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研究的范式

学前教育研究的范式（共6篇）

篇1：学前教育研究的范式

远程教育研究及其理论范式

http:// 2003-10-23开放教育研究 作者：叶成林 徐福荫

【摘要】从19世纪中叶函授教育在英国诞生开始，及至今日，远程教育已成为教育界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远程教育研究起到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本文从远程教育与远程教育研究的概念出发，提出远程教育研究可划分为两种基本范式：即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着重论述了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

【关键词】远程教育； 远程教育研究； 范式

远程教育的诞生是工业社会技术应用的结果，蒸汽机和铁路的发明极大地扩展了人们活动的地理空间。为了让异地的学生能继续学习，教师自然地想到把学习材料（书籍和教材）通过邮政系统由铁路运输传递到学生手中，这便是最早的远程教育形式——函授教育。从此，每一次新技术在教育媒体和教育传播领域中的应用就产生出一种新型的远程教育形式，从基于印刷、录音录像媒体和无线电广播技术的广播电视教育，到基于印刷、模拟视音频及数字化媒体和计算机网络、卫星传输和通信技术的网络教育，再到基于新型移动数字化教育媒体和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的移动教育，莫不如此。远程教育在教学媒体和技术环境两个方面都表现出愈益丰富、愈加复杂的特点，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远程教育具有了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凸显学习的重要性和远程教育无穷的市场潜力，一大批企业被吸引介入远程教育研究领域，由此带来了远程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和远程教育研究的繁荣。

一、远程教育与远程教育研究

关于远程教育的定义，许多著名的远程教育专家都曾以自己的方式表述过，其中最有影响并被广泛认可的是远程教育学家德斯蒙德·基更的远程教育的五项特征描述的定义（基更，1996）。这一定义概括了远程教育的下列特征。

——准永久性分离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其他学生在时间、空间和社会文化心理上的分离是远程教育最突出的特征。在教与学过程中，师生处于物理空间相对分离同时通过信息传递又相互联系的状态；教与学过程是以特定的技术环境、教育资源和教育媒体为基础的。分离并不是完全永久性的，也就是说远程教育中并不完全排斥面对面交流。

——媒体与技术的作用媒体与技术是远程教育中又一个重要特征。远程教育的本质是实现跨越时间、空间和社会文化心理的教学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与技术是关键因素，是远程教育赖以存在的基础。

——双向通信教学活动的本质是教育信息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传递，远程教育也是如此。因此，通信是远程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传统课堂教学中的双向通信机制和多向通信机制是面对面的，而远程教学中的双向通信机制主要是非面对面的，是基于一定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

另外，远程教育在实践中呈现如下一些基本趋势：教师的角色将逐渐淡化，教师更多地以教育资源的形式或学习帮促者的身份出现；出于教学或社会交往需要而组织的基于传统面对面方式，或现代电子方式的集体会议交流活动将增多；从强调媒体与技术的作用转向注重以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环境建构和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利用，这种术语的转变体现了学习者中心理论、建构主义、系统科学和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教育理念、复杂性科学和哲学思想在远程教育中的渗透；远程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实施远程教育的组织机构，远程教育中的远程学习具有系统性、严肃性与社会确认性的特点，而一般远程学习则不具有这些特点；教育信息传递的通信机制多样化，单向通信、双向通信、多向通信并存，同步传输与异步传输共现。

远程教育研究及其理论范式作者：叶成林徐福荫在综合现有各种关于“远程教育”的定义、远程教育的现状以及未来远程教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本文给出“远程教育”的一个全新定义：

从狭义上来看，远程教育是指由特定的教育组织机构，综合应用一定社会时期的技术，收集、开发、设计、制作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建构教育环境，并基于一定社会时期的技术、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以及出于教学和社会化的目的进而为学生组织一些集体会议交流活动（以传统面对面方式或者以现代电子方式进行），以帮助和促进学生远程学习为目的的所有实践活动的总称。在所有活动中，教师是以教育资源的形式或学习帮促者的身份与学生保持着一种准永久性分离的状态；而学生与教育组织机构（教师）或学生与学生之间将通过建立双向或多向通信机制保持即时会话。

从广义上来看，远程教育是指在上述实践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组织机构、技术、资源、人员与实践活动等构成的整个系统。

从发展的观点看，远程教育是与一定社会时期的技术紧密联系的，远程教育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历史。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远程教育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狭义）及一个综合的复杂性系统（广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认识和研究这种复杂的实践活动或综合的复杂性系统的过程就是远程教育研究，研究所形成的关于实践活动或复杂性系统的完整理论体系就是远程教育学科。而如何研究、认知和理解这种实践活动或复杂性系统，则属于远程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的范畴。

这一定义是综合我国及世界各国远程教育的现状并结合未来远程教育的发展趋势加以归纳与表述的，具有一定综合性及抽象性。它具有以下特点：

① 强调教育机构的作用，淡化教师的作用；

② 强调以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环境与教育资源，淡化媒体的作用；

③强调集体交流（面对面或电子方式），淡化准永久分离的特点；

④ 强调通信机制的多样性，淡化双向通信的单一性；

⑤强调实践性，区别于远程学习。

二、范式理论与远程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理论最初是由库恩（库恩，1968）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

远程教育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为远程教育的本体性研究、远程教育研究者与远程教育的关系研究、远程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研究三个层次。远程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狭义）及一个综合的复杂性系统（广义）。我国现阶段的远程教育研究更多地局限于这一个层次，表现为远程教育实践性研究、技术性研究和远程教育系统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远程教育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的研究较少。研究范式主要包括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两个方面。如果把远程教育实践性研究、技术性研究和远程教育系统性研究归入远程教育研究实践规范的范畴，那么远程教育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的研究则属于远程教育研究理论基础的范畴。

学科的研究范式可划分为理论研究范式和实践研究范式两种基本类型。理论研究范式一般研究学科研究人员和学科自身的关系、学科方法论研究等，因此其更多地体现为对学科基础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一种人文思考。实践研究范式往往只关注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更多地是一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即本体性研究。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指由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所组成的研究者共同体，他们以特定的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和教育学理论为共同的理论、观念、方法、信念和自然观，以远程教育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身份对远程教育进行冷静而理性的深刻思考和客观而全面的人文关怀。远程教育的实践研究范式则指由一些教育技术学家、企业的技术研究人员和相关技术研究人员组成的共同体，他们以学习技术、教学技术、远程教育相关技术为共同的方法，以远程教育参与人和实践者的身份对远程教育进行热情而科学的基础研究和深度而具体的技术实践。这两种范式共同组成完整的远程教育研究范式，二者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共同推动远程教育研究的发展。

三、远程教育理论研究范式

远程教育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宏观理论、微观理论和哲学理论三部分。那些试图涵盖远程教育领域的所有活动的理论学说，可以视为远程教育的宏观理论；而另一些集中论述远程教学和远程学习的理论学说，可以视为远程教育的微观理论。此外，还有对远程教育的合理性及其本质属性进行论证的哲学理论。

相应地，远程教育理论研究范式明显地受到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基础学科理论的影响。远程教育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和一种新型的教育文化现象，以社会学、人类学为基础，以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远程开放教育系统与传统学校教育系统、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如经济、政治等）的关系，是远程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基础内容。相对于传统学校教育而言，远程教育具有更鲜明的社会化特点，我国远程教育的学生选择远程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学历与社会交往的需要。远程学习与教学是远程教育研究的核心内

容，学习与教学理论的发展对远程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故以学习与教学理论为基础建构远程教育的微观理论是远程教育微观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远程教育所追求的开放性、动态性与学生中心的教育思想明显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而远程教育追求效益、规模的一面又体现了其实用主义、工业化的哲学思想，而以各种哲学理论为基础综合分析远程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本质属性，则是建构远程教育哲学理论的基本方式。

1.学习与教学理论

我国最早的大教育家孔子的很多教育思想体现了深刻的学习理论，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深刻地揭示了学习、思考与理解的关系。西方早期的学习理论主要有亚里斯多德的经验主义学习理论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学习理论，分别强调经验在学习中的作用和逻辑思考在学习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学习是作为哲学和神学的领域而被研究的。直到19世纪末，学习开始被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加以研究，并由此出现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把学习定义为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建立联结的过程，消除了为了行为训练与意在产生理解的教学之间的差异（高文，2002）。早期的远程教育，如函授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较多地受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表现在远程教育的课程开发中注重行为训练（函授教育中的课后练习）和媒体刺激（广播电视教育中学习内容的呈现）。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认知心理学的诞生，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开始兴起。认知主义学习理论以计算机信息处理与加工模式为基础，强调学习中结构或图式的重要作用，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通过对知识和信息的处理与加工建立起知识之间的关系。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对远程教育中计算机辅助教育课件的开发与制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在80年代末，随着人们重新解读杜威、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等的教育思想，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开始兴起。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又分为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信息加工建构主义、社会文化认知观和控制系统论等六种范式。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意义建构的方法而获得的。”（南国农，200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于基于网络的远程教育网站的设计、网络教育资源的开发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进入90年代后，研究情境认知和情境学习以及情境化人工智能的热潮已在认知科学领域出现（高文，2002）。由此出现了挑战认知信息加工观点的情境认知学习理论，这一新兴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过程中学习环境的作用，关注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对其学习的作用。情境认知学习理论对于远程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也将成为远程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和指导远程教育实践的基础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教师、学习资源和各种技术方式都是建构和设计学习者中心型学习环境的主要因素，远程教学过程就是基于所创建的学习环境为促进学习而进行的教师—学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的交互活动，远程学习过程则是学生获取知识、理解知识并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情境建构意义的活动。

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以及情境认知学习理论，作为不同的学习理论其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有关学习、知识、认知与思维等基本概念及其关系的不同理解与表述。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南国农，2002）。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的演变明显地受到学习理论发展的影响，而远程教育的实践也为学习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验环境与技术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2.人类学、社会学与系统科学

教育的主体文化是一个教育系统中人们关于如何教与学的惯常行为模式，它体现在人们的教育思想观念、教学活动过程和学习材料内容中。教育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反映，是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祝智庭，2001）。远程教育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也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文化现象。近些年，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广泛，远程教育正逐渐成为一种强势教育文化现象。

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教育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与发展的系统。在整个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下，教育不断地获得发展。当前，人类正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新兴的信息技术使得人们的社会活动愈益复杂，知识更新迅速，这就要求人们终生不断地获得自身职业发展。伴随着外部社会系统的急剧变化，教育系统内部也要求自身不断革新以应答社会变化的挑战。作为一种新型教育形式，远程教育的出现正是外部社会、经济因素驱动和教育系统内部自身发展需要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其自身发展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些特征。教育的对象—人是主观的、具有情感的，因而也最具有不确定性。远程教育的发展时时受到这一特点的影响。如远程教育中的专业设置、课程的选择等都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远程教育的宏观理论研究应以人类学、社会学为基础，以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考察分析远程教育与教育的关系、远程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远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揭示远程教育与其所处社会相互关系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如佩拉顿所表述的远程教育四大社会功能（增加教育机会、扩大教育规模、实现规模经济、较高的成本收益）、丁兴富的远程教育发展动力基础理论（“五原理说”）、彼得斯的远程教育工业化理论、伽里森等人的三代远程教育理论等均为远程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3.哲学

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着重探讨远程教育的本质属性、远程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并从高度抽象的角度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者仅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有学者认为，远程教育的本质是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时空分离。这种观点不够抽象，仅为现象的描述，因此不能认为是一种哲学理论。构建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须以深厚的哲学理论为基础，深刻理解哲学的高度抽象与概括的特征，从纷繁的哲学流派中选取与远程教育相关的理论，通过严密的思考与推理，最终概括出远程教育的最本质属性。在回答远程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什么的问题前，需要思考的问题还有，教育是什么？学习是什么？等教育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应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永恒性、矛盾性、动态平衡性、无限发展性。因此，远程教育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人类为解决自身学习问题，兼顾学习规模、效率与学习质量的一种学习方式；是理性的教育技术与浪漫的教育理想之间不断求得平衡的动态产物；远程教育作为人类学习的一种方式，一经诞生将会（如学习一样）与人类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南国农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几个理论与实际问题［J］电化教育研究，2002（11~12）

［2］ 徐福荫 现代远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讨［J］电化教育研究，2000（11）

［3］ 乔纳森主编，郑太年，任友群译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2

［4］ 祝智庭关于教育信息化的技术哲学观透视［DB/OL］Available: http://

篇2：学前教育研究的范式

远程教育研究及其理论范式

【摘要】从19世纪中叶函授教育在英国诞生开始，及至今日，远程教育已成为教育界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远程教育研究起到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本文从远程教育与远程教育研究的概念出发，提出远程教育研究可划分为两种基本范式：即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着重论述了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

【关键词】远程教育; 远程教育研究; 范式

远程教育的诞生是工业社会技术应用的结果，蒸汽机和铁路的发明极大地扩展了人们活动的地理空间。为了让异地的学生能继续学习，教师自然地想到把学习材料(书籍和教材)通过邮政系统由铁路运输传递到学生手中，这便是最早的远程教育形式??函授教育。从此，每一次新技术在教育媒体和教育传播领域中的应用就产生出一种新型的远程教育形式，从基于印刷、录音录像媒体和无线电广播技术的广播电视教育，到基于印刷、模拟视音频及数字化媒体和计算机网络、卫星传输和通信技术的网络教育，再到基于新型移动数字化教育媒体和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的移动教育，莫不如此。远程教育在教学媒体和技术环境两个方面都表现出愈益丰富、愈加复杂的特点，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远程教育具有了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凸显学习的重要性和远程教育无穷的市场潜力，一大批企业被吸引介入远程教育研究领域，由此带来了远程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和远程教育研究的繁荣。

一、远程教育与远程教育研究

关于远程教育的定义，许多著名的远程教育专家都曾以自己的方式表述过，其中最有影响并被广泛认可的是远程教育学家德斯蒙德?基更的远程教育的五项特征描述的定义(基更，)。这一定义概括了远程教育的下列特征。

??准永久性分离 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其他学生在时间、空间和社会文化心理上的分离是远程教育最突出的特征。在教与学过程中，师生处于物理空间相对分离同时通过信息传递又相互联系的状态;教与学过程是以特定的技术环境、教育资源和教育媒体为基础的。分离并不是完全永久性的，也就是说远程教育中并不完全排斥面对面交流。

??媒体与技术的作用 媒体与技术是远程教育中又一个重要特征。远程教育的本质是实现跨越时间、空间和社会文化心理的教学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与技术是关键因素，是远程教育赖以存在的基础。

??双向通信 教学活动的本质是教育信息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传递，远程教育也是如此。因此，通信是远程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传统课堂教学中的双向通信机制和多向通信机制是面对面的，而远程教学中的双向通信机制主要是非面对面的，是基于一定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

另外，远程教育在实践中呈现如下一些基本趋势：教师的角色将逐渐淡化，教师更多地以教育资源的形式或学习帮促者的身份出现;出于教学或社会交往需要而组织的基于传统面对面方式，或现代电子方式的集体会议交流活动将增多;从强调媒体与技术的作用转向注重以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环境建构和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利用，这种术语的转变体现了学习者中心理论、建构主义、系统科学和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教育理念、复杂性科学和哲学思想在远程教育中的渗透;远程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实施远程教育的组织机构，远程教育中的远程学习具有系统性、严肃性与社会确认性的特点，而一般远程学习则不具有这些特点;教育信息传递的通信机制多样化，单向通信、双向通信、多向通信并存，同步传输与异步传输共现。

远程教育研究及其理论范式作者：叶成林徐福荫在综合现有各种关于“远程教育”的定义、远程教育的现状以及未来远程教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本文给出“远程教育”的一个全新定义：

从狭义上来看，远程教育是指由特定的教育组织机构，综合应用一定社会时期的技术，收集、开发、设计、制作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建构教育环境，并基于一定社会时期的技术、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以及出于教学和社会化的目的进而为学生组织一些集体会议交流活动(以传统面对面方式或者以现代电子方式进行)，以帮助和促进学生远程学习为目的的所有实践活动的总称。在所有活动中，教师是以教育资源的形式或学习帮促者的身份与学生保持着一种准永久性分离的状态;而学生与教育组织机构(教师)或学生与学生之间将通过建立双向或多向通信机制保持即时会话。

从广义上来看，远程教育是指在上述实践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组织机构、技术、资源、人员与实践活动等构成的整个系统。

从发展的观点看，远程教育是与一定社会时期的技术紧密联系的，远程教育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历史。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远程教育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狭义)及一个综合的复杂性系统(广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认识和研究这种复杂的实践活动或综合的复杂性系统的过程就是远程教育研究，研究所形成的关于实践活动或复杂性系统的完整理论体系就是远程教育学科。而如何研究、认知和理解这种实践活动或复杂性系统，则属于远程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的范畴。

这一定义是综合我国及世界各国远程教育的现状并结合未来远程教育的发展趋势加以归纳与表述的，具有一定综合性及抽象性。它具有以下特点：

① 强调教育机构的作用，淡化教师的作用;

② 强调以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环境与教育资源，淡化媒体的作用;

③强调集体交流(面对面或电子方式)，淡化准永久分离的特点;

④ 强调通信机制的多样性，淡化双向通信的单一性;

⑤强调实践性，区别于远程学习。

二、范式理论与远程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理论最初是由库恩(库恩，1968)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

远程教育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为远程教育的本体性研究、远程教育研究者与远程教育的关系研究、远程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研究三个层次。远程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狭义)及一个综合的复杂性系统(广义)。我国现阶段的远程教育研究更多地局限于这一个层次，表现为远程教育实践性研究、技术性研究和远程教育系统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远程教育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的研究较少。研究范式主要包括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两个方面。如果把远程教育实践性研究、技术性研究和远程教育系统性研究归入远程教育研究实践规范的范畴，那么远程教育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的研究则属于远程教育研究理论基础的范畴。

学科的研究范式可划分为理论研究范式和实践研究范式两种基本类型。理论研究范式一般研究学科研究人员和学科自身的关系、学科方法论研究等，因此其更多地体现为对学科基础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一种人文思考。实践研究范式往往只关注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更多地是一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即本体性研究。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指由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所组成的研究者共同体，他们以特定的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和教育学理论为共同的理论、观念、方法、信念和自然观，以远程教育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身份对远程教育进行冷静而理性的深刻思考和客观而全面的人文关怀。远程教育的实践研究范式则指由一些教育技术学家、企业的技术研究人员和相关技术研究人员组成的共同体，他们以学习技术、教学技术、远程教育相关技术为共同的方法，以远程教育参与人和实践者的身份对远程教育进行热情而科学的基础研究和深度而具体的技术实践。这两种范式共同组成完整的远程教育研究范式，二者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共同推动远程教育研究的发展。三、远程教育理论研究范式

远程教育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宏观理论、微观理论和哲学理论三部分。那些试图涵盖远程教育领域的所有活动的理论学说，可以视为远程教育的宏观理论;而另一些集中论述远程教学和远程学习的理论学说，可以视为远程教育的微观理论。此外，还有对远程教育的合理性及其本质属性进行论证的哲学理论。(丁兴富，)

相应地，远程教育理论研究范式明显地受到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基础学科理论的影响。远程教育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和一种新型的教育文化现象，以社会学、人类学为基础，以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远程开放教育系统与传统学校教育系统、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如经济、政治等)的关系，是远程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基础内容。相对于传统学校教育而言，远程教育具有更鲜明的社会化特点，我国远程教育的学生选择远程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学历与社会交往的需要。远程学习与教学是远程教育研究的核心内容，学习与教学理论的发展对远程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故以学习与教学理论为基础建构远程教育的微观理论是远程教育微观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远程教育所追求的开放性、动态性与学生中心的教育思想明显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而远程教育追求效益、规模的一面又体现了其实用主义、工业化的哲学思想，而以各种哲学理论为基础综合分析远程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本质属性，则是建构远程教育哲学理论的基本方式。

1.学习与教学理论

我国最早的大教育家孔子的很多教育思想体现了深刻的学习理论，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深刻地揭示了学习、思考与理解的关系。西方早期的学习理论主要有亚里斯多德的经验主义学习理论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学习理论，分别强调经验在学习中的作用和逻辑思考在学习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学习是作为哲学和神学的领域而被研究的。直到19世纪末，学习开始被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加以研究，并由此出现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把学习定义为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建立联结的过程，消除了为了行为训练与意在产生理解的教学之间的差异(高文，)。早期的远程教育，如函授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较多地受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表现在远程教育的课程开发中注重行为训练(函授教育中的课后练习)和媒体刺激(广播电视教育中学习内容的呈现)。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认知心理学的诞生，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开始兴起。认知主义学习理论以计算机信息处理与加工模式为基础，强调学习中结构或图式的重要作用，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通过对知识和信息的处理与加工建立起知识之间的关系。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对远程教育中计算机辅助教育课件的开发与制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在80年代末，随着人们重新解读杜威、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等的教育思想，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开始兴起。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又分为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信息加工建构主义、社会文化认知观和控制系统论等六种范式。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意义建构的方法而获得的。”(南国农，2002)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于基于网络的远程教育网站的设计、网络教育资源的开发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进入90年代后，研究情境认知和情境学习以及情境化人工智能的热潮已在认知科学领域出现(高文，2002)。由此出现了挑战认知信息加工观点的情境认知学习理论，这一新兴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过程中学习环境的作用，关注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对其学习的作用。情境认知学习理论对于远程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也将成为远程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和指导远程教育实践的基础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教师、学习资源和各种技术方式都是建构和设计学习者中心型学习环境的主要因素，远程教学过程就是基于所创建的学习环境为促进学习而进行的教师?学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的交互活动，远程学习过程则是学生获取知识、理解知识并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情境建构意义的活动。

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以及情境认知学习理论，作为不同的学习理论其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有关学习、知识、认知与思维等基本概念及其关系的不同理解与表述。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南国农，2002)。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的演变明显地受到学习理论发展的影响，而远程教育的实践也为学习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验环境与技术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2.人类学、社会学与系统科学

教育的主体文化是一个教育系统中人们关于如何教与学的惯常行为模式，它体现在人们的教育思想观念、教学活动过程和学习材料内容中。教育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反映，是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祝智庭，2001)。远程教育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也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文化现象。近些年，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广泛，远程教育正逐渐成为一种强势教育文化现象。

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教育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与发展的系统。在整个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下，教育不断地获得发展。当前，人类正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新兴的信息技术使得人们的社会活动愈益复杂，知识更新迅速，这就要求人们终生不断地获得自身职业发展。伴随着外部社会系统的急剧变化，教育系统内部也要求自身不断革新以应答社会变化的挑战。作为一种新型教育形式，远程教育的出现正是外部社会、经济因素驱动和教育系统内部自身发展需要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其自身发展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些特征。教育的对象?人是主观的、具有情感的，因而也最具有不确定性。远程教育的发展时时受到这一特点

[1][2]下一页

的影响。如远程教育中的专业设置、课程的选择等都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远程教育的宏观理论研究应以人类学、社会学为基础，以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考察分析远程教育与教育的关系、远程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远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揭示远程教育与其所处社会相互关系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如佩拉顿所表述的远程教育四大社会功能(增加教育机会、扩大教育规模、实现规模经济、较高的成本收益)、丁兴富的远程教育发展动力基础理论( “五原理说” )、彼得斯的远程教育工业化理论、伽里森等人的三代远程教育理论等均为远程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3.哲学

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着重探讨远程教育的本质属性、远程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并从高度抽象的角度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者仅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有学者认为，远程教育的本质是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时空分离。这种观点不够抽象，仅为现象的描述，因此不能认为是一种哲学理论。构建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须以深厚的哲学理论为基础，深刻理解哲学的高度抽象与概括的特征，从纷繁的哲学流派中选取与远程教育相关的理论，通过严密的思考与推理，最终概括出远程教育的最本质属性。在回答远程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什么的问题前，需要思考的问题还有，教育是什么?学习是什么?等教育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应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永恒性、矛盾性、动态平衡性、无限发展性。因此，远程教育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人类为解决自身学习问题，兼顾学习规模、效率与学习质量的一种学习方式;是理性的教育技术与浪漫的教育理想之间不断求得平衡的动态产物;远程教育作为人类学习的一种方式，一经诞生将会(如学习一样)与人类共同发展。

篇3：学前教育研究的范式

为切实引领孩子形成礼仪习惯, 我们以学习礼仪、实践礼仪、展示礼仪和宣传礼仪这一相互渗透、连环实施的方法步骤, 贯穿、融合于幼儿园“八大礼仪”实践活动的全过程。 (1) 学习礼仪。利用生活、游戏、社区等多个途径与渠道, 让幼儿了解和掌握与自己日常生活和学习密切相关的生活、交往、行为礼仪等方面的知识, 树立规范的行为规则意识。 (2) 实践礼仪。积极利用每日一星、我的成长树、礼仪花儿开等评比活动, 让每个幼儿都参与文明礼仪教育实践活动。让幼儿在亲身感知、实践中, 逐步培养良好的礼仪意识和礼仪行为。 (3) 展示礼仪。通过礼仪家长风采展示、礼仪行动小天使、礼仪群星闪耀等评选活动, 展现在幼儿礼仪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成果。 (4) 宣传礼仪。通过礼仪三字经的吟诵、家庭礼仪故事的征集活动、礼仪宝宝精彩秀、文明礼仪宣传社区实践活动等, 向家庭、社区居民进行礼仪知识的宣传。让幼儿成为小小礼仪宣传员, 营造小手拉大手, 共创文明社会的良好氛围。为强化实施效果, 我们以“四个结合”“五个方法”“六个抓手”为主要策略, 抓实幼儿礼仪实践活动, 以促进“八大礼仪”活动效果的呈现。

一、落实“四个结合”, 推进礼仪活动手段

(1) “八大礼仪”教育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开展专门的生活、行为、交往等习惯培养的集体教学活动, 并根据各年龄段幼儿特点有所侧重, 强化重点。 (2) “八大礼仪”教育与幼儿日常行为规范养成教育紧密结合。确定各年龄段幼儿“八大礼仪”习惯培养目标、内容及培养策略体系, 根据循序渐进的规律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分步要求, 螺旋上升。 (3) “八大礼仪”教育与丰富多彩的活动紧密结合。通过开展“文明习惯伴我行”“文明礼仪小天使”“礼在宝宝心”系列教育活动, 强化礼仪行为的练习与巩固。 (4) “八大礼仪”教育与礼仪班级、礼仪宝宝评比紧密结合。结合班级每日礼仪星、每日进步星评价活动, 推荐每月“礼仪宝宝”、每学期“礼仪宝宝”。根据幼儿园常规管理考核积分制, 评比每月“礼仪班级”, 给礼仪班级加分, 并与班级教师学期考核相结合。

二、强化“五个方法”, 巩固礼仪活动成果

(1) 事例启发法。借助事例分析、故事讲述等形式, 让幼儿在通俗易懂的事例、内容中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自觉了解、体会其中所蕴含的道理, 理解教育内容, 逐步调节自己不好的行为。 (2) 讨论辨析法。运用社会冲突理论, 设计与幼儿生活、交往过程中相关的问题情景, 引发幼儿观察讨论、分析、辩论。鼓励幼儿大胆表达与积极思考, 逐渐学会在对事件的评议中分辨美丑、善恶, 知道好与不好, 为什么, 怎么办。 (3) 示范演示法。根据学前幼儿年龄及学习特点, 运用直观形象的图片、儿歌表演、故事讲述等形式, 帮助和指导幼儿掌握正确的行为方法, 为其树立学习与模仿的礼仪行为榜样。 (4) 情景表演法。“我听到了, 就忘记了;我看到了, 就记住了;我做到了, 就理解了。”积极利用礼仪体验馆、礼仪社团等体验游戏, 创设“好朋友生日会”“文明小客人”等情景演练场景。让幼儿在相应的情景中有意识地进行尝试、表现, 了解幼儿礼仪行为运用和巩固的情况, 以促进行为内化, 最终形成良好的礼仪习惯。 (5) 活动竞赛法。利用儿童节目中孩子喜欢的“月亮姐姐”“喜羊羊”等角色, 开展有趣生动的比赛、大擂台等活动。将礼仪知识、礼仪习惯的内容渗透在绘画、表演、比赛等形式中, 使幼儿潜移默化地了解正确的礼仪观。

三、“六个抓手”, 彰显礼仪活动成效

(1) 抓晨间交往。设立“礼仪小天使”“每日值日生”, 并根据年龄段幼儿特点, 分别设园门口的小标兵、班级的小服务员。有意识地培养幼儿向别人问好、或为他人及集体做好事的习惯, 逐渐培养其主动交往的能力。 (2) 抓情境教育。关注分析孩子在生活、游戏、家庭、社区等活动中的行为表现, 或创设情境或抓住契机引导幼儿讨论交流、分析辩论, 使幼儿从情感上懂得礼仪行为的意义。 (3) 抓区角、游戏活动。充分利用幼儿园各类游戏活动, 或依据幼儿活动实际生成游戏内容, 比如“礼仪小餐厅”“朋友书吧”“爱心医院”, 培养幼儿与同伴及他人的交流互助、分享合作、谦让协商的能力。 (4) 抓一日生活环节教育。积极利用一日生活各环节的有效契机, 开展进餐习惯、自我服务、团体协作等习惯的培养, 让孩子在无形中学会规范自己的行为。 (5) 抓“三习惯”培养。建立各年龄段幼儿的生活习惯、交往习惯、行为习惯等系列教育体系与框架, 由浅入深、层层递进, 对幼儿进行系统的养成教育。 (6) 抓节日活动教育。充分利用“感恩节”“重阳节”“清明节”“母亲节”等节日中的感恩、敬老等教育因素, 进行相应情感的引导与启发, 让幼儿在生动的情境中受到教育熏陶。

四、结束语

人无礼而不生, 事无礼而不成, 国家无礼则不宁。我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 作为现代中国人, 不仅需要继承优良的传统美德, 更需要将文明礼貌的现代精神风貌展现出来。礼仪不仅是幼儿将来立身处世的重要素养, 更是根植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还是展示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少成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3岁~6 岁幼儿具有爱模仿, 易受影响的特点, 对事物好坏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 同时, 也因其具有可塑性, 是了解周围世界、学习各种行为要求的理想时期, 更是良好礼仪行为习惯养成的最佳时期。因此, 要善用各种积极因素, 在幼儿园开展“八大礼仪”教育活动, 可以塑造幼儿“文明好宝宝”的形象, 形成一个真善美的良好礼仪氛围。同时, 在教育教学上, 有利于构筑良好的校园文化, 形成社会教育合力, 帮助幼儿纠正不良行为, 对幼儿今后的生活、学习以及将来整个人生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其独特的教育价值, 为幼儿的幸福成长提供独特的营养。幼儿礼仪习惯的培养离不开灵活多样的实施方法与策略, 以幼儿发展为本, 注重从他们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出发, 加强生活、行为、学习等习惯的引导与培养, 必将为幼儿“八大礼仪”习惯的形成奠定良好基础, 也必将为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好公民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彭林.中华传统礼仪概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王小净.关于学校礼仪教育的几个问题[J].江汉大学学报, 1999 (04) .

[3]张慧英.幼儿园礼仪教育的实施途径[J].学前教育研究, 2010 (10) .

篇4：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变

一、概念探讨

（一）范式

何为“范式”？“范式”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他在此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关于“范式”的概念与理论。库恩认为：“范式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为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同时，库恩也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范式，这些范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完善、发展，最终可能退出。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新的信念、规则和技术会取代原有的信念、规则和技术，新的范式会出现，并完善、扩充或者代替旧的范式，这就是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科学革命。

（二）大数据

什么是大数据？国际数据中心在2011年的报告中定义了“大数据”：“大数据技术描述了一个技术和体系的新时代，被设计为从大规模、多样化的数据中通过高速捕获、发现和分析技术提取数据的价值。”这个定义刻画出大数据的四个显著特点：（1）大容量：数据的总体容量大，数据可以产生于网络、机器、人的行为等。（2）多样性：大数据类型多样，包括结构化的数据、半结构化的数据和非结构化的数据。（3）高速度：数据产生的快速性，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数据产生；数据需要及时处理，否则其价值会大大降低。（4）价值性：海量的数据意味着潜在的巨大价值，通过数据分析，能使价值得以实现。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科学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革。2007年，图灵奖获得者吉姆·格雷在其演讲中描绘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即数据密集型科研。格雷认为，从进行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从古至今的科学研究方法包括：（1）实验科学，它出现于一千年前，是对自然现象进行描述论证及系统归类的研究方法。（2）理论推演，它出现在几百年前，主要利用模型和归纳开展研究，由特殊到一般进行推演。（3）计算机仿真，它开始于几十年前，主要运用计算机模拟复杂现象，科学数据可以用模拟的方式获得，不再依赖于单一的实验。（4）数据密集型科学，它是在前三种方法的基础上，采用计算机分析、处理、储存、统计大数据，从中获取知识。

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大数据技术带来了新时代科学方法的新形式，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密集型科学的发现为科研的发现提供了新范式。大数据是相对以往小型、局部性数据而言的，在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和工作时，科学研究也呈现出区别于其他类型科学研究的新特征。

（一）更加注重全体而轻抽样

以往的科学研究数据源于样本，抽样的标准、方法以及抽样的数据和代表性关系到科学研究的进程以及科学研究结果的质量。而在大数据时代，“随着储存和软硬件的经济性和工具的先进，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得到提升，数据挖掘算法不断改进与丰富，特别是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的神经网络建模技术发展，抽样并非是必要的手段和方法论”。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科学研究可以在不受样本影响的情况下处理与某个现象相关的数据，并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从而建构科学研究的意义。

（二）更加注重发现而非实证

传统的实证研究强调在理论的前提下建立假设，然后通过随机抽样的定量研究法获取数据，验证假设，证伪理论的适用性，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思维过程。而在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更加注重知识的发现及预知，探索未知的知识领域，在没有理论假设的前提下，去挖掘信息，再对其进行分析、处理，从而预知事物变化的趋势与规律，这种预见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知识发现过程。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科学研究将更加注重发现，预知事物的发展趋势及内在规律。

（三）更加注重研究效率而非精确度

在传统的科学研究中，每条数据都包含该研究所需的信息，然后对信息进行归纳、抽象等处理，这使得研究的精确度得以确保。而在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数据意味着巨大的价值，通过数据的挖掘、分析、处理等，数据的价值得以实现。但是，海量的数据也意味着数据价值密度低，科学研究也存在误差及不确定性。正如有学者指出：“如今，我们已经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掌握的数据库越来越全面，它不再只包括我们手头现象的一点点可怜的数据，而是包括了与这些现象相关的大量甚至全部数据。我们不再需要那么担心某个数据点对整套分析的不利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些纷繁的数据并从中受益，而不是以高昂的代价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将更加注重研究的效率，允许研究的误差及不确定性。

（四）更加注重相关研究而非因果研究

传统的科学研究主要通过推理来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在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不再仅仅只关注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转向关注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问“什么”而不问“为什么”，从而找出事物发展中的规律。“大数据的研究不同于传统逻辑推理研究，而是对数量巨大的数据做统计性的搜索、比较、聚类、分类等分析归纳”，从而精确地找出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为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操作方式，使我们能收集到所有的数据，而不仅仅是使用样本。我们不能再把精确性当成重心，我们需要接受混乱和错误的存在。我们应该侧重分析相关关系，而不再寻求每个预测背后的原因”。

三、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范式”概念的引入为我国教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来了科学研究新范式的发展，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面临着挑战，因此，反思我国教育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是必要的。

（一）重文献研究，研究方法单一

文献研究法主要是通过搜集、整理和分析文献，从而形成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文献研究法具有适应性较强、方便易行、省时省钱、效率高等特点。长期以来，因我国教育研究受经费、研究者自身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文献研究法被教育研究者广泛应用。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我国急需了解与借鉴国外教育理论、政策、经验，同时教育研究经费不足、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文献研究法为我国教育研究及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文献研究法是一种比较被动的研究方法，因为有些文献资料很难获得，现有的文献难以系统地、全面地反映研究对象的总体特征，有些文献的价值难以确保甚至与事实脱节。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文献研究法已不能满足教育研究的需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使研究方法多样化已成为教育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缺乏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科学性无法确保

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观点，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是看有无范式，是否在范式的指导下开展研究活动。库恩认为，在常规的科学时期，“范式既是科学家观察自然的导向，也是他们从事研究的依据。范式是一个成熟科学共同体在某一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换句话说，范式赋予了某科学共同体内科学研究者相同的科学信念，也为其提供了相同的观察视角、分析思路及技术方法来审视研究对象。范式规范着科学研究者的研究活动，范式的不同会导致研究思路及方法的不同，最终导致研究结论的差异。一个科学研究者如果在范式的框架下从事研究活动，那么他的研究活动就是科学的，反之，则不科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教育研究重文献研究，研究方法单一，缺乏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这往往给人一种“不科学”的感觉，虽然近年来我国学者已将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框架应用于教育研究之中，但由于主要是借鉴外国的研究理论与分析框架，因此我国教育研究仍缺乏明确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所以，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的确立刻不容缓。

（三）重直接借鉴，缺乏理论创新

我国教育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即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改善本国的教育实践。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研究者原创思维的缺乏和浮躁的心态，实质性的中国教育理论并未真正形成，取而代之的是借鉴、吸收和模仿。不得不承认，我国教育研究者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制度及经验介绍到我国，为我国教育制度的建设、教育理论的发展及教育改革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照搬国外的教育理论惯性成了所谓的“研究”，而真正本土化的理论范式及创新可谓是凤毛麟角，甚至销声匿迹。有学者指出：“问题及解决是理论生成的出发点及归宿，问题意味着智慧，人们发现了问题，往往意味着人们有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才会有破旧立新之举和原创性的成果。”但是，照搬国外教育理论、与我国具体的教育实践相脱离的非本土化教育研究谈何发现问题？谈何产生新思维、新视角？谈何理论的创新？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教育理论的创新迫在眉睫。

（四）重描述性的研究，基于证据的研究不足

在我国，教育研究主要从宏观上对世界各地的教育理论、制度等进行描述性的研究，基于证据的研究缺乏，尤其是基于大规模调查研究和大数据库的研究很少。什么是基于证据的研究？戴维斯·菲利普指出：“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有两个操作层面：一是利用世界范围内研究已得出的结论和教育及相关文献证据，二是在现有的证据匮乏或已有的证据存在疑问、具有不确定性及薄弱性的地方建立好证据。”换句话说，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应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这种客观事实是通过观察、整理、分析已有的证据或用其他研究方法建立好证据去证实了的。基于证据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消除研究者基于个人主观偏见、价值立场和政治倾向等的自我诠释，回归到以量化和数据分析为主要方式的客观性解释”。在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应把“数据”作为研究的基础，强调全样本性，通过整理、分析、处理海量数据中的相关性寻找事物间存在的规律。描述性的研究往往是不够的，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是急需的。

四、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转变之路径

面对以上问题，我国的教育研究范式转变势在必行。我国教育研究范式转变首先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其次要建立科学的研究范式。因此，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变也有多方面的要求。

（一）公共教育数据资源的深度挖掘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其《科技评论》杂志上提出，在未来5年对人类产生重要影响的十大新兴技术中“数据挖掘”居于第三的位置。数据挖掘被称为未来信息处理的骨干技术之一，是因为它正以一种全新的概念改变着人类利用数据的方式。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真实价值就像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第一眼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而绝大部分都隐藏在表面之下”，因此教育研究者应深度挖掘数据。所谓的数据挖掘是指综合运用统计、机器学习、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和方法，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再通过数据建模，发现研究对象的相关关系，从而预测研究对象的发展趋势及规律。在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者不用亲自去获取研究数据，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数据库，挖掘公共教育数据资源，探求数据背后的复杂关系及教育规律，并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便是教育研究的一个创新点。如今，国际组织、世界各国及地区等都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网站等，如OECD（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立的PISA项目数据库（针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习成绩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数据库）和AHELO项目数据库（针对大学生学习质量的国际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试项目数据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中性别方面、全民教育方面等的数据库，世界各国教育部建立的官方网站等。

（二）多种研究方法的数据收集

随着研究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研究方法的转型、创新已经成为时代及科学研究的客观要求。研究方法是决定研究质量的关键因素，是研究者们进行研究时所采取的步骤、手段及方法的总称。由于社会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的时代都有其时代所特有的科学研究方法，从借鉴时代的经验描述到因素时代的历史研究、因素分析法，到社会科学时代的科学量化法、问题解决法等，我国教育研究不断地汲取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教育研究之中，不断地丰富、拓展着我国的教育研究方法。在大数据时代，我国教育研究应该突破传统的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多去尝试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多层次、多方面、多指标、全方位地收集有关研究对象的数据资料，并对这些数据资料作出科学的分析、处理，从而建构意义，促进我国教育理论、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三）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的清晰确立

大数据时代的教育研究，首先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深度挖掘数据，使教育研究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即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其次要运用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对获取的数据进行科学的分析，使研究结论言之有物、令人信服。那么，如何确立清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在大数据时代，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既为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也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与研究手段。教育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运用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去解释数据，使教育研究的范式多样化。同时，现代信息技术、测量和统计手段、脑成像技术等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更好的研究工具与手段，因此，从外显行为到大脑内部、从个体到群体的全方位研究已成为可能，研究者可以使用新科技来建构新的教育理论与分析框架。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教育研究者应敢于打破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敢于用新的视角与新的科学技术，提出新的教育理论与分析框架，打造出适合中国国情和思维方式的研究范式。

（四）对知识理论原创性的重视

所谓的“原创性研究是最初解释特定研究对象构成要素和运行与发展规律的研究，或最早提出特定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或模型与方式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教育理论、制度、研究方法等，“惟洋是瞻，跟风国内，风起潮涌，到处可见重复研究和模仿之作；研究中没有自己的原始性素材，没有自己的话语和表述方式；研究成果缺乏中国文化的意蕴，缺乏中国教育实际的根基，缺乏独特理论创造的底气”，原创性是研究的生命，是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学术评判的最高准则，因此，要高度重视研究的原创性。在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者更应“追求教育研究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应有尊严”，少借鉴外国的教育理论与分析框架、制度经验等，而应多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然后进行独立而独特的教育研究，得出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并产生引导性的影响，从而“改变教育研究领域对外界的依附性地位”，为中国教育科学及理论的发展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篇5：学前教育研究的范式

摘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机遇与挑战。作为长期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进行范式重构，以契合现时代的特质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公共管理理论为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以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趋势介绍为切入点，阐述了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在全球化时代亟待应对的全新挑战，并结合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示，探讨了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管理范式的构筑设想，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提供可供参照的发展路径，使高等教育发展契合全球化时代的内在价值诉求。

关键词：公共管理;高等教育管理;全球化;范式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动以及自身发展的诉求，高校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发生变迁。同时，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形之下，在一系列社会生产活动背后所蕴藏的社会关系也实现了与之匹配的同步拓展，也就是说，现今社会的生产活动不同于以往，并非单纯的借由主体行为所实施的社会化生产活动，而是演化为基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层面之上的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单一社会个体的生产能力并非局限于其自身的社会活动范畴，乃是扩大成为同其关联密切的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公共事务范畴。[1]借由此种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即作为提升社会个体智识水平与技能状况的关键方式的教育模式，已经成为关乎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来看，若将高等教育视为服务的一种，则可将高等教育定性为面向受教育对象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基于现今的社会发展水平看，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公共福祉的增进效用日益突出，因而基于高等教育的公共性而言，高等教育管理的公共事务属性也极其明显，故而以政府为主导，借助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对高等教育管理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特别处于现今的时代，基于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覆盖面增大，使得高校同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脉络成正向同态发展，因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依附性呈现出深化发展态势，高校从以往的社会边缘区域转化为中心区域，进而对社会整体运行发生着关键性的助推效用。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国内高等教育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让渡，使得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共属性得以凸显与强化，因而其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公共事务越发受到重视。

一、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趋势

在时代变迁的影响下，高等教育管理必然随之发生与之契合的变迁，特别是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对当下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路径将产生直接影响，此类影响涵盖下述几个层面：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内涵发展提出要求，即高等教育管理应注重以市场规律为导向，以求实现在制度层面同教育市场化发展道路的有效衔接。基于宏观发展的角度来审视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可以发现，实质上此种制度便是对高等教育管理的管理主体实现有效指引与规制的规范体系。[2]基于构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而言，必须积极引导高等教育管理在制度制定层面强化市场路径引导效用。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路径乃是受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直接影响，从而推进高等教育同市场二者之间的同构性。另一方面，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表现形式来看，主要反映为政府对高校财政支出比重下降，使国内生产总值中的高校经费投入比重相对降低;传统的政府经费扶持模式得到改进，市场化竞争模式成为全新的选择;鼓励民间资本创设高校，使社会整体层面的高等教育规模得以实现扩大化发展;增加与扩大高校的办学经费来源;激励高校进行技术创新以及成果转化;扩大高等教育覆盖面，在传统的校内教学基础之上，推出慕课、微课等线上教学模式;扩大招生半径，允许高校招收自筹学费的留学人员以及引导高校进行教育产业服务输出，发掘域外教育市场等模式。

(一)社会思潮对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演进路径的影响

从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脉络来看，其市场化导向最初乃是基于源自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所致。[3]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先是发轫于英美等国，继而影响遍及欧洲诸国以及北美的加拿大、亚洲的日本、拉美等国。作为新自由主义而言，其理论内核表现为主张市场化、削减政府管制等。其后，域外各国先后经历了高等教育扩容以及财政投入削减等阶段。在此前数十年内，相当多的国家遭遇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压力，由此带来经费紧张问题，以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到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投入所占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先前的1.4%缩减为1%，经费缩减的主因即在于公办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化。[4]此外，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受IMF、WTO等国际组织的协助。此类组织的介入，有效地使组织成员国在本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规划层面强化了市场运作趋势，具体的助推措施使得成员国之间高等教育市场彼此开放、鼓励在公办院校之外创设私立高校等，这有效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壁垒，进而有效地实现了对不同国家、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服务的自由化。可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驱动之下，各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实现国际接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使然。

(二)文化多元格局对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演进路径的影响

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直接对传统的文化格局形成冲击，进而打破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文化壁垒，使得不同的文化在此种冲击之下彼此融合。基于此种文化多元格局，各国在高等教育管理层面务求实现彼此之间的文化价值包容，并借此使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差距得以整合、消融，从而推动文化价值理念根植于高等教育之中，最终成为高等教育管理发展演进路径的文化助推力。以现今高等教育成就最为突出的.美国为例，其高等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很大层面上得益于对不同文化的吸收与整合，如在学科课程科目的设置方面，诸多高校均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能够帮助其实现对不同文化形成完整认知的课程。其次，在组织学生社团活动方面，美国的高校均赋予了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以充分的民族文化宣传自主权，依托此种举措实现了对学生平等人权观念的传递与价值内化。最后，对多元文化格局的正确认知，也使得美国高校十分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养成，并将此种教育理念贯行于日常的教学活动与教学组织之中，从而在教育层面为美国的社会整体发展提供了创新源泉。

(三)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内在发展诉求对政府干预形成弱化趋向

对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而言，一般即指政府行政层面对高等教育的监管模式，其体现了高校、政府以及社会三者之间在高等教育这一社会资源方面的权限界分。全球一体化对各国带来普遍的冲击，基于对全球一体化趋势的顺应，和对此趋势所带来的全新竞争模式的应对，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必须由以往的行政权力集中改变为行政权力的有效分散配置。从理论层面看，将先前的集中化管理转变为分权式管理，乃是实现民主管理模式的主要标识之一。对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意义在于有效地对政府干预形成弱化，即使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进行适当的权限缩减，进而使得管理的效率得以有效的提升。自20世纪70年代域外发达国家秉承新自由主义理路伊始，政府的权限得到有效的自我控制，由先前的“万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域外发达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更新，其目的在于契合市场运行规律，弱化政府行政权力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影响权重，从而强化高校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举例而言，相当一部分域外发达国家转变对高校的财政扶持政策，由以往的直接性财政扶持转变为竞争性扶持，即根据高校的绩效达成状况给予其财政支持。此外，一些域外发达国家基于对高校教育管理绩效提升的考量，引入民间绩效评估机构对高校进行资质评定，如法国引入高等教育和研究审议会，具体的高校教育质量评定人员涵盖政府行政人员、学者、教师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借由评定人员成分构成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实现对高校教育管理绩效的全方位客观评定。此外，高等教育的分权化管理模式直接赋予并提升了高校的自主权与自治权，基于应对全球高等教育竞争的考量，各国政府相继通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对高校的财政、人事等方面的全方位放权，允许高校结合自身实情出台费用标准、科学配置课程以及自主选择合作对象，如此一来，高校的办学活力得到空前提升。

二、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在全球化时代亟待应对的全新挑战

(一)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层面存在误区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全面铺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市场化运作方式取得普遍认同。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国内诸多行业的市场化运作趋势继续深入，高等教育管理也随之进行了市场化运作调整。然而，受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特质的影响，相关的市场化改革多流于形式，尤其在管理理念层面仍然暴露出较多的认知偏差，此种情形的存在极大地阻滞了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的良性发展进程。现阶段国内高等教育管理存在的偏差首先表现为对政府宏观计划调配的偏重，以及对市场化运作理念的重视不足。[5]从政策制定、出台推广的层面来看，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替代原因即在于谋求创设公正、良性的竞争机制，因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对政府宏观计划调配的过于推崇，造成现今国内高等教育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相当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办学体制层面仍然遵循政府主导公立院校设置模式，私立高校在教育资源、财政扶持、政策支持等层面无法与之抗衡，因而处于弱势地位;

(2)教育资源的配置权限基本被政府所掌控，多数情形下依然遵循政府为主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未能创设以高校办学绩效为评定对象的绩效考核机制，因而未能使高校之间形成良性竞争，经政府认定的重点高校(如“985”“211”高校)均取得了其他高校所无法得到的资源优势，从而导致国内高校之间呈现出发展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即重点高校借由其资源优势在招生、科研等领域一路领先，并且同其他高校之间的差距在逐年增大;

(3)高校内部的教学遴选机制成固化态势。此种情形主要表现为高校学生的教育自主选择权限基本趋近于零，难以根据个人意愿，在求学期间实现专业的转化，同时，尽管现今高校普遍采用了学分制考核模式，然而此种模式乃是要求学生在学习阶段必须达到一定数量学分的被动考核机制，而未能赋予学生借助学分的取得，从而实现专业学习年限的跃升;

(4)毕业生就业层面存在问题。因未能创设科学的毕业生素质评定机制，因而导致用人单位在遴选员工时，唯有根据毕业生毕业院校的级别、专业进行员工遴选，无形中导致非重点院校毕业的毕业生处于后备遴选的境地。在现今的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理念中，也存在着过于偏重物质建设与投入，而对软环境的投入与关注相对较低的取向。在国内传统社会发展观的左右之下，高校均将发展重心放置于规模扩建层面，间接造成对教育功能取向的忽视，同时，在绩效考核方面过于注重对科研成果的量化要求，却未能对教师的教学绩效给予客观对待，如此一来，使高校的发展呈现出偏重硬件量化考核、忽略软件内涵建设的路径偏差。

(二)政府集中掌控高等教育管理权限造成体制性滞后

如前文所述，现今域外发达国家在对待高等教育管理的问题上，普遍给予高校以一定的自主权和自治权。国内在高等教育管理权限方面，通过高教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现已构成初步的“一元两级”管理分权模式，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在这种“一元两级”的管理模式中，地方政府(多为省级政府)为主要管理者，其在专业设置以及研究生点设置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权限。然而从具体的管理方式来看，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方式相对域外发达国家而言仍较为滞后，并且此种源自体制层面的短板已经成为现今国内高等教育创新的阻力要素。[6]首先，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的相对集中影响了高校的自主发展，尽管现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分级管理达成共识，然而一旦进入决策阶段，仍会出现管理权限集中行使的问题，进而表现为政府对高校的发展与战略蓝图事无巨细的事必躬亲;高校在具体的招生遴选、领导聘任、岗位设置、对外交流以及教职工考核等方面的自主权限受到挤压，此类现象的存在造成高校办学的主动效能受限，使相当多的高校管理者无须对此投入精力加以考量，只需被动服从即可，由此进一步导致国内高校表现出严重的办学同质化现象，诸如办学理念趋同、热衷热门专业增设、盲目扩大办学规模等。其次，政府对高校的行政干预无形中造成了对高校发展过程中教育创新的阻滞。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特质助推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对制度创新的内在价值诉求，也是目前各国在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普遍施行的举措，由此使高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潜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掘，学术自由空间也得到极大的提升。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公立高校因在财政、人事等方面对政府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因而导致独立性不强。并且由于来自高校外部的各种社会力量对高校的自身建设与发展给予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使得国内高校基于获得财力与物力保障的考量，不得不对相关的利益集团做出一定的妥协，从而也导致了自身的发展背离了自身的意愿，对学术自由的追求被迫妥协于现实的物质诉求。

(三)人治思想突出与行政化趋势明显影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不同文化的融合使得当下的高校发展呈现出办学规模扩大以及文化交融的态势，此种态势倒逼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做出正确的应对，不过现存两种情形造成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进程受阻，一者是在现今的高校管理体制之下，多数管理者仍然将人治思想奉为圭臬，从个人的主观经验与好恶出发，为高校规划其个人认可的发展路径。尽管近年来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在尽可能的规制管理者的个人主观决策，然而受长期经验主义思潮的影响，依法治校的理念仍未能得到切实的贯行。不能简单地将人治思想归结为错误的决策，然而对比于法治理念来看，少数个体的决策所产生错误的概率要高于群体决策，同时，一俟管理者更换，必然意味着其先前所制定和推崇的发展思路面临被推翻的可能，进而造成高校人、财、物的无端浪费。可以说，人治思想对管理者个人的价值取向、行为动因、预判能力等有较高的要求，一旦内外部环境出现变迁，超出其经验认知范畴，则直接结果便是导致管理风险的发生。此外，人治思想的另一弊端在于其同高校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理念背道而驰，甚至可能出现对学术自由一定程度的压制，更可能因此而使高校的中层管理者为了迎合主要管理者的发展构想，而罔顾高校实情，从而造成高校科学发展路径受阻。二者，行政化趋势在历经多年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后仍然未能得到彻底的改变，党政架构依然是现今高校内部管理的核心。作为以促进学术发展、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为重心的高校而言，唯有在内部管理中实现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有机匹配，方才能够彰显高校的社会价值，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依然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凌驾于学术管理之上，一些高校的内设行政部门，在职能设置上为管理部门，然其却能够倒转过来影响学术，由此导致一种怪现象，诸多高校领导提出要使行政人员努力向教师职位转岗，实际却是教师更热衷于步入仕途，选择“双肩挑”的职业发展路径，此种路径的好处不言而喻，既可以使教师在科研成果申报方面获得普通教师所不具备的优势，同时身兼行政角色又可以使其真正参与到高校发展决策中去，从而为自身发展谋取利益，然则这样一来，却造成对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理念的背离。

三、公共管理范式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示

所谓的公共管理范式，即是指公共组织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系考量，因而依凭自身权限以及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采取相关管理活动的举措。[7]可以说，从内涵层面来看，公共管理活动的价值内涵即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并以社会整体利益与公共福祉的实现为诉求，公共管理活动的目的在于借助有效的管理活动实现对公平和效率的最大程度的兼顾，同时，在科学把握目标决策、协调、控制等管理节点之外，必须凸显与保障社会公共责任的实现，其不仅追求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更应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成员的最大化兼顾。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而言，基于前文所论及的其“公共产品”属性，因而可以将其视为公共高等教育管理，同时按照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主体关联程度的区别，可进一步将之界分为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管理系统。所谓的内部管理系统，是指由中央与地方二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与主管部门之间架构形成的纵向管理模式;所谓的外部管理系统，则是指由公共教育行政部门同市场、市民社会之间架构形成的横向管理模式。基于外部管理系统而言，市场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的关联有必要进行精准的界定，而市民社会同公共高等教育二者的关联也亟待协调统一;基于内部公共管理系统而言，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的关联也有必要加以明确。

(一)市场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的关联

作为公共高等教育而言，在产业归属层面为服务业的典型代表，因而其可以依照市场化模式进行相应的业务运作。同时，公共高等教育具有“公共产品”这一社会属性，因而以追求效率最大化为诉求的市场规律无法保障其公平性，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乃是，既要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的协调作用，又要辅之以一定程度的政府适当介入，因而作为市场同政府适度介入的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应为彼此倚重的利益连带关系。

(二)市民社会同公共高等教育间的关联

一般而言，在市场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间进行遴选极其困难，原因在于选择对市场的倚重，会遭遇市场缺陷所引致而来的风险;而选择非市场运作模式也会随之引致非市场化缺陷带来的风险。基于前述情形，当公众遭遇到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二难抉择时，常寄希望于借由市民社会寻求全新的问题解决路径。从以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来看，高等教育同市民社会交集甚少，甚至可以说，以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市民社会未能形成主体意识，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改变了这一现状，依托公共媒介的介入，使公众获得表意自由，保障公众对高等教育管理相关决策的知情权，使公众给予高度关注的高等教育相关问题得到使其满意的反馈。[8]欲达成此种目标，国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将适度的权力赋予相关的社会组织，进而创设出以政府为主、政府与市民社会共治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如此能够增进公共信息传递，使公共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活动公开化，并使公众强化对其的认同感与信赖感。

(三)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的关联

在分析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关联的问题上，应重新界定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权能，即作为行政管理部门应科学划定其权限触及范畴，笔者认为可将之界分为内部范畴与外部范畴。内部范畴即指高校的内部运行事务，诸如教学组织、科研、招生等，此类问题应给予高校充分的自治权;外部范畴则是指高校作为事业法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遭遇的、依凭自身无法给予解决的问题，诸如高等教育结构优化、高等教育规模控制等，此类问题应借力于行政管理部门，由行政管理部门从宏观角度加以协调。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关系协调当中，应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即由行政管理部门、高校、民间组织进行合议，出台具体的规划方案，最终实现对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决策。

四、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管理范式的构筑设想

由前文的论述可以得知，完全以政府行政权力干预为主导或者完全放权给高校赋予其绝对自治权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都不足为取。原因在于，完全以政府行政权力干预的高等教育管理主导模式将使高校丧失独立性，进而不再具备学术潜力与发展活力，而如若采取完全放权的模式，则其风险正如布鲁贝克所指出的那样，高校作为学术行会的发展形态之一，而任由行会自行发展，则将直接导致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弊端，诸如出现对改革呈不合作态度、自身过于保守等问题，同时，高等教育管理现今同社会事务的联系日趋密切，因而对待高等教育管理的问题不能完全借由高校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高校的重大事项，否则变相失其外部性特质。此外还需看到的是，高校依凭自身难以为自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的运行费用，而来自政府扶持的这种外部经费注入对高校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于前述考虑，笔者认为，现今国内高等教育管理范式重构应从下述几个方面着手。

(一)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价值重塑

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高等教育服务具有“公共产品”这一社会属性，而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而言，由于此前政府以及相关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均习惯将高校视为自身的管理对象，未能形成对高校作为学术中心的特殊主体地位给予正确的认知，因而在此种偏差性理念的影响之下，将管理行为单纯视为履职行为。故而高等教育管理者务必应正视全球化时代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的冲击，积极主动地进行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价值重塑，改变以往的计划性作为方式，应以管理活动的意义与目的在于增进社会公众福祉的社会服务范畴为价值理念，并且以服务他者为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二)对政府、高校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范式重构

作为政府而言，应借由自身所掌控的公权力，改变以往的“政府—高校”的二元管理机制，应秉承公共高等教育管理理念，赋予社会组织以高等教育管理参与权限，将社会组织纳入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范畴之中，构筑“政府—高校—社会”的“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架构。[9]具体而言，政府应改变以往的高校经费来源财政扶持模式，应积极面向社会开放资源融入渠道，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同时也使工商企业资本、私人资本等得以流入高校，政府可以出台政策规定高校可以借由其从外界融入的资金数量，获得与之匹配的政府拨款，这样能够缓解政府对高校持续财政投入所面临的压力，也将有力地推动高校实现同企业之间的商业协作，依托对私人市场的借力实现对高校内部公共部门服务的取代，从而使高等教育管理借助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转向社会化发展路径。其次，应注重凸显专业教育团体的“第三方”意见，如赋予高校教师联合会或者类似的非官方组织参与到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之中的权力，借助其非官方的角色地位，对高等教育管理运行与改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意见的征集，依托此种非官方组织的意见征集，实现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缺陷的查找与补足。

(三)将现代公司管理模式引入高等教育管理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2003年制定出台的白皮书《我们的大学：支撑澳大利亚的未来》中指出：“尽管高校的地位、性质同企业存在差异，然而高校每年都管理着数百万澳元的财政预算。因此可以断言，高校有必要借鉴企业的运作管理模式。”在公司的内部架构中，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同时董事在履职过程中应严格秉承勤勉义务，并且在董事的任职资格中规定：“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不得任职董事”，此种任职资格限定将公司董事的个人职业生涯同组织绑定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对董事勤勉履职的督促。高校的党政负责人权限类似于公司董事，因此可借鉴董事任职资格条件，规定高校党政负责人如若因个人决策失误造成高校财政赤字或者被迫停办的，应禁止其在其他高校或机关出任领导职务。[10]借助此种方式，使高校负责人的个人职业生涯同所任职的高校联结于一体，从而能够有效地督促高校决策者在出台决策时秉承审慎、负责以及科学、务实的态度，避免因人治思想以及主观经验主义对高校造成损失。

(四)将市场化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管理

以往国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的等级划分，使其中被认定为“重点”的高校获得了其他高校所难以获得的资源与优势地位，然而此种模式实则为教育资源垄断，尽管国家教育部明确诸如“211”“985”高校引入动态竞争机制，但同时也指出不会添列新增高校，如此便形成非“211”“985”类高校只能望其项背。针对前述现象，笔者认为，无论是“211”“985”类高校，还是“研究型大学”，不应固化入选对象，应以市场化竞争赋予高校平等竞争参与权，从而使已经入选的高校保持发展活力，使尚未入选的高校产生发展动力。随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提出，我国的社会整体创新进程已经拉开序幕。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全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服务也将接受全球化时代以及创新思潮的洗礼，基于推进高等教育实现良性发展、增进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以及效度化彰显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助推效用的目标，则必须对高等教育现行体制中存在的短板加以补足，以往基于政治因素抑或是经济因素考量而在高等教育管理中所秉承的“政治挂帅”或者“经济先行”模式已经被证明难以为继，而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路径，其保障了高校的学术自由空间，并且赋予了高校较大权重的自治权，同时也依凭政府、高校之外的第三方主体介入，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得到升级，也直接提升了高校办学质量，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才诉求提供了保障，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应对全球化挑战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契机。

参考文献：

[1]董泽芳，李东航，谭颖芳.全球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困境与出路[J].高等教育研究，(10)：24-26.

[2]魏士强.《高等教育哲学》蕴含的高等教育管理理念———读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J].高等教育研究，(11)：17-22.

[3]李硕豪，李文平.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可视化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4)：26-30.

[4]何晓芳.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变迁[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3(1)：32-34.

[5]何晓芳，岳鹏飞.我国大学治理研究现状与问题[J].现代教育科学，(9)：19-23.

[6]刘卫平.高等教育柔性管理范式及其实践策略[J].大学教育科学，2014(3)：36-40.

[7]何敦春，杨丛霖，欧阳迪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变迁与优化[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42-46.

[8]蔡晓平.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环境的定位及监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26-31.

[9]王雁.高等教育管理有效性的DEA分析[J].理论月刊，(11)：34-38.

篇6：论大众文化与媒介教育的范式变迁

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

媒介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转折，这次转折的基础依然是对大众文化的新观念的产生，具体来说体现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主张中。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发端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代表人物多是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主要领袖有威廉斯、霍加特及霍尔等人。其早期领袖霍加特与威廉斯都具有工人阶级的背景，他们从文学批评阵营中脱胎而出转入文化批评，因而其研究事实上也是对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危机的一种反应。对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西方学者认为，这与英国知识分子对费边主义不再抱幻想并越来越被更具有实践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吸引有关，此外，工党政府的失败、越战及法国风潮等事件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批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他们“精神劳动”的状况与报酬和那些体力劳动相近似，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⑾

从学术成就来看威廉斯对该学派的影响最为巨大，他对文化概念的反思及重新界定为以后该学派的诸多研究开辟了道路。在传统观念中，文化一般是指那些为上流阶层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而对文化研究学派来说，文化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物，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这多种多样的媒介，到衣服、食物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多种多样的制度、风俗、习惯，它们都是文化，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斯就明确指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⑿既然文化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那么大众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

文化研究学派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文化实践无不打下了权力的烙印，而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揭示文化的政治及社会语境，使在该语境中的文化自身凸显出来，并且最终让人们尤其是工人阶级能够认识并改变那种无所而不在的统治结构，进而实现其社会变革的目的。这样一来，大众传播对于该学派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他们把媒介视为潜在的“意识培养”的工具，而揭示大众媒介中大众文化的权力本质，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真正处境并进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就成了该派学者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学术抱负。也由此，该派学者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揭示，而这种权力关系可以体现在阶级、种族、性别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