1903年底漫游美洲新大陆归来后，他义无反顾地的回归改良派阵营，他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梁启超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可以通过渐进的改良实现“政治革命”，不可以采取暴力的手段，进行“社会革命”。而这思想转变跟他的欧美游历有很大关系，他看到了西方社会的一些弊端，使他认为“共和政体不如君主立宪体弊端少，而当时革命浪潮的高涨也使他产生了恐惧心。不能否认，相比早期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所认为的，中国只是军事技术不行，只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必能克敌的观点，梁启超他们看清了要改变中国，必须改变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变法”。但是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允许平民上书言事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并以失败告终，也就不在意料之外。另一方面，维新党虽名为改革派，言论却过于激进。用革命手段进行改革，连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温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为甚至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种书生意气的思想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主因。
而作为一位哲学思想家，梁启超的哲学思想是值得深究的。他提出了“三界唯心”的自然观，但他不主张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划分会造成偏执一端的结果，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能正确地说明现实问题。这表明，梁启超既重视物质的力量，承认物对心的制约；又强调精神的能动性，主张发挥心的创造作用。他的高明处在于他不仅反对绝对的唯心主义，而且反对庸俗的唯物主义。同样，他的问题也出在只把唯物主义看成是庸俗的唯物论，而把唯心主义当成理想主义。把唯心主义当成理想主义，强调“心力”创造作用的哲学思想，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这一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改良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先天发展不足而力量弱小的中华民族资产阶级，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统治势力之下进行社会变革，必然表现出信心不足、精神低沉。这就使梁启超认识到开展一场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必要性，通过思想启蒙来唤醒民众，以提高人们对社会变革的信心和勇气。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片面地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将“心力”无限膨胀、扩张，试图使人相信通过主观的努力，就可以挽救国家，振兴祖国。他说：“国家之盛衰存亡，非由运命，当纯然以人力能左右之矣。”人力的核心为自信力，有了自信力，“每处一事，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出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经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虽千山万岳一时崩坼而不以为意，虽怒涛惊澜蓦然号鸣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爪牙而不动，霹雳旋顶上而不惊”。如此夸大精神的作用，性质虽然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却反映了进步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