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教育思想

孟子教育思想（精选十篇）

孟子教育思想 篇1

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惟士为能。若民, 则无恒产, 因无恒心。苟无恒心, 放辟邪侈, 无不为已。乃陷于罪, 然后从而刑之, 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 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 故民之从之也轻。”如果“制民之产, 仰不足以事父母, 俯不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苦, 凶年不免于死亡”, 这样“惟救死而恐不赡, 奚暇治礼义哉?” (1)

孟子充分认识到物质对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前提作用, 没有“恒产”这一物质基础, 空谈伦理要求, 民众根本不会接受。只有民有“恒产”, 不为生存发愁、奔波, 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闲暇”, 这一闲暇为民众追求精神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社会有分工, 人的才智有高低、认识有先后———教育的可能

战国时期, 社会分工进一步明显。孟子认识到社会分工的现实和必要, 他认为人如果事必躬亲, 不仅难以自给, 而且使人疲于奔命,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者, 如必自为而后用之, 是率天下而路也”。 (2) 只有通过社会分工, 有人分居不同的职业, 各尽所能, 然后相互交换, 社会才能和谐发展。于是有了“劳心者”与“劳力者”, “或劳心, 或劳力,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义也”。 (3) 孟子肯定“劳心者”的作用:“君子居是国也, 其君用之, 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 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 孰大于是?” (4)

孟子认识到, 人的才智有高低、认识有先后。他说:“天之生斯民也, 使先知觉后知, 使先觉觉后觉。” (5) 上天生育人民有先知先觉的, 也有后知后觉的。先知先觉的人有责任去教育后知后觉的人, 使他们也能经由他人的启迪进而产生自觉, 增长智能。“中也养不中, 才也养不才, 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 才也弃不才, 则贤不肖之相去, 其间不能以寸”。 (6) 道德品质很好的人要教育、熏陶那些道德品质不好的人, 有才能的人要教育、熏陶没有才能的人, 所以人们都乐于有贤能的父兄。如果道德品质好的人不去教育熏陶那些道德品质不好的人, 有才能的人鄙弃没有才能的人, 那么贤能的人与不贤能的人之间的距离, 就近得不能用寸来度量了。

孟子关于社会分工的理论, 关于人的认识的理论, 指出了教师工作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肯定了教师的地位。

三、“人性善”———教育的理论

孔子提出了“性相近, 习相远”思想, 看到了后天学习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孟子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人性善”思想, 奠定了其教育的理论基础。

第一, 人性本善, 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 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犹其有四体也。” (7) “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 我故有之也, 弗思耳矣。” (8) “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 (9)

第二, 人都有善性, 都有一样的善性。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耻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 (10) 恻隐、羞耻、辞让、是非四心, 是人与动物区别的基本标志。“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 (11) 意思是说, 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 这一点点就是善性, 一般的人丢弃了它, 君子保存了他。只要是人, 都具有向善的能力, 而且人性是同一的, “故凡同类者, 举相似也, 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 (12) “舜, 人也, 我亦人也” (13) , “尧舜与人同耳。” (14)

第三, 人之善性不是固守不变的, 可得可失。

孟子认为人性善只是一种“端”, “端”即萌芽。外部环境的影响, 可以改变本身的善性, 可以“为恶”。孟子说:“若夫为不善, 非才之罪也。……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故曰, ‘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 不能尽其才者也。” (15) “才”即本质。意思是说, 一些人之所以不善, 并不是由于这些人先天无“善端”, 而是由于他们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丢弃了这些“善端”所致。他特意举了山上的树木和流水来证明, “斧斤之于木也, 旦旦而伐之, 可以为美乎?” (16) 山上本来是树木茂盛, 可是天天有刀斧砍伐, 还可以美吗?水向下流是水的本质, “今夫水博而跃之, 可使过颡;激而行之, 可使在山。” (17) 在外力作用下水可倒流、可上山。人之所以变得不善, 也是因为外力作用的结果。

第四, 只要努力学习, 就能保持善性, 扩充善性。

孟子说:“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 是求有益于得也, 求在我者也。” (18) 就是说, 人之善性, 如果不扩充它, 就会随时泯灭, 如果不断地扩充它, 就会成为圣人。“舜, 人也, 我亦人也”, “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19)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 不过是把人所固有的善端加以扩充而已, 如果凡人也能将固有的善端加以扩充, 也将成为圣人。“舜之居深山之中, 与木石居, 与鹿豕游, 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 见一善行, 若决江河, 沛然莫之能御也。” (20)

孟子怀揣一颗“赤子之心”, 对人充满无限希望, 提出了人性善的学说, 奠定了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本善, 人人都有相同的善性, 为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能性, 提出了平等教育的思想。人性之善, 可得可失, 为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必要性。通过自我追求可以求得善性, 指出了教育的主要途径———自我教育, 内心自省。

四、环境影响人———教育的必要

“富岁, 子弟多赖;凶岁, 子弟多暴, 非天之降才殊也, 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21) 同样的年轻人, 丰收年景, 吃穿不愁, 人就懒惰;灾荒年景, 吃穿困难, 人就强暴。这不是天生的秉性不同, 而是由于环境的变化造成他们的心情不同。

“居移气, 养移体, 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王子宫室、车马、衣服与人同, 而王子若彼者, 其居使之然也。” (22) 意思是, 环境改变人的气度, 奉养改变人的体质。王子也是人的儿子, 王子的住所、车马、衣服多半与别人相同, 为什么显得那样与众不同, 就是因为他所居住的环境使他这样的。

“鲁君之宋, 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 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 居相似也。”鲁国国君到宋国, 在城门下喊开门。看守城门的人说:“这人不是我们宋国的国君, 为什么声调口气像我们的国君呢?” (23) 这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君王的地位环境都相似罢了。

相传孟母三迁、断织教子, 看来孟子和孟母都极为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子的伟大与孟母的伟大分不开。同时孟子也认识到, 人不是环境绝对的被动者, 人的主观努力将起决定作用, 人有能力掌控自己, “舜之居深山之中, 与木石居, 与鹿豕游, 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 见一善行, 若决江河, 沛然莫之能御也。” (24) 舜所处的环境和深山野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 是因为他有如决江河、沛然能御的积极向善的主观努力, 而野人屈服于恶劣环境, 缺乏积极向善的主观努力, 其固有的善性不能加以扩充, “自暴自弃”, 使“善端”遭泯灭, 走上“为不善”的歧途, 最终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格, 不能成为圣人。

孟子关于环境影响的观点, 为教育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指出了教育的又一途径———外在教化。

摘要：孟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 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影响中国几千年。我们认真研究孟子的教育思想, 吸取有用价值, 对于开展新时代的教育尤其是思想道德教育, 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本文对孟子教育思想发生的物质基础和理论理基础、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影响作比较细致的研究, 对于总体把握孟子的教育思想, 对于今天开展素质教育有极大裨益。

关键词：孟子,教育思想,教育的基础

参考文献

孟子二章 孟子思想 篇2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战国中期鲁国邹人。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名)之门人，曾游历于宋、滕、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还曾在齐为卿。晚年退而著书，传世有《孟子》七篇。他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试论孟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篇3

【关键词】孟子 音乐教育 性善论 仁政

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心灵教育，对人具有启美扬善的功用。先秦的音乐教育是以“礼乐教育”为主体的综合素养教育，礼崩乐坏只是形式上的冰散瓦解，其主体思想被孔子所传承，为孟荀所发展。不过，荀子重外在之礼，孟子重内在之仁。孟子以性善为人之本，以仁为人之质，人们在欣赏音乐时的同美同乐为善教和仁政提供了共同的心理基础。因此，孟子认为音乐具有重要的教育和道德价值。接下来，我们将以“性善论”为钥匙，启开孟子的思想大门，对其音乐教育思想管中窥豹。

孟子和“性善论”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由此我们可知孟子传习孔子及其门人之业，他本人也自诩“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接过孔子的基本观点，尤其是仁的思想，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扩充为他的“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不善，水无不下。” （《孟子·告子上》）但这里的善还不是理想的充实之善，而只是“善端”。如果把心比作善的种子，那么所谓端，就是善的萌芽。孟子认为人的善有四端，并且它们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在实际行为中可以观察到的，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其中的“乍见”二字更加凸显了人的本质，“说明在一般情况下，心未受到生理欲望的裹胁，而当体呈露，此乃心自身直接之呈露”。①恻隐之心，是对他人的不幸表现出来的同情心理，即所谓，仁爱精神，它是四端中最根本的；羞恶之心，是对不道德的行为的一种责任心，即义；辞让之心，是一种人际交往能力，即礼；是非之心，是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即智。孟子没有把人的生理欲望看作人的本性，而是把道德性的仁义礼智看作人本性所在，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既然人性之本为“善”，孟子何须再另行立文以阐明教养的重要性呢？这是因为他在肯定人性本善的同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人的生理欲望，孟子曰：“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孟子·告子上》）人有这么多的生理欲望，在选择上会千差万别，不同的行为导致不同的结果，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尽心上》） 所以就需修养，以保存人之质，他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於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日夜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於本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子·告子上》）孟子以物喻人，意在指明“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的道理。只要能保其养，即使在环境的影响下也不会沦为禽兽，“舜之居于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正因为人有仁义礼智的善端，并且加以修养，才不会放任自流，任其所以。

孟子以性善作为人的共同心理基础，说明人人都有受教向善的可能性，他说：“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声也，有同听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这也成为他音乐教育的心理基础。

由仁声到仁政

孟子根据“性善论”演绎出人们有着共同美感基础，“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圣人与我同类者……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孟子·告子上》）所以美的音乐不但可以对善音者起作用，对于普通人来说，同样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尔》）。由于音乐具有以情感人的审美教育作用，以仁义为本的音乐就可以起到“明人伦”教化作用，“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当受教者把外在伦理道德内化为内心的真实情感，再通过相应的音乐体验，达到一种至美境界时，从而“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在这里，孟子将伦理道德完善与礼乐的实施尤其是乐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从而将伦理道德的实现纳入乐教的轨道，寓教于乐，寓理义于情感愉悦的体验中”。②又因四端之心人皆有之，所以通过“仁声”的“善教”就可以推而广之，使音乐的道德教化作用更具普遍意义。

孟子认为“仁声”比“仁言”更能感化人，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感性的音乐比抽象的语言更具教育意义，因为理性的道德饰以感性的艺术形式，才能转化为人的心理需求。事物只有成为人的感性需求时，才能被人们积极接受。强制性的道德说教，在形式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但人们在心理层会形成一股抵抗力，因此道德教化并不能实现其价值。孟子的这一思想强调了教育方式的优质化，因为教育方式同样也是接受方式，不能被积极接受的知识只能是妄论，这对现代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孟子同孔子一样对音乐的内容有所界定，如孔子的“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孟子也持此说：“……孔子曰：‘恶郑声，恐其乱乐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尽心下》）尽管孟子要求的“仁声”须突出道德内容，但从传统“礼乐教育”的综合素养来讲，他所主张的正是“音乐教育中伦理的与审美的、感性的与理性的统一”。③这一点也是符合音乐艺术的内在逻辑的，也是“仁声”、“善教”的理论根据。“仁声”以真情感人，用“仁声”进行“善教”，从而可以使人相亲相爱，并从而“得民心”。即荀子所说的：“故乐在宗庙之中，群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荀子·乐论》）通过“仁声”的情感把上下连接一通，正是实行“仁政”的重要条件。

孟子重视“仁声”的教化作用，从而使“善教”凌驾于“善政”即所谓“仁政”之上。这就点明了孟子的“文教”重于“政教”的观点，也明确了“仁声”优于“仁言”的重要意义。这是之前儒家“礼乐教育”思想中所没有的，可以说是对孔子以来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发扬。

注 释：

①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三联书店，2001：149.

②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47.

③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48.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1960.

[2]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M].中华书局，1982.

[3]李泽厚.美学三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张旭燕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 陕西西安

张伦敦 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专业在读硕士

孟子中庸哲学思想对我国教育的影响 篇4

关键词：孟子,中庸哲学,课程价值比较,启示

一、概述

孟子的中庸哲学是儒家学派文化精髓, 一直以来, 在传统中华经典文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它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理论以及最高伦理道德标准, 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精神诉求。在现如今的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对以孟子中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论进行重新解读, 发掘出它在当代背景和教育现状下的意义, 尤其是发掘它在当代教育中对我们的启示, 使两种教育模式能够互补短长, 从而使其在现代教育中得以发挥其优势作用。但孟子的中庸思想跟碌碌无为思想又不同, 它追求的是一种不过不及、可进可退、不亏不盈、不骄不馁, 在为人处世中寻找平衡的人生智慧。孟子中庸理论主张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万物矛盾对立统一以及多样的包容, 这其中平衡、适度、合律、中正的和谐, 正是其理论的体现。在传统中华经典文化中孟子的中庸思想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它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理论以及最高伦理道德标准, 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精神诉求。

1. 人性化思想。

现代教育体系中一直重点强调的“人性化”理念却始终贯穿其中, 无论从外在的行为规范还是在人性内心的心灵深处, 都在强调着生命的价值和人存在的价值, 强调着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和谐。这也是我们在现代教育理念中所一直追求的。“天人合一”是古代的教育思想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天”是无限宇宙的抽象本体, 也是万事万物价值观的本源。孟子的中庸理论中上至天与人的关系下到人与教育的关系都作出了最精准的阐述“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这三句话, 从根本上清晰地阐述出传统教育哲学的根本脉络。

2. 教育方法。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给统治者培养圣贤之人, 历史上很多有成就的人也都以“圣贤的后继者”自称。所谓圣贤则是指不仅能够克己复礼、独善其身, 还能推己及人、兼济天下。因此, 在教育方面, 传统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气节和操守, 提倡发奋立志与自我节制相结合。孟子中庸讲究修己安人、内圣外王, 自身的修养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服务的, 这种教育的理想目标常常会和社会道德联系在一起, 在古代社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孟子的中庸思想对中国传统的政教关系作出了极为精准的概述, 只有从自身做起, 才能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落到实处, 这也是儒家思想中强烈的道德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体现。我们一直倡导“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 所谓的因材施教就是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情况, 所采取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哲学最早由儒家教育家们提出, 要求老师仔细观察学生的言论和行为, 根据学生的才能高低的不同进行不同的教育方式“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语上也”。孟子非常强调因材施教, 强调教学方式的变化。在他的中庸教育理论来看, 每个人的特点不同、性格不同、天赋也不同, 教学应该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教育者应该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 用引导的方式进行教学, 甚至还可以相互学习, 提升学生“闻一知十”、“举一反三”的思维能力。

3. 学习方式。

在学习方法方面, 儒家一贯主张“学思结合”的教学方式, 孔子强调“学思并重”, 孟子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学习步骤, 更加强化了其中相辅相成的关系。传统的儒家教学目的是为统治者培养治世之才, 因此教授“文、行、忠、义”四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和“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这些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也是提升自身修养, 打造理想人格, 实现内圣外王最高理想的基础。孟子提倡在学习过程中, 要遵循循序渐进、专心致志的学习方法和虚心涵泳、居获持志的学习态度。孟子强调“尽信书不如无书”, “知”和“思”的同时还要“习”与“行”, “知”与“行”的先后、难易虽然难分高下, 但是其相辅相成的关系还是十分重要的。

二、孟子教育思想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1. 孟子中庸思想的关系。

当代教育实践与传统教育理论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统教育注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 而现代教育在实践中则更注重知识的传授, 这是由时代背景、文化倾向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但是无论是观念的传授还是知识的传授, 任何课程的构建都必须由哲学价值论的引领, 只有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 才能体现教学实践本质上的价值创造活动, 否则教学实践活动将会陷入盲目和混乱的误区。从本质上来说, 我国古代的教育更多是为统治者培养治国经世人才所需, 因此古代以儒家教育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所教授的更多的是一种应对当前社会问题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更多的体现在教授学生如何为人处世、如何治国建功等方面, 对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传授相对来说, 便显得十分的薄弱。而现代的教育本质则更多的倾向培养学生未来在社会上的自身适应能力, 因此现代教育则在自然知识、工具类知识方面有更多的倾向, 更多的教授的是一种可以适应当下社会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艺。不管哪种课程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一种功利主义, 可分为社会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课程价值是对课程的训练价值的看重, 不论是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还是对学生个人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和技艺, 都是一种基于教育者教育目的价值取向。但是却在根本上忽视了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课程价值取向;这样的教育理论在当时农业社会的社会生产发展中确实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推动了古代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也促进了现代人适应当前先进生产力的能力和技艺, 但是却在本质上造成了“单向度的人”和“经济人”的出现, 限制了学生作为自由人和独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这有悖于我们教育最终的目的和理想。

在今天, 我们有必要对以孟子中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论进行新的认识和监督, 发掘出它在当代背景和教育现状下的当代意义, 尤其是发掘它在当代教育中对我们的启示, 使两种教育模式能够互补短长, 从而使其在现代教育中得以发挥其优势作用。

2. 孟子中庸思想的直接影响。

孟子中庸思想具体落实到当下每一个学生在人格建构课程上就是强调学生作为独立人格的完整与和谐。孟子中庸思想里讲到“天命之谓性”也就是说, 人类生下来就有的属性就是天性, 这是上天所赋予每个人所不同的灵魂和精神。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以人本位为主的, 因此孟子所提倡的中庸人格是要求理性与感性的高度和谐的, 理性是指凭借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淀的生活经验理性科学地来应对社会上的各种人和事, 而感性则是满足人类在以血亲为纽带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道德和情感的需要。因此, 他认为科学的理性可以指导人们在社会中生活的规律性, 而感性则用可以满足人们的正常的心理情感欲求。这样的哲学就能从根本上将情感目标和理性的处事方法进行有机的结合, 从而达到人性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这是孟子的中庸思想在教育层面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权变”, 指事物的度要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和不同的场合加以衡量和改变。这是一种朴素的、矛盾统一的方法论, 也是在更高层面上实现高度平衡的中庸思想。孔子说“通权达变”, 他认为“权变”是“达中”最好的办法, 也是中庸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将该理论进行了发展, 他提出“子莫执中, 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 犹执一也。”也就是说, 在为人处世的时候“执中”确实十分重要, 但…………………………………………………………………………是不能光执著于既定的最佳方案而不思变通。如果不知变通, 那光执著于预定的最佳方案也是无用的。因此, 在孟子的中庸思想中,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根据当下的情况进行分析权衡所指定的当下的最佳方案叫“中”,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发展适时调整以把握正确之道可谓更高层次的“中”, 也就是所谓的“通权达变”。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 如何才能令学生达到人性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和协调, 如何使学生能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这就要求教育者能够做到“通权达变”, 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 从而达到我们最终的教育目的。

孟子的中庸教育思想就是以和谐和平衡为主要核心的指导思想, 这样的思想不仅会满足自然和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需求, 还同时能够满足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综合协调发展的需求, 并对两者关系进行平衡, 对各类优势教育资源和因素进行协调和整体优化, 使学校通过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和教学手段所产生的综合性教育成果能够适应不同的学生在成长和受教育过程中的各自的不同特点, 从而学生能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能得到全面和谐进步的同时, 还能使学生的身心和智力都能适应当下自然和社会的发展, 预期达到和谐的平衡。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品德、优秀的创造力、全面的知识结构、强壮的身体、文明的举止、健康的心理, 使当下新时代的教育能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和与自我间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国语全译[M].黄永堂.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2]梁海明.大学·中庸[M].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7.

[3]靳玉乐.论基础教育课程发展的新理念[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2 (4) .

[4]约翰·D·麦克尼尔.课程导论[M].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0.

孟子修身思想探论 篇5

孟子修身思想探论

孟子修身思想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强调从先天善端出发不断推扩,他立论的重点在于后天修养.孟子反复倡导人们要在主观上自凭“心”力,反身内求,提出了一系列影响至今的修身命题.要求人们不断提高境界,实现仁义满身,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作 者：鲍同全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刊 名：科技信息(学术版)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年，卷(期)：“”(34)分类号：B2关键词：孟子 修身 性善 修心 境界

孟子散文思想艺术小论 篇6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孟子肩负起了对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和思想，他更是背负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游于各个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君并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孟子退而著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孟子》一书中详尽地阐述了孟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德育思想，在这些思想下，更是表现了孟子文章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和魅力，也表现了孟子的人格魅力。

一、孟子仁政的政治思想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在上是对施行者即君主而言的，要求君主要爱民保民，让人民无忧，无惧。要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当然，还要“民为贵”，孟子极力劝说君主施行仁政，仁政是一个国家稳定的根本，是国家团结、百姓安居的关键因素。君主施行仁政，大臣、百姓、商贾如水之就下，都围绕在施行仁政的君主周围，国家因此而富庶安定。施行仁政不仅能使国家安定，对外也能使和邻国的关系和睦。

仁政是一个国家安定存亡之本，如果不施行仁政，便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得失，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例如《孟子·离娄上》说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以上古三代仁君得到天下开始，一一阐述不施行仁政，不讲究仁德的后果，娓娓道来，任何人不讲究仁德都会遭致最可怕的后果，甚至连普通的庶人都要讲究仁德，更何况人君呢？更是强调了国君施行仁政的重要性。

施行仁政，有仁德不仅是一种给予，也是一种收获。《孟子·离娄下》中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人恒敬之。”君子仁爱别人便会得到别人的仁爱，只要有仁德，施行仁政，即使有一朝一夕祸患到来，君子也不会感到忧患了。

二、人性本善的哲学思想

在《孟子·告子上》中受教于墨子之门善于辩论的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他认为，人性无所谓善和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告子不认为人性是向善的，他认为人性有其自然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发展机会，人性就会朝着哪方面发展。然而孟子却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和告子一样，孟子的学生公都子对人性向善也有一定的怀疑。他说：“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不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他引用多人的观点，也有现实的依据，有理有据，似乎没有漏洞。而孟子却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他认为，从天生的性情来看，都可以使人善良，而有的人不善良，并不是他天生的本质，而是后天的因素造成的。对于每个人而言，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是非心都是天生赋予的，而同情心是仁，羞耻心是义，恭敬心是礼，是非心是智，这些是人本身固有的，不是外在的因素加于我们的，只不过是我们平时没有意识到而已，人之所以有差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发挥到这些天生的资质。

孟子认为人性向善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的自然。而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善端”，这种“善端”不仅是先验的，也是超功利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孟子著名的“四端”说，也更加证明了孟子的人性本善的结论。

人性是向善的，因此对他人也应该是善意的态度。国君可以向善，因此国君可以施行仁政，君子是向善的，因此君子对人是有礼的。正因为人皆有善心，因此要养心，要清心寡欲，以此保存自己的本性。性善论是古代哲人讨论较多的观点，其实对于人而言，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我们都应该发挥自己人性善良的一面，凡事要有善意的态度，对人要有善意的心，就可以使国家社会安定，也能使自己全身而远祸。孟子的性善论的积极性就在于劝导人们积极向善，发挥人性内部善意的一面，这样国家才能安定，人民才会团结。

三、道德的培养和道德意志锻炼的德育思想

孟子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教育家，孟子伟大的人格大丈夫的气概，以及他极力要求的对道德的重视和培养更是展现了他崇高的人格，他就如一位以身作则的老师，不仅自己做到道德高尚，还要求学生也应该具备崇高的道德意志，在《孟子》一书中，便为我们标榜了这样一位道德高尚的人。

在孟子看来，既然人都是向善的，人性是本善的，以此通过自己的努力，人皆可以为尧舜，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倡“王道”和实行“仁政”，并把道德教育作为争取民心的重要措施，把“尊贤使能”作为施行仁政的重要保证。他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明人伦”的君子和大丈夫，通过教育，使人“察于人伦，由仁义行”，成为一个道德君子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认为，德育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只有重视道德教育，才能“务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实而不务其华”。道德教育对个人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使人能够保存天赋的善性。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即有德行的人或君子与常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保持了先天所具有的天真淳朴之心和仁义礼智等善性。也能使失掉的善性得到回归。“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还能够扩充或发展先天具有的善端，帮助人们知性知天。从对个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出发，孟子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从个人层面来说，就是要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求放心”、“存其心，养其性，修身立命”，培养“浩然之气”。在这方面，施政者要首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以此影响天下。从社会层面来说，要让人的善良本性健康成长，就应广开教育，净化社会风气，让老百姓自觉遵守道德规范。

培养道德意志，要做到仁义，居仁由义才会成为大丈夫。而要成为道德意志高尚的人，就要学会修养自己，要做到修养身心，还要做到自我反省，要改过迁善，人应该知耻，知道羞恥，才能重新恢复善良的本性，即所谓“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在孟子看来，“知耻”，既是一个人具有道德责任的体现，也是具有道德评价能力的表现。只有“知耻”，才会有自我道德意识的觉醒，才会意识到自身的道德责任，才能进行自我教育。做到这些，更是要加强意志的锻炼，孟子认为，一个人要成就大器，必须经过严格的锻炼，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坚强的意志。一个人的道德、聪明和才智，都是从艰苦和困苦中锻炼得来的，只有修炼自己，多加强意志的培养，才能成为能够承担天降大任的人。孟子的这个教育思想，对现代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有所作为，才能担当社会的大任，而不是通过投机钻营得到的。

孟子的散文不仅思想深刻，说理明晰，还有丰富的艺术魅力。这个艺术魅力不仅体现在文章本身的魅力上，还体现在孟子的人格上。孟子的大丈夫、威武不屈的人格激励着现代人的反省，也为我们标榜了一个深明大义、光明磊落的伟大的英雄人物形象。

论辩性是孟子散文的一大特色。在论说事实或者讲明道理时，孟子往往不是平铺直叙地分条列之，而是先述说一个事实，再推翻这个事实，逻辑严密，层层深入，句句剖析，最后问得人们哑口无言，只好点头称是。如果《论语》是孔子苦口婆心的谆谆教导的话，那么《孟子》定是一个语言大师的故事会，孟子的散文不仅说理透彻，逻辑严密，他还善于运用譬喻和寓言故事，读起来使人受益匪浅。

在孟子的散文中，浩然之气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人格，这种至大至刚的人格魅力激励了无数失意学子奋发向上。除了浩然之气，孟子的散文还教会我们要有责任有担当，散文里言必尧舜，文必《诗》、《书》，《孟子·尽心下》中说道从尧舜到汤，经历了五百多年，从商汤到文王，经历了五百多年，从文王到孔子，又经历了五百多年，从孔子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有继承的人，以后恐怕也没有听说圣人之道而继承的人了吧。从孟子的感叹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大丈夫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忧虑，他感叹于孔子以来没有众望所归的继承者，对圣人的事业，圣贤的道统流露出了深深的忧虑。

孟子的散文不仅是一个思想家的谆谆教导，不仅让我们领会他散文的艺术魅力，更是让后生领悟人应该有责任有担当，不仅是一个品格高尚的老师的教诲，更是一个对社会的发展深深的忧虑的男子汉的期盼。学习孟子的散文，学习孟子不朽的人格，是当代人的责任。

孟子教育思想 篇7

关键词：孟子,音乐教育,性善论,仁政

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心灵教育, 对人具有启美扬善的功用。先秦的音乐教育是以“礼乐教育”为主体的综合素养教育, 礼崩乐坏只是形式上的冰散瓦解, 其主体思想被孔子所传承, 为孟荀所发展。不过, 荀子重外在之礼, 孟子重内在之仁。孟子以性善为人之本, 以仁为人之质, 人们在欣赏音乐时的同美同乐为善教和仁政提供了共同的心理基础。因此, 孟子认为音乐具有重要的教育和道德价值。接下来, 我们将以“性善论”为钥匙, 启开孟子的思想大门, 对其音乐教育思想管中窥豹。

孟子和“性善论”

“孟轲, 邹人也, 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 游事齐宣王, 宣王不能用。适梁, 梁惠王不果所言, 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是之时, 秦用商君, 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 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 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 以攻伐为贤, 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 述仲尼之意, 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由此我们可知孟子传习孔子及其门人之业, 他本人也自诩“乃所愿, 则学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接过孔子的基本观点, 尤其是仁的思想, 把“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 扩充为他的“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 “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人无不善, 水无不下。” (《孟子·告子上》) 但这里的善还不是理想的充实之善, 而只是“善端”。如果把心比作善的种子, 那么所谓端, 就是善的萌芽。孟子认为人的善有四端, 并且它们不是抽象的存在, 而是在实际行为中可以观察到的, 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 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 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 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 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 其中的“乍见”二字更加凸显了人的本质, “说明在一般情况下, 心未受到生理欲望的裹胁, 而当体呈露, 此乃心自身直接之呈露”。 (1) 恻隐之心, 是对他人的不幸表现出来的同情心理, 即所谓, 仁爱精神, 它是四端中最根本的;羞恶之心, 是对不道德的行为的一种责任心, 即义;辞让之心, 是一种人际交往能力, 即礼;是非之心, 是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即智。孟子没有把人的生理欲望看作人的本性, 而是把道德性的仁义礼智看作人本性所在, 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既然人性之本为“善”, 孟子何须再另行立文以阐明教养的重要性呢?这是因为他在肯定人性本善的同时, 并没有全盘否定人的生理欲望, 孟子曰:“好色, 人之所欲……富, 人之所欲……贵, 人之所欲。” (《孟子·万章上》) , “生, 亦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 (《孟子·告子上》) 人有这么多的生理欲望, 在选择上会千差万别, 不同的行为导致不同的结果, 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 “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 (《孟子·尽心上》) 所以就需修养, 以保存人之质, 他说:“牛山之木尝美矣, 以其郊於大国也, 斧斤伐之, 可以为日夜所息, 雨露之所润, 非无萌蘖之生焉, 牛羊又从而牧之, 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 以为未尝有材焉, 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 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 亦犹斧斤之於本也。旦旦而伐之, 可以为美乎?” (《孟子·告子上》) 孟子以物喻人, 意在指明“故苟得其养, 无物不长;苟失其养, 无物不消” (《孟子·告子上》) 的道理。只要能保其养, 即使在环境的影响下也不会沦为禽兽, “舜之居于深山之中, 与木石居, 与鹿豕游, 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 见一善行, 若决江河, 沛然莫之能御也。” (《孟子·尽心上》) 正因为人有仁义礼智的善端, 并且加以修养, 才不会放任自流, 任其所以。

孟子以性善作为人的共同心理基础, 说明人人都有受教向善的可能性, 他说:“故曰, 口之於味也, 有同耆焉;耳之於声也, 有同听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至於心, 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 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 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告子上》) 这也成为他音乐教育的心理基础。

由仁声到仁政

孟子根据“性善论”演绎出人们有着共同美感基础, “凡同类者, 举相似也……圣人与我同类者……至于声, 天下期于师旷, 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之于声也, 有同听焉。” (《孟子·告子上》) 所以美的音乐不但可以对善音者起作用, 对于普通人来说, 同样可以“三月不知肉味” (《论语·述尔》) 。由于音乐具有以情感人的审美教育作用, 以仁义为本的音乐就可以起到“明人伦”教化作用, “仁之实, 事亲是也;义之实, 从兄是也;智之实,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 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 乐斯二者, 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 恶可已, 则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 (《孟子·离娄上》) 。当受教者把外在伦理道德内化为内心的真实情感, 再通过相应的音乐体验, 达到一种至美境界时, 从而“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在这里, 孟子将伦理道德完善与礼乐的实施尤其是乐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 从而将伦理道德的实现纳入乐教的轨道, 寓教于乐, 寓理义于情感愉悦的体验中”。 (2) 又因四端之心人皆有之, 所以通过“仁声”的“善教”就可以推而广之, 使音乐的道德教化作用更具普遍意义。

孟子认为“仁声”比“仁言”更能感化人, 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之。善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上》) 孟子认为感性的音乐比抽象的语言更具教育意义, 因为理性的道德饰以感性的艺术形式, 才能转化为人的心理需求。事物只有成为人的感性需求时, 才能被人们积极接受。强制性的道德说教, 在形式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 但人们在心理层会形成一股抵抗力, 因此道德教化并不能实现其价值。孟子的这一思想强调了教育方式的优质化, 因为教育方式同样也是接受方式, 不能被积极接受的知识只能是妄论, 这对现代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孟子同孔子一样对音乐的内容有所界定, 如孔子的“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论语·阳货》) “放郑声, 远佞人, 郑声淫, 佞人殆。” (《论语·卫灵公》) , 孟子也持此说:“……孔子曰:‘恶郑声恐其乱乐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 庶民兴, 斯无邪慝矣。” (《孟子·尽心下》) 尽管孟子要求的“仁声”须突出道德内容, 但从传统“礼乐教育”的综合素养来讲, 他所主张的正是“音乐教育中伦理的与审美的、感性的与理性的统一”。 (3) 这一点也是符合音乐艺术的内在逻辑的, 也是“仁声”、“善教”的理论根据。“仁声”以真情感人, 用“仁声”进行“善教”, 从而可以使人相亲相爱, 并从而“得民心”。即荀子所说的:“故乐在宗庙之中, 群臣上下同听之, 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 父子兄弟同听之, 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 长少同听之, 则莫不和顺……” (《荀子·乐论》) 通过“仁声”的情感把上下连接一通, 正是实行“仁政”的重要条件。

孟子重视“仁声”的教化作用, 从而使“善教”凌驾于“善政”即所谓“仁政”之上。这就点明了孟子的“文教”重于“政教”的观点, 也明确了“仁声”优于“仁言”的重要意义。这是之前儒家“礼乐教育”思想中所没有的, 可以说是对孔子以来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发扬。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 1960.

[2]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M].中华书局, 1982.

孟子仁孝伦理思想刍议 篇8

一、孝道思想的产生及含义

在中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就是说在公元前11世纪，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诗经》中则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的咏叹。[1] (p585)

从孝的造字和释义看：有研究表明，孝的造字经历了从图、符号到文字的过程，是一个会意字。《说文》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在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在徐中舒先生主编的《汉语大字典》说：“金文‘孝’字上部像戴发伛偻老人。唐兰谓即‘老’字本意，‘子’搀扶之，会意”。[1] (P385) 因此，可以说，孝字的注释义应该是子女对父母的善行和美德。

从孝的初始含义看：孝之初始义之一是尊祖敬宗;之二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之三是善事父母。在春秋至战国之际，经过儒家的阐释和发挥，“孝养”的观念逐步替代了“追孝”，“善事父母”成为“孝”的核心内容。从对先人的“追孝”到对父母的“孝养”，使孝之初始义由宗族伦理观念转变为家庭道德观念。

二、孟子对孝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一书中, “孝”字共出现29次，涉及到孝的观念的近50多处。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仁”的伦理思想。他着力凸显了孔子仁学中血缘亲情的因素，揭示出仁、义、礼、智、信的根本性质就是“事亲从兄”，“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2] (p183) ，一切规范都因了孝亲缘起，由这个起点出发，便可以普爱天下万物，是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对孔子所论的几种人伦关系都做了进一步补充，明确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 (p322) 的人伦规范。尤其是孝道思想，他对孔子有重要的补充。孟子对孝道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2] (p200) 他对孝道几个层面的要求都有阐述，既有物质上奉养父母的要求，又有对父母精神慰藉的规范。

另外，孝道思想在孟子这里得到了升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由“亲亲”到“爱物”的升华

儒家以“仁者爱人”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孔子以“爱”释“仁”，孟子将这之进一步发扬。“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 (P363) 孟子的“仁爱”思想分三个层次和三种境界：

“亲亲”，为第一层次和境界，以孝为本，尊敬父母乃人子尽孝之最大德行，意即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孟子认为只有当你能够亲爱亲人时，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地去仁——爱百姓。

“仁民”，为第二层次和境界，即像爱自己的亲人那样去爱所有的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2] (p17) 把对自己老人的孝敬推恩到别人的老人，把对自己孩子的宠爱推恩到别人的孩子，天下的治理就像手掌运用一样有把握。

“爱物”，为第三层次和境界，即像爱人那样去爱万物，爱护生态环境与爱自己的亲人及天下所有的人同等重要。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的索取有度，“爱物”其实就是“仁民”“亲亲”。

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依次渐进，由亲到民，由民到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伦、人文和生态生存系统。孟子将孝道思想升华，使孝的意义由对父母亲人的“小爱”扩展到对天地万物的“大爱”。由于其思想的人性色彩强烈以及可操作性强，在社会上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指导人类社会发展和协调自然界的仁孝的伦理观念。这种观念是对孝的延伸和发展，虽没有成为法律条文，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指导着人们的行为。

（二）由“事亲”到“事君”的升华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孟子将这样的思想进一步发挥，认为事亲要“养志”，而“养志”要“守身”，最终的目的是敬长忠君。“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2] (p173) 孟子的孝道伦理是围绕“事亲”的核心理念而展开，可以概括为事亲、修身、敬长忠君三个层次。

首先，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2] (p200) 此五不孝中，有三种行为乃是因为不顾父母之养而被列为不孝的，故奉养父母乃孝行之始。“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3] (P323) 人子当奉养父母，这是事亲最基本的要求。孟子还提出“养志”。所谓“养志”者，善体父母之心意也。孟子非常赞赏曾子事亲能做到“养志”的孝行，其曰：“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2] (p179) 曾子能体贴亲意、顺承亲意，故在孔门七十二贤中以“孝”著称。人子事亲，当如曾子那样不仅做到养亲之“口体”，而且还要养亲之“志”。可见，孟子认为事亲不仅要使父母在物质上得到满足，而且要使他们身心愉悦，这才是真孝。

其次，如何“养志”呢?孟子又提出“守身”。守身，包括身与心两方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无必要的伤损身体，必使父母伤心，这也是不孝，身体之可贵，不仅因为它与生命和生活的直接关系，更因为它乃是父母之“遗体”，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所以爱护自己的身体也是行孝。更重要的是修心，唯有心正意诚，才能真正做到养志。孝悌为仁之本，守身修心又是能尽孝悌的前提，这样以守身修心为根本，首先处理好家庭的伦理关系，然后便能达之于天下。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 (p167) ，个人修身是根本原则，从自我伸展开去，方有了家、国、天下的精神意义。

最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就不为统治阶级服务;“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就是“爱无差等”。无君、无父破坏“忠孝”和“仁义”，不合人道，就是禽兽。既然孝悌为仁义的根本，因此宣传孝道，便成了治国的第一义，于是有“以孝治天下”的说法，连皇帝的庙号中也要加上一个孝字。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事亲，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2] (p183) 并进一步确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把孝悌作为五伦的核心。孟子由“事亲”的孝道核心出发，演绎出了“爱有等差”的伦理纲常，特别是其由“事亲”到“事君”的升华，更是体现了孟子孝道思想的博大与包容。孟子把孝道思想进一步与忠君、爱国的思想相结合，使其孝道思想的政治色彩比较浓烈，也促进了以孝治天下观念(忠义的伦理观念)的形成。而以孝治天下正是通过血缘关系的加强来巩固社会关系，安定社会秩序。

三、结束语

孟子重视孝、提倡孝, 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目的, 他把孝当作统治天下的手段, 希望通过孝来建立严格的家庭伦理秩序以和睦家庭、安定社会, 巩固新兴封建地主的统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孟子的孝道思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伦理观念，对中华民族的人格塑造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虽存在着诸如厚葬、久丧、无后为大不孝等的消极因素，然而也有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敢于匡正亲过、和睦家庭、安定社会等合理内核，这是值得我们借鉴而用于现代、仍具生命力的积极因素。

摘要：孝是孟子仁学的源泉、最终基础和归宿。孟子把孝道思想进一步升华, 主要包括:由“亲亲”到“爱物”的升华;由“事亲”到“事君”的升华, 这两种升华使孟子的孝道思想演变为仁孝、忠义的社会伦理观念, 这种观念的形成, 有利于封建社会稳定发展和文化传承。

关键词：孟子,仁孝

参考文献

[1]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60.

[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浅析孟子的德育思想 篇9

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性皆善的理论。孟子认为, 人之所以皆善, 是因为人皆有“四心”。所谓“四心”, 即“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 有恻隐之心, 便能仁爱怜恤;有羞耻之心, 便知礼义廉耻;有辞让之心, 便会恭敬谦让;有是非之心, 便晓去取正误。因此, 恻隐之心, 也就是仁的萌芽;羞耻之心, 也就是义的萌芽;辞让之心, 也就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 也就是智的萌芽。“四心”分别与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相应, 成为这四种道德的萌芽和开端, 这便是所谓的“四端”。“四端”绝不意味着人性和道德的完善, 而仅仅是完善人性和道德的开端而已。孟子的性善说包含着对人的道德起源问题的探讨, 带有浓厚的先验论色彩, 强调了人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后天的“尽心”、“知性”“知天”和“养性”, 使人的善性最终与天道相合, 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关于道德的目标

既然人天生就有“四心”和“四端”, 那么世界上何以会有众多不善的人?这是孟子性善说所面临的强有力的挑战。为了使其性善说无懈可击, 孟子强调了后天的个人道德修养的努力程度和社会环境状况对完备人性和道德的重要作用。他在《告子上》中, 以牛山的草木作喻:牛山绝非不长草木的不毛之地, 其所以没有树木, 是由于人为的砍伐破坏。因此, 人的天赋的善性也需要后天的培养, “苟得其养, 无物不长;苟失其养, 无物不消。”他还明确指出:丰年少年子弟依赖好收成好吃懒做, 在荒年少年子弟巧取豪夺, 这并非他们天赋的秉性如此, 而是后天环境使然。基于上述思想, 孟子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著名命题。这里, 他肯定了人人都有成为尧舜那样圣人的可能。他说:“舜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个问题既包含有对“四心”、“四端”这一“为尧舜”的前提条件的认可, 更包含着对能否“为尧舜”在于自身的努力的强调。孟子不仅仅提出了德育的目标要成为圣人, 还指出了完备人性和道德的具体措施:首先, 要“求其放心”, 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把丧失的仁爱之心不断的寻求回来, 不让天赋的“四心”散失;“反求诸己”, 使其不断充实。这实际上是强调了人的后天的自我道德完善。其次, 要高度重视“居养气, 移养体” (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气质, 奉养可以改变人的体质) 这一事实, 万不可忽视后天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完备人性和道德两者之间的矛盾。第三, 是“谨痒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 重视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 使人们的天赋善性日趋完美。

三、关于德育的途径

孟子高扬着性善论的旗帜, 他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命题把人从传统的神权思想和血统论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他反复论证了怎样实现人自身的价值问题, 强调要通过理想人格的砥砺这一途径来实现人的自身价值。要实现人的自身价值, 必须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 完备天赋的善性和道德。“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便是通过砥砺理想人格而达到的最高的道德精神境界。然而砥砺理想人格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 是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人生旅程。为此, 孟子强调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实现人的自身价值。他为后世留下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 不仅仅赞颂了在贫困、忧患中崛起, 在重重艰难险阻面前不畏缩, 最终实现自身价值的壮丽人生, 而且闪耀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之光。当论及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时候, 孟子特别强调人们在关键时刻的自我选择。“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生”和“义”不可兼得, 在两者激烈冲突的关键时刻, 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便彻底的显示出来, 承认一方的价值, 便否定了另一方的价值。对此, 孟子明本末, 知轻重, 识大体, 提出了“舍生而取义”的神圣命题。此后, “舍生而取义”便成为了儒家人生价值观中最辉煌的篇章。

孟子的德育思想哺育了华夏民族, 形成了崇尚气节, 坚持真理, 坚忍不拔, 真气凛然的民族品格, 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程中, 重温先哲孟子的这些思想, 将给我们积极的启示。

摘要：孟子, 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儒家学者, 他主张性善论, 注重道德教育;强调后天的个人道德修养的努力程度和社会环境对完备人性的重要作用;强调通过人格砥砺和关键时刻舍生取义来实现人的自身价值。

论孟子的“仁政”思想 篇10

1.孟子“仁政”思想是现实社会的表现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因为要正确分析一个思想家的思想, 就要把他的思想放到产生这种思想的时代背景下去考察, 否则就无法对之作出正确的评价。

春秋战国时期, 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革新时期。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地主阶级,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都比较注意发展生产, 主要从是农业生产和军事手工业生产, 这些都是立国的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 诸侯割据的局面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 新兴的地主阶级, 被压迫被奴役的农民和小生产者, 都希望结束诸侯国的割据局面, 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孟子在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 提出了“仁政”思想, 认为采取宽容政策, 走温和道路, 争取民心的办法, 注意解决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缓和阶级矛盾, 更有利于巩固封建制度。其目的在于补救时弊, 革除暴政, 以缓和阶级矛盾, 稳定封建秩序。[2]

2.孟子“仁政”思想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的“仁政”思想, 从思想渊源来看, 是对孔子“仁”学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仁就是爱, 就是对别人施予爱, 这是儒家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一般准则, 也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灵魂。孟子在此基础上, 提出“仁者爱人”, “恻隐之心, 仁也”。人人都心怀同情之心、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 这是与孔子的仁完全一致的, 它构成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出发点。在孟子看来, 从这种普遍的同情心、不忍人之心出发实现仁政, 治理国家就易如反掌。换言之, 只有用仁者爱人的观念来推行仁政, 才能很好地治国平天下。应该说,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 对其进行加工改造形成了自己仁政学说的总体纲领, 并把它发展成为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巩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的政治纲领。

二、孟子“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孟子从“性善”论出发, 主张统治者要以“仁政”和“民本主义”治天下。他认为, 在治理国家中, 百姓最为重要, 由此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哲学思想, 得民心关键在于为政。思想上重民, 经济上惠民, 百姓就乐于为统治者效力, 则天下安定。对此, 孟子以仁政学说为基础, 总结出一套治国安邦的政治理论。

1.政治上, “与民同乐”、“尊贤使能”、“反对兼并战争”

“与民同乐”, 统治者关心人民的疾苦, 在他们尽情享乐时, 不要忘记自己的百姓。与民同乐, 与民同忧, 可以说是仁政的最大效果, 也是推行仁政的政绩的最高表现。仁政的推行, 不外乎是理想政治的实践过程, 它既是得民心的最佳良方, 亦是与民同乐同忧的具体措施。若能行此不懈, 则社会祥和、国泰民安。

“尊贤使能”, 在政治生活中, 他认为制订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同等重要, 有了一套好的理念, 如果没有一套好的制度去施展, 再好的理念, 在政治上也不能实现。同样, 仅有一套好制度, 而没有适当的人来运用, 制度本身就形同虚设。因此, 制法与执法之人, 相互为用是政治成败的关键所在。“反对兼并战争”, 战国时, 各国统治者为扩充土地, 战争为兵家常事, 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灾难, 孟子认为兼并战争是造成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孟子从“仁政”思想出发, 提出“春秋无义战”。[3]

2.经济上, “制民之产”, 使民以时, 轻徭薄赋

孟子从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中, 认识到统治者离不开劳动人民的支持, 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必须给农民以固定的田产, 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 使人民流离失所, 对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 孟子主张“制民之产”, 这样老百姓衣食无忧, 自然会服从国君的统治。如果没有固定不变的产业, 就不会有安分守己的恒心, 如果没有恒心, 就会违法乱纪, 无所不为。他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 凶年免于死亡, 然后驱而从善, 故民之从也轻。”[4]孟子的这一国策, 既可以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又可以限制土地兼并。

使民以时, 轻徭薄赋。孟子认为, 制民之产只是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民有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但如果统治者横征暴敛, 人民就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 仍然无法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所以, 孟子主张, 为人君者应该“使民以时”, 鼓励人民发展多样化农业, 保护生产力, 做到不失时机、有计划地安排多种生产活动。不侵夺民时, 让他们有计划地从事生产, 是人民生活安定富足的基本保证。孟子在仁政中特别强调减轻农商赋税, 减轻其生活负担。他警告统治者, 如果过度地征发兵役、徭役、劳役, 这样残害百姓, 统治者将会失去百姓的支持, 最终失去天下。

3.教育上, 用仁、义、礼、智这些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对人民进行教育

在发展生产, 维持人民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 孟子主张对人民实行教育。孟子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之。善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5]他认为好的政治措施不如好的教育更有效。善政只能使人民敬畏, 善教才能使人民衷心拥护。而作为劳心的统治者, 只有受过一定的教育和实践锻炼, 才能有渊博的知识和做好政事的本领, 才能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而对于被统治者, 必须进行“仁义礼智”教育, 把儒家孝悌忠信等道德观念通过教育推行于天下, 使之成为全民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从而起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

三、孟子“仁政”思想的意义

1.孟子“仁政”思想贯穿着浓厚的民本思想, 具有历史发展的进步意义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对中国自从周末以来渐次顿兴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总结。孟子作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 其“仁政”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又突破了自己的阶级立场的局限。始终坚持“民贵君轻”的观点, 贯穿着浓厚的民本思想, 这反映了孟子重视人民、反对暴政的思想的进步性。孟子处在封建制度已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 各诸侯国正用兼并战争统一中国的战国时期。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 从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出发, 虽然对“民”的关心爱护主观上是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有着阶级局限性和消极性, 但却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为民请命, 希望人民得到土地, 避免战乱的侵扰, 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6]这也即说明, 孟子的仁政思想蕴藏着重要的民本原则, 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7]

2.孟子“仁政”思想成为后来封建统治者施政的指导思想, 是封建统治者用以巩固政权的武器, 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 儒家思想一直占据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 其中孟子的思想主张更具有特殊的历史影响。虽然在当时由于各诸侯国致力于用武力争夺财富、扩大土地, 孟子的思想主张并未被统治者采纳, 但却为后来的封建王朝提供了施政的理论基础。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几乎都因为奉行过以民为本、利民、富民的仁政, 并制定出合乎“仁政”、行之有效的相应经济政策而得以实现的。

3.孟子“仁政”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思想资源, 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孟子主张“制民之产”、轻徭薄赋, 以实现百姓生活富足的目的。“富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通过适当的途径, 即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也包括个体私营经济, 这就是当代的“制民之产”。

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始终贯穿着“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 一切从仁民、爱民出发, 蕴含着朴素的亲民、爱民思想, 这是我们古老的东方文化的宝贵遗产。今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其进行了改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同志强调的“情为民所系, 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是依据时代特征对民本思想的发展和概括, 它们传承了孟子民本思想的精华, 并赋予其全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政之所兴在于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于逆民心。[8]因此, 我们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一切为了群众, 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孟子的“仁政”思想无外乎一个“仁”字, 始终贯以“仁者爱人”。仁爱是一切道德之根源与根本, 是人最起码、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种道德情感。仁爱为中华传统道德的首要观念, 发展到现代社会主义道德体现为为人民服务。[9]从孟子的仁爱到现代的为人民服务, 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蕴, 内在精神上具有一致性, 为人民服务内在地蕴含了传统的仁爱精神。现在, 我们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提倡为人民服务依然要重视仁爱精神, 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创造良好的精神文化环境, 以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要：孟子是战国中期诸侯蜂起, 百家争鸣高潮中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的思想体系中, “仁政”思想占重要地位, 其“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孔子仁的思想上提出的, 旨在劝告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要施仁爱, 孟子思想中贯穿的一条主线是“民本思想”, “民为贵, 社稷次子, 君为轻”。孟子的“仁政”思想和当时社会的诸侯争霸战争是背道而驰的, 是一个巨大挑战。但是“仁政”思想为统治者争取民心, 缓和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孟子,仁政:政治哲学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M].第2卷, 第512页.

[2]翟德晋.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3]《孟子.尽心下》[M].

[4]《孟子.滕文公上》[M].

[5]《孟子.尽心上》[M].

[6]葛满.试论孟子的民本思想[J].浙江师院金华分校学报.1982, (1) .

[7]游唤民.论孟子的民本思想[J].湖南师院学报, 1982, (1) .

[8]刘柞昌.孟子的仁政学说及其进步意义[J].史学月刊。198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