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青铜文化与礼乐文明

第一章青铜文化与礼乐文明（共4篇）

篇1：第一章青铜文化与礼乐文明

第一章青铜文化与礼乐文明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系统的讲授和讨论，令学生掌握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与礼乐文明的情况。

【内容提要】

一、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新认识

（一）古史传说与疑古思潮

1、孔子“信而好古”

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古史体系

2、从信古到疑古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①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②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贡献：

①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②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④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3、从疑古到释古

疑古派：“东周以上无信史”

王国维利用甲骨文材料，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明《史记 · 殷本纪》记载的确切，向“东周以上无信史”提出挑战。

郭沫若：真实地阐明中国古代社会还需要大规模地做地下的发掘，就是仰仗“锄头考古学”的力量。

随着一些被疑古派判为伪书的《尉缭子》、《六韬》在西汉墓出土，对疑古派产生致命打击。

二、商代青铜文化

商朝（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共传十七世、三十王，历时六百年左右。在商朝，早期华夏文明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其主要代表是青铜文化和甲骨文。从成汤灭夏到盘庚迁殷以前称为商朝的前期，约二百余年。盘庚迁殷后，商朝各方面获得大发展，武丁在位的五十多年，是商朝最强盛的时期。、1、商代青铜文化

仰韶文化的后期，即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了铜，并且已会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现已知道的最早的青铜器物，是1975年在甘肃东乡县林家的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公元前3000年左右青铜刀。到了商代，青铜器冶铸工艺高度发展，商代晚期即殷墟时期，已经出现特别巨大或精细的器物，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都很高。西周晚期，事实上是青铜器走向衰落的时期。

2、商代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统治者因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被发现。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发现的有10多万片甲骨，其中有更多的是占卜后没有刻上字的甲骨片。甲骨文已经是成系统的成熟文字，字形结构复杂、语法完备，目前所见甲骨文有5000字左右，已经确认的不到三分之

一。一条完整的卜辞，包含有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从所发现的10多万片甲骨文的内容看，有两个特点：一是占卜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商王凡做任何事，都要经过占卜，以取得上天神的应允和指示。二是占卜时神在龟甲或骨上的指示，是吉是凶，是否可行，要由商王来做判断。因此，商代的王，是全国一位最高宗教领袖。占卜内容被选出来，刻在甲骨上的用意，目的是为了显示占卜这种行为的正确性和神圣性，借以加强王权。

3、国家结构：内外服制

“内服”是商朝国家的中心地区，即“王畿”，由商王直接治理。在商朝的中后期，这个地区大致位于安阳至淇县一线，西南至沁阳。其最大范围可能包括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一些地区。“外服”是商朝国家的外围地区，即“四土”，属于各类地方势力管辖。从考古学对商文化分布的研究看，商朝国家控制的整个地区十分广阔，可能东至大海，西至陕西西部，南跨长江湖南和江西，北抵山西中部，东北到辽宁，西南至四川。各地方势力与中央之关系因时因地千差万别。

三、西周礼乐文明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占了周朝历史的三分之一。这一时期全国大小诸侯都向王朝负担一定义务，周朝维持着统一的局面。由于周王居于西方的都城宗周，故称西周。

周人兴起——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成康之治——昭王南征与穆王游行——国人起义与共和行政——宣王中兴——西周覆灭

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内底有铭4行33字，记周武王征商，日在甲子，清晨岁星当头。这与《尚书》、《淮南子》等文献合。

经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确定BC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

周人有效控制被征服人口的方法之一，则是把商人迁移到周人直接控制的地区。

1、封建制

周王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政治上，诸侯被认为是国王的臣属，有些诸侯国的国君在中央机构任职。《礼记·王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经济上，诸侯要向周王贡纳各种方物，包括粮食、土特产品。军事上，诸侯有义务率领本地的军队，参与周王的征伐战争。

2、宗法制

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利用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管理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商代已有嫡长继承的雏形。西周时期，宗法发展成为系统制度。

3、周公制礼作乐

礼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封建诸侯之册命礼。诸侯对周王的臣属关系一般要通过特定的册命仪式予以肯定。不仅诸侯国在最初分封时要经过王的册命，每一任新即位的诸侯也要由周王重新册命，以示承认。这是权力来源于周王的象征。在各种典礼、仪式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区别尊卑、亲疏、贵贱、贤愚等社会范畴，是周代礼制的基本精神。

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

四、夏商周之关系

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浮沉而已。

从社会组织的特性和发达程度来看，夏商周似乎都具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点，即城邑式的宗族统治机构。夏代是姒姓的王朝，商代子姓，周代姬姓，姓各不同，而以姓族治天下则是一样的。

从国家结构看，“内外服”制、即存在着一个对地方势力有控制力的中央王朝，同时中央之下存在着众多地方实行直接治理的诸侯国的国家结构，滥觞于夏朝，形成于商朝，完善于周朝。

【重点和难点】

1、重点是青铜文化与礼乐文明的发展情况。

2、难点是夏商周之间的关系。

【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课外学习指导和作业】

1、什么是礼乐文明，有什么作用？

【检查教学目标实现的具体措施和要求】通过课后讨论来检查学生是否掌握难点和要点。

篇2：第一章青铜文化与礼乐文明

教学目的：结合中国重大考古发现，帮助学生理解中国早期文明已呈现出的多样

性和多中心格局。通过对夏商周三代历史和相关考古发现的讲授，以明了“中国”的观念、华夏族的凝集融合、礼乐文明，对后世中

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教学重点：文明起源与形成；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关于夏文化的争论；商朝国家的发展；商代青铜文化；西周制度：分封、宗法、井田等的具体内

容及其意义；夏商周三代关系；三代制度变迁、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意义；西周礼乐文化。

教学难点：二里头文化与传说中夏文化的关系；商朝历史的考古学证实；西周分

封、宗法、井田等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意义；三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意义。

教学时数：4课时

教学手段：PPT课件；课堂讲授与学生课外自学相结合。

教学内容：

一、古史传说与疑古思潮

2、中国的古史传说

（1）盘古的传说（2）女娲的传说（3）燧人氏的传说（4）有巢氏的传说（5）伏羲氏的传说（6）神农氏的传说（7）三皇五帝之说

3、人们对古史传说的态度

（1）从信古到疑古

孔子“信而好古”。

后人尊经而法古。古史的黄金时代与理想社会（大同与小康）。倒退的历史观。“法先王”与“法后王”。刘知几“疑古”“惑经”。崔述《考信录》。

（2）从疑古到释古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上接崔述）

结论：“东周以上无信史”。

王国维、郭沫若等释古。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任务：重建中国的古史系统，解释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发展道路。

二、考古所见中华文明的起源

1、历史学家的上古人群区系划分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夷夏东西说》

蒙文通：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江汉民族：共工（九黎、三苗）、神农、炎帝、蚩尤；河洛民族：黄帝、颛顼、尧、舜、禹；海岱民族：遂人、伏羲、女娲、少昊——《古史甄微》

徐旭生：“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把我国较古的传说总括来看，华夏、（东）夷、（苗）蛮三族实为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华夏集团：炎、黄，发祥于今陕西省的黄土原上，在有史以前已经渐渐顺着黄河两岸散布于中国北方及中部的一部分地方。„„东夷集团：大皥（太昊）、少皥（少昊）、蚩尤，北自山东北部，西至河南东部，西南至河南极南部，南至安徽的中部，东至海。„„苗蛮集团：三苗、驩兜，中心在今日的湖北、湖南两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2、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

3、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系

这个理论，苏秉琦把它叫做“条块说”。区是块块（空间分布），系是条条（时间流变），类型是分支。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这又集中体现于每一大区系中范围不大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它与各区系内其他分支，即“类型”之间，又有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各大区系间也还会存在一些文化交汇的连接带。各大区系不仅个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在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所以，这一理论提出后，立刻在学界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掀起了建立自身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热潮，带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大发展。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三、面纱中的夏文化

尧舜时代有“禅让”传统，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都是“传贤而不传子”，即“选贤与（举）能”。《史记》把尧描写为圣明之君，他发现舜精通农业生产，善于制作陶器，有组织领导才能，可以托付重任，便提拔他摄政辅佐，自己退居二线，临终前把权力移交给舜，而没有传给无能的儿子。舜谦辞不就，避居外地。由于各路诸侯的共同拥戴，舜才就任。舜到了晚年，发现禹治理洪水有功，仿效尧的做法——让贤，让禹摄政辅佐。在临终之前，他推举禹继承王位，而不把权力传给无能的儿子。禹也同样谦辞不就，避居外地。各路诸侯一致拥戴，禹才登上王位。司马迁的太史公笔法推崇秉笔直书，应该是可信的，不过其中夹杂些许美化的成分，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为了夺取统治权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人们对尧舜时代大同社会充满无限向往之情。

家天下:禹年老时，在联盟议事会上讨论继承人选时，众人先是推举皋陶，皋陶死后又推举伯益。禹却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启，暗中培植启的势力。禹死后，启杀死伯益，自己继承了禹的职位，于是出现了“家天下”的夏王朝。

夏朝的建立，开创了以后历代王朝由一家一姓世袭统治的先例。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来，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随着“家天下”的种种弊端的不断显现，人们愈来愈怀念“选贤与（举）能”的大同社会，也就不难理解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推翻了清朝，结束了漫长的“天下为家”的时代，在南京中山陵可以看到孙中山手书的“天下为公”的匾额，这种对于“大同”的追求，让人们感受到，遥远的历史似乎离我们很近很近。

三、商代青铜文化

商朝（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共传十七世、三十王，历时六百年左右。在商朝，早期华夏文明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其主要代表是青铜文化和甲骨文。

1.商代青铜文化

仰韶文化的后期，即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了铜，并且已会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现已知道的最早的青铜器物，是1975年在甘肃东乡县林家的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公元前3000年左右青铜刀。

商朝是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商王武丁的妇好墓，出土200多件青铜礼器、5件大铜铎、16件小青铜铃、44件青铜器具（包括27件青铜刀）、4件青铜镜、1件青铜勺、130多件青铜兵器、4个青铜虎、20余件其他青铜器，品种之丰富，数量之众多，质地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当时的青铜冶炼和铸造工艺已经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这种铜和少量锡、铅的合金，比纯铜更加坚实耐用。

青铜器的种类虽然很多，但是它的主体是礼器和兵器，由此折射出青铜器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礼器有爵、鼎、彝、盘、盂等，象征器主的身份和等级。兵器有戈、矛、戚、铖等，还有车马的青铜部件和佩饰，都和战争对象，记载商王对器主的恩赐，说明器物的用途。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考察青铜器，它明显扮演着政治权力的角色，用来保障权力和财产的分配方式。青铜文明的意义，也许正在于强化国家政权的机能。

青铜礼器是王室与贵族特权的体现，因而制作很讲究，上面有精美的浅浮雕花纹，大多是动物纹样，除了自然界存在的动物之外，大量的是神话中的动物，如饕餮（有头无身的吃人怪兽）、肥遗（一头两身的蛇）、夔（一足龙）、虬（有角龙）、龙等。

2.甲骨文：转 注、形 声、假借、会 意、指 事、象 形

3.国家结构：内外服制

《战国策 · 齐策四》：“及汤之时，诸侯三千。”

《尚书 · 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

商朝在国土结构上很明显地存在着中央地区与地方区域的划分。

“内服”是商朝国家的中心地区，即“王畿”，由商王直接治理。在商朝的中后期，这个地区大致位于安阳至淇县一线，西南至沁阳。其最大范围可能包括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一些地区。

“外服” 是商朝国家的外围地区，即“四土”，属于各类地方势力管辖。从考古学对商文化分布的研究看，商朝国家控制的整个地区十分广阔，可能东至大海，西至陕西西部，南跨长江湖南和江西，北抵山西中部，东北到辽宁，西南至四川。各地方势力与中央之关系因时因地千差万别。

商王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

政治上，诸侯、方伯以商王为天下共主。

经济上，诸侯、方伯要向商王贡纳各种方物，包括粮食、土特产品。

军事上，诸侯、方伯有义务为商王戍边，参与商王对外战争。

四、西周礼乐文明

1.武王伐纣

文王死后，其子发即位，是为武王。武王任命吕尚为师，积极准备灭商，此时商已因内外矛盾交困而濒于崩溃，失去了对周的抵御能力。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晨，武王兵至于商郊牧野，前来参战的除了各路诸侯以外，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少数部族。武王在战前发表了战前动员令，即著名的《牧誓》。战斗开始，武王的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奋勇冲锋，商纣的部队前徒倒戈，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武王部队进入朝歌，在城中举行了膺受天命的祭天大典，周王朝建立。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的利簋是记录这一历史的珍贵文物。

2.周公东征

牧野之战消灭了商王朝的主力军，却并没有彻底消灭商的反抗势力，因此不久就发生了以纣子武庚为首的商遗民的叛乱。周灭商以后，封纣子武庚于商都地区，让其继续统治商遗民。又将商的王畿分为三部分，分别由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管理，以监视武庚，称为“三监”。周武王不久去世，继位的成王年幼，由武王弟周公旦摄政。管、蔡二叔对此不满，造谣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人统治上层出现了矛盾。以武庚为首的商残余势力利用此机会与管、蔡相勾结，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周公亲自带兵东征，经过三年苦战，彻底击败了参与叛乱的数十个东方小国，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东征之后，周人把巩固广大东方地区作为立国的首要任务，先是将商遗民迁徙到洛水北岸，命其修建周人控制东方的军政枢纽——成周。之后又命商顽民在成周附近定居，并在成周驻扎了大批军队，监视商遗民的动静。周公共摄政七年，七年后成王长大，周公还政于成王。

3.周代的宗法封建制

周代的社会组织形式由夏商的氏族而演变为宗族，其分封的诸侯国大部分都

在宗法制度的网络之中（夏商则无）。这种宗法封建制是氏族封建制与地主封建制之间的过渡阶段，是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结构发展中的一个相当完备的形态。

周天子通过制礼作乐的形式“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4.世官世禄制的官僚体制

篇3：第一章青铜文化与礼乐文明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比较充分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礼乐文明。在当前社会的礼仪文化建设中，挖掘包括《诗经》体现的传统礼仪文化的精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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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经》；礼仪文化；个人修养；社会公德；和谐社会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这是从古至今社会上人们存身立命的规律。没有礼就没有人的社会立足之地，因而礼仪也就是一个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识形态。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也是社会公德的体现，代表着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整体素质，代表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泱泱中华，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延续的文明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传统的礼仪文化对当今社会的礼仪文化发展建设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与独特价值。《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比较充分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礼乐文明。从艺术审美上升到社会审美高度来认识《诗经》的礼仪，挖掘其具有现实生命力的内容，对于加深现实礼仪的文化底蕴，加强和谐中国的礼仪文化建设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诗经》礼乐文化的反映及其审美价值

周代，礼是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统治阶级把它道德化、规范化，它是维护西周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根本保证，是为宗法制服务的。礼仪形式作为西周礼仪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诗经》中有着较为充分的表现。

西周社会的各种礼仪活动，如祭祀、宴飨、朝聘、乡射等，都是与乐和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经》中，《周颂》主要是祭祀的诗，它与乐配合用于祭祀典礼仪式；《大雅》主要是朝聘、宴飨的诗，它与乐配合用于朝聘、宴飨的礼仪活动；《周南》、《召南》等诗与乐配合，用于民间多种礼仪活动中。

《诗经》所表现的礼仪制度和各种典礼仪式较为繁复，有许多已经作为历史陈迹而湮没在了社会发展中。然而还有相当一些，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即使其形式不复存在或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其文化意蕴及其审美价值却已经熔铸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涵。那些湮没于社会发展中的，如许多祭祀、朝聘、会同等礼仪，对我们今天来说，一般只有历史认识意义。这些礼仪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们存在的社会环境，然而其他一些礼仪，尽管其形式、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甚至有些礼仪已经消失，但是它们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义却仍然在中华礼仪文化中传承着。前者如礼仪祝颂诗，后者如宴饮诗。

《诗经》中的礼仪祝颂诗是在各种礼仪活动场合上祝颂所用，大多数在《周南》中，如《关雎》、《桃夭》、《樛木》、《螽斯》、《麟之趾》等，《小雅》中也有一些。

《周南•关雎》，《毛诗序》说：“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这是新婚礼仪场合的祝颂诗，情绪热烈，气氛活泼。《桃夭》，也是一首用于婚礼上的祝颂诗，专用于女子出嫁时人们对新娘的赞美和祝愿。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点明诗的主旨：“盖此亦咏新婚诗，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特《关雎》从男求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相掩映，同为美俗。”《螽斯》，是祝颂子孙众多之福。它以螽斯为喻，祝颂子孙众多，是对新人子孙繁衍，绵延不绝的祝颂词；《麟之趾》，闻一多先生认为这是一首婚礼纳征之诗，而姚际恒、方玉润见解得当。姚际恒《诗经通论》中说：“盖麟为神兽，世不常出。王之子孙亦各非常人，所以兴比而叹美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则称此诗为“美公族龙种尽非常人也”，这是在贵族婚礼上咏唱的祝颂结婚多子孙，公族兴旺的乐诗。

《小雅》中的礼仪祝颂诗主要有《天保》、《南山有台》、《鸳鸯》、《斯干》、《车舝》等。

《天保》是“臣致祝于君之词”，臣子祈求苍天神灵恩赐，祝颂君王福禄不竭，万寿无疆。著名的“天保九如”就出于此诗：“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其他，《鸳鸯》是于贵族婚礼上祝颂的乐诗；《斯干》是在宫室落成典礼上的祝颂诗；《车舝》是一首燕乐新婚的诗，诗中表现了贵族男子婚礼举乐、宴客受贺的场面。这些礼仪祝颂诗的内容与今天的社会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这种礼仪形式却仍然具有生命力，昭示着中华礼仪之邦的精神文明。

《诗经》中的宴饮诗是表现西周社会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其内容一般是以天子宴群臣、诸侯或乡大夫宴宾以及兄弟亲朋故旧的宴饮来表现飨礼、燕礼和乡饮酒礼等礼仪活动。宴饮诗对君臣关系的融洽、兄弟亲朋的和谐、宾主情意的真挚以及美酒肴馔的丰盛给予充分的赞颂。它所赞颂的不是宴饮活动的本身，而是在于和宴饮活动相关的礼仪以及通过这些礼仪体现的德。宴饮活动本身也是“礼”的载体，其政治教化的功能是明显可见的。

《诗经》中的宴饮诗，主要集中在《小雅》中，主要有《鹿鸣》、《蓼萧》、《湛露》、《彤弓》、《桑扈》等。《鹿鸣》，《毛诗序》说是天子“燕群臣嘉宾也”。诗中写出了宴会的盛况，反映出天子以诚意对待贤臣嘉宾，并给予他们隆重的礼遇。而嘉宾则尽其忠心，君臣相处和谐融洽：“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表现与兄弟或朋友宴饮的礼仪场面的诗主要有《小雅》中《常棣》、《頍弁》、《伐木》等。《常棣》，是写兄弟宴饮的诗。诗中推崇兄弟的手足骨肉之情，申述了兄弟友爱的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花萼花蒂同出一体进行比兴，说出兄弟之间情同手足的血肉亲缘。《伐木》是一首与朋友故旧宴饮之诗。“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它以伐木之时鸟鸣呼唤友声起兴，说到友情的可贵。

二、《诗经》所反映的礼仪文化在当前礼仪建设中的意义

礼仪是一个人思想觉悟，道德修养，精神面貌和文化教养的综合反映。讲究礼仪不仅是行为举止美，仪态美，语言表达美，更是一种综合展现的美，是气质的美，涵养的美，修为的美。在当前社会的礼仪文化建设中，挖掘包括《诗经》体现的传统礼仪文化的精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礼仪文化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对礼仪的掌握和运用，可以反映出其文化道德修养的水准。尊重是礼仪的核心原则，自尊和尊重他人，是礼仪的感情基础。中国礼仪讲究的是内炼修养，外树形象，是内外兼修，表里一致。礼仪的核心是诚敬，是道德。“德”是最重要的。而“礼”不过是“德”的一种外在表现。只有重德重行才能把握礼仪的真谛，使自己成为既重内省又重外修的“有礼”人士。

第二，礼仪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体现了社会的道德风尚。社会的和谐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当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是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而提倡礼仪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修养，也是以德治国的一种方式。

第三，礼仪是国家发展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一般在评价时，通常是从这个国家的国民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所体现的公民素质与精神方面入手的。礼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社会风貌、道德水准、文明程度、文化特色、公民素质的重要标志。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就是对我们全国人民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的具体要求，它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证。

我们对《诗经》所体现的礼仪文化进行研究，不是附庸风雅，不是全盘照搬，而是传承中华礼仪文明的精神实质，为现实服务。

第一，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间的礼仪场合，净化礼仪，彰显文明。《诗经》中的许多礼仪祝颂诗对今天的各种民间礼仪活动有着很好的现实借鉴作所用。如新婚礼仪场合的祝颂，形成一套气氛热烈、喜庆祥和并体现不同社会角色特点的礼仪形式及祝颂载体，远比过分注重取闹、开心以至于导致庸俗尴尬场面出现的某些婚礼场面要好得多。其他的许多祝颂礼仪场合，比如祝颂孩子满月、百天、生日等，都可以借鉴《诗经》中的礼仪加以改造创新，表现文明有礼的祝颂内容。还有，诸如老年人祝寿、结婚纪念、升学庆贺、毕业离别、同学聚会、亲朋重逢等等，都可以因地、因时、因事创新发展一些礼仪。

创新发展礼仪是为了使大家“知礼，懂礼”和“习礼，用礼”。现在有些人，甚至是大学生，践行礼仪、文明礼貌和遵守道德规范的自觉性都还不够。礼仪修养的提升重在“用礼”。当然，还有一些人对礼仪的认识却只停留在表面，内心缺乏深刻认识，还有的人学习礼仪是以商业功利的态度来对待，这也说明了这些人礼仪文化的内在审美价值的缺失。所以我们学习礼仪文化要认识到其审美价值，讲究“内练修养，外树形象”。

第二，传承礼仪文化，建设礼仪文明有利于加强青年人的思想教育，提升精神文明水平。《诗经》反映的许多社会礼仪对于人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生都有益处，加强新的礼仪文化建设，可以引导青年人健康地走向社会，步入人生。比如成人礼，是人生重要的礼仪之一。冠礼，是我国古代传统的成人礼。它既是行使履行成年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开始，也是接受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与自我修行的的开始。举行成人礼仪式，对于青年人认清个人与家庭、社会、天下的责任与义务，对于人的价值追求都会起到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知道成人的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不知道对自己负责，甚至不知道对父母负责，更谈不上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了。

礼仪不是装饰的外衣，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来自内在气质的外显风度。在当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中，礼仪是每一个人必须具备的，而其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则是人的修养和人的品格。当今社会上有些“富二代”、“官二代”，他们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享受着优裕的生活却不懂得基本的礼仪与社会责任，为人飞扬跋扈，表现出十分低下的个人品格和修养，“我爸是李刚”的流行语录就是个令人痛心的例子。

礼仪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对于国家来说，求国泰民安，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需要加强社会礼仪；对于公民来说，求人际和谐，求家庭和睦和个人发展，也需要加强礼仪文明。我们应该对我国优良传统文化加以继承与发扬，使之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发挥礼仪文化的重要作用并实现其独特价值。

篇4：觞爵礼乐，商周的青铜酒器

商周时代是中国青铜文化繁荣鼎盛时期，因此青铜酒器成为这两个时代最为流行的酒器。它以种类丰富、造型奇特、纹饰繁缛怪诞、制造技术精湛而引人注目。一般来说，酒器按其用途可分为盛酒器、温酒器、挹酒器和饮酒器等几类。南京博物院藏商周时期青铜酒器种类繁多，形制精美多样，反映出了当时的酿酒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标志着时代的文明与进步，体现着当时人们特定的审美意识和文化心理。同时也折射出了绚丽的民俗文化风貌、政治社会风尚及其等级尊卑的人伦意识。透过它们还可以想见其工艺之精美，甚至依稀可见商周时代活泼生动的生活场面。决胜尊俎问，盛酒之器

盛酒器在商周青铜酒器中种类最多，因酒酿造出来后就需要较大的容器来贮存，祭礼和宴饮过程中都需要定的容器盛放，以便斟到饮酒器中饮用。从不同功能上又可细分为盛酒尊、壶、罍、觥、卣、缶等。

南京博物院藏棘刺蟠虺纹青铜尊（图2），1958年出土于江苏常州市武进区淹城遗址的棘刺蟠虺纹青铜尊，此尊为粗体筒形宽鼓腹式，其腹部满饰蟠虺纹，上有细密的棘刺。其间隔处，有圆涡纹周，颈和圈足纹饰的外缘，饰锯齿纹周。蟠虺纹（图3），又简称虺纹，是春秋中期的主要纹样，是许多小蛇状的动物相互缠绕构成的图形，较常见的有双身形、双头形等，是东周时期呈网状花纹的典型代表。

壶与罍与也是盛酒器，均兼有装酒和装水的功能。壶流行于商至汉代，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箪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它与罍的主要区别是壶颈长。最著名的青铜壶为莲鹤方壶，春秋时期，高126.5cm，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院藏的青铜锚金银立乌壶，（图1）圆形，1965年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此壶独特之处是盖上有盖。盖、底均饰立乌，中部隆起的壶盖边缘，蹲踞三对展翅欲飞的雏乌，口微开，似呜叫。壶盖中心有一圆孔，上加浮盖，浮盖上有五瓣梅花式钮，钮之项端站只双翅舒张、引颈高鸣的鸿雁。壶底以三乌作器足，乌形象生动，乌爪扣地，乌身后倾，双翅上扬。壶体表面饰锚金银，问嵌绿松石（图4）。此壶为战国晚期新出现的镂刻、锚金银、嵌玉镶珠、鎏金等多种金属工艺融为器，华丽工整，美观凝重，构思奇巧令人称绝，充分显示了我国青铜工艺水平的高超。

卣是种专门用来装柜鬯之类高级酒的特殊盛酒器，

般为椭圆形，细颈，敛口，大腹，圈足，有盖和提梁。“柜鬯”（音ju chang）就是黑黍加郁金草酿造的酒。柜鬯酒以其色泽鲜黄留若金汤故又称黄流，黄流可以说是比较古老而加香酿造的高级甜酒了。卣为青铜礼器之，盛行于商和西闫时期，通常商朝的卣多椭圆形，西周则多圆形，西周末及以后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器物了。

院藏的青铜提梁铜卣（图5、6），西周时期，椭圆形，深腹、圈足，有盖及提梁，梁柄端饰羊首，梁上饰长形夔纹，以云雷纹衬地，盖饰有一周圆珠纹与夔纹用云雷纹衬地，中间以扉棱相隔，腹上部饰夔纹、云纹等，后周圆珠纹。煮酒论英雄，温酒之器

天寒之时凉酒入口非为爽事，把酒加热再饮岂不快哉！要想温酒自然少不了温酒器。考古发掘中多种酒器出土时，在外底部往往发现保留有很厚的烟炱，据此现象有学者认为古人当时已经认识到直接饮用冷酒伤胃和肝，所以利用这些器物对酒类进行加热后饮用。除此之外商周时期，祭祀用酒更需加入香料调合和煮，以示对神之尊敬。因此商周时期温酒器盛行，而专做温酒的青铜酒具并不多，大多青铜温酒器都兼具盛酒、饮酒之功能，主要的温酒之器有鐎斗、斝、盉、爵、角等。

鐎、鐎斗，二名

器，还有壶。考古所见之镰鐎斗的器外底部多有烟炱痕，是以三足置炭火之上加温。鐎斗文献记载始于汉，颜师古注史游的《急就篇》：“鐎，鐎斗，温器也。”鐎斗，底有三足、旁有持柄，流行于两汉魏晋，至唐宋逐渐消失，目前南京博物院藏青铜鐎斗大多以西汉时期为主，只有件战国时期鐎斗，可见其珍贵之处。（图7）有酒斟酌之，挹酒之器

酒贮存在尊、暮等大型盛酒器中，要喝时注入壶、觥等小型盛酒器放在筵席旁边，然后用勺、斗等挹酒器斟入爵、角、觯等饮酒器中饮用，此动作即是人们常说的“斟酌”，也称“斟酒”。以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斗、勺为例介绍青铜挹酒之器。

斗为尊中挹酒的青铜酒器。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解释“斗”时说它是个象形字，其字形就表示是个有着斜折柄并带着筒状杯的勺，而《诗经·大东·有簋飧》中对其用途更是做了形象的描述，“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可见斗的现状和北斗七星的现状相似，有个斜折的梯形或方形柄，与筒状杯连接。（图8）

勺在古代可作于舀水、舀汤、舀酒之用，数量比较少见。商周时期的勺都带柄，勺柄有长短、宽窄之别，勺有圆、椭圆之分，舀水的勺柄短、斗大，舀酒的勺柄长、斗小。（图9）曲水上流觞，饮酒之器

饮酒之器，不仅品种繁多而且使用范围广，常见的种类有爵、觚、觯、杯、角等几种，即使在这些看似相同用途的饮酒器中，针对不同的使用者也有身份高低之分，如在《礼记·礼器》里有“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的文字记载。同时西周和商代在饮酒器外形上体现了明显的不同，如爵的底部、流和口沿上菌柱的位置可以看出两个时期的显著区别。

爵是早出现的青铜礼器，用以饮酒兼温酒。因其造型像只雀乌，前有流，后有尾，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故得名。爵最初是用于温酒的青铜制品，因其有三足而便于就火加热，部分铜爵底部留有烟炱痕迹，应为煮酒所遗留。晚期的爵底烟炱少见，说明爵后来转向温酒与饮酒混用，甚或多用为饮酒器，后成为古代饮酒器的总称，基本形制为前有似筒瓦的倾注流，后有呈尖状的尾，深圆腹，腹侧有銴，口上有两柱，腹下有三锥形足。（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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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崭新的酒器文化时代

通过上述的青铜器，我们不难窥探出商周时期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追求，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种类多样、数量丰富的青铜酒器，彰显了商周时期的“重酒”文化。

在些商闫贵族墓中凡是爵、觚、斝、盉等酒器大都与棺木起放在木棺之内，而鼎、鬲、簋、等饮食器具却都放在棺木外。可见商闫时期贵族嗜酒之风，他们格外注重酒器，连随葬时也要放在离身体近的地方。即使般的庶民阶层，虽然他们用的大多为陶制酒器，但造型却与青铜器相似，他们死后，照例少不了在墓中随葬两件陶爵、陶觚等酒器，以表示他们对饮酒的嗜好。

（二）青铜酒具的礼器之用、尊卑之分，揭示着商周时期的奴隶制礼治文化趋于完善。

商周时代，酒主要用于祭祀和供贵族们挥霍，酒具不是般日用品，而是种重要的礼器，既是奴隶社会礼仪典章的重要体现者，是礼治文化的象征，又是当时普遍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祭器。即使商代因酒而亡国，周代统治者接受商代亡国的教训，以“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的列鼎制度代表等级，改商代觚爵相配的礼制。而酒器的使用在名物制度上仍有严格的规定，如“瓒”专为天子祭祀时舀酒用，他人擅用就属于僭越了。贵族们的地位和等级的区别，通常表现在酒器而不是食器上。较大的墓中多可以看见10件左右的酒器，并且明显地配成套。商周些大墓中多的可以看到100多件酒器，可是般平民墓中都不大容易见到这些酒器。

（三）各式各样的造型与纹饰，反映了商周先民独特的审美意识。

首先，在造型形制上圆形多于方形，曲线多于直线，并趋于和谐对称之美，把多种不同元素融合于体，使青铜文化显示出浑厚典雅、绚丽庄重等特点。

其次，青铜酒器的装饰纹样始终以动物纹饰与图像为主体特征。动物纹大都与人们有着深浅不同的联系，大部分都是可食用的动物。有些酒器还直接铸成某种动物的形状，即为“牺尊”，更显出种威严庄重的风格。动物纹中还有种虚构的主题，如龙、虬、夔及饕餮等，有可能是宗教巫术的输出形式，具有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与天人合的象征性。（图11）

总之，我国商周时期青铜酒器品类极多，形制多样，功用各异，构成了中国酒文化史和青铜器史上的

大奇观。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大量青铜酒器不仅是当时贵族财富的体现，更成为今天让我们赞叹不已的艺术品。它们使得尘封已久的历史变得生动清晰起来，它们见证了历史的兴衰，并将成为我们珍贵的历史遗产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