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化

学术文化（精选十篇）

学术文化 篇1

一、寇准———北宋智囊团首席

寇准出身于书香门第, 受到其父以及家庭环境的影响, 寇准从小就聪慧机敏、博学多才, 他出生后不久, 父亲就因病逝世了。虽然家境日益贫寒, 但是寇准的母亲依然坚持对寇准的培养, 不让他放弃学业, 寇准也十分乖巧懂事, 果然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 少年时期的寇准就已经将《春秋》三传, 倒背如流, 并理解得十分透彻, 寇准在读书的过程中, 也十分善于思考问题, 并积极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和观点。

寇准在18岁那年考取了进士, 后来凭借自己的才智和能力, 不断得到升迁。寇准为官期间, 清正廉洁, 能够切实为人民百姓谋福祉, 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寇准后来辅佐皇上治理国家, 为政期间, 他不畏权威, 不趋炎附势, 他的光明磊落和刚正不阿, 也受到了宋太宗的赏识和重用。他对宋太宗也是一片赤诚忠心, 凭借自己的足智多谋和非凡的才干, 为国家发展贡献了毕生力量。 同时, 寇准也大胆进谏, 有时也会使太宗不高兴, 但最终他的提议或看法还是会得到宋太宗的赏识, 并积极采纳。寇准被宋太宗誉为智囊团的首席, 对他恩宠有加。

二、寇准“儒业”为主的学术思想

寇准从小就受到其父亲寇湘的影响, 以“儒业”为主, 他的父亲也博学多识, 十分有才华。寇准从小就爱学习, 并且很有抱负, 父亲去世以后, 寇准幼小的心灵逐渐变得坚毅, 他早在幼年时期就显露出性格中不羁的一面, 少年时期的寇准更是怀着满腔热忱, 就算在仕途中受到挫折和坎坷, 他也坚持不懈, 这与他读《春秋》三传时, 其中包含的积极入世思想是分不开的[2]33。寇准在磨难中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愈发坚韧, 他日益进取, 勇敢地排除前进路上的障碍, 他在从政期间, 用非同寻常的手段推行有效政策, 革除以往政治中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对宋朝政治风气进行了有效的改善。

寇准的主要著述有《上真宗议澶渊事宜》、《乞科责豪民放高利贷奏》等, 他的著述以国事民生为主, 且描述和讨论都十分细致, 言简意赅, 言辞精炼, 但句句直指要害, 针砭时弊。当时社会文风自律性很严, 后来他的很多草稿都被焚烧了, 连亲戚朋友也不能看, 他的一些著名作品都没有被完整保存流传下来, 十分可惜。

宋真宗统治时期, 刘太后想干预内政, 准请间曰“:皇太子人所属望, 愿陛下思宗庙之重, 传以神器, 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丁谓、钱惟演, 佞人也, 不可以辅少主。帝然之。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 请太子监国, 且欲援亿辅政。已而谋泄, 罢为太子太傅, 封莱国公。时怀政反侧不自安, 且忧得罪, 乃谋杀大臣, 请罢皇后预政, 奉帝为太上皇, 而传位太子, 复相准。客省使杨崇勋等以告丁谓, 谓微服夜乘犊车诣曹利用计事, 明日以闻。乃诛怀政, 降准为太常卿、知相州, 徙安州, 贬道州司马。帝初不知也, 他日, 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 何也?”君王对寇准都十分赏识, 他为了国家和朝廷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政坛上确立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

《春秋》三传是儒家政治历史的传统, 这部著作主张积极入世、尊王攘夷的积极思想, 也迎合了这一时期儒学的改革思潮, 寇准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大, 后人评价他:“辞道理正, 沛若大手, 先儒老生日, 是真所谓宿习者!”寇准一直保持着著作中倡导的锐意进取精神主张, 坚持不懈, 这和他后来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历史上地位的确立密不可分。

三、寇准学术思想对宋代学术文化的重大影响力

1.诗文领域再攀高峰。寇准在诗文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尤其在诗、曲领域, 他的文章风格优雅、婉转, 表达的感情也十分绵密、 细致。寇准也是“晚唐体”的杰出代表, 但是他在继承这一体裁的同时, 又对其进行了全新的突破和发展, 在内容、表现方式、表现手法和题目范围上都有新的研究, 革除了晚唐诗词的禁锢, 对推动晚唐体的成熟和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寇准的诗词在当时也是颇负盛名, 广为传颂。寇准的诗风柔美婉转, 缠绵悱恻, 将晚唐诗风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他也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个性都在诗里充分彰显出来, 且使晚唐诗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寇准为我国北宋王朝的第一个文人宰相, 这在政治史上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史料记载“:宋初承五代而来, 儒风淡薄, 文吏统治政坛。开国元勋赵普即是宋初两朝的代表。他以吏道闻名, 而寡于学术, 以至于太祖慨叹为相需用读书人。至太宗时期, 此类情况才有了改变, 寇准即是一例。”[3]22虽然他十分有天赋, 且聪颖机敏, 但是由于他步入仕途太早, 又加上为官为政事务太繁忙, 忙于国事民生, 不能及时补充新的知识, 导致学术相对不足。作为宰相, 学术方面也不是他们的主要范畴, 他们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务活动上, 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 在关心国计民生之余, 宰相们也开始纷纷投入到学术活动中。寇准也深感这一点的重要性, 就立马又投入到学习中, 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和养分来充实自己、武装自己。因此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既能施政事, 也个个都通晓明经学术, 擅长诗词作文, 学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空前广阔。

2.改良学术之风。北宋时期由于战事还较为频繁, 学术之风也处在一个相对低迷的状态, 后来又过渡到儒学复兴, 文风得到明显改善的局面。由于宋朝之初, 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都荒废了, 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受到很大限制。很多人对文人还抱着一种蔑视的态度, 于是, 在宋太宗时期, 积极推行了改善社会学术之风的政策, 崇文抑武, 倡导大家读书、学习, 用知识和学术思想来弥补素养的缺失。大兴科举, 重用文官为政。史料记载:“凡今农工商贾之家, 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僧道也积极学习。”文官和武将的文化修养和综合素养都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改变了原来文官在这方面总是有压倒武官的心理局面, 武将和士兵的文化修养决定了他们的爱国意识和保卫祖国的责任心更加强烈, 这对促进国家政治、经济的繁荣发展, 巩固国家军事防御和军事力量都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北宋时期寇准提倡儒术, 排斥佛道;反对骈文, 倡导古文, 适应了儒学变革的潮流。寇准对学术的研究逐渐深入, 范围也逐渐扩大, 史书记载:“初, 张咏在成都, 闻准入相, 谓其僚属曰:寇公奇才, 惜学术不足尔。及准出陕, 咏适自成都罢还, 准严供帐, 大为具待。咏将去, 准送之郊, 问曰:何以教准?咏徐曰:《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准莫谕其意, 归取其传读之, 至‘不学无术’, 笑曰:此张公谓我矣。”[4]196

寇准对整个社会的政治之风、学术之风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寇准提倡儒术, 排斥佛道, 因为当时社会的儒学风气并不是很浓, 寇准对《春秋》的深入研究, 使其受到很大熏陶, 他以百姓的利益和福祉为己任, 推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方针政策, 针对百姓的需求, 推行相关政策, 使百姓关心和需要处理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寇准的儒学修养十分深厚, 寇准将儒学思想应用到国计民生的政策推行上, 在这一时期, 儒学得到了学术界的纷纷推崇, 寇准开启了全新的文化之风。他刚正不阿, 不阿谀奉承, 敢于挑战权威, 也积极进谏, 对一些问题总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和政策, 推动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 受到了君王的赏识和宠爱, 都认为寇准这个文人宰相在智囊团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可动摇[5]88。在诗歌领域, 注重风、雅的运用, 推动了儒学复兴运动的进程。 寇准是一个儒学修养深厚的人, 这与他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观念是不可分割的。在宋太宗时期, 积极推行了改善社会学术之风的政策, 崇文抑武, 倡导大家读书、学习, 用知识和学术思想来弥补素养的缺失。大兴科举, 重用文官为政。这些官吏在闲暇之余, 就投身文化学术活动的研究之中, 对社会文学之风的扭转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带来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寇准还反对骈文, 倡导古文, 适应了儒学变革的思想潮流。在诗歌领域, 注重风、雅的运用, 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通过诗歌抒发出来, 推动了儒学复兴运动的进程, 在当时社会掀起了很大的一阵狂潮, 对社会文化的改变和社会风气的改良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寇准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文人宰相, 他在文化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诗词作文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寇准的文化观点和学术思想对宋代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寇准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才能, 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寇准对学术上的研究以及对儒学思想的深入探讨, 对社会兴学术之风改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促进了社会文化领域学术思想的不断发展, 改良了社会学术风气。寇准对儒家思想的深入理解和把握对他所提出的策略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晓莹.寇准与宋初学术文化[J].东岳论丛, 2005.

[2]郭兰英.寇准从政行为模式再分析[J].黑龙江史志, 2009 (14) .

[3]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M].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学术文化月 篇2

关于举办2013年本科生课外“学术文化月”活动的通知

各学员班：

为顺利开展学院“学术文化月”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二年级学生写中文论文，字数不少于3000字；一年级学生写英文论文，字数不少于1000字。注：每人至少一篇。

2、格式要求：A4打印（英文：Times New Roman）。论文要求包含摘要、关键词、论文主体、参考文献。具体见附件。

3、论文要有独立见解，不得抄袭。

4、本人留好论文，以便答辩使用。

5、论文在封面上写明类别（包括字母类别）。

6、论文以班级为单位交到组委会，截止日期：2013年3月21日以前。

7、类别：A经济类、B 管理类、C 政治类、D 文化类、E 科技类、F 体育类、G 教育类、H 军事类、I 其它类

8、答辩日期和地点另行通知。

希望各位同学认真对待此项工作，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学院将对获得优秀的论文在《经管学刊》上发表。

特此通知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3年1月

格式样本一：（中文）

我国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弊端

及改革方案研究（二号黑体）

马慧子（小四楷体）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05—911班，哈尔滨市，150001）（小五楷体）

摘要（五号黑体）: 家族……（小五宋体）。

关键词（小五黑体）：……；……；（小五宋体）

The Study on（三号Times New Roman）

Huizi Ma（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 Harbin ,150001）

(Times New Roman,五号)Abstract:（五号）Key words:（五号）

在现阶段市场经济制度下，…….（五号宋体）

一、家族企业的定义及发展背景（宋体四号）

家族企业是指家族成员拥有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并可能全部或部分掌握其经营权的企业。其可能是企业创办者与其家族成员共同经营，也可以通过企业创办者和家族继承者之间的产权继承与经营权授受关系或所有者与外部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来表现。……（五号宋体）

参考文献：（四号黑体）

[1] 李洪伟、高化文.《家族式企业管理》[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小五宋体）[2] 姚贤涛、王连娟.《中国家族企业：现状、问题与对策》[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3] 叶帆．我国技术创新的环境制约及其对策[J]．决策研究，2003（1）

格式样本二：（外文）

让学术文化回归本源 篇3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多元的学术观点，源于先秦诸子百家的典籍，即先秦文化元典。先秦文化元典是先秦诸子百家学术讲演和学术争鸣的产物，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黄金时代，正如余秋雨先生给北大学生讲课时说的，“是人类永远值得回味和记忆的童年”。

最近，济南出版社出版的《文化中国》丛书中，周满江先生撰写的《诸子百家与文化元典》一书，就是一本探索文化元典的著作。此书审视了中国古代文化元典产生、发展的历程，认为其间含蕴着一种道德之善与精神之美，无论在治世还是乱世，都具有匡时救世的意义。体现了春秋战国时代，学人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诸子竞相创新，并形成浪潮。儒、道、墨、法、阴阳五大派系相互批判，又逐渐融合，最终结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即文化元典精神。悠久的中华文明就是在这种元典精神的传承与支撑下，不断地与时俱进，吐故纳新，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的。书中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先秦文化元典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每一方面都紧紧围绕着一种思想或一种制度，通过不同的角度用事例来论证文化元典及其思想发展的历程，着重提取其影响历史思想与政治的观念，考察其历史作用与回归的轨迹。作者以朴实、生动的文笔和充满睿智的思想，客观公允地评述先秦文化元典所固有的思想学术价值，并把分散在历代学者解读文化元典的零星观念进行系统化的现代阐释，使之成为既符合历史又为现代人所接受和运用的理论体系。《诸子百家与文化元典》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为读者学习古代文化元典，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取得了令人悦服的成绩。

本书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学术著作，说理通俗易懂，分析深入浅出。作者在论述某个元典的思想观点时，往往引用元典中的故事来说明道理，这本身也是先秦典籍在语言运用上的特色。比如，讲到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批评儒家的仁义学说时，便举了《韩非子》中的《五蠹》和《内储说》所讲的故事。有的还通过古代事件的推理，融入了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观点，使得说理明白、晓畅。

该书可读性强。特意选择了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的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如；书中讲的“先秦诸子的德治与法治之辩”，与现代社会的“以德治国”的方针相适应和吻合；“君主专制与民本思想”与现代提倡的“以民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紧密联系。这些都是百姓普遍关心的话题。冯天瑜先生（现任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指出：“从一定意义言之，元典精神即是民族精神的文本显示，是民族精神在雅文化层面的表征”。因此，欲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必须“破译”中华元典文本，求得对“元典本义”即“中华元典精神”的真解。本书是一本对先秦诸子百家人文精神的一种破译和真解。它用确凿的史料为根基，用新的视角或现代意识，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明精神。

文化中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诸子百家的思想观点和学术争鸣，确实是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时机。两千多年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时机。由于诸子百家的思想博大精深，不论历史发展到哪个时期，也不论历史上的哪个旧王朝或新王朝，都要从诸子百家元典中去寻求他们所要的思想武器和精神食粮。然而诸子百家的元典产生以后一直受到统治阶级和某些人的歪曲利用。本书作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以务实的态度去掉各种学术偏见与政治光环，让学术回归本源。作者通过大量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这正是当前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态度。读一读这本书，对矫正华而不实的学术风气，把学术文化研究引向正确的道路，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诸子百家与文化元典》

作者：周满江

出版社：济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1月

学术文化 篇4

关键词：学术文化传统,学术资本主义,传统,现实,博弈

一、大学的学术文化传统

学术文化是大学组织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学术文化是处于学术共同体内的学者, 在发展学术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思想、信念、价值观以及行为规范, 它内隐于学术共同体中, 通过大学规章制度、行为方式以及物质设施彰显于外。大学自中世纪产生于欧洲以来, 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与历练, 经过不断的吸纳与摒弃, 终于形成了自身相对稳定的学术文化传统——学术至上、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

(一) 学术至上

大学是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 是“传递深奥的知识, 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 并探索新的学问的领域”, 是“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 [1], 探索真理、追求学术至上是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是其他一切活动进行的起点。尽管大学拥有多样的功能, 但这都不是其本质特性的表现, 大学最根本的属性是它的学术性, 大学中其他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学术活动来进行的。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将不同教育流派的高等教育哲学理念总结为两种观点:一种是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另一种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哲学观认为, 高等教育是以“闲逸的好奇”精神来追求真理, 而政治论哲学观则认为, 追求真理、探讨学问不仅是为了满足学者“闲逸的好奇”精神, 大学还应走出“象牙塔”, 承担起培养人才和为国家、社会服务的责任。细究这两种哲学观可以看出, 二者的区别在于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社会服务”还是仅仅出于“闲逸的好奇”, 但二者都一致认为大学的本质使命在于“追求真理、探讨高深学问”, 即从事学术活动、追求学术至上应当是大学生生不息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二) 学术自由

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场所。弗莱克斯纳说道, “大学在本质上是追求智力目标过程中, 学者、教授和学生自然地混合在一起的自由的社会”[2]。大学追求真理所进行的学术活动需要自由环境和自由状态的支撑, 更进一步讲, 学者们只有在不受限制和不受外界干扰的氛围中, 其工作状态才能发挥到最佳水平, 否则, “这种自由一旦被剥夺, 他就失去了充分参与智力交流活动的机会, 而智力交流活动却是有助于培养人的价值观, 有助于认识世界, 有助于发挥那些最具人性特点的思维和想象力的”[3]。

作为大学最古老的传统之一, 学术自由为学者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去自由地进行研究并可以大胆地发表言论或出版, “而不用考虑真理是否受欢迎, 是否引起争论, 是否不合时宜或令人讨厌”[4]。曾领导依阿华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詹姆斯·弗里德曼认为, 学术自由真正维护了人类和社会的最高利益, 并“保证每一代中最有前途的人能获得良好的机会, 免受外部压力一时知识风尚的干扰, 去研究人类关注的基本问题”[5]。

回顾大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 从它产生之日起, 大学便一直坚守着学术自由的精神理念。作为西方大学最原始的形态,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所创立的雅典学园就开始自由地进行学术探索和学术对话。之后, 大学从中世纪一路走来, 曾先后经历了教会、皇室、国家不同程度上的控制, 即便如此, 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孜孜以求的精神从未湮灭。19世纪初, 德国学者洪堡提出将学术自由作为研究型大学生存的原则之一, 这一举动进一步稳定并强化了学术自由在大学中的地位并在日后被世界各国广为接受。20世纪初, 美国建立了大学教授协会 (AAUP) 并发布了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聘任制的原则声明, 指出如果大学不能全面接受和贯彻落实学术自由的原则, 那么大学就不能履行她的三大功能, 其结果将影响大学的效率, 破坏大学的精神并损害社会利益。终身聘任制是学术自由发展史上重要的丰碑, 也是学术自由走向制度化的新征程。

(三) 学术自治

学术自治也是大学学术文化的古老传统之一。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是一对孪生姐妹、相伴相生, 前者是后者得以保障的先决条件, 后者则是前者实施之后的应然结果。学术自治的核心目的是使学者团体在从事高深智力活动的同时, 免受外界的干扰与纷争从而独立自主地探求真理。从大学的外部来看, 学术自治表现为大学独立于宗教、国家等其他机构之外而独立、自主地决定其内部事务;从大学的内部来看, 学术自治表现为大学可以自主决定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和学术标准, 自主从事教学、科研活动, 自主确定学科和专业并且自主聘用教师、选拔学生。

纵观大学发展的历史, 可以看到学术自治的传统从中世纪大学开始就已存在, 这一时期的大学是一个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执着于学术事务的具有高度自治的社团, 因为“大学要履行探索真理的天职而探索和传授高深学问, 所以受教皇或皇帝的通牒保护, 成为调停于神权与皇权的中间力量, 这一地位给予大学一定的自主权” (李荷, 2010) , 由此, 中世纪大学可以概括为是“教会和君主授予特权的师生独立团体”[6]。18~19世纪以来, 随着民族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意识的强化, 大学与宗教的关系日渐疏离, 国家对大学的干涉和控制越来越多, 学术自治空间遭受到严重的挤压。19世纪初, 德国学者洪堡在发展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国家应从政策、经费上保护和支持大学对高深学问的探究, 但同时也应最小程度地干涉大学。洪堡的提议既使大学处于国家的支持和庇佑之下, 同时又使大学确保自己拥有足够的自治空间。进入20世纪以来, 呼唤大学走出象牙塔之声日益强烈, 大学除教学和科研之外, 同时也承担起了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职责, 尽管大学与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 但学术自治仍被学者视为处理大学与外部环境的有效准则。正如赫钦斯所言, “失去了自治, 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1]

二、学术资本主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 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转变为高新科技知识的竞争。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的主体, 其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随着大学通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来参与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程度越来越高, 各国重新调整了高等教育政策, 鼓励大学与市场的密切合作, 美国《贝多法案》的出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此外, 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各国政府为了减轻经济上的压力, 纷纷削减了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支出。为了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 大学的决策者希望通过教师和他们的研究成果来产生财政上的回报, 学术资本主义应运产生。

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在他们的专著《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中提出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8]。通俗地讲, 学术资本主义就是 “学术知识的资本化”, 在工业社会当中, “资本”包括土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 而进入知识经济社会, 技术、发明、专利、版权这些“软”性的知识逐渐成为资本的主要内容。由“学术资本主义”的定义可知, 市场活动 (market activities) 和类市场的活动 (market-like activities) 是学术资本主义的两种主要行为, 市场活动“就院校而言是营利性的活动, 像获得专利及随后的专利权使用费和许可协议, 以及衍生公司、独立公司、产学伙伴关系等具有利润成分的活动”, 此外, “还包括更加世俗的活动, 如来自教育活动的产品销售和服务 (如标志和体育设施) , 与食品服务公司和书店的利润分成, 等等”[8]。类市场的活动指院校的教师通过争取企业的捐赠、研发合同以及其他的校企合作来获得外部资金。这些行为的出现, 一方面为大学获得了额外的办学经费, 促进了大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 它使得长期以来蛰居于象牙塔中、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标的大学, 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学术资本主义的到来使得大学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从教师扮演的角色来看, 教师从传统的学者身份转变为学者与“学术资本家”或“学术创业家”兼具的双重身份, 他们不仅生产知识, 同时还从事贩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事情。从研究取向来看, “闲逸的好奇”精神所驱动的对“纯科学”和基础研究的兴趣, 逐渐转向为市场导向的实用性研究。从知识属性来看, 大学所产生的知识是具有公益性的产品, 当知识流向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之中, 它被看作商家之间竞争的法宝和谋取利润的源泉, 知识就变成具有保密性和私有化的产品。从组织特征来看, 学术成果与商业行为的直接联姻使大学这个学术组织机构产生了“类企业”的特征和行为, 市场、竞争、成本、效益、效率等字眼逐渐渗透进了大学。从大学管理方式来看, 从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 大学的传统管理方式便是学者社团的自我管理, 即便是在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盛行的时候, 大学也努力保持与国家之间的距离, 抵抗国家的干预, 而当学术资本主义悄然出现之后, 大学管理方式正在经历一种范式的转变, 正在从传统的“学者共同治理”向“新管理主义”转变, 即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和运营方式被应用到大学当中, 成本、效益、竞争等成为大学关注的对象。

三、学术资本主义对学术文化传统的挑战

(一) “学术至上”使命受到挑战

长期以来, 学术与商业和市场是截然分开的。随着社会的变迁, 大学逐渐从社会的边缘地带游离到中间地段, 特别是当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产生之后, 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 但即便如此, 对纯粹科学知识的探求仍然是大学的核心价值追求。通过知识的资本化促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这种目标是被传统学术理念所拒斥的, 因为这种任务应归属于企业和其他机构来完成, 大学仅仅是进行人类社会最本真追求的场所。

20世纪80年代之后, “第二次学院革命”的兴起使学术资本主义在大学当中悄然兴起, “学术至上”的传统理念以及学术本身的含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挑战, “当学术不仅仅转变为智力上的努力, 而且还是经济上的奋斗时, 很多大学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科学与企业之间的分离状态被打破了, 因为大学自己也变成了企业家”[10], 可见, 学术资本主义的到来使得“学术”的传统意义得以延伸, 学术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智力上的挑战, 而且还包含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同时学术资本主义还使得大学的身份从追求真理的场所变为创业基地, 教师变成了兼具“学者和创业科学家”双重身份的人物。

当传统遭遇现实的挑战时, 二者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在一定情形下爆发, 20世纪60年代末沃里克大学中的校园骚乱事件便是典型的冲突事件。在沃里克大学创立之初, 副校长巴特沃思提议将它建设成为一所“适应时代需要的大学”, 他强调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并寻求在大学中灌输一种亲工业的态度, 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 英国大学中传统的“学术至上”理念仍然根深蒂固, 学者们反对与工业过分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于是, 1969年在沃里克大学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骚乱, 学生占领了行政大楼, 卷宗被抄, 副校长和相关工作人员遭到了学生严厉的打击, 而且随之而来还出版了一本颇具讽刺意味的书——《沃里克大学有限公司》, 以此来揭露大学内部的学术资本主义行为[11]。从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 当大学传统的“学术至上”使命遭遇挑战时, 二者之间尖锐的矛盾如果得不到协调和解决, 就必然会在一定的时空中爆发。

(二) “学术自由”传统遭到侵袭

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 大学中的教学活动以满足学生的需求为准, 研究则偏重于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应用研究。学生给大学交纳高额学费来购买他们想要得到的产品, 因此, 大学中的教学活动从学科的创立、课程的设置, 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都以满足它的顾客——学生的需求为准。在研究方面, 学术资本主义使传统的对基础研究的关注转向了能带来巨大收益的应用研究, 而基础研究的重大特征之一, 就是某个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不可能预知科学发展带来的结果, “伟大的研究者在研究时经常会转向新的领域。这种只对创新性头脑开放的意外之喜, 使我们的世界充满惊奇和生机, 并且只有大学能支持它”[4], 而对应用研究与特定研究目的的关注, 限制了研究者思想与意识的自由驰骋, 同时也使研究者失去了研究过程中的“意外之喜”和“惊奇”。此外, 当企业与大学签订合作合同、委托大学研究和开发他们所需要的产品时, 大学的教师们将面对来自企业赞助者的巨大压力和密切监督。在《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中, 作者希拉·斯劳特在对澳大利亚新波大学教师的访谈中提到:“……他们 (小麦局) 是我最大的经费来源, 资助了两个大的项目……执行主任今天刚刚来过……他非正式地说他们正努力使他们的钱得到更多应用上的快速回报。听到这个, 我认为我最好开始考虑生物技术方面的问题。他们定期来检查我们的工作。以前是一年一次。现在是两次。他们更密切地监督我们。由于大学和资助团体的缘故, 我们通常有一种到处都负有更多责任的感觉, 而且有一种感觉是我们应当做更多的应用工作。我对此特别不高兴, 因为这基本上不是我们的主要职能。”[8]当企业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之后, 教师的研究内容、研究进度和研究效果都在企业的监管和控制之下, 教师基本上丧失了自主处理事务的权力。可见, 大学获得外部提供的财政支持是以牺牲教师的学术自由为代价的。

当学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 学者所追求的“自由的环境和自由的研究状态”不复存在, 教师所拥有的传统的教学和研究自由遭受到严重的侵袭, 洪堡提出的“学术自由”大学理念如逝去的风景, 于现实之中渐行渐远。

(三) “学术自治”理念面临威胁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 为大学提供资源的人或机构就有权力对大学进行管理和控制。也就是说, 大学从外部获得的资源越多, 它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就越严重, 大学的自治程度也会越低。

自从18~19世纪大学成为国家统治下的机构以来, 大学与政府的紧张关系便一直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二者的逻辑关系是:政府是大学的投资创办者, 大学接受并依赖政府的资源得以生存, 这种“授受”关系使得传统的学术自治空间遭受挤压。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和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 政府已不再是大学学术自治传统唯一的威胁者了, 来自市场的压力成为人们新的担忧——“伦理上的问题是这样的, 参与是否会转移大学传统的教学和科研职能——关于价值观的问题。有人担心大学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会使它丧失独立性。……‘大学—企业’关系的批评者坚持认为大学在卷入这些活动时正在冒着失去其独立身份和特殊使命的危险”[10]。事实证明, 上述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 当大学试图通过摆脱政府的财政资助重获自主时, 学术资本主义却使大学变得更加依赖于它的新的收入提供者——企业和市场, 同时再一次失去自主权。“大学尝试获得其他的收入。但是替代品经常附带着条件;它们要求履行一定的条款。……最终的结果是教学科研人员的努力从由政府固定拨款和学费资助的活动, 特别是教学及相关活动, 显著地转向在竞争性的‘市场性的’领域中创造收入并满足那些奖励条件的活动。”[8]当大学与市场联姻之后, “满足消费者需求”、“效益至上”等这些市场所应遵循的规则进入到大学之中, 大学就不再能够拥有自主地决定和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 市场作为资源提供者成为大学新的“主人”。

四、传统还是现实:大学何去何从

千百年来, 大学面临过无数次价值观的碰撞:个人与社会、理性与功利、科学与人文、精英与大众、教学与科研、学术与行政……在这一次次的冲突与融合之中, 大学跌跌撞撞一路走来, 成为人类社会中最历久弥新的机构。

当前, 学术文化传统与学术资本主义的博弈是摆在大学面前的又一个难解的命题。对于这一现象, 目前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到来会使大学失去千百年来累积的学术文化传统, 甚至有学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一场被资本意淫的政治狂欢”, 他们呼吁大学走出资本化的困境, 回归大学学术圣殿的传统;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 在当前社会中, 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有理由蛰伏于象牙塔之中独群寡居, 他们认为大学应成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引擎, 大学知识的资本化与商业化是大学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因此, 即便以牺牲学术文化传统为代价也是值得的。

英国学者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说道:“大学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它们在向前进化的过程中, 正经历着遗传体系经常遇到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它们本身必须改变以适应社会的新形势, 否则将遭受社会的抛弃;另一方面, 它们在适应社会的改变中, 又不能破坏大学的完整性, 不然就将无法完成它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16]当前学术文化传统与学术资本主义的博弈正处于这样一个两难境地。大学究竟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教育研究者面前的课题, 值得我们沉思和探究。

参考文献

[1][7][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 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13.28.

[2][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 陈晓菲, 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197.

[3][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 陈军, 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17.

[4][12][美]达雷尔.R.刘易斯, 詹姆斯.赫恩.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为新时代公共利益服务[M].杨克瑞, 王晨, 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67.66.

[5]Freedam, J.O. (1996) .Idealism and liberal education[M].AnnArbor, 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6]袁本涛.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章程与大学治理[J].探索与争鸣, 2012, (4) :70.

[8][9][13][15][美]希拉.斯劳特, 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M].梁骁, 黎丽,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8.10.153.63-64.

[10][14][美]亨利.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王孙禺, 袁本涛,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12.21.

[11][美]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王承绪,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13.

校园学术文化建设论文 篇5

著名学者李大钊曾经说过:“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为大学的纪念。”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学术文化，学术文化是其区别于其他机构的基本特性，是大学的精神根源所在。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是兼具高等职业教育与现代传媒特色的高职院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院结合自身实际，通过“学术活动月”摸索高职学术文化建设的特点与规律，逐渐形成具有特色的高职学术文化精神与内涵，并潜移默化地润入师生心田，使学校师生认同并践行之。

一、学术活动月的学术文化构建

学术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是人们在从事学术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文化氛围，人们秉持着相同的学术思想和理念，相似的学术使命，并共同遵循着学术规范。学术文化建设是高职院校的主要工作之一，高校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这四大功能均以学术文化建设为重要基础。

(一)提升校园文化品位

在传媒产业与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学术文化成为推进传媒类高职院校发展的标志性动力。学术文化氛围与多层次的学术交流是传媒类高职院校提升文化建设的重要指标，是提高校园文化建设层次与水平的重要助力，也是校园文化品位的有效增加值。

(二)促进高校学科建设

学术文化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有力推手。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的学术活动月项目实行责任制，旨在培养具有凝聚力的学术带头人，建立稳定的学术管理队伍;另一方面，项目通过团队创新学术研究思路，提高学术团队建设，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术队伍。学术活动月项目培养的学科带头人，其实就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决定了学科的学术地位、声誉和发展方向。而学术团队在学术活动月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中打开视野，开拓研究领域，寻求学科新的生长点，进而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对学科发展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三)提高学生文化素养

课堂教学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常规手段，学术活动是学生吸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学生学习自主性、发掘学生专业探索性、培育学生创新性的推动力。密集开展高质量的学术活动，对于学生而言是一种潜在的教育力量，影响着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正面构建他们的内心世界，并内化成文化素质。

二、学术活动月的学术文化内涵

学术活动月集中在一个月内，开展水平较高、辐射全院的学术讲座、学术高峰论坛、学友沙龙等学术活动，旨在营造浓厚的校园学术文化氛围，开拓师生的学术视野，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提升他们的学术素养。

(一)学术活动月的制度化管理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的学术活动月项目，首先成立了学术活动月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学术活动管理机构，对整个项目进行合理分工，全盘规划和掌握;其次，建立层次合理的学术队伍，形成以科研管理处统筹为主，各二级学院、系(部)、行政处(室)、研究所、工作室承办为辅的稳定而长效的学术交流平台;再次，在现有学术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术文化的特点，拟定《学术活动月管理办法》、《学术活动月流程图》等项目运行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建设形成学术交流的良性运行机制，对学术活动月项目进行全程管理。

(二)学术活动月的视觉识别体系

学术活动月项目实施品牌化管理，强调传播效果与视觉传达，通过整齐划一的识别系统来进行宣传，主动将项目的各个特征向师生展示和传播，使师生对其形成一个标准化和差别化的认识，增强对项目的认同感与识别度。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针对学术活动月项目，定制了专属项目LOGO、专属宣传海报、专属PPT、专属成果汇编封面、专属纸袋、专属座签等风格统一的识别系统，各部门实施学术交流时，都使用专属识别系统。该识别系统呈蓝色基调，与学院的标识设计相得益彰，整体由水墨笔触组成，具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传统文化中透露现代气息，体现了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

(三)构建学术活动月的多层次交流平台

学术活动月项目聚焦传媒产业发展、传媒教育研究的热点、前沿问题。学院发挥传媒人才汇集、智力密集的特色和优势，充分反映学术动态，展示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水平，不仅邀请学界有影响力的.学者，也邀请业界、政府的精英和领导来讲学，使学院与业界、政府的学术观点、学术政策无缝接轨，开拓了师生的学术视野，打造出富有传媒特色的多层次学术平台。

(四)提高学术活动的学风建设

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制度环境，需要道德建设的监督机制。学院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的要求，制定了《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规范管理制度》，明确提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严明学术纪律的工作要求。学院连续两年举办《维护科研诚信恪守学术规范》专题讲座，积极推进学风建设，打造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

(五)推动学术活动月的成果化建设

学术活动月每年出版本年度的学术成果汇编集，汇总学术活动月有关材料，总结学术月成果，及时交流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三、学术活动月的学术文化成果

学术文化 篇6

作为山东省唯一一所建筑类高校，山东建筑大学建校60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以培育建筑英才为己任，缘“建筑”而生，依“建筑”而兴，因“建筑”而强，各项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累计为社会培养了15万余名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多年来，学校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强化内涵建设，突出办学特色，深入实施“质量提升、学科引领、人才建设、管理创新、文化塑校”五大工程，办学规模稳步扩大，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以土木建筑为特色，多学科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的省属高校，是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绿色建筑技术及其理论”博士人才培养高校、山东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首批立项建设单位、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支持计划建设单位。

甲子校庆是学校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校庆活动中，学校围绕“校史为轴、学术为魂、师生同庆、校友节日”这一主线，突出“学术校庆、文化校庆、校友校庆”主题，本着“隆重热烈、集中展示、务實简朴、注重实效”的原则，举办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内涵丰富、节俭务实的庆祝活动。 （木小木）

学术文化 篇7

一、坚守文化自觉:循学术著作与时代发展之绳墨

学术出版的主要功能是传播学术,即将学术研究的原创性成果——思想、知识、文化等进行规范化呈现与市场化传播,是文化积累与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理论著作的出版代表着一个出版社的学术品格,而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编辑则是保持这种学术品格的关键因素。

陈昕先生初入出版行业之前,在上海市出版局资料管理员的职位上工作了四年,其间通读了大量的各类经济学专著、灰皮书、白皮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读物,阅读推动了他的思考和写作,不断丰富并提升了他对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积累,正如他谈道:“编辑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积累,以及由这份积累所生发出来的学术眼光和思想境界。”(2)正是有了对经济学专业的学术“厚积”,铸造了他锐利的学术眼光,提升了他的学术敏感性和鉴别力,而后就有了从“青年学者丛书”开始到“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等一路“薄发”精品的辉煌历程。

特别是他策划出版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之后,在我国的经济学界有了相当的影响,其中不少图书先后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由此,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学的‘三联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询问过时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的陈昕对此有何看法,他肯定了该套丛书的社会影响,“它的最大价值在于,改变了中国经济学家长期以来的纯思辨的研究方法,开始尝试用实证的、计量的方法来分析现实中的重大问题”(3)。但认为若因此而就形成一个学派就“有些言过其实”,他谈道:“我们已经身处一个传媒的时代,也是一个廉价制造概念的时代,我们不应该为某一个概念的横空出世而飘飘然;但是,循着这一特殊的‘三联学派’现象去探究‘一套学术著作与一代学者的成长,与一门学科的嬗变,与一个时代的崛起’的绳墨关系可能是有意义的。”(4)

在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时,他积极争取出版鸿篇巨制《中华文化通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机缘“完全出于一个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他在书中回忆:“我常常在想,如果历史真是一面面‘铜镜’,我们就是铸就‘铜镜’的手艺人。尽管‘铜镜’上不曾篆刻上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的手艺将与历史同在。”(5)

陈昕先生能透过学科发展状况把脉时代需求,无疑体现了他夯实的学术专业功底,而“绳墨之说”也好,铸铜镜的“手艺人”也罢,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术出版人的文化自觉——自觉从事文化的挖掘、创新、传承,并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构建起清晰的职业认知。有着这样朴素又崇高的文化情怀的出版人能接连出版有价值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能在业界出类拔萃赢得认可便是一种必然了。

二、坚守“问题导向”:解时代之惑的理性传播

学术出版在推动学术发展、学科培育的同时,更要树立时代瞭望者的使命,以创新学术出版之“绳墨”刻出文化发展的时代印迹,在文化的顶端推动社会进程与时代变迁。那么,如何出版时代所需求的学术著作呢?学术出版人如何把脉社会、顺应并推动时代进步呢?那就是问题导向。“优秀的学术著作,正需要植根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始终提出‘这个’社会的主要问题,才能保持锐利的理论锋芒。”(1)

在感受陈昕先生出版生涯的辉煌之余,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在每一个重大出版项目出台过程中,都伴随着他对时代需求深深的思考,即他出版每一套丛书的灵感其实都来自于对现实的理性认知。在出任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时,面临回归的香港,无论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还是社会文化等都处于明显的转折期,他感受着“香港的文化季风”,敏感地捕捉到香港图书市场狭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存在断裂,即“存在巨大的‘一冷一热’的隔阻和断裂,一是报刊(热)与图书(冷)的隔阻,二是精英阶层(热)与普罗大众(冷)的断裂”(2)。正是基于对现状的深刻认识,“一个颇为激越的抱负油然而生,我想改变香港出版业少有中文社会科学出版的现状,在香港制造本土的文化‘风源’,发现一些具有香港精神特质的思想与学术话题,以图书的形式造就传播上的‘广场效应’,而不仅仅只是‘橱窗效应’”(3)。于是,“走向1997的香港经济丛书”策划方案诞生了,其触发点除了陈昕先生的学术专业基础之外,更由于“逐渐凸显的香港社会经济的过渡期特征”——“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他们对这些经济问题不同程度的困惑和担忧”。(4)正是这样的现实问题引导着出版人的思考,激发着他们的创新热情和成就感。

除此之外,“现代政治透视丛书”“国际瞭望丛书”“思想者文丛”“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等的策划全都是陈昕先生不拘泥于“知识导向”“结构导向”的出版原则,而偏重于“问题导向”的指引,积极探索学术出版之路的见证。正如“现代政治透视丛书”总序中写道:“作为政治学者,所能够做到的,就是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民主政治的光华和民主政治的欠缺,让人们掌握建立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知识。”依托学术出版物的传播,知识分子以其专业学科背景的理性视角为社会大众解疑释惑,真正发挥了知识与理性对社会发展的洞察与眺望。

三、大众化与国际化开拓:学术精品的启蒙与解构

如果说文化自觉是出版人的基本素养与思想境界,问题导向是创新学术出版的具体路径,那么,学术出版的大众化则是一个偏离核心的边缘问题。学术出版有无必要开拓大众市场?学术出版能否走大众化之路?如何让学术精品惠及普罗大众?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又回到了出版的文化功能、问题导向上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大众既是文化创造主体,又是文化消费主体,偏离或脱离主体而存在的学术出版何谈文化自觉?时代的需求即社会大众的需求,远离了大众需求的出版又何谈解疑释惑、理性引导?“出版固然是一种涵容性的文化,但说到底,它更落实为一种情怀——回应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吁请。”(5)因此,学术出版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如何对大众传播知识、解疑释惑和理性启蒙。

问题的重点在于,学术出版如何开拓和培育大众市场,如何捕捉大众的注意力资源,以什么样的学术出版物来充实大众的精神世界。正如陈昕先生在其“思想者文丛”编辑絮语中激情洋溢地表述:“这里是真理的摇篮,它属于有思想的人们……在真理的天空里,永远燃烧着火焰,也布满了荆棘,‘思想者文丛’愿为每一个思想者提供火把和砍刀。”在其“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的策划中,如书中所记:“我萌生了为国内读者出版一套普及市场经济知识的丛书,为我们社会即将开启的经济转型做好知识启蒙。”(6)面对整个社会由于知识欠缺而对“市场经济”的种种误解,该套丛书突破陈规,从政治经济学知识层面进行大众化普及,“开全国风气之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鼓与呼”。

正是怀揣启蒙大众的使命感,陈昕先生的学术出版策划从来没有远离大众视野,诸如“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细说中国系列”“现代工商管理丛书”“名人日记丛书”等,都体现了出版策划者的大众意识,将学术理性的气息传递到每一个普通大众,从整个社会层面供以学术给养。

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观战略上来看,学术出版国际化之路充满了艰辛:自然科学领域学术成果“西强东弱”之势难以颠覆,人文社科类成果又囿于文化差异难越文化壁垒,加之我国学术规范与世界的接轨并未完全、优秀翻译人才稀缺,等等,这都成为削弱我国学术出版物国际影响力的因子。但陈昕坚信并用实践证明了学术出版亮相国际市场的重要功能:对中国文化的解构。

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外的酒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了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2008)”的大型论坛,并重磅推出了“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旨在突破世界主流经济学推崇的“华盛顿共识”,向世界解构“中国奇迹”背后独特的“中国模式”,论坛的成功举办与丛书的引人注目都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模式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开始具有了世界的意义”(1)。作为本土文化的建构主体,中国学者通过学术出版的国际舞台,向全世界解构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对于呈现我们的国家形象具有重要的国际战略意义。让我们更为乐观的是,这更是一种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完美呈现,尽管这并非能改变跨文化传播中话语权整体不均衡的状况,但对于处于弱势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点“希望的曙光”。

学术文化 篇8

作者: (英) 托尼·比彻,

保罗·特罗勒尔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33.00元

开本:大32开

包装:平装

政府在政策和宣传上都越来越强调高等教育的职业培训功能, 认为高等教育除了有研究功能外, 还具有为专业领域、工业、商业输送合格学生的功能。这就意味着不再强调学生个体心智和能力的全面发展, 不再强调高等教育对社会的文化贡献, 不再强调非功利的学习观。

本书通过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通过对英美两国18个学术机构中12个学科的220多名学者的深入访谈和大量相关文献的阅读, 对学科知识与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细致而富有启示性的探究。本书指出, 高等教育系统的变化, 使得作用于学术文化的影响要素在数量上和程度上都在增长, 其中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更为强大, 全球化、高等教育大众化、评估体系以及市场化等是其中几个主要的因素, 而学科知识作为一种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在下降。本书将文化的触角伸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从组织文化的角度别开生面地探讨了学科内部的运作机制, 这与以往从政治、历史、经济等方面来研究高等教育相比, 是最为新颖的一种视角。

深阅读

现代大学的成功使得大学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 自然会引起政府的关注, 更何况现代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书中把政府干预作为一种质量保证体系, 我认为政府还担任了不同学科的仲裁者角色。人们议论当代中国大学的种种不足时, 往往是与想象中的理想大学相比较。而这种理想大学的想象, 往往也缺乏事实的依据。大学当然有许多问题, 但应该区分几种情形。有些是所有大学共有的问题, 有些是现代中外大学共有的问题, 而有些是中国大学特有的问题, 还有些是中国内地大学特有的问题。因此, 对西方现代大学的了解非常重要。

——闻笛赋的blog

编辑推荐

我国研究型大学学术文化建设探析 篇9

然而, 目前研究型大学学术文化建设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一方面学术功利化、学术失范现象严重, 另一方面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文化缺失。大学不是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 它是有着特殊公共利益需求的, 功利化和庸俗化的结果就是大学逐渐边缘化, 逐渐失去自身的价值。大学不能成为风标, 社会流行什么, 它就迎合什么, 大学既要融入社会, 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 决不能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成为不良现象的俘虏, 这是当前大学文化建设应充分引起关注的问题。

一、研究型大学学术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

1. 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弘扬学术文化的动力。

大学是传授高深知识的场所, 是发现高深知识的学术性机构, 是应用高深知识的场所。研究型大学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 以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首要目标, 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和追求真理, 发展学术与创新知识是研究型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重要标志, 而学术的成败得失在于学术文化的弘扬。

2. 研究型大学的成员是倡导学术文化的力行者。

研究型大学的成员要传播科学、发现真理、尊重知识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这就要求他们本人必须是精神和行为上的自由人, 具有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 因为行动和思想的自由是进行选择、从事创新、鼓励批评的基本条件。自由是基础, 它能保证其他有益于学术发展活动的开展。失去了自由, 研究型大学就失去了精华, 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本色。学术自由是学术界前进的一面旗帜, 是团结学者们不懈战斗的神话。

3. 研究型大学的组织特性是滋生学术文化的土壤。

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是一种规范组织, 它具有严格的甚至是强制性的学术规范。在这个组织中活动的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 恪守治学的道德。由于高深学问处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 公众很难批判学者是否在公正地对待公正的利益。“基于学者是高深学问的看护人这一事实, 人们逻辑地推理出他们是自己伦理道德准则的监护人”。因此研究型大学必须制定学者公认的基本规范和行为准则, 每一位学者都应该自我遵守、自我约束。只有他们自己的正直和诚实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客观性, 才能对本学科负责, 对公众负责。

二、研究型大学学术文化缺失的表现

1. 学术研究平庸。

学术的核心价值是创新、是发明、是发现、是发展。王国维先生曾经说过, 所谓学术, 就是要觉前人之所未觉。目前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不是学术道德的失范, 而是学术研究的平庸。对于一所研究型大学而言, 教师就是要创造知识, 要以学术为志业, 以严谨的态度去追求真理,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兴旺昌盛作出贡献。当前由于学术文化在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过程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学术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功利性和学术浮躁的行为, 导致创新性学术研究缺乏。

研究型大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官本位倾向, 表现在对官方过分盲从, 以官方的利益需要和价值需求为导向。诚然, 大学需要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建议和论证, 但大学更可贵的地方在于它的批判精神, 这是大学的灵魂, 也是大学赖以生存的价值所在。其次, 在具体办学过程中, 降低自己的学术标准和要求, 专业的设置过分考虑市场需求和学生就业趋势;一些教师经不住诱惑, 大量精力投入到自己的社会兼职工作中, 从而减少了对学术和学生的关注。最后表现在小团体、学霸、文霸、关系风、吃喝风、送礼风等社会庸俗文化对大学有逐渐渗透的趋势。

2. 学术道德失范。

近年来, 治学中出现的抄袭剽窃、假冒伪劣、次品充斥、拉帮结派、互相包庇的事情屡屡发生, 固然与社会不良风气。但主要是由于某些意志薄弱的学者为一时的功利所驱使, 丧失学术良心和学术道德而造成。在学术组织内, 剽窃是严重的侵犯, 是最大的行为不端。学术的社会价值和生命力就在其原创性, 抄袭、剽窃的作品不仅价值低微, 而且还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

知识分子的道德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们承担着规范、提升社会知识和道德水平的责任。如果这两项价值缺失, 学术将不成其为学术, 即便有很好的监督机制也难保学术不“暗中腐败”。研究型大学学者的言行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 如果治学时心中没有一把尺子, 那么庄严的学术将面临着示范和失衡的危险。

3. 学术监督缺位。

最近几年, 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建设的规定, 但学术造假及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仍然存在。究其原因, 除利益驱动以外, 还在于学术规范及惩罚的机制不健全。学术规范界定不明。如剽窃界定标准的模糊。我国目前对于什么是剽窃, 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关于如何引用、引用多少算剽窃, 目前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法律规范的缺失, 也是学术腐败在高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我国目前对于学术腐败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学术造假等不良现象, 学校缺乏有力的惩戒措施, 甚至还有本位保护主义的倾向。

三、研究型大学学术文化建设的途径

1. 发展与创新学术。

学术发展离不开自由的学术文化, 因为自由是大学创造的源泉, 是大学追求高深学问的必要条件, 是大学的本质要求, 是大学传统的最为优良的精神气质。自由的精神是学术研究的题中之义, 没有自由也就无所谓学术, 也就无所谓大学。探索未知, 追求真理必须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 没有思想自由, 就没有学术繁荣。研究型大学作为先进文化的生长点和传播点, 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中, 只有遵循学术自由的原则, 营造浓厚的学术文化, 才能有力地推进学术发展。

学术创新是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的根本, 研究型大学的定位以知识创新为主,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当代科学技术在高度分化的同时高度综合并向尖端化发展, 深入到经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研究型大学学术使命的触角也将不断前伸到应用技术领域, 其作为学术中心和智力源泉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将在更广泛的基础研究以及公益性研究方面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没有学术上的卓越, 研究型大学就不可能有能力承担高水平的科学研究, 不可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2. 培养学术道德。

学术道德的培养主要是针对学术活动中的主体即学者而言的, 是提高学者自律意识的重要内容。学术道德有三个层次, 即学术的自主、诚实与献身精神。学术的自主, 是指培养学者的学术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所谓诚实, 即学者必须坚定地遵循理想的召唤, 追求整合良好的知识, 忠实地提供信息、实事求是, 与学术上的弄虚作假背道而驰;所谓献身精神, 指学者在追求知识之中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 这是学术道德的最高层次。

学术道德的培养主要应在学者中灌输合理运用学术自由的理念。大学中的学术自由与其他形式的自由一样, 也有着许多制约的因素, 如它不能违背社会基本的道德标准, 不能违背学术本身所肩负的道义准则, 也不能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相违背。学术自由是与学术责任密切相关的, 在遵循学术自由的同时, 尤其应当履行学术责任, 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强调科学研究中学者的自律行为和法律对于学者的约束作用。自由与自律, 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当前, 学术道德教育可以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相结合, 加强宣传、学习、教育、引导, 使广大教师明确作为一名学者所应该坚持的学术道德标准, 培养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坚忍不拔、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并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中身体力行。学术道德的养成对于学术自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是保障学术自由精神的无限张扬与学术自由权利的适度的发挥得以合理融和的关键性因素。

3. 健全学术监督机制。

如果身在大学的学者不顾基本的学术规范,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 学术道德也就无从体现, 而且还将严重地自我践踏学者的学术形象。研究型大学应该勇于积极推行学术规范, 不懈完善学术规范, 坚决维护学术尊严。这对于规范学术活动、激励学术活动的有序进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制度层面上起到弘扬学术道德, 惩处学术失范的作用, 以此保障学术自由活动的良性开展。

研究型大学应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学术规范的意见, 出台本校落实学术规范中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相关规定, 增强其严密性和可操作性。如职称评定、学位获得等方面发表论文时文献引用的规范, 明确本校不同岗位研究的最低要求, 明确学术独创性是高层次的学术规范;学校有针对性地开设科学规范和价值观的讲座, 提高规范学术的能力。其次, 制定违反学术规范及道德的惩戒措施, 促进学术规范建设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及时妥善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努力营造有利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文化氛围。最后, 高校还应成立专门的学术监督机构, 完善学术举报制度, 建立相应的学术举报激励机制, 宣传执行有关学术规范, 监督检查各种学术不端行为治理情况, 受理并调查学术违规举报, 处理学术违规人员。

研究型大学在科学研究上表现出的高学术水平、在人才培养中体现出的丰富学术内涵和在服务社会中体现出的强大学术力量, 使得崇尚学术文化成为研究型大学文化建设的主流。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文化建设应该保护学术自由、遵守学术规范、鼓励创造和创新;拒绝一切思想观念的禁锢与束缚, 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进行学术研究, 在开放的学术环境中实现科学创新, 从而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夯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姚雄有.浅议大学学术制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 (4)

[2].庞学铨.走向一流大学的基础[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6 (2)

[3].匡尹俊.论大学学术管理的制度缺失.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8 (3)

[4].董泽芳.和谐大学文化的特征与建构.高等教育研究, 2008 (1)

学术文化 篇10

一、学术职业专业化与中国的现状

简单地说, 专业化是一个过程, 一个职业 (Occupation) 成为专业 (Profession) 的过程。专业化的目标在于争取专业的地位和权力[2] 。地位是教师高深知识贡献的社会表达, 社会根据贡献度来给予相应的地位, 地位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 薪酬、资源和威望都是地位的表现形式。韦伯把权力分为三类:传统权力、官僚权力和天赋权力。由地位平等的人组成的团体实行集体控制, 是传统权力中的一种古典类型。学术团体的核心是从地位平等的人中选出领袖人物, 是下面的“任命”而不是上级官员和首脑的任命[3] 。专业权力就是传统权力的一种, 这种权力的基础是高深知识, 通过高深知识的控制和垄断来实现职业自主性、参与学术管理。因此, 高深知识的控制和垄断程度是实现学术职业专业化的条件。

从中国学术职业的现状来看, 中国学术职业的高深知识资源总量不足, 大量的学术职业从业人员缺乏长期的系统的高深知识训练,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所占的比例还太小, 而在美国, “博士学位成为进入学术职业的必需品。”[4] 博士学位教师比例太小反映了中国学术职业从业人员尽管总量多, 但是教师已经具有的高深知识总量并不具有竞争优势。“学术职业的门槛较低直接导致了中国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总体偏低, 也使得学术职业阶梯的学术价值难以得到彰显。”[5] 不仅仅如此, 中国的学位制度是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 博士生指导教师也存在着高深知识的存量问题。国内许多高校把国外知名大学的助理教授作为学术带头人引进, 也反映了中国学术职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在高深知识资源上的差距。

学术职业的高深知识增量虽然有所提高, 但是高深知识的价值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同的还不多。在国际学术界, 中国学术职业对于高深知识的垄断和控制能力仍然较弱, 高深知识的创造和人才培养等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还不能获得在高深知识领域的排他性权力。高等学校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场所, 伯顿·克拉克认为, “在这个巨大的领域中, 高等教育部门明显地被界定为基础研究意义上的科学之家。”[6] , 在这个科学之家中, 中国高等学校学术人员每年发表的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这是和高产出率的学术人员数量很少、对基础科研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科研项目评审制度及经费分配体系不科学分不开的。这些都妨碍了中国学术人员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以每年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为例, 哈佛一家就在60篇以上, 20篇左右的大学还有10多所, 而中国大学一般年景为零, 包括中国最高学府亦如此, 差距何其大也!而这类论文是更能反映原创性质的”[7] 。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 中国学术体系形成较晚, 使得“发展中的学术职业属于边缘性职业。学术界本身具有等级性, 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处于国际知识系统的中心。边缘化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机构被处于从属地位, 但确实意味着它们将很少走到世界科学前沿, 不能共享对世界范围学术权力的控制。”[8] 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学术职业处于边缘性职业的原因是所创造的高深知识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非中心地位, 无法和工业化国家进行高深知识的国际竞争, 也就无法分享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权力。“世界知识系统发展的不平衡意味着中国的科学和学术亟待进一步自主发展。”[9] 尽管最近几年中国学术论文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5位, 但是学术职业所产出的重大原创性研究成果还不多, 高深知识的价值在国际学术界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

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国学术职业所拥有的高深知识总量、增量和价值与美、法、日、英、德等发达国家相比, 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作为一种理想形态的学术职业, 是一种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职业, 其拥有的高深知识与对于高深知识的控制和垄断能力使其能够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能在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合法地得到社会赋予的崇高社会地位和声望。显然, 中国学术职业从专业化的维度判断, 仍然处于准专业状态。

由此看来, 中国学术职业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专业, 在国际比较中缺乏竞争力, 其根本原因在于对高深知识的控制和垄断的能力比较弱。中国学术职业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权力, 与崇尚知识的传统有关, 与政府对于高校教师发展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有关, 也与中国学术职业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有关。与过去比, 中国学术职业对于社会的贡献度不断提高,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然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就是高深知识的控制与垄断程度的差距。中国学术职业面临着专业化的要求。

二、中国学术职业专业化的制度与文化选择

中国学术职业专业化的过程就是高深知识在国际学术界控制和垄断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就是高深知识不断适应和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需要的过程。当中国学术职业在国际学术市场享有崇高的声望, 拥有主导话语权, 能有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 中国学术职业才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大的职业自主权力, 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 就会离理想形态的专业距离更近。实现这一目标, 制度是基础。在影响中国学术职业专业化的制度安排和文化选择中, 政府、市场、高等学校、学科等都是重要的制度变量。

政府作为社会的“守夜人”, 是制度设计与安排的主体。立足于高深知识创造和发现的制度需要政府做出宏观安排。尽管高等学校已经获得了一些办学自主权, 但是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学术传统并没有植根于学术职业中, 中国高等教育仍然是以政府为主来配置资源, 政府对于高等学校、对于学术职业的发展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市场是制度设计与安排的重要力量。计划经济时代, 政府是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唯一主体, 政府决定资源配置, 决定学术职业的分工。在市场经济时代, 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 并影响着学术职业的分工, 影响着学术职业的使命, 影响着制度设计和安排。高等学校是制度设计与安排的主要力量。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政府不再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 必然要将办学自主权返还给高等学校。大学最初的形成与发展就是自主的, 是由自主的教师行会发展而来的。大学作为学术职业的工作场所, 为学术职业提供庇护, 使学术职业能够独立地完成其使命。大学的存在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 作为社会子系统必然要受到社会各种权力的干预, 这种干预与其说是对大学的干预, 不如说是对大学主体力量——学术职业的干预, 是对专业化知识的干预。知识社会学认为, 知识对于社会具有一种弥漫性权力, 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不对这种弥漫性权力进行控制, 而这种控制最终将落到拥有这种弥漫性权力的载体——学术职业上。从欧洲中世纪教会对于大学的控制, 到政府对于大学权力的干预都反映了这种历史的变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大学和教会之间, 大学与政府之间关于办学权力之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不断的权力博弈过程中逐步达成了一种权力妥协, 这种权力妥协既保证了政府干预的适度权力, 又保障了大学自主办学权力, 从而保障学术职业学术活动的顺利进行。学科是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基础力量。最初的大学是单学科的大学, 是由具有相同学科背景的师生群体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形成的行会, 是一种学科共同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学科共同体就是大学。多学科大学的发展一是知识分化的结果, 二是知识综合的结果。多学科大学是多个学科共同体组成的学术组织。按照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 学术制度的设计与安排是从下而上的, 大学的管理基础是基于高深知识的发展, 大学的制度设计是基于学科制度基础上的再设计。学术人员先归属于学科, 然后再归属于学校, 因此, 学科制度对于学术职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学术职业专业化与学术文化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知识是文化的细胞, 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知识。在高深知识发现、传授和应用过程中, 形成了学术职业特有的学术文化, 它由许多更为具体的科学文化组成, 其中包括:自由探索的文化, 勇于批判的文化, 大胆创新的文化和严谨求实的文化等等。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强调科学的逻辑性和实证性, 实质上强调的就是严谨求实的文化。然而, 应当看到, 严谨求实的文化只是科学文化的一个方面。因为科学不仅具有逻辑性和实证性, 更具有思想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后者及其相应的自由探索的文化、勇于批判的文化和大胆创新的文化更接近于创新文化之魂。

从认识论哲学的视角出发, 知识的发现和产生的基础是处于“闲逸的好奇”, 是因为学者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好奇, 然后才去思考和探究。这种对于知识的好奇构成了西方富有活力的学术文化。好奇可能导致新知识的发现, 也可能导致失败。没有好奇, 不会产生失败, 当然也就无法发现新知识。失败的科学研究是不可避免的, 没有失败也就没有发现, 这是科学研究中的一条基本规律。没有宽容的研究文化,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必然导致没有发现。美国崇尚的宽容失败的学术文化对于美国学术人员的学术创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学术界崇尚效率的功利主义文化对中国学术人员的创新和发现却起到了阻碍作用。

学术职业是有阶梯的。学术职业阶梯有利于学术人员的竞争, 从而鼓励学术人员以更大的热情和动力去从事学术职业。但是知识的探求和发现是平等的, 无数事实证明许多科学重大发现都是学术人员在年轻时候做出来的, 而那时这些学术人员处于学术职业阶梯的低端, 甚至还是学术职业的候选人, 不是正式的学术职业从业者。缺乏平等的学术文化, 就可能将许多有创新的思想扼杀在萌芽状态。

比较世界各国学术职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过程可以发现, 发达国家具有制度变迁的“先行者优势”, 这种先行者的制度变迁优势反过来又不断促进学术职业专业化的提升。中国学术职业起步晚, 在学术职业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多次革命性的制度变迁, 使得学术职业发展缺乏制度保障, 制度供给不足, 制度设计与安排缺位。中国学术职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制度变迁中“后行者劣势”的地位。中国学术职业要在全球化竞争中取得后发优势, 并转变成为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 就需要对制约中国学术职业专业化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

学术制度和文化在高深知识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高深知识活动过程中, 学术制度和文化是一种软作用力, 直接影响着高深知识活动过程。好的学术制度和文化在高深知识活动过程中消解不同系统之间的桎梏, 促进高深知识的发展;不好的学术制度和文化则可能对高深知识活动起阻碍作用, 从而影响着学术职业专业化程度的提升。

摘要：学术职业以高深知识为工作对象。专业化是一个从职业到专业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国学术职业同样需要不断的专业化。而学术制度变迁和文化选择是学术职业专业化的保障。

关键词：学术职业,专业化,高深知识,制度变迁,文化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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