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性合作组织

农村社区性合作组织（精选十篇）

农村社区性合作组织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 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保证国家的食品安全。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 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为此, 我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曾做过认真规划与实践。包括恢复农业银行、扩大农村信用社自主权) 、创立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促使农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性金融企业、先后成立和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恢复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组织及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改革等。但改革实践的结果是, 自1999年以来,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的放贷权, 只保留了吸储功能;占据大片农村金融市场的邮政储蓄也只吸储不放贷;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只负责粮棉收购。最后农村金融市场只剩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孤军作战, 而作为合作性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合作却缺乏合作性, 为农村社员服务的范围非常有限。经营的自负盈亏,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倾向, 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流动, 真正需要资金贷款的农户难以得到金融支持, 农村信用社离农民越来越远。资料显示, 改革开放前, 金融部门的农业贷款占所有贷款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3%左右, 而1978年后一直维持在两位数以下, 1998年以来徘徊在5%左右, 对乡镇企业的贷款也一直保持在6%左右。2000年, 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99371亿元, 而用于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贷款余额仅占10%左右。而与此同时, 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入了城市, 按可比价格计算, 1978-2000年通过各种渠道外流的农村资金达284000亿元, 其中通过金融系统流出的资金占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0.4%, 是农村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而1994-2000年期间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农村资金占同期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9%, 占1978-2000年间通过金融系统外流资金总额的79%。

由此可见,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困境:一是农村正式金融服务供给远远滞后和脱离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 二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单向导管源源不断地将农村资金吸向城市。

二、基于信用、成本层面的农村金融困境分析

造成我国目前农村金融困境的原因很多, 本文仅就微观层面的信用、成本方面来探讨造成我国目前农村金融困境的原因。

农村金融交易成本是农村金融环境中的重要内容, 其高低程度反映了农村金融状况, 更直接影响到资金的供需状况。作为资金供给主体的金融机构, 会承担包括筹资成本在内的其他多项交易成本, 按形态可分为显性、隐性交易成本。该成本的高低, 决定了资金供给主体投放资金的多少和资金的价格水平。

(一) 农村金融机构显性交易成本高

显性交易成本是指在金融交易过程中可以准确计量和必须发生的交易费用。一是信息获取费用。金融机构为避免借款人贷前逆向选择、贷后道德风险以及抵押物质量状况上所耗费的费用统称为信息获取费用。征信体系越完备, 信息获取渠道越畅通, 信息获取费用越低。由于目前的银行体系是按照城市的信用体系设计的, 而城市的信用体系是纵向的, 银行调查贷款者的信用状况需要查看会计报表、到工商税务查资料, 需要抵押凭证等纵向方式。对农民来说, 没有会计报表, 工商、税务更没有资料, 更没有获得银行认可的抵押品的, 农民的信用体系更多的是横向的, 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关系, 这种信用的边界很难超出地缘乃至业缘的边界, 无法为现有的银行征信体系所用。银行的征信体系和农民的信用体系相背离使得银行在农村的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 信息获取费用高昂。二是交易手续费用。指一笔贷款从发放到收回过程中金融机构所付出的工本费、人力资本、账户维护费用等。一般来说, 手续费用主要与贷款笔数相关与单笔金额无关。农业贷款与城市贷款相比, 金额小、次数多、周期短, 同等金额的贷款量农业贷款相比城市贷款呈现收益低而成本高的特点。

(二) 农村金融机构隐性交易成本较高

隐性交易成本是指由于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 或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在将来可能由某一方承当的一种或有成本, 这种或有成本主要由资金供给主体承担。隐性成本大小主要受信用环境好坏, 担保等中介机构发育程度, 金融产权界定和保护的力度、效率和成本等的影响。首先, 农村社会信用环境不佳, 信用体系不健全, 增加了隐性交易成本。部分基层政府为保社会稳定而牺牲金融机构利益, 助长了借款人逃废金融债务的行径。其次, 一些企业由于产权不明晰, 财务不透明, 金融机构难以顺利获得借款人真实信息, 这也加大了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的概率。此外农村保险、担保等中介机构不健全。增加了金融机构潜在交易成本。农业作为一种弱质产业, 受自然灾害、疾病、瘟疫等影响较大由于农业保险的缺失, 农业产业风险无法有效规避。最后, 金融执法力度和效率不够增加了隐性交易成本。主要表现为对金融产权保护不够, 执行周期过长、执结率低、执行费用较高等。

总结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农村金融交易成本较高影响了信贷资金供给, 最终形成了高利率、低供给的状况。在同等利率条件下, 金融交易成本越高, 金融机构愿意提供的信贷资金越少;同时, 在信用环境、中介机构、司法维权不完善的情况下, 贷款投放风险较大。因此, 即便是在高利率条件下, 金融机构也不一定会增加信贷投入。在多种因素影响下, 农村金融市场表露出低供给、单流向 (城市) 的典型特征。

三、基于合作组织的农村合作金融构想

由以上分析可知, 农村熟人社会所形成的信息和信用约束机制本可以有效地保障金融安全, 但却不能为城市正规的商业金融机构所利用。笔者认为, 要破解目前农村金融的困境就需要有效的组织载体, 以便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风险, 而合作组织就可以是这样的重要载体。依托合作经济组织开展的农村信用评级, 通过评级建立相互监督的机制, 有助于农村信用环境的优化和升级。依托合作组织开展联保、联贷业务, 既强化了对于农民的信用约束, 既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 又拓宽了农合行的营销网络, 建立起稳定而又庞大的客户群, 深入发掘和培育农村金融市场, 反过来扩大了对于农民的信用供给, 这对于银行和农民两方面都是有利的。

(一) 依托合作组织进行农户信用评级

农户的信用评级目前是依靠金融机构进行的, 由于人员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力。而依托合作组织开展农户信用评级, 一是增加了评审工作透明度, 更大程度上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同时提高了评级公信度。二是拓宽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营销渠道, 解决了金融机构人员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使农户得到了及时的资金支持, 也为完善农村征信体系和维护金融安全创造了条件。具体可由合作组织成立信用评级委员会, 制定议事规则、评级标准和工作程序。将成员与合作组织的交易情况、遵守合同情况等纳入指标体系, 并且通过逐年积累, 形成农户、农村中小企业及合作社信用档案。然后将由信用评级委员会组织对农户、农户小组进行信用评级。

(二) 担保与反担保相结合, 突破农村抵押物资源不足的瓶颈

农户缺乏银行可接受的担保财产, 但青苗、牲畜、农机具等在银行看来难以掌握、难以变现的财产权益在乡土生活范围内, 却是具有较高价值的, 也是具有一定的可流通性的。作为合作社成员的农户向银行贷款, 合作社为之提供担保, 农户转而以上述自有财产权益向合作社提供反担保。这种担保与反担保相结合的方式, 有望突破农村抵押物资不足的瓶颈问题。当然, 合作社为农户提供担保, 也可以是限额保证。根据农户经营规模、贷款需求、偿还能力、信用记录等因素, 确立百元、千元、万元等几个限额标准, 有助于合作控制合作社的风险。

(三) 小组联保与限额联保相结合

传统的联保模式实际上是一次性的, 不具有可重复性, 有可能助长短期行为, 难以稳定和积累信用关系。往往针对某一笔具体贷款, 临时拉上几个人组成联保, 如果到期还款, 这个联保就解散了, 再要贷款还要重头来过;如果到期出现违约情形, 则银行又要花上很大的精力去一一催收。以合作社为单位或在合作社内部组织发展“农户联保小组”, 小组联保不是针对具体某一笔贷款, 而是针对小组成员在一定时期内的所有贷款。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农户加入小组的当时及以后, 并不能预先确定某个小组成员今后每一笔贷款的数额、期限、利率, 只能依赖自己对于小组成员信用的基本判断。因此, 为了合理控制小组成员的风险, 还应当采取小组联保与限额联保相结合的方式。假定一个小组的联保限额属“千元级”, 则其余小组成员每户承担的代偿责任最高为1000元。限额标准在小组内部保持一致, 有利于社会经济状况相近的农户结成小组, 因为合作一定要在实力相当主体间进行, 农户可以根据自身实力和需求, 选择加入相应限额的联保小组。

(四) 依托现有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资金互助

农村社区性合作组织 篇2

解放思想 真抓实干

扎实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

2006年以来，我区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和要求，积极探索和实践新形势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和利益分配方式，明确目标任务、分步组织实施，对村、组集体经营性资产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从源头上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模糊、功能退化、机制不活、监督不力等问题，促进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维护了农民利益，推进了新农村建设进程，改革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主要做法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专门班子，完善相关政策，明确目标任务，狠抓“三个结合”，稳步推进改革工作，截止目前，全区已成立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5家，其中，今年新增1家，整村推进1家。共计拥有集体资产总额20513.10万元，受益农户2771户，享受股权10129人，折股量化资产18298.70万元。

1.坚持行政推动与群众发动相结合。坚持把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激发农民参与热情作为推进改革的关键环节。成立了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镇（街）及实施改革的村组也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由农经部门具体负责业务指导，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监督检查，为开展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多次组织召开全区性农村社区股份合作改革动员大会和推进会，明确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把符合条件的27个村、179个组全部改革到位。同时，采取召开各层次会议、邀请村组代表座谈、入户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广大农民宣传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普及合作知识，做到户户有触动、组组有发动、村村有行动，积极营造推进改革的良好舆论氛围。

2.坚持试点先行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在全区范围内确定试点单位，树立先进典型，以点带面，整体推进。有关镇（街）专门抽调干部到试点村组挂钩驻点，帮助各村理清思路，排找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难点，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试点工作结束后，大力推广试点单位的成功经验，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因势利导，积极实践，努力实现改革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继去年凤凰路街道农村社区股份合作改革整街推进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城东街道今年将基本完成整街推进工作，城西街道也已制定了整街推进工作计划。

3.坚持加强指导与规范提高相结合。坚持把强化业务指导与实行规范运作有机结合。采取业务座谈、参观学习、专家讲授等方式，分别对镇村干部、村民代表和合作社管理人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培训指导，引导他们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业务技能和本领。同时，根据相关法规和政策要求，在明确股权设置、规范制订章程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三会”制度、利益分配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制度，不断规范现有合作组织内部运行机制。9月9日，区委农工办组织召开了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财会制度研讨会，专门就改革完成后原集体经济组织与股份合作社财会制度如何转换问题，邀请有关专家和业务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形成了初步共识。

二、取得的成绩

我区近3年来的“三大合作”改革实践，取得了明显工作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明晰了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实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明确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集体经济中占有的份额，农民据此可以民主选举股份合作社经营者，民主监督集体资产运营，并享有相应份额的收益分配权。同时，股份合作社参照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和规范股东大会和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确保股东合法权利，从源头解决集体资产产权虚置、所有者缺位等弊端。

2.促进了村组集体经济发展。建成的各股份合作社积极投入城乡二、三产业开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凤凰路街道忠南村股份合作社投资2亿元，筹建江苏牧院生活服务区，每年可产生收益1200万元以上；城东街道斜桥村、凤凰路街道莲花村等4个股份合作社投资6850万元，在xx工业园区建设标准厂房6.28万平方米，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增加租金收入750余万元；凤凰路街道刘庄村股份合作社投资6000万元，开发刘庄服务区、彩云居农贸市场等，建筑面积达3万平方米；凤凰路街道东谢村股份合作社投资1.2亿元，建设6万平方米的润东商贸城。这些二、三产项目将为股份合作社带来良好的投资收益和社会效益。

3.维护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实施股份合作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了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推动了农村民主管理。同时，农民变成股民后，享受稳定的按股分红，直接增加了收入。2007年，凤凰路街道实施股份合作制改革的4个村，共向9981名股民分配股权分红1051.31万元，人均分红达1000元以上，近年来，未发生一例因年终分配矛盾引发的上访或信访。今后，村、组集体股权的收益在提取积累之后也可用于按股分配，让股东从集体经济组织的再分配中增加收入。农村民主管理的不断加强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切实维护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阶段，我区将进一步营造改革氛围、明确工作责任、抓好分类指导，不断把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推向深入。

1.进

农村社区性合作组织 篇3

关键字：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明确地方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监管职责，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这为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以下简称“互助组织”）亦应运而生。互助组织的建立，有助于满足广大农民对资金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但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亟需引起关注。

1.互助组织存在的优势及作用

1.1适应了农村金融发展变革的需要。互助组织作为新型的农村金融组织，是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一种途径，响应了国家支农号召。其将广大农民通过资金入股方式联合起来，适应农村生产方式变革的需要。

1.2缓解了农村金融供给不充分的矛盾。这些基于农民内部信用合作而诞生的互助组织，通过便捷的借贷方式使成员以较少的资金入股就可贷到较大数额的资金，使用费也低于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短期资金需求，降低了借款成本，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3促进了农村良好信用环境的形成。互助组织建立在“血缘、地缘、亲缘”基础之上，成员之间对彼此的家庭背景、信用状况比较了解，具有信息对称优势。通过资金互助建立了一定的信用共同体，借助信用共同体的优势，有效防止了滥用信用资本的行为发生，对改善民风也起到推动作用。

1.4抑制了不法民间借贷行为的滋生。在农民看来，互助组织不仅是救急的“小银行”，还是其抵制农村高利贷活动的坚强阵地，客观上对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形成排挤，使民间金融逐步走向正规化。

2.存在的主要问题

2.1管理办法缺位，法律支撑不足。目前，国家尚未出台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管理办法。尽管中央有政策，但是没有专门的法律支持，这既使得互助组织运行缺少规范，又使其生存发展面临诸多障碍。

2.2内部控制不严，抗风险能力弱。一是相关制度不完善，执行力不强，不同程度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二是风险防范意识淡薄，风险控制制度形同虚设。三是资金规模小，发展后劲不足。四是互助组织数量不多、规模不大，加之很多工作关系没有理顺，还没成立县级联合社，其联合起来抗拒风险的能力尚未形成。

2.3监督管理不力，信用问题突显。一是互助组织虽由地方政府批准，但目前还没有自上而下地建立起相关监督管理机构，难以系统地开展检查指导、业务培训、工作交流等。二是互助组织贷款对象是入股成员，因部分农民信用意识淡薄，或因自然灾害、市场变化等影响还款能力，致其不能及时还本付息。此外，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资金需求加大，互助组织现有资金规模难以满足需求，势必会突破原有边界，向外部逐步扩大信用圈，将会加重借贷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3.政策建议

3.1切实加强法律支撑。建议在国家或省级层面上出台有关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管理性文件，明确互助组织的登记机关、业务主管部门、业务监管部门及其监管职责，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系，为互助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并给予合作金融法律支持。

3.2严格规范内部控制。一是政府应帮助互助组织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严格规范业务操作流程，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和责任追究制，促使其依法合规运营。二是在财务管理上，坚持入股手续、账务处置规范，日常管理到位。三是坚持服务“两内”原则，即吸纳社员不得突破本行政区域，互助金不得超越本社社员范畴。四是在执行利率上，坚持“倾斜互助”原则，即吸收互助金不得同于银行同期利率标准，投放互助金不得高于规定限额。五是在资金投放上，坚持认真审核、规范记录、短期小额原则，单笔和单户互助金投放不得超过章程规定比例和投放周期。

3.3定期考核资金风险防范体系内容。风险体系制定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内容的变化，工作流程的改动，业务环境的调整等种种原因，我们的资金风险防范体系也要随之变动，要有充足的实际实用性，不断更新不断将新产生的风险加以防范，避免发生资金风险。结合当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财务运行情况，设立一个统一的资金管理平台，即各个部门所涉及的资金使用需求均应在资金管理平台上提交，通过资金平台的流程加以审核，定期对所有提交过的资金使用数据进行分析通报;其次是根据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开展的阶段性工作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如统计紧急用款额度，并计算紧急用款率，以便考核该部门的用款准确性、合理性、真实性;第三要计算资金平台执行数额与现金流额度的差异率，通过这个指标考核公司机关部门的资金计划使用情况，差异率大说明该部门存在大量的计划外工作，如此管理层就应该多多加以关注，考核现场实际情况是否真实使用了这笔资金，能有效控制谎报自己、额外报销留存小金库的资金风险。

3.4全面强化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应有效实施监管职责。一是严把“入口关”。对兴办地域、股东资质、社员构成、经营场所、风险承诺等进行严格审查。二是严把“监管关”。研究制定互助组织监管办法，明确相关责任主体的监管职责，严格监督其运转情况，及时把握其经营动态，把资金安全风险降到最低。三是严把“联保关”。把维护和保证入股社员利益放在首位。对因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资金兑付或分红困难的互助社，及时予以干预。后果严重的，按照联保责任实行乡（镇）财政兜底，确保社员利益不受损失。四是加强政策培训和业务指导，使其提升合规意识，提高管理能力及专业技能，防止出现操作失误和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孙运珍.企业财务风险成因及防范浅析[J].中国农业会计，2010（1）

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的路径探究 篇4

一、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

(一) 农村社区建设是顺应农村社会发展的必要要求

城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对于引导农村居民的合理转移、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缩小城乡差距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将农民在地域上积聚, 集中化供给公共服务, 不仅可避免因农民居住过于分散而造成的公共服务成本过高的弊端, 而且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将土地等资源集中化管理, 发挥规模化效应, 走产业化道路, 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农村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二) 农村社区党组织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战斗碉堡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基层社会中的战斗堡垒, 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和源泉。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在政治上, 确保党组织在农村社区的核心作用, 确保党组织在农村各个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在思想上, 深入地向农村社区居民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统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在组织上, 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 把各方面的优秀人才积聚到农村社区的建设事业中来。

二、农村社区党组织面临的挑战

(一) 农村社区党组织面临的外部挑战

1. 利益诉求多元化。

农村社区利益诉求多元化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首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 也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 第二、第三产业在农村社区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农村社区出现了普通农户、乡镇企业主、返乡农民工等多种职业身份。其次,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改革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农村社会由传统的、封闭的、均质化的结构逐步转变为现代的、开放的、异质化的结构形态。农村社区成员经济身份的分化以及社区人员结构的分层使农村社区呈现出人员结构复杂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特点。如何整合不同的利益群体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执政基础中来, 是摆在农村社区党组织面前的重大课题。

2. 新兴组织崛起。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农村社区出现了大量的新兴经济组织和新兴社会组织。新兴组织是时代的产物, 其不仅对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就业形势等产生重大的影响, 而且深刻影响着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理念。然而, 面对农村社区内新兴组织不断发展的情况, 农村社区党组织未能及时有效的应对, 致使诸多新兴组织内出现了党组织的真空地带, 客观上制约了党和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和执行。

(二) 农村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的不足

1. 党员队伍素质不高。

农村社区党员主要由原行政村的党员合并而来, 原行政村党员队伍的素质直接决定了农村社区党组织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2011年全州党员情况摸底显示:10万余名农村党员中,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党员比例高达86%。农村社区党务工作者文化程度偏低的事实制约其对党和国家关于农村方面政策的理解程度以及对农村发展的宏观规划和把握能力, 最终制约农村社区党组织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作用的发挥程度。

2. 工作方式缺乏创新。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 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有效性的不断提升, 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 大多数社区党务工作者依然沿用传统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工作。据2006年中国农业大学下乡实践小分队对全国16个省的农村调查结果显示, 有33.4%的被访农民对村党支部所作的决定少部分或者不完全赞同;有30.4%的被访农民对村党支部作出的决定被迫执行。党员干部面对农村社区内重大决策, 习惯于采取“一言堂”的决策方式, 损坏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削弱了我党的群众基础和公信力。

3. 组织设置尚待健全。

在农村社区的建设过程中, 党组织职能定位不明确和机构设置不科学的问题依然存在。首先, 职能定位不明确。对农村社区居民进行教育、服务、引导和管理是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中心任务, 同时也是农村社区党建与农村党建的本质区别。然而, 我国农村社区党组织依旧把工作重心定位于集体经济, 忽视了服务社区居民和管理公共秩序的职能。其次, 组织机构设置不科学。行政村向农村社区转变后, 党组织的功能由管理转向服务, 党组织机构设置理应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 有些农村社区只是机械地把机构进行简单地合并或撤销, 并未根据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际要求进行合理调整。

4. 组织管理力度不足。

对农村社区内党员和各类党组织的管理力度不足, 是造成农村社区党组织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首先, 党员管理工作不到位。农村社区党组织对党员的管理基本仅限于原村党员, 并未建立起针对社区内流动党员的长效管理机制。其次, 管理合力未形成。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确立, 旨在为农村社区内各类党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经验交流、工作协调提供平台, 促进党建合力的形成。然而, 大多数农村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形同虚设, 没有纪律或者物质支持作保障, 很难建立起良性的双向互动机制。农村社区党组织、驻社区单位党组织和“两新”组织内党组织实行各自为政的分散管理方式, 农村社区治理的合力难形成, 党建资源仍处于分散状态。

5. 组织运作经费紧张。

组织运作经费不足以及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制约了农村社区党组织的功能的发挥。首先, 农村社区党建资金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难以保障, 经费投入缺乏长效机制。上级财政拨付、单位的资助、社会的支持、村集体的自筹是常见的资金渠道。然而, 上级政府财政拨付不仅金额少而且稳定性差, 且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 村集体经济收入锐减, 各项村务活动均面临经费不足的困境。在农村社区创收空间狭小的事实面前, 面对繁重的党务工作, 农村社区党组织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 随着城市化和机构改革的深入, 许多原本属于单位和部门的职能转移给了社区, 和相关工作职能一起捆绑的财力、物力却未同时到位。加剧了农村社区党组织的经费压力, 影响到社区党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阻碍农村社区的进程。

三、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的路径

(一) 完善组织结构设置

1. 调整党务工作重心, 提升党组织领导效能。

农村社区党组织应该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一手抓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建设。从宏观上对社区集体经济予以指导和监督, 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组织的活力, 提升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发展经济的能力。一手抓农村社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不断拓宽党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确保党和国家的政策在农村社区的贯彻。加强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居民的教育、引导和服务力度, 培养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巩固农村社区党组织在农村社区的领导地位。

2. 改革组织机构设置, 提高机构运行效率。

农村社区党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应当坚持精干高效、加强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一方面, 大力改革农村社区党组织的机构设置, 使组织结构和功能同农村社区产权制度改革, 集体经济结构、经济运营模式的改革相适应。另一方面, 建立农村社区党组织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互助机制, 强化合作意识, 加强联合行动能力, 提升农村社区党组织应对社区公共事件的能力。

3. 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促进社区和谐稳定。

在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是现代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一方面, 拓宽利益表达渠道, 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完善农村社区公共决策的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和专家咨询论证制度。重视民意收集与信息反馈, 落实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处理群众信访制度。另一方面, 完善社区矛盾调解机制, 确保社区和谐稳定。完善农村社区党组织的群众工作制度, 农村社区党组织应引导工会、共青团、妇联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 共同维护群众权益, 确保农村社区的和谐和稳定。

4. 着力新兴组织的党建工作, 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

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 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 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一方面, 对农村社区内未成立党组织的新兴组织, 社区党组织应积极地引导、协助其成立党组织, 确保党组织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 确保党和国家的政策在农村社区落到实处。另一方面, 积极探索加强新兴组织党建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 教育和引导新兴组织内设党组织规范组织生活制度, 采取灵活的教育形式, 加强对新兴组织内党员的管理。

(二)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1. 加强党员管理, 维持党员队伍秩序。

农村社区党员队伍的秩序性是党组织先进性的必要条件。一方面, 完善党员的进退机制和奖惩机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 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对优秀党员, 要进行表彰;对不合格党员, 要分别采取教育帮助、限期改正、党内除名等方式进行严肃处置。另一方面, 加强流动党员的管理。充分调动农村社区内流动党员的积极性, 引导其投身到农村社区的建设中。

2. 健全党员培训机制, 提升党员队伍素质。

培训是提高农村社区党员素质的基础性措施, 要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提升培训实效。从培训形式上讲, 党员教育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提升党员教育的灵活性。以教学方式为主, 灵活结合专家讲座和文艺汇演的模式;从培训地点的安排上讲, 应发挥乡镇党校、党员活动室和党员电化教育的作用。从培训内容上讲,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树立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正确认识;激发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 提升对复杂社区工作的应对能力;武装现代科技, 增强带领群众致富的本领。从培训监督的角度讲, 要建立党员干部培训考核机制和健全经费保障制度, 确保培训的实效。

3. 完善人才选拔机制, 强化人才保障力度。

加强农村社区人才队伍建设, 为农村社区和谐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一方面, 充分调动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发现、培养和推荐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 鼓励和支持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 重视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青年中发展党员。另一方面, 应当重视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改善领导班子的结构。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 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特别是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积极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三) 创新传统工作方式

1. 创新社区服务体制, 提升社区服务质量。

一方面, 加强社区管理能力建设, 确保农村社区既和谐安定又充满活力。加强源头管理, 注重民生和制度建设, 坚持民主管理依法决策, 最大限度地减少社区问题;加强动态管理, 高度重视与社区居民的平等沟通和对话, 及时解决群众合法诉求, 以最快的速度化解社区矛盾;加强应付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强化农村社区党组织的应急能力建设, 提升应对和解决农村社区突发公共危机的能力, 维护社区安全。另一方面, 创新农村社区党组织的公共服务方式。改进农村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 引入竞争机制, 确保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 提升农村社区的供给能力, 满足农村社区居民的多元需求。

2. 构建联建共建模式, 催生管理合力。

构建农村社区内各类党组织的联建构建模式, 完善社区管理格局, 促成社区管理和服务合力的形成。一方面, 农村社区党组织作为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核心, 是农村社区内各类组织的领导者, 农村社区党组织须落实农村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 为农村社区内各类党组织搭建平台, 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目的。另一方面, 积极组织开展农村社区内各类党组织的联合行动, 创造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机会, 不断强化各类党组织的一致行动能力, 催生凝聚力和向心力, 激发社区公共意识, 促进农村社区内各类党组织间服务合力的生成。

3. 改革社区治理方式, 强化社区自治能力。

农村社区党组织须因地制宜地创新社区管理模式, 不断下移农村社区工作重心, 支持和引导农村社区自治。一方面, 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推进农村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有序参与社区管理, 培养公民意识, 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另一方面, 积极引导和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 将农村社区部分管理职能通过合法的程序授权给社会组织, 充分调动农村社区内的管理力量, 推动社区管理的规范化、专业化和法制化, 提升社区自治水平。

(四) 确保党建经费供给

1. 多渠道筹措党建资金。

充足的经费是农村社区党组织正常发挥其功能的必要条件。筹措资金, 一方面要靠自己争取, 农村社区党组织要积极争取国家和政府的财政支持;要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现有的土地、人力、信息等资源开发社区产业, 努力实现经费自给。另一方面, 通过积极与各驻区单位、各类组织的沟通, 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 确保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有序进行。

2. 规范党建经费使用, 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建立科学合理的经费管理机制, 提升经费的使用效率。一方面, 收缩部分社区治理功能, 将其交由社区自治组织、公益性组织去完成, 社区党组织仅保留监督和引导的职能。这样不仅降低了社区党组织的运作成本, 而且便于党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社区发展的宏观把握上。另一方面, 建立科学合理的党建经费使用制度, 推行农村社区党建经费的绩效管理机制, 在党务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确保社区经费使用的有效性。

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我们必须居安思危、艰苦奋斗, 不断提高农村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水平和服务水平, 全面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章程[N].新华社, 2007-10-25

[2]胡锦涛.党的十八大报告 (N) .人民日报, 2012-11-18.

[3]胡锦涛.党的十八大报告 (N) .人民日报, 2012-11-18.

[4]四川凉山创新基层组织设置方式:“苏施”支部遍彝乡[N].民日报, 2013-03-26.

建立农村社区组织 推进新农村建设 篇5

乐天溪司法所

傅格云

当前新农村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地对新农村建设有许多大胆的尝试与创新，并取得良好成效。本文根据笔者在乐天溪镇农村工作实际及实践，分析建立农村社区组织、实现农村社区化管理的可行性、必要性，并提出一些设想。

一、农村社区组织的历史演变

一个村落，就是一个社区，就有公共事务，就需社区组织。农村社区组织是政权的延伸，是政府的末梢神经。过去虽然没有“社区组织”这个概念，但适应一家一户经营体制建立起来的“理事组织”依然存在，比如，过去几乎村村都有的村庙、姓氏单一村的宗祠以及“社学”等，这些组织肩负着修桥补路、调解争讼、制定村规民约等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号召力。如，庙会可以发动全村捐款、捐物，开展大型的民间活动；宗祠有“祭田”“祭山”等公共产业；过去的“社学”最早为官府倡导下兴办的“学人课艺、绅耆讲睦”之所，即相当于现在的学校，后来社会纷乱，则逐渐演变为“群防群治”性质的组织。农村理事组织对外作为政府联系村民的桥梁、纽带，对内作为村民管理公共事务、规范维护生产生活秩序、协调化解内部矛盾、促进农村稳定的理事机构，起到了政府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农村理事组织被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适应“大锅饭”体制建立起来的“生产队”。“生产队体制”虽然不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其集“生产、收入、分配”于一身，在对农民和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上却是相当有效，相当便捷的。

“大锅饭”解体后，“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村民小组不属于一级组织，一些地方农村社区事务管理处于“真空”状态。

二、成立农村社区组织的必要性

1、村民自治的“先天不足”，需要社区组织补充完善

农村现有村委会组织大多脱胎于“大锅饭”时期的“生产大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细则”规定“大的村可以设置几个村委会”，而目前村委会自治规模普遍过大，人口多的数千人，少的也有近千人，辖十几个自然村。自治规模过大，村民感触不到“小团体”利益，觉得村委会兴衰与己无关，没有把村委会当成是自己的组织，仍然存在吃“大锅饭”思想，特别是近几年的合村并组，使原来村委会组织更大，合并后的村与村之间的隔膜还没有完全消除。村委会自治规模过大，村民之间、自然村之间，自然村与村委会之间的利益差异大，村民自治难以形成共同意志，自治功能难发挥，村委会名曰自治，实际上成了一级“准政府”。“自治难”还大大增加了村委会自治成本，致使村委会除了支付村干部工资等“非生产性开支”外，难以腾出更多资金兴办公益事业，村民对此有意见。一些村委会对村民不但没有“向心力”，反而存在“离心力”。

村委会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要让其担负起村民社区事务，显然因其“不贴身”而鞭长莫及，力不从心。

目前，村民小组只设小组长一人，既没有办事场所，又没有工作经费，作用难发挥，一些地方农村社区事务处于“真空”和“失管”状态，上级有关政策传达到“行政村”一级，就很难再传达下去了，即出现所谓“断层”、“村梗阻”现象。

2、新农村建设呼唤建立农村社区组织

农村社区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失去桥梁、纽带，党委、政府就难以掌握村民的“脉搏”，村民的诉求也就没有一个畅通的反映渠道，农村工作就没有落脚点，甚至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面对千家万户，政府竟不知跟谁打交道，好像谁都是代表，谁都不能代表。

农村社区组织是农村的“基础性组织”，没有“基础性组织”，成立其他社会、产业组织，必然是舍本而求末；各个部门诸如宣传中心户、计生中心户等伸向农村的“腿”，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发挥作用。

一个村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决不是依靠以个人身份出现的少数乡村干部的“外力”能起作用的，它必须有由村落中“长者”、“智者”组成的“主流社会”，通过形成社会舆论来约束、规范群体行为。

农村分田到户后，各人“自扫门前雪”，农民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一些诸如不赡养老人、乱倒垃圾、侵占公共物产等本应由道德、舆论约束的事，由于没有社区组织，形不成主流意识与舆论，而失去约束。一旦侵占公共物产之类的事失去约束，让刁钻者占便宜，不良导向便开始起作用，歪风邪气由此抬头。

新农村建设绝不仅仅是农民致富问题，如果农民富了，一幢幢房子盖得很漂亮，而村落街不像街，路不像路，甚至垃圾成堆，村民没处休闲、没处娱乐，夜幕降临，昏暗的灯光下这里一堆，那里一撮，扔骰子、拔扛、赌博„„这绝不是我们为之而奋斗的新农村景象。

党中央提出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这种占领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形、具体的。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占领、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良好民风的形成、农村的稳定等都必须依赖于农村社区组织去落实，去实现；农村的公共卫生、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也必须依靠社区组织去办理。

3、村民的事让村民作主，能最大限度地释放自治能量 村民的事由村民作主，能使各种矛盾最小化。比如，低保户的评选、灾款灾物的发放、征地款的分配等等，这类事只有让农村社区组织去办理，才能发挥村民相互监督、互相制衡作用，保证公正、透明，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村民的事由村民作主，能最大限度地释放自治能量。只有在农村社区较小的范围，兴办事关每个村民切身利益的事，义务投工、投劳、投资才能成为可能，才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甚至办成平时想办而办不到的大事。

三、成立农村社区组织的设想

1、划分农村社区，成立村民议事会

村民小组，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为依据维系隶属关系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新建房、新村规划、灾后重建等，村民小组之间的居住界线已完全打乱，特别是有多个村民小组的大村，各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已完全混居在一块。因此，农村社区应以村民居住地为依据重新划分，每一个社区成立村民议事会，选举德高望众、热心公共事务的3~5人作为理事，议事会设召集人（或称会长）一人；大的村可视情况划分若干社区，成立若干农村社区议事会。要通过制定议事会章程、完善议事、理事程序等，来规范议事会管理，使其真正运作起来，建立起一个党和政府联系村民、反应便捷的“全覆盖网络”。

2、建场所，解决村民无公共活动场所问题 村民议事会不是无形的空中楼阁，它必须依托一定的“载体”来承载，这个载体即为场所（或称村民“议事馆”、“文化活动中心”等）。当前一些地方农村兴起建祠堂热，有些祠堂还添置锅碗瓢盆，作为族人办红白喜事之所，因而深受欢迎，相关部门还研究推广祠堂文化。一族一姓能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祠堂，作为党和政权的末梢组织——村民议事会，为何不可建一个休闲、娱乐、议事之所呢？目前，农村大部分“公共活动场所”为30多年前“生产队”时期遗留下来的谷楼、凉亭之类，大多已破烂不堪，而且还有相当部分村没有公共活动场所。

因此，从某种意上说，建文化活动中心是农民最受欢喜、最迫切，并且有立竿见影之效的实事之一，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

文化活动中心应集休闲、娱乐、议事等多功能于一体，以“民办公助”为主，充分调动村民众参与的积极性。村民居住分散的村，可在适当地方设置村民憩息点，增设长椅、长凳之类。新村规划、灾后建新村等应预留公建用地。

文化活动中心不仅是村民议事、活动之所，更重要的是党和政府伸向农村的有形阵地，这一阵地作用发挥得好，农村工作将为此翻开新的一页。

3、转变村委会职能，探索民主的自治组织 现有村委会已由过去“摊粮派款”的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农村实现社区化管理后，“行政村”一级的职能更多的是协助政府搞好管理、服务，实行农村社区化管理后，“农村工作难”有可能“迎刃而解”，乡镇政府一级的事务将大大减少，从而能够抽调相当数量的乡镇干部下派到村委会协助工作。成立村民议事会后，村民小组还应暂时保留，因为农村兴修水利、开设机耕路、分配征地补尝款等还应以村民小组为受益单位。村民小组可探索向产业协会之类的组织转变。

2009年我镇在沙坪村沙道湾农村社区试点建立村民议事会，对建设管理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议事、理事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镇将在成功试点的基础上在全镇全面展开，只要方向是对的，加上脚踏实地的工作，就有可能取得成功，获得上级的支持，从而找到开启“农村工作难”的金钥匙。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 篇6

从20 世纪 80 年代到如今，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进步，很多中国农村区域实施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这便是市场趋向改革与农业弱质型相连接的必然成果。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使农民与市场出现了关联，通过结合与联合的模式，将众多單独的、零散的农户聚集在一起，在很大的程度商增强了其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农民可通过依赖组织，来更精确、准时地了解市场信息。例如工业社会经济进步脱离不了公司，农业经济的经济尤其是中国“小户型”经济的进步，都脱离不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然而一定要清晰地知道，现今，中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进步水平还是很低，涵盖层面也比很小，在推动农业、农村经济进步中起到的效果还不是很明显的，远远没有达到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的需求。

1中国农村经济合作进步的最终走向

中国农村经济选择合作进步模式是市场经济进步的必然。中国的农村经济整改让农民可以有生产经营权，这对于市场经济进步前期， 个体农户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好一面没有太明显影响。伴随市场经济的商品化与货币化的下一步进展，个体农户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好排名的事实需要农民进行合作发展式模式。

农村经济合作进步是处理经济运转中“小农民与大市场”方面的必然选向。在中国，“小农民与大市场”的冲突尤为明显。农村大多都是“小农民”，小农的文化水平偏低，经济力量也很薄弱，这就导致了其弱势的发展。因为消息渠道不好，消息不能交流或是信息交流中投资过大，还有市场的秩序很乱，市场买卖不平等等因素，农民加工的农作物不但不能在市场中有很好的交易，而且农作物在生产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很糟的中间盘剥，对于这中状况实施合作化发展可以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

农村经济合作进步是达到中国农村经济进步最终的需求。农业进步科技策划（2006～2020）阐述了农村的经济进展走向：首先，保证国家粮食无危害，强化与提升农业各方面的生产水平，保证农产品合理提供，提升品质与质量。其次，加速构建现代化农业，改变农业进步模式，构建现代化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改善与整合产业构造。再次，推进速科技成果运用到生活中，提升中国科技成果转变使用率， 推进农民连续性增收。第四，走循环化农业路线，构建资源节省型与环境友好型新农村，全新型进步方式。最后，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 多方面实现农村进步目的，要把科技当作支点，实施农村经济合作进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达到科技和农业进步目标连接的基本经济组织，是科技创新在农村经济实施中能快速发展的最好载体。

2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方案

提高政府赞助力量，有优惠方案。首先，提高财政本钱赞助。所有的区域应设有一些资金支撑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构建，实施技术、消息与项目服务，对有基础、进步不错的专业合作社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然后，提高金融组织对农村经济合作机构的服务与赞助。把农村金融的准入方针放宽，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www.ems86.com总第543期2014年第11期-----转载须注名来源推进商业性、合作性、政策性金融的融合，构建资金充足、服务全面、运转安全的农村金融体制，让众多信贷资金投给农村。全面发展小额信贷，规范与引领民间借贷健康进展，快速处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抵押担保贷款的难题，鼓舞公司给进展前景不错的合作机构给予贷款担保。银监局与农业社共同印发的《关于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清晰地阐述了应提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赞助，将农民专业合作社都归为农村信用考评范畴，强化信贷赞助力量，改善金融服务方法，改创金融产品，鼓舞有基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倡信用合作。

其次，实施税收优惠方案。落实可用的税收优惠方案包含对合作社推销的自己加工的产品与最开始生产农产品没有增值税，对合作社为农业加工供给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获得的盈利不征所得税等。

最后，提高部门合作，沟通行业消息。各个机构应对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进步给予最好的服务，保证农村经济合作机构良好地发展，可以支持不领导、提倡不干预。农业与技能推广机构应积极地给农民专业部门提供消息、技能与项目等层面的服务，最好国家产业方针的探索与宣扬。

多方向处理资金不足的进展瓶颈。走出农村经济合作机构资金不足的瓶颈，主要可以试验两种路线。一：靠组织本身运行赚取资金。可同意投资人用农式器械、劳动等不同模式实施出资，同意农村经济合作机构创建较安全、自由认购的投资股金，为其创建较安全合资路线。二：借助外力获得资金。农村经济合作机构要依靠国家财税、金融等宏观控制方式还有别的市场投资主体的加入等外界力量，开拓筹资路线。各个政府要对与农村经济合作机构可财政扶持相符的地方，经过使用政府支农投资与社会资金、合作机构资金相结合的模式，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吸引力，在政策性借贷、贴息等层面对农村经济合作机构提供支持。同时建设农村经济合作机构发展基金且把它加进各个财政估算，主要用在支持农村经济合作机构引进新成品、新技能、新成果以及新机器的购进、演示与推进，鼓舞农产品的融合经营与合创品牌。

改善农村经济合作机构的进步条件。首先，改善法律氛围。农村经济合作机构的进步脱离不了法律的支持与保证。经济合作机构立法落后，对经济合作机构的进步有大的影响与制约性，让农村经济合作机构不能依法建立、依法经营，其运作项目也没有法律可依靠。2006 年人大通过的《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法》给经济合作机构的进步创建了良好的法制条件。但也有些条令不全面，比如说有关融资的问题等，需要更好地调改。

其次，改善政策条件。农村经济合作机构的进步脱离不了政策的支持与保证。政府需要给出有关的扶持方案，工商组织要放松注册登记条件，税务机构要对农村经济合作机构实施税收优惠，各个财政要在支农资金中设定相应的百分比用来支撑农村经济合作机构的进步，扶持主要放在提升它的进步水平上，从而扶持它的技能研究、设备投入、准则拟定、人员训练、信息服务基地建立及构建风险基金等层面作为重点。

最后，改善舆论环境。应熟悉农村经济合作机构的含义与影响，把宣传教育工作进行好。一：对于大多数农民实施相关经济合作的教育训练，让农民大众去除人民公社时段的心理阴霾，对农村经济合作机构可重新的了解。二：农机构的由领导到底层技能服务者都需深入学习，提升对经济合作的了解。

总的来说，中国农村经济合作机构正是快速进步的主要时期，唯有用科学发展观提高理论指引，完全地处理合作组织进步中出现的冲突，在实践中寻找出符合中国农村经济事实状况、适应各方面利益的进步模式，才可给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良好、快速进步铺平道路。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研究综述 篇7

一、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定义

从现有文献资料的总结来看, 目前学界对于农村经济组织并没有统一的界定, 常用的有农村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中介组织等诸多称谓。此外, 对于名称的内涵界定也有着不同的研究。

首先, 组织性质的分歧。有学者认为,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民自己联合、民主管理、团结互助的非营利性的一种经济形式。但是,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民联合自助, 约定共营的一个企业形式的法人经营共同体, 各“合作人”是具有私人财产和分户经营的单位。王礼力等则进一步认为,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民为增进自身利益而形成的组织, 存在着组织和农户之间剩余利益的分配。而潘劲等则认为, 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介于社会团体和合作企业之间。

其次, 组织形式的区分。多数学者的研究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进行了区分。现行《宪法》第8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由此可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有着本质上的区分, 前者呈现出了农村区域一般特征, 是以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而后者是农民自愿加入, 是私有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

再次, 关于组织范畴的维度。有学者通过区分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 较系统地论述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概念, 即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指有关农业以及农村二三产业中经济关系和从事经济活动的合作经济组织, 该组织采取自愿加入原则, 实行民主管理, 具有独立财产权。目前, 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大多集中于农业, 还未涉及农村中的二三产业的合作经济组织。

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类型

各地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 呈现出了不同的组织类型和组织模式。按照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组建和运作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 张学鹏等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分为政府主导型、能人主导型、公司主导型和专业合作社四种形式;刘德春将其种类分为农民协会、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组织。总的来说, 通过不同学者对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类型划分, 虽然有名称和形式的差别, 但是都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对于加强农村产业化经营模式进行了肯定。

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角色定位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角色定位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 大部分学者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角色归纳为连接政府、市场和农民之间的桥梁。陈永平指出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具体含义:宗旨是为全体的组织成员服务, 为组织成员谋取更大的利益;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效率, 提高合作经济组织在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组织规模的扩大, 是为了使合作经济组织更加富有生命力, 在市场竞争中更加具有竞争优势。也有学者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角色进行了多方面的归纳, 张屹立等认为, 非政府组织担任了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社区以及农民之间的沟通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凝聚的作用。此外, 徐顽强等认为, 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视角应从本质上出发,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角色定位应该是连接农业资源和市场的纽带。

四、农民合作组织目前存在的问题

现实表明, 尽管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具有若干鲜明的制度优势, 但在全国范围内仍发展不足, 存在不少的问题。目前, 学者们主要从外部制度供给和内部自身结构两方面对农村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从外部制度供给来看, 部分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导向作用, 法律地位不明确。夏英指出, 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外部环境, 在两方面存在较大局限性:一是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不完善;二是合作组织缺少法律法规的支撑。有学者从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介入方式方面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表现为明显的行政主导态势, 行政色彩浓厚, 合作属性淡化, 不能有效维护农民利益。张晓山则进一步指出了政府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消极因素所在, 主要包括对合作资金的管理不规范;部门利益影响组织资源的整合;单纯下指标, 定任务, 影响组织运行效率。从内部自身结构来看, 当前大部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部管理松散, 发展机制不完善, 缺乏严密的组织结构。同时, 由于农民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的习俗环境中, 其自身存在一定的思想和认识局限性, 忽略了对财产的权利意识和参与管理的义务, 缺乏人本理念。另外, 一部分学者也指出, 现行合作组织的服务、协调能力不强, 组织引导农民发展生产和进入市场的能力有限, 且具备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难于适应市场资源配置的要求。

由此看来, 学术界从多方面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外部环境而言, 学者们主要从市场经济、法律构建、政府角色等视角分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面临的问题所在。从内部结构来看, 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组织的结构、成员以及功能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但是, 从研究目标来看,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还属于政策性研究, 仅仅是从政策制定层面展开对现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存在问题的分析, 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

五、综合评述

综上可见, 学术界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方面已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并在以下方面初步达成共识, 但现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在研究的视角上, 目前理论界大多从经济学意义探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而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视角研究的成果较少, 不利于人们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全面把握和了解;第二, 在研究方法上, 以规范分析为主, 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第三, 在研究内容上:一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 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本质特性的认识, 制约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深入研究, 尤其是政策层面的研究;二是现有研究偏重对浙江、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 欠发达地区及落后地区研究较少;三是关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大多从自身内部结构、外部环境等微观层面展开, 而没有将其放到整个农村社会系统中考察,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农村其他社会要素相互关联, 所以我们必须将其放到整个村社会系统中去考察研究, 理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村基层组织、乡村政权组织等之间的影响关系;四是现有研究大多集中探讨某一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 如农民协会组织、股份合作制组织等, 个性研究未能有效上升为共性研究,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在规律性的研究尚不深入。

摘要：农村经济组织在广大农村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 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对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能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对近年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进行综述, 从四个方面论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角色定位

参考文献

[1]陈永平.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规模化发展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 2008.11.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制度的探讨 篇8

关键词：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变迁,发展方向

一、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变迁和制度演进

所谓农村合作组织是指以农民为主体、在自愿互助基础上联合起来、实行民主管理并以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的组织。从世界各国合作运动的经验看, 农民合作组织的领域十分广泛, 涉及生产、消费、供应、销售、信贷、保险等各个领域, 其具体形式多样。

(一) 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前农村合作组织的变迁历经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时期。从1952年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完成土地改革到1956年的互助合作阶段, 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采取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的互助组阶段, 主要在1952年底至1953年底, 是中国农村合作组织最初的萌芽时期。互助组也称“劳动互助组”。第二步的初级生产合作组织阶段, 主要在1953年年底至1955年上半年。按照中共中央预定的农业合作化计划, 搞了互助组, 接下来就是引导互助组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迈进了。第三步的高级生产合作组织阶段, 主要在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年底, 要求在初级社的基础上, 进一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组织的设想和具体制度安排, 是把农业 (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 、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统一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之中。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质, 是企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一个所谓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会。

(二) 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历经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村经济合作联社。单个专业合作组织势单力薄, 抗风险 (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三个方面) 能力不强, 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决定了的事实。要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发展合作组织联合社。必须看到, 商品农业特别是现代农业的发展, 客观要求单个农民要用合作生产经营应对各种风险, 并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 这是农民合作组织得以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成因。

第二阶段———农民协会。其特征是农民入会时缴纳会费而不是股金, 不是经济实体。它是农民在技术服务、生产、加工、储运等环节上联合起来建立的一种比较松散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 不以盈利为目的, 利益关系比较松散, 主要围绕一种主导产品的发展, 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第三阶段———专业合作。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特征是劳动者自愿联合在一起, 人社时缴纳股金, 实行一人一票制, 民主管理, 管理比较规范, 与社员联系比较紧密。专业合作组织多数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 属于合作社法人, 按照合作社原则运作, 实行利润返还, 人股分红, 是“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代表了中国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方向。

第四阶段———股份合作。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 合作组织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有利的地位而不得不大量融资, 但合作组织的自有资本增加远远不能满足融资增加的需要。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 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逐渐减少, 而以证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日益扩大。为适应资本市场的这种变化, 合作组织为解决资金问题便引入了股份制, 从而出现了合作制中的股份化倾向, 即出现了所谓的“股份合作组织”。股份合作组织虽然不同于传统合作组织的集资方法, 但它仍然具有合作组织性质。股份合作组织是现阶段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

二、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呈现了新的特点:

首先, 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形式多样化。中国农村涌现了大批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 为区别于改革开放前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并延续至今, 已经行政化了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 这些农村合作组织被学界称为新型农村合作组织。这些组织产生的共同背景, 是农村商品生产和农村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瓦解, 农业生产重回小农户耕作体系之后,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小农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体, 在政府的指引下依照合作制的基本原则, 发起组建和成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组织。这些新型农村合作组织是城乡联系的重要形式。

其次,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合作组织法律地位的逐步明确。个人彼此间相互联合以增强经济实力和社会竞争力的愿望促使农民合作组织在农村悄然兴起并迅速发展, 但在产生并发展起来后的很长时间内, 这种自发的农民合作社都是在法律的边缘生存, 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直到2006年10月31日中国颁布了调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才结束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地位不明确的尴尬状态。2007年5月28日, 国务院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8号) , 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的出台, 标志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它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 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和行为进行了适当的规范。至此, 中国农民合作组织总算有了一个合法的名义, 为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解决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障碍, 这在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三、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现有缺陷

(一) 现有制度缺陷

第一, 产权制度方面。目前,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产权及相应的法律关系是模糊的, 甚至是矛盾的。一是农村合作组织法人财产权没有有效认可。二是农村合作组织产权的划分上, 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产权划分不清晰;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归属变得不确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不明确。三是农村合作组织中个人产权模糊。四是农村合作组织与相关组织产权边界模糊。

第二, 土地制度方面。农村土地制度历来是中国农村变革的关键, 是农民组织化演进的物质前提。作为一项制度创新,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增长中的全部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缺陷开始显现出来:一是农户对固定承包的地块长期预期不足。二是无法在更大范围实现土地资源的流转和合理配置。

(二) 制度环境方面的阻碍

任何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都是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实现的, 制度环境是影响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目前情况, 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一是一些部门对农村合作组织并不十分支持, 甚至歧视群众社团组织, 担心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会脱离经济组织的轨道, 给政府找麻烦, 制约了农村合作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二是存在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过度干预的现象。一些地区在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时强调政府主导, 实际上是由政府部门出面组织, 其结果使农村合作组织成为政府的分支机构、执行政府政策的渠道。三是缺乏配套支持。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 客观上限制了各类合作组织的发育成长。

(三) 制度变迁成本较高

一是国家初始大力倡导发展的集体经济组织和计划体制残留下来的行政干预对现有制度影响深刻, 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的领导者是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在集体经济中获得了尽可能获得的利益, 一旦合作组织兴起, 他们可能会失去领导地位, 一定程度上会动摇乡村现有行政管理地位, 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支持, 而采取各种形式加以干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法律、制度环境、行政现状等原因, 制度变迁成本较高。

四、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

(一) 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的力度

首先, 要清晰产权, 变农民承包的土地的债权性质为物权性质, 赋予农民对农地拥有完整的经济所有权。农民因有独立的经济所有权, 而具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利基础和组织法律保障。所以要从法律上使农民得到了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把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其次, 要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法律支撑。在推进农村合作组织创建的进程中, 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需要立法解决:如是否以农民为主体;合作组织的产权是否明确, 特别是剩余索取权是否归入股农民所有等。而中国目前合作经济只有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农村合作组织作为一种农民之间弱者的联合体, 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财产是共同共有关系, 具有明显的反市场倾向。这里面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 不仅有政府的主导, 还有与农民、组织其他成员、市场、合作组织自身以及其他合作组织之间复杂关系。因而如果没有可靠的法律保障的约束, 只要一方主体行为过度, 就很可能会导致合作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的动摇, 甚至出现合作组织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再次, 在农村市场完善上, 政府应继续提供制度供给。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保障体系之一。

第一, 完善要素市场。改革粮食流通体系, 使之逐渐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创新农地流转制度, 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所需的规模经营奠定基础;加快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 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 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第二, 建立健全透明公平的交易规则, 提高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 完善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大力加强运输、通讯、储藏、饮食服务等设施建设, 同步完善各项配套服务设施。

(二) 营造制度环境并提供政府援助

要推进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 必须优化其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是要从意识形态上进行转变。消除歧视, 清除不利于农民合作的制度因素, 降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成本, 形成推进其发展的良好氛围。二是要规范政府行为。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计划”和“市场”两种调控手段的关系, 适度控制和把握好对合作组织的干预。三是给予积极的保护和帮助。政府应保障合作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和资产, 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侵害合作组织的利益, 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占、挪用、平调合作组织资产。政府可以在财政、金融、税收、土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予农村合作组织大力扶持。

(三) 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

从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看, 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方式, 即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凭借其强制力资源组织实施的制度变动, 具有强制性和激进性。中国在1950年代以来, 由国家推行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走的是一条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由于个体或群众在寻求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制度变迁, 体现出自发性和渐进性的特点, 符合农民自身群体的利益要求。因此, 农村合作组织在进行路径选择时, 必须持客观谨慎的态度。强制性和诱致性路径以及路径依赖告诉我们, 两者各有其优势和缺陷, 农村合作组织制度的发展应当吸纳二者的优势, 走一条以农民自愿、政府诱导为基础, 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切实有效, 渐进式推进的合作化发展道路。

展望未来, 农村合作组织必将继续发挥它在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重要影响。在如今的中国这一组织形式仍有着继续完善和发展的空间, 本文认为在未来中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必将沿着更加专业化, 更加独立化, 更加法制化, 更加小型化的道路发展。这一发展道路将主要取决于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推广和先进农业科技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万江红, 徐小霞.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评述[J].农村经济, 2006 (4) .

[2]、苑鹏.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J].中国社会科学, 2001 (6) .

[3]、杜吟棠.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历史和现状[J].经济研究参考, 2002 (25) .

中外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比较研究 篇9

目前, 中国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相对于城市金融, 农村金融存在需求小额分散、担保机制脆弱、监督成本高的特点, 因而大型商业性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是不经济、低效率的, 而政策性金融也并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职责。故而, 小而灵活、依靠内在约束机制的农村合作金融才是内生于农村经济的金融形式, 也才能适应分散的农村金融需求。

一、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发展历程

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资金互助组和合作银行, 其中据垄断地位的是农村信用合作社, 本文主要围绕该机构展开论述。建国60多年来, 农村信用合作社由小到大, 由少到多, 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信用合作体系, 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受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其发展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大体可以划分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1-1976年。在这一历史阶段中, 前十年的农村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1958-1976年中,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 农村信用合作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

第二阶段:1977-1981年。农村信用社体制出现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特殊制度状况, 在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 控制权由国家银行 (最初是人民银行, 其后是农业银行) 掌握, 控制权决定了机构的最终经营行为。

第三阶段:1982-1992年。198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农村工作会议肯定了信用社的合作金融组织性质, 控制权逐步交给群众, 向所有权回归, 但合作金融的性质还没有完全确立。

第四段:1993-2002年。从1993年开始, 农村金融体制按照政策性和合作制的逻辑开始重新塑造, 此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根据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 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是恢复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 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提供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但改革成效不大,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合作性质并未得到恢复, 农村合作金融形式上的主导权由农行转移到了中央银行, 事实上的主导权却转移到了地方政府, 农户贷款难和大多数信用合作社的经营困境未得到实质性的好转。农村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资金融通市场出现了资金供给渠道单一, 供给方式单一, 供给能力明显不足的不适当情况。

第五阶段:2003年至今。本世纪初, 中国在江苏省进行了新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 此次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放弃农村信用社的单一“合作制”模式, 尝试以商业化经营原则和多种模式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重新定位和改革。这次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总体要求是“明晰产权关系, 强化约束机制, 增强服务功能, 国家适当扶持, 地方政府负责”。这次改革不但将试点范围由中国东部发达地区扩大到中部农业大省和西部贫困地区, 而且正式提出解决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的政策性途径。

二、中外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比较

(一) 发展模式比较

在中国由于大多农村信用社在实行合作制时都会遇到所有者缺位、规模受限等问题。2003年改革最重要的特点是突破了农村信用社在性质上“合作经济”的范畴, 对农村信用社做出了新的界定。提出了农村信用社属于“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的新概念。在产权模式上, 突出了产权多样化和股权多元化, 而不是一刀切。在产权形式上, 可以是股份制, 可以是股份合作制, 也可以继续完善合作制。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模式:北京和上海的市级农村商业银行、天津的市级农村合作银行、大多数省份实行的省联社模式。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农村合作金融形式最早出现于德国, 农村金融组织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1849年, 佛拉梅斯佛尔德市60个比较富裕的居民, 创立了“佛拉梅斯佛尔德清寒农人救助社”以后该救助社又设置了储蓄和贷款业务, 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组织在德国出现之后, 相继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 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 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具体模式。主要有德国和印度的单元金字塔模式、美国的多元复合模式、法国的半官办民模式、日本的寓于农协模式等。

(二) 组织体系比较

以省联社为例, 其具有法人联合体的组织形式, 是一个由省政府赋予行业管理职权、企业属性的农村信用社法人联合体。省级联社不能直接从事存贷款业务, 避免形成与成员社间的利益竞争关系, 维护成员社“立足社区、服务三农”的功能定位。省联社是由社员社自愿入股发起设立的, 因此其管理权先天的是由社员社赋予的行业自律权, 其次才是地方政府赋予的管理权。社员社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省联社承担责任, 省联社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省联社不应干预社员社的自主经营活动, 职责主要应该体现在为社员社的综合服务和行业管理上。如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 其内部组织体系分为三个层级, 即省信用联社自身, 哈尔滨市联社、齐齐哈尔市联社以及鸡西办事处、鹤岗办事处等79家市级机构, 2000家左右营业网点。

国外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基本上都采用中央、地区、基层三级机构体系, 自下而上控股, 即基层组织向地区性组织投资入股, 地区性组织再向中央机构入股, 但中央机构一般都有政府资金的投入。各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基本上都是采用多级法人制, 各级合作组织均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 拥有经营自主权, 上一级机构作为下一级机构的联合组织, 是行业性的自律性管理机构, 承担一定管理任务的同时, 为下级机构提供相关服务, 一般有比较健全的民主管理制度。合作金融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社员代表大会, 凡参加者均为社员, 社员直接参与管理, 在享有权利的同时, 承担相应的义务, 社员表决时实行一人一票制, 社员代表大会下设理事会作为常设机构。

(三) 监管框架

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 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 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总体要求, 中国对信用社实施监督管理总的原则是:职责清晰, 分工明确;加强协调, 密切配合;审慎监管, 稳健运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 银监会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工作。银监会制定了《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在农村信用社监管中各机构的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有关规定, 人民银行应对信用社执行有关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人民银行特种贷款管理规定、人民币管理规定、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管理规定、外汇管理规定、清算管理规定以及反洗钱的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督促其依法经营。在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系中, 地方政府是一个特殊的角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银监会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4]48号) 的精神, 地方政府要严格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 对农村信用社实施间接的行业管理。地方政府主要是省政府承担着一定的管理责任和服务职能 (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不再下放给区县乃至乡镇政府) , 但同时又不能干预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经营。

在监管方面, 各国各有不同, 以日本为例,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三级机构都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彼此不存在上下级关系, 但在经济上和职能上相互联系, 密切配合, 上一级组织对下级组织负有组织、提供信息和在资金出现困难时予以援助的责任。三级机构共同接受政府的双重监管:一是政府金融监管厅对各种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二是全国和地方农村的水产部门配合金融监管厅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实施监管: (1) 农林水产省设有金融科, 负责对农林中央金库的监管。 (2) 农林水产省在6个大区设有农政局, 负责对辖区内的信农联的监管。 (3) 都、道、府县的农政部门, 负责对辖区内的农村合作金融部的监管。

(四) 兼业情况比较

受分业经营原则的约束, 作为存款货币类金融机构, 中国农村信用社实际上也只能经营存款、贷款及部分中间类业务。

作为全能金融机构的发源地, 德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也可以混业经营, 具体如下表1。

资料来源:郭家万《中国农村合作金融》

(五) 支持制度与政策比较

根据国务院部署, 2003年下半年, 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在山东、吉林等八个省 (市) 全面展开。为了配合农村信用社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及试点地区的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 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扶持, 帮助其消化历史包袱, 促进健康发展。根据国发[2003]15号文件精神, 中国人民银行按农村信用社2002年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 发放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 帮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 扩大邮政储蓄资金的自主运用范围, 引导邮政储蓄资金返回农村。2006年2月, 时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全国合作金融监督暨改革工作会议上也表示, 要加快建立完善邮储资金有序回流农村的机制。邮储在农村开展贷款业务有利于打破农村信用社在农村贷款市场的垄断地位, 提高其经营能力;农村信用社和邮储在业务上各有优势, 这又为它们进行合作实现双赢提供了条件。

在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中, 财政部的呆坏账核销和保值储蓄补贴政策对推动改革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用。国家税务总局在税收和呆账贷款核销和税前扣除等方面也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各地政府除了落实国家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扶持政策外, 还结合实际情况给予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

欧美、印度、日本等国政府都对本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施以较大的政策及制度支持, 以日本为例, 已经构建了较为健全的制度体系, 包括存款保险制度、相互援助制度、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利息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等。

三、中外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比较对中国的启示

(一) 强化合作金融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为了保护合作金融的生存和发展, 各国都普遍地制定和颁布了合作金融法律, 完善的法律体系成为农村合作金融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已有50多年的历史, 但直到今天, 合作金融法律尚未出台, 这种法律滞后的状况使农村信用社经营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合作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因此, 国家应尽快制定农村合作金融法、农村合作组织法等法律、法规, 确立农村合作金融的法律地位, 规范政府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关系, 依法保护合作金融组织及其成员的权益不受不法侵害等。

(二) 保持对合作金融政策扶持的同时强化制度保障

农业和农村经济存在着许多先天性不足, 其发展需要政府予以大力支持, 这也是被国外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所证明的。为了配合农村信用社改革,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多家中央国家机关及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然而, 在制度支撑方面还与发达国家存有一定差距。需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相互援助制度、农业受灾补偿制度、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 利息补贴和税收优惠制度等。

(三) 立足三农、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治理结构

纵观国际上成功运作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把“社员所有、服务社员”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基本原则。德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社员即股东的模式是其确立及近年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欧美国家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基本经验是, 形成民主决策和法人治理结构机制。农村信用社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 既是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又能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的比较优势。而进一步明晰产权关系及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在社员代表大会、监事会和理事会间形成相互制约关系, 有利于农村信用社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 因地制宜、发展多样性的合作金融模式

总结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完善的国际和地区, 均立足于自身实际出发, 建立符合本国或地区农业发展特点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中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十分明显, 金融供给及需求满足程度不尽相同, 风土人情各异。在这种背景下, 推行全国统一的农村合作金融模式不利于合作金融组织充分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 甚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应当倡导多样性的地区发展模式。坚持合作性质, 但不拘泥于合作制。各国和地区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 为了适应经营环境的变化, 在管理上仍然坚持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 实行一人一票制, 但已经出现向专业化和集中化方向转变的趋势。经营原则也开始从非赢利性原则转向坚持对内偏向服务、对外强调盈利的原则。自愿退股退社的原则趋于被实行按股分红, 股金不得抽资退股的原则所替代。

(五) 构建自下而上, 自成体系的合作金融组织体系

农户基于合作原则自愿参与并自下而上控股, 与政府采取多种方式自上而下的扶持和引导相结合, 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组建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一种普遍做法。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建立过程中, 政府的引导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具体做法虽然各不相同, 却都注重保持合作金融组织的独立性。德国的合作金融组织是率先、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 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的同时, 自身也蕴藏着旺盛的生命力。内生的合作金融组织是中国缺乏的产生形式, 但是自下而上层层参股, 自成体系的组织体系确实应该保持并逐渐落实。

(六) 完善监管体系和建立行业自律协会组织

各国和地区在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同时, 亦十分重视建立与之相配套的农村合作金融监管体系, 也有国家采取专设有别于商业银行管理模式的特殊体系。各级监管机构以促使农村合作金融遵循合作经济原则, 建立和完善具体制度, 敦促其根据自身业务发展的要求, 调整、充实内部管理的各项相关制度。

同时, 在各国和地区成功运行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中, 行业协会在行业自律、向会员提供信息服务、协调和沟通合作金融组织之间及其与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帮助合作金融组织搞好宣传和处理好公共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行业性自律组织的发达是其行业成熟的重要标志。加强行业的自律管理, 充分发挥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 利于规范该行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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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丽明.当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中国农村金融, 2012 (15) :8-13

农村社区性合作组织 篇10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农民,自组织学习

新型农村社区是指在农村区域按照村庄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所建设的, 居住方式与产业发展相协调,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齐全, 人居环境优良, 田园风光突出, 具有社区服务和管理功能的新型农村居住区。

1 农民自组织学习的必要性

1.1 提高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 必须要有可持续性。确立农民的主导地位、满足农民的需求, 固然对确保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性十分重要, 而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 农民有了很强的发展能力, 那么不管他们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他们都会有能力去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农村会保持常新状态。

1.2 农民自组织学习是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最佳载体

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可以有很多途径, 但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农民合作组织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的最有效、最方便的载体。西方各国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 都很重视农业的技术推广和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农民自组织对农民的教育作用远远不止于农业技术方面, 农民受到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如在农民自组织过程中, 首先可以培养农民的合作和互助精神, 有助于改变传统农民那种孤立和封闭状态;农民组织还可以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 锻炼他们参与市场的能力。

1.3 农民自组织学习能够给农民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教育机会

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差别非常悬殊, 在教育竞争上农村孩子显然不能与城市孩子比。同时, 现在的升学考试竞争、市场竞争并没有因为农村教育质量差而惠顾农民。在这样的竞争中, 农民的孩子自然会处于劣势。这种局面固然不是一下子所能改变, 但是, 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和体制调整, 促进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

2 农民自组织学习的可能性

2.1 制度支持

加快农村人才资源开发, 国家出台了很多的政策, 这些规划和举措都为农民自组织学习提供了制度上及政策上的支持。例如实施新一轮“千万农民工培训工程”和“新农村优秀青年人才培养计划”, 继续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农民创业培训工程”和“农业远程教育培训工程”、“星火富民科技培训工程”, 开展“新型农民教育培训示范村活动”, 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市场网络体系, 促进各类实用人才合理流动。

2.2 非制度支持

非制度支持主要表现在第三部门对农民自组织学习的支持和帮助。农村社区教育中的第三部门是指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起着中介作用的组织。从政府的角色来看, 需要建立一种非政府的、具有民间色彩的组织, 去代为处理政府与民众的某些事务和关系, 承担联系政府与民众的职能。主要有:农村社区公益组织 (教育类公益组织、文化娱乐类公益组织、公共卫生类公益组织) 农村实体性社会服务机构 (为农民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组织) 。

2.3 现有载体

2.3.1 社区内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培育新型农民, 推进科技兴农战略的重要载体。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加强与科研单位的合作, 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 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推进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并在实践中逐步把农民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2.3.2 松散的农民组织形式

区别于社区内农民专业合作社, 社区内存在的松散的农民组织形式也是推行农民自组织学习的重要载体。农民自发组织的文艺队、舞龙队、秧歌队、篮球队等组织丰富了农民的生活。这些农民自主成立、自主发展的文娱组织对农村社区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可以有效地推进农民自组织学习进程。

3 农民自组织学习推行的障碍

3.1 新型农村社区整体教育意识不强

新型农村社区教育的意识受传统农村、农业观念的影响, 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领导层面, 二是农村社区成员层面。只有这两个层面都充分认识到农民自组织学习在推动社区发展中的双向影响 (推动社区经济、文化发展) , 才能有利于形成人的全面发展和社区发展的和谐统一。但是, 目前的农村社区两个层面都没有完全认识到自组织学习的重要性。

3.2 农民自组织掌握的资源有限

农民自组织掌握的社会资源有限也可能成为推进农民自组织学习的障碍之一。农民通过自组织的形式进行学习, 势必要处理好和社会“他组织”的关系, “他组织”集中表现为政府、非政府组织等组织形式。虽然在制度上、非制度上, 都存在着对农民自组织学习的相应支持, 但是如何将这些制度上、非制度上真正的落实到实处, 真正发挥其作用也是我们应该把握和思考的。

3.3 农民进行自组织学习的动力不足

农民更为关心的是自己物质方面的收益, 因而对自身发展能力的提高缺乏应有的重视, 参与社区教育的积极性不够, 更不用说自身组织起来进行学习。农民进行自组织学习的动力不足是阻碍农民自组织学习推行的最大障碍, 可以通过将提高农民物质收益和农民自组织学习结合起来, 让农民看到自组织学习的切实收益, 来调动农民学习的积极性。

4 结语

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过程中, 从完善社区教育入手, 探索更为有效的社区教育方式, 提高农民自身发展能力, 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地方政府、第三部门发挥各自积极作用, 形成多方良性活动的合作模式, 发挥农民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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