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2024-05-19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共6篇）

篇1：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论文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 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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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这里的环境真的很好，为了健康，我想留下来。”来自山东的费洁（音）说。另外两人说，他们也打算在毕业后留下来，最终成为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目前拥有数十万国际学生，他们是加拿大政府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旨在通过大学系统筛选接受过良好教育、技术熟练的劳动者，借此改变加拿大的人口结构。这是针对该国人口老化，出生率放缓的一个解决办法，同时也是为了提振该国的税基。

11月，联邦政府对名为“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的电子移民挑选系统进行了调整，以降低国际学生成为公民的难度。此外，有待参议院批准的议案意图恢复一项规定，把学生在加拿大留学时间的一半算在获得公民身份要求的居住时间里。

该国需要富有才华的移民补充其分散、老化的人口。据负责移民事务的加拿大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称，移民已占该国劳动力年净增长量的75%，并且预计会在内达到100%。

这项战略是建立在已有10年之久的趋势上的，被正式提出，似乎正在见效。在~，加拿大的国际学生人数增加了8%，增至逾35万人，大约相当于该国人口的1%。美国的国际学生人数还不及该国人口1%的三分之一。

在加拿大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预计会在10年内达到近50万。加拿大国际教育局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外国学生希望留下来，成为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国际教育局主席卡伦·麦克布赖德说，“以我们的教育制度在品质方面的美誉，我国宽容、安全的名声，以及加拿大的教育成本和加拿大为国际学生提供的机会来说，万事俱备。”

让加拿大教育国际化势必会对该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些国际学生会成为公民，甚至晋升到掌握国家权力的职位。国际学生会通过他们的家庭纽带和更广阔的视角，把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及文化结合在一起。比如，加拿大的新任移民部长便是以索马里难民的身份来到加拿大，并在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获得法律学位的。

但随着加拿大社会构成的演变，以白人为主的劳动力大军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觉得自己被推到了一边”，这一战略可能会引发与美国和欧洲出现的情况类似的紧张气氛。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加拿大支持多元文化主义以来，被其称作“有色少数族裔”（visible minorities）的人急剧增加，已占该国人口的大约20%。

负责人口普查的加拿大统计局预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近30%。非白人将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人口中占多数。

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的人均移民率属最高之列。但迄今为止，加拿大人对移民的大量涌入表现出了非凡的镇静。尽管民调显示，人们对新来者不断涌入的担忧逐渐增加——主要和没有技能的叙利亚难民有关——但该国总体上依然对外来者持欢迎态度。

然而，在加拿大部分最知名的学校里，非加拿大人已经在挤占当地学生的位置了。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国际学生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海外学生占学生总数18%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当地人开始抱怨本地学生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学校更青睐支付更高费用的非加拿大学生。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因计划投入1.27亿加拿大元（约合6.7亿元人民币），为进入该大学之前需要提升英语水平的国际学生——主要是中国学生，修建名为万蒂奇学院（Vantage College）的学校而引发争议。

类似的紧张气氛也困扰着美国一些越来越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来平衡预算的学校。

国际学生支付的费用通常比国内学生高，并且很多国际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来自渴望在北美获得立足点的富裕家庭。这些学生带来的资金有助于补贴面向国内学生的教育，但也可能会扭曲当地经济。

来加拿大的留学生中大约一半来自中国，但政府希望再多些。最近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的前移民部长约翰·麦卡勒姆在208月同中国官员举行了会面，希望将中国大陆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的数量增加一倍甚至两倍。现在，中国大陆有4个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

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校长阿米特·查克马说，加拿大一些较小的高质量机构还有充足的容量，因为随着高中毕业生提交的申请减少，它们无法让教室里坐满学生。，查克马领导的政府顾问小组制定了该战略的核心内容。

实际上，吸引海外学生的不仅仅是大城市。全加拿大的高中、学院和大学都在经历国际学生的大量涌入。过去一年里增长最快的是小岛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那里是加拿大最小的省。与此同时，育空学院（Yukon College）的网站也被翻译成了中文、日文、韩文和葡萄牙文。

就连广阔的加拿大中部地区也分到了自己应得的一杯羹。比如，萨斯喀彻温应用科技学院里贾纳分校（Saskatchewan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egina）扩大了自己的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课程，以满足非加拿大人带来的需求翻番。为了符合移民条件，他们须通过该英语水平考试。

杰克·吴来自中国，现在负责水电输电线路电路保护系统的设计工作。他曾在北大西洋学院设在圣约翰斯的分校学习，后于从安大略省雷克海德大学（Lakehead University）获得电气工程学位。他和妻子是通过一个面向在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留学者的省级项目移民的，从学生变成公民的过程花了他们大约两年半的时间。

“我们的女儿出生在这里，”坐在典型的加拿大快餐连锁店蒂姆·霍顿里的他自豪地说，“她们是纽芬兰人。”

篇3：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一)人口年龄结构与产品出口关系:理论逻辑与既有研究

1. 理论逻辑

人口结构,尤其是年龄结构,与一国进出口贸易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以人口老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为例,其基本影响的机制表现为:

首先,随着人口老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会出现下降,而且劳动力也会出现老龄化,使得有效劳动供给不足,劳动要素相对稀缺,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这些都会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会促使企业改变目前已有的发展模式,更多地用物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增强企业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

其次,随着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和发展的相对滞后,为了维持自己年老之后的生活费用,年轻人必须要进行更多的储蓄,使得储蓄率上升,投资增加,资本存量增加,进而带来“第二个人口红利”(Masom,A.&Lee,R.,2004)。居民储蓄增加会使得资本要素供给相对充裕,降低资本的使用成本,促使企业有更多的意愿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促进其出口。

最后,根据恩格尔定律,一个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刚好相反。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逐渐增多,且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较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将会增加,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将会减少,从而会促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相对上升,因此出口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2. 既有研究分析

随着全球老龄化和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在理论研究方面,Fougere和Merette(1999)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的OLG模型,认为老龄化速度快的国家,国内投资需求的减少比储蓄的减少要多,因此会改善一国的经常项目平衡。Jelassi(2004)通过建立动态和静态演化模型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认为老龄化速度更快、程度更深的国家相对于老龄化缓慢的国家而言将会拥有更多的资本,倾向于更多地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Sayan(2005)利用OLG模型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增加该国的资本要素,使得资本变得相对充裕,因此有利于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Naito和Zhao(2008)在OLG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认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会更多地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Yakita(2012)将人力资本和人均预期寿命引入到H-O模型,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不一定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有比较优势,要根据雷布津斯基效应和负向消费-储蓄效应的大小判断。张传敬(2013)利用OLG-GE模型研究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发现低老龄化国家更多地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高老龄化的国家倾向于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田巍和姚洋(2013)认为,双边贸易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会同时提高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贸易量。

在实证研究方面,Chinn(2003)对89个国家1971年至1995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人口抚养比的提高,该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会变大,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Kim和Lee(2007)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部分东亚国家,发现人口抚养比越高的国家,储蓄率越低,经常项目逆差越大。Tian等(2011)研究了176个国家1970-2006年的数据,发现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对双边贸易都有影响,而且劳动人口比率较高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具有竞争优势,能够促进出口。王有鑫(2013)利用我国28个制造行业数据发现,老龄化会促进制造业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中国的现实情况

1. 人口年龄结构趋老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1990年的5.6%上升到2014年的10.1%,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①。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则相对比较稳定,在2010年达到顶峰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老年劳动人口②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22.6%上升到2014年的37.0%。

2. 要素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发生变化

我国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31.5%下降到2014年的4.8%;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大致呈现下降趋势,但在2010年达到最低39.8%之后有所反弹,在2014年上升到43.7%;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比基本呈上升趋势,不过在2010年达到最高55.1%之后略有下降,2014年占比为51.5%。

3. 面临现实压力

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和人口出生率的逐步下降,我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变化趋势,而且根据已有的人口再生产情况判断,未来较长时期里,人口老化程度将会不断加深。由于不同年龄人口有不同的消费和偏好习惯,人口结构的变动会使得我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禀赋发生变化,从而会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调整。一方面,随着人口老化程度的加深和劳动力供求状况的改变,过去依靠大量的富余和廉价劳动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为主的贸易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下去,出口结构正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部环境严峻,外贸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并且出现负增长,迫切需要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竞争力,维持和加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三)问题的提出

通过以上国内外的研究可以看出,鲜有文献从人口老化影响产品出口的机制入手,分析人口和劳动力老化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也很少有运用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老龄化的短期影响,而中国的现实情况也要求理论上探究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对出口结构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按照要素密集类型,将中国的出口产品进行分类,通过构建自回归和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分析人口老化对出口结构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试图为我国的人口政策调整和出口结构优化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二、计量模型及数据

本文在SITC分类的基础上,采用联合国的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方法并参考傅朝阳和陈煜(2006)的方法将贸易商品进一步分为资源密集型商品、劳动密集型商品、资本密集型商品,用各自商品出口所占的份额来衡量出口结构的状况。其中资源密集型产品主要包括SITC的0-4编号包含的所有的初级产品,即:SITC0(食品及活动物)、SITC1(饮料及烟)、SITC2(非食用原料)、SITC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TC4(动植物油、脂及蜡),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8(杂项制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包括SITC5(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

由于人口老化过程会促使出口贸易结构更多地由劳动密集型商品向资本密集型商品转化,本文拟采用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其中,Exportit是指三类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i=1,2,3),即资源密集型占比、劳动密集型占比、资本密集型占比;Aging表示人口老化程度,Aging1表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Aging2表示45-64岁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Xt包含除了老龄化之外的其它解释变量:人均GDP(GDPpc)、人均资本存量(KL)、研发投入(RD)、人力资本(Human)、金融发展水平(FD)、外商直接投资(FDI)。

人均资本存量用总的资本存量与人口数之比,研发投入用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人力资本用劳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用金融机构年末各项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FDI用各省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根据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年平均价进行换算。将人均GDP的平方项也加入该模型中表示人均GDP可能对贸易结构带来的非线性影响,其中人均GDP、人均资本存量在检验时采取对数的形式。为了避免因变量在时间序列上的相关性,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滞后一期的因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本文用误差修正模型将回归方程中的长期影响关系分离出来,分析变量短期变动的影响。误差修正模型(ECM)是以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为基础的,本文采用EG两步法进行回归,先进行协整分析,估计协整回归向量,然后用协整回归向量的长期均衡参数来构建误差修正项,加入到误差修正模型中,用OLS方法估计参数。假设有如下分布滞后模型:

进行变换之后,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上式可以简写为:

其中(yt-1-Xt-1β1/(1-δ))就是误差修正项。该方程说明短期变化不仅受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还会有一个均衡关系的调整,也就是误差修正项ECT的影响。

出口产品的分类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人均GDP、金融机构年末各项贷款总额、外商直接投资额等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研发经费支出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资本存量数据根据单豪杰(2008)的方法估算得到,以1952年为基期,其中1952年的资本存量K是用1953年的资本形成总额比上折旧率(取10.96%)与1953-1957年固定资产投资形成平均增长率之和得到,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的计算方法得到,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根据一般经验,进行回归分析需要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平稳,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如果不平稳,则需要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根据检验结果做进一步的判断。如果协整成立,可以对模型进行误差修正处理,根据修正后的模型,得到相应的结果。

本文选用ADF的检验方法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大部分变量是不平稳的,但一阶差分之后所有的变量都平稳。

应用Johansen方法对相关回归方程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各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通过EG两步法发现所选取的变量和回归方程不存在伪回归问题,因此可以使用误差修正模型。

(二)基础模型回归

用stata12进行自回归分析,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中回归结果用stata12软件计算而得,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同)。

从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回归结果看,人均GDP、FDI、Aging变量是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的变量影响不显著。(1)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国内居民对资源密集型产品需求增加,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而资源禀赋相对不足,使得该类产品出口减少、进口增加。(2)由于外资对资源密集型企业投资比重持续下降,使得该类产品供给减少,不利于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3)人口老化的加深使得劳动力供给减少,生产率下降,而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其结果是该类产品产出减少,而与老年相关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都会增加,这有利于增强第三产业的出口比较优势。

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回归结果看,上一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FDI对其是正向影响,人均GDP、KL、FD、Aging变量是显著负向影响。(1)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会减少,该类产品的出口也会减少。(2)资本存量的不断积累会使得我国资本要素禀赋更加充裕,劳动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减少,出口也相应减少。(3)金融发展程度越高,会使得更多的储蓄更高效地转化为资本。(4)人口老化会通过影响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成本上升。(5)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约束,限制了外资的进入,以及中国长期以来的人口红利,使得绝大部分外资流入到了制造业,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回归结果看,人均GDP、KL、RD、Human、FD、Aging对其是显著的正向影响。上述对其有正向影响的变量都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增强其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

总体而言,上面的回归模型中,模型的可决系数都比较大,F统计量比较显著,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较高,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对要素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影响大致相同,可能是由于二者在老龄化时间和趋势上具有一致性。

(三)误差修正模型回归

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回归结果看,人均GDP、FDI、ECT短期是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均GDP的平方短期是正向影响,人均GDP、FDI短期增加会使得因变量减少,老龄化的短期影响不显著。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回归结果看,KL、ECT变量短期是显著负向影响,FDI变量短期是正向影响,其它变量影响不显著,KL的短期增加会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减少,FDI短期增加会使得其出口增加。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回归结果看,人均GDP、KL短期是显著正向影响,FDI、ECT短期是显著负向影响,人均GDP、KL短期增加会使得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短期增加,FDI短期增加会使得其出口减少。虽然每组回归中老龄化变量的短期波动对要素密集型产品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与长期一致。

尽管不同变量的短期波动对要素密集型产品影响不同,但从可决系数和F统计量大致可以推断,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当变量之间由于相互作用而使得因变量偏离均衡时,ECT会对因变量有反向波动的影响,使其回到均衡位置。

由于本文更加关注老龄化变量的影响,所以建立一个辅助回归模型,即(1)式中没有Xt变量。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老龄化对资源密集型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短期和长期均为负向影响,但长期影响显著,短期影响不显著;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长期和短期则是正向影响,且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均显著,其中Aging1和Aging2的影响效果相同。辅助模型的回归结果和一般模型回归结果基本相似。

自变量在长期和短期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

注:“正向”表示显著正向影响,“负向”表示显著负向影响,其余部分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化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出口存在着不同的影响。老龄化长期而言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负向影响,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是正向影响,但是其短期影响并不显著。当自变量之间由于相互作用而使得因变量偏离长期均衡时,该系统会自动对下一期出口产品向均衡点进行反向调整。由于老龄化对出口结构的影响极其复杂,而且会通过多种渠道来传导,不同的变量在长期和短期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长期而言会促进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人均GDP、人均资本存量、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存量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在长期而言都会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短期而言,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

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把握人口发展趋势,选择适宜的对外产品出口发展战略:(1)对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行业而言,应该正视不断加重的人口和劳动力老化带来的影响,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战略谋划。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需通过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来缓解我国不断加深的人口老化问题,从而减轻老龄化对劳动密集型出口的负面影响。(2)从长远来看,在人口日趋老化成为不可避免趋势的情况下,重视人口老化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正向互动影响,构建多元的金融市场体系,使得储蓄能更高效地转化为资本。政府要加大在教育科研方面的支出,增强企业的科研创新实力,同时积极引导和出台一些相关配套的产业政策,鼓励资本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且合理引导国外资本投资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出口产业,进一步提升其出口国际竞争力。要大力提高我国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和改善劳动人口的综合素质,通过鼓励和开展职业教育培训,使职业教育与企业的用工需求有效对接,以此来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为出口结构的升级转型提供更多的专业化人才。(3)短期而言,要继续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积极引导国内和国外资本投资出口导向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提高国内的资本存量,从而促进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

摘要：本文采用SITC分类方法将出口产品分解成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建立自回归和误差修正模型,利用中国1990-2014年人口结构和出口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人口老化对出口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在长期会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不利,在短期这种影响则并不显著。

篇4：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关键词：城镇贫困人口；定义与现状；成因与特点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21-03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逐渐下降和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城镇化贫困人口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近年来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国家及地方政府虽然做了许多的扶贫工作，但还是没有形成制度性和长久性的措施，还是没有认识到城镇贫困人口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近几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不断增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日益凸显，所带来的问题也日趋增多，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内学者对于贫困的定义

我国对于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贫困的认识也不完善。依据国外学者例如S.Rowntree、Amartya Sen、Townsend、Carey Oppenheim的研究成果，我国早期的城镇贫困人口通常是指“三无”人员，即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抚养人和扶养人。①

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这界定贫困：“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②。

童星和林闽钢（1994）在《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中阐述：“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的机会和手段这样一种生活状况”③。

依据以往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对贫困概念界定得知，贫困的概念随人类认知和社会发展的加深逐步深化，人们对于贫困概念的研究从简单的绝对贫困发展到相对贫困，从物质贫困发展到能力贫困，从个体贫困发展到制度贫困，从经济贫困发展到精神贫困，逐渐形成趋于完善、富有内涵和极具综合性的贫困概念。

二、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形成原因、主要类型和构成人员

1.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形成的原因。

贫困问题极其复杂，是历史地理、经济体制、社会制度、个人和家庭原因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自然原因导致的贫困不言而喻，比如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紧缺问题，使其经济等方面滞后于中东部地区，贫困问题较为严峻。剖析很多文献阐述的致贫原因，可知不同的历史时期城镇贫困人口的形成原因也在发生变化。

朱庆芳在《城镇贫困人口的特点、贫困原因和解困对策》文章中阐述了90年代城镇贫困人口形成的原因：经济体制的转变；国企改革，失业、下岗人数迅速增加；物价上涨；政府各种改革制度同时出台，加重了人们的负担，特别是低收入者的负担；社会保障制度与体制改革不配套。④

进入新世纪，城镇贫困人口的形成原因发生变化。徐充（2005）《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文中总结：除以往的经济体制的转变，计划经济的沉淀和个人与家庭因素也是造成城镇贫困人口的原因。⑤后来王涛（2008）在《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特征及产生原因分析》中分析道年龄、残疾、疾病等因素；无技能或文化程度低；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也是城镇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⑥

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城镇化水平不断加快的新形势下，导致城镇贫困人口的原因更加复杂，胡永和补充了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导致城镇贫困人口的形式：城市化诱使贫困不断向城市集中，形成市场新贫困；经济全球化下，以廉价劳动力为特色的我国贸易受贸易条件恶化的限制发展受阻，劳动力的权益无法保障，成为潜在城镇贫困人口。⑦曾江辉、谢云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中部地区城镇贫困问题探析》文中写道：城市化进程加快同样是造成城镇贫困人口的重要原因⑧。

2.我国贫困人口的主要类型及构成人员。

改革开放后，国企改革的深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等多方面的因素致使城镇贫困群体不再局限于原有的“三无”人员，贫困人口类型增加更加复杂化。张茂林在《90年底中后期我国城镇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探讨》文中总结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主要类型有：城镇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沉淀于社会的职工；对物价上涨缺乏抵御能力的低收入者；因竞争能力差而在劳动市场中被淘汰的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偶发因素致残而丧失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所造成的贫困者。⑨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贫困群体发生变化，马庆斌在《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的思考》文中提出我国新时期城镇贫困人口的具体类型包括：因体制因素下岗的职工，企业破产、停产或半失业的在职或失业下岗职工及其亲属；城市流动贫困人口，主要为从农村流入城镇，靠打短工为生并常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工以及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被征地的农民。特别的是，作者把未找到工作或生活困难的大学生和处于城市边缘被征地的农民也划归到城镇贫困人口当中，使城镇化贫困人口更加的全面和系统。⑩

三、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现状及特点

1.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现状。

（1）城镇贫困人口数量逐年上升。

据关信平（2003）在《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文中写道：“上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贫困的规模大约在1500到5000万不等，这些数据还未将全国低保对象统计进来，只是我国的绝对城镇贫困人数”⑾。张建华（2007年）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城镇贫困问题》文中分析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体制的转变造成了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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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普遍较低。

唐钧（2002年）在《当前中国城市贫困的形成与现状》文章中分别从收入、食品、衣着、医疗、教育和社交六个方面总结到目前中国贫困家庭得到社会救助后，只能够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他们许多基本需求无法满足。⑿因此，他们只能够保证活下去，根本谈不上享受生活

（3）城镇贫困人口空间分布扩大。

刘新民（2006年）在《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现状及建议》文中总结：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城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并呈现逐步扩散的状态，从中西部为主到老工业基地和矿区；从城市空间分布看，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⒀并且在文章中，他总结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呈现“代际转移”的趋势，即出现了“父母贫困—子女受教育水平低、社会网络简单—子女就业能力低—子女再贫困”的恶性循环现象。

2.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特点。

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城镇贫困人口呈现独有的特点。在城镇贫困人口研究的前期，朱庆芳（1998）依据当时实际状况总结道：数量逐年增长；贫困程度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所有制差距逐渐扩大；城镇贫困人口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⒁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城镇贫困人口呈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原生性贫困与后发性贫困并存，就业不足性贫困与失业性贫困并存⒂。后来王涛从三个方面总结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特点：物质方面，贫困程度加剧，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方面，处于无权或少权的地位，表现出边缘化的特征；精神方面，精神生活质量低下，思想状况复杂。⒃

在新形势下，朱冬梅和刘桂琼（2014）以“新二元结构”的视角总结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所呈现的特点主要为：“城镇贫困人口的构成发生变化，外来务工人员及家属成为城镇贫困人口中很大的组成部分；城镇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增加，规模逐渐扩大，并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区域和行业差距较大，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和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也、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五大行业；城镇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偏低；城镇贫困人口的犯罪率不断上升，严重威胁社会稳定”⒄。

随着我国的发展，城镇贫困人口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但总结我国贫困人口整体特征，主要是城镇贫困人口整体数量增加，并不断增长；我国城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占贫困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城镇贫困人口整体素质偏低，贫困程度加剧。依据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了解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大体状况，并为以后的扶贫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四、结论

通过论述国内学者和机构对贫困概念的界定，以及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到我们城镇贫困人口问题城镇逐年加重的趋势，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因此，加快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的研究势在必行，需要更多人重视并投入研究，这样及有利于缓解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又有利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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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题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统计研究[J].1991

[3]课题组：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统计研究[J].1990

[4]童星，林闽纲.我国农村贫困线研究[J].农业经济，1994

[5]张茂林.90年代底中后期我国城镇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探讨[J].人口与经济，1997（2）

[6]马庆斌.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思考[J].2010

[7]康晓光. 90年代我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5（4）

[8]罗遐.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J].学术界，2007（127）

[9]刘新民.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现状及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 2006（5）

[10]朱庆芳. 城镇贫困人口的特点、贫困原因和解困对策[J].社会科学研究，1998

[11]徐充.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05

[12]王涛. 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特征及产生原因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

[13]曾江辉、谢云. 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中部地区城镇贫困问题探析[J].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2011

[14]朱冬梅，刘桂琼.“新二元结构下”城镇贫困人口特征、成因及对策研究[J].西北人口，2014（4）

[15]关信平. 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2003（2）

注释：

①胡永和.中国城镇新贫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6）

②课题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J].统计研究.1991，6

课题组：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统计研究[J].1990，6

③童星，林闽纲.我国农村贫困线研究[J].农业经济，1994

④朱庆芳. 城镇贫困人口的特点、贫困原因和解困对策[J].社会科学研究，1998

⑤徐充.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05

⑥王涛. 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特征及产生原因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

⑦胡永和.中国城镇新贫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6）

⑧曾江辉、谢云. 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中部地区城镇贫困问题探析[J].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2011

⑨张茂林.90年代底中后期我国城镇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探讨[J].人口与经济，1997（2）

⑩马庆斌.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思考[J].2010

⑾关信平. 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2003（2）

⑿唐钧. 当前中国城市贫困的形成与现状[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

⒀刘新民.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现状及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 2006（5）

⒁朱庆芳. 城镇贫困人口的特点、贫困原因和解困对策[J].社会科学研究，1998

⒂徐充.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05

⒃王涛. 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特征及产生原因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

⒄朱冬梅，刘桂琼.“新二元结构下”城镇贫困人口特征、成因及对策研究[J].西北人口，2014（4）

篇5：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二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期简报报道第二场专题“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内容。

我国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及其未来影响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人口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样调查，国家计生委1993年的生育率调查，1997年和2001年调查。三个调查基本说明，生育率在90年代持续下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较高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23。分孩次看，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小；二孩和三孩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不断下降，三孩总和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考虑更长时期，终生生育率从70年代的六个孩子下降到80年代初二点几的水平；80年代没有明显下降；90年代出现新一轮下降。

生育率下降受到婚育年龄影响，生育年龄推迟会使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下降。如果不划分孩次，90年代的生育年龄变化不大。如果划分孩次，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年龄都有所上升。把生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剔除出去，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对终生生育率的一种估计，我们称作“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比按常规方法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偏高0.2-0.3。调整后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由1.25上升至1.6左右。

进行地区间比较，生育率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以及全省（包括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江苏和四川。我国的生

育政策根据各地情况因地制宜，不是统一的一胎化政策。东部较严，中西部较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较多，一些地方甚至没有生育政策。

现行生育政策分为一孩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二孩政策（主要在不太发达的农村地区），以及三孩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比例是：一孩政策三分之一以上，一孩半政策50%以上，二孩政策约10%，三孩政策比例很小。把一孩半政策平分，一半生一个，一半生两个。最后得出生育一孩的人口占63%，二孩占三分之一以上，三孩忽略不计。全国平均生育1.47个小孩。

如果以1990年人口普查为基数，假定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的二点几下降到2005年政策要求的1.47，模拟得出2000年总人口为12.67亿，高于人口普查数据。按照正式公布的2000年1.8的总和生育率（而不是1.6）计算会更高，少儿人口比例也会增加。

人口政策可以选择不同方案。下限方案是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其中考虑双独夫妇（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开放；上限方案是一步到位允许所有夫妇生两个孩子。中间可以有多种方案选择不同条件逐步开放二孩。

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最平稳，总人口数最低；一步开放危险较大，2005年出生人口从1400万上升到3300万，人口最高处超过16亿。老龄化水平，到2070年，一步开放政策65岁以上老人比例较低，不到20%；现行政策不变这一比例较高，达到28%。60岁妇女中只生一个小孩的比例，现行政策不变将超过50%；一步开放政策会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一步开放政策将先上升再下降；现行政策维持不变，会急剧下降，二十几年减少两亿。

一步开放会出现出生危机，总人口过多。现行政策长期不变会在其他方面带来风险，比如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过快、老龄化速度过快、独生子女家庭过多。因此需要有一个过渡期，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比较分析，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现行生育政策虽然已考虑开放双独甚至单独生二孩，但不足以完成整个

过渡，还需要有中间的衔接过程。

农村发展、劳工迁移与社会保障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出路是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这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需要把农业劳动人口减少到10%以下，韩国目前低于10%，日本5%，美国1.7%，法国2.3%。目前的社保制度下，农民不参保，只有进了城市、工业、非农产业，才能够进入社保（尽管农村有一些合作制的社保）。农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是年轻人，这意味着人口老化，而社保体系可能年轻化。按照14亿人口高峰计算，农业人口降至10%需要转移2-2.5亿农村人口。目前非农就业每年新增900-1000万，其中300-400万来自城市，农村只有600-700万，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进了城的农民尚没有加入社保，成为老龄化的核心问题。进城农民的流动性很强，社保体制的统筹率很低，农民加入社保后无法带走，缺少动机加入社保。因此农民工加入社保比重很低，造成两个问题，一是他们自己的养老，二是社保体制没人付费。所以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提高统筹程度的同时，实行一些过度办法，尽可能使新进城的农民工加入社保，对农民工的未来和整个体系都有好处。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留下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继续宣扬民族文化，鼓励农民工进城后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农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实行农村养老合作等。其他政策问题包括，如何让失地农民拿土地补偿的一部分买社保，创造商业保险模式、保险政策、保险产品，让进城的农民工为父母购买点商业保险等。

三农问题之所以被社会关注，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增长太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目前的收入格局是倒丁字形，80%劳动者属于低收入阶层。其中的一半已经从农村转移出来成为蓝领工人，平均年工资8000元左右；另一半是现在的农民，年收入平均3000元左右。GDP增长主要体现为20%人的收入增长，民工和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只有由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才从3000元涨到8000元。由于30%的劳动力等着从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市场的竞争压力使这部分人工资不能增长。只有实现充分就业，这部分人的工资才能上涨。农村人口转移到10%以下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如果是16亿人口，就需要更长时间。

如果依靠人口红利增长，社会矛盾不能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逆转，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国际上拉美、印度因为收入差距太大，出现各种补贴、社会运动、财政赤字、外债、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使经济陷入停滞。与此相比，失去人口红利的风险相对较小。在老龄化和充分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宁可要老龄化的问题，而不要不充分就业的问题。

人口老化、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与经济社会发展

曾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0年总和生育率是1.22，如果加上25%的漏报，实际是1.62。如果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假设2012年后失去生育年龄上升的效应，总和生育率将提高到

1.7。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假定平稳过渡到2012年，城镇终身生育率是1.8，农村2.27。

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总人口2050年12.6亿；二胎晚育软着陆在2050年总人口是14.6亿。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25年将达到14.05亿的峰值；二孩晚育软着陆晚一点，2038年达到14.8亿的峰值。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50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是负的1-1.3%。

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老年人口比例和独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软着陆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后急剧拉大。保持现行政策不变，65岁老人2050年占28%，2080年占38.6%，80岁以上老人占9%和17.6%。过高的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比例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应该向二孩晚育平稳过渡。

两个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2030年后差别很大。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30到208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每10年减少1亿；二孩晚育软着陆在2030，2050，2080分别多2600万，1亿和2.74亿。劳动年龄人口急剧下降可能不是好事，劳动年龄人口过多会增加就业压力，这里面关系，请各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一起探讨。

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是124，二孩政策地区出生性别比是109。一孩半政策实际上产生一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导致了性别失衡；而二胎晚育软着陆不存在这种心理导向和负面影响。两种方案20-49岁婚龄女性与婚龄男性的比例的差异非常大，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在2030年到2050年2080年的总人口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少7840万，1.96亿和4.2亿，减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劳动力资源，只有2060年后，减少的人口中才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口。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将导致劳力资源每十年减少1亿，是不可取的。

由于政府需要花费巨额财政支出对农村计划生育户进行养老补助，如果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这项财政支出将大幅度增加。如果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这项财政支出2021年达到72亿峰值后迅速下降，2050年几乎为零。假定计划生育户每年领取的600元养老金不变，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多支出5千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补贴标准提高，财政支出会大大超过5千亿。

现行政策中，农村独女户生二孩和双独或单独夫妇生二孩的方案作为临时的过渡措施尚可，但作为长期政策调整方案会产生一些问题。农村独女户生二孩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男孩价值等于女孩两倍，使性别比升高。生二孩需要指标，可能会出现抢指标甚至假证明。双独单独夫妇需要抚养四个父母和两个小孩，抚养比是3：1。非双独非单独夫妇只让生一个小孩抚养两个老年父母，抚养比是1.5。存在公平问题。城镇双独单独绝大部分是城镇老住户，非双独非单独多是农村迁进来的新住户，现行政策可能会人为强化社会分层，老住户间通婚，新住户间通婚。由于与非双独单独子女结婚不能生二孩，有可能产生家庭矛盾。

于学军（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

郭志刚教授从人口发展前景比较不同方案，倾向于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人口发展，惯性大，周期长，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口政策规划要有前瞻性。以前过于强调人口过多的负面效应，对人口的比较优势和减少人口负面影响研究不够。

樊纲教授从社会公平角度论证不需要太多人口，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和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

曾毅教授详实地论证了不同政策的后果，提出抓紧落实两孩晚育政策。说明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有弊，决策者要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利益，时刻关注政策的效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政策调整。

人口老龄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生育水平，预期寿命和人口迁移。国际移民忽略不计；国内的人口迁移不改变整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人均预期寿命越高越好，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会加深人口老龄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唯一可以调控的变量，就是多生孩子。不同政策方案，人口峰值相差1-2亿。

大家对与人口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四个问题：多生1-2亿人口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多方面代价，包括环境压力、经济发展、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殊轻殊重；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变，多生1-2亿人能否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假设调控多生1-2亿孩子，会是谁生的，生在哪里，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否能够就业；人们是否意愿多生1-2亿。

过去中国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计划生育。今天生育水平下降，有更多的非计划生育因素，包括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婚育年龄上升，人口加速流动，城市化

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抚养成本快速上升，效益下降，结婚人口比例下降，离婚率上升，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不孕不育比例增加。

人口问题包括：生育问题、结构问题，素质问题和分布问题。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低生育水平，且下降趋势并未停止，生育水平问题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问题才是大问题。

自由讨论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未来劳动力减少实现充分就业以后，我国的比较优势也不会完全丧失。如果2030年14亿人口充分就业，我国人均GDP是5-6千美元，与国际上是4万美元还有差距。下阶段发展应当靠提高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及养老。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政府面临三个困难：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还有中国的继续发展问题。就业问题比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解决失业问题，也是解决老龄问题。现在社会保障的重点应放在中青年农民工和城市人口，解决他们的就业，对老年人也有好处。

赵耀晖（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拉美国家出现不稳定，和人口出生率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人口多的国家，失业率不一定高。人口政策如果放松，增加的是相对高技能的人，因为原来的独生子女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用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解决城市社会保障，同时再负担自己家里的父母，是不公平的。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篇6：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三

四、人口素质存量测度的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1.24%，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8.57%，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结合人均GNP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个构成指标中有2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 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峥蒲г荷缁嵫??斫鹕??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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