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判决

2024-04-19

维持判决（精选6篇）

篇1：维持判决

审视行政诉讼中的维持判决

——兼谈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内容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维持。多年的司法实践反映出这一制度的设计存在诸多的问题；多年的司法实践和理论探索同时表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均有了相当理性的认识。重新审视维持判决制度，在理论层面、操作层面上对其进行改造已有可能、并可行，维持判决制度应该说已完成其在特定历史阶段被赋予的使命，现阶段，让其从行政诉讼的法律框架中淡出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已经具备。

面对十多年来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发生的深刻变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行政诉讼的判决方式所作的补充，虽使行政审判工作不致于陷入更深的困境，但司法实践表明，《行政诉讼法》因受其颁布当时背景的制约而规定的维持判决制度，在理论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的问题，应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并予改造。

一、维持判决制度确立的背景。

由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没有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维持判决制度作具体的说明，所以，确立维持判决制度的真正原因，除参与立法者之外，他人无法知晓。然而，一项制度的出台总有其原因，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初，1988年7月13日的行政诉讼法征求意见稿上表述的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后有人提出由法院监督行政机关的提法不妥；因而，在1988年11月的公布稿中，改成“促使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对此，又有人认为，依据宪法，法院和行政机关都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两者应是相互配合与制约的关系，行政机关的大量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对于合法的行政行为，法院判决予以维持，就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配合。所以，最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其立法目的之一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依笔者之感觉，确立维持判决制度应有以下原因：

原因之一：维持判决制度是《行政诉讼法》“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一立法目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正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一立法目的直接催生了维持判决制度；同时，维持判决制度又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一立法目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关系。笔者以为，“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所蕴含和体现的《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倾向主要是维护行政权的行使。这一价值倾向能在立法中得以体现，当然有其特定的原因。

在我国，司法的特殊属性尚未被普遍认同，尤其是尚未被决策者群体普遍认同；司法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根深蒂固。参照前苏联模式形成的政治体制，坚决排斥西方的分权、制衡理论，一方面，在国家的权力格局和实际运作中，司法权很大程度上更从属于行政权；另一方面，司法权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严重地行政化、官僚化。一直以来，国家把法院视同于公安、监狱、军队等一样的专政工具，让其承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职能，事实上其承担的是一种行政性的或其它非司法职能，强调法院工作与政治事务、行政事务的共同性，对法院实施与行政机关基本一致的管理和领导方式。尽管近年来，法院系统进行了一些改革，试图对司法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有所改变，然而，事实上，根深蒂固的司法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并未出现如改革者所预想那样有所改变的迹象。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而言，司法权仍旧只是一个配角；体现司法权的行政审判、行政诉讼，自然也只能成为行政权行使的配角，那么，维持判决制度又有什么理由不予确立呢？

另外，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中有一个相当消极的因素是人治思想，司法缺乏独立性，司法权威、司法中立的观念严重缺失，直至今天，在许多人(包括决策群体中的一些人)的心目中，并不认为司法是最终的解决纠纷、维护和实现权利的途径，他们认为，当行政行为合法时，法院予以维持，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确立维持判决制度是理所当然的。

原因之二：《行政诉讼法》制定颁布时，对行政诉讼理论的研究相当有限，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反驳维持判决制度的确立。

在起草行政诉讼法时，曾经提出过五种肯定式的裁判形式，分别为用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用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用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讼请求、用裁定维持行政机关的决定、用判决维持行政机关的决定。当时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采取判决的形式主要是由于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全面的合法性审查，即实体性审查，而裁定由于处理的是诉讼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并不解决实体问题，难于体现既维护又监督的立法宗旨。最后立法机关接受了用判决维持行政机关的决定的裁判形式。

作为行政诉讼理论研究专家的原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长曾撰文提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维持行政机关的裁决呢？从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实际来看，我们认为，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维持行政机关的裁决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法院的判决形式除了采用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外，还应当采取维持判决来确认行政机关裁决的合法性”。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行政诉讼理论界曾认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与维持判决的具体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并无原则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把两种判决方式等同起来。然而，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表明，维持判决的适用条件应趋于严格、适用范围趋于狭窄；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在理论上，凡原告诉请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均可适用，并可以完全涵盖维持判决适用的范围。可见，《行政诉讼法》制定颁布时，行政诉讼的理论研究极为薄弱，没有看到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在行政诉讼制度中可以充分发挥的功能。

二、维持判决制度的反思。

1、维持判决制度所体现的行政诉讼目的存在偏差，理论依据单薄。当今世界其他行政诉讼理论和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的和地区，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美国，还有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均没有维持判决制度及维持判决形式，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维持判决制度为我国所特有，与之配套的理论依据本就薄弱，且难以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与国际公认的较为完善的行政诉讼理论不仅不能融合，而且相悖。

诉讼目的决定诉讼结构关系，《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目的决定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是既维护又监督的关系，司法实践中也因此而强调，要把坚持“维护”与“监督”并举、“支持”与“制约”并重作为行政审判的指导思想。

作为一种诉讼目的，维护与监督、支持与制约在价值内涵上是相互排斥的；作为一种诉讼结果，维护和支持只是监督和制约的一种结果，但不是唯一的一种结果，无论是撤销判决、变更判决，还是维持判决，都体现了司法对行政的一种监督和制约，而不能说撤销判决表示了监督和制约，维持判决就体现了维护和支持。“维持判决只意味着对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再次确认，而不是赋予。” 行政权本就是一项很强大的权力，其行为本身就具有法律拘束力，它根本不需要司法权来维护和支持。

司法的本质特征也决定了维持和支持不应是行政诉讼的目的。司法的公正性要求司法必须保持独立和中立。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它要求从制度上确保法院公正行使审判权，防止法官、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受到来自其他权力机关或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从而使法院真正成为人们抵制专横权力，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中立则是当事人对司法信任的精神支柱，它要求裁判者在利益处于冲突状态的当事人之间保持一种超然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地位，平等地对待各方当事人，并确保各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司法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是司法公正在体制层面和程序层面的两个基本保障，司法独立是司法中立的前提和基础，司法中立则是司法独立的延伸和发展，缺乏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司法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公认和确立的基本司法准则，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也是司法制度和程序规则确立的基础。因此，维持与支持不是行政诉讼的目的，也不是行政诉讼的功能，更不应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界定。

2、维持判决制度在更深层次上破坏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严重违背分权制衡理论。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与制约，是分权制衡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精神。分权制衡理论是当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思想，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与此同时，孟德斯鸠还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一切有权力的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而，为了保证政治自由，防止权力滥用，他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并认为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不但要相互分立，而且要相互制约，其中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支柱。尽管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但当前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理论，无论是控权论、还是管理论、平衡论，抑或是原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长提出的保障论，均是在现代社会公认的“司法与立法、行政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均有各自特有的属性及其相应的管理体制、动作方式”的框架下所提出。

通行的理论认为，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一项国家的基本制度，其目的之一，应是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的行使，防止行政权力的任意扩张和滥用，该诉讼目的决定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应定位为监督与制约的关系。而在我国，现实中的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司法独立，实质上是隶属于行政。导致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源于我国历史上缺乏司法独立的传统，司法与行政合一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突出特点，而我国的权力分工思想虽承认权力分工却不承认权力制约，并总与强烈的合作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作为诉讼目的之一。

维持判决制度作为一项诉讼制度，它不仅没有在理顺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上起到作用，反而在更深层次上破坏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其表面上维护了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然而，维持判决一生效，即对包括被告??行政机关在内的当事人均具有确定力、拘束力，甚至强制执行力。维持判决在形式上“维护”了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结果，但维持判决的真正的、实体意义上造成的法律后果是??行政机关已经不可能与该案件未经审判那样，完全“独立”地行使行政职权了，包括对行政行为的变更、撤销等等，因此，维持判决从更深层次上损害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应有的关系，严重违背分权制衡理论。

3、维持判决制度并不能实现“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立法目的，没有实际法律意义。

依行政法的一般原理，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在被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的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或确认违法、或确认无效之前，应当一直视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即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强制执行力。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因被提起行政诉讼而中止或者终止。此就是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制度，对行政机关依法有效行使行政职权，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作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否则，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以行政行为违法为由，或者以其他借口，对抗或者拖延行政行为的履行。

从行政诉讼的角度考量，影响被诉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只能是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确认违法或无效判决。只要人民法院没有作出上述判决，则被诉行政行为就依然发生着法律效力。正是从这个角度考察，维持判决对该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可以说，如果被诉行政行为合法，人民法院作出维持被诉行政行为的判决，实属没有必要，乃多事之举，也正因此，又真的有谁会认为维持判决能起到“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作用、实现立法目的呢？维持判决制度没有任何实际的法律意义。

4、维持判决针对的仅仅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并不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不符合诉讼法的一般原理。

法院之所以成为法院的特征之一是处理纠纷方式的被动性，而被动性则要求法院只能在当事人诉求的范围内作出裁判。法院的判决是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的肯定或否定的回应，在行政诉讼中，相信不会有原告提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所以，维持判决必然是一种超出了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其最直接的后果是使法院中立的司法形象、司法独立的司法理念不断遭受冲击，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法院不顾当事人的诉请，“乱行”裁判，与行政机关“官官相护”，最终使人们放弃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主张权利、解决纠纷的方式，虚置行政诉讼化解政府与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纠纷、规范行政行为的诉讼功能。我国行政审判的现状、困境与问题可能就是最好的反映。

5、维持判决在司法实践中限制了行政机关根据条件的变化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应变措施的法定职责，易使法院和行政机关陷于尴尬境地。

由于人民法院作出的维持判决，不仅对原告有约束力，对被告行政机关也具有约束力。因此，当事人均应当自觉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维持判决。对被告行政机关而言，被诉行政行为为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并生效后，若被诉行政行为有要求行政管理相对人履行、行政机关执行的内容，则首先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应履行、行政机关应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且均成为履行义务，否则，就是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但如果，行政机关在维持判决生效后发现，因客观原因，或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变更或撤销时，其所能做的，只有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维持判决，而人民法院可能很难、甚至于没有法定的理由启动再审程序，撤销维持判决，此时，法院和行政机关均陷入了因作出维持判决而造成的尴尬境地，行政机关明知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有了问题，而不能自纠；法院，因作出理论上、事实上均不恰当的“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维持判决而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后果。

有这样一个案例：原告王某因毁坏他人少量财物，被告某县公安局对其作出行政拘留５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经申请行政复议后提起行政诉讼，以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罚过重、显失公正等为由，诉请法院判决撤销该处罚决定。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停止执行。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主张的理由不能成立；虽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拘留５日的处罚决定过于严厉，但均在法定的量罚范围之内，法院最后判决维持。判决生效后，被告发现该行政处罚决定确如法院判决所指出的那样，相对于原告的违法行为，处罚过于严厉，该处罚决定确存在不尽合理之处，有必要进行变更。但该行政处罚已经被法院判决予以维持，变更行政处罚决定实际上意味着变更法院的生效判决，而其又没有改变法院判决的权力；法院得到反映、经审查后认为，其没有法定理由启动再审程序、撤销维持判决。最后，作为当事人的县公安局只得履行了法院生效的维持判决确定的义务，对原告执行行政拘留５日。这一案例反映出，法院的维持判决限制了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削弱了行政执法的有效性、合理性、灵活性。维持判决成为行政机关独立行使行政职权、依职权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自纠的障碍，当然也损害了其他当事人的利益，致使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法院作出的维持判决均不能取得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维持判决制度的改造。

我国行政审判的实践过程，同时又是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状况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的过程，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加强和提高行政审判的地位和作用，完善与发展行政审判制度已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

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十多年的司法实践、十多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已使行政诉讼“维护行政权行使”的价值倾向更多地向行政诉讼应“控制行政权行使”方向转变，即便是江必新提出的较为保守的“保障论”，也同时强调应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控制。同时，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大量的信息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的传播、多年的普法宣传以及加入WTO、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的经历在国民中已经培植了一些通过行政诉讼来对政府行使权力加以控制的司法理念，一些当事人对铁道部、商务部、国土资源部等提起了行政诉讼的案例，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现状作了客观地反映。国家当前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较之《行政诉讼法》颁布时的情形，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亦已经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改造维持判决制度已有了较好的外部条件与环境。

在内部条件与环境上，由于《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履行判决四种判决形式，致使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只能更多地适用维持判决，随着《解释》的出台，其所增加的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及确认判决的裁判形式，使人民法院在操作层面上，为维持判决制度的改造提供了依据，且经过广大的法律人群体五年的研究、探索与操作，取得了许多有益的实践经验，尤其是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在行政诉讼中所能起到的功能与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接受。

《解释》第五十条第三、四款规定：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参照上述规定处理。《解释》第五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不予支持的，在理论上，法院可以、可能作出的裁判形式有四种，即维持判决、确认合法判决、确认有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而维持判决与另三种判决的功能在事实上有部分肯定是重合的。维持判决、确认合法判决、确认有效判决把裁判的重点侧重于被诉行政行为，结果是约束了被诉行政行为，判决生效后，行政机关再想撤销、变更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都没有可能了，因为撤销和变更具体行政行为，都属于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法院的判决堵住了行政机关纠正错误、消除瑕疵，使行政行为趋于更合理的途径，易使法院的判决成为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沟通的羁绊。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则是把裁判的中心放在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作出，对被诉行政行为的肯定与否定，没有在判决主文上予以明确，避免了上述问题的出现，给法院、给行政机关都留下了相当的空间、余地。

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与维持判决、确认合法判决、确认有效判决实质上是同一结果的不同表现形式，如同一枚硬币之两面，并不抵触，维持被诉行政行为、确认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确认被诉行政行为有效，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其实就等于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上分析，在具体的制度层面上、在司法实践中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可以完全涵盖维持判决、确认合法判决、确认有效判决的适用范围，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应逐步以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全面取代维持判决、确认判决，将控制行政权行使的价值观念体现在人民法院的裁判中，进而根植于当事人、根植于全民、根植于社会，同时，更好地将人民法院司法审判的中立性通过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展示给全社会。笔者深信，对维持判决制度的以上改造，必将给行政诉讼功能的发挥带来新的动力。

篇2：维持判决

××××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二审维持原判决用）

（××××）×刑终字第××号

原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和因本案所受强制措施情况等，现在何处）。

辩护人……（写明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和职务）。

××××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写明姓名和案由）一案，于××××年××月××日作出（××××）×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员）×××出庭支持公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证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开庭的改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首先概述原判决的基本内容，其次写明上诉、辩护的主要意见，再次写明检察院在二审提出的新意见）。

经审理查明，……（肯定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情节是正确的，证据确凿、充分。如果上诉、辩护等对事实、情节提出异议，应予重点分析否定）。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确认的事实、情节和有关法律规定，分析、批驳上诉、辩护等对原判决定罪量刑方面的主要意见和理由，论证原审判决结果的正确性）。依照……（写明裁定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篇3：维持判决

在《行政诉讼法》中确定的合法性审查原则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原则和基本指导思想。

首先, 从法院监督行政行为的广度和范围上说, 法院只能监督行政机关和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针对已经发生的特定人和事设定权利、义务而做出具体处理决定的行为。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抽象行政行为不能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其次, 从法院监督行政行为的深度或程度上说, 是只审查其合法与否的问题, 不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与否的问题。

具体行政行为符合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问题, 是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及公平、公正原则的不同层次的要求。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不能对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的行政行为 (合理性) 进行干预, 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 以保障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进行管理。

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指法院主要在合法性层次上审查、监督行政行为, 即便是偏轻偏重, 也要予以维持, 不得判决变更。

人民法院“维持判决”与“撤销判决”的条件。

“撤销判决”的适用条件是以下5项, 只要具备其中1项, 具体行政行为即为违法, 法院就可以予以撤销, 即逻辑上的必要条件。这5项条件是:

(一) 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是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关键依据, 是认定行政违法事件不可或缺的证据。主要证据不足, 足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瑕疵, 行政诉讼法已把它提高到违法的程度加以规定, 从而成为法院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条件。

(二)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一种把抽象的法律规范适用到特定的人和事上去的行为。特定的人和事需要特定的法律规范作为“准绳”去加以衡量、定性和处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往往会导致具体行政行为定性或处理结果上的错误, 自应包含在法院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条件之中。

(三) 违反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时作为根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设定的行政机关必须遵守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流程。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流程违反: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设定的工作流程, 包括增加、减少流程和变更流程等。

2.形式违反:未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方式做出行政行为, 导致形式要件缺失。

3.期限违反: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行政行为导致违反法定程序。

(四) 超越职权。每个行政机关都有自己特定的职责权限, 超出了法律、法规赋予它的权限范围, 即为超越职权。实践中有以下几种:

1.无权行政, 行政机关在未被授权时自行行使了某项职权。

2.越权行政, 如下级机关行使了上级机关的职权。

3.时间上的越权, 指行政机关超出法定的行使职权的有效期限做出行政行为。

4.行政机关行使了应由法院、检察院行使的职权。

5.无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委托的情况下, 自认为有行政主体资格, 而行使了行政机关的职权。

(五) 滥用职权。指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违反公平正义原则, 错误地行使了职权。滥用职权主要体现在行政者没有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授予的权力, 恣意行使权力, 导致面对同类事件行政行为不规范、不统一。

“维持判决”适用的条件有以下5个, 这5个条件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即具备逻辑学上的充分必要条件, 否则, 即可适用撤销判决。

(一) 证据确凿。行政机关时必须有确凿的证据, 必须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方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从另一个度说, 证据确凿也就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和客观动因充分。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把抽象的规范适用到特定的人和事上去的行为, 为什么把这一规范适用到此对象而非彼对象, 其根据就是要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以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二)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在合理的同时, 也必须保证在具体适用依据上的正确。面对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是符合公平正义的行为, 但对违法行为的定性正确就要求行政行为选取的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是正确的。

(三) 符合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必须遵守的工作方式和流程,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基础, 是行政行为合法的重要方面。

(四) 没有超越职权。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没有超出法律、法规赋予该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

(五) 没有滥用职权。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原则和精神, 并且正当地、合理地行使了职权。

综上所述, 行政诉讼法对合法性审查原则的确立, 体现在行政诉讼的全过程, 是行政诉讼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对于行政诉讼的判决中对行政行为的维持或撤销体现了行政诉讼中法院与行政机关的法律关系。

摘要：阐述了《行政诉讼法》中合法性审查原则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只限于合法与否的范围之内, 不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与否的问题。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与维持判决需要满足的条件。

篇4：浅谈行政诉讼之维持判决评析

关键词：行政诉讼；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行政诉讼维持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行政案件，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而予以维持的一种判决形式。此判决形式自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以来，学界就对其争论不断，特别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增加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以后，要求取消维持判决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学者认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包含维持判决的功能，今后应扩大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范围，进而全面取代维持判决的适用。笔者认为维持判决虽然有其存在的作用，但也有许多问题，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优于维持判决的适用，维持判决这一判决形式应予废止。

一、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维持判决的相关规定

我国行政诉讼维持判决最早出现在《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1款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行政诉讼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审查对象，维持判决即意味着经过法院的审查，不仅驳回了原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而且法院对该行为的合法性作了进一步肯定。

二、我国行政诉讼维持判決制度之评析

1.从司法权的性质来看，维持判决违背了判诉相一致的原则

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行使的是司法权，“司法权是一种中立性、被动性的权力，司法权的行使遵循不告不理原则。”由司法权的性质所决定，判决要与原告的诉讼请求相衔接，判决是对诉讼请求的回应，判诉应当一致，而不能脱离或者超越诉的范围作出判决。任何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法院都不应主动去裁判，否则就超出了司法权的范围。

维持判决所针对的诉讼请求是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求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判决维持并非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这种判决方式违背了判诉相一致的原则和司法权被动性的特征。

2.从行政权的运行来看，维持判决影响了行政权的灵活性

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在被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的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确认违法、确认无效之前，应当视为具有法律效力，即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并不因被提起行政诉讼而中止或者终止。如果被诉行政行为合法，人民法院作出“维持早已生效的合法行政行为”的判决，不具有实际的现实意义。

法院判决是司法权对行政行为具有既判力的判定。一旦法院判决维持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会给行政机关将来变更或废止该行政行为带来困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政机关根据条件的变化和行政管理的需要作出应变的灵活性。在此情况下，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既可以达到肯定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又可为行政机关变更或废止其行政行为留有余地。

3.从维持判决制度本身来看，司法实践中的维持判决被滥用了

在目前我们的司法实践中，维持判决的适用标准被人为地降低了，法院的审判容易受到行政权的干预。从而造成了法院对维持判决的适用中，合法性要求由最严标准变成了最宽标准。因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条件很容易被含糊表述，有时甚至因为法院怕得罪行政机关，对合法但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甚至明明有违法现象的行政行为，也作出了维持判决。

三、域外行政诉讼判决方式的相关规定

从现有资料来看，无论是与我国法律制度相似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它们的现行行政判决方式中均没有维持判决这一判决形式。域外行政诉讼的主要判决形式有：

普通法系国家行政判决的种类：美国司法审查的判决分两类：第一类上的判决。包括私法上的禁止令和确认判决，也包括公法上的特权令状，如提审是法定判决，由各行政机关设置法规定。第二类是普通法令、禁令和履行令等。英国的行政判决与其诉讼令状制度相关联。

由以上域外关于行政诉讼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在与我国相似的日本以及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中，没有维持判决形式。在英美法系国家，更没有维持判决形式。在我国适用维持判决的情形在日本是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抗告诉讼中）。维持判决只是曾经出现在前苏联的行政程序法中，这或多或少是我国设立维持判决的因素之一。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我国行政诉讼中维持判决虽然有其制度宣示功能，也并不能因此具有充分存在的价值。

四、对我国维持判决这一判决形式的建议

1.在理念上，革新行政诉讼价值观念

经过多年的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以及理论研究，行政诉讼“维护行政权行使”的价值倾向应当向行政诉讼“控制和监督行政权行使”、“保障社会公众合法权益”转变。当然，这个价值观的转变，并不仅仅是删除《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维护”两个字，更重要的是要让“行政权应受到限制和监督”、“行政权在于应服务社会公众”等观念深入中国社会的血液中。

2.在具体的制度上，以驳回诉讼请求逐步取代维持判决的适用

（1）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优于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把裁判的中心放在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作出。驳回诉讼请求，只是意味着原告的主张不成立，而被告的行政行为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由于涉及合理性问题法院不便审查；还可能是因情势变化，行政行为作出的法律依据已不合法，法院不便妄加评论等。

（2）在司法实践中，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应逐步取代维持判决的适用。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应当逐步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代替维持判决的适用。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除社会影响较大的典型行政案件，法院可逐步减少维持判决的适用，增加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在《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应彻底废止维持判决，在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架构下，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将之完全取代。

这样做不仅符合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一般原理，使得行政诉讼真正成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有效救济手段；而且提高了行政判决制度的运作效率，提高了我国司法权的权威；更为重要的是行政权应保障社会公众权益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1]张红菊，王庆伟，赵晖.2009至2011年省高院审理再审案件维持原判决的案件比例及成因分析[J].特区法坛，2012（4）：18-20.

[2]郑金玉.和解协议与生效判决关系之债法原理分析——兼论“吴梅案”的规则解释[J].比较法研究，2015（4）：97-114.

篇5：如何正确计算判决书中判决的利息

目前，债务案件判决书主文中对利息计算的起止时间的描述，在司法实践和执行工作中，由于理解的不同，计算利息的方式和结果就不同，由此引起的执行纠纷比比皆是，最终造成本来就难执行的案件执行起来就更难。当前，格式化的判决书中，对利息计算是这样描述的“利率按*%计算，从某年某月某日起计算至执行（或者款付清）之日止”。按照字面意思的理解，应该是利息从起算时间起一直计算到案件执行完毕之日止，如果逾期履行的，还要按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修改后民诉法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依照判决利率的二倍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执行十年就计算十年，百分之百的当事人和绝大多数的审判人员是这样理解的，过去我们的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操作的。大部分债务案利息都是按双方当事人约定利率计算利息，如果按上述意思理解计算利息的话，二、三年得不到执行的债务案件，其利息都是本金倍数，这就会使难执行的案件更难执行。那么，如何计算利息既能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又便于案件的执行呢？那就是要正确理解“ „„.计算至执行之日止”这句话的含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3条规定：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第294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修改后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从上述两条的规定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金钱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从该结论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那就是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只计算至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第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银行”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而不是其他商业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同期”应理解为“同一时期”，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标准有短期的、中期的、中长期的、长期的等几种贷款利率标准，是按短期利率标准计算还是按中、长期利率标准计算？应该按迟延履行期的时间而定，逾期一年的按一年贷款标准计息，逾期两年的按两年期贷款利率标准计息，以此类推。“最高利率”应该理解为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而不是罚息利率，也就是按与逾期履行期间相对应贷款期间的最高的基准利率计算利息。

综上所述，计算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利息，就是按照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利率只计算至法律文书所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以后就把整个法律文书各项标的之和作为本金按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二倍计算出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然后二者相加就得出整个法律文书的总标的。用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法律文书总标的=（法律文书中确定的本金+利息（依据法律文书确定的利率计算得出）+诉讼费）+（法律文书中确定的本金+利息+诉讼费）*迟延履行期间的利率*2

篇6：维持判决

——由“判决书拍卖事件”引发的若干思考

黄世锋

【内容提要】近年来，拍卖判决书已不成为什么新鲜事了，据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8例之多。诸多的“判决书拍卖事件 ”透露的是“民事判决执行难”的社会问题，克服执行难问题是社会系统工程⑴。社会各界对拍卖判决书事件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大多数人认为拍卖判决书是当事人对法律的无知和亵读。而本文试图从完善我国法律体制的角度，在挖掘“拍卖判决书事件”产生的深沉原因，同时延伸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及分析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的基础上给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下一个恰当的定论。在此之外为解决我国民事执行难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即：一：优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扩大民事纠纷解决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法院解决纠纷的工作压力；二：完善诉讼保障制度，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合法权益；三：完善立法，建议出台《强制执行法》，从法律层面上保障民事强制执行的顺利进行，从而加大执法监督，最终保障司法的权威性。

【关键词】拍卖判决书执行难纠纷解决机制制度完善

一：拍卖判决书事件的基本概况

以下列举几件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的判决书拍卖事件⑵1、2001年武汉市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武汉市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因卖给武汉市第二面粉厂100多万元的小麦，当时没有付钱，之后也没付。在几经追讨无果的情况下，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把第二面粉厂告上了法庭。1998年6月，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第二面粉厂偿还新洲粮食收储经销公司134.8万元欠款以及银行利息、诉讼费共计150万元，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付清。随后，新洲区粮食公司向桥口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并交纳了２万余元的强制执行费，但因种种原因这张判决文书还是成了一纸“白条”。万般无奈之下，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于2001年11月找到一家拍卖行，将150万元折成半价的“标的”公开拍卖法院的判决书和强制执行书。2、2003年10月28日陕西风翔县石五龙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石五龙，于2001年10月27日因其妻与邻居因琐事发生争执，并在厮打中其妻受了伤。经过检查治疗共花去人民币5600余元，他们遂将此事诉至法院。2002年3月8日，风翔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赔偿4481元人民币。判决生效后，石五龙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未得到分文的赔偿。于同年6月24日宝鸡市检察院对此案提出了抗诉，县法院对此案进行再审并维持了原判。石龙五因法院执行未果，无奈之下于2003年10月28日在陕西风翔县县城大街上公开以五折的标价出让判决书。

3、2003年12月20日，广州市黄梅雪老人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黄梅雪老人，原在某公司当财务主管，于2002年6月因公司与租赁业主产生经济纠纷，老板为逃避债务意外“失踪”。公司欠黄梅雪老人5万多元人民币，为此他将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判令公司支付黄梅雪工资5万多元人民币，判决生效后，黄梅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并未得到公司的支付。出于无奈，于2003年12月20日来到广州市天河区宏城商业广场公开“拍卖”法院判决书并悬红追欠薪款。4、2004年4月5日，西安六旬妇女李素珍上街叫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李素珍，陕西韩城市王峰乡王峰村王组的村民，因1996年同村村民薛某从他家分三次借走人民币17600元。98年薛某去世，99年李素云向薛某的妻子张某主张还钱未果，后经村干部等多方协调仍无结果，李某遂于此事诉至法院。一审原告胜诉，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并维持原判。但二审判决生效后两年内薛家没偿还李素珍家一分钱，而李素珍家因打官司和多方申诉、上访，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无奈之下李素珍于04年4月5日带着两份判决书来到西安市并在大街上叫卖起了判决书。

5、2004年12月18日河南张先志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张先志，原系河南南阳油田钻井公司职工，于02年3月下岗回到原籍--南充市顺庆区舞风镇清泉坎村张家老屋居住。04年3月20日，张先志认为本村村干部的财务有问题而进行举报。因此事与邻居罗裕银（此人系某村干部的亲戚）发生纠纷，在纠纷中张先志受到身体伤害。张先志到南充市某医院做了检查和治疗，共花去费用几千元。张先志遂于此事诉至法院，并两次上公堂终获全胜。终审判决生效后，张先志还缴纳了执行费，并分两次只拿到人民币2000元，但还有7000多元（包括案件受理费）被执行人仍未付清。为尽快拿到剩余的钱去继续治病，张先志于04年12月18日在南充市街道以6000元的价格公开法院拍卖判决书。6、2005年2月四川自贡人李远骞在成都摆地摊叫卖判决书事件

叫卖者李远骞因与魏某、张某发生经济纠纷而诉至法院。2002年5月，四川省自贡流井区法院判决魏某、张某归还李远骞各项费用10万余元。之后当地检察院对此案提起抗诉，四川省自贡流井区法院于2003年7月维持原判。但判决生效后，因被执行人在泸州，李远骞迟迟拿不到钱，流井区法院委托泸州当地法院执行。李远骞多次往返两地之间，得到的答复却是“被执行人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出于无奈，李远骞于2005年2月在成都市金沙车站摆起了地摊，当街以5折叫卖判决书。

以上列举了6件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有影响的判决书拍卖事件，自01年武汉出现全国首例判决书拍卖事件以后，社会各界对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上。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拍卖判决书行为是不合法的、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司法尊严的挑战。此中不乏有学者、律师，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⑶。他们认为拍卖判决书行为是违法的，判决书是不可用来转让的，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判决书是法院适应法律而作出的法律性文书,是国家审判权的最终体现，代表着人民法院的法律权威。所以只有人民法院才能对判决书进行变更或处置，当事人无权处置(特别是转让或卖买)判决书。

2、根据《拍卖法》的相关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的物品或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拍卖的标的用来公开拍卖。

3、当事人一旦选择诉讼这种方式来解决纠纷，便意味着自愿接受人民法院对其意思自治和处分权的限制，在得到生效的判决后，当事人的处分权便受制于人民法院，更何况是对判决书的处分，当事人当然无权转让或处置，只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判决书的转让其实是当事人寻求的一种私力救济，而现行我国法律又不支持私力救济（除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自助行为外），所以判决书拍卖行为为法律所不保护，是违法的。

在此次争论中，有人认为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是可取的，他们持赞成态度⑷，他们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现行我国法律无明文规定判决书本身不可以转让，依照法理法无明文规定禁止的即是可行的，所以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是不违法的，是可取的。

2、拍卖判决书实质上是对判决书里所规定的权利的转让，由于法院的判决是对当事人债权的一种确认，对判决书里面的债权，只要转让方和受让方双方合意，他们是有自由转让的。

3、拍卖判决书行为类似申请执行人委托代理人代为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代为其向被执行人收取执行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22条的规定，其行为是可行的。

以上就是社会各界对拍卖判决书行为的看法及支持他们观点的相关理由，我们暂且不去评述他们观点的对与否，我们可先分析一下“判决书拍卖事件”产生的原因及这种行为延伸下去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

二：判决书拍卖事件产生的原因分析及延伸的法律后果

1、当事人赢了官司，而其判决却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即民事判决执行难的问题。从上述的6个拍卖判决书事件可以看出，所有的拍卖者都是在赢得了官司之后，进入到强制执行程序后陷入执行行难困境的。判决行不到有效的执行，当事人只好出此政策---拍卖判决书。执行难分为因被执行人（即债务人）为逃避债务等原因（包括转移财产、挥霍财物等等）而进行的消极执行及因其无能力而真正的不能执行和因执行机关的消极执行（如；执行机关的推诿、懈怠职责等）而陷入困境的执行。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有的是因为对法院判决的不服（其直接原因是法院审判程序的不公或判决的不公导致的⑸）、有的是完全藐视法律的威严，对法律的尊严不予顾及。执行机关的消极执行是因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不够完善造成的。现阶段在司法过程中，执行行为的性质既属于司法行为又属于行政行为⑹，司法与行政混于一体，这及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且还会出现法院重审判，轻执行等的现象，甚至导致执行人员的腐败、包庇、懈怠职责等行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应当是法院只管判决，而把执行判决的工作交由作为执行机关的公安局去完成⑺。

2、当事人不想介入繁琐、复杂的的执行程序中去，且我国执行机关在执行程序表现的又相当被动。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分为两种，即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移送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由审理该案件的审判人员依职权直接将其交付执行及组织强制执行的行为。根据《执行规定》第19条的规定，现实当中有四类案件适用于移送执行，即：⑴、人民法院制作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生效判决书。⑵、人民法院制作的生效民事制裁决定书。⑶、人民法院制作的生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⑷、审判人员认为确应移送执行的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由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我们可知移送执行涉及的都是有关人身关系的案件，而涉及财产纠纷的诉讼案件要进入强制执行，当事人就要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才能进入执行程序。从这可以看出法院对财产案件的执行表现的相当被动，如果当事人不申请执行，而债务人也不履行债务的话（在现实中债务不履行债务的大有所在），当事人的债权岂不是永远不能实现了。而根据《执行规定》第18条和第20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据以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并具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

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已经届满；义务人仍未履行的。

4、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5、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申请。这一期限也即申请执行期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有两种，各有其适用的对象，即：一种是一年，适用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公民的案件，一种为六个月，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均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案件。

6、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和作为执行根据的法律文书。由此可看出如果当事人要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话，也受到了诸多条款的限制，特别是时间的限制。

3、法院执行的不确定性，且又得先交高昂的执行费用，当然这个原因适用于当事人在没交纳执行费用之前就施行判决书的拍卖这种情形。许多当事人在权衡申请强制执行后所获得的收益和直接转让判决书后所获得的收益，会作出一个比较后的判断，即：法院对判决执行具有不确定性，随时可以遇到执行难的问题，且还需要先交纳执行费用，经过千辛万苦的周转还不如直接卖掉判决书来得划算。这也透露出我国公力救济成本负担过重的局面。我们知道现行我们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三种，即：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⑻。而当事人选择公力救济须花的费用繁多，当事人不但要承担诉讼费用、执行费用、灰色费用（比如请法官吃饭等），还要面临社会公众及道德对其行为的价值判断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压力都要当事人承担，且还要承担被执行人因无能力而不能执行的风险。

通过以上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拍卖判决书事件是其实是我们法律制度本身的软弱,并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当事人对法律的亵读。当事人也根本无意要对司法的权威进行挑衅，拍卖判决书其实是当事人对法院对其确认的权利的一种转让,属债权转让的性质。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债权人转让自己的债权时,只要当事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意识达成合意,并通知债务人即可,无需征得债务人的同意或他人的同意。当然当事人选择以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来解决执行难造成的困境最终来实现债权是行不通的,以下笔者从分析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延伸下去所得的法律后果来说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拍卖判决书的转让会导致四种结果的发生：

1、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拿着判决书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但必须建立在转让人与受让人合意并签订协议的基础上，且协议须注明受让人享有的相关权利，即：受让人享有向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享有向被执行人收取执行款的权利等等。此种转让行为只不过是受让人作为权利承受人代为转让人行使法院判令给转让人的债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但并没有摆脱真正的执行难问题，受让人主张债权的方式和转让人当初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是一样的。

2、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通过自身的某些条件（如以身体强壮的优势对被行人进行威胁及对被执行人进行劝说、与被执行人协商和解等等）促使被执行人履行法院判令给其的义务，采用这种方式很容易导致民转刑，其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甚至为法律所不允许。

3、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再度转让判决书。此种行为只能再次陷入执行难问题，而判决书的申请执行是有一定的期限的。一般案件的申请执行期限为一年，在一年内当事人须主张权利，要不就不受法律保护。

4、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不再追究被执行人的债务，自已承担一切损失。这只能导致对判决书里的债权真正不能实现，这样会助长侵权者的嚣张气焰，最终导致社会次序的更加混乱。以上四种情形，受让人唯有采取第一种情形或许还能获取执行款，其他的三种情形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都是行不通的。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拍卖判决书事件所折射出来的是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只要解决了民事执行难问题，拍卖判决书事件引发的相关问题也就能解决。

三：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方法

笔者认为，当事人要在现行体制下解决难于收取执行款的问题，大可不必采用拍卖判决书这种方式来实现债权。上面已经论述到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并不能完全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当事人要实现法院判令给其的债权，可采用以下方法：

1、当事人可以通过公开悬赏的方式，借助社会的力量，通过合法的途径使判决确定的权利得到实现。具体方法有以下两种：第一：悬赏他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第二：悬赏他人居中进行调解，说服债务人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

2、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或诉讼前如果发现对方当事人有转移财产、挥霍财物等逃避债务的行为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2和9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根据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的提出或申请，可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标的物作出强制性的保护措施，以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3、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去申请执行及收取执行款，根据《试行规定》第18条和22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别人代为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及代为其收取执行款。这样当事人就可避免介入繁琐、复杂的执行程序了。

4、当事人可借助司法机关将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对方当事人绳之于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4条和《刑法》第313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发觉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机而拒不执行的，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对已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立案侦查，并给予刑罚处置。

上面我们只论述到，在现行执行体制下，当事人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合法、合理地实现法院判令给他的实体权利（即债权），其实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困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因为执行难问题是我国现行执行体制的不完善及混乱而造成的一个社会问题，我们要从完善我国执行体制、加大我国执法力度等制度方面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以下笔者就从法律体制的完善具体来论述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方法：

（一）优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扩大民事纠纷解决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法院解决纠纷的工作压力。

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可以分为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三种。私力救济又称为自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到不法侵害时，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实现权利、解决纠纷一种体制，主要包括自决和和解。“强力性的自决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而和解却始终受到垂青”⑼私力救济根据法律性质又可分为法定和法外的私力救济，法定的私力救济一般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等，法外的私力救济又包括法无明文规定的私力救济、法律禁止的私力救济⑽。在一个法治国家里,统治者基本上不主当事人使用私力救济。社会救济是指当事人基于合意，借用社会力量（即第三人的力量）来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主要包括调解和仲裁，由于社会救济具有非强制性和非严格的规范性，与诉讼相比更为简便，与自决相比更受道德和法律的保护，故比较受纠纷主体青莱。公力救济是指当当事人无法通过自主性的方式解决纠纷时而通过国家公权力来解决纠纷的机制，公力救济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公力救济具有的特征有：

1、国家强力性，2、严格的规范性（包括程序和实体方面）。当事人选择公力救济，其意识的自由必然受到公权力限制，且还须面临繁琐、复杂的诉讼程序及高昂的诉讼成本。有时还要面临第三者（法官）的恣意，以及对方当事人的拒不执行等风险。公力救济不确定的因素多，结果难以预测，判决相当程度上不具有终局性且执行难。但要实行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的话，我国又没有现行法法律可依（只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有法律的保障）。一般国家都不鼓励当事人选择私力救济来解决纠纷，只有为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才可选择使用私力救济，即：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这样的体制只会导致当公民合法权益（主要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只能选择公力救济。而理论上本来是有三个机制可以解决民事纠纷的，但现实中却变为一个，即公力救济。这势必会出现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挤压，都挤到法院来解决纠纷，且考虑到我国本身司法资源有限⑾，因此执行难问题的出现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其实私力救济在一定程度上也优越于公力救济，这是有事实证明的。例如，2001年11月，四川泸州龙马潭区法院一起三年未执行的案件，在私人侦探的介入下十余天便执行得到落实⑿。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国家在一定程度内应该允许私力救济的实行，鼓励公民选择社会救济来解决纠纷，特别是和解、调解。且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当事人选择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

（二）完善诉讼保障制度，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合法权益

而我们知道，在民事案件当中，当事人采用诉讼这种方式来解决纠纷，是基于对法院的充分信任，而其诉讼目的是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但在现实当中法院并没有很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执行并不到位，判决书就成了一纸白条，得不到有效的执行。胜诉方不但为诉讼花去了大量的金钱，还为此付出大量的精力，最终落了个判决执行不了的局面，人力、物力丧失贻尽。其实在现实当中，当事人进行诉讼不但是为了获得程序上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实体上的权益（法院最终判令的债权）。而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的诉讼保障制度只包括：保全制度（即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先予执行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三项。笔者认为这三项保障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并不能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益，应该建立一项最低权益保障制度和诉讼费用保障制度。所谓最低权益保障制度是指：在执行难案件当中，由国家支付一定财物给胜诉的当事人，以保障胜诉方得到法院判令给他的最低权益（取回物质上的损失）。这里的一定财物是指保障当事人基本生活所须的费用，而待到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义务时应偿还国家为其先支付的款项。而在现行体制下，我们国家建立一项这样的制度也是有物质可保障的。我们知道在许多案件当中，有许多无主物、赃款及一些无人继承的财产都收归为国有，这些资金完全可拿出来，用来保障在执行难案件中胜诉方的最低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应当完善我国诉讼费用的收取制度，建立诉讼费用保障制度。当前我国诉讼费用一般都在案件审判前收取，执行费用在法院施行执行程序前收取。且费用收取又按诉讼标的收取，这是相当不合理的。有学者曾这样评判这项制度“以标的额收费除了显示利益的驱动的事实处，没有多少摆到桌面的依据⒀”而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让当事人的负担确实很重，有些高额的诉讼与司法资源的更多花费并没有明显的对应或正函数关系⒁。笔者认为国家应该减少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收取或应在当事人的权益确实取得保障之后（即在判得到执行后）收取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而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早已得到施行，我国的广东高院也已经废除执行费预收制度，这成为公民广为喜欢的一种制度。

（三）完善现行法制，建议出台《强制执行法》，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保障司法的威严。

第一：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把强制执行程序归入到《民事诉讼法》中，且规定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当事人只有依法向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后才能启动执行程序，执行行为兼具有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于一体。有些法院为具体落实执行问题，还专门把执行庭升级为“执行局”广泛地承担有关执行事务。本来执行机构应当是以裁判权为中心来设置的，执行局的称谓显然是十分强调执行机构的执政色彩⒂。这种做法严重贬低了法院在公民心目中的威严形象，且此行为并没收到良好的效果，“审执不分”是民事执行效率低下的制度性原因，要提高执行工作的效率，首先必须做到“审执分立”⒃。因此，笔者建议尽快制定一部《强制执行法》来具体规定判决执行的具体问题，许多学者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⒄。《强制执行法》最基本的规定就是要把执行机关独立出来，厘清执行行为的性质。让法院独立做审判工作，这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即：司法独立。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法院的工作压力，让法院专心于审判，提高工作效率，作出让当事人信服的判决；另一方面，让一个独立的机关去执行法院的判决，可以提高法律的威严，在公民心目中树立起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维护司法的尊严。

第二：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检察院在执行过程中要行使好法律的监督作用。在现行体制下，出现难于执行的问题，一部分是由于法院的执行力度不够；一部分是有些债务人在执行债务上的确有困难，这类是真正的执行难。而出现法院重审判，轻执行，执行机构懈怠、推诿，执行人员腐败、包庇的现象应该是检察院没有行使好法律的监督权作用。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监督是本属检察院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而现行执行的检察制度，对法院执行行为的监督几乎为空白。所以我们的检察机关也应该完善监督制度，检察院应对法院的执行行为起到法律的监督作用，而对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当事人应加大执法力度，将其绳之于法，使刑罚在强制执行领域起到威慑作用。

四：小结

拍卖判决书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民事判决执行难的问题，执行难难在制度的不够完善、不够建全。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完善、建全都是建立在牺牲某些人利益的基础上，拍卖判决书事件的发生已经给我们的司法体制的必须完善敲响了警钟。在完善执行体制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让司法与行政完全脱离，只有这样我们的司法才能保持它的权威性，我们的法律才能永保它的权威。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孙小虹：“克服执行难问题是社会系统工程”，载人民日报1999年3月10日第10版。

⑵关于笔者所列的6件“判决书拍卖事件”，可在百度网站（）上搜索得知。

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出卖判决书是违法的，判决书只有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程序才能依法变更或处理，其他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者无权处理判决书”。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专家陈桂明教授认为：“判决是法律确定给案件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不且有可转让性”。

⑷沈阳同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屴认为：“当事人卖的并不是判决书本身，而是法院判给他的债权，作为债权人，他是有权转卖自己的债权的，这是公民的权利，是合法的”。成都的施律师认为：“对这一行为，现行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法无明令禁止皆可行，因而不能说是违法的”。

⑸参见贺卫方：“又见执行难”，载《工人日报》1998年7月10日，“执掌司法权柄者不严格地遵循法律程序，当事人便很有理由指责法院，这时法院硬要执行判决便可能引发败诉方与法院之间的冲突”。

⑹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0页。

⑺参见贺卫方著：《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64页。

⑻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页。

⑼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页。

⑽参见徐昕：《论私力救济》，清华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⑾参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10日，两会特刊。“我国法官和检察官的数人正逐年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