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精选十篇）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篇1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是指国家为保护森林、充分发挥森林在环境保护中的生态效益而建立的, 通过中央财政或向森林生态效益受益人收取费用而设立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用于对公益林投资经营者发生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支出给予一定的补助。

一、福建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现状

福建省是最早建立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的省份,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江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通知》 ( 闽政文 [2007] 129号) 就明确规定: 以2005年城市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量为依据, 综合考虑生态区位及其对流域的贡献大小和经济发展水平, 确定各设区市承担补偿资金额度。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生态公益林管护机制改革的意见》 ( 闽政文〔2007〕359号) 提出多渠道筹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一是加大政府投入。二是建立受益者合理负担的直接补偿机制。三是认真落实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政策, 鼓励社会各界通过认养、冠名等方式, 捐资保护和建设生态公益林。

福建省2010年起就已明确生态公益林受益者负担途径: 一是依托森林资源开展旅游的, 应从旅游经营收入中提取一定资金, 直接用于生态公益林所有者的补偿。二是对利用水资源发电的企业从其所收取的水资源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生态公益林补偿。三是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以森林资源入股方式参与新建水电站和旅游区的开发。

目前福建省国有林场已全面投保了森林综合保险, 有效降低了森林灾害带来的经营风险。保险金额每亩600元, 保险费率为0. 25% 。商品林保险费由中央、省级财政各补贴30% , 林权所有者承担40% ; 生态林保险费由中央、省级、县级财政分别补贴50% 、25% 、15% , 林权所有者承担10% 。财政补贴力度的逐年加大, 减轻了国有林场的经营成本。

在地方政府对生态建设重视的情况下, 厦门市国有林场于2004年就停止了木材采伐工作, 由财政按每年每人约20万元全额拨付经费; 宁德市国有林场在林地征占用方面除了按《福建省国有林场占用征用林地管理办法》的规定收取“四项费用” 外, 还在林场发展用地和生态补偿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为国有林场林地管理和林场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如: 铁湖工业小区二期用地, 该项目需征占用国有林场林地面积约83亩, 协议确定其中5亩工业用地按综合成本价预留给林场, 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实规划、出让等事宜。白云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因景区森林生态景观协作保护提升需要, 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议定, 从2014年起每年财政预算安排生态补偿金150万元、护林防火经费10万元, 用作国有林场森林景观的管护和防火工作, 国有林场不再按原有的经营方案安排年度木材采伐工作, 协议期五年, 到期报市政府同意后再行协商签订。该协议遵照的是“购买采伐指标, 贴补利润收益”的原则, 与该国有林场年度木材采伐指标约3000 m3出材量的收益情况对比,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生态林补偿标准与商品林生产的收益取得了相对的平衡。

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还存在着生态补偿标准偏低、补偿重点不够突出、尚未建立补偿长效机制等诸多问题。

1. 法律法规不健全, 法律条款之间存在矛盾, 补偿标准过低

承包土地用于植树造林, 等到林木成材了, 却由于生态公益林的保护政策, 不能采伐利用, 只能获得极少的补偿, 投资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报, 严重挫伤了营造林的积极性。从2013年起, 虽然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由原来的每年每亩12元 ( 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15元) 提高到17元 ( 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20元) , 同时也建立了省级生态公益林与国家级公益林补偿联动机制, 补偿标准随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提高而提高。但提高后的生态林补偿标准与商品林生产获得的收益仍有较大差距, 明显存在生态公益林投入与产出倒挂现象。

2. 生态效益补偿采用一刀切的形式

现行的生态公益林补偿对于生态公益林的林分不分树种和林龄, 仅按中央级生态公益林和省级生态公益林划分, 各省分别确定本省统一的补偿标准, 地市甚至是县市间的区域重要性差异无法体现, 影响了经营管理和建设生态公益林的积极性。福建省开展上下游生态补偿试点的补偿额也普遍只是象征性的, 调动不了流域上游地区保护生态的积极性。

3. 短期生态补偿措施有, 长效机制缺失

各级政府随着经济的发展, 对生态建设的重视和资金投入力度逐渐加大, 但尚未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长效机制。

4. 森林综合保险理赔不到位

有的地方政府对森林火灾面积存在指标控制, 发生森林火灾面积超过当年指标数量时, 相关部门不予上报, 导致部分国有林场未能按实际得到应得的理赔。

三、进一步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在由福建省发改委组织的一次专家座谈会上说, 政府花钱买环境, 只能补偿到平均水平, 解决不了生态出效益的问题。只有发动企业等一起参与, 才能有效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 收入提高, 生活水平改善, 也就有了保护生态的内在动力。

1. 完善补偿机制, 加大生态公益林补偿力度

逐步缩小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与商品林生产收益之间的差距, 改变生态公益林投入与产出倒挂现象, 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应改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采用一刀切的形式, 开展森林资源产出率统计, 结合当地的物价指数和收入水平确定相关系数, 在全省相对统一的标准上再作适当调整。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财政用于当地林业建设的投资比例, 并作为政府主要领导任期绩效考评内容之一加以落实, 增加政府财政对林业生态建设的投入。加大森林综合保险的财政补贴比例, 森林综合保险费用由财政全额负担, 并由相关部门督促做好森林综合保险的申报、理赔工作。

2. 出台税费政策, 加强资源费的征收管理

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 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对受益的单位和企业征收生态效益补偿费, 纳入财政专项管理, 用于林业生态补偿。对于直接依靠森林生态效益获取经济效益或受益于森林生态效益的水电水利、水运、森林公园、植物园、自然保护区、林地采矿、农业、城镇居民和工矿企业等, 按规定标准提缴生态效益补偿费。如福建永泰县按利用水资源发电收入的1% 提取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福建永安市按每千瓦时0. 005元对水电站征收生态补偿资金; 内蒙古临河, 辽宁省黑山、昌图, 吉林省长春等地对受益于防护林的农田按面积征收防护林生态效益补偿费; 辽宁省对省内采矿、造纸工业、药材、蚕茧收购企业等单位征收林业开发建设资金。林业部门也应按照规定提取一定比例育林基金用于生态公益林建设。对于污染破坏森林生态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明确治理费用收取标准, 征收相应的生态效益补偿费。

3. 灵活管理方式, 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投入

根据生态公益林的生态管护要求, 实行区别对待、分类管理, 对立地条件较好、区位不敏感的Ⅱ、Ⅲ类公益林允许按有关审批程序, 进行适当择伐。开展景观资源、林下资源等的非木质的经营利用, 在提高生态公益林林分质量的同时增加公益林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收入。通过向国家申报速生丰产林建设、国家后备林和储备林等项目, 积极争取国家林业建设资金投入。

4. 扩大宣传力度, 鼓励社会参与

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社会各界参股、捐赠和命名生态公益林, 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生态公益林建设。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研究确定林地和林木等森林资源入股开发水电站、森林公园和旅游区的生态效益评估标准。如武夷山市星村镇红星村的做法, 将村民的林地入股到森林旅游部门, 根据入股的林地面积支付相应的资源补偿费, 同时实现利润共享, 还可聘请村民担任护林员, 多渠道增加村民收入, 加大村民建设和管护生态公益林的积极性。

森林生态环境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生态公益林也将长期发挥生态效益。鉴于目前生态补偿资金不足的情况, 还可考虑发行森林生态彩票和债券等形式, 多渠道募集森林生态环境建设资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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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自查报告 篇2

一、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收支情况：

1、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投资计划1395550元（管护费977800元、公共管护347750元、公益林管护交通工具70000元）。

2、财政到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1495550元（管护费977800元、公共管护447750元、公益林管护交通工具70000元）。

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际支出641000元［其中：①管护人员劳务费支出571000元。②公益林管护交通工具70000元。

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收支情况：

1、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投资计划1512800元（管护费977800元、公共管护60000元、管护基础设施建设中心站经费475000元）。

2、财政到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1512800元（管护费977800元、公共管护60000元、管护基础设施建设中心站经费475000元）。

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际支出1372600元［其中：①管护人员劳务费支出1171700元。②公共管护支出00元。

三、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营造林资金）300000元，暂时在财政专户结余，营造林工程正在实施。

四、自治区（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护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0元，暂时在财政专户结余，此项工程已竣工，资金正在拨付。

五、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护人员管理情况：我县胡杨林管理站招聘护林员55名，按自治区要求签订劳务合同55份，没有一个中心站和4个管护站，均建立健全了森林资源档案，目标管护责任制落实到位，共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55份，巡护记录填写全面，规范，管护措施到位，管护效果显著，公益林区森林覆盖率有明显提高。我县招聘护林员26名，按自治区要求签订劳务合同26名，各个管护站负责人与胡杨站站长签订了管护责任书，胡杨林管理站站长与林业局局长，林业局局长与政府县长分别签订了责任书。各管护站档案齐全，管理规范，目标管理责任书落实到位，巡护记录均按照地区反馈意见进行了整改，管护措施到位，管护效果显著，公益林区森林资源覆盖率有明显提高。

六、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新建管护站一个，维修中心站一个，新建管护站2个，安放标志牌6面，安放宣传牌28个，订做警示牌30个，其中已安放20个，另一个中心站招投标手续已于11月办理完毕，近期将开工建设，档案齐全，管理较规范。县林业局在监管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期间，无挤占、挪用、占用情况，严格按照《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使用管理办法》执行，做到专款专用。通过自查，存在的问题有：

1、管护人员工资较低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影响因素研究 篇3

摘要：森林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探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影响因素，将有助于生态效益补偿公平性，进而促进森林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文章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及农民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补偿费用、收入来源、林业总收入，生活水平变化等是影响补偿标准的制定及农民接受意愿的主要因素。因此，提出了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综合补偿、增加当地科研及教育方面的投入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西藏；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影响因素

一、 引言

森林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木材安全和物种安全等方面有特殊地位。然而，森林资源的价值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特别是无形性，外部性等显著特点，使其难以在市场经济框架下进行有偿和对等的交换。如何通过适当的措施将森林生态效益的经济外部性内化，促使森林资源的价值实现，生态效应补偿更加公平，森林资源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普遍关注的课题。目前针对森林补偿效益的研究，多集中于补偿制度的建立、补偿基金的筹资方式、补偿标准的确立，其中补偿标准方面的研究中，针对不同区域补偿客体、动态补偿标准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探讨影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诸多因素，目的仍然是促使森林资源的价值实现，生态效应补偿更加公平，森林资源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

二、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研究方法

1. 取样地点。本文的取样地点为西藏自治区芒康县。该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位于西藏东部“两江（金沙江、澜沧江）流域”的藏、川、滇三省（区）结合部，海拔3870m，总面积11 635平方公里。全县辖2个镇、14个乡，总人口7.5万人，平均6.5人/平方公里。2014年，全县森林管护面积达59.70万公顷，护林人员4 333人，发放护林人员工资4 145.45万元。芒康县地方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项目自2009年实施以来，严格按照《西藏自治区芒康县地方公益林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施方案》组织实施，由县、乡、村三级管护卡、管护站和管护点组成的完善的森林管护体系，使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根据国家、西藏自治区等法律法规，结合芒康县实际情况制定了生态补偿标准，以工资报酬方式补偿给护林员。鉴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性，本研究选择管护人员劳务费作为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参见表1）。

2. 问卷设计。为了研究农户期望的森林生态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根据芒康县森林生态补偿的现状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第二，被调查者森林资源具体情况；第三，被调查者参与森林资源生态保护的倾向及其预期的森林资源补偿标准。

3. 抽样方法。根据芒康县实际的行政区划及人口分布情况，按照随机抽样原则，本研究选取芒康县噶托镇、如美真、曲登乡3个乡镇作为样本乡，每个样本乡分别选取了2个村，共计6个村110户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査，所调查农户均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对象。回收问卷110份，有效问卷100份，有效率为91%。

4. 数据分析方法。两样本相关分析是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统计方法。由于本文的数据主要是定距变量，因此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来计算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r=

运用SPSS17.0分析软件，选取年龄、文化程度、职务、家庭成员、林业总收入等指标与期望的补偿标准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

三、 实证结果

1. 受访者基本情况、补偿现状及意愿。

（1）受访者基本情况。由表2可以看出，被调查护林人员年龄以25岁～40岁为主，占到被调查者的70%，被调查者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具有小学以上文化水平者为0，其中有职务人员占4%，96%的被调查者为普通护林员，参与调查者家庭成员一般在4人～6人。80%的被调者年补偿收入不足5 000元，年补偿收入大于10 000元的为0，实际调查结果与表1中所列的当地补偿标准不相符，可以看出，当地居民实际获得的补偿收入低于规定的补偿标准。

（2）受访者的补偿现状及意愿。在被调查的农户中，生态效益补偿收入占到家庭收入的27%，73%的收入则依靠林下产品。虽然补偿收入所占家庭收入比例不是很高，但结合当地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态效益补偿给60%农户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影响，20%的受访者目前尚未感觉到，但不确定今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另有20%的农户未感受到影响。80%的家庭生活水平由于补偿得以提高，也有10%的家庭生活水平反而因此而降低。50%的护林人员表示是因为政府规定而参与护林工作，并非自愿参与。对于目前的补偿标准，80%的人表示基本能接受，同时90%的人员期望提高补偿标准。

2.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相关性分析。

（1）补偿标准和受访者年龄的相关性。由表3可以看出，受访者年龄与期望的补偿标准的相关系数为0.967，呈正相关，这说明年龄越大，对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要求也越高。受环境及自身因素影响，老年人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任何一项收入来源都有可能对其生活带来较大改善，对每一项收入都很重视，因此期望补偿标准较高。

（2）补偿标准和受访者文化程度的相关性。由表4可以看出，期望的补偿标准与文化程度Pearson相关性系数为0.288。这一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对森林生态补偿标准的要求也越高。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其一，文化程度越高的人越能认识到生态资源的价值，因此想要获得更高的补偿标准；其二，因文化程度提高了个人对价值的期望。

（3）补偿标准和职务的相关性。由表5可以看出，职务与期望补偿标准的相关系数为0.602，两者呈正相关性，这表明职务越高，期望的补偿标准也越高。虽然当地政府对具有一定级别的护林人员给出的补助相对较高，但由于西藏特殊的社会环境，有职务的村民往往被限制于行政事务，没有时间从事其他行业，也就没有其它收入来源，因此要求提高补偿标准的期望较高。

（4）补偿标准和家庭人口数的相关性。由表6可以看到，期望补偿标准与家庭人口数的相关系数为-0.995，这一结果表明两者呈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家庭人口越少，受访者期望的补偿标准越高。其原因可能在于，家庭人口越少，家庭成员所分配的森林面积相应的没有家庭成员多的受访者分配的多，这样以来，所能够得到的补贴也更少。因此，他们希望补偿标准最好越高越好。

由表7可知，受访者期望的补偿标准与家庭全年林业总收入成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90，说明受访者全年家庭林业总收入越低，反而其所希望得到的补偿标准越高。

四、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大部分被调査者对于目前的补偿标准基本接受，部分不能接受的被调查者为收入在5 000元以下的普通护林员，他们不能接受的原因可能是收入过低。

2. 由于调查地有着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当地没有专门从事种植业、林业或者牧业的农民，他们大部分从事多元经营，且由于林业补偿部分的收入较低，他们主要通过采集青冈菌、贝母等较少品种的林下作物为主要收入来源，加之他们无法改变政府政策，因此对补偿标准大多是没有异议的。

3. 年龄、文化程度、个人职务、林业总收入和生活水平变化状况是影响受访者意愿的主要因素，也是相关部门在制定补偿标准时应加以重视的影响因素。这与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政府在制定相关补偿标准时，应更多的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4. 家庭人口数与期望补偿标准呈现负相关。相对于家庭人员多的农户，家庭成员少的农户家庭总收入便会显得较低；反之，家庭成员越少的农户所期望的补偿标准越高。在制定补偿标准时，各地区要因地而异，更多地依据当地情况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

从广义的生态补偿来讲，除对补偿对象进行直接的经济补偿外，政策还应该关注其他非经济补偿，特别是居民因保护环境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真正做到让居民无后顾之忧，才能激励民众提高环保意义，付出环保行动。在实际制定补偿标准的过程中，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原则应考虑与其它领域的补偿原则进行协调，在生态脆弱区、生态屏障区等特殊地区设立特别补偿标准，集合生态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变单一的补偿标准为综合补偿标准。总而言之，要想提高民众参与环保行动的积极性，根本措施还是政府财政的支持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为此，完善森林地区的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制度，使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得以有效实施，本文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完善补偿标准与制度，虽然当地制定了补偿标准，但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与标准还是有差距的，制度在实施与执行过程中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如何来改善，具体来说，建立相对完善的利益合作制度机制，地方各级政府明确自己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履行自己在森林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中的角色和责任，并与各级政府相配合，努力做到补偿主体的多元化，资金来源多元化，补偿标准的多样化。

二是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拓宽当地居民收入渠道，特别是非林业收入渠道；对当地居民发展林下经济，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从而改善当地居民生活，使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生活质量得以根本改善。除此之外，还可以鼓励当地居民外出务工，减少因林业损失对生活的负面影响。

三是在科研、教育方面增加投入，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当地居民进行补偿。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资源，其所产生的生态效应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其成本也应该又全社会负担，提高全社会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并且能够给予生态环境保护资金上的支持，无疑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政府应该加强环保教育工作，做好环保宣传工作，加强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根据人们普遍认可的生态环境状况，确定生态资源服务功能和生态效益，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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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黑龙江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研究”（项目号：13H003）；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基于博弈视角的中国林业碳汇项目激励机制研究”（项目号：20110062110010）。

作者简介：李顺龙（1963-），男，汉族，山东省莱州市人，东北林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森林碳汇经济；李华（1978-），男，达斡尔族，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人，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林业经济管理。

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分析 篇4

1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意义

所谓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指国家为保护森林,充分发挥森林在环境保护中的生态效益而建立的,通过国家投资、向森林生态效益受益人收取生态效益补偿费用等途径设立的森林生态效益保持基金,它是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森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一种法律制度。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改制定了《森林法》,首次提出了构建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体制的初步设想。认为目前应由国家担任资金拨付主体,凭借细化的林业部门预算这一载体,引入民营机制。该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制度。2001年,国家林业局会同中央财政选择了11个省区的685个县和2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森林生态效益保持资金的试点单位。这是我国探索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良好开端。

2 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必要性

2.1 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

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开垦了许多荒地,加上森林分布不均,结构不合理,致使野生动物资源锐减,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水土流失严重。

2.2 生态公益林它不是以生产木材和林副产品为主要目的,而

是以空气净化、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农田牧场保护、护岸固堤、护路、护渠、美化环境,以及以国防、科研服务为主要目的。其本身的价值很难直接用经济效益指标来衡量。生态公益林的生态效益是以活立木群落的整体形式发挥作用的,活立木本身是其生态效益的载体。

2.3 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盈。

我国广大的生态公益林区大多是贫困地区,贫穷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生态公益林区居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面临着生存危机。通过国家运用财政补偿的手段扶持为贫困地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标志着我国长期无偿使用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历史已经结束,开始进入一个有偿使用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新阶段。

2.4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是弥补我国生态公益林资金投入不足的重要途径。

我国生态公益林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森林生态建设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首先,造林初期投入受到限制。其次,是森林管护费用投入错位,导致造林多,成活少,成林更少。再次,是对经营生态公益林的集体和个人投入的补偿迟迟未到位,严重影响了生态公益林经营者的积极性。

3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可行性

3.1 我国在森林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过程中,建立有效的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是解决森林生态环境建设者与生态效益受益者之间、林业部门与地方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

3.2 国家林业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

要达到国家林业建设的战略目标,必须根据森林的不同功能,实施分类经营、分区突破、总体推进的发展战略。分类经营是新时期林业发展战略的基础和核心。

3.3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对改善人民生存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重要作用。

对促进我国环境资源的改善,生态环境水平的提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也促进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实施,为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起了积极作用。

3.4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保障林业经济持续增长。

既从森林保护的现实出发,又对国有林实行了优惠扶持,保证林业的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4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保障措施

4.1 加强领导。建立有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管理制度。制定目标管理责任制,签订明确的管护合同,明确管护责任和义务。

4.2 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专款专用。

《森林法》规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应专款专用,不得挪用,不准截留”,在管理上要制度化、规范化,资金全部用于国家重点生态的保护、培育和管理,充分发挥其作用。

总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对改善人民生存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重要作用。对促进我国环境资源的改善,生态环境水平的提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此外,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为我国林业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为实现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林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不仅仅是为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提供资金来源,实质是对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的承认,是从根本上解决林业发展的动力和机制问题。巩固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事,任重道远。

摘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重点讨论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保障措施。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篇5

森林生态效益是指森林生态系统及其 影响 所及范围内所提供的各种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被人类 社会 实际利用所产生的 经济 和社会后果，它主要体现在涵养水源、防护土地和保育土壤、固碳制氧、净化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和住区防护、景观游憩等方面。森林生态效益具有典型的外在经济性和公共物品性。外在经济性在林业中是最普遍的现象。当森林发挥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等多种生态效益的时候，这种生态效益却被非林业经营部门乃至全社会无偿地享用，而不必为此付出相应的费用。同时森林生态效益是一种无形效用，不能贮藏和移动，生产者难以对其进行控制，于是无法迫使受益者偿付了补偿费后才能享用其生态效用。因此，森林生态效益服务又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森林生态效益具有的这种典型的外部经济性，它超越了进行森林经营活动的林业经营组织以外的外部影响，即不通过市场机制反映的影响，进而会产生不能反映到私人收益中的社会收益。一般认为，森林生态效益产权难以界定，而且交易成本很高，主张通过庇古的 方法 加以解决——即强调政府的参与。为此，通过政府进行干预修正森林生态效益外在性就成为我国现行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及措施的 理论 与实践基础。我国新《森林法》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新《森林法》准确揭示了补偿基金的实质，即补偿基金由国家设立，不仅仅是林业部门的事，而是政府行为。因此，对于林业经营组织来讲，取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也就意味着取得一笔有特定用途的政府补偿资金，从实质上讲，它符合“政府补助”的内涵。政府补助是指政府通过向 企业 转移资源、以换取企业在过去或未来按照某种条件进行有关经营活动的援助。首先，它具备经营活动的特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作为国家财政专项资金虽然属于预算资金，但它投入到生态公益林的经营管护中来，不同于一般的事业单位的经费拔款。这是因为林业企业的工程造林和森林资源的经营管护，属于生产活动，应按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要求进行全面的森林经济效益核算，计算 各项生产作业活动的造抚成本和管护费用，讲究经济效益。相对于商品林生产企业而言，公益林经营企业虽然其生产经营的性质有所区别，但都是以森林资源为核算对象，以森林资源的经营利用为核算 内容，只不过产出的产品及补偿方式有所区别。公益林如果能集约经营，逐年增值，也就能发挥采伐林木的经济效益。国家林业局出台的《林业 发展 “十一五”和中长期规划》也明确规定要立足于公益林森林多功能多效益的发挥，加大封山管护和低质低效林改造等森林经营力度，增强公益林的生态功能。按事权划分的原则，重点公益林由国家承担并开展森林经营活动，地方公益林由地方承担，国家给予适当补助。其次，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可以理解为更宽泛意义的一种政府补助。因为政府补助从含义更广的角度理解，它可以定义为政府有关部门意在专门对符合一定标准条件的企业，提供某种可以货币计量的经济利益的行为，它不仅包括国际 会计 准则中一般的政府援助中的资助、补贴和奖励，还可以包括政府财政专项拔款等。2004年出台的《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中也明确规定了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性质：中央森林生态补偿基金是对重点公益林管护者发生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支出给予一定补助的专项资金，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显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强调的仍属于一种“补助”的范畴。最后，它符合政府补助的目的。政府将纳入公益林管理的森林资源，以财政专项拔款等形式对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林业生产的积极性。为此，林业经营组织获得中央或地方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属于一笔货币性的政府补助，其如何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如中央补偿基金平均补助标准为每年每亩5元，其中4．5元用于重点公益林专职管护人员的劳务费或林农的补偿费，以及管护区内的补植苗木费、整地费和林木抚育费等补偿性支出；0．5元用于按江河源头、自然 保护区、湿地、水库等按区域区划的森林火灾预防与扑救、林业病虫害预防与救治、森林资源的定期定点监测等公共管护支出。而且，财政部门会同林业主管部门对生态公益林的建设情况、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使用绩效等要严格按照合同的要求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与评价。

二、现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收入会计核算存在的 问题

(一)关于会计科目的设置问题与林业经营组织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业务直接相关的主要是《企业会计制度》中的规定，但其相关条文非常简单，仅在第7章将“补贴收入”定义为企业按规定实际收到退还的增值税，或按销量或工作量等依据国家规定的补助定额计算并按期给予的其他形式的补贴。《企业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中对“补贴收入”和相关的“应收补贴款”科目的使用作了说明。从科目使用说明中可以看出，《企业会计制度》实际上仅仅规范了企业所收或应收现金补助的会计处理，没有考虑补助与企业经营活动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补助的经济实质。因此，在会计核算中，国内对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有的通过“补贴收入”总分类科目核算，有的通过“专项应付款——补贴收入”甚至是通过“其他收入”科目核算。正是由于在现行的会计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这一经济行为的会计核算科目，使得对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这种具有特定意义的政府补助在会计科目的使用上比较随意，从而使得现行核算不仅容易混淆财政补助资金的性质，而且难以做到单独完整反映各级公益林补助资金的来源与去向。实务操作中，使相关账户的内容十分混乱，会计科目的使用缺乏严肃性，造成了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不一的现象，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不利于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同时会计信息的失真，也使财务监督难以落实，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把国家补偿款用于垫付农业税或用于归还造林贷款等现象。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篇6

一、安徽省生态公益林建设保护情况

安徽省公益林面积2495.2万亩，占全省林地面积的37.5 %，主要分布在生态区位极为重要和生态状况极为脆弱的皖南和大别山等山区，在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安徽省是全国首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试点的11个省之一，从2003年开始建立补偿基金，经历了从无到有、补偿范围从小到大、补偿资金从少到多的过程，通过十几年的实践，提高了林区广大干群对生态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纳入补偿的生态公益林从最初1200万亩增加到目前规模，生态公益林的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珍稀动物的数量明显增多，为提高全省森林覆盖率、林木蓄积量、保护生态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二、安徽省生态公益林补偿的主要做法

（一）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在面上，从2009年开始对国家级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实施综合财力补偿政策，到2014年已安排补偿资金14.45亿元。在点上，逐步提高省级公益林补助标准，2012年将省级公益林标准不分权属统一提高到每年每亩10元，2015年提高到15元。点面政策配套，把森林资源补偿、水资源补偿、国土资源补偿等有机结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

（二）建立多层次生态有偿使用机制。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在国家层面，中央和皖浙两省共同设置补偿资金，到 2014年已安排17.5亿元用于黄山市和绩溪县新安江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在省级层面，2014年省财政安排1.2亿元，启动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建立横向跨区域生态补偿制度，逐步建立生态有价、使用有偿的机制，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综合治理。

（三）建立多级次生态保护机制。按照财权与事权相适应原则，2014年中央财政补助安徽省2.3亿元对1767.4万亩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给予补偿，省财政安排8046万元对727.8万亩省级公益林给予补偿。铜陵市从2008年开始实施市级补偿制度，市财政安排200万元，对国家和省级公益林在国家和省级财政补偿标准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标准，并对5.9万亩市级公益林给予补偿。淮北市2013年启动市级公益林补偿制度，区划界定了4万亩市级公益林，市财政安排40万元进行补偿。

（四）建立多环节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完善财政补助补贴政策，整合良种育苗、科技推广、造林绿化、抚育护林、防火治虫、贷款贴息、保险补贴等一系列育林、造林、护林、兴林、活林补助资金，2014年省级以上财政投入林业资金达26.7亿元，支持森林增长、资源保护、民生林业、生态家园等项目建设，形成政策支持合力，发挥财政资金最大化效益。

三、进一步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思考

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更宽的视野、更新的思路、更大的力度、更快的步伐，着重解决好四个方面问题，进一步强化生态理念，开拓资金渠道，完善政策制度，创新补偿机制。

（一）为何补。安徽省是全国南方集体林区集中省份，纳入生态公益林补偿的集体林达 2136万亩，占生态公益林的86%。随着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林地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相比经营商品林预期收益或林地租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经营生态公益林收入明显不足，对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保护和效益补偿形成了不小的压力。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不仅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和现实要求，也是激励调动林农参与保护积极性、提高依法治林自觉性的重要举措，给予林农合理的生态效益补偿，改变“砍树卖钱”作为唯一收入来源的现状，更好地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二）如何补。人们对森林资源的传统认识，侧重于木材物质产品供给，忽视了森林生态系统在生态、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和价值。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确定，首先是营造、抚育和管护成本，其次是失去的直接经济效益，再次是体现生态多种效益的价值。建立合理有效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可以保障生态公益林建设保护资金来源，有助于建立新型林业经营管理体制，更重要的是可以明确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三）谁来补。继续发挥财政补偿托底作用，对森林资源产品的公益性生态补偿，将是公共财政政策的一大亮点。碳汇林业因具备“交易”潜质，蕴藏着巨大商机和光明前景，通过财政补偿等政策引导，将公益林的生态效益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将隐性的森林生态效益转变为显性的经济效益，建立吸引社会资本的市场化机制是解决生态效益外部性的根本途径，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开发森林的碳储存服务、水文服务、生物多样性服务以及森林景观服务方面巨大的市场化交易，共同承担生态公益林补偿责任。

（四）怎么补。一要建立与财力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完善补偿制度，财政既要有所作为，也要兼顾财力，提高补偿标准需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除国家和省级适当提高标准外，有条件的市县要确定本级公益林保护区，政府给予适当补偿。二是完善公益林经营利用政策。在不影响生态建设的前提下，开展抚育、更新性质的采伐，增加直接经营收入。三要加快森林资源和资产的价值评估和核算。科学计量评估森林的经济使用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为深化森林资源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支撑和依据。四要加快实施市场化补偿试点。借鉴国内先进经验，转变思路，创新方式，加快碳汇林业的实践步伐，开拓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来源渠道。五是健全农民增收致富扶持机制。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化手段，积极引导林下经济等产业化发展，完善畅通林业投融资渠道，加快森林旅游服务业发展，大力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林业，让森林资源“活树”变“活钱”，让农民增收致富有新门路，取得生态增优、林业增效、林农增收的良好局面。

（作者单位：安徽省财政厅农业处）

责任编辑：洪峰

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探讨 篇7

森林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系到百姓的生活以及未来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施森林建设是维护社会与自然平衡的重要举措, 通过森林建设, 增加森林面积, 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 为了发挥生态环境的经济效益, 还要注重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逐步完善, 因此, 应该对森林的成本进行管理, 使得农民能够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和实惠, 从而促进森林生态效益与产业的双重发展。

2 森林建设的作用以及生态效益补偿

2.1 森林建设的作用

森林资源保护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目的是把生态环境建设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山区资源优势, 突出生态恢复、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防治水土流失, 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民的耕地面积虽然有所减少, 但森林覆盖率有所增加, 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森林建设有效的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 改善了生态环境状况, 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使得农民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同时, 随着森林建设的不断推进, 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使得群众能够更好地领悟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并积极投入到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来。具体说来, 森林建设主要有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 增加了森林覆盖率, 是实现森林还原目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二, 有助于改善气候。森林面积增加, 对调节气候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 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农民的耕地减少, 很多农民都选择外出务工, 这对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帮助。第四。农业逐步向科技化迈进, 通过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 让他们掌握更先进、更实用的技术, 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从而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2 生态效益补偿概念

森林建设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很大作用,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又产生了其他问题, 比如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生态效益补偿又被称作是环境服务支付或生态效益支付,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指国家在保留森林面积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发挥生态效益而建立的, 它主要是由国家投资筹建, 然后森林生态效益的经营者需要再向国家交一部分的补偿费用的方法来维持生态效益资金循环链条, 这些资金再反过来对森林进行保护和管理的一种法律机制。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实施, 对于我国的森林资源保护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在森林环境受到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 必须要加强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概念的认识, 对相应的机制进行完善, 从而促进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关于森林建设中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提高, 我国关于这些机制的研究还比较落后, 因此在森林、森林保护以及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往往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2.3 生态效益补偿特点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不仅是森林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之一。生态效益补偿主要的特点有三个方面。第一, 长期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各项资金是由国家设定的, 专门用于补偿政策的实施, 没有明确实施期限, 将是一项长期政策。第二, 无偿性。环境保护事业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项目, 是属于公益事业, 公益林产生的生态效益是公共产品, 属于公益事业范畴;财政投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资金属于支持生态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共支出, 是无偿使用的。第三, 惠农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属于深化林业改革的范畴, 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 对权属为国有的国家级、省级公益林来说只是管护补助, 不存在补偿;对权属为集体和个人的才实施补偿。因此, 除按规定列支必要的管护费外, 补偿资金应主要用在林农的身上, 尽可能地使林农增收和得到实惠。

3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策略

森林建设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持平衡的一个重要途径, 当前各地都在积极加强对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 森林建设产生生态效益, 为了实现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化, 则应不断完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3.1 生态效益补偿的基础措施

(1) 建立健全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我国的西部地区是森林建设的主要区域, 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过程中, 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转移支付力度, 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 可以设立对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支持模式, 使得生态环境恶化地区在进行森林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得到足够的支持。

(2) 拓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资金筹措渠道。在森林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较多, 单纯地依靠国家的财政拨款不能很好地实现生态环境的建设, 因此可以不断拓展资金渠道, 继续利用国债这一有利的筹资手段, 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通过不断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吸引更多的资金用于森林生态效益的建设与补偿工作中, 促进生态建设项目的有序推进。

(3) 加强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研究工作, 开展生态保护立法研究, 法律是保障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基础, 根据我国的环境污染以及生态情况, 应该对不同的地区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方式以及对象, 加强产权改革制度的研究, 使得民众能够提高对森林建设的积极性, 并且积极参与到森林建设以及生态保护中来, 使得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生态治理模式可以逐渐转变为民间主导型治理模式。

3.2 完善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在加强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完善和健全的过程中, 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 建立森林合理分类制度。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实施的前提就是必须根据各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实际发展情况, 对森林进行合理分类。第二, 建立森林资产评估制度。森林的生态效益是客观存在的, 是极具使用价值的, 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因此, 应该依据森林资产评估结果来进行补偿。第三, 建立成本评价分析制度。维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必须要保障正常的生态服务功能, 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 还要维持自身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状态。第四, 建立分类补偿制度。为保障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顺利实施, 应根据不同的森林生态服务功能, 对其影响范围和作用的大小来对应补偿标准。

3.3 生态价值基础上的补偿

在森林建设的过程中, 生态效益价值也是影响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一个重要因素, 合理地考虑到生态效益服务价值, 可以更好地确定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以某地区为例, 森林为当地带来的生态效益服务价值总额为327048137元, 当年的森林面积为30738hm2, 则森林的平均生态效益价值为每年每公顷10639元。由于不同地区的森林产生的生态效益服务价值不同, 有的地区产生的价值较高, 有的地区产生的价值相对较低, 因此不同地区的森林所带来的平均生态效益价值是不同的。一般说来, 中西部经营森林所带来的生态效益比较明显, 但是其平均价值不如东部地区高, 这与气候、地理环境、人为因素等多个方面都有关系。因此, 各地在制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时候也应该要根据当地的生态效益价值进行综合评估。

4 结语

森林的建设和管理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森林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让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制定过程中, 不同地区对于不同的主体, 就应该制定动态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 从而使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更为完善, 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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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红军, 李剑泉.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探析[J].林业资源管理, 2008 (3) .

[3]詹国明, 赖才盛, 林志军.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体系构建探讨[J].福建林业科技, 2007 (6) .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篇8

一、目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存在的问题

1. 公益林划分不太合理

按照森林的主导功能不同, 我国将森林划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 其中公益林包括防护林和特种用材林, 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仅对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规定了补偿。有些地方存在着对公益林和商品林未进行深入研究, 缺乏对林地的实地考察, 任意划分公益林的现象, 这样往往使森林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生态效益。

2. 补偿方式比较单一

截至目前, 我国还未真正建立依靠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化筹资机制所应形成的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沉重, 很难满足生态公益林营造和管护的实际需要。

3. 补偿标准不够科学

目前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计量还没有立法上的技术性, 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确定主要依据的是行政主体的财政支付能力,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 不注重不同级别的公益林之间的价值差别, 而是根据被补偿者本身的性质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适用不同的补偿标准, 这不仅导致不同级别公益林补偿标准的单一化, 还造成了同一级别的公益林因被补偿者性质的不同而使用不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4. 保护范围存在局限性

目前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把森林看做是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对象, 把森林资源仅当作客体加以保护。将森林资源的生态补偿仅局限于树木和其他木本植物的观点缺乏生态保护的整体性, 忽视了对林木周围整体生态环境的保护。

5. 补偿标准低且相对简单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补偿范围是国家级公益林林地, 平均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5元,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后调高为每年每亩10元。国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平均补助标准为每年每亩5元, 其中管护补助支出4. 75元, 用于国有林场、苗圃、自然保护区等国有单位管护国家级公益林的劳务补助等支出, 公共管护支出0. 25元, 用于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重点公益林管护情况检查验收、跨重点公益林区域开设防火隔离带等森林火灾预防以及维护林区道路的开支。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为每亩每年10元, 其中管护补助支出9. 75元, 公共管护支出0. 25元。自2001年开展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试点以来, 已过去了13个年头, 这期间物价消费水平、生活水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的标准除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由原来的每亩每年5元调增为10元外, 国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没有改变。但调增的5元标准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物价水准相比还是偏低。

此外, 在我国黑龙江北部国有林区, 地处偏远, 多为20世纪60年代所建的国有林场, 施业区内多为重点公益林,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成为管护人员的主要生活来源, 管护工资偏低与逐步增长的物价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势必影响管护工人工作的积极性, 产生不稳定因素。这些国有林区根据国家生态功能区转型的需要, 早在十年前就全面停止了采伐, 职工的“五险一金”没有来源 , 由于地方经济底子薄, 财政困难, 上级要求的地方配套资金都不能足额到位。总之, 生态效益补偿的数额不能达到划定生态公益林以前经营者从森林经营中所获得经济收入, 公益林经营者得不到与其他项目经营者基本相同的盈利, 就会影响公益林经营者的积极性。

再者, 由于补助标准大致相同, 没有体现出奖罚原则, 许多在生态保护上取得显著效益的管护者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 从而影响林业的发展和生态效益的提高。

6. 监督、管理不够到位

目前在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 缺乏有效的监督。一些地方配套资金不能及时足额到位, 无法保证项目按期完成, 部分资金超出使用范围或者改变用途, 有些基层单位会计核算资料不完整, 核算制度不健全, 从而影响到生效益态补偿基金的正常使用。

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建议

1. 合理划分和有效利用公益林

科学划分公益林是获取森林最大生态效益的关键。建议相关部门要深入研究我国公益林的界定标准, 结合各地县、乡、林场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 针对各地原有的属性, 在实地考察仔细分析后合理划分公益林。但有的公益林在生态效益富足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转化为商品林, 在保持生态效益的情况下增加经济效益。随着时间、气候的改变水土也会发生变化, 以前适合种植经济林的地方也可能变成生态脆弱区, 使经济林转化为生态公益林。所以, 公益林的划分不是永远不变的。公益林的采伐按其保护等级不同有不一样的限制规定, 我们要兼顾生态保护和经济价值的双重利益, 在规定的合理限度内最有效地利用公益林。为充分发挥公益林的经济效用, 也可以将其同生态旅游结合起来。

2. 拓宽补偿资金来源

国家财政拨款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主要来源, 国家可通过财政专项补助、事业拨款及免税的形式, 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提供资金扶持。此外还可以增设生态安全保险金, 向受益人收取森林生态资源补偿费, 林业部门可从育林基金中提取部分公益林补偿基金, 主要用于公益林的病虫害防治、护林防火等, 以及生态法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等方式来拓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来源渠道。

3. 补偿方式应多元化

我国应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方式, 将资金补偿作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中的一种, 采取多种补偿方式并存的制度。对公益林的经营者和管护者给予政策上的优惠, 使其在管护的同时, 完成好抚育、补植等任务, 发展林下经济, 搞好林下种植、养殖业, 在林业种养殖技术和管理上给予指导和帮助, 以增加管护者的经济收入, 实现生态补偿的目的。在生态存续期间, 每年以一定的货币和食物给予补偿, 还要取缔一些管理费, 以减轻经营者的负担。

4. 提高补偿资金标准, 安排相应的配套资金

针对自2001年试点以来,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补偿标准没有变动这种情况, 建议根据国家财力状况, 考虑到十多年来社会发展和物价消费水平的提高, 适当提高森林生态效益基金补偿标准, 并结合黑龙江北部国有林场根据国家生态功能区转型的要求, 以及企业停止采伐多年的实际状况, 解决与管护工资相匹配的“五险一金”等资金, 以解除管护人员的后顾之忧, 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消除不稳定因素, 从而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效益的提高。

5. 制定按效补偿动态标准

建议在接受中央森林生态效益基金补助之余, 各地应制定动态的补助标准, 按照各乡镇林场对生态做出的贡献大小来发放资金, 对公益林经营者做出公平合理的补偿。对因自身原因对公益林经管不力的经营者和管护者根据情况少补或不予补偿, 以增强对公益林的重视和对生态保护的责任感。

6. 加强补偿基金的监督、使用和管理

济源市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现状分析 篇9

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 总面积1931km2, 山区面积占88%, 人口70万人, 在河南属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多项经济指标增幅或人均水平居全省前列, 城镇化率居全省第3位, 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居全省第2位, 2015年生产总值494.4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6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32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14469元。

2 济源市林业概况

济源市是河南省林业重点市, 山岭区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80%以上。市林业用地面积173.1万亩, 其中林地面积119.8万亩, 林木总蓄积量384.8万m3, 森林覆盖率44.39%。2000年以来, 济源市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等一批国家重点林业生态工程, 是河南省最早开始实施退耕还林的试点市之一, 是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 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市区北部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南部是小浪底库区、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区位非常重要。

3 济源市国家级公益林区划及补偿现状

3.1 区划情况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 济源市共区划界定国家级公益林774100亩, 涉及5个国有林场和9个镇1个集聚区, 全部位于天保工程区内, 按权属分:国有361349亩, 非国有412751亩;按区位分江河两岸 (沁河) 9407亩,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河南太行山国家级猕猴自然保护区) 453555亩, 小浪底水库241231亩, 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69907亩;按地类分有林地541354亩, 疏林地2636亩, 灌木林地224630亩, 未成林地5480亩;按保护等级分, 一级453555亩, 二级310773亩, 三级9772亩。

3.2 补偿发展过程

我国2001年开展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试点, 2004年正式建立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补偿范围扩大到全国, 标志着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的实质性确立。济源市是天保工程区, 2009年才正式启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补偿面积38.05万亩, 其中国有31.15万亩, 每亩补助4.75元, 非国有6.9万亩, 每亩补助4.75元 (仅为管护补助) ;2010年补偿面积维持不变, 非国有部分提高了补偿标准, 第1次有了农户经济补偿。2011年开始, 该市的补偿面积一直维持在59.05万亩, 其中国有17.8万亩, 非国有41.27万亩。2013年再次提高了非国有部分的补偿标准。历年的补偿标准及面积, 详见表1。

2009~2015年, 7年共下达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3467.9万元, 国有736.6万元, 集体2731.3万元, 其中用于农户经济补偿1472.05万元, 受益农户14691户。

3.3 补偿资金分配

根据《河南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施意见》的通知 (豫财农〔2011〕138号) 的规定: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公益林补偿标准为10元/ (亩·年) , 其中公共管护支出0.25元、公益林建设支出1.75元、护林员的劳务补助4元、农户经济补偿4元 (2013年后提高为9元) ;农户经济补偿, 按当年该村 (组) 的总人口 (或股份) 均分到户。

3.4 补偿现状

国有国家级公益林36.1349万亩, 其中13.58万亩纳入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补助范围, 17.8万亩纳入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护补助范围, 尚有4.7549万亩国家级公益林未享受任何补助。

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412751亩, 2011年开始享受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涉及9个镇和1个集聚区。

以2013年度为例, 河南省下拨济源市中央财政森林效益补偿基金总额为693.4万元, 国有84.6万元, 非国有608.8万元。用于公益林护林员劳务支出为236.3万元, 其中国有71.2万元, 非国有165.1万元;用于农户经济补偿371.4万元;用于公益林建设项目85.6万元, 其中国有13.4万元, 非国有72.2万元。

3.5 发放形式

根据《河南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施意见》的通知 (豫财农〔2011〕138号) 的规定:农户经济补偿, 由乡级林业管理机构或管护单位组织村、组逐一落实后填报兑现底册, 经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 报至县级财政部门。县级财政部门根据林业主管部门提供的兑现底册, 组织乡级财政所在村、组为单位, 在村、组所在地进行公示, 公示期不少于7d, 对公示无异议的经济补偿拨至农村信用社等金融部门, 由金融部门按照兑现底册以“一折 (卡) 通”的形式, 及时、足额打入存折 (即视同兑现到位) 。济源市在发放过程中, 严格按照文件精神, 实行“村组造表, 乡镇审核, 回村公示, 部门监督, 全市统一, 一卡到账”的原则, 由各村、组造表, 乡 (镇) 政府审核, 在村里公示后, 报林业局、财政局审查, 全市统一汇总后, 财政部门将资金拨付到银行涉农资金账户, 最后由银行将资金一次性发放到农户的“一卡 (折) 通”账户上。通过这种方式, 有效减少了中间环节, 压缩了发放时间, 做到了全市统一, 避免了资金挤占、挪用, 确保了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直达农户手里。

4 济源市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施中的问题分析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经过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正朝着健全机制, 完善政策, 提高标准的方向发展。然而, 由于这一制度本身的复杂性, 实践中仍存在着如下诸多问题。

4.1 补偿范围小

根据2007年济源市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即二类调查) 结果, 济源市共有林业用地面积173.1万亩, 其中生态林公益林面积160.57万亩, 但该市目前享受补偿的面积, 仅限于国家级公益林77.41万亩。《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实施方案》规定:”属于地方公益林的, 主要由地方财政安排补偿基金”, 但该市的地方公益林还没有得到补偿。

4.2 补偿标准低

济源市集体与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41.27万亩, 涉及9个镇, 82个村, 14691户, 2013年补偿标准提高后, 农户经济补偿每亩9元, 户均每年补助仅253元, 且差距非常大, 分布极不均匀, 最少的户只有2.7元, 户均小于100元的占到61.5%, 详见表2。因资金太少, 甚至出现部分农户, 拒绝配合领取补助的情况。

从总量来看, 补偿并不少, 但由于涉及范围广, 户数多, 均分到户, 数量实在太小, 对他们来说可以说微不足道, 根本起不到因不能采伐、经营而弥补经济损失的意义和作用。同时,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原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严禁林木采伐行为”, 限制了林农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从林地上得不到任何经济效益, 仅靠国家补贴弥补不了其经济损失, 林区部分群众对此意见也很大。

4.3 补偿标准不够科学

森林为社会提供了无偿的生态服务, 理应得到应有的补偿。但是, 目前补偿标准缺乏科学的定量依据, 2009~2013年的5年中,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 从每亩5元, 到10元, 到15元, 体现了动态的增长机制, 但补多补少, 完全靠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 缺乏制度和依据,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 补偿标准太单一化, 没有根据公益林级别的不同、地类的不同、区位的不同、生态效益的不同等, 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 造成了新的不公平现象。

4.4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

森林资源的保护, 最终目的是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生态环境改善, 生态效益受益的范围不仅仅是当地, 受益的是该市、该省, 甚至是全国, 但地方政府、工程区的林农因执行国家政策、保护生态环境, 并没有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我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四道省”考核, 全部强调的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与义务, 缺少利益补偿机制。另外, 《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规定:“禁止在国家级公益林地开垦、采石、采沙、取土, 严格控制勘查、开采矿藏和工程建设征收、征用、占用国家级公益林地。除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外, 不得征收、征用、占用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地”, 这些生态红线的划定, 使地方工业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给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但国家层面没有为地方出台优惠的政策。这样的局面如果长期维持, 将严重影响地方政府在公益林保护方面的积极性, 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近年来,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建立, 为济源市生态环境改善、林区稳定、林农增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改进, 从中央层面上讲, 怎么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东部与西部、上游与下游、政府与林农等各方在保护与发展上的关系, 促进这一补偿制度更加成熟, 还有诸多工作要做。

摘要：指出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各级政府依法对公益林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进行补偿的法律制度。济源市从2009年开始享受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结合这几年该市实施情况与该市林业、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 找出了其存在的问题, 以便更好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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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林业局.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S].北京:国家林业局, 2014.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篇10

一、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的实践

仙游县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中部, 是全省重点林区县之一, 森林覆盖率达69.15%。全县林业用地面积200.21万亩, 有林地面积178.2万亩, 生态公益林面积53.96万亩。2007年以来, 全县累计发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3535.32万元。近年来, 在财政、林业部门的共同配合下, 通过规范管理和运作,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在该县得到了有效实施,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森林生态效益明显提高, 破坏生态公益林和森林火灾案件明显减少, 林分质量明显改善, 保护意识明显增强。2012年, 总面积27万亩的仙游县木兰溪源头自然保护区被省政府列入了省级自然保护区, 位列保护区内的16万亩生态公益林的示范管理起到了重要的引擎作用。

1. 高度重视, 严格资金监管。

县里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列入强农惠农富农资金在线监管项目, 认真制定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方案, 由纪委、财政、审计、林业等部门组成监管小组, 负责对补偿基金管理使用情况的日常监管工作。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 涉及违法违纪行为的, 严格处理到位, 从而确保了补偿基金规范使用、落到实处。

2. 明确责任, 落实管护机制。

要求生态公益林各所在村成立生态林监管小组, 严格选聘生态公益林护林员, 实行护林员合同制管理并建立起护林员考核制度。监管小组根据管护标准和管护职责要求, 每月定期上山考核护林员管护情况, 考核结果予以张榜公布、接受监督, 年底经全面考核管护合格后, 予以兑现护林员全部报酬, 不合格者予以扣减报酬直至辞退。与此同时, 县、乡两级林业部门每年年底也组织人员对辖区的生态林管护情况进行随机抽查, 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3. 规范管理, 做好发放工作。

严格按照福建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 扎实做好生态公益林面积、人口变动核实、资金分配、分解发放、张榜公示、监督检查等各个环节工作, 及时将补偿基金下达各乡镇, 由乡镇财政所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给林权所有者。为防止借林权纠纷发放不到位为由截留挪用补偿基金现象的发生, 县林业局专门成立生态公益林山林权纠纷调处小组, 对个别因山林权纠纷未解决一时无法分配的, 涉及纠纷的林权所有者补偿费、村集体组织监管费由县林业局统一代管, 调处小组及时调解处理、明晰权属后, 县林业局按时将该部分所有者补偿费、村集体组织监管费拨回相关乡镇发放到位, 从而确保了补偿基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4. 加大投入, 做好保护和建设工作。

在严格规范管理的同时, 2011年来, 仙游县结合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试点和福建省“四绿”工程建设, 投入了352万元财政配套资金, 对重点生态公益林进行森林抚育、林分修复补植和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同时, 合理规划营造油茶、无患子2.3万亩, 鼓励引导林农进行林下非物质利用开发, 力求做到生态公益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平衡发展。

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1. 地方财力和民资的生态公益林建设参与度低。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 生态公益林建设和保护得到了重视, 但由于财力有限, 地方政府仍侧重于追求GDP增长, 却忽视对生态公益林建设和保护的投入, 对生态公益林建设没有远景规划, 这对生态公益林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同时, 现行低标准的补偿金与林农的林木直接受益预期相差甚远, 难于调动林农参与建设的积极性。由于受生态林立地条件、投资收益风险等因素的限制, 靠招商引资发展林下规模经济、反哺生态公益林建设的路子仅停留在探索层面。目前的生态公益林建设和保护仅依赖于中央、省级补助, 导致建设标准不高, 保护效果不佳。

2. 补偿标准低不利于生态公益林的长期保护。

林权制度改革后, 林木、林地价格上涨, 随着我国土地流转政策的推广, 林地价格正呈攀升趋势, 而现行的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和省级财政拨款, 地方政府没有配套补助, 林农得到补偿低, 加上林农的生态公益意识淡薄, 造成林农对生态公益林营造和管护积极性不高。近年来, 由于营造巨尾桉速生丰产林带来的可观效益, 仙游县林地流转更为活跃, 林地租金每亩达26-30元/年, 且租金一次性支付。而目前的补偿标准每亩每年只有12元, 远低于林木生长和林地流转带来的经济效益。

3. 基础设施建设给生态公益林管护带来一定压力。

在生态公益林区域划定时, 多数地方将人烟稀少、生态脆弱的林地划入生态区位, 近年来不断完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 一些原本偏僻的区域变成交通便利地带, 外出打工村民有返流趋势。如仙游县列入生态公益林的135个村中涉及的7个山区乡镇58个村, 原本交通不便, 村民几乎靠外出谋生, 客观上便于管护。但随着莆永高速、沈海复线高速和环山区公路的开通和当地红木家具产业的发展, 返乡的外出劳工正逐年增多, 林木受破坏和森林火灾潜在风险也增加, 将给生态公益林管护带来压力。

4. 补偿标准单一, 没有分类补偿。

不同地区、区位、地类和质量的生态公益林管护成本和生态价值不一样, 但现行补偿标准却相同, 没有根据生态效益发挥作用、管护难度高低和公益林分布复杂情况进行合理区分和分配补偿, 如交通主干线两侧、饮水源头、环城市一重山、人烟稀少、自然条件好的地带的公益林, 其管护难度、林分质量和生态作用不尽相同, 已经投入或需要投入的资金差别很大, 补偿标准却相同。

5. 补偿基金发放环节多, 管理仍有漏洞。

出于规范管理的需要, 补偿基金按照预算级次从中央到乡镇层层下达, 由乡镇组织发放到村委会或通过“一卡通”发放到林农, 并通过层层检查来督促发放到位。由于尚未开发一套完整的补偿基金发放管理信息系统用于操作, 县级以下林业、财政部门每年都承担着分配发放、公开公示、审核校正、纠纷调处和接受层层检查等大量工作, 为此耗费的人力、精力和财力不少, 监管效率也不高。近年来, 虽然截留挪用补偿基金现象得到了遏制, 但随着林权改革后山林权纠纷的逐年增多, 个别镇村以山林权纠纷为由暂缓发放, 进而截留挪用补偿金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的对策

1. 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法规政策环境。

(1) 抓紧修订出台专门法规。各地在实施森林生态补偿基金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做法, 但出现的问题也不少, 如普遍反映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资金“撒胡椒粉”达不到生态保护效果等。应充分重视林农经济利益诉求与生态利益要求明显冲突这一问题, 修订现行管理办法并出台一部完整的法规, 以法律条文形式, 明确规定生态公益林的保护方式、补偿类型和标准、额度提高办法、补偿资金分配发放、监督检查办法, 以及政府、林农、工矿企业各方责、权、利等, 切实维护林农权益, 提高他们保护生态的积极性。 (2) 加强法规政策宣传。在切实保护林农利益的前提下, 林业部门和有关部门应按规定要求做好生态公益林管护落实工作, 定期公布公示管护责任人、管护面积、范围、补助标准、责任和义务等, 接受群众的监督, 增加执行政策的透明度。同时, 做好生态公益林保护和建设政策的宣传工作, 积极引导林农履行好义务, 鼓励其支持和参与生态公益林建设。

2. 确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

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整个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核心, 关系到林农的切身利益, 也关系到生态公益林能否持续发挥生态效益。考虑到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森林生态效益需求、生态公益林林分质量和管护难度的差异, 在确定补偿标准时, 应根据实际区别开来。在财政年度预算补偿金额总量不变的前提下, 针对不同类型的生态公益林, 以森林生态效益需求和管护难易度为主要指标, 调整确定不同类别的补偿标准。 (1) 一类补偿标准:大气重污染地区的生态脆弱公益林、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江河源头、饮水源头周围等重点公益林按高标准补偿, 提高的补偿部分用于公益林的林分修复补植、调整树种结构。 (2) 二类补偿标准:交通主干线两侧、城市周边一重山生态公益林, 因区位划定前多数是人工造林, 且管护难度相对较大, 应考虑林地成本投入和管护难度, 按中等标准提高林木补偿管护比例。 (3) 三类补偿标准:边远地区、人烟稀少的公益林, 区位划定前多数是天然林, 林地成本投入少, 管护自然条件相对较好, 按一般标准补偿。确定不同类别的补偿标准后, 应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和生态效益发挥评估状况, 相应确定合理的补偿提高额度、调整间隔期和地方配套补偿额度, 让林农坚定对保护和建设生态公益林的信心, 让林农分享生态公益林政策红利, 确保生态公益林持续得到保护和生态效益发挥最大化。

3. 拓宽补偿基金筹资渠道。

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是一种公共产品, 森林生态效益的受益者是全社会, 因此, 除政府财政资金拨款外, 全社会都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补偿费用。需要拓宽其他筹资渠道, 有效保障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足额到位, 以缓解财政投入不足、林农利益渴望、生态效益需求三者之间的矛盾。 (1) 建立工业发达地区对森林资源发达地区补偿机制。按照受益者合理承担的原则, 分别根据工业发达地区的GDP增长、PM2.5变化趋势、财政收入状况和森林资源发达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森林蓄积量情况, 由各省级人民政府统一指导要求受益的工业发达县对口补偿森林资源发达县。 (2) 建立江河溪流下游对上游地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江河溪流下游的县级地方政府要根据当地受益情况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上游地区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偿。 (3) 建立受益单位合理的补偿机制。规定可以从森林景观旅游经营收入、水力发电收入、矿山开采经营收入、饮水资源收入中适当提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4) 建立征占用生态区林地交纳森林资源补偿费机制。应严格控制公路、水库、电力线路架设、旅游开发等项目建设对生态区位林地的征占用, 确需征用的, 应开征森林资源补偿费。福建省从2013年1月1日起对征占用生态区位和城市规划区林地征收森林资源补偿费, 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每亩每年提高5元, 就是一条很好的举措。 (5) 积极探索林农自我补偿机制, 增加林农收入。鉴于生态公益林直接经济效益受限制, 应积极引导林农充分利用生态公益林林下资源, 开展林下非木质利用, 提高林农自我补偿能力, 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持。

4. 科学有效管理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