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生的中国艺术课

美国学生的中国艺术课（精选七篇）

美国学生的中国艺术课 篇1

You see, you remember;看, 能记住;

You do, you learn.做, 才能学会。

“动手做 (Hands-on) ”科学教育起源于美国, 强调以亲自动手的方式进行科学探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它不仅能培养学生学习的方式和态度, 也能培养他们对待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将“动手做”的科学理念引入中文课堂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中国书画与西方的油画差别很大, 美国学生对中国的笔墨纸砚很感兴趣。我给学生安排了三次自己动手写写画画的课程。

一、熊猫吃竹子。首先引入话题, 播放视频, 让学生了解可爱的大熊猫的生活习性。然后分发笔墨纸砚, 让学生跟着我一步一步画出这幅图。最后画个人印章签名。

二、吹画。美国孩子爱画画。于是我要求学生吹春天的植物:树、花朵、灌木。吹画是用嘴或其他工具把滴在纸上的墨汁吹散开来, 显现出千姿百态的图案而组成一幅画的美术形式。这种作画方式, 操作方便、气氛轻松, 画面变化无穷, 符合孩子们好奇、好动的心理特点。从作画的过程来说, 画面不断变化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孩子不断想象、创作的过程。在不断联想构思的过程中, 孩子的手、眼、脑协调运动, 思维发散越来越流畅, 想象越来越丰富。学“吹画”不但能发挥孩子的想象力, 还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性。

三、书法。我和学校的社会学老师一起教授了中国书法。课后她把学生制作的汉字书法卡片通通挂在了学校二楼大厅的展板上, 使全校师生都可以学习欣赏。

中国剪纸艺术是中国文化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课程的深入, 我开始通过传授剪纸技艺帮助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比如, 听着小提琴曲《梁祝》, 向他们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 然后教他们剪蝴蝶。动手剪纸时, 再帮助学生认识“蝴蝶”这两个汉字。感恩节来临时, 我又设计了火鸡剪纸, 然后让学生写上汉字, 做成独特的感恩节贺卡, 感谢他们的爸爸、妈妈、老师和好友。圣诞节到了, 我则和孩子们一起剪雪花, 贴在窗子上, 成为教室的又一道风景。

四、中国功夫。美国人素来对出神入化的中国功夫情有独钟。为了满足精力充沛又好奇心强的初中生的需要, 我每周五都要抽出半节课的时间来教他们打太极, 经过不懈努力, 他们的太极打得很有样了。

艺术留学之美国院校录取学生标准 篇2

创艺典艺术留学作品集指导Ariel指出，美国的艺术教育比价注重应用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这跟国内的艺术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的艺术专业比较齐全，学校会在学习中提供很多实习的机会，使学生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

艺术留学：美国院校录取学生的标准

1、专业的基本功：美国的艺术院校一般要求学生申请时是要有美术基础的，有的院校还需要学生提供学习成绩单。专业基础良好的学生能获得更大的录取机会。

2、英语基础良好：申请美国艺术留学是需要提供托福成绩的，对于英语的学习大家也不要放松。有的院校还对GRE有要求，可见语言在申请美国院校时还占用一定的地位。

3、优秀的作品集：与其他专业不同的是，艺术留学还需要提供作品集，美国艺术院校看重学生的艺术天赋和创新精神，同学们的作品集一定要独具创意、构思新颖，这样的作品才能够赢得名校的青睐。

一对美国夫妇的中国艺术收藏 篇3

卢贝尔夫妇的艺术收藏事业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他们的私人收藏——卢贝尔家族收藏（Rubell Family Collection）在1964年成立，如今已有52年的历史。他们老俩口的艺术收藏是和他们的婚姻一起开始的。这个艺术收藏成立于纽约，这对夫妇在图书馆认识，然后结婚，二人都十分热爱现当代艺术，于是他们决定将一个当代艺术作品作为自己的新婚礼物。在1964年，卢贝尔夫妇购买了收藏的第一件艺术品——杰夫·昆斯的一件小雕塑；如今昆斯也已经成为了美国身价最高的当代艺术家之一。而卢贝尔也因为52年来不断的收藏和发展，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当代艺术收藏之一。

这种有钱人的奢华爱好还能赋予一定价值的社会教育意义，他们收藏艺术、讨论艺术、传播艺术、参与艺术。这一家子人靠着祖辈传承的酒店生意，继承了坚强的经济支柱，而骨子里却实实在在地过着令人羡慕的艺术人生。

作为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Art Basel）的姊妹展，迈阿密巴塞尔艺术节在每年12月都会把整个美国当代艺术的热情点燃。和纽约的弗瑞兹（Frieze）艺术展，巴黎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FIAC）齐名，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是目前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现当代艺术博览会之一。

每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当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寒冬之时，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却依旧春暖如春，阳光洒满白色的沙滩。在巴塞尔的聚会中，这里夜夜笙歌，充满了时尚派对，全世界的有钱人和艺术家都会在这个星期里汇聚至此。一年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时刻能跟十二月初的迈阿密媲美，走在Wynwood艺术街区，一不小心都有可能踩中一位艺术大师的脚。但与其他商业画廊相比，卢贝尔美术馆总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的冷艳，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职业经理人和艺术收藏家慕名而来，在惊叹他们的品味与展品的同时却找不到一本印有标价的画册。是的，卢贝尔夫妇的艺术收藏不为投资与增值，他们的艺术收藏馆只展示不售卖。

卢贝尔艺术收藏作为迈阿密模式的先驱，它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对夫妻的艺术眼光。在这个私人收藏的运作上，身为家族收藏创始人的老夫妇二人并不直接负责博物馆和基金会的运营，而是把它们交给专业的团队负责。夫妇二人的生活和工作就是满世界看艺术，然后把自己喜欢的作品买回来。他们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纯粹的收藏家和当代艺术推动者，主要的任务就是在繁华丛中选择艺术作品。他们更喜欢以收藏家的状态去工作和生活，并且，卢贝尔夫妇坚持收藏全凭个人眼光——他们认为作为职业藏家，一个独到的眼光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是别人无法偷走的。因此，这对夫妻的日常生活就是周游世界，参加各种艺术节、美术展、博览会，寻访当地的艺术家工作室和艺术机构。看得多，自然也就有了自己的好恶和品味，所以在艺术教育上，他们也是鼓励大众在大量的审美活动中培养出自己的品味和私人的想法。

可以说，很多现在一线的艺术家在他们还没有大红大紫的时候，就被这对夫妻发现，收藏了他们的作品，并且建立了几十年的私人友情，例如著名的涂鸦艺术家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就可以说是被这对夫妇发掘出的，所以卢贝尔在这些个艺术家作品上的收藏很多时候甚至可以拿来跟国家型美术馆来媲美。同时，除了这些蜚声国际的大艺术家之外，卢贝尔们也会飞到世界各地，去定期参观一些青年艺术家的工作室，遇到他们感兴趣的作品就会收藏，所以卢贝尔每年也会在自己的美术馆推出一批最前沿的、最新鲜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给美国当代艺术市场带来一些鲜活的血液。

在2013年的巴塞尔艺术节上，当整个迈阿密都在用色彩、激情、实验来宣传和展示美国本土艺术家时，卢贝尔收藏却开启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艺术展——《中华28人》，展示了28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参展艺术家里的很多人都非常年轻，最年轻的艺术家何翔宇出生于1986年；并且有超过一半的艺术家是第一次在北美地区亮相。这种展览，放到迈阿密巴塞尔这样国际规模的舞台上展示，对于卢贝尔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冒险，而对于巴塞尔的观众来说又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惊喜，而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无疑是一次绝佳的推广和宣传。

《中华28人》中所展示的藏品是卢贝尔收藏于2001至2012年间六次来中国考察的成果。在这十几年间，这对年龄加起来已经超过150岁的老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杰森·卢贝尔走访了位于北京，成都，广州，杭州，香港，西安和上海的一百多间艺术工作室，最后收藏了28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绘画，摄影，雕塑和视频装置。除了精心策划的展览和专业的语音解读之外，卢贝尔还为这个群展出版了图文并茂的，中英文双语的展览画册。该画册就长达256页，包含了每一位参展艺术家自己写下来的创作文字。

二

1954年出生于北京的艺术家朱金石成为了这次群展中最年长的一位。他的大型装置作品——《船》被放在了最首要的位置。

人们一进到展厅就可以看到这个素净的、隧道一般的巨大装置。

在这件作品中，超过9000张宣纸被整齐有序地排列开来，分别按照艺术家设计好的形态被置放在了细长的竹棍上；而这些竹棍由棉线连接着，从天花板悬挂而下，让这些纸张在立体空间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圆形通道。

在这个重新建构的空间里，宣纸成为了作品的主角，而此刻它们发挥的不是传统的书画功能，而是用其真实的物理存在，和观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九千张宣纸每一张都被朱金石和他的助手处理过——折叠、扭紧、再展开，给每一张空白的宣纸制造纹路和体积。这个装置作品的组建过程花费了艺术家团队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试想这一手工处理的过程和近万张的庞大数量，不难发现朱金石对于集体劳动的隐喻——尤其是这些带有冥想性质的、细致而微妙的手工劳动。这些纸张本身并没有任何痕迹，没有任何文字和图案，但它们都包含了一种深远的事物本质，每一条折后的细纹都诉说着它们自己身上残留的故事。透过近距离地观察，尤其是走进这个装置的内部，来往参观的人们都能觉察到这些手工劳作的痕迹，体会到这种由无形的本质产生的体积和统一。《船》这个装置作品本身也如同一架航行于大海之上的船，满载着中国文化的货物，穿越了时间和空间来到异域。各种语言和文化的游人走在这条由宣纸做成的走廊中，会感到自己是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

就材料本身来看，《船》取材于轻如蝉翼、看似无形的宣纸，但在手工改造和造型重组下，它却聚集出了令人动容的厚重感。同时，这种重新组合所产生的重量、质感又与其稳定的格局间展现了一种飘忽不定、不断流动的东西——时间。

朱金石在《船》这件作品里真诚地反映出了自己对于时间这一概念的思考。这件作品的制作和组装都耗费时间，而形式感上却安静地诉说了这种时间折损的美感，作品在气质和体积上也制造出了视觉和体验的壮观景象，让人们在这件作品里久久地驻足，思考，拍照，冥想。一方面，《船》诉说了东方文明和中国传统的悠久历史，也在另一方面体现了时间流逝的本质。这套大型装置所使用的传统材料，如宣纸，棉线，竹竿，都和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具备了东方文明的智慧和美感；而它们在数量的聚集上也体现出这种从量变走向质变的特色，这也是艺术家朱金石创作的一贯风格。

三

卢贝尔夫妇显然是肯定了朱金石的这种创作语言。跨越文化、语言、信仰的差异和隔膜，朱金石的艺术作品用材料和体积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在视觉上发出沉重而有力的声音。在卢贝尔美术馆的一楼大厅，就在《船》的隔壁，由三张巨幅油画构成的《权力与江山》则展现了朱金石对于油画媒介创作的极致。

在这套作品中，朱金石展现了中国绘画传统技艺和所谓的西方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结合；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于这两种手法之局限性的理解。

朱金石创作油画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期间，许多在西方世界盛行，甚至是被使用过度的表现派艺术手法，在中国是不被推崇的。因此朱金石的油画探索不仅是一种对主流意识的反抗，也是他私人创作的欲望表达。通常，在朱金石的画布背面都有一些日记式的批注，这套作品也是如此。这些批注记载了创作进展的各宗年份，体现了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想法和对艺术的思考；有的还描述了艺术家与朋友、或其他艺术家之间的互动，甚至还透露了他对于未来创作的计划。文字和语言在朱金石的艺术中至关重要，汉语文字在他的绘画艺术中密不可分——他们都源自于图像表达的起点，展现出书画同文的传统艺术精神。

同时，除了文字与绘画的相互包容，这套油画的体积和存在也打动了卢贝尔夫妇，也打动了前来参观的很多人。在这套作品中，每一块油画都重达360公斤，而画布的笔直坠落加重了这套竖形油画那令人震惊的立体感。

朱金石在这套油画的创作中用整罐，甚至是整桶的颜料直接倾倒在画布之上。由于这些大量材料的运用，这套油画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雕塑感。在竖形笔直的创作过程中，颜料被泥刀或是铁锹涂抹在画布上，直到它们的表面已不能承受重力的拉扯而逐渐掉落。这些模拟重劳动力的行为在颜料的存在的形态上也可以看出。在作画的过程里，未干的颜料会因为太重而滑出画布，有的甚至会坍塌在地板上形成新的一堆。朱金石就会跟泥瓦匠一样，把这些颜料再次涂抹到竖起的油画中，在厚重的画面上再添一层。

显然，这种创作油画的方式是特别的，是有抗争意义的。朱金石明知这种油画材料的特性，而依然用粗野的方式建筑一种景象，而并非在细枝末节精雕细琢。而这些倔强的画作也如它的创作者一样，不肯放弃自己的运动和生命。《权力与江山》的生命已经超出了艺术家工作室创作的范畴——这些大量颜料的物理本质让这套作品不可抗拒地受到永恒重力的影响。作品中，有些油料的表层已经干燥，但其内部的颜料可能在几年中都不会干透，这样的状态使得这三幅油画伴随着时间产生了龟裂、出油，并持续向下移动的现象，这使得作品在材料表面出现了缓慢的下陷。从这点看来，《权力与江山》既在自我繁衍，同时也在自我毁灭。作品的生命超越了朱金石的创作过程，并伴随着时间挑战着自身的存活能力。

显然，卢贝尔夫妇很欣赏朱金石在他的创作中对于这种矛盾的生命力的展示。一件艺术品的永恒生命力就是在于自我挑战，切不断激发人们新的思考。而朱金石就善于使用大规模材料让作品本身在巨大体积和物理存在上获得新的生命。《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而《权力与江山》更是在积少成多的创作理念上展现了一些艺术家对于生活现实的思考。

对于这样一套尺寸惊人，运用庞大材料的油画来说，其创作成本是十分可怕的；但是，朱金石的创作方法却加大了这种创作的不稳定性，使得这种油画的最终效果很难把握。这样的过剩材料与风险结构的妥协并置似乎正好隐喻着经济快速发展下的中国艺术市场。而同时，作品本身也暴露了艺术媒介的缺陷和不足，尤其是这般壮观的形式和数量将它推向了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之中，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对于中国这个背负沉重历史、但飞速发展的国家未来的一种隐喻。

四

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不仅是一个全球瞩目的政治经济问题，在艺术领域里也是一个不容小视的现象。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被拍出了天价，中国知名艺术家开始参与到世界性的政治话题活动中去，私人收藏和私人美术馆的数量在内地不断攀升。西方世界必须承认，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当代艺术家也终将在国际语境里获得一部分话语权。

在卢贝尔夫妇的私人兴趣和个人眼光背后，不乏也有这方面的全球化的战略思考。在一个火热的美国艺术市场里，也有必要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看看世界其他国家艺术家生存和思考的状态。

《中华28人》的展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群展虽不能说是包罗万象，但所展示的艺术媒介跨越了多个领域，从绘画、摄影、装置、雕塑、文字到视频艺术，展现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艺术家身份认同感，时代的革命与怀旧，艺术市场的自我批评等多个内容。私人的、传统的、个体的存在状态与这些中国艺术家的创作形式是相互影响的，不可分割的。而在超越语言环境的展示上，卢贝尔夫妇也善于发现那些借用过去表达当下，利用陈旧事物去创造新观念的作品。

这次展览中，邱志杰的一套竹质材料装置作品，《我曾今七十二变》就体现了这种旧物换新颜的想法。曾经，手工竹条编制的小工具和器皿充满了普通中国百姓的生活角落，而这些物件就成为了这件装置作品的主角。它们有的用来演奏音乐，有的用来盛放食物，有的用来打扫清洁，有的用来储存物品。但是，在邱志杰的改造之下，现在的它们都融为了一体，被编织到了一张巨大的竹席上。这些十分怀旧的家庭小物件摇身一变，成为了白色展厅里的艺术品——现在的它们除了体现符号性的指示意义之外，再也没有了任何使用价值。它们看上去就像是从水面刚刚浮出，又像是即将沉没，形成了一种永恒的流动和重复之态。

而在整个《中华28人》里也可以看出一种永远的流动，与一边生长又一边毁灭的存在态度：一边展示了艾未未的清代改制家具，另一边又有何翔宇把艾未未的形象放倒在地；一方面有刘衛把拆迁户的废料门窗做成了纪念碑，一方面又有徐震把制作好的白色石膏雕像砸碎。变革与怀旧并存，一路高歌，一路自嘲，卢贝尔老夫妇倒是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美国大学生视野中的中国教育 篇4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具体说是结构性访谈法。笔者于2010-2011学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ISU),选取了40名在校学生进行访谈。

本次访谈的抽样方法是滚雪球抽样法(snowballsampling)。由于伊 利诺伊州 立大学总体 的学生名册难以获取,故笔者首先在其任课的班级内选取3名较为熟识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并经这3名学生的帮助和推荐一步步地扩大样本范围,最终,笔者获取了共计40名校内学生作为访谈样本。为获取更具综观性的信息,笔者以美国学生视域中的中国教育总体印象为考察核心,借鉴赛德曼访谈模型[1]对样本中的25位学生进行了第二次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30~40分钟不等 ,累计访谈 人次达到65次 ,观察和访 谈内容涵盖美国学生对于中国教育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描述。这样的深度访谈,能够在资料的分析过程中发展出有效的分类体系[2],使研究的信度和 效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

在资料的分析过程中,本研究借鉴了扎根理论中斯特劳斯和考宾[3]的编码方法,即对问卷及访谈资料中的词句、段落进行语义划分,通过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完成概括和归纳。

首先,使用开放编码界定文本资料中所发现的概念、属性和类别,如“政府参与”(“中国政府很普遍地参与到教育过程中”“中国想要快速建成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所以重视教育”),“家长重视”(“家长想要有面子,即使牺牲他们自己也要让孩子取得更高的教育成就”“家长对教育的重视是代代相传的”),“强调纪律”(“中美教育的最大差异是中国教育非常有秩序”,“中国学生更有纪律性,他们喜欢排列整齐的教室”)。这一阶段的编码任务在于尽可能地从原始资料中提炼出有意义的概念类别。其次,在完成开放编码的基础上,将资料重新进行类型学并轨,进行主轴编码,从而整理出具有内在逻辑的,同时也更为抽象的资料。如我们将“政府参与”“教育制度”“不平等现状”等开放编码贯穿起来,以“美国学生视域中的中国教育总体特征”作为主轴编码的类别标签。再如,我们将“教师权威”“纪律强调”“家长重视”等归为一个类别,并以“美国学生视域中的中国教育明显特征”作为主轴编码(见图1)。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使用的这种非随机抽样方法所得到的样本群体是借助受访者自身的社会关系而逐渐得到的, 这些受访者可能具有一些共同特质,或者来自某一特定的“内群体”。有些值得研究的、具有鲜明特性的个体会因此未能被纳入在样本范围内。这种样本的选取方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的偏误。

二、研究结果

(一)美国大学生视域中的中国教育总体特征

1. 教育领域的政府角色。 在本次调查中,美国大学生对中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表示赞叹:

“中国政府重 视教育 ,并在教育过程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政府想要在现代化道路上保持高速前进,想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给学生施加压力,让他们早日成为栋梁之才(productive citizens)报效祖国。”(J-51)

不论是在政界领导人的演讲中,还是在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宣传手册里,亦或是在电视台滚动播放的公益广告中都有大量教育元素渗入。这些皆可佐证教育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中国政府在教育的安排与定制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相对地,受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教育更多地表征出微观和个人实用主义倾向———美国教育旨在帮助孩子们做更好的自己,引导他们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美国学生认为:

“美国的教育想要帮助孩子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似乎不关心政府想要什么。”(J-22)

一些社会学专业的美国学生试图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解释中国教育中的这种权力渗透:

“葛兰西的理论可以从某些方面解答为什么中国政府强势地参与着教育的安排与定制,为什么在中国教育更容易显示出社会本位和功利化的特征。”(S11)

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是一种隐蔽的统治运作方式,政治权利的维护不仅需要马克思意涵下的以政治为基础的“强制”力量,还需要其他从属阶级的以同意为基础的对称性“顺从”———而正是教育在国家制度的维护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助作用。这一观点亦在结构主义代表帕森斯的教育理论中得到回应。帕森斯曾指出,教育不仅帮助社会维持着一个同属于社会成员的共同文化, 还充当着社会化媒介[4]。具体来讲,社会首先借助于教育发展社会成员对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将个体从“自然人”培养为“社会人”,再通过其对社会的反哺,进一步维持和推进社会的整体统合。

中国政府将教育看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并将教育视为“民族振兴的基石”2。一方面,政府和社会确定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学生的发展也在广泛意义上遵从社会的需要并“报效祖国”。在这样的理念灌输之下,每一个学生,不论年龄大小,似乎都肩负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使命,“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3

2. 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在本次调查中,中国教育中的一些制度特点引发了美国学生的热议。当代中国教育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学阶段的教育、高级中学阶段的教育、高等教育等多个阶段。其中,中国人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让调查中的美国学生印象深刻:

“中国学前教育从三岁起始直到年满六岁入学为止,长达三年,这一点让我们美国学生汗颜,在美国,学生从四岁开始只能够享受两年左右的幼儿园生活,而且实际上还有很多人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学前教育。”(S*-30)

《2013中国统计 年鉴》的统 计数据表 明 ,2012年我国小学总招人数中有95.5%的学生接受过学前教育[5]。在为期三年的学前教育中,中国学生可以完成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及社会规范的学习,并识记简单的汉字、数字,学会基础的造句和数学计算。幼儿时期是人格培养的重要阶段,因此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可以尽早接受系统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相比而言,尽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已开展普及学前教育运动,旨在为儿童提供免费而非强制性的学前教育,但截止到2013年,美国3-5岁儿童入园率仅达64%[6], 本研究受访的40名学生中仅有20名同学系统地接受过公办或民办的学前教育,因而幼儿园仍不能被称为是美国人的集体记忆。对此,有美国学生表示中国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超乎他们的预想:

“在这方面,中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中国之所以非常重视在这一时段内的教育,是因为这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一时段被我们忽视,那么很可能我们在随后的教育过程中即使花费很大气力都难以真正弥补。”(S*-33)

“美国需要 尽早认识 到 ,对学前教育的 足够重视可以更好地培养社会公民。”(F-37)

3. 严格的教育选拔制度。在当代中国九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主要接受包括数学、语文、外语(通常为英语)及其他基础学科在内的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最后一学年,学生将面临初中学业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简称中考)。此后,学生将被第一次分流。一般而言,成绩达到高级中学录取分数的学生可以升入高级中学, 继续接受为期三年的学术教育;而那些成绩未达到高级中学录取分数,或者由于个人意愿和家庭原因放弃进入高级中学机会的学生,可以升入中等专业学校或职业中学学习专业技能。类似地,在高级中学的最后一学年,学生将迎来被视为整个教育阶段中最重要的考试———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简称高考)。通过高考,学生会被再一次分流,那些成绩达到大学录取分数的学生可升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而成绩未达到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的或进入高等职业学校,或进入大学专科,接受偏重于技术技能的人才培养形式。

可以看出,在以上两次分流的过程中,不够分数就不能升学的硬性制度使得作为受教育主体的学生丧失了主动权。要说学生能够发挥的主动性,也只有倍加努力地学习以达到学校的录取标准。面临这种制度现状,加上受老师、家长和媒体宣传等多方面的影响,考取大学是绝大部分中国学生眼中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为取得大学录取的一纸通知书,他们必须不断消化和巩固老师讲授的知识, 通过周考、月考、季考、期中考、期末考等一系列模拟考试测验的反复锤炼,才有可能在最终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本次调查中,有美国学生在了解到中国教育严苛的选拔状态后感慨中国学生承载了太大的教育压力:

“中国学生要参加 太多考试了 ,真难以想 象他们每天的心情是怎样的。”(F-1)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只有通过特定考试才有资格接受下一阶段的教育,难道一纸考试就可以评判一个学生的全部能力吗? ”(F-29)

美国学生认为,严格的教育制度的形成与中国政府所尊崇的政治信仰有着直接关系。由于中国教育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深远,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蕴含着强大的进化与演绎思想[7]。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人习惯以“进阶”的形式,逐层递进地走向既定目标,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一种权力渗透与接纳的模式。中国教育受国家政策和政治信仰的影响, 表征出明显的社会本位特征,认为只有当集体利益实现最大化的时候,处于集体内部的个人才能实现其个人利益,具有较强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国家在保障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义务教育的基础之上,采用较为严格的教育制度,来逐层逐次地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以保障国家和社会有足够的优秀人才储备作为前进动力。而在这样的筛选过程中,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牺牲。在这里,我们并非否认升学考试存在的合理性,但升学考试并不应作为一种制度性关卡去充当剥夺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工具。

“中国的教育体制给学生带来了过大教育压力,频繁的测验和严格的升学考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教育质量,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能算作是中国教育系统的优点。在美国,升学考试的成绩仅占到总成绩的一小部分比重,并且这样的升学考试每年会有很多次,如果愿意的话,学生可以多次参加直到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为止。”(S-16)

美国学生倾向于认为中国教育的道路更多地呈现出一元结构, 而在美国则没有这样的强制性限制,学生总是有主动选择的机会。此外,绝大多数学生并不认同频繁的考试可以被列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优点,不过亦有个别美国学生认为, 这种制度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的条件下, 从系统层面保障了教育质量,从宏观层面缓解了国家的教育压力。

4. 教育中的不平等现状。

“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现象植根于教育的每一个角落。来自偏远乡村的学生只有很有限的学习条件,他们要想上城市里的学校要花费比城市学生更多的钱。”(S-8)

正如上述美国学生所认识到的那样,受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状态的影响,中国教育在资金投入、师资力量、入学体制等方面存在着不平等现实, 导致城乡学校基础教育设施建设中存有巨大差异。《2013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乡村小学的数量约占全国小学总数的68%, 其数量之多已 达城镇小 学的2.1倍 , 但教育经 费仅为37,975,040万元 , 约占国家 小学教育 经费总数 的63%;类似地,乡村初中数量占到全国总数的36%,而教育经费仅为22,879,621万元,占国家初中教育经费的34%[5]。资金来源的匮缺和政府扶持的缺乏等原因使得乡村教育在教学手段、教学设备、教师资源、教育理念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城市教育。就目前而言,中国政府并没有针对上述问题开出制度性良方。美国学生表示:

“来自中国乡村的学生要想获得和城市学生一样的学习条件,则往往大费周章,需要凭靠其自身的社会资本和人际网络,花费比城市学生更多的代价才能进入城市的学校。”(S*-10)

不仅如此,绝大部分地域中的学校均暗含着重点与普通的差异。那些升学率优秀,并在师资力量、学生生源、教学软硬件设备等方面都有优势的学校受到家长追捧。此外,学校内部更是有普通班和重点班的潜在分化。只有被认为拥有最大升学希望的、在历次模拟考试中成绩佼佼者才能有机会被编入重点班。此类班级的优越性和“特权”在诸多方面均可体现,如在教师配备上, 重点班享有该学校最优秀的师资配备,而普通班的任课教师往往是资历较浅的年轻教师;在课程安排上,重点班的教学难度和强度都与普通班有所不同,一般课程进度会超前。在有些学校,为保障重点班级学生拥有安静的学习环境,重点班甚至会独享一隅,而不与其他普通班级同处一栋教学楼。

再者,即使在班级内部也存在着教育不平等的现象。一般而言,教师更倾向于培养成绩优秀的学生,这一心理倾向外化于行动则表现为教师对所谓优秀学生的上课提问频率、讲解耐心程度都大于其他学生,有的教师甚至会自愿地为优秀学生进行课后辅导。与此同时,少数中国老师对成绩不好或不守纪律的学生会产生较为极端的歧视心理,甚至会消极地安排他们坐在班级的角落里,而把他喜欢的人放在前三排或者讲台的中央视域范围内。有美国学生发问道:

“这些孩子还在成长阶段 ,有些孩子 的成绩靠后或许是因为还没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或许是因为没有受到老师足够的重视,重点普通学校和快慢班的区分让我想起了20世纪的美国由不同种族而引起的充满歧视的区隔,这样真的合理吗? ”(S*-17)

(二)美国大学生视域中的中国教育明显特征

1. 教师的权 威。中国 尊师重教的传 统与美国 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的强烈反差,被本次调查中的美国学生认为是中美教育最鲜明的对比:

“中美教育的最大差异是中国教育和教育者受到非常高的尊重,相比之下美国人对于他们的态度显得更随意些。美国虽然有着成熟的教育体系,但如果美国人也可以像中国人那样重视教育、敬重教师,那美国的教育一定会更强。我们应当谦虚地学习中国教育的这一长处。”(J-23)

中国人对师道尊严有着特殊的执念, 在现代社会,中国教育虽已鲜见古时“上尊下卑”的极端型师生关系,但师生的权利天平不曾平衡。受儒学仁礼精神的持续影响,当代中国教师仍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为正面的社会形象, 大部分中国人依旧对“师”与“生”的社会角色有着中国特色的定位,也仍然秉承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尊重师长的礼仪与形式。

在常见的传统式中国课堂上,教师是绝对的权威者,特别是在中小学课堂上,教师的权威地位尤为凸显,授课内容、教学方法、课堂进度都由教师一人全盘操控。传统的课堂互动往往也仅限于单向互动,即由教师提问、学生作答,教师常以此来检测学生对课堂内容的理解程度。教师主动与学生探讨、商定授课方案的情况很少发生。此外,学生的课堂行为准则与规范礼仪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巩固着教师的权威地位,教师有权利对学生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责罚。相比之下,在美国,教师职业与其他任何职业并无二致,师生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亦师亦友来形容,有时候甚至还有点“没大没小”的意味。一般而言,教师会与学生共同制定学习方案,以确保课堂中学生的兴趣度和参与度,课堂互动往往是双向的,除去教师对学生的提问之外,学生亦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发问,班级内部的座位安排也可以根据教师或学生的需要而随时改变:

“我们很喜欢把桌椅重新排列成不同的形状,这样教室也显得充满活力,排成大圆形时老师可以坐在中间讲课, 排成几个小圆形时进行小组讨论很方便……总之我们 很享受重新 排列教室桌椅 的乐趣。”(F-9)

美国学生在访谈过程中反复谈到美国人应当向中国人学习尊重教育和教师这种非常可贵的精神。而习惯了自由式课堂的他们亦认为,中国教育的课堂授课环节仍然有很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2. 对纪律的 强调。中 国的班级 容量较大已是 既成事实。教育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2012年,中国普通初中平均每个班级约容纳50人[5]。另有调查表明,2012年某些三线城市中的重点小学、初 中的班级 容量仍然居高不下,平均可以达到80人以上[8]。美国学生认为,庞大的班级容量势必会导致学生问题的复杂化,教师无法时时兼顾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况,亦没有足够的精力针对每一个学生进行个性化的、一对一的指导,而学生受到的关注越小,其学习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然而,上述美国学生的顾虑在中国自有一套解释体系。在国人都熟稔的本土化语境中,学生一旦懂得纪律的重要性,冲突和矛盾自然会减少,因而保障学生接受良好教育的首要方式就是培养学生严格的纪律感。

“中国教育对学生的纪律要求是深入骨髓的,学生也因此习惯于排列整齐的教室,时刻提醒自己遵循着冗长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行为准则。而美国学生则更喜欢灵活的布置教室, 而不喜欢规则的结构化系统。虽然中国学生在很多方面比美国强,但我认为美国教育由于更重视培养创新性,所以可以培养出更为全面的学生(well-rounded students)。”(J-14)

中国学校排列整齐的教室、明确的规章制度、严格的学生行为准则等种种限定无一不彰显着明确的纪律性。而当纪律普遍为人接受后,中国教育似乎异化成为一种服从教育。每一位教师都希望他的授课过程是安静的、不被打断的。在美国学生看来,比起学生本身,有些中国教师似乎更为关注学生的纪律。

相比于中国教育的系统化, 受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模式的影响 , 美国学生则 享受着更 为自由化的教育[9]———学生可以向老师申 请改变教 室的桌椅放置,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和行为标准,教师欢迎学生在授课过程中随时发问,也会在其讲授的课程范围内,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个性来不断调整自己的授课方式。尽管教师很少对纪律和规则做特殊强调, 学生仍然可在轻松的教学环境中获取丰富的知识。并且在这样拥有较大自由度的环境中,学生的想象力可以自由地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3. 家长的期望。 除了来自教师一方的压力,中国学生也常常面对来自家长的压力。中国家庭以孩子为中心议题,就连家长对子女的日常鼓励也往往跟学习和考试挂钩……种种细节,足见家长对学生课业表现的重视程度。很多家长就算牺牲自己的物质或精神利益也在所不惜,竭力保障子女学习条件。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强烈心愿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便转化成了施以子女的压力,这样的软性控制也构筑了服从教育的多重模式。

而学生在学习方面的综合表现也被多数中国家长用来评定其目前发展水平、预测其未来成就。若一个孩子自觉学习、在学校成绩优秀并频繁受到教师表扬,家长会喜不自胜,觉得孩子长大一定“有出息”;而若一个孩子成绩平平却淘气贪玩,家长一方面会通过雇家教、上辅导班等方式来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在心急之余,则难免有些懊恼孩子“不成气”。

美国大学生对这一现状有着较为深刻的体察:

“中国将教育 看作是进身 之阶 (stepping stone)。由于只有一部分优秀的学生才能够接受大学教育,所以家长竭尽所能保障其孩子的学习条件。他们的逻辑是孩子在小时候学习多用功一点,以后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一点,不受教育就会被整个社会所歧视。”(S-3)

“(中国家长)认为文化程度越高就越能找到好的工作,这会让孩子成为社会上更受人尊重的人。”(J27)

事实上,处于学龄阶段的学生在思想方面尚未成熟,仅凭其在学校里的表现就推断其未来成就难免显得过于武断和片面。在美国学生看来,中国家长的这一独特逻辑也从侧面反映出, 教育之于中国家庭,既是一种目的,更是一种手段。换句话说,中国家长的潜意识里一定接受着这样一层逻辑关联, 即认为成功———作为经济 地位与社 会地位提 升的共同 结果———势必与受教育程度紧密相连。学界关于教育对社会阶层攀升的助推作用的论证已屡见不鲜———一个人文化程度越高,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获得也越高,也越能保持这一地位。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 加之高校扩招等政策影响,曾经一度囿于社会中上层的教育之门向全体社会成员敞开,大学生的形象逐渐从“天之骄子”的神坛走下来,尽管如此,足够的教育水准仍然被视为成功的重要基石。

三、总结与探讨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受限于个人的成长背景和专业水准,本次调查的受访者或许无法做到完全价值中立,然而研究美国学生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可以让我们借助“局外人”的角度来审视和评判当代中国教育。通过对美国学生的研究和讨论析取出中国教育的几个关键特征。

首先,美国学生对于政府在教育定制过程中的权利渗透进行了充分讨论。认为中国教育虽然受到政府的极大重视,但却被涂上功利化色彩,教育目标呈现出培养“工作人”而非“社会人”的态势。其次,美国学生非常赞赏中国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而又对严苛的教育选拔制度带给中国学生的过大压力表示担忧,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尽快从制度上做出调整,改变教育不平等现状, 让每一位社会公民都拥有进入大学的机会。再次,美国学生十分欣赏中国人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认为中国国民对于文化、教育的崇尚和教师的尊重都表现出他们对于教育的极大重视,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将这一特质看作中国教育最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最后,由班级容量过大而引起的对纪律的过分强调,及应试教育对想象力的钳制,都被美国学生视为中国教育之问题所在。

中国留学生与“美国叔叔”的故事 篇5

在长堤―青岛友好城市协会里，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小姐操一口流利的英文，为会务设计邀请函，打印中英文件，她就是来自中国成都的张露小姐。

张露是长堤―青岛友好城市协会理事Jon Quimm的助理，在协会内大家都喜欢叫她“外交小天使”。说起张露当上“外交小天使”还有段有趣的故事呢!

大陆旅游 ・ 日本留学现在报名,8月开始面试 ・ 出国留学第一论坛 ・ 专家在线留学咨询 巧遇有缘人

1993年2月，在长堤市开了2家“Papa John’s快餐店”的Jon Quimm偕同太太一起赴中国大陆旅游观光，他俩在四川成都游玩时迷失了路，夫妇俩一时不知“去向”，在马路上急得团团转。正当他俩走投无路时，张露和母亲正巧在路旁发现了这对迷路的`老外，便热情向他俩伸出援手，指点“迷津”。自幼学习英语的张露，当年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年仅16岁。只见她鼓足勇气，直接用英语与Jon Quimm“对话”，终于弄清了他俩旅游线路的“来龙去脉”，母女便陪他俩一路观光，并把他们顺利送回落脚的宾馆。对此，Jon Quimm夫妇十分感激。Jon Quimm与张露闲话家常，聊得非常投缘。他还顺便问了一下她学习的近况，并留下自己美国洛杉矶的通讯地址和电话，诚恳地说：“如果要来美国念书，欢迎你来，只要写信告诉我!”。

对Jon Quimm真诚的相邀，张露的父亲母亲都以为是老美的“客套话”，说说而已，并不太在意。一天，张露给Jon Quimm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问候之意;同时，信中也流露出想赴美留学的想法。不料，三个月后，张露收到一封从美国加州长堤寄来的明信片，是Jon Quimm的亲笔信，邀请张露赴美留学。尽管如此，张露和父母都还有点将信将疑，迟迟不敢轻易“敲定”留学之事。就这样，张露与Jon Quimm飞鸿往来长达一年之久，相互交流学习、工作及生活情况。

“寄养家庭” 张露适应快

一年后Jon Quimm寄来了经济担保书，那年才17岁的张露正式取得赴美留学资格，她第一次乘上飞机，也是第一次跨出国门。张露飞抵美国洛杉矶长堤市，在Jon Quimm家“洋插队”，Jon Quimm的家是中国小留学生张露的“寄养家庭”。张露生活在美国人家庭，学业进步很快。她平时也帮Jon Quimm烧中国菜，打扫清洁卫生，做一些家务事，“一家人”生活很融洽。Jon Quimm是位素食主义者，他们一家都喜欢张露烧的中国菜。有时张露也做中国素菜给他们吃，她做的“什锦素菜”、“麻婆豆腐”、“粉丝汤”、“炒面”、“春卷”等，他们都喜欢吃。唯独有一次，Jon Quimm的一家与张露一起去Monterey Park逛街购物。回到家，张露烧晚饭时炒了一盘苦瓜，想不到什么都吃的一家人却只好求饶，他说：“苦瓜实在太苦，牙差点苦掉了!”。

张露从长堤高中、长堤社区学院毕业，并以全优成绩获得Cornell University的奖学金，攻读机械工程学位，1月获得科学学士学位，7个月后再获工程硕士学位。在校期间，张露还担任亚裔学生会主席。所有这些都是在Jon Quimm栽培与帮助下才得以完成学业。对此，张露从内心十分感恩Jon Quimm的鼎力相助。

张露的勤奋好学和出色的优异成绩，没有让Jon Quimm夫妇失望。她大学毕业之后，又重新“杀回”南加州，在千橡树一家公司任职。她一直与Jon Quimm夫妇保持深厚的友情。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求职纪实 篇6

因为要去华盛顿软件公司面试,我跟教授请了假,虽然他不是很情愿,但还是准了假。每个教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高就,这对他来说也是非常有面子的。

飞到华盛顿后,我在公司预订的旅馆里过了一夜。

软件公司戒备森严

晚上睡觉前和早上起床后我都洗了个澡,主要是怕头发太乱。这个公司与微软公司不同,特别强调求职者要西装革履。我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对着镜子整理了发型,带上行李就出发了。旅馆门口停着一辆小公共汽车,送求职者到公司。司机见到我就直接问:“去微战略公司(华盛顿软件公司的中文直译名)吗?”

到了公司,进入一个很大的接待厅,我向接待人员报上名字后,就在一旁等候。一会儿,人事部门的一个女士带我上楼。上楼前,她用通关卡确认了身份。这个公司真是戒备森严,很像电子游戏里的攻关情景。这位女士带我来到一个会议室,让我把行李暂时放在这里。然后,她带我到另外一个办公室见人事部门的经理,接着又带我到另一个小办公室,让我在这里等候面试官。

集团面试轮番轰炸

到了10点半,一个日本女士走了进来,面试准时开始。她问了我一些脑筋急转弯的题,比如,有一个3×3的点阵,如何一笔画出4段折线经过这9个点。这个问题我高中时就见识过,当然不费吹灰之力。然后,她又问:“有一匹白马和一匹黑马赛跑,白马跑得快,怎样让黑马赢得比赛?”我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把白马涂成黑色,黑马涂成白色。她告诉我:“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想考验一下应聘者的发散思维。”

接着,她又问了一些问题,如“你身边的朋友如何评价你”等等。

11点了,日本女士前脚走,后面来了个印度女士,她比微软的那个印度人和气多了。她给我讲了公司的软件产品,让我指出哪些会占用较多时间,造成瓶颈。我对大规模计算机系统还是比较熟悉的,就告诉她,硬盘和内存的访问会是问题,这得到了她的肯定。最后,她问我有什么问题。一般来说,出于礼貌,不要说“没问题”。我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到这个公司?”她说自己从得克萨斯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因为老公在附近工作,只有这个公司的工作与她所学专业相关,就来这里了。

11点半,印度女士走了,来了个印度男士。他的问题既有技术的,也有人际关系的。接着又来了个白人,说话带有欧洲口音,我猜他是法国人。真奇怪,这家公司前前后后这么多面试官中,竟然没有一个美国本土人!

这位欧洲人问我:“你觉得在程序质量部门工作,什么比较重要?”我回答:“首先,技术很重要,但是,人际关系也要好,大家要互相协助,不能互相找茬、拆台,要和谐。”我的回答他非常满意。其实,我在有关微软面试的一本书中看到过一些讨论:员工既要有能力完成各项任务,又要与同事和谐相处。

美国学生的中国艺术课 篇7

随着近年美国 校园留学生 的数量不断攀升, 越来越多的大学教职员工开 始面临更多非美国本土的学生。他 们意识到, 母语非英语的留学生存在一个问题 , 不熟悉或不适应美国课堂。美国 课堂要求学生 更多参与 课堂讨论 与团队工 作 , 及时寻求教授帮助。另外, 留学生中间也出现抄袭问题。出现该问题的 部分原因源于不同的国家对论文注释 的规范存在不同要求。

丹佛大学国际 学生与学者 服务中心负责 人大 [ 微博 ] 卫 ? 戈夫戴伊 (DavidGowdey) 认为 , 美国大学 在国际化 的道路上表现非常一般, 美国大学的留学生越来越多, 但显然校方还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含意。深层次的含义几乎涉及课程安排、教授方式, 还需要为留学生提供不同类型的帮助。“我认为, 在这些方面, 我们正在迎头赶上。”

在丹佛大学, 大约有二十多名教师员工表示, 校方已着手解决留学生对教学方式的适应问题, 及非英语母语学习者的评分标准的问题。教师开始在课堂采取不同的策略, 鼓励留学生进行讨论、跨文化交流、并调整课外作业。

不过中国学生 的英语语言 水平成为教师员工最频繁提到的问题, 一些教职员工称, 部分留学生英语水平有限, 几乎不能参与课堂讨论。丹佛大学已开始提高招收留学生时的英语语言能力标准, 并对入学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进行再次测试。虽然目前情况已有好转, 但挑战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