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身份建构

女性身份建构（精选十篇）

女性身份建构 篇1

《女勇士》 (The Woman Warrior) 是汤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于1976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 荣获“全美图书评论界奖”[2]、安士菲尔德·伍尔夫种族关系奖等多项大奖, 它的出版标志着华裔文学挺进了美国主流文化, 因而对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及深远的影响。它被赞誉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的巨著, 是美国大学生需要阅读的华裔文学书单。该小说成为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3], 并一度成为民族问题研究、亚美关系问题研究、女性问题研究、后现代研究的热门。《女勇士》讲述了身处性别和种族双重“他者”地位的美国华裔女性在探究她们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族裔身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境地, 处在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地位的美国华裔女性同时受到本族封建男权和外族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 她们在追寻自己的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的过程中举步维艰。她们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与建构, 诠释了美国华裔女性自我身份认知的过程。

一、女性自我身份建构的基础——女性主体意识

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4]《女勇士》刻画了类型迥异的华裔女性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多舛的命运, 展现了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三个阶段即:自我意识的缺失阶段、自我意识的觉醒阶段和自我意识的建构阶段。

(一) 自我意识的缺失阶段

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女性饱受封建礼教的摧残, 恪守父权文化所强加给她们的身份标准, 她们逆来顺受, 她们没有家庭和社会地位, 缺乏寻求独立身份的自我意识。“无名姑姑”和“月兰姨妈”就是这类华裔女性的典型代表。第一章《无名女人》讲的就是“无名姑姑”与人私通生了个小女孩, 生孩子的当日受尽家人和村民的羞辱, 被迫抱着刚出生的婴儿跳进自家的水井, 家人自觉受到了奇耻大辱因而禁止所有人再提及她的名字的故事;第四章《西宫门外》, 讲述的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月兰姨妈的故事。月兰的丈夫在数年前就移民到美国, 并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子再婚。月兰安于现状, 独自在家靠丈夫寄来的钱供养自己和抚养孩子。怯懦的月兰在姐姐勇兰的一再劝说下千里迢迢来美国寻夫, 性格懦弱的月兰早已接受了封建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角色, 她不敢更没有能力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她理所当然地被丈夫抛弃, 最后神经失常而死。

“无名姑姑”和“月兰姨妈”都是传统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是深受封建社会压迫的女性的代表, 她们缺乏自我意识, 被动地接受着男权社会所赋予她们的女性角色, 不假思索地遵守着“三纲五常”等所谓的那些美德与行为典范, 最终都无法逃脱悲惨的命运。

(二) 自我意识的觉醒阶段

当女性们意识到了由于自我意识的缺失而导致的悲惨命运时, 她们领悟到了女性被歧视、受压迫的社会现实, 懂得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抵制压迫, 奋起反抗, 摒弃男权社会界定的种种“女性特质”, 从而进入自我意识的觉醒阶段。

《女勇士》第三章《乡村医生》中讲述的母亲勇兰就处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阶段。母亲勇兰与月兰姨妈有着相似的经历, 她们的丈夫都在她们年轻的时候远去美国谋生, 但与月兰不同的是勇兰没有依靠丈夫生活, 而是自食其力。同时她又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这种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桎梏, 念医校, 后行医。寻夫到美国以后, 一家团聚, 相夫教子。她是一个有知识、有能力、勤劳能干、善良而又勇敢的女性, 她在有着封建夫权传统的华人家庭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 在白人霸权社会中, 当她面对代表白人主流文化的月兰的丈夫时, 她的种族“他者”地位使她处于劣势, 她帮月兰争取权力的斗争是不彻底的, 仅以一顿饭的要求结束了一场寻夫闹剧[5], 因而她还处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阶段。

(三) 自我意识的建构阶段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阶段并不意味着女性性别身份建构的终结, 只有进入自我意识的建构阶段, 女性才会真正获得独立和解放, 只有拥有强大力量和独立个性的女性才能获得社会和家庭的身份认同, 独立身份的追求才能达到理想状态。

《女勇士》中处在自我意识的建构阶段的女性人物有叙述者小女孩“我”、花木兰和蔡琰。以花木兰为例, 《女勇士》第二章《白虎山学道》就刻画了这位女勇士形象。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不仅具有中国版花木兰男扮女装、替父从军、勇猛无敌的特点, 她还敢爱敢恨、勇于追求爱情、反对歧视妇女、追求女性解放、反对男权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 否定和解构传统女性价值观, 重新定义“女性特质”, 自觉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华裔女性既受到美国主流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压制又受到族群内部男权文化传统对女性的束缚, 因此华裔女性要想确立女性主体地位, 就必须成为反抗的女性, 英雄的女性。

二、女性自我身份建构的途径——建构女性的话语权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 (M i c h e l Foucault) 提出了“话语即权力”这一著名的理论, 他认为“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 因此语言象征着权力。而美国华裔女性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文化身份和性别身份, 因而没有社会话语权。因此女性要想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 就必须重视女性的话语权, 打破整体失声的状态, 表述自己, 建构自己的话语权, 实现女性的权力。《女勇士》描写了处在男权社会和主流社会文化的双重边缘地位的几位华裔女性从女性话语权缺失到觉醒到掌控的奋斗历程, 表达了华裔女性打破沉默, 寻找自我身份的强烈愿望, 通过对话语权的建构, 确立了女性身份, 重构了自我。

无名姑姑的故事都是通过母亲和女儿讲出来的, 而她自己则成了完全的失声者。月兰姨妈生性怯懦, 在强势的丈夫面前一言不发, 因而她无法寻回属于自己东宫的地位, 她不会讲英语, 因而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 最后她精神失常, 孤独的死在精神病院里。无名姑姑和月兰姨妈都是在男性中心主义的语境下受其压迫失了声, 无力获取属于自己的权利, 她们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导致了无法逃离的悲剧结局。母亲勇兰经常给子女们讲故事听, 但她土生土长的中国背景, 使其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因而她的话语中时常出现歧视女性的词汇, 她和丈夫一样也时常表现出对女孩子的贬低和厌恶。并且她禁止子女们把无名姑姑的故事讲给外人听。尽管勇兰口若悬河地讲着各种故事, 但她并没有彻底掌控女性的话语权, 因为她仍以男性利益为中心, 对女性持自我贬低和自我嫌弃的态度, 因此她只处于女性话语权的觉醒阶段。小女孩“我”在童年时期也有着失语的经历, 她不会说英语, 但她还不想以华人的方式讲话, 在双重语言困境的折磨下, 她成了失声者。但她嫌弃和憎恨失声的自己, 因而她去不停地折磨沉默的华人女同学, 以此来宣泄自己的怨愤。“你为什么不说话?……一辈子都哑着吗?如果你不说话, 你就只能是植物, 如果你不说话, 就没有个性, 你不会有个性, 不会有头脑……”[6]。华人女同学实际上是她的镜子, 她对该同学的折磨实际上是与自我在做着斗争, 她对女同学说的话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劝说, 意味着她想努力摆脱目前失声者的状态。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终于有一天, 她放开了喉咙, 一口气道出了埋藏在心里的200多件事情, 打破了失声的状态。小女孩“我”终于找到了掌控自己的话语权, 传达自己的心声, 重构华裔女性身份的方法。正如在《女勇士》的最后一章《羌笛野曲》中, 蔡文姬在被匈奴劫持后, 与匈奴丈夫夫妻恩爱, 同仇敌忾, 最后通过自己清脆嘹亮的歌声唱出了与胡人笛声合拍的动人歌曲的方式打破失语的故事一样, 女性身份的追求达到了理想状态。身为美国边缘社会的华裔女性, 面对中美文化的双重碰撞夹击, 必须打破沉默失声的状态, 掌握自己的话语权, 取得自身的社会地位, 获得性别身份的认可。

三、结语

《女勇士》是一部反映华裔女孩成长和自我身份建构的作品。从最初对双重身份的迷茫到由自己来实现华裔女性在男权社会和白人主流社会这双重窘境中自我身份的建构, 作品揭示了女性必须掌控自己的话语权, 实现“他者”到“自我”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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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国英.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89.

[5]阎瑾, 杜军.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身份构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研究[J].求索, 2012 (03) :207.

物化理论视角下的女性身份建构 篇2

关键词:物化理论;女性;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4244(2010)06-0046-05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12月3日,前阿根廷小姐、世界名模马尼亚诺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臀部整形手术后,发生并发症,于29号不治身亡,年仅38岁。马尼亚诺在接受丰臀手术的第二天就出现急性呼吸衰竭入院,之后因肺栓塞导致病情急速变坏,手术后的三天一直处于濒危状态,于周日不治身亡。她留下了一对8岁大的双胞胎。马尼亚诺在1994年获得阿根廷小姐称号。有人认为,她的身材已经够完美了,其实没有必要再计较更完美的臀围数字。阿根廷现在已成为世界顶级美容手术旅游胜地之一,近年来一直以廉价化妆品和手术费用而吸引了许多拉美国家的人前往。阿根廷去年约有5万人接受过美容手术,这个数字比2003年上升了60%。

女性的美容手术还包括:吸油脂手术、隆胸手术、拉皮手术、去赘肉手术、修鼻手术等。根据1979年对美国女性的统计,她们花在化妆品上的钱是30亿美元,理发费是20亿美元,香水消费20亿美元,皮肤护理消费15亿美元,节食瘦身消费4亿美元。1990年,节食瘦身消费330亿美元,化妆业200亿美元,美容手术3亿美元。(Chancer,89)许多女性由于减肥而得了厌食症,为了保持体形而长期节食,生活在饥饿之中。《坏妇孩》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强大的商品主义面前,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变成了欲望和物质本身的化身。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男人成功的标志是看他拥有多少动产和不动产,而一个女人则要看你是否性感——母性已不是判断女人的标尺;在这样一个解构的时代中,爱情本身是可以称量的。而砝码则是金钱、汽车、房子、地位、女人的臀部、乳房和腹股沟。”这些女性形象对物的占有欲更为强烈,而她们的占有方式也简单得多,她们只是以自身作为筹码直接去换取。在《音乐工厂》中,女艺人杨兰为了在城市中占住脚,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某种标价的东西,以高级妓女的身份穿插于男人之间,以自身的肉体去换取美好的生活。《沙盘城市》中的林家琪在欲望之都一无所有,当她把自己当成物品,通过婚姻合法地出卖给一个男人时,她才获得她所希望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将染发、化妆作为自己个人宗教的第一教义。她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享乐,她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无止境的奢侈,她一心只想穿的新潮,她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比邻居的女孩穿的更新潮。[2] 对此种种现象,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外貌对女性如此重要?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些女性为了追求外表的美丽甚至不惜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本文试图从物化理论的视角对这些问题和现象进行解读。

二、物化理论的视角

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认为“商品结构的本质常常被人们所指出。它的基础是,人际关系具有一种物的特征,这样它就获得了一种‘幻想的客观性’,一种自主性,似乎它成了如此精确的理性和包囊一切的东西,以致人际关系——它的这个根本性质的一切痕迹都被掩盖住了”[4] 。物化现象是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当交换的过程形式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模糊时,人们就越会困于其中,想识破这种现象就越发困难。卢卡奇认为,物化现象使商品结构中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或者说,它使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他认为,20世纪的今天,物化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和消除,反而更加严重地渗入到人们生活方面,不仅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而是进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橱窗里色彩斑斓的各色商品以及各种媒介的不断信息传递,商品已经愈来愈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仿佛人生下来就是为商品而活,为消费而活,人们崇拜的不再是某个英雄人物即现实人类社会中本身的自己,反而改为崇拜物品[5]。

女性身份的建构过程,体现了当代社会以男性思维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中被典型化、物质化和商业化的女性身份。女性在这样一个男性思维占主导的社会中,无疑更成了物化的产品,其活动越来越与自身相分裂和疏离,越来越不属于她自己,甚至成了有价的可以用钱买到的东西。物化在全社会的普遍化的最深刻表现便是这种所谓物化的内化,即内化到人的思想领域,形成物化意识。物化不只是作为一种统治人、支配人的外在的力量普遍存在于人的生存结构和活动方式之中,而且逐步积淀到人们的思想结构之中,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认同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并将这种物化结构当作外在的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加以遵循与服从,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主体性维度[6]。

身份的确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体自身主动实施或继承身份,另一种是被他人赋予身份。身份的确立必须得到他人的认可。[7]女性身份是他人和社会赋予的,这种方式植根于传统的男权社会,带有很深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女性成为了一种可以观赏的花瓶,一种可以有价的用钱买到的商品,伴随着女性自身的紧张、焦虑、茫然,女性消失在自己的功能之中。

弗洛姆说:“人之所以沦为奴隶,是被他们自己创造的物和环境所奴役。[8]” 女性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事先被规定、被引导、被制约、被追赶。女人们日复一日地接受了社会为女人的美、漂亮、仪态或风情等制定出的一整套等级秩序。由此,女人便成为一种物质的存在,她们的价值以观赏对象的形式来实现,但女人们还沉迷其中,用哈贝马斯的话就是“社会关系和经历与事物的一种特有的同化,就是说与我们可以知觉和支配的客体的同化。这三种世界,通过生活世界的社会先天十分复杂地合作化了”[9] 。这就是说,物化是主体的梦幻性认识,正在做梦的人无法感受到梦的虚假性,是一种精神的无能为力。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著《第二性》中最广为人知的观点是: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3]。女性在这个社会中已经丧失了话语,形成了一种自我认同的缺失感,无时无刻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期抬高自己的价值。正如福柯的“惩戒凝视”就是采用环形监狱作为“凝视”意象的形象化说明,意指人人都处于社会(观念)的凝视之下,不可越轨。这一“凝视”对女性个性产生了双重束缚——来自个体以外和个体自身的[10]。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在一个男性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作为一种物而存在也有其必然性。女性作为一种物而存在,失去了自我取向的能力,呈现出无法自主的模糊、扭曲乃至混乱,甚至自我他者化,通过对自我厌弃和否定,来表达对男人主流文化的卑微虔诚。在这种情况下,多数的女性都陷入了自我身份的迷失。很显然,当个体对自我身份产生怀疑之时,往往会转向他人以期获得自我身份的确立和超越[11]。

物化倾向改变了大众的生活观念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体系,它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给我们提供的只可能是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现实性上,人们的物质欲求恰恰是没有止境的,也正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12]。正如女性追求美,追求精致的妆容、漂亮的衣服、曼妙的身材,从隆鼻、嫩肤到磨骨、抽脂,不惜一切代价在脸上、身下划下无数个口子。她们努力保养自己,就像别人保养家具或罐头食品那样。这种消极的固执态度,使她们成为自己生存的敌人,或使她们对别的人或物怀有敌意:美食会破坏体形,葡萄酒会损害皮肤,笑得太多会产生皱纹,阳光会伤害皮肤,睡眠会使人迟钝,工作会让人憔悴,爱情会让人有黑眼圈,接吻会弄红面颊,做母亲则会使面容和体形变丑。女性这一切的苛求都表明了她的认真态度和不安全感[3]。女人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打扮,她们是为了被别人所观赏,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女人在特性、个性上的差异被逐步清除了,人被“拉平”了。女性还自以为自己具有独立的自主性,实质上她们早已落入了身份认同的陷阱,成为布尔迪厄所描述的“符号暴力”的“合谋”,即通过一种既是认可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并不把那些施加在她们身上的暴力领会为一种暴力[13]。

总之,在当代的父权制文化中,大多数女性的意识当中存在着一个战士全境的男性权威:她们永远站在他的凝视和判断之下。妇女活着的时候,她的身体都在被另一个人观看,被一个匿名的父权之下的他者观看。女性逐渐接纳注视者对于她们身体自我的看法,并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内化为自己对自身的评价。对女性身体的物化有两个步骤,首先把女性的身体进行“性物化”:当人们的身体——无论是身体全部、身体器官或是性机能从她们的本身中分离开来——降低到仅仅是一种工具的程度时,还是当它们被看作是能够代表她们本身的时候,性物化就发生着作用。换句话说,当被物化的时候,个体被当作是身体,特别是被当作为了他人使用和愉悦的存在。其次,自我物化导致了一种对身体外表的警觉性监控为特点的自我认知形式。这种自觉地外表监控能够扰乱一个个体的意识流,从而限制了用以从事其他活动的精神资源。通过物化,女性不论是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被称为“他者”或“客体”[14]。

三、女性作为一种物品何以可能

美国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美容业蓬勃兴旺的崛起,电视广告、刊物封面,搔首弄姿的美女充斥其间,有人说这是中国女性精神历程中的“情人时代”。单纯地看女性的性感化似乎是很正常的,性权力毕竟是女性主体权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性权力中当然包括表现自己性魅力的权力。然而,这种性感化并未带来女子性权力的复归,而是使这种权力趋向商品化[15]。仍然把女性的价值建立在男性的鉴赏与认可之上。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明星、模特们每时每刻为我们提供着美的范本。她们不仅成为我们文化中一个相对固定的角色,而且还是一个固定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在一种反复的建构中形成的,这就是女性作为一种性的表演,一种性感的表演[16]。

(一)电视广告

2006年夏季电视热播的莫文蔚的“力士美肤沐浴系列”广告,展示了女性半裸的身体,白嫩的肌肤和性感的表情,而广告词“这个夏天我就是美丽的焦点”更是直接将男性观众的目光聚集于自身。广告中的这种美女形象是为迎合男性口味和欣赏习惯及心理需求设计的,女性的美以男性审美为标准,女性美是为了男性的观赏才具有意义,同时这也反映了男性权力建构下的视觉不平等现象。[17]广告中的女性通常是漂亮的、性感的、年轻的、身材曼妙的,这是吸引男性观看的最佳对象,这反映了广告中女性被物化、符号化、商品化、性对象化,同时也成为广告利用的一种资源,一种竞争的手段,实际上是男权意识对女性奴化的结果。广告不仅推销了某种商品或服务,同时也推销了一种价值观和概念,贩卖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18]。由于电视本身的直观性、包容性以及传播的广泛性、及时性、同步性,使电视传播能够构成一种文化环境和气氛,折射出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所以女人们会追求白嫩的肌肤和曼妙的身材而不惜一切代价,以此来获得身份的认定。不再有高尚的理想,“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韦伯语)。

(二)报刊杂志

报纸编辑常常在自己的报纸上开设“女性专栏”,就是为了满足女性的心理需要。专栏里报道的常常是烹饪、服饰及皇室家族的活动,等等。许多女性读者在报纸上就只看这个专栏和生死婚嫁专栏。[2]难道女性就喜欢服饰吗?难道女性就喜欢说闲话吗?为什么女性专栏不能是经济、政治?那么有觉悟的女性就可以在报刊上多发现些知名职业女性的照片,还有国外比较有影响的女性的照片。当然,或许大多数这样的女性被评为没有“女人味”的,往往被公认为“成功女性”的也要具有符合男性审美标准和男性家庭要求的“贤妻良母”的美德。报道涉及的美容顾问、烹调处方、编织指导,这是女人估量和探索自己的特殊领域。

今天的媒体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把盎格鲁撒克逊式美女造型作为美女典型来吸引不同阶级与族裔背景的女性,而这个女性形象是如此完美,又是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因此,许多和美容相关的广告,其战略是提醒和暗示女性,她们的肉体是有缺陷的。但即使没有这些或多或少的明确教导,媒体中每天都在轰炸我们的各种完美无瑕的女性图像,使得大多数妇女都坚信,她们未能符合标准[14]。在普遍认为自己身体有缺陷的状况下,妇女们开始学习并实践各种培养美女旗帜的技术:这就说明了她们不由自主地、甚至仪式性的特征通常是怎么回事[19]。媒体给女性提供各种“重塑自身”的灵丹妙药,以“吸油基”、“洗斑”使用前后效果明显的示范效应、明星的权威解释和建议吸引受众,而众多追求美丽的女性则通过电视范列的身体图像认同来规训自身[13]。

四、未来的选择

20世纪初是一个新旧交替、思想活跃然而多元的年代,也是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身份认同的一个转变时期。早期妇女报刊通过示范式传播,为当时的广大女性进行了新女性的身份建构,使得受旧传统影响的女界逐渐认同新时代的女性身份。在古代中国,女性处于主内的身份,一般是不会抛头露面的,除非从事体力劳动的平民百姓。但到了20世纪初期,女性的照片居然会在各报刊上刊登。而且这些女性一般都是官绅家的妻女,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一改中国传统女性低眉顺目、弱小、附属的特性[20]。但如今媒体也在传播女性传统身份的形象,例如身着传统服饰,脸上露出含蓄的笑容,这些似乎在告诉大家,她们很传统很顾家,很温柔很体贴,试图将女性身份典型化和模式化。

仍然存在的问题是,界定女性成功的男性价值观到底有多顽固?女人们是否会带来或者创造一种更加合理和人道的方法,减轻身体的自我规训和更自主的生活,而不是作为一种物品?或者是否将会有一段很长的时期,人们使用的仍是旧的评价女性的标准,而女性自我觉醒仅仅加快了竞争?

(一)悲观的前景

女人们热衷于将自己包装成一种可人的商品以“改变她们的命运”,来获得对她们价值的肯定,身份的认同。她们不停地要求自己,越来越紧张、焦虑、茫然,女人已经消失在她的功能之中,对于“美”的过度追求使人担忧,造成了女人本体安全感的缺失,使美的定义日趋千篇一律,真正的美却连同女性的自我和女性的价值不断地失落。在这种不断地塑造自我的过程中,焦虑也随之产生,稳定的社会关系被打破,人们相互之间的共同感逐渐削弱,认同对象陷入一种非确定状态之中,认同主体也随之陷入怀疑之中:我究竟是谁?我究竟在世界中处于什么位置?我究竟将走向何处?普通的女性在“美”的压力下,在“不美”的荫翳中患得患失,使她们在自尊和自信上陷入绝境,最终妨碍女性从私人性的事物中摆拖出来,影响主体意识的确立,阻碍女性登上社会秩序的最高峰,其结果就是使女性继续延续着从属的地位[16]。

(二)乐观的前景

20世纪开始的趋势到21世纪会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女性大学毕业、进入工作领域的比例逐渐提高,使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自身身份认同的现状,追求于新的价值观。男性也意识到,支持一个封闭的系统,传统的价值观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妻子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女人们在面对物化的诱惑和压力下,也能保持“我是人”的自我意识,保持人的独立性,不断寻找其自身的更广阔人生意义。更了解自己,做个不抹胭脂也一样光彩的女人。

每个女性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愿有更多的女性在建构自我身份时不再仅仅被物化,而是以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的形象站立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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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份建构 篇3

户籍制度是政府行政职能部门对所辖人户的出生, 死亡, 迁徙, 婚姻等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它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仅指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的户籍登记, 户籍统计, 户籍档案, 户籍证件等一系列法律制度, 也是世界各国最根本的社会管理制度, 在国外通常更多地称为“民事登记制度”。广义的户籍制度包括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 不仅仅提供人口统计的基本信息资料, 而是包括与公民的身份, 职业, 迁徙等权利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管理制度。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广义的户籍制度。

二、户籍制度变迁及理论分析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 (建国初-1958年) 、发展 (1958年-1978年) 、初步改革 (1978年至今) 这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 我国的户籍制度不是为了束缚农民的, 也不是针对农民流动的, 而是为了便于当时的宏观管理。1950年8月, 公安部制定了《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 (草案) 》, 加强了对特种人口的管理, 主要是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1950年11月, 第一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要求在城市开展户籍管理工作。在镇反运动中, 公安部着手建立了渔民, 船民的户籍管理。1951年7月16日, 公安部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是新中国全国城市统一户口管理制度开始形成的标志。1952年8月6日, 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应积极设法使之在生产上发挥作用, 发展多种经营, 兴修水利, 道路等, 克服盲目流入城市;对老弱病残流浪儿童分情况收容教养和救济。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盲目流入”这个词语。“盲流”一词可能源于此, 这一话语显现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境中, 反映出了当时我国的政治权力关系, 为后来对农民身份建构埋下了伏笔。

1953年4月17日, 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4年3月20号内务部和劳动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继续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要求各有关方面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 做好对已进城农民的还乡工作。这些措施取得一定成效, 但未从根本上制止农民涌入城市。这些法规已经开始针对农民的流动, 并且用“盲目流入”的词语, 暗含的意思是农民的不合理性的流动, 然而,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犹如施坚雅所认为那样:农村居民总是极力“沿着城市阶梯向上爬”, 在他们的观念里, “外出是家庭、门第、村庄、市场社团、县甚至府的一种极端形式。特殊的地方培植了为‘输出’提供甚多机会的城市的特殊职业技术”。可见, 农民拼命地涌向城市、向城市流动, 并不像行政性宣传中所说的那种“盲流”, 或非理性的盲目的流动, 而是理性人的自然选择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结果。1956年12月3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今年秋季以来, 安徽, 河南, 河北, 江苏等省灾区和非灾区的农民, 复员军人和乡, 社干部盲目外流的现象相当严重。流出的50年代初开始,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 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1953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了7826万人, 比1952年增加663万, 比1949年增加2016万。农村非种粮人口和因灾害减产造成的缺粮人口, 需要供应商品粮的有1亿人左右。加上粮食市场的混乱, 就出现了1953年春全国性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因此, 1953年12月, 全国城乡开始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城市人口供给商品粮, 农村人口粮食自给。1955年8月, 国务院发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 对农村中粮食“三定” (定产, 定购, 定销) 制度和市镇中定量供应标准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 在当时对于扭转粮食购销紧张的被动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85年, 奠定了后来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础。1955年11月, 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 把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列为划分市镇标准的指标之一。但总体来说, 1958年以前, 我国实行户口迁移政策。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通过的《宪法》都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有关户口管理的政策也只对迁移提出须办手续的要求, 并未加任何限制条件。

因此, 从1949年到1958年间, 人口流动与迁移十分频繁。虽然如此, 但从上述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情况来看, 为了稳定国家政治和经济状况, 国家不断加强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 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户籍管理的功能是针对不同的群体出台相应不同的法规, 可以说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但是无形中构建了不同的“社会空间”。布迪厄所谓的社会空间实际上指的就是具有若干权力关系的空间, 它向任何试图进入这一空间的行动者强行征收一种入场费, 也就是相对于这一场域而言具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在我国, 对农民索取的资本就以统购统销政策的形式表征出来, 使农民这一本身拥有的资本量很少的群体处于更加边缘的地位, 并且强化他们作为农民身份的固定性和不可转化性。这一时期的户籍制度在功能上的扩展使原本管理人口的制度和粮食供应制度挂钩, 远远超出了户口制度作为一个文本所涵盖的法律法规的部分, 而是成为包含了实践中的或行动中的制度, 使其对农民身份的构建合法化。

2 第二阶段:

1958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 全国大炼钢铁, 不顾客观条件大搞工程建设, 使得原本十分剩余的劳动力反而蒙上了一层人力不足的假象。劳动部党组报告指出, 力求从城市招工, 一般不从农村招工, 但招工权的下放, 使大量农民再次涌进城, 以前制定的制止农民进城的各项制度, 政策等, 都付诸东流。但1958年以后, 政府把自由迁移政策定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政策。如同前所述, 在20世纪50年代, 中央多次发出要劝阻农民盲目进城, 盲目四处流动的指示。1958年1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 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 以法规的形式限制农村户口迁往城镇, 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出现, 国民经济被迫调整, 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反向大迁移, 主要针对的也是来城里打工的农民。1964年8月, 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 (草案) 》, 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 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这一法规从1975年修改的《宪法》取消了关于公民迁移自由的条文。1977年11月,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 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 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稍后, 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 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 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这样就在数量上严格地控制农民的流动, 使农民固化在的土地上, 实质上是剥夺了他们机会均等的权利, 使他们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农转非”指标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户口的价值意识, 使“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 出现了认同的边界。

当然, 这时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农民中也不是没有任何的分化的, 在6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也出现了三类家庭:干部家庭, 社员家庭和工人家庭, 工人家庭就是家庭里有一个人当工人的, 这种家庭常常被人羡慕, 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即“每月有活钱”。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 工人和城市人一般是同国家所有制相联系的, 国家负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 而农民则是和集体所有制相联系, 具有的说是和生产队相联系, 因此说是集体还不如说是自己安排和负责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被排除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这样就从根本上使工人和农民, 城市人和农村人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而且这种身份和地位具有不可转换性, 他们完全从属于不同的“场域”, 即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 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 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 布迪厄认为“策略是实践意义上的产物, 是对游戏的感觉, 是对特别的, 由历史性决定了的游戏的感觉……这就预先假定了一种有关创造性的永久的能力, 它对于人们适应纷纭繁复, 变化多端而又永不雷同的各种处境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 这里的场域可以被视为不定向选择的空间, 个人可以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 这样既体现出个体的能动创造性, 又体现出选题的框架要求和限制。但是, 在我国, 农民所处的场域更多受制于结构性制度的框架, 农民自身的个人选择途径非常有限, 除了参军, 升学以外, 基本没有被招工, 招干的机会。这表明农民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很少, 无论是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 而这两种资本在布迪厄场域的竞争中是最重要的, 然而,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 这两种资本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政治资本, 或者说布迪厄所说的象征资本, 它对于个人身份的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种资本只掌握在代表国家行政权力的少数人手中, 因此他们要改变自己所占据的不利的社会空间非常困难, 毋宁说是他们身份的改变了。

3 第三阶段:

1980年以后, 在户籍管理制度上, 把“农转非”的控制指标由不超过当地非农业人口的1.5‰调整到2‰, 针对的对象无所不包, 如归侨, 难侨, 知青等等, 当然这样大大减少了盲目流动人口, 促进社会的安定。1984年10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 在集镇有固定住所, 有经营能力, 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 准落常住户口, 口粮自理。1985年又以粮食合同定购制度代替了统购派购制度。这为农民流入城市打开了一个缺口。1985年7月13日, 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 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 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 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 作了实质性的变动。这一阶段出现了“民工潮”, 产生了所谓的“农民工人”, 即使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农业活动, 在职业上从事非农产业, 但从根本上说, 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却未发生大的转变, 在城市他们还被认为和定位成农村人, 而回到农村, 他们又被认为是和真正种地的农村人不同的群体, 这样他们的身份具有模棱两可的模糊又暧昧的特点, 身份划分的界限和边界也是既明朗又含糊。户籍制度在这种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起到的是一种强化城乡的差异, 弱化乡村内部差异的作用, 构建了“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 这种差异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表征出来, 又不断地被强化。

1985年9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 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是户口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居民身份证的特点不仅体现在能证明公民身份, 保障公民权益, 方便群众, 更重要的是, 它突破个人身份依附于户或家庭世袭性的传统, 使个人的独立人格和公民权利得以尊重。居民身份证所展示的是个人属于国家的公民, 而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 居民身份证制有利于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建设, 而户籍身份制则强化世袭差别和地缘社会。1992年8月, 公安部发出通知, 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 以解决要求进入城镇落户的农民过多与全国统一的计划进城指标过少之间的矛盾。1986年, 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绿卡户籍制”。1992年, 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1993年, 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1995年, 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以此为代表, 部分地区实行投资入户、购房入户或蓝印户口等政策, 以吸引人才和资金。这一制度的核心是要收取买者的一笔城市建设费, 但对以城市长期务工经商的农民有一定的吸引力, 尤其是那些在城镇已经投资办企业, 开店等的农民来说, 还是有益的。然而, 这一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蜕变, 在某些城市变成了单纯的买卖户口, 政府只管收钱, 进城后的农民完全无人过问。

这一制度使户口符号价值化, 其表层的意义是为符合实际情况的农民转化身份提供了条件, 而在这种身份的转化过程中, 我们更多地是看到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差距和鸿沟, 更加彰显出城市户口所拥有的优越性, 一方面, 在户籍制度的不断的变迁中使这种差距和鸿沟制度化, 另一方面, 也看到了那些农民在这一制度的实施中对自己身份的建构, 他们越是想要改变和转变现有的劣势身份, 也就越是强化了那种劣势身份所包含的分量, 使我们能更加明显地感受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状态。

这反映的正是场域和习性的双重关系, 习性, 即一种在个体之上体现出来的社会化了的主体性。习性和场域是一种互动关系, 布迪厄说过“场域和惯习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制约关系:场域构造了惯习, 这是一个场域的内在需要的外显产物;另一方面, 它是一种认识的建构关系:惯习将场域构建成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世界, 在其中值得个体的能量为之投资。”也就是说, 从习性的角度可以看到铭刻在人的躯体上的社会制度, 而从场的角度, 我们可以观察到客观关系的体系, 它们是铭刻在事物或制度上的铭文。因此,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户籍制度构造出的农民的习性以及农民的习性所体现和构建的场域, 当然习性也能使个人超越原有的场域而获得新的本质, 而这终究是个艰难的历程。

1997年6月,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 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 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1998年8月,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 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志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 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这一时期的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农民身份的转换是有利的, 特别是对于农民中一部分强势群体, 在城市工作多年, 又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并且买了住房的这部分农民, 他们本身已和城市居民没有什么区别, 而那些来城市打工的处于弱势的农民, 在一度对城市户口羡慕和狂热之后, 也已经有更加理性的思考和选择了, 对于获得城市户口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 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他们对自己身份改变的态度很漠然, 其实不然。他们深深地感触的到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空间, 也意识到正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极度缺乏, 导致他们没有能力在竞争过程中获胜, 因此, 他们把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的希望寄托在他们子女的身上。

女性身份的演变 篇4

关键词：女性身份;演变;夏洛特﹒波金斯﹒吉尔曼;《黄色壁纸》

夏洛特﹒波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是公认的19世纪、20世纪之交伟大的女性作家之一。女性文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妇女文学在80年代才真正受到重视，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随之诞生，女性主义继而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并且硕果累累。女性文学是文学活动领域延伸的产物。没有日益发展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性文学的学术活动则举步维艰。

吉尔曼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但就在她出生后不久，父亲就抛弃了母女二人。这在吉尔曼幼小的心灵造成永久的创伤。家境贫寒，吉尔曼的童年过得极其凄惨。正因为此，她依靠坚强的意志力，在年幼时已能极好地自理生活。吉尔曼先后结过两次婚，繁琐的家务事一度使她精神崩溃，但她仍然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坚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小说中用锋利的字眼批判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她也曾经提出过妇女应当从家务中解脱出来，倡导妇女经济独立，在当时女权运动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确立了吉尔曼闻名遐迩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地位。《黄色壁纸》（The Yellow Wallpaper）自一开始就属于女性主义阵营，它被赞誉为女性主义的丰碑和标僵之作。（a memorial and boundary marker）[1]小说强烈地批判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文化现状，体现了一个女性对自由的向往、独立身份的追求、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探索了处于意识刚从萌芽阶段迈向觉醒阶段的女性在走向独立自由这条道路中所面临的荆棘、困境和挑战。

一、《黄色壁纸》中“我”的困境

从整个文本来看，《黄色壁纸》可视为哥特式小说体裁。哥特式小说是一种固定的小说类型，自18世纪起一直延续至今，并囊括现当代灵异小说、恐怖小说，甚至恐怖性经典小说在内的一种泛恐怖小说形式。哥特式小说的创作模式，是“两类传奇的融合，亦即古代传奇和现代传奇的融合”。在短篇小说中，作者吉尔曼把精神失常的女主人翁放到一所与世隔绝的古老别墅中，并把她关押进似乎从前也是用于监禁疯子的房间里。吉尔曼通过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用一系列恐怖阴森的词语（haunted， queer， ghostliness， strange）描述了所居住的房间。此外，女主人公对房间的壁纸颜色厌恶至极，小说用一种不连贯的、非逻辑性的语言对其再现。毋庸置疑，这成功地给读者营造出一种阴沉惊悚的氛围。而以“我”为视角，从头至尾未给女主人公起一个名字，这也使“我”可以指代所有的女性，暗示了女性作家处于毫无地位可言的困境。

《黄色壁纸》中的“我”被禁止了写作的工作，因此无法获得任何经济来源。丈夫约翰是一位医生，“我”需要依靠丈夫生活，没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和空间，种种因素都导致了她面临各种困境。即便是在选择卧室或者换掉令人厌恶、肮脏褪色的黄色壁纸时，“我”都没有权利。这种做法揭露了男权中心主义的权威。这样的禁闭，除了剥夺女性创作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使女性无法具备理想的创作条件。单调被监视的生活使女性无法接触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因此也无法获得写作的灵感。此外，“我”一直无法改变依附于丈夫的身份角色，使女作家倍感压力，内心怯懦地质疑自己的创作能力。林林种种的道德规范和父权文学标准的约束，让这些有创作想象力女作家的才华无法施展，她们的作品也无法向世人展现。女性作家描述女性试图摆脱婚姻、家庭束缚的作品遭受恶意攻击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在小说《觉醒》中因表现了女主人公艾德娜向社会传统和19世纪女性的生活模式发出挑战，描绘了新女性的特征，批判了传统道德观对女性的束缚。因此，小说发表后就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打压和抨击，百年之后才重获人们的认可。

在《黄色壁纸》中，讀者们不难发现，女主人翁要完全逃脱男权社会的控制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被禁闭于阁楼之中，文中多次对阁楼中的窗户进行了细腻地描述，而这也是“我”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唯一渠道。“我”通过窗户关注着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这一令人深思的刻画揭示的正是女性作家创作所遇到的困境和荆棘。然而，“我”努力撕下墙纸，甚至要破窗而出从而摆脱男性禁锢。女性作家这一身份被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传统所排斥是既定现实，但她们依然希冀着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发挥她们写作的想象力，实现自己的创作理想。

二、《黄色壁纸》中“我”的身份演变

西德·波伏娃曾经说过，“女性”这一身份的定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女性的形象都是由男性创造出来的。这在《圣经》故事中似乎也有体现，上帝耶和华创造了一男一女，即亚当和夏娃，而夏娃来自于亚当的一根肋骨。仔细地剥开作者精心用一系列的隐喻所包裹起来的表层文本，读者会发现隐藏在疯癫之下的作者同“我”，即女性作家为自己塑造的“阴暗的复本”的真正意图。通过这个复本疯癫狂暴的行为，作家使自己那种逃离男性“房间”和男性文本的疯狂欲念得以实现，而与此同时，也正是通过这个复本的暴力行为，这位焦虑的作者才能爆发出那种郁积在胸中的不可扼制的怒火，尽管这种爆发有时甚至会为她带来毁灭性的后果。[2]

传统文化中，女性扮演的角色几乎大同小异，即相夫教子、贤妻良母。与此相反，男性则是一家之主。这种角色的不对等以及夫令妇从社会传统文化之下对女性身份角色的定位和期望，是压迫束缚女性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19世纪，女性被丈夫和其他父权势力所压迫和控制。小说中女主人翁受困于楼阁中的房间里，与世隔绝，内心极度崩溃、抑郁绝望。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能从正常走向疯癫的道路以示自身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反抗。开篇就描述了她的精神世界：“你们知道吗？他根本不相信我病了，也不听我说话，我能怎么办呢？”“我其实并不喜欢他为我安排的一切，但是我只能听其安排，我该怎么办呢？”[3]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表明了女性在男权占统治地位内心的不满，而缺乏公然反抗的勇气，就好比受困于笼中之鸟，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女主人公没有办法走出监禁自己的房间，只能在这令人窒息的生活空间里关注墙上的壁纸。她臆想壁纸之后有一群和她一样等待解救和渴望自由的女人，她们在父权社会下挣扎，向男权社会发出挑战。

在小说《黄色壁纸》中，作者吉尔曼笔下的女主人公打破了社会传统角色定位。女主人公的疯癫表明了人物的苦苦挣扎，意味着向父权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发出挑战。这预示了女性开始有了自我觉醒的意识，体现了女性试图转变其传统身份。

三、结语

吉尔曼以哥特式小说为体裁，用“房间”、“壁纸”、“疯女人”等一系列的隐喻，记录了“我”在这段与世隔绝的时间里的整个心理演变过程;表达了女性作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学领域里，她们无论是物质上，抑或是精神上都遭受排挤和打压的痛苦;同时也发出了女性作家争取创作自由，希望得到承认和肯定的呼声。

在《黄色壁纸》中，尽管“我”受制于男权社会中，但“我”却以一种极端、疯癫的方式，实现了女性对男性权威的反抗。这象征了女性自我身份的觉醒，揭示了女性身份正在发生演变。吉尔曼之所以采用“我” 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并故意忽略主人翁的名字，目的在于使“我”能够指代任何一位女性，并暗示女性作家在文学领域内毫无地位可言的困境。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自己的房间》中以“我”來作为叙事的主体。她说，“那么，这就是我，叫我…… 或是别的你所喜欢的名字———完全没有关系”。[4]“我”不是孤独、封闭的女性个体，也不是全体女性的代言人，而是在女性历史中、群体中各具差异性、主体性的多个个体。女性已然深刻意识到要冲破这种禁锢，唯一路径就是通过自身的反抗和努力。同时，“我”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它体现了强烈的表达欲望，固执而急切地要宣称女性的生存经验和自我意识，希冀着女性传统身份的成功演变，要求拥有自己的声音，用不被压抑不被扭曲的声音去表达自己的愿望、宣讲未来。

参考文献：

[1]Haney-Peritz. Janice. “Monumental Feminism and Literatures Ancestral House： Another Look at ‘The Yellow Wallpaper.”[J]. Womens Studies 1986（12）：113-28.

[2]莫依·陶丽.林建法等译.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

[3]夏洛特﹒佩金斯﹒吉尔曼.杨晓照译.黄色壁纸[M/EB].2104-12-20.

女性身份建构 篇5

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是在特定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所进行的艺术创作。华裔女性作家在自身族裔文化传统与西方经典文学传统结合的特定的历史境遇中,从华裔女性的切身体验出发而创作的富有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女性书写的文学体系。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无疑是一门独立自足的新兴学科,开辟了美国文学与批评的新领域,为美国华裔及亚裔研究、美国华裔文学及亚裔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华裔女性作家书写女性身份的独特视角

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美国国内民权运动高涨、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女性要求与男性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华裔女性而言,她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性别歧视,而是双重乃至多重压迫。她们既受到白人主流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压制又受到本民族内部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所以,华裔女性作家不同于传统的华裔男性作家,她们不再停留在控诉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与压迫上,而是从独特的角度描写女性经验,在抨击种族不平等的同时,揭露性别的不平等。她们认为华裔女性除了是种族的“他者”之外,还是性别的“他者”。这两个“他者”的相互作用加强了女性“边缘化”的地位(During,1993)。她们希望顺应女性主义的潮流,重新构建女性主体。在她们的作品中,为了适应女性主义的需求,重新确立华裔女性主体地位,她们描写了英雄的女性,反叛的女性。

2 华裔女性作家面对文化身份的困惑

“身份认同”源自于英语的Identity。词源上来自拉丁语,“相同或同一性”。作为一个术语,“身份认同”首先运用于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埃里克森(Erikson)认为,身份认同是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某种心理危机或精神危机之后,获得的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健全人格,它是一个人对某种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和皈依,它深藏于个人的潜意识中,具有统一性和持续性。人与人之间不仅需要物质上的依赖和互助,也需要心理上和精神上的依赖和互助。因此文化身份的归属感是人们获得精神平和与安全感的自然诉求。我们一直把华裔美国人称作是具有多重身份的人,这也正是华裔文学的一大特色,同时具有两种文化的特征。那么地道的美国身份认同的概念又是什么呢?历史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世界多元文化的熔炉,美国的身份认同一直以来都与其他文化、地域、时代相互关联。

事实上,汤亭亭等作家对身份的困惑真实地碰触到了美国文化的本质。因此,她们寻求自我身份的过程反映在那些复杂的文化交流的过程,她们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来丰富自己的美国身份。对于华裔女作家来讲,写作是一个直面、发现、创造她们文化身份的过程。因而,她们的写作同样表现出从分割异化的地位转变成融合解难的重新定位,开始积极地自我创造而非否定种族的本源。自我与他者的沟通可以有效地巩固种族主题—多文化语境中被压抑的声明。汤亭亭和谭恩美等作家采取差异策略书写并重新构建美国经历,强调在美国文化中差异存在的重要性,积极参与文化构建而不是死守着当代华裔者被异化被排斥的刻板的形象中,并用这种姿态挑战美国文化并且构建自身的身份认同。

3 华裔女性作家通过书写表达的新身份观

美国华裔文学虽然是跨文化碰撞和杂交的产物,但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特色。由于美国华裔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美国华裔女作家大多具备多重文化身份和视野,使她们在整体上更具有强烈文化感受力,她们大多意识到美国华裔的多重文化、民族属性及“他者”地位;于是她们以考虑自身的存在状态为契机,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观望视角关注着华裔群体在跨文化碰撞中的生存以及对于命运和人生选择的思考。

4 结语

实际上,对于华裔女作家而言,没有哪一种文化真正能构成她们的身份和认同。通过两种语言的混杂,她们同时扯裂了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权威;华裔女作家透过文本,表达了在两种文化之间协商建立一种不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的身份的努力,展示了族裔和性别身份认同面临的冲突、矛盾,由此也产生了一种新的身份观,通过模糊族裔和性别的界限,颠覆既往的文化霸权,她们的作品为少数族裔和性别身份认同展示了一个无限开发的未来。华裔坚持以自我来完善自己独特的文化性,以便不会迷失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身处中间者的位置,不必要从固有的矛盾中将多重属性区分开,文化的裂痕可以用文化架桥所替代,两种文化的影响不会以对立面存在,非你即我,而是将其整体化。华裔作家可以自如地游走在多重文化属性中,并不是筑建一堵将两种文化割断的墙,而是在架起一座文化相互联系的桥。

参考文献

[1]Kim,Elaine H.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 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M].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

[2]Lim,Shirley Geok-lin.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Anthology[M].Illinois:NTC Publishing Group,2000.

[3]Said,Edward W.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

[4]陈爱敏.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呈现的中国文化[J].外国文学研究,2005.

美国国家身份建构中的战争因素 篇6

国家和国家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动荡的欧洲历史的产物,国家和民族形成于战争当中。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曾指出“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由于战争而产生的。”当人们为了区分自己与其他不同语言、宗教、历史、地理环境的人而进行战争时,人们的国家认同感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许多国家的国家身份在战争的考验中更加明确。英国国家身份的产生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英国的国家身份在对抗古罗马和法国的战争中确立。正是战争让人们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美利坚民族和美国的国家身份也是诞生于战争,并在战争后的几十年中完全确立的。在美国国家身份建构的历史中,战争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独立战争让美利坚民族产生;内战塑造了一个统一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提升了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因此,美国历史上的多次战争对美国国家身份的形成和塑造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二、独立战争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形成

从18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北美大量的定居者从原先的英国人身份转变成了美国人。这是一次快速和显著的集体身份转变,美国身份迅速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战争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经历英法七年战争后,英国政府提出要在北美殖民地征收新的税种,包括保护殖民地居民的成本以及在殖民地驻军的费用。这些政策措施在个别的北美殖民地引起了抗议和反对,并进一步扩大为北美殖民地的集体行动。为了抵制英国强加的高额税收,北美不同殖民地的人开始相互沟通,并为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有组织的抗争起来。各殖民地之间沟通交流的扩展使得人们对于其他殖民地的事务产生了兴趣,并高度关注。早期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的反

抗是“孤立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效的。”然而,随着各殖民地联系的增强,殖民地居民们更加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社会,他们也就逐渐产生了作为美国人的共有观念。由此,北美殖民地居民发起了独立战争。在独立战争中,不同殖民地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了大陆会议,组建了大陆军,来支持其他殖民地的抗争。他们原先的英国人身份以及单一殖民地居民的身份转变成了美国人的统一身份。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并且建立了新的独立国家——美国。独立战争让原本属于不同殖民地的人们有了一次共同的战争经历,从此之后各殖民地居民开始集体宣称自己是美国人。正是独立战争导致了美利坚民族的诞生,也产生了新的国家身份。

在独立战争与美国内战之间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国家身份一直与各州、党派的身份存在着分歧和对抗。然而,出于对英国干预的愤怒,激起了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最终导致了1812年第二次对英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也重新点燃了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了统一的国家身份,人们开始自豪的宣称自己是美国人。在独立战争和1812年对英战争后,美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质,美国的国家身份也因此而产生。

三、南北战争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强化

19世纪美国著名外交家詹姆斯·洛威尔曾总结道,“南北战争最大的成果就是造就了一个国家。”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人用复数形式指称自己的国家,而在战争后,他们开始使用单数形式称呼美利坚合众国。正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5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上说的那样,“南北战争给这个国家创造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统一的国家意识。”在南北战争前,美国北部和南部存在着巨大差异,尤其在奴隶问题上有着激烈的争论。当时美国的每个州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关心整体的国家利益。尽管南北战争造成了重大伤亡,但它保持了美国的完整性,并且解决了南北间的争议。南北战争使美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在南北战争后,一个整体化的国家经济开始出现,许多公司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州,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运营。同时,美国人还建立了众多全国性的自治组织和志愿团体,这些组织也将其成员的注意力引向了全国性的问题。他们的大多数活动和计划也是为了提升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感。因此,南北战争后统一的美国国家身份开始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内战后的一个世纪成为了美国民族主义情感最强烈、美国国家身份最突显的一个历史阶段。不同阶级、地域和族群的美国人都踊跃地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感,大多数人们熟悉的美国爱国主义组织及标志都源自于那个时期。

美国内战后最主要的民族主义因素就是南北双方和解,共同致力于维护一个统一的国家。南北双方在战后初期的重新整合是缓慢和艰难的,但1898年的美西战争使得南北双方走到了一起。约翰·海厄姆在他的书中就指出,“1898年美西战争完成了南北和解的一个重要阶段。”许多南方人申请加入新组建的志愿军,因此来自美国不同地区的人为了他们共同的国家而战斗。由于美西战争,美国人又有了一次新的联合,大家不再是北方人或者南方人,而都是美国人。所以,此后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十分显著,美国国家身份得到了强化和突显。

四、世界大战与美国国家身份的突显

美国参加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两次战争造成了一些伤亡,但也使美国的国家身份得到强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将美国国家身份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其他地区、族群身份之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裔美国人自觉地维护自己美国人的身份,也在美国的国旗下进行战斗。所有美国人都有着强烈的愿望,要为了自己共同的国家与敌人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让美国的国家身份意识达到了顶峰,所有的种族、族群和阶级身份都服从于统一的国家身份。尽管一些黑人团体不支持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珍珠港事件“至少暂时的让他们从对种族身份的关注中转移到统一的国家身份上来,正是这个共同的国家身份,让美国人团结作战。”同样地,二战期间的日裔美国人也忠诚于自己的美国人身份,自愿地参军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升了美国国家身份的重要性,正如菲利普·格里森所说,“这次战争促进了国家团结,也提升了美国人的国家归属感。”

五、冷战对抗与美国国家身份的维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冷战对峙的局面形成。面对苏联这个强大的对手,美国人维持了他们强烈的国家身份意识。他们惧怕共产主义入侵,建立了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上的威胁使得美国国家身份的重要性一直维系到20世纪60年代。此后,美国国内政治、文化上的分裂,以及种族、宗教意识引起的内部冲突,给统一的美国国家身份带来了挑战。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紧张程度的缓和,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国家身份逐渐让位于种族身份、宗教身份和性别身份。这二十年间,美国掀起了多场社会运动,美国人分化成不同的群体,为自己所属的群体权利而奋斗。很多学者和观察家们发现,美国国家身份核心地位的显著衰退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冷战的结束。随着苏联解体,美国赢得了冷战的最后胜利。但是,美国也失去了能够与之抗衡的主要对手,美国国家身份随之失去了突显地位。

直到9.11事件的发生,美国国家身份的显著性重新得到提升。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人开始担忧自己的国家安全,一致谴责恐怖主义,美国人统一的国家身份意识和爱国主义情绪再次被激发。很多美国人在自己的住宅或者办公室前面插上了象征美国国家身份的星条旗。因此,9.11恐怖袭击让美国的国家身份在冷战结束后重新回到了突显状态。

六、结语

从历史上看,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几个世纪频繁战争的产物。战争也让各国人民的国家身份意识逐渐形成。在重大战争期间,国家的权威和资源都会更加集中;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统一的国家身份往往会压制住内部的分裂对抗。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它的国家身份形成与维系同样如此。美国的国家意识诞生于独立战争和1812年对英战争。19世纪美国内战后,美国国家身份的主导地位才奠定下来。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人统一的国家身份意识和爱国主义情绪达到高潮。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对抗让其国家身份的突显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缓和、结束,美国国家身份的显著性在20世纪后期逐渐降低。但是,本世纪初的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让美国国家身份的显著性重新恢复。因此,美国历史上的战争在美国国家身份形成和塑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国诞生于战争,美国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身份同样源自于战争,战争也是强化和维持美国国家身份的关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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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tern,Paul.Why Do People Sacrifice for Their Nations?[J].Political Psychology,1995,16(no.2):223.

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消解研究 篇7

关键词：记者,身份认同,构建消解

我们知道社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对不同职业的身份产生认同感, 记者这一身份也在其中, 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构建主义认为, 整个社会对于媒体记者身份的认同处在一个一直在不断的发展的阶段。这种思想使得人们在认识个体时会认为个体是可为的、可变的。记者的职业身份认同感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构建起来的, 并且要紧密的联系社会的有关群体、整个大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的组织架构等才能增加有着特定身份和职业的记者的有关经验。

1 记者职业身份的形成

早在19 世纪的美国, 记者这一职业便已经出现, 但大多数的记者都属于兼职, 收入偏低且社会的认可度并不高。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 记者在当时就属于为了酬劳而进行写作的一群人, 但是所获得的酬劳其实并不高。因此, 对于当时的记者而言, 这一职业只是一个兼职的工作。到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一些巨型的新闻机构便出现了, 因为新闻机构对于记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在教育领域, 大学的教育中为了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开始设立新闻专业,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相关的新闻教育。同时, 新闻界也建立起了属于关于该行业的协会, 对记者行业的诸多理念与规范进行了确认, 比如:记者在面对新闻采编时应当保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姿态等。结合有关学者的理论, 记者在整个社会中不断变化的地位表明记者这一职位越来越具有社会学方面的意义。

对某一职业只是单单运用知识以及职业组织进行组织与规范, 往往会存在很多不利之处。在新闻职业化的发展过程中, 专业主义话语对整个行业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个有知识与能力的人并不是职业化的象征, 职业化的形成更需要有着为该行业的专业主义标准。打造名记者就成为了讲述专业主义标准的重要方式之一。榜样在阐述该职业的价值与意义时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记者头上的光环变亮使得从事该职业的人群得到了更多的社会认同, 从而职业化的形成也就随之而产生。

2 记者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消解

在如今, 有很多记者会对自己的职业进行描述时会出现如下的几个频率较多的形容词:“观察家”“公共利益的看门狗”“社会的守望者”“啄木鸟”等。这些形容词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更为丰富的涵义, 同时为我们建构记者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方向。

2.1 职业意识形成的认同

根据调查显示, 很多记者的职业意识觉醒与职业规范的确立是在逐渐的实践过程之中形成的。例如《中国青年报》的很多职业人, 会非常想要突破一些传统的, 诸如国家与媒体之间固有的一些边界问题, 这些职业人经常会这样认为:“《中国青年报》有关的领导一直在打擦边球, 处于中层甚至是下层的人员一般都是一些较为年轻的主任以及记者编辑, 他们能向前突破就向前突破, 遇到阻碍之后再另说。”在新闻记者看来, 每一次小小的突破将会导致一种新型惯例的产生, 而这对新闻记者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它可以帮助各大报社以至于整个的行业去不断的进行积累以形成整个行业所应该共同去遵守的专业性的道德规范。在记者工作中, “亲历”的心理会促使记者来建立起自己的职业权威。他们将“人民”的知情权作为了自身职业的良心, 通过一些事实的报道来敲击这些记者的职业良心。在这一过程之中, 记者群体的自我意识会的得到逐渐发展, 同时, 这些东西也在反过来不断影响着记者的工作。

2.2 记者群体内部对职业身份的认同

对于记者这一群体中, 内部之间的身份认同能够对构建记者身份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通过一些讨论、处罚、批评等等大家会形成一些“不允许”做法的共识。通过对记者群体内部的讨论与借鉴在同行之中国经过实践协商而进行的“言传身教”能够有效的实现身份认同的内化。

2.3 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消解

与所有行业一样, 身份认同与记者薪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就一般情况而言, 拥有的薪酬越高其职业身份认同度也会随之越高。新闻行业不仅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特征, 而且表现地更为复杂。当下各大报社虽然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 产出不断增多, 但其获得的稿酬收入却偏低, 因此从多方面对记者收入进行补偿的机制便随之而产生。在收入多元化的影响之下, 会出现普遍不敬业的现象, 而这一现象在中国却是非常关键的大问题。在谈及一些记者将收红包作为一种薪酬低的补偿时, 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面对报业利润不断下滑的情况之下, 多元收入变得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重要, 因为很多记者便难以独善其身。

3 总结

就如今的发展情况来看, 以前新闻方面的专业话语的说服力在逐渐下降, 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也变得不再那么神圣。如何使记者能够在传统媒体中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成为了其发展的一大目标。在时代发展的大洪流中, 记者应当在寻求自身职业身份认同的道路上进行更多更为有价值与意义的探索, 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被湮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 才有可能逆流而上, 寻找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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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娟.职业记者在微博使用中的自我呈现——基于新浪微博加V认证记者的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 2012.

女性身份建构 篇8

在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上, “根据里科 (Paul Ric覸ur) 的观点, 认同基本上有两种类型, 一是固定认同, 是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 被赋予认定之身份, 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另一种是叙述认同, 则是通过文化建构、叙事和时间的积累而形成的认同, 它必须经常通过主体的叙述再现自我, 处于不断流动的建构与调节过程中”。[1]《情人》文本中表现出的种族间的身份认同属于前者, 而性别身份的自我认同则属于后者。下面对文本中的种族、性别文化身份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后殖民语境中:种族———文化身份———认同

无论是地理位置上, 还是经济、文化上, 东方和西方都是两个对立而生的概念。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 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 (the Other) 形象之一”。“东方也有助于欧洲 (或西方) 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2]东方是西方意识形态中的“他者形象”, 它在本质上异于西方, 是西方自我定义的参照物, 东方和西方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

在西方和东方的交流中,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支配关系, 霸权关系。”[3]在后殖民语境中, 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这种不对等关系和二者间的相异性导致分属于不同种族的西方人和东方人在文化身份认同上通常都存在矛盾, 主要表现就是西方白种人对东方人身份的歧视。在《情人》中, 杜拉斯以西方白人的视角, 站在西方文化本位的立场上讲述发生在印度支那的故事, 在后殖民语境中, 文本的叙述话语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 呈现出西方意识形态视域中的东方形象。

在小说中, 情人自始至终没有名姓, 但从杜拉斯的描述中来看, 这位中国情人极富魅力:欧式装扮, 抽英国纸烟, 风度翩翩, 穿白色的制服的司机毕恭毕敬地为他服务, 他看上去就像有钱的欧洲绅士, 属于殖民地的富有阶层。但他是黄种人, 以西方人的思维模式, 白人因其固有的身份始终享有精神上的特权。少女一家生活拮据, 和中国情人相比, 经济上处于劣势, 但是在国家和种族上, 西方白人占有绝对的思维强势, 这种思维传统由来已久, 且根深蒂固。在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中, 西方白人是殖民者, 而黄种人和印度支那的本地人一样, 属于被殖民者阶层。“文化身份的确定总是取决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一个民族如果得不到其他民族的承认, 或者得到扭曲的承认, 就会扭曲其角色定位, 使其处于在虚假的、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3]。中国情人的儒雅富有并未改变白人少女一家人扭曲失真的价值判断, 他们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表示对情人的种族文化身份的歧视和不认同。正如里科所说, 这种种族身份的歧视, 就是在某一特定传统和地理环境下的固定认同, 是一种霸权式的文化异化。

《情人》中法国少女和中国男子间的恋情是在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关系中产生和维持的。较之其家人, 白人少女对待情人的态度相对温和、宽容, 她接受情人的黄种人身份, 但这种接受实际上是有基础的。首先, 少女一家的经济状况需要改善, 显然情人的物质财富是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其次, 情人不仅儒雅富有, 还在法国受过教育, 这多少拉近了二人之间的心理差距。少女并未在本质上认同中国情人的种族身份, 我们从文本中可以看到, 杜拉斯以少女嘲讽的口吻对中国人这一群体的描述, 例如:中国人“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 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中国的饭店大得像“百货公司”, 又像“军营”, “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 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4]。此外, 情人的父亲被描写成一个朽木般的人, 他躺在床上经营财产, 鸦片烟片刻不离。这种对东方人形象的丑化描写折射出作者潜意识中的种族歧视观念, 是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一种扭曲的叙事言语。

在身份认同问题上, 除了种族间的身份认同矛盾外, 作为白人殖民者阶层的成员, 白人少女一家也存在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在殖民地, 白人阶层分成不同的等级, 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少女的父亲去世已久, 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孩子, 一家人为生活所迫卖过动产家具, 吃过小鳄鱼肉这类乌七八糟的东西。母亲花光积蓄买了一块地, 结果被骗。几年中, 面对上门讨债的印度商人, 母亲只能又哭又骂, 躲在房间里不愿出来。关于买地受骗一事, 母亲曾想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公正的赔偿, 但“她多次诉讼多次败诉, 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 控告董事会董事, 控告殖民政府官员, 她要控告法律, 她束手无策, 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隐忍等待, 空等下去, 她没有办法, 只有哭叫……”[4]P48-49少女一家经济上的困境使他们在白人阶层失去话语权, 处于尴尬、被动的境地, 在身份的自我认同上感到困惑、无所适从, 这种困惑和尴尬起因于由个体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社会其他成员对个体身份的认同, 是社会等级观念的产物, 也是殖民地社会地位低下的白人阶层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

二、男权语境中:性别———文化身份———颠覆与建构

上世纪六十年代,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由原先要求男性、女性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权利的绝对平等, 转变为强调两性间分工的自然差异性。这一转变意味着承认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区别, 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两性间的差异性及女性的独特性, 从女性的自我发现和个体独立中寻求女性解放之道。“杜拉斯从不承认自己的作品与女权运动有什么联系, 但她却是最早用创作呼应世界女权运动的作家之一”[5]。在《情人》中, 杜拉斯运用另类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独特的叙事风格否定男权语境中男性的主导地位, 颠覆处于被动和次要地位的女性传统形象, 在叙述中凸显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特征, 获得自我认同感, 这就是里科所说的叙述认同, 在一种叙述的流动、动态的过程中在精神上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感。

小说中的叙事主体是白人女孩, 虽然小说的标题是《情人》, 实际上情人“与书的标题所宣告的相反, 既不是主要人物, 又与作品全面展开没有关系。他更不是聚焦的特定所在。叙述视角, 叙述的语态———人们就是在这方面才能有所见、有所言———根本都不是属于他的, 而是属于那个女人的”。[6]194通过这种叙事安排, 杜拉斯成功构建出一个由女性主导的话语空间, 女性由男性话语空间中的“研究对象”和“被陈述对象”变成文本的叙述主体, 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以女性的眼光来打量男性, 用女性的思维形式和表达方式描述男性, 从这一叙述模式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男权语境中男性主导地位的否定和颠覆。

如果说在叙事模式上, 杜拉斯对男性主导的话语权的颠覆是隐性的话。那么《情人》文本中对少女的大哥哥、小哥哥的男性身份的颠覆却是彻底的。少女的大哥哥嗜赌, 吸鸦片, 游手好闲, 处处逞凶为恶, 是个魔鬼般的人物。她的小哥哥善良得近乎懦弱, 受大哥哥的欺负, 无力反抗, 在学业上也毫无成就。按照惯常的社会价值观念, 家族中的男性应为家庭的支撑, 是家庭和社会责任的担当者, 他们都是母亲羽翼下的寄生者, 无力承担责任, 男性自身的身份魅力无法彰显, 其身份地位在社会上更是得不到认可。尤其是大哥哥, 在生活中犹如一只肮脏的寄生虫, 在道德层面上不被社会认可, 在生活中更是家庭经济和母亲情感的负累。杜拉斯塑造的这两位男性亲人的形象足以证明其对男性形象和男性身份的嘲讽和颠覆。

杜拉斯在颠覆男性性别身份的同时, 也在文本中通过白人少女自我形象的塑造, 建构了其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身份特征。在小说中, 少女化妆, 穿镶金条带的高跟鞋, 尤其是那顶玫瑰木色的平檐男帽和母亲的真丝连衣裙, 更是极富个性特征。“在那个时期, 在殖民地, 女人、少女都不戴这种男式呢帽。这种呢帽, 本地女人也不戴”[6]10。平檐男帽是塑造男性形象的装饰物之一, 少女选择这种带有男性特色的装饰, 表面看是一种个性化的选择, 从更深层次来看, 它暗示了少女潜意识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那件母亲的真丝裙装, 少女用一条皮带对它进行了装饰和变形。“这是无声反抗的明言隐喻, 母亲连衣裙的变形是一种方法, 用来持反对立场, 在不断绝关系的情况下肯定自己……”[7]平檐男帽和装饰过的母亲的裙装弥补了少女体型纤弱的不足, 外表上的装束充分体现了少女精神上的强势。可以说杜拉斯文本中塑造的少女形象是颠覆性的, 她不同于男权社会中循规蹈矩、压抑自我个性、处于被动地位的传统女性形象, 她在男权社会中张扬个性, 颠覆了传统的女性身份的诸多特征, 并自我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女性身份特征, 与男性身份相抗衡, 这是杜拉斯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

对于两性间的关系外, 杜拉斯也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除了种族间文化身份的认同矛盾外, 少女和情人间的关系还体现出了杜拉斯的女性主义意识。情人在渡船上被戴男式呢帽、打扮非同一般的少女吸引, 从此便受她的掌控, 他着迷于她, 在她面前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此外, 情人一直依附于他的父亲, 在经济上和在精神上都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我发现, 要他违抗父命而爱我娶我、把我带走, 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 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 那就是我, 他的奴性, 那就是他父亲的金钱。”[4]情人和白人少女间恋情的失败, 一方面由于种族间的身份认同矛盾, 另一方面由于情人本身的懦弱和他在经济及精神上的寄生性。杜拉斯从性别角度对情人形象的塑造, 完全打破了男权社会男性主宰一切的霸权形象, 男性和女性性别身份的颠倒及女性用“身体”来反叛男权, 表现出女性有意识地反抗男权社会, 抵抗女性的异化。

在《情人》中, 杜拉斯一方面在种族身份上表现出典型的西方文化霸权的思想, 对黄种人身份表现出明显的歧视, 另一方面在男性占有主导权的社会中关注女性身份的独特性, 争取女性和男性平等的权利。这种矛盾的二重性在杜拉斯的其他文本中也有所体现。无论是在后殖民语境中, 还是在男权语境中, 《情人》中的文化身份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摘要：在《情人》这部自传体小说中, 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方面, 在后殖民语境中, 东西方不同种族间存在文化身份认同矛盾, 西方白人的弱势群体也面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另一方面, 作者通过女性叙事主体颠覆男权语境中传统的、被动的女性文化身份, 凸显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独特身份特征。本文从文化身份角度分析《情人》文本中表现出的种族文化身份认同矛盾和女性自身文化身份的建构。

关键词：《情人》,后殖民语境,种族,性别,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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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法]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著.王道乾译.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情人·乌发碧眼.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194.

[9]同[5], 10.

[10][法]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著.徐和瑾译.杜拉斯传.漓江出版社, 1999:43.

女性身份建构 篇9

【关键词】《回家》；人物身份

1.麦克斯、伦尼、乔尼和萨姆的身份问题

麦克斯、伦尼、乔尼和萨姆这一组人，他们从事着并不光鲜的职业，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所困只能挤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他们对关爱有需求却得不到，也欠缺表达关爱的能力。在现实的重压下，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没有能力获得成功。倍感焦虑之下，他们只好通过其他方式建构新的身份，获得关爱和尊重，缓解挫败感。是以他们争夺家庭的主导权，渴望建构比其他家庭成员更高的身份来获得优越感，消解由于外界现实造成的挫败感。

麦克斯常常用自己老了来自嘲，但是从其他人口中听到这些词会暴怒。这说明他虽然对自己的身份心知肚明，却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现实的重压导致了他的焦虑和敏感。他会嫉妒兄弟事业上的成功，找着机会就要将他奚落一番。这说明他知道自己年龄大了再也不能工作，也再没有机会用事业上的成功来获得关注和认可。正因为此，他总是抓住一切可以言说的机会，引起家里其他人的关注。

伦尼作为家中的二儿子，过了而立之年却还留在家里“啃老”，虽然他从未明说，但是内心也为自己的无能和经济状况的窘困感到自卑。所以他平日总装作一副做正经事的样子，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心虚。

乔尼常把自己打拳击的事挂在嘴边，逢人便提。这是因为他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年逾二十还没有正经工作，回家还要依靠父亲给做饭。他一方面需要通过拳击上的成功获得父亲的赞许和认可，另一方面又希望显示自己已经“长大”，可以摆脱父亲的约束和管制，所以表现得不把父亲放在眼里。

萨姆是麦克斯的兄弟，伦尼和乔尼的伯父。他同他们一家人挤在一座房子里，难免会产生“局外人”的心理。所以尽管麦克斯常常对他恶语相向，他还是要尽量对他保持顺从，以免被他赶出家去。当麦克斯扬言等他没了收入就将他赶出这个家的时候，他也只能用“这是父亲母亲留下来的房子”来反驳。从以上细节可以看出，这一家人不满于当前的低微身份，并为此感到挫败和自卑。

综上所述，这一组人身份低微，是一群物质生活并不富足，身份地位较低，对自己身份感到挫败和不满的人。

2.麦克斯、伦尼、乔尼和萨姆的身份建构方式

为了缓解挫败和自卑，改变身份困境，他们不得不用其他方式获得成就感，拯救深受超我压抑的自我。他们没有言说自己痛苦的平台，没有机会去向公众表达自己对于关爱的诉求。于是，他们只好将目标锁定在离自己最近、情况也最为相似的家人身上。他们互相排挤，争夺和维护家庭里的主导权，通过证明自己比家里其他人更有能力，更有身份来获得尊重和关爱，获得心灵上的慰藉。

当特迪带着妻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先前的努力不再有用。因为特迪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比他们成功很多。他的出现，就像是现实为他们敲响的一鸣警钟。在他面前，他们为自己建构再高的身份也没有用，因为他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他们，他们是一群无能的失败者，是打着光棍的穷人。更糟糕的是，特迪还曾经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曾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让他们更加自卑于现今的身份。在这样的事实刺激下，他们不约而同联合起来，故意同特迪的妻子淫乱，从而羞辱特迪，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弥补由于他的到来而深感受挫的内心。

综上所言，他们的身份建构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争夺家庭主导权，建构更高身份；二是羞辱特迪，维护身份。

2.1争夺家庭主导权

为了争夺家庭主导权，他们或而通过滔滔不绝的自述获得关注，或而通过停顿来等待对方的响应，强化自己的身份，或而通过沉默显示对他人的轻蔑，对他人的身份发起挑战。

他们的另一个身份建构方式是记忆和想象。通过他们记忆和想象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潜意识里希望自己有所成就、被人认可和关爱。可是现实却是他们物质生活窘困，没有光鲜的身份地位，相互之间也难以和睦相处。他们被现实压抑，深感焦虑和挫败。但是又无力改变现状，只好通过记忆和想象美化自己，在想象中获得夙愿实现的快乐，以此来获得些许安慰，缓解挫败感。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通过讲述这些幻想和回忆，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获得他人的认可和羡慕，从而建构比他人更高的身份。

除此之外，他们建构身份的方式还有转移话题。每当有人提出他们不感兴趣或者不利于他们的话题，他们便想方设法转移对方注意力到有利于自己的话题里，通过对话题的控制来实现对对方的控制，建构更高的身份。

2.2对特迪的羞辱

特迪有钱旅游，当了大学教授有事业也有地位，还有妻子孩子，他的成功招致了他们的嫉妒，激起了他们的挫败感。当特迪和麦克斯叙旧，露丝也得到父亲认可的时候，伦尼突然问起特迪艰涩的问题，故意使他难堪来消除自己的挫败感。麦克斯看到自己两个儿子和嫂子淫乱的场景后，也乐于看到特迪被羞辱，在一旁火上浇油继续刺激他，告诉特迪以后结婚记得把妻子带来，娶了这样的妻子不要觉得羞辱，因为他心胸宽大，还说露丝是个有品质的女人。之后露丝问起特迪家人有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他更是坦白的说自己从来没有，以此来羞辱特迪。

晚上的时候，伦尼见到特迪的第一句话是问他“怎么还没走”，得知被他故意偷走了乳酪面包，他气愤又无奈，只好继续打击他，说自己的一家人都很忙，是个完整的集体，以此来排挤他。在这之后，一家人更是提出留露丝在家让她做妓女的决定，完全将她物化，商讨她的价值，还让特迪介绍自己的同事朋友做露丝的客人，将他羞辱到底，一家人通过对他的打压终于成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所以最后特迪离开，麦克斯很高兴，说见到他很愉快，告诉他如何离开，还给了他一张照片。伦尼，乔尼也开心的和他告别。

3.麦克斯、伦尼、乔尼和萨姆的身份建构的失败

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他们的身份并没能构建成功，也没能获得其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残酷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挫败感和焦虑依然存在。与此同时，他们的自我还受到了超我的惩罚，充满愧疚感。所以在剧终，乔尼和伦尼围在露丝身边，依靠与她的亲密动作获得抚慰。而第一个提出留下她在家的麦克斯愧疚感和挫败感最甚，所以他不断的叨咕，乞求获得她的关注。

女性身份建构 篇10

一、高校就业指导教师专业身份认同阐释

(一)专业身份认同

“身份”与“认同”在英文中是同一个单词即“Identity”,其含义可表述为使处在某一群体中的个体,主动建立一个认知和表达体系,在自己是谁、自己是做什么的、扮演什么社会角色、遵循什么规范等问题上形成清晰的主体意识,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并表现出相应的主体行为,认同强调个人在社会情境下的自我反思。专业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作为专业人员身份的辨识与确认,是个体在从事专业工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对于自身工作的感知、理解和情感态度,其本质在于个体在群体中突显自己的身份特征,表达的是个体在本群体中“做到最好”的主体诉求。专业身份认同直接影响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左右其对自身及工作价值的肯定程度。

(二)高校就业指导教师专业身份认同

高校就业指导教师是将专业知能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专业化群体,他们是高校就业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事教学、咨询和科研等工作。根据泰科勒的观点,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由两方面构成:一是以教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个体背景为基础的专业生活认知即个体认同;二是基于外部的社会团体及大众对教师的希望即社会认同。同时,根据认同理论,对教师专业身份的认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区别于其他专业与组织的规范与制度,即专业内的一致性;二是就业指导教师在专业领域内的自我觉知,即彰显个体的独特性。因而,在高校就业指导教师专业身份认同即指就业指导教师对其就业指导专业的认知与情感,既包括就业指导教师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和谐,又包括在强调群体同一中兼具个体差异。

二、高校就业指导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缺失

根据布瑞克森(Brickson)关于教师专业身份认同形成理论,就业指导教师专业身份认同包含认知、情感、行为和社会等四个方面因素。在认知方面:能感觉到作为独特个体的自我概念和作为群体成员的群体自我;在情感方面:拥有乐观的情绪和足够的自信,在群体中很开心;在行为方面:能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计划和活动,并为别人的利益着想;在社会方面:能很好地和他人交流,拥有良好的公共关系。目前,大多数高校就业指导教师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专业身份认同。其主要表现如下:一是虽然喜欢就业指导教师这一岗位,但在工作中并不感到自豪和幸福;二是虽然愿意做就业指导教师,但如果本专业需要,就会放弃就业指导工作;三是在就业指导专业知能上并不自信;四是对就业指导的发展前景感到渺茫;五是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名就业指导教师地位很重要;六是虽然有教学团队,但并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

造成高校就业指导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缺失的原因包括:一是重视社会认同而轻视个人认同。社会过于夸大和否定就业指导教师的工作,导致就业指导教师对专业认知的模糊和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因受到外界环境变化而摇摆不定。二是强调群体同一而忽略个体差异。在专业认同中,只看到专业或行业标准和规范对就业指导教师的规定,却忽视了就业指导教师自身实践与经验的独特性和其积极主动性的发挥。

三、就业指导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建构

高校就业指导教师对就业指导专业和自我角色认识越多,在教育实践中体验到情感快乐越多,其专业身份认同也越高。只有就业指导教师对其专业身份认同,才能促进自身专业的成长与发展。教师专业身份认同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建构涉及包括国家、学校和教师等三个层面。

(一)国家层面

1.开办就业指导专业

在高校开办就业指导专业和建立学科体系,并形成合理的课程群,可先设置研究生和博士层次,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可以由心理学院、教育学院、管理学院、社会学院等相关学院联合招生和培养,以使我国有知识体系完备,专业技术扎实的专业化的就业指导人才。

2.建立相应的学术职称系列

职称评审制度是稳定和发展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重要举措,而在我国目前的职称评审系列中,还没有把就业指导列入其中,只是在某些省份如河南、江苏等地将高校就业指导列入大中专院校职称专业设置范围,但影响力不大,就业指导教师在职称评审上依然缺乏保障。进一步深化职称评审制度改革,解决高校就业指导教师职称评聘问题,让就业指导教师和专业教师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待遇。

(二)学校层面

整合高校教师培训与学术团队,通过校内外培训,形成校内外学术团队,以校内团队为主,校外团队为支持的学术团队,促进其交流合作。

1.教师培训提升

就业指导作为一门专业性工作,其专业知识和技术是不断发展的,就业指导教师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提高。就业指导教师培训包括专业元认知、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与技术等。要在培训中重视专业元认知和专业理念的学习,先通过专门学习,然后在专业知识和技术学习中贯通。培训能够使指导教师的专业知识得以扩展,专业技术得以提升,对就业指导专业认同度更高。

2.学术团队促进

任何一种社会身份都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价值,身份必须依赖自我和他者在互动中建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群体基础之上的,一个能够相互促进其专业发展的学术团队必不可少。就业指导教师的学术团队是指具有共同或相似的价值取向和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兴趣目标,并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组成的专业群体。学术团队建立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使得同性相吸,异性相排。

(三)教师个人层面

融合心法与技法,心法要落地,技法无优劣,以心法统帅技法,通过技法悟出心法。

1.心法修炼

心法是意念层面的,具有无形性,但可以在教学与咨询过程中体现出来,就业指导中,心法是技法的基础,技法遵循心法,心法需要在专业实践中体悟,也需要接地气的修炼即立足自身所处环境,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具体实践中总结悟道。

2.技法提升

技法的学习提升永无止境。每个人都因其赖以生活的故事而创造了特殊的地位与取向,建构了自己的身份。同时,专业认同是在教育实践的认识过程中不断建构的,并受到这种认识的深度和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因而,可以把叙事反思与行动研究相结合。教师要进行教学和咨询实践的积累,在实践行动中完善对专业身份的认同,同时,通过说或写故事的方式使实践成果公开化,并深刻反思与讨论个人的实践知识,最终成为新的理论成果,促进教师个人与团队的共同成长。

只有教师自身在其专业身份认同中发挥自主性与主动性,逐渐建构自己的专业身份认同,才能使周围环境产生正向叠加效应,同时,外部环境的进一步促进又会使教师增加其专业身份认同的积极性,通过发挥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来建构就业指导教师专业身份认同。一旦就业指导教师形成了自己对其专业身份的认同,就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经费和职称评审等问题而摇摆不定了。正如周淑卿所言:“唯有认同自己作为一位专业教师的身份,教师才真正清楚自己的专业成长方向,才能真正‘扩权增能’,不因变动频生的改革方案而无所适从,也不至于追逐华丽与流行的说法而随波逐流。这样的教师才真正拥有来自专业判断的自主权,而且此种自主权不是任何权力单位所能赋予的。”

摘要：高校就业指导教师是将专业知能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专业化群体。高校就业指导教师专业身份认同是其专业化发展的前提和内部动力。文章对高校就业指导教师专业身份认同进行阐释,并从国家、学校和教师等三个层面来建构教师专业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