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梁启超有感范文
读《梁启超传》有感
前篇日记说到在读梁启超，并计划写读书笔记的。但是越读越觉得难以下笔了。我觉得我遇到了一座文化的珠穆朗玛峰，在他面前我就是一块小石头;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文化的太平洋，在他面前我就是一杯水，如此下笔何其难哉。920万言的《饮冰室合集》再加上三大厚本《饮冰室集外集》，梁任公著述超千万言矣!举凡在他所处时代能接触到的古今中外的文化，基本上无不涉及，且论述能自出新意，文笔汪洋姿肆，横贯古今，旁征中外，酣畅淋漓，忽如惊涛拍岸，忽如雷震九天，忽如飓风掠原，摧枯拉朽，扫荡污浊、启迪愚氓，而为封建腐朽之国开一新世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可说无不受梁任公影响者。任公去世，时人有挽联曰：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可谓确切!
第一次接触梁任公的文章是《少年中国说》，记得是在初中，读其文曰：“红日初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当时就一个感觉：爽，这文章太爽了!
今读徐刚先生所著《梁启超传》，很佩服徐先生的话，他说读梁启超，如果能读出忧患，便是读懂了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会读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确实如此，梁启超一生，可谓波澜壮阔而事业多艰，这也是跟近代国家之忧患坎坷相合。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地求新求变，从维新变法，到护国运动倒袁讨张维护共和，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但其思想的一个核心，还是爱国，强国之梦，忧国，忧民之心。
读《梁启超传》给我新的认识是：一是不能用“维新志士”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梁启超复杂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为一谈，梁启超是常求新求变的，其后来之发展，远远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梁启超处国家危亡之时势，奋而欲变法救国。其维新运动之时，思想为学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相对于维新运动之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大进步。中学为体者，封建专制之政体也，不变则仅用末节之技术又有何用!变法者，变封建政体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也，制宪法，立议会，除科举，开新学，变官制，建立近代国家也。梁启超在其《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中对此有详尽论述。他在北京办《中外记闻》，在上海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凡六十篇，震动天下，实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之先声。但百日维新还是迅速被扼杀了，戊戌六君子死难，康梁避难日本。究其失败，非为变法不对，奈何这些秀才们太天真，变法者，国之大事也，变法派无政权，无兵权，未能唤醒组织民众，只靠一个自身难保之光绪帝，靠几个知识分子呼号奔走，“秀才办事，十年难成”此之谓也。但维新运动毕竟是清王朝黑暗世界里的一丝亮光，即使运动失败，但其思想之传播，已是成功。
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大量西方著述，思想又有一新境界，反思百日维新失败之教训，缺乏民众之唤醒与支持，他认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他创办《新民从报》，又以挟山倒海之健笔，唤醒国人，震动民风，民气，民心。他的《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主义》，《论自由》，《论进步》，《论公德》等名著喷涌而出，知识青年以争相阅读《新民从报》为荣，中国大陆发行点97个，发行数激增至14000份。梁启超对于近代中国之启蒙，其功大焉!
但梁启超也有其局限性，光绪帝的“恩遇”，康有为的约束对他仍有影响，他对清廷的预备立宪还抱有天真的希望，以保皇派的立场与孙中山阵营的革命派激烈论战。
但可贵的是，他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当他他终于看到清廷预备立宪骗局的破产，看到辛亥革命的胜利，他终于与保皇的康有为分道扬镳而拥护共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冒死愤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氏复辟阴谋，又与学生蔡锷谋划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亲制起义文电。蔡锷起兵后梁启超又冒险只身孤行，奔走万里而秘至广西，策动广西独立，为扭转护国战争局势发挥巨大作用。袁世凯兵败被迫取消帝制。护国战争之胜利，梁启超及其学生蔡锷之功大焉，同为共和护国之英雄!
梁启超认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康有为虽为其师，但康顽固保皇，梁启超在国之大义上决不相让。护国战争胜利后，康有为公开复辟主张，梁启超发表《辟复辟论》痛击康有为：“„„而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须，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何等也。”“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如袁贼等。”至继任民国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府院之争激化，黎元洪请辫帅张勋进京调停，就此又上演了一出清帝复辟闹剧。康有为手舞足蹈山呼万岁参与复辟。梁启超愤而发表《反对复辟电》，矛头直指康有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渎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实无所知。”梁启超任段祺瑞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起草通电，随军讨逆。张勋复辟失败，民国保存，梁启超又一次有功于共和。
1919年，一战后巴黎和会，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为战胜国的地位，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移交日本。是时梁启超一行文化界人士在巴黎，知悉此强盗行为，拍案而起，当即起草电文将实情通告国内，建议全国发起反对签字运动。一时间国内群情激愤，举国抗议，北京五四运动至此爆发。
徐刚先生写道：“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又一次高高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并为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梁启超及时发回有关和会进展，主张拒签并发起运动的电报，是点燃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梁启超的功绩实在是不能埋没也不应埋没的。”
晚年的梁启超以潜心学术，培养人才为重，其学术论著浩繁精深，举其要者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庄子天下篇释意》，《孔子》，《读孟子届说》，《荀子评诸子汇
释》、《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韩非子显学篇释意》，《清代学术思想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稿》，《儒家哲学》，《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研究》等等。我抄这些书目的时候，心窃慕之，如能为梁先生当个跟班的小厮，听听他讲这些课也不枉这一世了，就文史哲学术方面而言，他涉猎区域之广，研究之深近代可能无人可比。他于教育不遗余力，与陈寅格、赵元任，王国维时称清华园四大名教授，同时他还奔走于南开、燕京、东南等著名大学，时称梁任公巡回讲学。他的学生可谓是桃李遍天下，硕学之士不胜枚举。仅随举两人，一胡适，一徐志摩，皆近代文坛，诗坛大家。他讲课时脱口而出一句话：“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此语成为影响一代教育家的金言。
1929年一月，梁任公逝世，中国各界唁电，挽诗如雪。生忧患之时势，作忧患之前驱，作杜鹃啼血之高呼以唤醒国人，奔波千万里，著述千万言，他是太累了。然而他的学说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新民”之说。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国民性改造”，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中说：
“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些，无不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延续发展。当今时世，我们的国民性改造难道不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吗?
注明：以上所引史料引自徐刚先生所著《梁启超传》。诗文部分引自《梁启超选集》。
此为读书笔记，以后读一本书写一篇，与同好朋友共享。
梁任公认为治学当以史为先，本来准备接着看他写的书的，但怕其研究之深非我辈所能学。我需要认真地补补课先读史学。我下段学习目
标是《资治通鉴》，到时候再写读书笔记。
第二篇：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真实的李鸿章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不爱学习的小哲 东坡耕读
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同于中国传统传记"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行文夹叙夹议的风格，实创始于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通读全书，在讲述李鸿章的生平时，文中的议论常常让我拍案称奇，啧啧不已。
陈寅恪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时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段话提醒了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设身处地的去评价人物，这样就不会有失偏颇。梁启超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为李鸿章作传，却处处以"公平之心","多为解免之言，颇与俗论异同",如李鸿章之签订《马关条约》，世人皆骂李为秦桧、张邦昌，对此，梁启超指出："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如何矣?"这种不存私见、褒贬分明、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一位史家的史德和史实。
所以评价李鸿章，应该对李鸿章所居之国，所生之时代有充分的了解。()李鸿章所居者，是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家，是专制政体达到最顶峰的时代。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但是实际上，李鸿章不同于以武功而为权臣之曹操、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也不同于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等。从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但是清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同治中兴以来的军机大臣，几无汉人真执政者。故"李鸿章之地位，……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微庐州府合肥县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五日，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李鸿章初生之时，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病逝于孤岛。工业革命热火朝天，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诸强不复相互侵蚀，而将目光投入东方。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西方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古往今来，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道光、咸丰以后，官场腐败，赋税沉重，外敌入侵，内乱丛生。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揭竿而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亦因之而起。
李鸿章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所练淮军亦脱胎于湘军。"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李鸿章年轻时曾作一诗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豪情满怀，志向远大，誓要青史留名。新塘桥大捷，淮军威名大振，后苏州乃至金陵克复，李鸿章因戡乱之功而声名鹊起。后又应承曾国藩坚壁清野既定之策而平定捻军之乱，"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
李鸿章一生有二十余年的事业寄托于"洋务",世人责之深，关之切也在洋务一事。西方之坚船利炮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环伺，中国成砧板上瓜分之鱼肉，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有魏源《海国图志》中谈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洋务派关切之重点在于学习西方先进之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梁启超在书中论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而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李鸿章所办洋务不出两端，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梁启超下一结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称："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也矣。"李鸿章关切国家前途命运之变化，认识到了"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然而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李鸿章的历史局限性在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因此，梁启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进而叹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饱受世人诟病莫过于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奇耻大辱，举国震惊，李鸿章以"卖国贼"之罪名被国人唾骂不止。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种种，而外交上的失败不可不特别注意。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朝鲜本为藩属国，而日本却获得了朝鲜事务上的同等权利，确实不可思议。此为李鸿章失机之第一事。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之乱，李鸿章听信袁世凯之怂恿，调直隶提督叶志超怀勇千五百向牙山，并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初十，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而后的局势愈发被动。"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而"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寄托于英俄两国的外交调停。耽搁数日，战备不足，到五月下旬，日本在韩境者已万余人矣。临时战备，敌人早已占据有利之战略位置，主客易位，两军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可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北洋水师军备废弛，指挥落后，军舰数量、航速、炮速及炮弹质量实不及日军。李鸿章明知不敌，故而避战，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然而战机早已延误，战备实难准备。甲午惨败，"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声矣。"
西方将李鸿章比为"东方之俾斯麦",赞其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然而梁启超却反称其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也。"他这样论道："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李鸿章的外交手段沿袭战国时纵横家的惯用伎俩，借力打力，"以夷制夷".然而，西方列强如一丘之貉也，可见弱国无外交。谈及李鸿章外交轶事，梁启超这样记叙："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这段话读起来确有几分讽刺味道，可见国人之劣根性，阿Q之精神胜利法一时很难摒除。
后面又谈到："李鸿章生平最遗恨一事，曰未掌文衡。"这里文衡即指学衡，也就是说，李鸿章自觉最遗憾的事居然是没有当过科举的考官，可见科举流毒之深。梁启超在书的结尾处把李鸿章同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麦、格兰斯顿、爹亚士(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一一比较，对李鸿章一生之人品和学识作出总结："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有一诗传为李鸿章临终所作："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在他弥留之际，还有俄国使节威逼他在密约上签字。呜呼哀哉!在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较时，梁启超议论道："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李鸿章在这样一个专制达到极点的时代，着实难有大作为，乃至其本人自嘲为大清一裱糊匠，也是可以略窥其心境的了。
因此，欲知真实的李鸿章，客观公正评价一人物，需设身处地，把他放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中去，不可厚今薄古。而和他处在同一时代的人的评价，往往可信之处居多。当然，这得摒除个人的感情倾向，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值得仔细品读，再三体会。
第三篇：读梁启超的《呵旁观者文》有感
梁启超的《呵旁观者文》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时正是维新变法失败不久，作者流亡日本期间。文章一开始就说“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薄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充满了对“旁观者”的呵责、鄙薄和憎恶之情。作者把旁观者同国家的盛衰兴亡，同中国的积贫积弱的现状联系起来，把旁观者比作政治上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隔岸观火，或隔船观彼船沉溺;将旁观者斥为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人，家落国亡的悲惨结局必然在这些人手上发生。梁启超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希望震醒“举国的旁观者”，更寄希望于青年，要做爱国者，做国家的主人，不要做时代的旁观者。《呵旁观者文》对“旁观者”分为六种：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和待时派。作者笔下的六种人一个共同特点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顾一己
第一种叫“浑沌派”。这派的人，可以说是没有脑子的生物。他们不知道有所谓的世界，也不知道有所谓的国家，不知道该为什么担忧，不知道该为什么愤怒。换句话说，就是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应该做的事情。饿了就吃，吃饱了就瞎逛，困了就睡，睡够了就起来，房间里就是他的小天地，为了争一点小钱可以拼上性命。他们连有应当要做的事都不知道，又何谈去不去做呢?连有国家都不知道，又何谈国家亡不亡呢?他们就像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一个牢笼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也不愿意知道。世界的整个中心就是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思想占据整个头脑。他们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着生活，这些人的人生，就好像是自走机器人，能活动但不能思考。
第二种叫“为我派”。这派的人，就是俗话里说的被雷劈了还捂住钱包的人。什么事情是应该去做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国家将要灭亡，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虽然都知道，但是如果应当做的事情对我没有好处，那我就只作旁观者而已;如果这国家灭亡了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那我也只作旁观者而已。这种人是纯粹的自私自利，对于一件事，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才算是最好，但又觉得这样做对自己也没有多大好处，于是止步不前。只要是不危及自己的利益的事，任何时候他们都会持观望状，绝不会涉水。 第三种叫“呜呼派”。什么是呜呼派呢?这些人只会唉声叹气、痛哭流涕而再不会做其他事情。看起来他们总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张口闭口就是哀叹时局。你告诉他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们则会说确实是应该做这样的事，可是怎么做呢，无从做起啊。你告诉他们国家处在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也会说现在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不过这国家已经没法挽救了啊。你进一步追问，他们说这就是国运，是天命，没办法了。他们最爱说的是“无可奈何”这四个字，他们最爱做的是“束手待毙”这一句话。就好像看见火烧起来，不做努力去扑灭，而只是叹息火势太大;就好像看见有人溺水，不想办法去救人，而只是痛恨水流太急。他们的思想能够跟得上时局的发展，但却始终是没有行动的，他们的诸多想法最终都会幻化成一声哀叹。这类人是从不付诸行动的，哪怕坐以待毙，唉声叹气的感叹，也不会行动起来反抗，始终用嘴来观望时局。
第四种叫“笑骂派”。这派的人，你说他是旁观，倒不如说是后观。因为他们就是经常站在你背后，用冷言热语来批评你的那种人。笑骂派们总是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好像无可指责之处，为什么呢?不做事当然就无可指责之处，作旁观者当然也无可指责之处。他们总是衣服救世主的样子，无论事情好坏他们总有一套说辞，要是让他亲自来做来说，他们又目瞪口呆了。
第五种叫“暴弃派”。暴弃派的人呢，则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笑骂派的人，总是责备别人不责备自己;暴弃派的人呢，总是期望别人不期望自己。认为那么多人总有比我做的好的，我又有什么可做的呢。这种人是极不负责的一类人，如果人人都这样自暴自弃的话，那么事情还有人做吗?他们总是推脱责任，觉得并不是什么事都非自己不可，于是持一种观望态度等待别人去做。 第六种叫“待时派”。这派的人，虽然看起来不像旁观者，但实际上确确实实就是旁观者。他们在等待的时候说的，都是些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话。一般的旁观者是旁观别人，待时派的旁观者则是旁观时机。他们随俗沉浮，投机钻营，从中渔利，他们就是那些等着见风使舵的人。他们不过是想要等待观察风潮的方向，从而能够跟风站队顺手拾取点好处，风潮向左他们就跟着往左跑，风潮向右他们就跟着向右跑，这是浅薄者的本色。所以待时派的人，是旁观者里面最机巧的。
作者对“旁观者”六种人的描绘用的是呵责鞭挞之笔，作者哀其不幸、惜其不醒的感情，始终贯穿其中，使人读后汗颜，也催人觉醒，发人深省。读《呵旁观者文》，让人感受作者的爱国热忱，为救国图强而呼号，充满了希望和信念，这种振兴中华的精神弥足珍贵。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不时也看到“旁观者”的影子。就拿我自身来说，我认为我就是属于“待时派”的那类人，
第四篇：读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化》，由李喜所编著，全书共八百四十八页。由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1日出版。此书为2003年在天津召开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全书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对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研究。关于梁启超研究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共有一百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内地学者一百多人，港台地区以及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学者三十多人，梁启超的后代二十多人。会议收到论文138篇，涉及梁启超的生平、交友、政治活动、价值取向、社会关系，对外交往、家庭生活、晚年走向、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新闻思想以及史学、文学、伦理、佛学、女性解放等，有关梁启超的学术文化的论文更多，也更具深度。总之，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将梁启超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梁启超，(1987——1929)，汉族，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哀时客。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
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代表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对中国近代文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本书共十六章，分别介绍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政治和法律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墨学，儒学，佛学和中庸之道等的深入研究，很值得一读。要了解中国近代文化必须要了解梁启超。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在政治方面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思想文化方面，学者普遍认为, 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实质 中西调和 论。梁启超的文化观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的健全、 先进的文化观。他站在心物调和的文化立场上, 即中西文化相互吸收, 批判继承, 不可盲目排外, 更不可一概接受。当然梁启超最传奇地方并不仅在于这些地方，其在子女培养方面尤为出色。梁启超有9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 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子梁思永，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三子梁思忠，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次女梁思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四子梁思达，著名的经济学家 ;三女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四女梁思宁，光荣的革命军人;五子梁思礼，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享誉海内外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及政治的走向都产生了较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晚年寓居津门， 写出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给后世留下了相当有价值的文化财富， 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借鉴。
第五篇：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在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长大成人的9个儿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并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爱国心。他们从不依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默默无闻地奉献。
梁启超的9个子女皆才俊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1868年-1923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1885年-1924年)所生。
一、长女梁思顺(1893年—1966年)：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
二、长子梁思成(1901年—1972年)：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1923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
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在**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三、次子梁思永(1904年—1954年)：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四、三子梁思忠(1907年—1932年)：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25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
五、次女梁思庄(1908年—1986年)：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1925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1930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1943年—1946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
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1980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981年4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5载，于1986年5月20日去世。
六、四子梁思达(1912年—)：著名的经济学家
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七、三女梁思懿(1914年—1988年)：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梁思懿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1949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八、四女梁思宁(1916年—)：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思宁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
九、五子梁思礼(1924年—)：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
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Cincinnati)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1949年10月1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