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生命关怀

2024-06-24

孟子生命关怀(精选三篇)

孟子生命关怀 篇1

关键词:孟子生命关怀,大学生精神家园,启示

儒家的学说建立在生命和谐的基础上, 体现了整体的“生命精神”。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重视人的思想, 他的学说以人为本, 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在很多方面, 由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具有历史局限性, 但对人的关怀却超越历史。我们在看待孟子关怀生命的内容的时候不应仅仅把它认为是对统治阶级执政提出的要求, 不要用过于政治化的眼光将其定义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手段。孟子对生命的关怀具有普世性, 即使在今天也具有积极持久的生命力, 这超越了时代和阶级。“精神家园以人生意义、理想信念、精神信仰为核心要素的价值观念体系”[1]。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物质条件和背景相对较好, 对于他们来说, 精神家园的建设要注重精神层次的发展、政治立场的坚定和人生理想的树立。我们从伦理的角度思考就可以发现, 对生命的关怀和发展是建设大学生精神家园的基本指导理论。

一、孟子生命关怀思想的内容

(一) 孟子的政治思想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孟子把人民放在首位, 他最关注的是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同时提出君要与天下人民同乐同忧, “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他对人民的艰苦生活有充分了解:“今也制民之产, 仰不足以事父母, 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 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把人民的生活状态提到了王道之始的高度上, 认为“养生丧死无憾, 王道之始也”。

孟子对民生的关怀不仅停留在理论水平上, 还将其具体化、制度化。孟子还提出了五项措施:对人才“尊贤使能, 俊杰在位”;对商人“市, 廛而不征”;对旅客“市, 讥而不征”;对农民“耕者, 助而不税”;对百姓“廛, 无夫里之布”。他还提出了“井田制”的主张。“方里而井, 井九百里, 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 同养公田:公事毕, 然后敢治私事”。这是孟子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无论这个政策最终有没有实行, 孟子提出这个建议的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君主更多地考虑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 让他们的劳动得到相应的报酬。

社会制度的健全与否, 弱者生活水平的高低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对弱者的关怀也是孟子在关注民生的问题中所没有忽视的。“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 勿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 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 农业产品是人民生活的必要资源。古代的生产力低下, 生活资料紧张, 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进行农业劳作的能力, 那么这个人就需要别人给予其生活资料才能够生存下去, 即是弱者。老年人就是这么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如果连老年人都能吃饱穿暖, 那么社会的整体便是和谐安定的了。孟子甚至把弱者生活水平的高低作为君王能否取得统治权的条件。

(二) 孟子对人的生命的高度尊重

孟子曾经引用孔子的话:“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他认为俑的形状和人是相似的, 以俑代替人陪葬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对形似人的俑尚且如此, 可见孟子对生命的高度尊重。

而从孟子对人与动物二者权衡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以人为主的思想。“庖有肥肉, 厩有肥马, 民有饥色, 野有饿殍, 此帅兽而食人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 则曰, ‘非我也, 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 曰:‘非我也, 兵也。’”这并非对动物的生命不关怀, 只是更加重视人的生命, 以人为主。社会是人的集合体, 如果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不能保障, 却“厩有肥马”、“狗彘食人食”, 这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和社会制度的颠覆。

(三) 孟子对精神世界的关注

孟子尊重人的尊严, 重视人自身价值的实现。他提出要兴办学校, 发展教育, 使人们明白忠、孝、悌、义的道理。“设为庠序, 学校以教之。庠者, 养也;校者, 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伦也”。他希望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必然关系及相关的各种行为准则约束人们的行为, 提高人们的素质, 实现自身价值。

“民之为道也, 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 放辟邪侈, 无不为己”。孟子对于人性的观点是深入的, 一个人只有在保障衣食的情况下才能遵守社会的法纪道德并具有基本的伦理观念。民以食为天, 连自己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证, 或是长期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 根本无暇顾及精神世界的丰富。孟子提出的“有恒产”, 实际上也是为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境界设立的一个基础条件。

二、对大学生精神家园建设的启示

(一) 大学生“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是以人为主的集合体。人与人之间及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们的生活状态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程度的基础。工业文明带来了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但同时我们看到这些发展所带来的是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冲击。中国的国情是特殊的, 现代社会处于转型期, 道德文化也随之变化。构建符合新时代社会特点的生命关怀的人文氛围, 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势在必行。孟子所提倡的对生命的关怀具有中国古代传统的特点。我们要不断丰富现代社会对生命关怀的新意义, 赋予其新的内涵。

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2]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主要力量, 更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提升精神层次和政治素养。当前, 各高校已全面覆盖、普遍开设思想政治相关理论课, 并力求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积极提升此类课程的吸引力, 希望在课堂主阵地为大学生筑起更加坚实的“精神家园”。

(二) 传统的“仁爱”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启示

孟子的生命关怀理论是普世的。人们精神家园的建设, 一定要有最根本的价值选择。孟子非常注重教育的作用, 他对生命的尊重是以“仁”的精神为核心的。他提出, “仁”是一种美德, 人与人之间有仁爱的存在, 天下就会平安和谐。基于道义上的责任感, 会形成一种相互关爱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和合精神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智慧。将孟子对民生的关注和对德行的高要求运用在执政和行政上, 用自身的道德感化人民, 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水平, 这不仅对我们现在实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借鉴意义, 而且对建设大学生精神家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孟子生命关怀思想中的“仁爱”、“和谐”对当代大学生构建合理的价值观、人生观有指导意义, 它可以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另外, 珍爱生命是人的本性, 它既可以凭借本能的自私、贪婪等消极形式表现出来, 又能够通过提高自身修养表现为宽容、仁慈、自强不息等积极生命态度。关注生命的发展和精神层次的提高是儒家文化的精髓, 从根本上为提升全民精神境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三) 传统政治思想与当代大学生政治立场相结合

“制民之产, 实行井田制”是孟子当时提出的最主要的政治措施, 是保障人民生活的基础。“井田制”从土地分配上实行了公平的制度。虽然在一个社会里, 公平不是绝对的, 但是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实现分配的公平, 保障社会的和谐。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完善, 示范公平可以从其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中得到衡量。古代社会对贫困老弱者的扶助思想在现代社会应当得到延续。社会民主或是社会正义, 着眼点应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 孟子将眼光落实于整体社会成员, 并考虑到“鳏寡孤独”这四类人的生活, 是可贵之处。

孟子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忽视人民利益的统治和执政都没有合法性, 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民本”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含义, 即由人民主动参与到国家生活中来, 对政治的参与程度较高, 在承担义务的同时也拥有合法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公民对政治的高度参与是实现民主的唯一途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政治参与, 人民的参与过程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3]。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紧密的, 如果在政治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就势必会影响到经济的利益。经济状况是人民生活的重要衡量因素。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 经济迅猛发展。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和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各种挑战和冲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及其滥用, ……使个体价值意义的迷失成了一个带有全球性意义的普遍问题, 作为时代的承载者———大学生必须适应这一时代背景, 并在此之上建立起适合的精神家园”[4]。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时代, 而市场竞争以效率为主, 优胜劣汰的效应打破了“平均主义”, 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不可避免的代价。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由体制改革引起的代价本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 但由于弱势群体的脆弱性, 他们付出的代价更大。社会对弱势者的帮助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网, 也是社会安定和谐的稳定剂。大学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善良真诚的群体, 他们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在这样的背景下, 着眼于整体社会的民主和正义被根植于他们的价值观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是一种符合社会道德伦理的行为, 也是一种政治价值观的取向。这种和谐的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和生存智慧, 现在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孟子的思想是儒家“和谐”思想的典型体现, 这种思想对于我们处理人际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有启示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社会整体和谐的基础, 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当代大学生精神家园的建设不仅是为了弘扬传统的中国文化。实际上, 对于传统文化中不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部分更应该去其糟粕。而大学生精神家园的建设过程是一个传统文化的转化过程, 既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之处, 又要在吸取精华时将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容积极转化。儒家的文化讲求和谐, 孟子的思想深切关注生命的发展和精神层次的提高,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依据, 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对大学生精神家园的建设有基本的理论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李堂.当代大学生精神家园建设路径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5.第34卷 (2) .

[2]十七大报告.

[3]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关怀:生命与汽车产业 篇2

1899年8月的一天,一名叫利斯科的妇女与家人在伦敦海德公园的水晶宫游览路线上游玩时,被一辆疾驶而来的汽车撞倒后殒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车祸牺牲者,自此车祸悲剧的帷幕被拉开了。而这出悲剧一经开演,就再也没有收场。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车祸已成为人口非自然死亡及伤残的主要起因,危害甚至超过了自然灾害。在1900年~1990年间,地震造成的死亡人口是130万人,而在同一时期,车祸则夺去了2235万人的生命。而且每年车祸的死亡和受伤人数呈增长趋势:1900年~1920年死亡100万人,1921年~1940年死亡200万人,1941年~1960年死亡500万人,1961年~1991年死亡1435万人。迄今为止,全球被汽车夺去的生命已超过3000万,受伤者则难计其数。

今天,在这个有5.5亿辆汽车爬行的行星上,每年约有70万人丧身车祸,1000万~1500万人受伤。这就意味着全世界每45秒钟就有1人因车祸死亡,每2秒钟有1人受伤。在美国,仅1997年就有4.3万人死于车祸,230万人在车祸中受伤。在中国,1999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到8.4万人,受伤者28.6万人。这就是说,每天大约有230人在车祸中丧生,780多人受伤。

车祸的危害其实也不亚于战争。在美国,90多年来,死于车祸的美国人已超过270万,是美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和越南等战争中死亡总人数的4倍;而在车祸中致残的人数则多达9200万,是本世纪所有战争中受伤的美国人的30倍。从1963年到1969年,死于公路上的人数是同一时期死于越南战争的美国人的10倍。海湾战争中,美国在战斗中丧失了146条生命,而在同一时期的高速公路上,美国有4900人"死得同样惨烈"。

车祸同战争造成的伤亡亦大致类似,都会出现殒身、碎首、血肉分离的悲惨景象。它不但使受害者遭受巨大痛苦,也给受害者的亲属造成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车祸其实就是一场"战争",是汽车向发明、制造和使用它的人类发动的一场没有硝烟却又同样残酷与血腥的战争。

冷漠与忽视

奇怪的是,同样给人类带来灾难与创痛的车祸事故,却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没有像我们发动的惨无人道的、不可宽恕的越南战争那样惹人注目"。

车祸甚至失去了新闻的关注。早年的杂志封面或报纸的头版尚能刊登街道上的车祸场景,随着车辆增多、事故频仍,媒体对地球上无时无处不在发生的车祸已经习焉不察,习非成是了。足球场上的骚乱、社会名流的绯闻、政客们翻云覆雨的表演,可能比每年几万人、几十万人丧生车轮之下更能引起"新闻兴趣"。即使英国王妃戴安娜车祸罹难,新闻热点也集中于对戴妃个人私情的猜测,至于发生车祸的原因,只是简单归咎于记者们对戴安娜如影随形的追逐烦扰,而很少将这件看似偶然的事故与汽车事故的高发率联系起来,很少有人追问轿车交通技术系统本身存在的缺陷。

或许有人会认为,一切技术的运用都会有发生事故的危险性;车祸像所有其他的技术失误一样,是人类现代机械文明的必付代价,因而不必反应过敏。诚然,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交通,所有交通方式,乃至所有技术操作都有危险性:火车会出轨,飞机会坠落,即使步行也可能摔倒。但是,只要将汽车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各种交通方式的安全性有着霄壤之别。根据奥地利交通安全办公室人员对一些国家近10年死亡事故的研究,行驶相同距离造成的事故死亡人数,汽车是火车的3.6倍,是飞机的14.7倍,是轮船的18.8倍。1997年,美国每天死于公路上的人是118人,中国是200多人。设想一下,在这两个国家,倘若每天有一架中型客机坠毁会是什么情形?它不仅会对航空经济形成致命打击,甚至会导致社会对这种交通方式的根本否定。然而,危险性高于航空、水运和铁路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公路交通系统,虽然可以招致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正常运行却丝毫不受影响。

认识上的盲区

那么,是什么使这个世界能如此不经意地接受每年70万人暴死轮下的事实?是什么使人们对威胁人们安全的车祸采取了隐忍默从的态度?看来,这首先与人们对技术的盲信有关。长期以来,人们受某种误导或暗示,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即一切人类技术都必然蕴含着理性与进步的因素,因而技术是不会犯错误的;车祸的发生只是理性不健全的人操作中的失误;酒后驾车、超速驾车和生手驾驶等拙劣的驾驶方式和拙劣的驾驶者,是发生车祸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

这种习惯性思维忽略了驾驶者主体也是技术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忽略了人与机器的协调关系,忽略了车辆与驾驶者及其运行其间的人类社会构成的关系。就此而论,根本就不存在脱离人的纯粹的技术,也不存在与社会文化无关的"价值无涉"、"伦理中立"的技术。换句话说,一个技术系统如果不能将人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纳入其中,那么这个技术就是不完整的。同样,在考察某一技术时,如果不能将人和社会的因素当做技术系统的一个部分考虑进去,那么这种认知方式就是不可靠的。

其次,汽车的使用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性的行为,汽车总是出现在人类政治文化与经济最活跃的场所,总会同其他乘用者之外的人群形成一种关系,因此,对单个车辆的结构和设备的改造虽然能提高乘用者的安全系数,但对于车外人群并无多少效用,而在车祸中的伤亡者有很大比例是车外行人或骑车者。而且从心理上来说,车体本身安全性的增强,更有可能促使驾驶者放松警觉而高速行车,反而增加车外人群的危险性。

我们应以什么样的价值准则审视车祸

在当今这个由经济统治的社会里,利润、商品量和经济增长为一切社会行为的最高价值和最终目的:汽车商以获取最大利润为产业的第一要义,政府管理者以经济增长指数和就业人数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在这种以利润和经济增长为圭臬的价值准则下,当经济指数与死亡数字在同涨同落的时候,我们又能指望制造商和政府当局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车祸自然也会带来经济损失。如近两年我国交通事故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已达180亿元。美国用于汽车死亡事故的费用则达1765亿美元。但这与汽车产业以及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现实经济利益的汽车产业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车祸竟然也支撑起了一个庞大的服务产业,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医药、整形、警察、律师、保险、汽车修理和丧葬殡仪业等一整套的服务部门,时刻准备着处理事故伤亡的善后问题。交通事故产生了对这些服务的经济需求,使其得到高额利润。遭受残害的躯体和生命竟然能够以这种方式直接地为经济增长做贡献。

实际上车祸中的伤残和死亡甚至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成本,可以纳入国家的投入产出的总预算之中。在市场专制的社会里,人也可以被赋予市场价值,其价值量因国家地区而不同,大约相当于肇事者赔偿给牺牲者的金钱数额。因此,依照经济学的法则,只要车祸的损失低于汽车系统带来的巨大利润,那就是值得的。

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尊为万物之灵的人的市场价值,甚至远不如自己制造出的一辆名牌轿车。当机器的市场价值超过了人的价值的时候,当车与人的关系发生颠倒的时候,人们对车祸肆虐漠然视之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从舍生取义看孟子的生命伦理 篇3

关键词:孟子,“舍生取义”,生命伦理,生命价值深刻思考

中国古代哲学以儒家学说为主流, 对人性、道德伦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体验和理解, 为我们认识当代生命伦理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孟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学说以道义、仁义论为重点和基础, 发展并完善了儒家的伦理。孟子的学说中处处体现了对生命的人文关注, 标榜了理想人生的发展途径和所要达到的高度, 生命常常是和“义”、“利”联系在一起谈的, 因为生命包括较低的物质层面上的追求和高尚的道德精神追求, “其实质是现实的问题在理论中的一种求解”。[1]谈孟子对生命的关怀, 可以避开政治因素、阶级因素, 单纯地讲对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尊重。“舍生取义”、崇尚仁义是孟子最鲜明的观点。粗看之下, 孟子的思想认为人的“义”是高于“生”的, 为了“义”而舍弃“生”是君子应具有的道德水平。但是从孟子整体的思想分析其义利之辨,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命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 而“义”是人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 没有精神追求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对精神的追求可以使人自身得到提高和发展。关注人们精神层面的提高是孟子生命伦理提出的崭新课题。很多学者将这归纳为孟子的“义利观”, 在这看似简单的“义利观”之中, 却蕴含着孟子对于生命价值的深刻的思考。

一、孟子对生命的高度关注

孟子继承了孔子“爱人”的思想, 强调“护生”, 高度关注人的生命和价值, 尊重人的生命。

孟子的生命伦理基本的精神在于珍惜人的生命。《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这么一段:“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今夫天下之人牧, 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 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试如是也, 民归之, 由水之就下, 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梁惠王上》) 如果一个君主“爱生”、“爱民”, 那么天下的人就会渴望他的解救, 诚心地归顺于他。君主的“不嗜杀人”是其能统一天下的首要条件。

儒家学说重视生命的价值, 从来都不是革命的学说, 只是用温和的态度使一国的领导者能够起到使全社会人民安居乐业的作用。孟子极力反对战争, 他说:“争地以战, 杀人盈野;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人肉。罪不容于死。” (《孟子·离娄下》) 引起战争的人, “罪不容于死”。孟子希望君主施行仁政能够达到“无伤”的程度, 保护生命, 尊重生命。“无伤也, 是乃仁术也”。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认为“仁者无敌”, 试图用仁义统一天下的思想劝止两国君主发起战事。宋牼用战争会损失利的观点去劝服君主放弃交兵, 孟子对此不以为然。他有自己的道理:“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 怀利以相接, 然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 秦楚之王悦于仁义, 而罢三军之师, 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 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 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 怀仁义以相接也,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告子章句下》)

对民生的关注是孟子生命伦理的重要方面, 其“民本”思想反映出他对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的肯定。孟子为人民请命, 不仅体现在其他的民主思想, 更重要的是因为人民的生活状况是生命伦理的最终表现形式。他对齐宣王说:“今也制民之产, 仰不足以事父母, 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 凶年不免于死亡。……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无夺其时, 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 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对君主忽视人民必要的“利”的需求的施政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言词中流露出他对百姓艰苦生活的深切同情。他告诫君主, 如果人们连基本的生存和物质生活都无法保障, 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就是不切实际的。孟子哲学的主流思想是入世的, 关注的最终目的是使人的生命得到良好的发展。另外, 社会弱者的生活状态也是孟子在与君王的对话中所强调的。“老而无妻曰鳏, 老而无夫曰寡, 老而无子曰独, 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 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 哀此煢独。’”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鳏寡孤独这四类人是君主实行仁政首先需要考虑的对象。孟子用周文王的仁政来提醒梁惠王加强对弱者的关注。弱者的权利得到良好保障才是证明社会稳定、国家强盛的最好标志。

二、“义”、“利”实质上的统一

“义, 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章句上》) 孟子强调义与利的对立, 其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不要为了追逐利益而破坏社会的秩序, 能够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孟子所谓的“义”, 含有尊重人们所有权和人的社会地位、尊重一定的社会秩序的意义。“义”行到了位, 自然所有人都相互尊重, 节制自身, 追求精神的提高, 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和关怀就是建立在社会充满“义”的基础上的。孟子继承了儒家学说温和持久的作用方式, 他反对用战事解决当前社会的问题和矛盾, 因为那样会带来更多的杀戮, 即使革命成功, 所带来的也只不过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社会的矛盾依然存在。孟子希望社会所有人在生存状态和精神境界上都有所提高, 所以他不希望引起争端, 他认为的理想社会是所有人遵循“义”的行为准则, 遵守的社会规范, 社会趋向大同。他先从国家的统治阶级入手, “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 风也;小人之德, 草也。草尚之风, 必偃”。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一国的统治者可以起到以身作则的作用, 尊重民生, 关怀人民疾苦。

孟子要求君王不应只看眼前的利益, 肆意剥削人民, 因为人民是国家兴盛与贫穷的关键所在。古代社会, 农业是一个国家的衣食之本, 充足的劳动力可以推动农业的发展, 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也是统治阶层的供养者。孟子重视社会整体的“大利”。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他反对君王过于重视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样会带来苛政, 导致君主对人民的剥削, “民之憔悴于虐政, 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不忍看到人民死于沟壑、流离失所的社会惨状。“民”若没有“恒产”就会丧失“恒心”, 民生是民之“恒心”的保证。人民有“恒产”, 生活有保障, 国家才能富强, 这才是实现“大利”的正道。

孟子鄙薄对物质的过度欲求, 他认为道德的原则高于人们对利的欲望, 对利的过度关注会导致人们对生命的漠视, 将金钱和权势看得比生命重要, 而将“义”放在道德伦理的首位, 自然会带来大利。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约何以利吾家, 世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 而国危矣!”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担心这种“上下交征利”的行为会带来杀戮, 因为“万乘之国, 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 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 千取百焉, 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 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 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上》) 他认为对义的追寻会带来终极层面上的利, 君王仁义施政, 使得国富民强, 这才是大利。儒家重义, 但也强调“食功”, 兼重志功。人区别于动物的生存状态是需要有必要的物质材料的, 追求正当而合适的利是人类生存必须的。孟子所推崇的对“利”的追求是将社会整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 突出了对社会全体利益的关注。由此可见, 孟子的学说并非排斥利的重要性, 而是鼓励人们要懂得正确和适当地追求“利”。在二者有尖锐冲突的情况下, “义”和“利”两难之中的取舍表面看似矛盾, 深入分析其实质, 却是可以达成一致的。

三、“舍生取义”体现出生命的价值

孟子的学说关注现实人生, 是入世的哲学, “从人的终极关切的角度, 为现实人生理想提出形而上的生存模式”。[2]他重视人对生命现实而积极的态度, 注重个体生命价值与精神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的统一。人都有欲生恶死的心理, 而有价值的生命却应该体现在感官之“小体”和心官之“大体”两方面的提高上。人的生命应是自然生理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和谐发展。“人之于身也, 兼所爱。兼所爱, 则兼所养也”, “从其大体为大人, 从其小体为小人”。 (《孟子·告子章句上》)

在孟子的学说中, 完整的生命由身体和精神两部分组成。身体是精神和思想的载体, 精神又是身体的行动力量, 没有了精神的生命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对精神的尊重是孟子对生命尊重的另一个方面。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 对身体的保护是必须的, 并且在此基础上力求更舒适的物质生活是必要的。孟子提出的各种仁政措施, 实质上就是为了保障人们最基础的物质生活, 解决了物质生活的困扰, 追求精神上的提高才变得切实可行起来。

孟子的生命伦理是典型儒家生死智慧的精华, “儒家对现实人生的关注是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注, 它不是关注人的生死时间和生存寿命, 而是关注人生的意义和人的价值, 儒家认为:‘人不可能通过永远保存生命肉体而达至不朽, 但却能通过生前自强不息的努力所作出的贡献而不朽。’”[3]人不仅有维护身体健康的物质需要, 而且有提高人格价值的精神方面的需求, 解决了身体本身物质生活的质量问题, 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依靠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就会得以提升, 生命的发展和超越就会实现。“舍生取义”不是对生命的看低, 因为孟子看到了生命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方面, 没有了精神生活的生命是不完整的生命, 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时间的长短, 而在于人生的意义。

生死不是人存在的最高标准, 而是否能实现“义”和做人的气节, 为仁义而生存才能体现人的价值。“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也。生亦我所欲也, 所欲有甚于生者, 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 所恶有甚于死者, 故患有所不辟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 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 人皆有之, 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 一豆羹, 得之则生, 弗得则死, 嘑尔而与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 乞人不屑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追求精神境界的提高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 这是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的, 在“义”和“利”产生尖锐矛盾的时候, 宁舍生而取义。“这所谓义即是坚持人格的尊严, 实现精神的价值。所谓义不仅是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 而且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物质利益是身体所必需, 道义是精神所必需”。[4]而精神和物质共存相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人都是追求富、贵, 摆脱贫、贱, 这原是天然合理的。但是孟子提出一个界限:‘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无论处于富贵或贫贱, 都应保持‘志’的不变……‘威武不能屈’这五个字, 可以说是字字千钧, 指引出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要坚持真理、忠于理想, 永远保持其‘志’”。[5]

孟子对精神生活的高度关注需要现代的生命伦理在具体层面上进行现实操作, 以免人生的理想变成高高在上的幻想。“欲贵者, 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 弗思而矣。人之所贵者, 非良贵也”。 (《孟子·告子章句上》) 每个人都有想要得到尊贵的共同心理。但每个人自身都有可贵的东西, 只是没有去思考罢了。别人所给予的富贵, 不是值得尊重的富贵。仁义道德的精神价值高于富贵权势的价值。“良贵”依靠个人的修养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而得到, 获得“良贵”是人生存状态的较高层次。

实现理想人生的途径有很多, 孟子强调的是积极的自我思索和实践。实现“义”的途径就是自求自得。“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 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 则取之左右逢其源,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而“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 不能使人巧”。 (《孟子·尽心下》) 孟子将道德理想和志向放在首位, “志一则动气, 气一则动志”, (《孟子·公孙丑上》) 一个人有了志向和追求, 自然会有实现志向的气。他倡导学生开动脑筋、精研自得, 这种开放式的教育自然也能体现出实现理想人生的多样性。“舍生而取义也”, 并非是对生命的轻视, 而是从更高的层面上为人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养浩然之气”是孟子所提出的提高精神境界的途径。儒家对道义的追求是绝对和无条件的, 它不仅是一种安贫乐道精神, 更重要的是一种为道义而“杀身成仁”气节, 包含了尚义远利的道德取向, 这也是对“浩然之气”所要达到的境界的诠释。从志、气和培养“浩然之气”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孟子的道德修养方法和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提高与发展的重视。“其为气也, 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 配义与道;无是, 馁也。是集义所生者, 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 则馁矣”。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孟子所曰“浩然之气”, 我们后人理解起来多少有些不能完全意会, 这种气“主要是指‘浩然之气’。虽然它仍属于道德领域, 但又高于一般的道德, 是人生的道德精神境界”。[6]“有一种气, 最伟大, 最刚强, 用正义去培养它, 一点不加伤害, 就会充满上下四方, 无所不在。那种气, 必须与义和道配合;缺乏它, 就没有了力量。那一种气, 是由正义的常期积累所产生的, 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取得的。只要做一件于心有愧的事, 那种气就会疲软了”。[7]气是与仁义相配合的道德行为的根本, 人要顺从自然规律地发展它, 不应该用特定的目的去限定它的发展, 急于求成。人用自己的思想意志培养意气感情, 用精神的力量控制自己的在“义”和“利”之间的取舍, 就会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提高。

人不仅有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需要和追求, 而且有提高人格价值和思想境界的精神需要。“人都求‘生’, 但生就要生成一个光明正大、顶天立地的人。不能背弃民族、人民的‘公义’, 卑躬屈膝、苟且偷生。人都不欲‘死’, 但死就要死得重于泰山, 为民族、人民的‘公义’而死, 义无反顾……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质”。[8]“舍生取义”是孟子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 不会因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更迭而消褪其光辉。这种思考生命伦理的问题不仅仅是生存的物质层面上的, 还是对我们提高发展更为有利的精神层面上的目标。只有精神世界的丰富, 人生内容的多彩, 生命才会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周立升等.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257.

[2]同[1], 2002:261.

[3]同[1], 2002:263.

[4]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2005:97.

[5]刘鹗培.孟子大传.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251.

[6]同[5], 1998:250.

[7]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20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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