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督工作制度

行政监督工作制度（精选9篇）

篇1：行政监督工作制度

XXXXXXX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化妆品监督所

行 政 监 察 工 作 制 度

为改进机关作风、优化政务环境，全面提高公信力和执行力，围绕创建“三型”机关，制定本工作制度。

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为依据，提高行政管理活动中的效率、效果、工作态度、工作方法为目的，开展行政效能监察。

二、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实行岗位责任制，所长对全所的行政效能监察工作负总责。各分管所长对分管的行政效能工作负责，并对所长负责，各科、室负责人对本科室的行政效能监察工作负责，并对主管领导负责。

三、加强对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和旗委旗政府重大决策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行政，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行为。切实解决行政服务过程中效率不高，处置不当，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问题。

四、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改善行政管理，及时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纠正和查处漠视群众疾苦，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对工作不负责任，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效律低下，造成损失的行政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五、认真贯彻首问责任制、首办责任制。对来所办事人员要热情接待，并即时给予认真的答复。不能答复的，应请示主管所长研究后，在规定的时限内给予答复。

六、牢固树立廉政执法的观念。不得不作为，也不得乱作为。严禁在检查过程中索、拿、卡、要、报，挟私报复等违纪违法行为。

七、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实行群众评议制，纳入个人的党风廉政建设挡案，每年以科、室为单位进行民主评议，凡评议不合格者年终不得评为优秀，有严重违纪违规的，上报立案查处。

八、立党为公，勤政为民，切实履行XX监督员职责，认真执行所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树新世纪XX监督员形象。

篇2：行政监督工作制度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被许可人取得行政许可后的监督，预防违背法定许可条件规定的行为发生，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保障卷烟市场健康发展，根据《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市、县局对取得烟草专卖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行为，按照属地管辖，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第三条市、县局根据规范卷烟市场秩序的需要，确定适宜的监督检查方式，如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检查、专项检查或全面检查、自查或抽查、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突击检查或例行检查、随机检查或有因检查等。

第四条监督检查要目标明确、科学安排，根据检查目的事先拟订计划。检查次数按照《卷烟零售户户籍化分类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实施监督检查，应当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后方能进行，并不得妨碍被检查人的正常营业秩序。

执法人员可以通过现场检查、查阅从事行政许可活动的有关书面材料、谈话调查等形式，履行监督职责。

第六条监督检查情况应当书面记录，并可同时摄影摄像(法律、法规禁止摄录的除外)，连同处理结果，由执法人员签字归档。

第七条执法人员实施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行为的，若当即能够改正的，现场责令改正；若需要一定期限改正的，向被检查人发出整改通知，责令限期改正；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则移交案件审理部门处理；依法应当撤销或注销行政许可的，则移交证件管理部门处理。对限期改正和受到行政处罚的被检查人，应进行复检。

第八条市、县局各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能分工负责，并将监督检查情况、行政处罚决定于每季度结束后十日内制作电子文本，以便更新本局信息公开内容。

第九条执法人员应当做到监督、规范与热情服务并重，文明执法，廉洁办事。若借监督检查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违法进行监督检查，依照《行政许可法》、《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篇3：浅析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制度

(一) 行政法制监督的概念

行政法制监督, 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专门行政监督机关及国家机关系统外部的个人、组织依法对行政主体及国家公务员行使行政职权行为和遵纪守法行为的监督。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专门行政监督机关的监督等。作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法制监督是一种对行政权力制约的手段。

(二) 行政法制监督的必要性

首先, 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注重行政权的行使, 忽视个人权利保障。其次, 从现实的行政实践来看, 政府机构的设置, 编制, 运作以及相互之间的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滥用行政权、越权行政, 怠于行政;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不清等。因此, 在加速政府体制改革, 必须加强行政法制监督。

二、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 权力机关监督存在的问题

人大作为我国的权力机关, 宪法赋予了其对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权力。其在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过程中, 往往容易忽视法律规定的程序, 超越权限, 直接插手行政事物,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政权行使的困难。另外, 其监督表面独立性比较强, 但实际上被一些因素所左右, 仅仅能行使事后监督的权力。

(二) 行政机关监督存在的问题

行政机关的监督分为一般行政机关的监督和专门行政机关的监督, 在一般行政机关的监督中, 由于没有建立起双向的监督制约体制, 往往会出现下级在监督上级违法以及平级之间相互监督时显得无能为力。专门行政监督机关缺乏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独立行使职权的方式, 使其在进行行政法制监督时总是受到某些方面的限制。由于监督客体与监督主体之间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所以会出现“吃政府的嘴软, 敢怒不敢言”的状况。

(三) 司法机关监督存在的问题

司法机关的行政法制监督, 包括人民法院的监督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的行政法制监督是通过行政诉讼的形式进行的, 行政诉讼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 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仅限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以内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 而且还要依照行政机关指定的规范去处理行政案件。这无异于行政机关自己为自己设定标准, 来衡量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它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人民检察院所执行的行政法制监督实际上是一种事后监督, 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 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种形式的监督范围和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

三、完善行政法制监督的思路

(一) 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

国家权力机关应当从事前、事中和事后几个层面, 运用其立法权以及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其他权力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进行全方位和多渠道的监督和制约:一是事前监督。权力机关通过制定法律, 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提供法律依据, 确定行政权的权限和范围, 保证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符合广大人民的意志。二是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和批准政府提出的规范性文件等等。运用宪法和《立法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政府规章是否违法, 行使审查和撤销的权力, 对行政权力行使进行监督。

(二) 健全行政内部监督机制

首先, 健全行政复议制度。将复议标的扩大到所有行政行为, 并且加强复议机构建设, 在行政权内部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能够做到中立、客观、公正地处理行政复议案件的行政复议机构。其次, 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将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直接隶属于人大常委会, 只对人大负责, 真正做到监察独立和审计独立, 明确其监督权责, 建立监督责任制。

(三) 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制度的功能

“在监督行政活动的各种方式中, 司法审查是最主要的监督方式, 因为它是一种经常的、局外的、有严格程序保障的、具有权威性的监督”。强化司法审查机关的独立性, 理顺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改革行政诉讼管辖制度, 深化法官的任免制度、管理制度、保障制度改革, 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活动中发表的言论和行为不受追究, 努力营造法院和法官独立审判的条件和环境。

总之, 我们应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自觉树立对公共权力进行民主监督的责任、义务意识, 从而自觉提高监督的信心和积极性。行政法制监督的完善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 它会不断完善, 并起到应有的、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作用。

摘要：现代法制国家强调对行政的法制监督。我国行政法制监督体系虽然庞大, 但是存在很明显的缺陷和漏洞, 文章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的分析, 针对所存在的问题, 从现实和理论两方面提出对策, 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督机制, 将行政主体的活动置于社会的有效监督之下, 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主法治的政府。

关键词：行政法制监督,依法行政,专门行政监督,司法监督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汤唯, 孙季萍.法律监督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567.

篇4：行政监督工作制度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度；行政监督；内部监督；外部监督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8—0008—02

一、行政问责制与行政监督的内涵界定

（一）行政问责的涵义界定

行政问责制是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行政问责的主体。按照问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责主体一般划分为同体问责主体与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 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

（二）行政监督的涵义界定

行政监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行政监督是指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以及专设的行政监察、审计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监督。广义的行政监督泛指执政党、国家权利机关、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等多种社会力量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监督。

二、中国行政监督的现状

中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后，从行政监督体系分类可将其分为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大体系。外部监督主要包括政党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社会团体监督、人民群众监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内部监督包括审计监督及上下级监督或同级之间的监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断采取措施构建行政监督体系，完善行政监督制度，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违法行政。经过多年探索，中国已形成多元行政监督体系，行政监督制度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就，行政监督的作用也日益彰显出来。但是在中国行政监督机制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还难以完全扼制转型期腐败事件高发的态势及不法行政行为及违规行为的发生，因此有必要对行政监督机制进行系统研究，以找出提升行政监督效能的相关因素，完善中国行政监督。

三、中国行政问责制度与行政监督机制的不足分析

（一）从中国行政问责制度与行政监督体制的实施方面看

1.问责程序与行政监督不够规范。从现行问责制实施与监督机制上看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公众与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有可能进行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在进行内部评价时，带有个人主观偏见。如果不能在程序上进行规范，那么行政问责的公正性也就很难保证。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乏力，要推行政府问责制必须有一套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与之相配套，而目前的监督现况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内部监督由于部门利益，往往“相互礼让”；外部监督因为主体众多难以形成合力；专门监督虽制度不少，但实施起来步履艰难。

2.重同体问责，轻异体问责。目前的问责制是行政机关的一种内部监督，主要由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并由政府进行责任追究。问责制有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类型。同体问责是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官员的问责。异体问责是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对于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从问责制的长远发展看，必须实现对行政官员责任追究制从内部问责向外部监督方向发展，即以异体问责为重点，同体和异体问责相结合。

（二）从中国行政监督自身机制方面看

1.行政监督内部协调机制不健全。中国的行政监督体系已形成了多元化的监督主体，但各种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完全理顺。多个监督主体均有权对同一起违纪案件进行监督检查过程中，分工不明确。运行机制上缺乏沟通和协调，致使监督主体之间互相推诿或重复监督的现象时有发生，结果造成“漏监”，有关的违纪、违法案件得不到及时查处，从而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效能。在行政监督实践中，很难做到按照监督对象的身份和违纪违法严重程度来确定监督机关，因此造成有的问题多方插手，有的事情无人过问，有时还导致在案件处理上的冲突和矛盾。

2.行政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权威性。“任何权力制约机制的有效运行都毫无例外地取决于其地位的独立，独立性是行政监督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从目前各行政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看，它们大多处于附属地位而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如在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体系中，设置在政府内部的行政监察机关，受本级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在双重领导体制下，上级监察机关没有人、财、物的实权，无法对下级监察机关进行实质性的领导，而同级政府的领导能够直接或间接干预监察机关的工作。

3.行政监督法规不完善，监督缺乏可操作性。行政监督是一种法制监督，健全的法律监督体系是保证行政监督效能充分发挥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监督立法得到了较大发展，但仍不完善。一是一些重要的监督法律法规空缺，使监督活动缺乏法律依据；二是一些现有的监督方面的法律缺乏程序性规定，尤其是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很难操作。就公民监督而言，中国宪法中规定的有关公民的监督权利还没有完全通过法律加以具体规定，权利的行使还缺乏法律设定的可操作性程序。立法的滞后使得监督机构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缺乏法律依据，这极大地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效果。

四、对完善中国行政问责制的行政监督机制的建议

（一）从中国行政问责制度与行政监督的实施方面看

1.强化行政问责制度中的行政监督机制。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各种监督主体对政府监督约束容易由于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缺失而变得脆弱无力，政府的责任性就难以维系，对政府工作问责乏力也就势在必然。这就使得对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监督成为政府问责制建构的重中之重。内部监督方面要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监督体制；专门监督中监察、审计机关要切实地发挥监督作用，应加强专门监督部门的权力和独立性；对于外部监督，人大监督是根本，应加强人大的依法监督、违宪审查职能。强化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在公民参与方面，行政监督应当成为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契机与制度平台。

2.进一步强化对行政权的全方位监督机制，形成问责合力。要健全司法机关监督问责，进一步加强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力度，扩大司法机关的受案范围；完善行政侵权赔偿制度，加大法院对政府的侵权赔偿责任的惩处；将行政问责与司法追究结合起来，由司法介入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完善审计部门将审计结果向人大直接报告的制度，完善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开的制度以及绩效评估与考核制度。建立多渠道、高效率的公众投诉体系，使民情民意能尽快进入监督机构的视听范围。

（二）从中国行政监督自身体制方面看

1.树立中国行政监督法制观念，强调其独立性。一方面，通过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和实践，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崇尚法治、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自觉接受和配合行政监督，形成新的法观念和法行为模式。另一方面，调整、充实行政监督队伍，同时通过提高纪委、监察机关、法院、检察院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来提高行政问责监督效能。提高行政问责监督机构的独立性是提高监督效能的前提，使机构由现在的双重领导机制变为垂直领导机制，在人事任免和财政支持上彻底摆脱地方限制，由中央直接安排。

2.完善中国行政监督体系。行政监督体系的完善要以下角度出发，首先，人大监督要体现权威性，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监督和支持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实施监督。其次，层级监督要增强严肃性，要完善行政复议监督机制，在实现复议救济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复议的监督功能。最后，专门监督要注意针对性。专门监督中的行政监察要紧紧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开展执法效能监察，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其监督所特有的案件查处职能，推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

同时扩大社会监督的覆盖面。首先，扩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渠道，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高的层次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使大家能够监督；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让群众参政议政，使大家便于监督。其次，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发挥网络直接互动的优势，利用公众参与的动力推进机制更大范围起到监督作用。

行政监督自身体制的改革和规范化对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一步深化和规范行政问责与监督的主体及其权限，解决由谁来问责、谁来监督的问题；规范其客体及其职责，明确责任种类及行政责任追究方式；规范它们的事由和情形，明确哪些行为应当问责，哪些行为可以免责；规范行政问责与监督体系的程序，实现行政问责制度与行政监督机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参考文献：

[1]张国庆.行政管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沈亚平.关于行政监督的理论分析[J].天津社会科学，1998，（2）.

[3]卢家骥.完善中国行政监督体制的思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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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道辉.政治责任与责任政治[J].学习，1995，（7）.

[7]张成福.责任政府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8]王乐天.公共行政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篇5：论腐败与行政监督制度

——行政监督机制的漏洞分

析

发展政治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2012级

10121130118 曾明秀

在纪检、监察、监察这三个部门中，他们对于惩治违法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中他们的作用又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些部门都是双重领导，既要服从上级主管部门的业务知道，又直接隶属于同级领导机关，而且主要是受同级领导机关的领导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国家，都牢牢把握者重要资源的分配，而这些收益的分配都为那些拥有自由决定权的政府官员所控制。而原本用来管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机制却被用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这样就产生了国家管理中出现的一种现象——腐败。腐败的核心表现为权利与金钱的交换。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到，腐败的形式大都涉及政治权利与财富的交换。1

腐败在当今社会中已然成为一颗巨大的毒瘤，在社会中不断的扩散，它常常在暗中滋长，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了。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腐败之风盛行。本来应该用于纾缓贫穷、建立基础产业的金钱，却被官员们用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中。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官员在我们发现他们腐败之前都可以算得上是政府官员的模范，他们总是高唱着廉洁奉公，他们可能在腐败之前都像我们一样嫉恶如仇，对于腐败嗤之以鼻。这样的转变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一种悲哀，更是政府制度的一种悲哀，行政监督制度是否完善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官员们还能够在这样的制度中找到漏洞，从而滋生腐败呢？

我们知道，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行政腐败成为了中国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不论是从十八大以前被媒体爆出的“表哥”，“房姐”，还是在十八大以后落马的数位省部级高官，这样的案例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屡见不鲜，很多人说被曝出的官员腐败只是腐败官员中的极少数，这样的极少数就好像沙粒之于沙漠，那么这样严重的腐败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

1金太军、李雪 卿、叶勤、窦振斌：《行政腐败解读与治理》 2002年7月 258页 在发展中国家，通过个人努力获取财富的机会较为有限，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成为获取财富的一条途径。而在我国，虽然 人们已经有了多种致富途径，但是目前权钱交易仍是这些道路中很有吸引力的一条道路。

在中国，虽然一直强调民主政治体制，但是一直没能够摆脱传统政治体制的阴影，权利过分集中使得腐败问题变得更加猖獗。很多时候，民众参与政治管理的过程受到极大的限制，大众媒体很多都收到政府的直接控制与干预，很少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而在政府内部，中国行政体制中缺乏健全而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迅速，但是中国的现代政治体制仍在建立与改革过程中，传统的政治体制及其影响依然存在，现代政治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新旧体制的并存和交替造成了制度上的“断层”，从而为腐化行为的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共产党为了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的状况，在80年代就开始的权力下放本来是一件很具有积极性的改进，但是由于相应的调控和监督机制建设没有跟上，从而导致了权力失控现象的产生。而且，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由于各种新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尚不完善，而原有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现实相脱离，这样又为某些官员的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

我们国家的监督机制在理论层面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现行的监督机制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存在的，例如：体质不顺、政党不分。虽然我们国家的监督种类不少，但是实际效用不大。从表面上看，我们国家的监督种类有人大监督，党内监督，纪委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门类可谓不少，但这些监督有多少能到位，我们心中非常清楚。

首先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的实施问题，立法权部门化似乎成了现在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部门立法”中立法者以自己部门的利益为目标，使得各部门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变成了一种立法权的腐败，本来立法任务应当是全国和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承担的，但是，无论是全国人大或者是地方人大，他们制定法律文件的数量远远不及同级政府制定的法律文件的数量。由于现行的正式制文秘助手有就人大立法与政府立法的界限做出明确的划分，更由于人大在行为能力上的欠缺，造成了人大有意无意的把一部分的依法权实际让渡给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大这样的让渡是将自己的权利让给了政府，这样人大对于政府的权力监督作用就在慢慢减弱，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官员的权力腐败。

在纪检、监察、监察这三个部门中，他们对于惩治违法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中他们的作用又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些部门都是双重领导，既要服从上级主管部门的业务知道，又直接隶属于同级领导机关，而且主要是受同级领导机关的领导，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这样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同级领导人以言代法，干扰办案工作，公职人员在查处案件的时候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件畏首畏尾，不敢认真查处，这样就为官员的腐败披上了一层保护衣。

在监督机制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多的问题，监督部门即使捕捉到了主要领导干部的腐败信息，在很多情况下，要对这些腐败者进行惩罚还是面对着重重的困难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某局长在一个基建项目的招标过程中发生了受贿行为，这个信息被其他竞标者所获悉并向监督部门举报，监督部门在执行过程中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困境，例如：由于收受贿赂一般都不会留下直接的证据，这是一项技术上的难题，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既然受贿者能够成为行政部门的“一把手”，那么他就很有可能和本县的某个核心人物建立了一种亲密的私人关系。如果监督部门依法进行监督，那么很有可能县长就会跟监督部门打招呼说“这件事情就算了”，为了以防自己部门的不利行为的发生，通常监督部门都不会抗拒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司法监督因为司法机关的不独立性而成为了一种浮于表面的工具，作用微乎其微。当谈到群众监督的作用时，我们都认为这一项监督是反腐倡廉、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首要选择，但是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还是那么猖獗，这是因为我国的群众监督乏力。在我国，群众参与监督的意识淡薄，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参与政治的要求，而且政府部门没有给群众监督一个很好的平台去让群众反映，没有一定的法律制度和组织机构来接受群众的监督。而且，很多时候群众的监督没有被提升是因为群众脑中根深蒂固的观点“民与官斗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样的事也确确实实发生过，官员对于群众举报的打击报复使得群众对于监督官员这件事深感痛楚。只有当政府向公众提供关于其行为的信息的时候，这样的制约才能有用。另外，公民们必须拥有方便的申诉途径，同时还要免于受到可能的报复。

在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利的引导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权力是把“双刃剑”。当权利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的时候，他就会被滥用，给人民和社会造成危害，而掌握着权利的人最终也会被权力所击倒。其实，人民群众的监督、党内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监督等等，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但是这些都是没有处置权的监督，而没有处置权的监督对于被监督者来说是很难起到督促作用的，腐败是无法被遏制的。而那些能起到处置作用的监督方式例如上级党政机关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由于监督内容和监督程序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由于监督的全力的责任还没有完全落实，所以他们的监督也往往不能到位。

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行政监督对权利的合理运行是一种保障。在监督的过程中，不应当将各个监督方法分开，应当整合这些监督方式，使各项监督能够步调相同，收到互补，信息共享，形成合力。在政府行政过程中，应当加强其民主化进程，增加政治运作的透明杜，给新闻以更多的自由，为公众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提供更大的制度空间，这样才能保证权利的合理运行，杜绝以权谋私这样的腐败现象。

参考书目 《腐败成因与防治对策——北京市典型案例分析》 罗中敏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第一版

2《行政腐败解读与治理》 金太军、李雪 卿、叶勤、窦振斌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年7月第一版

3《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 何增科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二版

篇6：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行政执法的监督检查，保证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委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行政执法检查，是指教委对所属部门及其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实施的监督检查。

第三条

教委各执法部门及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必须遵守本制度。

第四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必须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

第五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应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加强社会监督的力度。

第六条

教委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由委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主持领导，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由执法评议领导小组负责实施。

第七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一）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执法人员是否以教委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二）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行政执法人员是否依据法律、法规、规章严格执行,有无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三）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

（四）对罚没财物，行政执法人是否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五）其他应监督的事项。

第八条

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理：

（一）行政执法主体不合法，应纠正或撤消；

（二）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和不当的，应纠正或撤消；

（三）行政执法违反法定程序的，应予以纠正或撤消;

（四）对于不履行法定职责，违反法律、法规。应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处理，并追究部门负责人或直接负责人的责任。

第九条

在实施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凡作出行政执法监督处理决定的，必须制作行政执法监督文书，并及时送达被监督部门。

第十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实行行政执法报告制度，教委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要了解掌握各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适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执法情况，于莅年初三十日内向教委党工委作出书面报告。

第十一条

篇7：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

发布日期：2010-11-22 14:0

1金水区交通运输局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

（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检查，保证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维护和监督各执法部门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

第三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对象是局委各科室（所）的执法部门。

第四条 局机关纪检部门负责组织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在执法监督过程中，有权调阅执法案卷和其他有关资料。被监督部门不得拒绝。

第五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

1．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内容：

（1）行政执法机关是否属于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或者依法接受委托执法的组织；

（2）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有执法资格，是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取得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

（3）行政执法机关是否具有实施该执法行为的法定权限，是否存在超越职权的情形；

（4）是否具有违反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规定的其他行为。

2．行政许可程序的内容：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是否依法受理，因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是否当场或在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向申请人出具行政许可申请补正告知书；

（2）依法受理的行政许可申请，是否向申请人出具了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凭证；

（3）依法不予受理的行政许可申请，是否说明理由并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

（4）除当场作出许可决定的外，对需要核实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是否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核查收集的证据是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5）依法应举行听证的许可事项，是否按照法定程序举行了听证；

（6）是否对被许可人依法进行定期检验或者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有无记录以及有关记录是否规范、签字归档；

（7）涉及招标、拍卖、考试、考核、检验、检测、检疫等特定内容的行政许可事项，是否符合行政许可的特别规定；

（8）行政许可是否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并使用合法票据；

（9）许可文书、证件是否在规定的期限内送达；

（10）是否有违反行政许可程序的其他行为。

3．行政确认程序的内容：

（1）申请材料的种类、数量是否符合法定要求；

（2）据以做出确认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和程序且确凿充分；

（3）查验记录、对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的询问笔录等是否完备且符合法定要求；

（4）实地核查收集的证据是否全面、客观、公正；

（5）颁发证书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和时限；

（6）收取的费用是否符合法定项目和标准；

（7）是否有其他违法或者不当的情形。

4.行政处罚程序的内容：

（1）适用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是否经过立案、调查取证、告知陈述申辩权利、领导审批、依法决定、履行等步骤；

（2）拟给予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是否有物品清单以及物品清单是否规范；

（3）调查取证是否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形式；

（4）依法应当举行听证的是否举行了听证；

（5）重大、复杂行政处罚是否经过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6）认定案件性质是否准确，适用依据是否正确；

（7）是否违反一事不给予两次以上罚款原则和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制度；

（8）卷宗材料中是否体现本部门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权以及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是否适当；

（9）依法应当送达的执法文书是否依法送达当事人；

（10）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步骤，《当场处罚决定书》的形式和载明的事项是否符合《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11）结案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12）是否有违反行政处罚程序的其他情形。

5.行政强制程序的内容：

（1）对逾期未履行义务的行政相对人是否履行告知义务，并以书面形式和法定程序送达行政相对人；

（2）是否依法作出行政强制决定，并按规定送达行政相对人；

（3）行政强制收取的费用、使用的票据是否合法；

（4）实施行政强制是否按照法定期限进行，有无超期强制的情形；

（5）是否有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的其他行为。

6.行政征收征用、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检查程序的内容，针对个案，参照执行有关单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

7.行政执法案卷规范化的内容：

（1）是否一案一卷；

（2）封面是否按规定填写；

（3）目录填写是否规范；

（4）卷内材料排列顺序是否正确；

（5）卷内材料是否编有页码。

8.行政执法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9.履行法定职责情况：

（1）执法工作现状；

（2）是否有行政不作为行为；

（3）是否有越权执法行为；

（4）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10．具体行政行为遵守法定程序和适用法律依据情况；

11.罚款、收费的收缴情况；

12、行政执法争议的处理情况；

13、需要监督检查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通过下列方式进行：

1.听取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工作汇报；

2.对执法卷宗进行抽查；

3.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现场检查；

4.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违法行为的申诉、控告和检举；

5.执法部门做出的重大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送区政府法制机构备案审查；

6.需要采取的其他方式。

第七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按以下规定处理：

1.执法主体不合法，应纠正或撤销；

2.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应予以纠正或撤销；对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应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3.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应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责成有关部门追究部门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八条 在实施监督中，凡作出行政执法监督处理决定的，必须制作行政执法文书，并及时送达被监督部门。被监督部门在接到执法监督文书后十五日内，应将处理结果报告区政府法制机构。

第九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情况应及时向被检查部门通报并向局领导汇报。

第十条 对执法检查中发现执法人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按过错追究其责任。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应遵纪守法，忠于职守。

篇8：建立健全行政立法的程序监督制度

所谓行政立法规划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实际需要, 对行政立法的时间、步骤、人力、物力等做出的预先安排和整体部署。根据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和现行行政立法的实践, 行政立法规划分为五年规划和年度规划。“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在一定时期里行政法规、规章的拟定、修改、补充、清理等各项工作。”[1]

通过行政立法规划制度, 可以协调各立法主体之间的关系, 促进我国的法制统一, 解决行政立法冲突、重复立法等问题。

为了克服在立法规划上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在编制立法规划时, 行政立法部门应当在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尽可能科学合理地确定立法项目, 严格规划制定程序。因此在建立行政立法规划制度时, 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 对需要编入立法规划的项目进行严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第二, 行政立法规划的调整和变更要程序化。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对已经列入行政立法规划的项目不得随意的调整和变更, 确需调整和变更的, 应按照严格的程序来进行;第三, 行政立法规划应公之于众。

2 完善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

2.1 扩大行政立法动议主体的范围

我国《立法法》规定的行政立法动议主体的范围过窄, 仅限于行政机关, 这与行政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相悖, 不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也不符合行政立法动议主体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为保证行政立法的民主性, 保障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权利, 笔者主张应赋予更多的主体特别是行政相对人享有行政立法动议权, 建议在《立法法》第57条中增加“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可以向国务院提出制定行政法规的建议, 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作出答复并说明理由”的内容。

2.2 建立听证制度

《立法法》规定, 起草行政法规应当广泛听取意见包括有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 并将听证会引入行政立法程序,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遗憾的是, 《立法法》规定:“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使用“可以”一词, 而不是“应当”, 这种过于宽松的语言, 难以确保民主立法原则的贯彻落实, 使行政法规立法的民主性大打折扣。而且《立法法》没有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如何组织听证会, 未就行政立法听证程序做出具体规定, 这样在实践中听证成为一般性的征求公众意见的一种形式, 可由立法主体根据情况自行决定, 无论是否采取均不影响立法活动的效力。因此, 有必要在《立法法》中规定行政立法听证制度, 其应包含听证参加人、听证主持人、听证内容及听证程序规则, 职能分离制度、回避制度、案卷排它性原则等内容。

2.3 建立和完善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

由于现代行政立法所遭遇的议题日益向复杂化、专业化、高科技化的方向发展, 只有普通民众参与立法程序已不能确保现代行政立法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因此有必要由掌握专业技术的专家参与行政立法一边更好地解决问题。这种利用专家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使立法决策合理化、公正化、科学化的制度, 称之为专家立法制度。[2]根据我国立法法及两个条例的规定和目前的行政立法实践, 我国行政立法的专家参与制度, 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座谈会, 二是专家立法组织。行政立法中的专家座谈会, 是指在行政立法过程中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座谈, 对法案发表意见的一种程序。[3]座谈会没有固定的程序规则, 专家意见对行政机关而言仅起参考作用不具有约束力。实践中, 当行政立法需要专家参与时, 就听取专家意见, 或交由专家起草。而一旦不需要, 专家组织就不存在, 专家的召集始终是临时性的。显然, 这种状况并不能使专家真正地参与到行政立法活动中。因此, 笔者认为, 可以总结我国一些地方在这一领域的成功经验[4], 从专家论证会的组成、职权、程序性要求等方面来构建我国的行政立法专家咨询论证制度, 为专家参与行政立法提供制度化的途径。

因此, 在我国应建立专门的常设性的专家立法组织。这个组织应有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多个部门法的专家学者组成, 同时还要吸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参与。同时要处理好行政立法决策与专家咨询论证的关系。一方面, 涉及行政立法中的重大专业性问题, 行政机关要全面地听取专家的意见, 包括肯定性的意见和否定性的意见, 综合分析, 全盘考虑, 才能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另一方面, 行政立法机关要始终掌握行政立法的决策权, 不能完全为专家意见所左右。一旦出现专家权威与行政权力相结合, 就有可能导致专家专断和行政武断。

3 建立和完善行政立法公开制度

德国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学者沃尔卡在其著作中论述国家行为公开原则时指出:“国家行为的公开与权力分立, 是民主政治中两大不可或缺的防止国家权力腐败、政府专制的原则。”[5]行政立法公开是与民主参与制度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制度, 如果丧失了公开性, 则参与的基本通道便被堵塞, 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行政立法公开制度应包括:

3.1 草案公告制度。

是指在行政立法草案成型后即让公众了解其内容, 在此基础上置于社会之中进行评议, 使民意舆情得以尽早的融入立法过程。在我国, 国务院在其网站上设立了行政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 成为公众提出建议的官方渠道。

3.2 立法背景公告制度。

即向社会公告立法目的和意义, 防止公众在面对政府公布的立法文本时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 造成无法合理、客观的进行评议。

3.3 完善公布方式, 应明确各种规范性文件的公布等级, 避免行政立法机关规避公布或者缩减公布范围的情况的发生。

在现有的公布制度基础上, 发挥网络便捷、低成本的优势, 行政立法机关在其网站上及时公布相应的行政立法内容。

综上, 在民主政治之下, 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规则, 因为“程序本身就是权力的规范化的运作方式, 程序的设置和运作都要反映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权力只有化解到程序之中, 化解到具体的步骤、过程之中, 才能成为有明确界限、有标准可资奉行的权力。”[6]因此, 我们应通过完善行政立法程序以规范行政立法权的合法行使。

参考文献

[1]石佑启, 陈俊.WTO对我国行政立法的影响[J].当代法学, 2001, (7) :10.

[2]刘莘.行政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35.

[3]刘莘.行政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36.

[4]汪全胜.论立法制度资源的合理配置[J].载《立法研究》第3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258.

[5]刘莘.行政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55.

篇9：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建设路径探析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存在明显缺陷，导致行政违法行为广泛存在。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理应承担起监督行政权正常行使的职责。因此，检察改革的根本方向就是要突破诉讼监督的传统和习惯，将行政权也纳入到监督的范围之中。不过由于人员配置不足、独立性不够以及行政机关可能存在的排斥态度等原因，检察监督“扩权”的热趋势还需要冷思考。检察权应当强化，但必须稳步进行。目前行政检察监督权只能是程序性权力，监督的对象也主要是侵害公益的行政行为，另外在履行监督职责时，人民检察院还应当注重与被监督机关的协同与合作。

关键词：法律监督 行政权 行政公诉 检察改革 检察监督

任何权力，无论其来源如何，都无法避免被滥用的危险。法治最为核心的方面即是对官员的权力进行限制。因此，所有以法治作为治国方略的国家都有着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需求。在西方国家，这一需求是通过国家权力分权与制衡来满足的。在我国，基于人民主权的不可分性，除立法权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行使外，行政权与审判权均产生于它，并对它负责。为避免权力滥用，就需要一个单独的机构来对行政权和审判权进行控制。[1]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理应承担起这项职责。然而，当前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被严格限制，与其宪法定位完全不相匹配，权力的制约功能难以充分发挥。所以无论是检察系统还是学界的主流观点均赞成检察监督应当进一步“扩权”。不过在笔者看来，囿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扩权”的热趋势还需要冷思考。

一、检察监督应从诉讼监督回归法律监督

随着三大诉讼法的陆续修改，检察监督职能得以不断强化，但整体而言，检察监督依然未能走出诉讼监督的窠臼。甚至很多学者认为诸如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等根本就不属于法律监督的范畴，检察权与所谓的法律监督权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2]检察机关也不应该定位成所谓的法律监督机关。面对这样的质疑，学界一直缺乏有力的回应。诸如“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定法律监督机关，所以检察机关的全部检察权都应具有法律监督的属性”[3]的辩驳明显苍白无力。事实上，不得不承认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侦查权、公诉权、抗诉权、逮捕审批权等的确无法支撑起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一称谓。然而，这并不是说宪法的定位存在问题，而是检察机关本应具有的监督权被《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过分限制。

与西方以公诉权为核心的检察制度不同，中国检察思想来源于列宁的检察监督理论。列宁认为，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检察制度并不适合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权力监督，苏维埃成立检察机关的目的是承担法律监督职能以实现法制统一实施，这就要求检察机关不仅仅是公诉机关和承担诉讼监督职能，更为重要的是须承担起以维护法制统一为宗旨和使命的一般监督职能。[4]根据苏联宪法，一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是否严格遵守法律都应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我国“五四宪法”与“七八宪法”均明显继承了苏联的这一做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而“八二宪法”也只是用法律监督这一更加简洁的表达来对上述检察职权进行了概括而已。[5]从这个意义讲，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只是自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开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才缩小到如今几乎等同于诉讼监督权的局面。诉讼之外的执法监督只保留了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权；守法监督只限于对严重违反法律以致构成犯罪的行为的追诉权，也因此才会产生对人民检察院地位的种种质疑。

不过“名义之争”只需经过澄清即可以解决，不可能因为要替检察院“正名”就恢复到以前一般监督的时代。笔者之所以认为，检察机关应当进一步“扩权”，从诉讼监督重归法律监督，基于的是现实需要，而不是所谓的“名分”。与西方分权理论相同，我国检察监督制度也体现着权力制约的思想。检察机关维护法制统一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监督国家机关在其权力范围内行使权利。可以说，防止行政权滥用本就是人民检察院的职责之一。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一职责被交给了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但现实告诉我们，这种安排在当下并没有取得最好的效果。从制度上看，我国行政机关受人大监督、行政检察监督、行政复议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等多个方面的监督。但是其中人大监督虽然全面但是缺乏持续的监督能力；行政检察监督与行政复议监督都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在独立性不够的情况下，很难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而行政诉讼监督属于被动性监督，实行不告不理原则，且受理范围有限。因此，目前的行政监督体制依然存在缺陷。相反，检察机关在行政监督上有着其独特的优势。一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即是对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其对行政机关内部运行机制以及违法犯罪行为易发部门和环节有着清晰的认识，将其职权向行政监督扩展有路径优势。二是人民检察院上级与下级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与人民法院相比，检察系统更具有整体性，决定了其对于行政权的监督更容易借助潜在的权力资源。三是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有着相对独立的地位，可以尽量避免来自行政机关的非法干预。四是与审判权相比，检察权主动性更强，即便没有利害关系人告诉，也可以主动出击，这对于诸如环境资源等社会公益的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由于目前的行政监督体制存在缺陷，导致现实情况中行政违法行为广泛存在，并且未能及时得到纠正。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其突破诉讼监督的传统和习惯，将行政权也纳入到监督的范围，恢复其法律监督机关本应有的地位。

二、现实条件决定检察“扩权”应循序渐进

虽然学界普遍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应当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方式应当涵盖违宪审查、督促改正、行政公诉、立案侦查等多种方式。但在客观环境之下，这些观点并不容易转化为现实。

（一）检察机构的人员配置并不足以全面开展行政监督

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刑事诉讼，民行检察监督方面一直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一般基层院的民行部门只有两到三人，一年处理的案件也不过数十件，其中还主要是民事诉讼方面案件，对于行政诉讼监督在考核上几乎没有要求。这种情况之下，零星的在行政监督方面做一些试点拓展尚属可行，但真正要人民检察院担负起全面监督行政机关的职责则非其所能承受。由于诉讼监督需要监督的主体及行为均比较单纯，完全不可能与行政监督相比。可以预见，如果行政监督真的纳入到人民检察院常规职能的范围，那么其所带来的工作量将远超当前，这并不是目前人民检察院所能够做到的。

（二）现实条件下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还存在一定阻碍

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法治建设才能有序开展。检察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其行使当然要接受党的领导。所以，我国检察机关实际上既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又受地方同级党委的领导，但这种双重领导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三）部分行政人员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对检察监督产生排斥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借鉴前苏联，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国家机关、企业以及个人实施一般监督的权力。但这种做法在当时受到许多质疑，甚至批判。随着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人民检察院一般监督被“上纲上线”，说成是“锋芒指向党和国家机关，把自己所领导的单位当作独立王国，和党分庭抗礼”。于是人民检察院一般监督权先是“备而不用”，到最后被彻底取消。虽然，检察监督向行政领域延伸并不是对一般监督权的恢复，但其毕竟是改变了目前的行政监督体制，增强了检察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因而，很可能会导致一部分行政工作人员的不理解。由于监督权的行使必然需要相应的行政部门合作，这种不理解很有可能会造成行政检察监督职责的履行困难。

三、当前行政检察监督应当遵循的原则

虽然检察监督的范围一度非常广泛，但至少在目前来看其仍然主要局限于诉讼领域。检察权向行政领域的延伸也只是处于试行阶段，甚至连基本的法律依据都付之阙如。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行政检察监督不可能如学者们所设想的那般全面，而只能在在桎梏中寻求突破。当前行政检察监督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行政检察监督权只能是程序性权力

任何权力都容易被滥用，而不管这种权力的性质如何。检察监督目的是为了纠正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但如果其自身权力过大，那么也很可能由于缺乏制约而被滥用。在前苏联，正是由于检察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来自被害人、人民法院和社会公众的外在制约，为斯大林时代检察机关沦为政治斗争打击异己的工具埋下了伏笔。为了防止检察权因为监督机关的性质而得以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检察权应当定位为一种程序性权力，不具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事实上，检察机关现有的具体职权也主要以程序性权力为主，除了是否批准逮捕、是否提起公诉之外，其他诸如定罪、量刑、审判监督等都最终需要人民法院做出裁判。同样，在行政监督上，对于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也应当只能通过建议纠正或者启动相关程序提请有权机关进行处理。

（二）重心应当放在侵害公益的行政行为上

虽然行政检察监督已经得到了理论及实务界的一致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检察监督可以无限扩张。行政检察监督应当保持谦抑性，在具体实施时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公民对侵犯其权益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解决。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还可以主动就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向有权制定机关提出依法处理建议，所以当前行政监督的空白主要在于无具体受害人的侵害公益行为。例如，面对国企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等，相关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由于无人告诉，这些有着明显危害的违法行为反而能够很容易地被掩盖，成为庸政懒政甚至是贪污腐败的温床。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方面的做法，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纠正执法部门的违法行为。同时，对于不适宜由司法机关做出裁决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向制定机关和其上级部门提出纠正建议，或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这样做既可以避免检察机关因为到处监督而成为新的信访部门，超过其承受能力，也可以理清检察监督与审判监督、行政内部监督的关系，不至于重复监督、无效监督。

（三）应当注重与被监督机关的协同与合作

监督权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约，天然地就存在对抗的因素。如果监督方与被监督方都不能很好地认识监督的意义，就容易演变为权力之间的对立。当前行政检察监督并没有坚实的法律规范基础，因而更加需要在监督的同时注意与被监督机关的协同与合同。事实上，行政检察监督并不是要取代行政机关行使权力，而是为了确保行政权在法律轨道上运行。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本质上并不存在任何矛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时也应当杜绝监督者本位的思想，在制约的同时，加强与行政机关协同合作，变对立监督为协作监督，共同保障行政执法的正常进行。实际操作中，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监督的构建应当尽量通过与行政机关的合作来逐步展开，就监督的事项、程序、效力等达成一致。在方式上可以多采取更易于接受的检察建议而不是行政公诉或提请审查来进行监督。时间上，要以事后监督为主，避免过分干预行政权力的行使。总之，人民检察院在履行监督职责时，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做到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

注释：

[1]参见田凯：《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载《学术界》2006年第6期。

[2]参见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

[3]参见石少侠：《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元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

[4]参见王建国：《列宁一般监督理论的制度实践与借鉴价值》，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