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文化

中国民族文化（精选十篇）

中国民族文化 篇1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节日文化也是多彩多姿的,陈永龄说过“一个民族的节日文化特别凝聚着多方面的民族传统,许多民族习俗的精华、多彩的文化传统在民族节日活动中展现出来,特别是那些缺少文字的民族,更是要通过民族节日活动作为传统文化学习的机会”。一个民族的文化,塑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等,因为他们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一个民族的节日文化是经济增长的肥沃土壤,也是供给经济发展的养料。我们能够深刻感知一个民族的节日就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节日就是得以观察其民族文化的窗口,是使外界了解其民族文化内在繁华的一把钥匙,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要引擎,是支撑发展本民族经济的源动力,而节日则是一个民族最具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符号,是当代用以发展本民族经济的一种新颖途径。

近些年来,节日经济渐渐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在节日当中购物消费,已经成为节日期间的一道绚丽多彩的风景线,节日经济就是在过节期间进行的消费购物的过程。节日是由一个民族文化符号组成的象征性系统,节日文化内容逐渐地呈通俗化且多元化的趋势发展,由此看来节日文化必定需要借助商业来实现其生存意义。所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便渐渐地成为人们节假日期间一项不错的选择,旅游业的不断升温促进了节日经济的空前发展。

然而,节日经济不仅仅是购物消费,节日经济还有文化欣赏、文化交流与沟通等心理层面上的意义。所以,节日也是一种交换的“集市”,除了有物质产品之间的交换;还有精神产品之间的交换;另有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之间的交换。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每一个民族根深蒂固且不容忽视的内在发展张力。”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各民族的文化是其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较为落后,但是其民族文化资源是极为富足的。随着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开发,各民族地区的民族特色文化成为了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资源优势,民族文化当中民族节日是其人文资源中一枚耀眼的明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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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英雄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篇2

摘要: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它与官方建立的士文化是并行的价值传播系统。官方价值代表了社会的、整体的、理论的力量对个体的要求与约束,而民间价值代表了个人的、灵活的、理想化的人生追求。这两种价值体系的互相补充和融合,使中国人的生活有了选择的可能,也有了所谓内儒外道和儒道互补的境界。

关键词:英雄;中国文化英雄;价值系统;价值载体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3023704

中国文化英雄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中举足轻重、无处不在的文化存在,但迄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正式关注。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中介性存在,中国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形成和社会政治运作方面,始终起着导向性、支配性作用。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

一、英雄、历史英雄与文化英雄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英雄的解释是:非凡出众的人物。指见解、才能超群出众或领袖群众的人。这个解释与一般人的直觉是接近的。美国传统词典对hero一词的解释却略有不同,强调英雄不仅仅要有业绩,还要有所牺牲。大多数英雄可能是在发生战争时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在国有危难之时,他们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或振臂一呼,身先士卒;或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间背景下被认为是英雄的人,一般是指那些有功劳和能力的,令公众敬佩和模仿的,特别是曾经对历史的发展变化(事件进程)产生了自己独特影响的人。

我们通常所谈论和讨论的英雄大都是历史中的英雄。最早的英雄是指那些以其传奇般的个人经历为氏族的生存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那些以其勇敢和力量而受到部落成员崇拜的人。民族、部落兼并过程结束之后,早期的氏族英雄渐渐演化为神话和传说中的英雄,继续受到人们的崇拜。此后,逐渐诞生了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历史英雄。

文化英雄这个词较少被人提起,这是因为,在人们的下意识里,已经把文化英雄归并到普通的英雄范围里面了。一般情况下,人们把文化界的某些名人和有成就的人看成是文化英雄;而在比较认真和正规的场合,许多人又把文化英雄等同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或是直接把文化英雄看作知识精英,如将陈寅恪、顾准、金庸等人视为文化英雄。但笔者认为,这些认识与决定文化走向和文化结构的文化英雄无关。文化英雄不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英雄,也不是一个阶层、一个团体的代言人。文化英雄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价值符号和价值象征。人们可以通过文化英雄理解一种文化,学习一种文化,接受一种文化,融入一种文化。所以,文化英雄是人心中的英雄。

文化英雄与通常的英雄概念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一般所谓英雄,是指以其思想、意志和行动影响历史的人;而文化英雄则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承载者。文化英雄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其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于,它由一些不同的个体形象在中国文化的时空中不断地丰富延伸,最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象征系统,成为中国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基本载体。

历史英雄最主要的文化功能是显示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的力量,为生活中的普通人树立起生存的勇气和信念,使人们在这些英雄身上看到自己潜在的力量和价值;而文化英雄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价值代表和价值象征。历史英雄因为改变了历史,所以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文化英雄则是因为创造了人生的价值,创造了人活着的价值尺度,而成为人们行为的榜样。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文化英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构成。

因此,本文所涉及的对象不是历史中的英雄,而是人心中的英雄;不是英雄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是作为文化概念的英雄形象与文化价值、文化结构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文化英雄

中国文化英雄是价值观的代表,是人生的样板,包括人格、尊严、成功、贡献和理想几个方面。英雄这一称呼适用于两种人物:一种是历史人物,即那些以其个人行动和行动的后果而影响了历史的人;一种是文化英雄,即以其思想、著述、人格、道德影响了他人的信仰和行为的人。历史英雄仅指那些以其行动对特定事件或问题带来决定性影响的人,而文化英雄虽然有时也可能兼具历史英雄身份,但一般说来,是以其人格或思想的影响而位居英雄之列的。例如:孔子、老子、屈原、杜甫、司马迁、诸葛亮、孔融、伯牙、大禹、周公、李白、陶渊明、关羽、苏武、越王勾践,等等。这些被看做文化英雄的人,每个人都有一篇感人的故事,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可贵的精神,每个人都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化身,每个人都是人生的一杆标尺。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成为中国人人生经验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在处理实际生活境遇时的具体路标。人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会做出与这些文化英雄同样的业绩或达到同样的人生境界,但却相信,做一个人应该有像文化英雄那样的情操、那样的理想、那样的人格。事实上,这些文化英雄一旦进入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他们就不但作为精神偶像,而且也作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而被接受了。在许多具体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仅把文化英雄看作学习的榜样,而是通过心理整合把这些英雄身上的特殊品格视为自己个人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使自己在心理上成为英雄的化身。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文化英雄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只有文化英雄才有资格成为做人的样板。

中国人虽然承认历史英雄的功绩和才干,但他们对历史英雄的敬意远不如对文化英雄那么深广真挚。在某种意义上看,历史英雄是伟人、超人,而文化英雄却是普通人、凡人,所以,中国人敬仰文化英雄而不是那么羡慕历史英雄,这也正是中国人注重现实生活的智慧表现。

中国的文化英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特定的社会群体,也不是固定的由外部封赠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作为价值象征和人生样板而存在的非特定群体。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文化英雄很广泛地存在于生活的不同层面,有代表整个中华文化的全民族性的文化英雄,有代表某一种人物性格或人生选择方式的文化英雄,还有代表特定的人生理想或人生境界的文化英雄,等等。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文化英雄并不是一种理论性的存在,而是一些与生俱来的、听得着看得见的生活内容。文化英雄不是确定的官方的样板,而是具体地活在公众心中的生活样板,是老百姓的生活指南。文化英雄代表着多种人生理想、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这样,中国人就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英雄形象身上,在不同的层次和意义上,看到自己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前进方向。由此,通过榜样的作用,中国文化英雄使全体国人都进入到文化价值系统的建设进程中去。

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文化的价值传播渠道主要是士阶层。在中国两千年的君权统治过程中,士阶层传递着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而在实际生活中,与正式的儒家系统并行的,还有文化英雄这样一个价值传播系统一直存在着。文化英雄在树立和传播价值标准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有时比正统意识形态的传播系统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民族文化 篇3

为何“中国制造”的阴霾如此难以摆脱呢？难道改进技术就不是“中国制造”了吗？笔者认为，中国制造企业往往关注于技术的升级，而忽视了本质的“中国制造”文化。相反，“中国制造”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背后的文化使然。

“中国制造”文化是什么？

商品在交换过程中有物质使用价值，同时也传播着商品的文化价值，顾客接受了该商品也就接受了商品所赋予的文化，当然也不排除顾客在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比较中的妥协。于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制造过程中也同样烙上了制造商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是需要用文化来解读的。“中国制造”的文化符号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物美价廉，所以中国的商品才被欧洲人青睐；有人说是假冒伪劣，所以才在俄罗斯市场上被围剿，但笔者却认为中国制造的文化符号其实是中国制造企业的文化综合体，中国制造企业的文化就是“中国制造”的文化。

“中国制造”文化的劣根性

这种“中国制造”的文化的缺点可简单归结为两点：一个是取巧文化，另一个是“差不多”文化。

所谓取巧，是指中国制造业的复制效应。先买入国外的技术产品，然后回来做一一的拆解，将拆解的零件再一一复制，最后组装成成品，贴上自己的标签，这就是中国企业的产品。难怪中国产品被贴上物美价廉的标签，同样质量的产品，没有技术成本，当然价格有优势，也就不奇怪欧洲总是提出反倾销提案。但若中国制造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拆解复制只会使中国企业沦为加工工厂。尽管国内制造业多年来一直在强调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可实际效果是——时至今日，中国在国际上也没有几个有名气的自主品牌。究其原因是取巧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当“取巧”成了潜移默化的内在精神时，企业就不会有足够的毅力去抗拒“取巧”带来的短期效益和便利性了。

其实，日本在工业发展初期也是一样通过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产品，再通过拆解、研究、改善来开发“日本制造”，让我们看看日本的改善文化吧，若松义人在《丰田式改善力》一书中说到：丰田式的改善力与其说是一种经营理念，不如说是一门哲学。改善已经在日本成为了一种企业文化，可以以国外的技术为参考依据，在此基础上，消化技术原理，再重新根据市场情况做进一步的改善和提升，最后再通过精益管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集大成而自成一家。

但在中国可能更多的是复制，重复做着“拆解一组装”的动作，老板不仅不会花钱长时间养着一批技术人员做技术攻关，还有可能对已有的技术人员说：不用花费太多的功夫研究产品，只要拆解后能生产零件再组装就行，不要耗时耗力了，否则过些日子别人就仿制成功投入市场了。因此越来越多的满怀激情的技术人员也就逐步沦为组装师。中国制造业就是因为这种“取巧”的文化才少了很多像华为一样能够耐得住10年技术积累研发苦旅的企业，如此看来，中国制造业成为“中国制造”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谓“差不多”文化来自于中国人的口头语“差不多”。张天翼先生曾写过国人多是“差不多先生”。见面问“混”的怎么样，回答是“差不多、过得去、随便”。

“差不多”文化在制造企业中就是管理的粗放，企业家觉得差不多，没有出大纰漏就行。笔者在管理咨询过程中也遇到很多行业的龙头企业，之所以称这些企业为龙头企业，一定是由于这些企业是管理严谨、制度规范的企业，但当笔者进入这些企业以后，却发现企业管理松散，更多的是凭着企业创始人的个人魅力和能力才保住了龙头企业的称誉。从管理的角度上看，这些企业的行业霸主地位简直是个奇迹。

当然，这与中国企业家的“草根式”野蛮成长和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但这也同时给很多企业家造成了错觉：只要抓住一切可投资的机会，企业有钱了自然就会百年不倒。比如现在很多制造业企业家就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研究投资那些挣钱的领域，而不是专心做好产品制造。这些企业的领导者觉得企业差不多还活着，还在盈利就可以了。但这些企业家没有意识到的是，世界上哪个百年企业不是依靠科学严谨的管理机制才使企业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或者凭借深厚的管理底蕴才能发展其他产业的。由此看来，只有精益、科学的企业管理机制才能造就优良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

“中国制造”文化的劣性根源和改革

笔者将“中国制造”文化劣根性的根源总结两个：一是制造业急功近利氛围，民族性格的退化；二是对企业管理粗糙的放任。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有两种无限：一种是创造的无限，即多样化的创造无限，另一种是恶的无限，即只是同质化、同水平的扩张，而不是本质不同的创造。中国制造业现阶段就是量的无限重复扩张。产品同质化严重，企业急功近利，纷纷采用最简单的复制方式以求得比别人快一步，同质后采取恶性竞争的方式，在广交会上自相残杀，更有甚者连最基本的商业道德也沦丧。

“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中国制造业需要回归商业领域的本性，与其成为市场红海中始终担心被其他鱼吃掉，拼命让员工加班加点给别人做衣裳，不如回到企业的原点，踏踏实实地从基础做起，掌握企业成功的核心，这样企业就会发现自己的盔甲足够强硬得横渡红海。

中国民族文化 篇4

文化,是多元的。1982年,世界文化大会在《总报告》和《宣言》中,对文化含义做了如此描述:“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的特征的完整复合体。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这个定义好大,文化的内涵也浩如烟海,人们文化生活的形式也是林林总总,我只能从大众们最关注的几个方面拾取一两星儿碎片来做一番浅显的分析。

一、中国历朝历代大事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当代涌现出了阎崇年、金正昆、刘心武、马瑞芳、易中天、纪连海、于丹等颇受观众欢迎的客座讲师,在传播古代优秀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百家讲坛”的倍受欢迎,我们欣慰的看到中国民众对自己的家园文化、祖宗文化的欢迎和渴求。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只不过是童生们、秀才们、举子们、进士们寻求进身之阶的敲门砖,或者是文人雅士的消闲品,从未得到过真正的普及。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理念的影响,”此曲只能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而今却能通过家家都有的电视而“飞入平常百姓家”,这不能不令我们欣喜、感动。虽然有些地方还有待改进,但是瑕不掩瑜,功德无量!教育的缺乏,对古代传统文化整合的缺乏,使得我们的传统文化备受冷落,从而使得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缺乏了解和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的儒学研究者到北大讲学,许多青年学子一脸愕然,不知道自己的文化还有这样的魅力。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在改革开放打开的大门里,我们有些迷失了自我!

二、赵本山、小沈阳现象

公平而论,赵本山老师在二人转、小品等形式上的文艺革新和创造确实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大贡献。然而201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不差钱》令赵老师的弟子——小沈阳,立刻红遍大江南北,从此,电视的屏幕里到处蹦跶着一个不男不女、娘娘腔十足的奇怪身影。小沈阳怀揣着东北方言的词典,抖着从北方农村犄角旮旯里掏动来的五颜六色荤素杂陈的“包袱儿”,唱着、嚎着、说着、扭着、女人着……如果说赵老师的节目已经接近了从大雅到大俗的底线,那么小沈阳等弟子们的出现就将赵本山的文化拉向了式微。取乎上,得乎中;而取乎中,就只能得乎下了。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为了生计,为了赚点钱儿,本也无可厚非。可是电视台的导演们也跟着媚俗下去,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小沈阳误导了众多的观众,还是众多的观众造就了风魔的小沈阳?在大家的掌声和笑语中,小沈阳欢乐着、收获着,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那么在数着钞票的同时,他肯定也在痛苦着、扭曲着、焦灼着。如果他只是一个跑江湖的艺人,他大可以说,以后爱有人喜欢不喜欢,反正我的钱挣够了,一个农村娃子,到了这个份儿,就叫做成功。

毋庸讳言,是观众的素质给了小沈阳生存的土壤。中国文化的使命是要引领人们前进,而不是迎合大众。这样下去,恐怕我们失去的不但是前进的方向,最起码的还有阳刚!

三、电视剧中“演员形象恣意张扬”现象

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些令人颇感焦虑的“暗流”,那就是——电视剧中的“演员个性恣意张扬”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里活跃着新新人类;(2)科幻题材的电视剧里充斥着无所不能的超人硬汉;(3)名著改编剧越来越滑稽搞笑、小丑横行;(4)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城市化、山寨化;(5)都市言情剧与青春浪漫剧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爱情代替了人世间的一切。可以说,中国的电视剧演员们正在无视历史与现实,恣意张扬自己的个性,与自己演绎的角色越来越“隔阂”,这实际是演员们演艺水准的整体下降。究其原因无外乎对古代文化的无知、对当今社会的不理解和文化素质修养的缺乏,从而使耗费资财而拍出的电视剧成了一个个丧失了思想力的怪胎。难怪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作家梁晓声感叹:“我们现在每天能在电视里看到多少现实题材的电视剧?电影院里,又有多少稍微有点人文含量的国产电视剧在放映?如果说影视文化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像史,那么我们共和国60年的历史,早已被切割得七零八碎了。”“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文化力量。悲哀的文化不能树立起充满自信的民族精神和阳光坦荡的民族灵魂。”

通过以上一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文化现象,我们尽可管窥到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令人颇感隐忧的现状:那就在是中国文化繁荣、泛滥的表面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审美标准降低乃至缺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崇高精神的消解,存在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渐渐失落,存在着众多有良知的国人对掌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浓浓渴望。

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生命之源、动力之源。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缺乏国学大师的时代,我们急需许许多多象南怀瑾、季羡林一样的国学大师,来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厚重文化进行研究、探讨、整合,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宝贵文化整理出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形成一个易于民众学习、体会、理解、记忆的全新的知识体系,将自然、和谐、智慧、豁达的中华文化以其真正的精神风貌展现给国人,展现给世界。

中国民族文化 篇5

——以农耕思想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为例

【摘要】本文从中国社会的根源——农耕社会开始分析，农耕社会文化产生了长者为尊、人治、保守求稳的三种传统思想，进而，这三种传统的农耕文化思想对今天中国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总结了中国企业文化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关键字】 农耕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企业文化长者为尊

人治保守求稳

“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日本、美国被引入到我国，直至发展到今天，我国已经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亚洲其他国家的独特的企业文化。虽然企业其规模大小、性质、经营的范围、管理方法各有不同，但是企业文化却大同小异，其原因是因为有着相同的中国文化的背景。

中国企业文化的主要特点有政治色彩浓厚、等级制度严明、改革蔚成风气、注重“人治”轻视理性与法治、崇尚经验主义，这些都与传统的中国文化分不开，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企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将以传统的农耕思想为例说明中国文化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

一、“长着为尊”的思想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说到过，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在这样的农耕社会，农民聚村而居，主要因为：

一、小农经营，所以住在一起，住宅和农场不会太远；

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

三、为了安全，人多更安全；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们因继承而时代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

1这样一种世代延续的乡土社会的特点就是人们在熟人社会里长大的，熟人社会里不太需要文字，我们可以通过“眉目传情”，我们“指石为证”，我们抛开了比较象征的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于是，在文字是多余的情形下，我们主要通过世代的承袭进行经验的传授，年长者将其承袭和摸索而得的经验传授给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47

幼者，于是年长者因此而得到尊重。

于是延续到今天，中国人的思想中已经深深的烙下了长者为尊的思想，长者代表着更多的经验，因此在中国今天的企业中，年长者也因为有更多的经验得到尊重，这就是所谓的“讲等级，论资质”。

这一思想严重影响着中国今天的企业的职员之间的关系，老员工往往会将工作推卸给新来的年轻的员工，新来的员工都要经历这样一种被老员工任意差使的阶段。此外，同事之间的称呼也与西方社会的直呼其名不同，年轻的职员称呼年长的为哥、姐，这也是一种对经验、对资历的肯定和尊重。但是这种文化也造成了企业职员间等级森严的不好现象，以及许多老职员不干活，凭着自己的资历赖在公司混饭吃，公司领导也不敢得罪，只能白养着。

同时，企业的晋升制度、奖金的提升都与工作的年限挂钩，除了销售性行业外，其他工作的工资、奖金并不是与工作的成绩呈正比，所有的老资历都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然后又一批年轻一代的“媳妇”开始支撑的公司，“婆婆”指使“媳妇”干活，享受着成果。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劳动者进步的脚步，老资历不愿意再学习进步，也不愿意跳槽，年轻的人拿着微薄的工资拼命地卖力，这并不公平。只要是相同的劳动力，完成相同的工作量，就应该获得相同的报酬。

二、“人治”的思想

在熟人的社会里，街坊邻里都是认识的人，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时候约束彼此行为的是熟人的议论，同时文字在农耕社会的意义不大，社会依靠的是彼此内心达成的一套规则来运行，即内心的羞愧感。当乡土社会出现纠纷时，人们会运用内心的道德标准去判断是非，而且是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来评判。这就是所谓的人治社会的原型。

2在依赖有权的长者治理的社会里，与权力的关系就决定了生存的空间大小，于是人治社会发展到今天，就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一种关系型的社会。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完善的法律体制，但是法律是有边界的、有弹性的，而在法律的边界之外，我们有人情，甚至法律的边界内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用关系摆平，法律是有弹性的，我们可以利用关系将这个弹簧变到最适合自己的长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47

度。法律亦如此，企业的规则更是这样。

同样，在中国的企业的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也是“人治”。在我国的企业中，人情关系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十分强大的社会力量，从招聘开始，人们就开始找关系，企业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能否应聘上。进入公司以后，对职员工作的满意度，是否失职，都是领导的自我评判，而西方社会，按规则办事是一种公平和基本人权的体现。

不仅职工的“红白喜事”有人张罗讲人情、凑份子，而且在个别违规，或出了事故；或给企业造成各种损失时，也会有一些人为之求情，为之游说、解脱，管理者永远“不好意思”批评关系户，结果往往使严格的管理变为一句空话。3在这样的气氛下，人情关系成了人们行为的规范和约束，而“法规”反倒成了躲在人们身后的羞羞答答的小媳妇，不仅使企业里那些成本成册的规章制度，变成了对付上级和自我安慰的装饰品，而且助长了“走后门”和“裙带风”的盛行，影响了优秀企业文化的健康成长，这也造成了中国企业管理中的一些混乱和困难，但是这样一种关系型社会也对企业文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职员与职员之间并不是依据公司的章程而凝聚在一起，而是依据一种“人情关系”。我们很少在西方的社会里，看到同事之间成为多么要好的朋友，西方社会里职员之间的关系仅仅靠工作连接起来，是生硬的规则作为纽带。但是在中国企业里，同事之间成为生活中最要好的朋友，维系这种关系的不是工作，而是一种感情，一种认同感。因此，中国企业的职员之间往往会很容易团结起来，互相帮助，而不是西方社会的各司其职。不恰当的帮助和团结，当然也会造成分工不明，权责不分。

三、保守求稳的思想

如前所述，乡土社会的中国，人们的经验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于是，年轻的人们在老者们的教导下，按照祖辈们的方式生活，无须进行新的探索，况且在顽固的老者们，不必要的冒险是一种异类。于是，中国人的思想里有一种保守求稳的思想扎根了，也即一种中庸的思想，大胆的改革创新并不会得到更多的鼓励和肯定，每个人都想按照现有的方式稳定地延续下去。

因此，中国的企业追求稳定的发展，大多数的改革都会以失败告终。有许多大型企业试图并购国外的企业，但是终因文化的差异而失败告终，其实是一种保3 魏杰，《中国企业文化之痛》，《中国现代企业报》，2007.10

守的思想阻碍了文化的融合。如果一个企业的新秀提出改革的意见，必然会遭到其他保守者的反对，因为改革会威胁到其他人的安稳。但是这种保守求稳的思想，也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过度的冒险也必然会带来很多的失败。

四、结语

乡土中国的许多文化精神已经扎根到中国人的思想中，即使是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我们也难以改变这些文化现象。这些传统的文化特点对中国企业文化造成的影响有好有坏，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将好的一面从坏的一面剥离开来，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根源。我们总是试图高呼企业改革，殊不知，企业文化背后有着无法根除的乡土社会文化。改革当然要继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借鉴西方优秀的企业文化，但是，我们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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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文化”及当代中国文化定位 篇6

摘要：本文拟从文化的涵义及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入手，试分析其内容，进而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进行定位。

关键词：文化;定位;文化定位中国传统哲学中“文化”的形成

“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 系辞下》记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都是指这个意思。“化”，本义是改易、生成、造化，如《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可见 “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

“文”与“化”并联使用，最早见于《周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有“以文教化”之意。

西汉以后，“文”与“化”合成整词，是 “文治”和“教化”的总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同时，“文化”也含有“人为”的意思。“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因此，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教养，属精神范畴。

文化的涵义

文化包括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尺度的方面及其成果。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可以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

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广义文化可以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狭义的文化指的是民族所共享的普遍的稳定的集体意向。它特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內容的观念体系，是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它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是精神文化，又称小文化。

由文化的定义可看出文化是关于人的，以人为核心，其实质是“人化”。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反之又对人产生作用，即也可认为人的一切发展变化是文化。

文化的产生与人的产生是同一过程。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不仅认识和改造了自然，同时也创造了人，形成了文化本身。人与文化之间的的关系，是互为主客体的结构关系。一方面，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人在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的对象性活动中创造了文化的形式，从这方面来说，人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是人实践的对象性存在。另一方面，文化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具有自己特定的结构和功能，是超越主体的客观存在，影响和指导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文化是历史的人，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后的产物。历史中有了人的形式后的历史就是文化，文化的人也是历史的人，有起始。从一定意义上说，人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载体或文化存在物。

文化是人的文化，也就意味着它对人有价值，体现人的特点和人的尺度。但是，价值作为意识性的东西，又如何体现或感知呢？文化即人化，那么文化就必须依赖人的活动，因为文化的社会性是由人的对象性的活动的社会性和客观性所决定的。文化本身的存在不可以直接感知，但是文化的存在却是可以感知到的，它包含在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中。

当代中国文化定位

当代中国有三大主流文化形式存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文化。

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是利己文化，强调幸福价值。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自由主义文化引导下的政治体制是自由民主制，它要求要有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而这些对于当下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而言，在公共领域是不现实的，必须要防止自由主义的泛滥。

中国传统文化是利他文化，强调崇高价值，没有明显的界限意识，一切以群体人的意识为主流，是一种超权利文化或者非权力文化，不提倡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政治体制最终会走向中央集权，容易产生以家族本位为主的家国同构体系。而这些对于当下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而言，在公共领域是不需要的，而且还要保持适度的警惕，防止腐败的滋生和狭隘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泛滥。

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互利文化，强调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做出的选择。社会的发展需要合理的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引导，当今中国的社会正处于第二大社会形态——政治解放（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在公共领域既维护了个人利益，又维持了群体秩序，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选择。

对三大主流文化的逐一检视和价值定位，可以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定位作一定的探索。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文化定位为制度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定位为精神文化，西方自由主义定位为物质文化。人（作为个体的人）有三大属性：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人的自然性要求人对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性需要的满足，这就要求要有足够发达的物质文明，自由主义下的市场经济，通过对经济的发展来满足人们日渐增长的物质需求。如果说人的自然性是人维持自身肉体的生存，那么社会性就是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精神性就是人提高境界和超越自我的体现。人是唯一以社会性为自己基础和根本特色的存在物，而社会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主张和利益的相互承认而形成的联系。人是社会的人，被社会规律所制约的同时，也被社会赋予不同的个性;社会又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得以维持现状并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的活的因素，因而社会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被定位为精神文化是有一定原因的，传统文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民族得以延续和传承的根，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河流，这是永远不能被舍弃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生为基本主题，是一种修养文化或者是内在超越的境界文化，追求“内圣外王”。因此，对于在缺乏精神追求、物欲横流的当今时代里保持自我精神是必须的。（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高亨著·周易大传今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8

论中国民族文化词语的翻译策略 篇7

1.扩展词

扩展词是指源语中的某个框架, 在译入语读者头脑中同样存在,但只是部分近似,并不完全相同。这种情况下,通过对该框架直接移植, 让译入语读者了解该框架在源语中的框架要素和文化属性, 从而扩展该框架在译入语读者头脑中的知识结构,使译入语读者准确理解这一框架。

例1:“力士, 大力神”:“Hercules”;“力大无比 , 神力”:“Herculean strength”;“坐冷板凳 , 空等”:“cool your heels”;“流水不腐”:“stagnat pond”;“晼晚”:太阳将要下山的光景,同时有年老之义,在这有一语双关之义,在英文中,“decline”一词也有日落、年老之意。

例2:“北平”应译为“Peiping”。北京于1928年改称“北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复称“北京”。Peiping为外国人所熟悉 ,约定俗成,指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北京都用此译名。

在大多文学翻译中, 虽源语和目的语都拥有某些共同的概念,属于同一框架或类似框架,但采用忠实性法可更好地保持原文的风格和民族特色。

例3:“三伏”本可 对应为英 语中的“dog days”,但是译为“the three periods of the hot season”,更能体现我国传统节气。

例4:“瓮中之鳖”的英译虽可借用英语同义习语“like a ratin a hole”,但不如直译“like a turtle in a jar”可取 , 因后者可保持原文的形象和民族特色。

2.移植词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 存在大量的民族特有词汇和现象。在文化交流和翻译过程中,需要在译入语中按照目的论中的忠诚性法则进行创建,并为目的语读者提供必要的框架元素及其属性。这种框架的移植和创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大量存在。

例1:“既望”:农历十六月满,可译为“the 16th of the lunar month”;“废历”: 即旧历或农历 , 译为“Chinese Lunar Calen-dar”; “四合房 ”: “quadrangle dwellings”; “线装书 ”: “Thread -bound Chinese book”; “圆帽”: “skullcap”; “马褂”: “Mandarin jacket”; “长袍 , 长衫”: “long gown”; “黄土高 原”: “the Loess Plateau”。

此外, 如果要翻译的词汇采用单纯的直译不能充分表达原文内涵,也不能套译,此种情况下可以考虑诠释法:通过在句中简要解释、脚注、尾注、序言、附录等方式,对该框架进行解释,充分提供该框架的相关知识,从而在目的语读者头脑中创建出这一框架,使词义更加清楚。

例2:“上炕”:“to Kang(a brick bed in the North China)”。

例3:“一叶知秋”:这是典型的中式成语,值得注意的是,“叶”的涵义是 “落叶”, 因此“一叶”: “a single fallen leave”, 译文中“叶”可被译成“fallen leaf”。

例4:“轻移莲步”:原译“light feet”,该词若再次翻译为中文则为步履轻盈,并未体现出特色。显然,“轻移莲步”带有浓厚的中华民族特色,只有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缠足才有“三寸金莲”之说,唯一的补救之策就是注释,笔者认为“莲步”应译为“three-inch“golden lotuses”—woman’s bound feet in feudal age”。

例5:“一带红墙”、“偎红倚绿”中的“红”则有引申之意,中国文化中将红色作为一种象征,有时是春天,有时是青春,有时是富贵吉祥。然而,在英语文化背景下,“红”除了年轻人绯红的面颊和嘴唇外,别无其他褒义。汉语的红色倾向于英语的金色和绿色,若改变源语框架,采用目的语读者熟悉的框架进行意译,则可以使译文易于理解和接受,但对源语作品来说,这种做法容易造成作品本身的扭曲和文化失真,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如果能够在文中对红色的文化含义加以解释说明,则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比如:“偎红倚绿”可译成“to spin around the red maidens and green girls—to have many concu-bines”。

然而,有时直接照搬这一框架可能导致文化上的误读。所以,翻译时不应只考虑本民族的文化,还应注意原文所体现的民族风格。

浅析中国当代文化民族主义 篇8

民族主义一词1844年才出现于社会文本中, 其基本含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 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 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 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 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从普遍的意义上说, 文化民族主义, 是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 认同文化传统, 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 在文化上, 文化民族主义重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90年代以后, 国内有关儒学的学术会议、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起来。时至今日, 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绩让我们在面对世界时更加自信, 我们更主动地要融入世界, 通过举办奥运会、世界博览会、亚运会、亚洲杯这些大型的国际活动, 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更使人们对民族文化充满了崇敬, 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就拿文化民族主义所重视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来说, 我国已经连续数年举行祭祀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大典, 2004年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行官方祭祀孔子大典, 孔子诞辰将首次由官方举行大典的消息由中新社一个月前率先向海内外发出。2006年首届海峡两岸同祭孔子活动在山东曲阜孔庙和台北孔庙同时举行, 泉州、台湾台南等地的孔庙也进行联动。这种祭祀孔子的活动是要向世界人民宣告我们要世代传承中华文化, 要世代铭记创造优秀文化的先师。人们对祭祀孔子热情高涨, 然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却是核心价值观的缺失。“中国当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复苏是有着深层次原因的, 但是, 最深刻的原因还是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真空。这种状况一方面带来道德沦丧、法纪崩溃的局面。另一方面, 民族丧失了凝聚力, 也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和动力。一个追求光荣与伟大的民族, 必须有一个令人崇敬的价值体系、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理想、一套与理想和价值相一致的道德规范。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有效的价值、理想、道德应该是综合的产物, 即综合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产物。一种开放的文化民族主义为实现这种综合提供了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使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必然。

二、受到冲击的民族文化

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当代文化民族主义是在深入了解和肯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 对民族文化的崇拜与坚持, 将民族文化放置于首要位置。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分的标志, 唯有文化特点才能区分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质性是民族特征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持久因素, 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 是识别民族最重要的标志。民族问题的核心问题是文化问题。

近些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和潜移默化的变化使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前景变得更加担忧, 也使我们全国人民更加强化了对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重视, 我们需要在民族文化的传承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民族文化受到冲击的一个典型是“端午节”被抢注。2005年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中韩的端午申遗之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韩国申遗成功, 凭借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重视程度。虽然有的专家认为:“韩国申请成功“不是坏事”, 江陵端午祭其实与我们国家的端午节是两回事。”韩国的端午祭是由舞蹈、萨满祭祀、民间艺术展示等内容构成的, 与我们国家的吃粽子、划龙舟、纪念屈原是两回事, “惟一的相同点是在时间上, 都是在我国的端午节期间举行。”但是复旦大学文博系民俗学胡志祥副教授认为:“‘端午节’和‘端午祭’并没有本质区别。文化包括核心部分和影响部分, 在传播过程中总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在这期间, 往往是核心部分保留了下来。端午节在中国本来就是祭祀活动, 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核心部分就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虽然在韩语中, ‘祭’和‘节’的意义有所差别, 但是在‘申遗’时, 无论端午节还是端午祭, 都应该用英文的FESTIVAL (节日) 表示。”[3]

“端午节”被抢注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 并由此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提出了反思。在此之后文化部以肯定的口吻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意向, 尤其强调保护传统节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国家很快调整了法定节假日, 传统节日假期得到了确认, 目的就提高大家对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这件事情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 有些我们的民族文化, 在外国的重视和延续状况要远远地高于我们国内。

再就是外来文化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方传统节日在国内的日益流行, 对青年一代产生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西方传统节日, 已经渐渐成为青年人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已经把西方传统节日当做自己的节日。或许过外国的节日只是追赶潮流。但结果却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渐渐消失。很多年轻人只知道西方的“情人节”却从不过中国的“七夕”。我们不能完全拒绝外来文化, 那样是封闭和保守。但是如何理智地对待西方文化, 注重对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的培养和教育, 却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外来文化的冲击还表现在登陆中国的“韩流”。“韩流”开始主要是比喻韩国的电视剧、音乐大举登陆中国, 以后“韩流”的内容渐趋增加。从而形成了一股对韩国流行歌曲、电视剧、歌星、美食的追逐热潮, 以这些为切入点, 一些青少年从喜欢韩国电视剧、听韩国歌曲开始, 进而发展到追求韩国的商品等。韩国艺人李贞贤被普遍认为是韩流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表现。在外来文化的挤压下, 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中国软实力如何发展, 这是文化民族主义要解决的难题。

三、文化民族主义问题何在

全球化也许是解读中国当代文化民族主义困境的恰当切入点。萨缪尔·亨廷顿在谈到文明冲突的时候, 提出非西方化对西方化和现代化回应的问题, 认为非西方社会或者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或者接受两者;或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即: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其中改良主义是试图把现代化同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开始时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联, 然而, 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 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 本土文化得到了复兴。因此, 在变化的早期阶段, 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 现代化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我们国家现在在文化上的发展状况就很像亨廷顿所说的改良主义的模式, 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偏重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 导致核心价值观的丧失。而在政治层面上对文化民族主义只是注重表面上的东西, 强调国家的繁荣、强大, 对民族心理缺少关怀。但是相信在现代化水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本土的文化传统就会开始回归, 至于现在的外来文化与传统习俗对本土文化的冲击, 希望只是暂时的。

弗罗本纽斯、斯宾格勒和博兹曼等著名学者, 在谈到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影响时强调接受者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其他文明的内容, 接受、改变和吸收它们, 以便加强和确保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延续。我们正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选择接受的时期当中,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遭到削弱, 当我们走向世界时外来文化一下子涌进中国, 人们纷纷学习。但是我们不是照单全收, 在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激发了人们对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热情, 民族文化得到了复苏。

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以民族固有的文化为主体, 具体做法包括重视对祖国的历史文化的宣传以培育国人的爱国心;宏扬民族的精神;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等等, 中国当代文化民族主义的矛盾, 本质上是价值观的缺失。这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我们为了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复兴努力探索着这些原因,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我们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本土文化、我们民族的文化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会变得更加的现代化, 更少的西方化, 文化上更加的民族化!

参考文献

[1]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J].历史研究, 1995, (5) .

[2]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

中国模式需要根植于中国文化 篇9

模式是舶来品。《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这些吸金能力较强的电视节目, 把模式神奇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也把模式推上“神坛”。随着一股股抄袭、克隆之风盛行, 也随着一批批所谓模式产品并未能在中国电视土壤里生根发芽, 人们对外来模式有了质疑之声。外来模式频遭限令, 水土不服凸显。

价值观是模式之魂。价值观是电视栏目的根和魂, 是电视内容发展的精神内核。个别引进模式类栏目, 只重视形式, 而忽视精神价值。比如某卫视栏目《第一次心动》, 宣称“世界就是舞台, 人生就是表演”。从宣传定位上就呈现出扭曲的价值观——人生岂能是表演!矛盾爆发点在一枚戒指:甲选手在表演结束后, 突然跑向乙评委, 跪求戒指, 得到后又跑向丙评委并下跪赠送这枚戒指。当主持人追问甲选手, 在乙评委和丙评委之间选女朋友会选谁时, 甲选手声称会选乙评委。丙评委怒斥甲选手不真诚, 并还戒指, 乙评委不堪其辱, 失声痛哭。这一“狗血剧情”被国家广电总局通报批评为“严重偏离比赛宗旨, 热衷制造噱头炒作活动, 在评委选择、比赛环节、评委表现、歌曲内容、策划管理和播出监管等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 损害了电视媒体形象, 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总局通报还认为, 《第一次心动》比赛环节设计丑陋粗糙, 评委言行举止失态, 节目设计缺乏艺术水准、内容格调低下, 演唱曲目庸俗媚俗。导致这一结果的病因在于栏目缺乏核心价值观, 或者缺乏正确的价值观, 致使一个好的模式和创意在精神轨道上越偏越远。

在价值观失衡的状态下, 还会导致诸多价值偏差。

1.拜金主义倾向。益智类节目是比重较大的模式节目, 国外益智类节目多以巨额奖金为诱饵。尽管国家广电总局对益智类节目奖金额度有明文限制, 但是部分益智类栏目还是充满了现金和物质的诱惑。比如有些栏目, 直接把奖金兑换成一元纸币, 成沓成沓地摆放在演播室内, 大有一掷千金的味道, 尽管金额并未超限, 但是视觉上金钱的冲击力还是很明显。目前, 热播荧屏上的益智类栏目, 尽管加入了“公益”“居家”“幸福”等正能量的主题, 但是选手获胜和晋级之后的狂喜, 仍然掩盖不住对物质的私欲。某文物鉴定栏目, 持宝人戴香奈儿名表, 背LV名包, 直接声称自己不用工作, 主要靠“干爹”养着。该节目主持人在专家对文物估价后, 发出羡慕般的惊呼。著名亲子栏目《爸爸去哪儿》中, 对明星子女的名牌服装、名牌行李、名牌用品等进行过分展示, 这些都是拜金主义的体现。这些拜金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 受到观众诟病。

2.血腥直白露骨。《美丽新约》是一档引进自美国的电视整容美容节目, 以女性整容的全程实录为题材, 节目“画面血腥、恐怖、暴露, 格调低下, 活动组织奢华铺张, 审查把关不严, 片面追求收视率”。国家广电总局由此叫停整容、变性类栏目。首先, 栏目价值观扭曲。放大了因容貌、外形而产生的自卑心理, 夸大了整容改变形象的能力。其次, 栏目画面血腥, 甚至达到恐怖的效果, 尤其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某相亲真人秀栏目, 女嘉宾深夜潜入男嘉宾房间, 并色诱男嘉宾。节目播出时, 画面并未对此进行交代和说明等处理。直接把所谓的真实暴露给观众, 堪比情色大片。再如某跳水真人秀节目, 因女星穿着香艳性感泳衣而引发争议。

3.对隐私的窥探。一家知名地面频道曾经引进一档叫作《交换主妇》的真人秀栏目, 即把城、乡“真夫妻”拆开重组成“假夫妻”, 让“假夫妻”去体验“真夫妻”的感受。节目一播出, 引起了激烈争议。“假夫妻”同泡温泉的镜头, 观众认为有悖传统道德。一些明星真人秀, 不注重对明星个人隐私的保护。在亲子真人秀当中, 对孩子的隐私不注重保护, 甚至贩卖孩子的隐私。

西方电视过多地涉及隐私窥探、人性拷问、色情暴力、普世价值等等。比如美国电视热衷于传播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政治价值观, 宣扬个人奋斗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生价值观, 宣扬美国领先世界、主导世界的国家价值观。《超级女声》海选阶段以“审丑”为看点, 属于典型的“以别人缺陷为取笑对象”的畸形审美心理。“海选”也是美国式民主思想在中国的渗透。

中国电视直接引进西方模式, 不仅付出巨额的经济代价, 更会成为西方时尚的追随者和附庸者。在西方创新体系中, 时尚话语不可避免地裹挟着西方价值观。比如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 诺贝尔文学奖取代茅盾文学奖, 奥斯卡奖取代金鸡百花奖, 普利策新闻奖取代中国新闻奖, 艾美奖取代白玉兰奖等等。不同的价值观标准, 产生不同的模式导向。中国电视不能总是在别人的价值体系里面裸奔, 须警惕西方价值观对中国价值观的消解和稀释。

中国模式需要中国价值观。中国价值观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价值体系。它强调“责任高于自由”“义务高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关系高于利益”。央视播出的《了不起的挑战》, 把节目定位为“把平凡生活真正过好, 才是人生最了不起的事”。一期节目中有这样的情节, 重庆棒棒军冉师傅家徒四壁, 为供儿子上大学, 坚持做挑夫。他说出掷地有声而又非常朴素的话, “生活可以清贫, 但是要乐观”, 符合“中国梦”的主题。

在此期间, 中国电视人开始理性地探索具有中国气质、中国情怀的中国模式。即便再引进国外模式, 也渗透了诸多的中国元素, 以满足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实践证明, 中国模式需要根植于中国文化, 才能创造出反映中国、适合中国、代表中国的优秀电视栏目。

1.传统文化是模式之根。传统文化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凝结, 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 是经过时间和空间检验了的文化积淀。电视的模式创新, 首先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土壤。比如西方模式下的相亲节目, 更关注男女双方个人的喜好和情趣。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相亲, 要观照两个家庭的背景, 两个人的工作、经历, 以及价值观等等。《缘来非诚勿扰》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 加入了生活服务功能、社会化功能, 甚至新闻功能。如此, 一个相亲多了对现实生活状态的真实展现。其次, 传统文化是模式创新的起点。《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创意来自于汉字, 这是一个最具有传承意义的文化符号。从这个起点出发, 既展示了汉字的魅力, 又突出了汉字的运用。第三, 传统文化创造了符合中国受众的审美需求。不管哪一种模式, 引进或者原创, 最终是以电视节目的面貌呈现给受众。在中华文化熏陶下的观众, 会以自己的审美标准或者审美习惯去接受创新模式下的电视栏目。比如西方国家热播的《生存者》《老大哥》《阁楼故事》在中国遭到冷遇, 就是文化背景下审美差异。

2.生活形态是模式之源。电视节目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 不管是生活的真实, 还是艺术的真实。模式是真实呈现的一种方式, 或者直接移植, 或者艺术化改造。模式不能是实验室里面的图纸, 不能闭门造车。比如一档姓氏寻亲栏目, 模式设计为“寻找今人与古人的关系”, 如曹姓是不是曹操的后人。历史越久远, 证明的难度就越大。能证明关系的证据除了传说, 很少有物化的证据。这种寻找的难度就非常大。节目播出不久, 就难以维持下去。而另一档以寻找亲人为模式的寻亲节目就成功了。央视播出的《等着我》栏目, 是对生活中“找人”形态的真实还原, 赢得了较好的口碑。某卫视重金打造的明星挑战极限来救助弱势群体为内容的大型全外景公益挑战类综艺节目, 模式属于功能拼凑, 不符合生活原始状态, 也不符合人之常情、事之常理, 尽管靠重金吸引明星参与, 最终也是草草收场。汉字节目中的“听写”, 就是生活中存在的形态。甚至唱歌节目中, 拍转椅, 或者按表决器, 也符合人在如获至宝状态下的本能反映。

3.本土资源是模式之基。资源是创新的基础, 资源也是独家竞争优势的核心所在。模式创新, 任何要素都可以复制或者克隆, 唯有资源是独家的、专属的。河南卫视近年来利用本土资源实现模式创新探索, 取得成功。比如《梨园春》利用豫剧资源, 《武林风》利用武术资源, 《华豫之门》利用文物资源, 《汉字英雄》利用汉字资源等等。东方卫视充分利用喜剧资源, 相继开发了《笑傲江湖》《欢乐喜剧人》两档喜剧类栏目, 《欢乐喜剧人》充分利用了“德云社”“开心麻花”“东北二人转”的喜剧资源优势, 打造具有现代意义的喜剧电视栏目, 取得不俗的效果。把本土资源作为模式创新的根基需要把握两点:第一, 对资源要有全新的认识。资源是指可被利用的一切优势, 包括人、物、心理和精神气质等。比如北京人才众多, 就是嘉宾优势;河南人口众多, 就是受众优势。第二, 对本土化不要狭隘理解。本土化是由频道定位决定的, 如果走全球化市场, 世界是一体的;如果走全国概念, 本土化就是民族化;如果走区域化, 本土化就是本地化。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基于传统文化进行了模式创新。

4.中国表达是模式之策。模式创新需要对应的表达方式。中国电视曾经走过鹦鹉学舌的弯路, 港台腔影响了一代电视人。现代电视的模式创新需要现代表达方式, 需要中国化的表达方式。第一, 符合中国观众审美的语言表达。比如一些选秀节目中, 毒舌评委难以让中国观众接受, 《中国好声音》的评委或者导师, 就是以欣赏、赞赏的语气评价歌手, 深受观众喜欢。第二, 符合中国观众的情绪表达。中国观众喜欢温暖、快乐、励志和感动的情绪, 传统的煽情已经被观众所唾弃。第三, 符合中国观众的形象表达。中国观众喜欢具有贴近性和亲民色彩的形象。不管是百姓, 还是明星, 来自生活, 能回归生活的形象总是最受追捧的。岳云鹏在《了不起的挑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倒霉蛋”形象, 让观众感觉像邻家大哥。鹿晗在《我去上学啦》中表现出“鹿不羁”形象, 让观众感觉真实可信。不管是明星, 还是百姓, 在电视节目中, 需要一个真实的自我, 而不是艺术化的形象, 这样的表达才是观众需要的。

中国模式尚处于成长之中, 在全球节目形态中的话语权正在形成。随着电视体制的变革和电视节目市场化进程的推进, 中国模式将会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辉。

摘要：价值观是电视节目的灵魂。在中国电视的发展过程中, 存在价值观失衡的情况, 导致拜金主义、血腥露骨、窥探隐私等价值偏差。中国电视人在探索具有中国情怀的中国模式时, 需要把握传统文化, 反映真实社会生活, 充分利用本土资源。

中国民族文化 篇10

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性

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国9000余年的音乐发展史上, 由各民族共同创造, 流传至今的音乐形式。她主要包括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 其中, 文人音乐最具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实质与文化特点。

文人音乐是文人大量参与创作、加工、甚至表演的音乐形式。古琴音乐、词调音乐、昆曲等戏曲音乐都属于文人音乐。它与中国传统书法、绘画、诗词等共同构成中国独特的文人文化。

在文人音乐中, 琴乐发展时间最长, 从未中断。

古琴音乐:古琴音乐追求超尘脱俗的意境, 天人合一的哲思。古琴曲《梅花三弄》的泛音主题“清、幽、淡、远”的文人色彩, 最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 成为古人修身养性, 塑造人格的最佳手段;流传至今的琴曲中, 有结构宏大的《广陵散》《胡笳十八拍》等, 有短小精致的《酒狂》《关山月》等, 还有感情浓郁的琴歌《古怨》《苏武思君》《阳关三叠》等。赏琴乐如聆天籁, 音起之处, 惊起漫天飞, 声至之地, 顿时江山如画;手方动雨云翻彼, 琴未响草木曦声;恢弘时似千军破城, 幽寂处如秋月入湖;容如暖阳普照, 哀似西风黄花;怒如雷霆震动, 悦似歌舞升平。

词调音乐:中国古代诗词基于声调语言, 顿挫抑扬, 起伏有致, 不但具有突出的的节律美感, 而且体现出优美的旋律线条。因而, 词调音乐是词与曲高度结合的音乐形式, 她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形式, 是艺术性极高的传统文化成果。如姜夔的自度曲谱《杏花天影》《扬州慢》等, 其形态已经十分成熟, 千年之前的中国南宋时期, 词曲相结合的音乐创作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

戏曲音乐:同样, 中国戏曲音乐从宋元杂剧以后, 文人大量参与其中, 形成了其写意性、程式化等文化特征。这些特征明显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绘画、书法、诗词格律等艺术的共同文化特点。所谓写意性, 即非写实性, 是指不追求形象的真实性, 而注重形象的概括性、类型性, 通过形象的“意似”和神韵揭示其本质特征。写意性是中国传统艺术共同性, 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程式化, 是指高度概括的、高度成熟的、具有稳定性的、符合形式美规律的规范。它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规范, 所以, 很多从事中国传统艺术的人被其束缚, 程式化成为教条, 艺术成为形而上。而又有一些人能做到“移步不换形”, 跳出约束, 将规范继承并实现突破, 成为大师。

所以, 文人音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高度提炼的艺术, 是“高文化”, 更是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当我们把中国文人音乐不是作为技能而是作为文化现象来审视时, 文人音乐不仅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艺术传统, 而且具有十分显著的中国文化特征。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性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传统音乐以它独特的精神内涵与丰富的艺术特性融入、影响到传统文化的其他各个部类, 以其强大的功能性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中国传统音乐与舞蹈、绘画、诗词、建筑等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特征。与此同时, 中国传统舞蹈、绘画、诗词、甚至建筑等传统文化形式几乎都具备中国传统音乐的特征, 比如:韵律感、线条感、节奏感等。

韵律感: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形式都讲究韵。韵, 可以理解为神, 她是中国传统艺术美感之所在。而韵律感, 则是体现艺术作品或创作中动静结合的追求传神之审美感受。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诗词, 甚至是中国传统建筑, 都会讲究动与静、远与近、有与无等的对比, 这种对比, 就像音乐表现手段中节奏之长与短的关系, 其目的即是追求神韵。中国传统音乐的韵律感主要以节奏和旋律的变化等手段为主, 但是, 在书法艺术中, 其韵律表现在章法、间架及运笔等方面;在中国绘画中, 其韵律感主要体现在线条、色彩等方面。诗词艺术本身从其一产生就和音乐紧密结合, 大都可以入乐的, 其格律的韵律感是最突出的, 反倒是现代朗诵诗词的方式反倒是中国古典诗词韵律感的缺失!

线条感:传统音乐的线条主要体现在旋律方面。优美的中国音调是无与伦比的。旋律线条的起伏、对比或是重复、模仿, 都给人以无尽美感和愉悦。中国书法和绘画中, 线条是最常用的基本手段之一。不管是大师的作品, 还是初学者的临摹, 都能体现出线条对于书法、绘画的重要性。线条之于书、画, 丝毫不亚于旋律之于音乐, 它们都通过线条来叙事、抒情, 都通过线条传神、达韵。中国传统的建筑的回廊、曲桥、飞檐等造型, 也运用了类似于音乐旋律线条的表现手法。

节奏感:节奏在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段中, 是最主要的, 它可以脱离旋律单独成乐。中国传统音乐的节奏丰富多彩, 变化万千。而节奏感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体现也同样是精彩纷呈。书法艺术中, 体现在轻重、徐疾、虚实等方面;绘画方面, 体现在构图、色彩、造型等各方面, 皴、擦、点、染等在画面中形成丰富的节奏美感。

另外, 音乐的其他特点如:结构工整、讲究对称, 对比求异等, 在很多传统文化形式中, 无不体现得淋漓尽致, 出神入化。

综上所述, 音乐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而文化是音乐所承载的对象, 二者是相互依存, 不可割裂的关系。中国传统音乐从其一产生, 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 音乐现象就是文化现象, 审视音乐现象也必须用文化的的眼光。

从某种角度讲,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就象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缩影, 它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画面,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厚的底蕴与特殊的精神内涵才造就了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反之, 传统音乐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使之更具有音乐的线条、音乐的精神与音乐的内涵。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把音乐看作是一种技巧性的、技能式的艺术形式, 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当作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用审视欣赏的眼光透彻把握它的丰富内涵和艺术魅力。[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