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中的蓝色动力

经济转型中的蓝色动力（精选五篇）

经济转型中的蓝色动力 篇1

1. 山西资源型经济状况

资源型经济, 指区域依靠矿产资源等资源的比较优势, 通过开采、加工自然资源继而形成初级产品的一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山西煤炭资源较为丰富, 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产业为主导的资源型经济结构。2010年底, 国家发改委宣布正式批复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意味着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劳动力及就业问题

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会产生大批富余的劳动力。随着煤炭产业的衰落和其他新能源的推广, 社会对煤炭的需求量下降, 从而对与煤炭行业相关的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同时, 一些新的产业迅速发展, 又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资源型经济转型中的就业问题也逐渐显露, 主要存在以下困难:

(1) 劳动力数量较多。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需要转移、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与可吸纳的岗位数量间存在矛盾。

(2) 劳动力素质较低。山西的资源型经济转型从长远角度看, 必须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要求的第三产业, 而由煤炭产业转移过来的劳动力劳动技能单一, 素质较低, 难以直接被新兴产业吸纳。低素质的劳动力与高起点的工业转型要求存在矛盾。

(3) 户籍制度制约严重。我国的户籍制度较为严格, 严重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这使得劳动者通过迁移实现再就业变得困难。

(4)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社会保障的资金积累及保值、增值能力不足。这使劳动力易产生“后顾之忧”, 对其转移和就业产生了阻碍作用。

(5) 资金供给不足。目前对劳动力转移和就业资金投入来源渠道较为单一, 资金供给机制不健全。

(6) 劳动力市场发育不成熟。目前山西的劳动力市场在就业信息发布、岗位开发和就业指导等方面存在不足。

二、政府的角色定位

1. 政府与市场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起决定性作用。然而, 我国的国情较为特殊, 政府在经济转型和就业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制定的各项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劳动力转型是否能顺利实现。

(1) 市场的缺陷。1市场与公共品。公共品具有两个特点: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所有权上的非排他性。在资源转型过程中, 有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是企业不愿提供或没有能力提供的。例如, 在劳动力再就业中存在的资金不足问题, 显然单凭企业是无法解决的, 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2市场与外部性。市场机制不能总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本身并不能解决外部性。虽然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通过市场使外部性内在化的例子, 但总会存在一些难以内在化的外部性。在资源转型和劳动力就业中, 煤矿企业的污染问题产生负外部性、教育力度不够使正外部性较弱等情况, 都属于难以内在化的外部性。

(2) 政府对市场缺陷的弥补。市场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 是由市场自身的内部机制决定的。在资源转型和劳动力就业中, 难以避免“市场失灵”。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 有必要弥补市场缺陷, 为山西经济和劳动力的“双转”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2. 政府的角色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政府是社会经济管理者、宏观经济调控者、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微观经济的规制者。在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劳动力转型中, 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都具有重要作用。

(1) 政府的职能。1市场监督。市场监督职能就是实行微观规制、促进市场竞争的职能。在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必然有很多新企业的出现。而政府作为微观规制的主体, 可运用质量规制、投资规制等经济性规制和劳动安全规制等社会性规制, 对企业进行市场监督。2社会管理。社会管理职能中有重要的一条, 即引导市场并通过市场协调地区、部门、企业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政府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直接参与经济的运行, 而是通过引导市场间接调控经济。例如在经济转型中, 政府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等措施引导项目的投资, 而并不是直接参与项目投资。3公共服务。公共品一般由政府提供。在“双转”的过程中, 政府应提供以下公共物品和服务:一是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二是为社会提供健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三是提供完善的法律、法规、基本制度与规则, 奠定市场经济顺畅运行的制度前提。

(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不同作用。1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主要起引领统筹的作用。在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起主导作用, 但有时地方政府受到资金、政策等方面的约束, 无法很好地实现转型, 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政府就应给予地方政府必要的援助与支持。国家发改委批复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就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支持的一个表现。2地方政府。山西省政府和省内各地市政府, 既要执行国家的相关政策, 又要根据中央政府的政策, 制定具体的配套措施, 安排各部门具体实施, 做好“双转”的工作。

3. 政府调控的尺度

政府在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营造发展环境, 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等方面。但是, 企业和劳动者应该是“双转”的主要角色, 政府应该把握好调控的尺度, 不能包办市场主体的行为, 更不能介入企业内部活动, 应做到“政企分开”。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 应该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运作格局。在劳动力就业中, 应该坚持“劳动者自主就业, 市场调节就业, 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方针, 政府在其中主要起引导和统领作用。

三、政府的解决路径

1. 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劳动力转型的联动

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劳动力转型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在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产生了对劳动力转型的要求, 而反过来, 劳动力的转型成功与否对资源型经济的转型的成功有重大影响。所以, 应将经济转型和劳动力转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看待, 实现其联动发展。

西方国家在解决就业问题中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非自愿失业理论, 一种是关注劳动供给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前者从增加劳动力需求的角度出发, 后者旨在改善劳动力供给。这给山西省政府解决经济转型中的劳动力问题提供了借鉴。在下文提到的两个路径中, 促进经济转型就是从增加劳动力需求的角度出发, 而改善劳动力市场则是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考虑。

山西省各级政府在促进劳动力转型的过程中既不能脱离资源型经济转型这个大背景, 在推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促进劳动力就业, 又要结合劳动力市场的具体状况, 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各主体的引导促进劳动力转型。

2. 促进经济转型

资源型经济转型是劳动力转型的一个前提, 转型经济对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有重要作用。

(1) 优化产业结构。1改造传统产业。山西的煤炭产业存在多年, 对山西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巨大作用。因此, 不能完全抛弃原有的产业另起炉灶。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 对传统产业中有市场、发展潜力大的产业实施技术改造, 增加科技含量。例如可以通过粉煤灰精细化综合利用、井下抽放的瓦斯发电等措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在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劳动力的需求, 这将有利于劳动力的就业。2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能容纳较多的劳动力, 给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第三产业一般可吸纳50%~80%的劳动力。而山西省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较少, 第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很大。因此,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促进劳动力就业和转移的重要途径。3现代农业。过去的资源开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前文已述, 富余劳动力大部分属于简单劳动者, 改行从事其他产业比较困难。即使是教育、培训, 也需要一个过程。而现代农业对文化程度、知识结构和劳动技能的要求相对较低, 所需投资少, 风险小, 见效快, 就业门槛低, 适合经济转型中富余劳动力的自身条件。因此可以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吸纳富余劳动力。

(2) 合理规划城市。政府的城市规划部门和就业管理部门长期以来“各自为战”, 城市规划部门不管就业, 就业管理部门不管城市规划。政府的这两个部门应通融协调, 合作解决资源型经济转型中的就业问题。

合理规划城市, 关键要建设和发展小城镇。首先, 各地政府应该根据就业优先战略, 结合地区特点选择小城镇的模式。其次, 各地政府应建设多元化的投资体系, 解决小城镇建设的资金来源。最后, 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 增强小城镇对失业离岗矿工的吸引力。

3. 改善劳动力市场

(1) 加强对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前文已述, 经济转型中富余劳动力具有文化程度不高、劳动技能单一的特点。因此, 政府应对为转移劳动力进行一定的资金投入, 引导企业加强对职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失业人员的素质, 增强他们适应新职业、新岗位的能力, 最终实现重新就业。

(2) 引导劳动者树立正确就业观念。政府应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 引导劳动者改变就业观念, 使其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例如, 引导其树立“多种渠道就业观”, 鼓励自主创业。

(3) 制定再就业优惠政策。政府可以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吸引资金和技术。例如对于新兴产业项目, 给予投资补贴和减免税费政策, 吸引更多新兴产业的投资, 鼓励企业吸纳更多的下岗人员就业。

(4)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在扩大保障范围的同时, 加大对再就业工资的支持力度, 保证各项社会保险金按时足额支付。

(5) 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山西省各级政府应建立统一的劳动力资源库、职业信息库, 建立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网络, 为失业人员提供及时、优先的就业信息和服务, 增强劳动力流动的有效性。政府还应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规划、立法、监督和管理, 培育统一开放、依法规范的劳动力市场。

(6) 适当采取劳务输出政策。上文中提到, 可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现代农业促进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然而, 实现产业升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仅仅依靠就地转移的难度较大。山西省可以适当实行劳务输出战略, 有组织地输出劳动力。

山西省资源型经济和劳动力的“双转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这个工程中, 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但仅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 一方面, 离不开市场机制的配合, 另一方面, 需要劳动者自身、各类企业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摘要：本文从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背景出发, 对经济转型中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的问题进行探究, 并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政府在促进劳动力转移与就业中的作用, 结合实际为政府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参考文献

[1]柳欣, 林木西.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2]张丽.资源型城市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山西省乡宁县的调查数据[J].晋中学院学报, 2011, (4) .

中国经济新亮点:转型发展动力澎湃 篇2

即便是告别了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区间, 即便是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 很多人依然认为中国经济“仍是一个奇迹”, “有保持稳定增长的自信”。

“中国经济告别了青春期, 进入青年期。虽然仍有阵痛和不适, 但显得更加强壮”。这是国际舆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尽管不乏一些“唱衰”论调, 但更多的观察者认为, “中国经济增长将在中高速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平衡。”

那么, 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到底有多大?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究竟在哪里?“中国信心”的理由是什么?

回旋余地大

最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在中西部和农村地区, 大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积极实施“五化”统筹, 将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劲的动力

在一季度的GDP“榜单”上, 重庆以10.7%的增速领先全国。近年来, 这个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市一直呈现出领跑者的姿态。

不仅是重庆, 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省市基本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 重庆和贵州两地增速均超过了10%, 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的增速超过8%。这一态势表明,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 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与长江经济带遥相呼应, 京津冀地区同样表现抢眼, 尤其是处于深度调整中的河北, 俨然成为“逆袭者”, GDP增速比去年一季度提高2个百分点, 是全国一季度经济增速提升最快的省份。对于正在大幅压减过剩产能的经济大省来说, 这一成绩殊为不易。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之后, 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均大幅增长。在全球总需求不振、国际市场扩容受限、国内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不利条件下, 这一成效令人振奋。

“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 这是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从现在的情况看, 这三大战略正在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新的重要引擎。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苏区振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五大国家战略交汇, 这是江西千载难逢的机遇!”江西的同志这样说。今年一季度, 江西GDP增速8.8%, 位列全国第五, 这是近10年来的最好位次。

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很大——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最大的潜力和回旋余地在哪里?在广袤的中西部, 在广大的农村。因此, 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积极实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必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从区域经济角度看, 东部地区的增长潜力将更多来自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而中西部地区因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其发展空间和潜力也大。如果中西部发展起来, 无疑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

再看城镇化。截至2014年, 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4.77%, 刚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一般在80%以上, 这意味着, 在未来的若干年, 中国的城镇化将持续推进。有研究认为, 到2030年, 中小型城市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其对城镇GDP增长的贡献将达到40%。显然, 城镇化将是继工业化之后,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巨大引擎。

毋庸讳言, 目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 出口低迷, 消费增长乏力, 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无疑是重要选项。有观点认为, 我国投资比例过高, 不宜再搞投资, 这种观点以前看可能有一定道理, 但现在看并不全面。

且看这样两组数字:我国在公共领域的投资只相当于欧盟的33%、美国的28%, 差距还非常大。今年一季度,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只有13.5%, 比去年同期回落4.1个百分点。

因此, 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 我们需要继续加大投资力度, 特别是向薄弱的农田水利、铁路公路、环境保障、城市地下管网等方面倾斜。这与过去低水平的产业方面的重复建设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 在基础设施方面, 非但不存在重复建设, 而且需要加紧建设。须知, 加大在公共领域的投资, 不是拉动经济的权宜之计, 而是改善社会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的长远之举。

调控工具多

区间调控“稳增长、促就业、优环境”, 定向调控“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 预调微调“动手早、有力度、见效快”

“当前经济形势稳中有进, 各项重大政策执行有力, 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这些成绩的取得, 与中国创新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实施了科学的宏观调控密不可分。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亮点和成功之道。”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

区间调控, 让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 稳增长、促就业、优环境。

从去年底以来, 三次降息、两次降准、增加财政赤字规模……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 确保了我国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较之原来注重增长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常态要求经济社会多目标协调平衡发展。以宏观调控的新成效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不踩大油门, 不搞强刺激, 更多运用市场力量。”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说。

定向调控, 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企业的感受最明显, 但是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九江中科鑫星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爱琴说。他们的明显感受是, 经济环境在改善, 比如政府下大力气解决贷款难, 减税和降费减轻了企业负担。“政府给我们企业很多扶持政策, 企业发展机会越来越多了。”

作为区间调控方式的深化, 定向调控抓住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定向施策, 聚焦靶心, 精准发力。针对村镇银行、农信社、农合行、农发行的“定向降准”, 加大了对小微企业、“三农”、重大水利工程等的定向支持。对众创空间、创新工场等各种孵化器的租金、场地、税费支持, 有力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加强财政资金对市场和民间资金的引导, 以财政投入撬动社会投入。

定向调控点准了穴位, 产生四两拨千斤的良效。今年前4个月, 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同比增长20.4%, 比全部投资增速高8.4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保持活跃, 投资比重继续稳步提高, 增速快于全部投资增速。

加大预调微调力度, 政策预留提前量和富余量, 动手早、有力度、见效快。

地处西南的贵州近几年经济增速一直居全国前列, 就是得益于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大力执行, 对预调微调的科学理解、精准拿捏。2013年下半年, 为破解传统产能过剩、市场低迷的困局, 贵州超前谋划, 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大数据、大健康等新兴产业, 并从财税、投资、金融、土地、环保、人才等方面储备、出台一系列政策, 为经济发展添柴加火。

“宏观调控‘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多。”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说, “近年来, 我们不仅加强了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而且创造性地把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制定战略规划结合起来, 发挥出巨大的政策叠加效应, 积蓄了经济增长的长久动力。”

发展后劲足

最大动力是改革, 改革调整利益关系、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发展潜力, 让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每个创业者都找到创新“风口”

要看经济发展的潜力, 先看市场的活力。市场活则经济活, 市场强则经济强。

市场的活力从何而来?一靠改革, 二靠创新。改革与创新互为因果, 改革推动创新, 创新倒逼改革。

“说到底, 发展的最大动力是改革。”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 “当前一些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观点, 主要是集中在人口因素、环境因素等发展要素出现了拐点, 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成本。但是这种声音却忽略了全面深化改革所能释放的能量。”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 我国新增市场主体呈现“井喷式”增长, 去年达1293万户, 其中新注册企业增长45.9%, 城镇新增就业仍达到1322万人。今年1到4月, 新注册企业继续保持每天1万户, 城镇新增就业445万人, 市场活力得到极大激发。

这是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释放市场活力的一个缩影。

两年多来, 国务院部门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537项, 提前2年完成了简政1/3的目标。投资核准事项中央层面减少76%,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除特殊情况外全部取消。工商登记实行“先照后证”, 前置审批事项85%改为后置审批;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 企业年检改为年报公示。

“衡量一个经济体增长前景的方式之一, 是看这个经济体是否有资源、政策能力和政治意愿去根据当前环境修复或改变增长模式。”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斯彭斯说, “总体来看,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通过了这些考验, 是灵活的、有适应力的。”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每个创业者都在寻找着下一个创新的“风口”。

手足口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在江西抚州, 一家名为博雅生物的民营企业向它发起挑战。近年来他们全力攻关国家863项目中的一类新药“手足口病人免疫球蛋白”, 目前已进入临床评审阶段, 这一产品如能研发成功, 将填补世界空白。“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做‘减法’, 推动我们在科技创新上做‘乘法’!”公司党委书记姜国亮说。

改革创新是市场活力的源头活水, 信心则是这条活水的河床。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正是对经济发展充满信心的最生动体现。

这两年来, “创客”“众筹”“众包”等新的创业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创意产业、智慧产业等依托互联网兴起的行业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经济转型中的蓝色动力 篇3

2007年, “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 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和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业现代化表明, 发挥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是推进农村健康和顺利发展的客观要求, 突破二元结构发展体制与机制是促进国家协调发展的必需。实际上, 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大多数国家, 其经济是二元的, 而不是一元的[1]。

1 对于农业劳动力提出的新要求

1.1 新型农民培育要求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

在农业经济发展中, 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效率与效益。现代农业需要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只有素质和技能较高的农户, 才有可能将自己培养成有较强市场意识、有较高生产技能和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者。外出务工的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 能够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带头人。在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背景下, 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或乡土人才从事现代农业经营, 也有助于现代农业经营者的出现。

1.2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是确保农业转型的必要条件

一般而言, 当一个国家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时, 农业经济增长率和效益较高。特别是出口创汇形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农业生产与经营者。近两年, 国际性金融危机浪潮席卷全球。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农业外贸环境不容乐观。一方面, 农业国际贸易壁垒偏向于发达国家, 致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面临着两难困境, 既要保障食品安全, 还要确保农业生态环境不遭受极大破坏;另一方面,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还要解决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等持续性的目标。以上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取决于政府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果。可见, 在保障本国居民食品安全的前提下, 还要重点考量农产品出口创汇问题。以畜产品为例, 我国畜牧业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是30%, 而发达国家占70%～90%。从国际上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 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种植业所占比重下降, 而畜牧业所占比重上升。畜牧业和种植业等农业产业的内部循环机制的构建显得尤为必要。实际上, 种植业内部也有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问题。其目的之一就是增加出口创汇的能力。

1.3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提高, 需要公共财政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

社会保障制度被称为“社会稳定器”。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一些国家的公共财政绝大部分投向于社会保障领域。因此, 构建起了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机制。高福利促进了国民参与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参与以及文化再造的全过程。历经政策调整与优化, 基本上达到了农业经济发展必须的资源性投入的要求。当然,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保、富裕与公平等诸多矛盾。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以减弱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严重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也需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 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达到“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等农村居民发展的目标。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和强化农村社会管理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必须的基础性工作。

2 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优化的基准与方向

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问题既涉及到年龄和性别构成, 又涉及到就业、收入、消费、婚姻家庭和教育等问题。其优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要实现整体结构的合理化, 同时要缩小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制约作用, 达到农业劳动力数量、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相协调和可持续的状态。按照劳动经济理论的解释, 人口的增长会带来经济效果, 对经济增长既有积极的影响, 又有消极的影响[2]。同理, 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状态也会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在优化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基准。

2.1在赋予平等的公民权的目标约束下强化以人为本

农业劳动力争取国民待遇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使自己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等权利, 让自己共享改革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成果, 从根本上改变农民传统的观念和行为, 使之树立现代观念, 提高素质, 实现全面自由发展。只有实现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现代化, 才能够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因此, 在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时,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即应该尊重一个人的生命, 尊重基本权利, 不能搞强迫命令。要提高城乡所有从业人员的素质, 促进农业劳动力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 全面实施免费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公平。

2.2因地制宜促进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合理化与高级化

在不同地区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发达地区经济条件好, 人力资源素质高, 交通方便, 生育观念较为现代, 因此该类型地区的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比较合理;而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经济和政策优势都不突出, 因此总体上该类型地区的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还处于不合理状态。这就要求在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优化过程中, 要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首先, 要从各个区域综合发展高度推动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优化目标的实现。无论是在发达地区, 还是在欠发达地区, 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应该是一个总体, 要求对农业劳动力总量进行有效控制, 对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同时, 要求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促进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现代化, 即促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和劳动力资源的协调发展。其次, 要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和政策优势等实际情况出发, 制定出符合区域发展要求的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优化计划;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优化政策。

2.3 避免盲目赶超战略的实施强调循序渐进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农村劳动力众多、地区与城乡差距较大, 这决定了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优化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要根据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发展的意愿与需要, 分清轻重缓急, 循序推进。比如,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 就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适当水平, 逐渐覆盖广大农村, 注重国家特色与地区特色相结合。

2.4 体制安排和机制创新相得益彰

在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优化时, 要重视各种体制创新。在经济社会转型期, 重点是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对人才的基本需求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大力整合教育资源, 实施教育均衡发展, 努力促进教育公平, 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等方面进行创新。要全面巩固和提高“两基”攻坚成果, 认真落实“两免一补”政策, 促进义务教育发展;要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 提高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加快建立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要根据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进行社会救济、社会养老和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中, 要设计一整套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政策框架, 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社会福利和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 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进一步完善农村财政管理体制, 积极推进“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在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优化时, 要重视各种机制创新;要加强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优化的环境, 特别是软环境建设, 进一步完善农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调整工作协调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和绩效考评机制, 以保证农村人口红利的获取。目前, 人口的快速转变已经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人口环境[3], 必须利用好这一环境, 积极扩大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2.5 构建城乡统一的就业体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 加强引导和管理,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针对当前对农村劳动人口转移管理的政出多门的现状, 探索对转移的农村劳动人口属地管理模式和机制构建, 将转移的农村劳动人口的食宿、劳动保护、医疗卫生和子女受教育等问题纳入输入地政府管理范围, 并且把农村劳动人口管理绩效纳入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和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 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教育资源, 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对于中老年文盲和半文盲的扫盲教育可以通过政府组织的科技下乡或者志愿者行动来实施;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 来避免或减少农村新增的青少年文盲和半文盲;通过农村小区内部和外部的志愿者组成的非正式组织, 加强对农民的多种知识的普及;通过举办培训班和讲座等多方式传播国情知识、市场经济知识以及卫生知识等多种知识, 以此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 以增强农民就业的能力;建立健全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促使劳动力充分就业;要以就业为导向, 依据市场需求, 以培训为主要手段, 大力开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其中, 政府的职能定位是增加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投入, 扩大“阳光工程”的覆盖范围, 提高补贴标准, 建立健全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根据支农能力的大小, 明确教育机构的职责, 高等农业院校有培训农民和农村干部的义务, 相关人员有技术推广的义务;中等职业学校等农民成人教育机构在农民专业技能教育方面具有主要责任;中学和小学有扫盲教育的义务。通过多种力量的参与建立起多层次、多形式和效果好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为促进农民充分就业创造基本条件。

按照中央的要求, 继续加大“阳光工程”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支持力度, 完善培训机制;适应农业发展需要, 培育一批中高级农业专门化人才;鼓励用工企业和培训机构开展定向和订单培训;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民转移就业培训;按照城乡统一、公平就业的要求, 进一步完善农民外出就业的制度保障;做好农民工就业的公共服务工作, 加快解决农民工的子女上学、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障等问题, 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继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建立健全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相关服务人员的培训制度;改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 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 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以及农村基层党务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75.

[2]李仲生.人口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86.

经济转型中的蓝色动力 篇4

如今的山西, 又迎来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等重大发展机遇, 急需打造一支有激情、有能力、有思路、有作为的干部队伍作支撑。山西要转型跨越, 要实现工业新型化, 要实现确定的预期目标, 重在抓落实, 关键在干部。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和分管工业的领导同志, 要学习工业、钻研工业、熟悉工业, 围绕工业发展, 学习经济、科技、金融和管理等方面知识, 真正成为抓工业的行家里手。面对再造一个新山西的发展大势, 山西省委启动实施了服务转型跨越的“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工程”, 旨在通过建设完善培训平台、实施重点项目引领等举措, 有效提升干部队伍推进转型跨越的“软实力”。

就山西省经信系统而言, 一直以来,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山西省经信系统齐心协力促转型、众志成城谋跨越, 工业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工业新型化取得积极成效。2012年, 山西省经信系统依然要以转型跨越发展为主线, 以循环经济为基本模式, 以项目带动和技术创新为强大支撑, 突出抓好经济运行、节能降耗、淘汰落后、兼并重组、信息化等重点工作, 强化政策措施, 大胆先行先试, 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上取得新进展, 在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上取得新突破, 在资源就地转化率、传统产业循环率、新兴产业占比率、节能减排率、科技创新贡献率的提升上取得新成效, 全力推动工业新型化进程。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面对加快工业新型化进程的重要任务,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工业经济的发展对干部队伍素质的要求明显提高, 需要对山西省经信系统干部素质赋予新的内容。

2012年4月16日上午, 由山西省委组织部和山西省经信委联合举办的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工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第一期专题培训班在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开班。培训内容紧紧围绕“十二五”山西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主题主线以及山西综改试验区建设确定的工业和信息化任务, 突出抓好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重点的能力培训。正如山西省经信委副巡视员闫乃云在开班典礼上所希望的, 培训旨在通过教授、学者的点拨与指导, 让各级领导干部在思路上有新的启发, 在境界上有新的开拓, 在能力上有新的提高。

培训班上, 专家们的授课亮点纷呈。山西省经信委纪检组长周礼仁还利用晚上的时间为培训班作了《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推进工业经济转型发展》的专题讲座, 增强了大家的纪律观念。不难看出, 经过一系列的学习推进活动之后, 山西省经信系统的各级干部, 必将得到相应启示及更切实的应用。正如培训班一位学员所说, 这次培训应时应势应需, 以前是让学什么学什么, 现在是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就补什么。此次承担培训任务的山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王杰敏表示, 如何服务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提高, 如何帮助领导干部增强学习力, 如何提高共同学习的效果, 从而达到行为上的共学、思想上的共鸣和工作上的共振, 是经干院的职责所在, 也是经干院不懈的追求。我们相信, 培训定会让各个领域的干部更加精准地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 我们相信, 山西省的“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工程”定将为转型跨越注入源动力。

樊文彬:山西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在不断改善, 但仍处于全国的中位水平, 仍需下大力度改善资源环境, 以破解转型的资源环境难题。山西省经信委技术创新处处长樊文彬从经济转型必走之路、技术创新的关键支撑及针对自身悟出的方法等方面就如何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 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需创造对外改革开放体制机制, 以破解转型的引资、引智、引技难题做了具体的讲述和分析。

刘树信: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刘树信围绕“十二五”期间转型、跨越两个发展战略, 着重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讲解和分析:转型跨越——“十二五”新方略中九个点点出方略的具体意义;转型跨越之工业新型化——煤炭产业革命中从七个围绕做了详细分析;转型跨越之农业现代化——特色农业发展之路;转型跨越之市域城镇化——人字形城镇体系;进一步解放思想。

文宗瑜:2003～2008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分为: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 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的高速增长, 国家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致使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与产品过剩, 经济运行的结构失衡。

面对以上问题,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研究员文宗瑜针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及路径从五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及分析:中国产业结构畸形及供给结构性失衡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所迎来的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经济转型的政策要求及导向;关注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为支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经济转型的投资新领域及新方向。

李海生:转型综改试验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赋予山西的最大优惠发展政策, 这也标志着山西转型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给山西发展带来了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山西省综改办副主任李海生从“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山西转型发展的探索与实践”、“现有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基本情况”、“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的基本思路”、“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的推进情况”、“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提供坚强保障”等七个方面做了全面讲解。

王黎红:经济运行分析对正确决策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山西省经信委经济运行局局长王黎红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长期发展与短期矛盾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等方面, 对山西省“十一五”期间的工业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当前工业经济运行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分行业就其经济运行进行了阐述。同时, 从一季度工业经济发展的趋势入手, 就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讲解。

卢秋生:从2000年开始, 建设工业园区成为山西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性任务。10余年过去, 山西省工业园区的建设在扎实稳健地推进, 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山西省经信委经济技术合作处处长卢秋生从工业园区的概念区分入手, 通过工业历史过程的脉络给出了工业园区的发展、特点以及和工业区、开发区等的区别,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工业园区发展环境和原则要求的讲解, 同时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 通过案例分析指出了工业园区转型升级的必要性。

张占祥:在新世纪新阶段, 山西实现转型跨越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面对高消耗、高排放, 山西将如何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山西省经信委综合处处长张占祥从山西工业结构调整的历史、结构特征、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山西工业新型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做了详细的介绍、分析和阐述。

孙兴玲:领导干部不断提高在各种压力、困难和考验面前自我调适的能力, 不仅有助于加强自身修养、锤炼意志品质, 而且有助于提高新形势下驾驭全局、推进工作的能力。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孙兴玲从领导干部心理压力、领导干部心态调试、影响心里健康的因素、如何进行心里调适、全面提升领导干部的心理调适能力等方面全面阐述了提高领导干部心理调适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薛忠晋:如今, 面对全球的气候变化、能源危机, 以及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节能成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和具体体现, 成为了促进科学发展的硬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硬举措, 也成为了考核各级干部的硬指标。山西省经信委节约能源处处长薛忠晋从如何正确认识节能, 节能的必要性、紧迫性及山西节能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和分析。

经济转型中的蓝色动力 篇5

关键词：蓝色经济区,地方立法协作,区域立法

2009年4月, 胡锦涛主席在山东考察时指出, “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科学开发海洋资源, 培育海洋优势产业, 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这为今后山东省的发展明确了新的战略方向。发挥地方资源优势, 走区域特色发展之路已成为我国逐渐兴起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而纵观已有的区域发展, 如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等, 莫不是以政策为依托、政府为开路先锋, 这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在经济规模和效益上迅速见得成效。但是本文认为, 区域规划与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障, 应该重视和充分发挥立法和法律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以下简称“蓝色经济区”) 同样如此。为此本文提出, 在蓝色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 应该注重加强地方立法协作, 真正调动各地方在这一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建设蓝色经济区离不开地方立法协作

从广义上讲, 蓝色经济区在空间范围上包括整个山东省, 但如果从现实规划或发展实情来看, 蓝色经济区的主要地域范围应该限定为沿渤海和黄海的七个海滨城市, 即滨州市、东营市、潍坊市、烟台市、威海市、青岛市和日照市。本文则主要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来使用蓝色经济区这一概念的。区域开发和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法制保障, 这是成功的基本经验。蓝色经济区作为山东半岛的区域发展定位, 必须从一开始便重视法制在其中的作用。

能够为蓝色经济区提供法制的途径或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中央立法、地方立法和区域立法。其中, 中央立法指的是由中央国家立法机关, 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依据法定程序和职权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活动及结果。地方立法具体是指山东省或属于较大的市的青岛市地方立法机关, 即相应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依据法定程序和职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活动及结果。而区域立法在本文则是指特定地域范围内由不同地方立法主体所进行的地方合作立法, 或称为地方立法协作。因此, 区域立法在实质上仍属于地方立法的范畴, 与一般的地方立法不同的是, 其立法主体具有复合性且更强调合作与协调。

就上述三种立法模式而言, 尽管蓝色经济区的建设有着立足全国的全局性规划意义, 但它毕竟主要限于山东省内的沿海地区, 其区域性特色明显, 因此中央立法不宜在蓝色经济区的建设中就其所需法制作为主要的供给来源。而地方立法尤其是山东省一级立法机关在建设蓝色经济区初期应该承担主要的法制供给任务, 具体而言, 在蓝色经济区的规划与起步建设阶段, 应该主要由山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 以及山东省政府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方式来满足建设实践中的法制需求。当然, 作为较大的市的青岛, 因其享有地方立法权, 也可以根据自身建设需要, 立足蓝色经济区建设全局, 由其人大及其常委会, 以及人民政府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至于区域内的地方立法协作, 虽然它因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无法成为当前我国区域性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主要的立法模式, 但随着我国立法体制的不断改进, 以及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地深入发展, 区域内的地方立法协作可以并且应该作为区域开发或建设所需要的法制的主要输出机制。

一方面, 区域发展特色或比较优势的发挥, 需要通过立法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蓝色经济区的建设, 其核心是海洋, 其最大的优势是海洋资源。据统计资料, 2008年, 山东实现海洋生产总值5346亿元, 同比增幅达20.6%, 近一倍于全省经济总量增速, 占全省GDP比重为17.2%, 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8%, 居全国第二位。而海洋资源的利用和效益的取得又主要集中于沿海七个城市。也就是说, 蓝色经济区所依托的海洋及海洋资源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域特色和区域属性。在法制输出途径的选择上, 我们不能指望或者要求中央立法专门就山东省的某一区域进行调整, 这不仅不符合中央立法调整全局性问题的属性, 而且无论从立法效率还是立法成本上看, 都很难满足蓝色经济区特色和比较优势的有针对性的法制需求, 所以中央立法不是有效的立法模式选择。

在区域特色或立法针对性的把握上, 地方立法显然要比中央立法做得更好。而且也是当前蓝色经济区法制建设的主要依托。但是与蓝色经济区内的地方协作立法相比, 由山东省一级的立法机关向蓝色经济区内的各地方输出法制的做法, 还面临着法制能否被接受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被贯彻的问题。蓝色经济区的建设虽属于山东全省的战略规划, 但它主要的实施者或实施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几个地方或城市。省级立法机关的法规或规章固然可以对蓝色经济区内的各地方产生法律效力, 后者也有义务遵守并执行, 可是这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由外向内输出规则的做法, 其存在的一个弊端是难以充分调动区域内各地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区域立法则正好能够克服这一缺陷, 它既可以增强立法的具体性和针对性, 又能够以局内人的身份积极主动地进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创制, 具有中央立法和一般地方立法无可比拟的优势。

另一方面, 区域立法模式有助于克服区域内政府协议的局限性, 同时也有助于从内部推动区域法制环境的完善。在建设蓝色经济区过程中, 区域内各地级市人民政府之间将不可能避免地会通过各种形式签订政府间协议, 进行区域内各领域的合作, 从而实现共赢。这种做法已经为国内外许多区域合作所采用, 如我国泛珠江三角洲地区各省级地方政府签订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但是这种政府间合作协议存在许多不足, 主要体现为: (1) 协议行为只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 并非立法行为, 其内容不具有普遍约束力, 还不是地方立法, 不能解决地方立法的冲突问题; (2) 政府协议只能约束政府行为, 对其它主体不发生法律效力, 其作用十分有限; (3) 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只能自觉履行, 主要依靠相互信任而产生的自我约束力, 并无强制性,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协议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4) 协议的缔结程序使协议具有原则或意向性, 不具备实施的具体性。因此, 通过区域立法的方式, 将区域政府间的协议上升为规范性法律文件, 使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和更普遍的适用效力, 就成为必要。

同时, 国家法制的建设不唯独通过中央立法来实现, 地方立法和区域立法同样能够发挥而且也需要它们发挥相应的作用。区域立法作为一种主要依托于地方立法而又介于中央和地方立法之间的立法模式, 可以帮助弥补我国现行的中央和地方立法两分的立法体制的缺陷。不仅如此, 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地方法制建设, 而这又很难在现有立法体制下得到根本的改变, 区域立法试图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 有助于在很大程度上推进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法制环境的改善。因此, 在建设蓝色经济区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区域内地方立法协作, 从内部推进法制建设, 从而为国家法制的完善提供根基和动力。

当前地方立法协作存在的障碍或问题

建立在地方立法协作基础上的区域立法, 应该作为建设蓝色经济区重要的法制供给者。但是在当前, 区域立法的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障碍或面临许多问题。这些障碍或问题有的属于体制上的问题, 有的属于实践中的障碍, 有的则属于立法理论困境, 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立法的深入开展。

从体制上看, 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并没有区域立法的一席之地。就立法体制的内涵来讲, 至少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立法主体制度;立法权限划分制度和立法权行使制度。一般认为, 当前我国立法体制模式为“一元两级多层次”, 其中“一元”是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只有一个宪法;“两级”立法即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多层次”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分别有不同的立法主体享有和行使立法权, 且它们所制定的规范性法文件的效力层级是不同的。由此可见, 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的基本框架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 而没有区域立法一说, 相应的区域立法在我国也缺乏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区域立法的开展及其作用的发挥。

对此, 将区域立法建立在地方立法基础之上, 并将其视为地方立法权行使方式之一, 是相对可行的策略。这至少可以为区域立法确立相应的合法性依据。但是这同样面临着障碍, 即我国地方立法权的配置并未为区域立法提供多大的作用空间。原因在于, 我们一般将区域立法界定为一定区域的地方立法各主体, 在遵守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 在各自的立法权限范围内进行自愿参与、平等协商、共享资源而进行的一种立法上的合作。区域立法必须以地方立法权为基本的权力基础, 而根据我国立法体制, 尽管当前我国享有立法权地方立法机关在数量上比较庞大, 但是能够有效进行区域立法实践的则主要限于省级地方立法机关之间, 而难以推展至较大的市之间, 更不用说不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之间。

我们知道, 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 当前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机关主要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相应的人民政府;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等。其中, 省级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享有一般性的地方立法权。本文所讲的区域立法中的地方立法权主要指的是一般性的地方立法权。当前, 无论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还是东北三省的立法合作, 都主要停留在省级地方立法机关而且主要是省级地方人民政府之间。而较大的市级立法机关之间的立法合作, 也即以较大的市的地方立法权为基础的区域立法很难开展。这与我国较大的市制度的设置以及地方立法权的配置制度有关。

从《宪法》到《地方组织法》, 再到《立法法》, 三部宪法性法律文件对“较大的市”的涵义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界定。“较大的市”这一概念在我国《宪法》中仅出现了一次, 即第30条第2款规定的“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从是否享有立法权来看, “较大的市”在我国《宪法》中显然并无此项制度意义。1986年修订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 却赋予了“较大的市”更多的制度性涵义, 即规定较大的市具有地方立法权, 但同时较大的市的范畴却大大缩小。根据《地方组织法》第7条第2款的规定, 省、自治权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但需要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后才能施行。该法的第60条有规定了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可以制定规章。而到2000年, 《立法法》对“较大的市”的涵义又做了新的规定, 其中第63条第4款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而且较大的市都享有地方立法权, 包括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权。

以《立法法》的规定为准, 较大的市的范围虽有所扩大, 但这仅便于各较大的市通过立法进行自我管理, 而无助于地方立法协作的有效进行。因为区域立法是以特定的地域范围为基础的, 在某一特定区域内, 既可以由有关的省级地方立法机关来实施区域立法, 也可以由相应的较大的市的立法机关来进行立法协作, 但是该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 大部分的市 (在这里主要指地级市) 都不享有地方立法权, 因此就无法进行立法协作, 区域立法也就无从谈起。蓝色经济区内的市便属于这种情况, 在蓝色经济区内的七个地级市中, 仅有青岛市为较大的市, 也即仅有青岛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法政府享有地方立法权, 其他六个城市则只能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 而不享有法定的地方立法权, 因此, 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的地方立法合作或区域立法难以进行。

在立法实践中, 通过立法而实施的地方保护主义是进行区域立法难以克服且应必须克服的现实性障碍。地方保护主义, 也称之为地方主义、地方本位主义, 它是指这样一种错误倾向:地方在由高度集权之下的非利益主体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具有较大自主性的利益主体转变过程中, 在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时, 只注重本地方眼前利益的最大化, 不考虑全国利益和其他地方的长远利益。为了本地方利益, 甚至会以牺牲全国利益或其他地方的利益为代价。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自不待言, 它造成的后果是市场分割、效率低下、地方割据、无序竞争等, 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地方立法保护主义既是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实施的工具之一。许多地方为了本地方利益, 相互之间通过颁行规范性文件的方式进行“政策大战”,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为了谋取中央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或者吸引外商投资, 而不惜违反法律法规、或者不顾本地经济发展情况与环境等, 出台相应的政策或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对此, 虽然许多地方政府或相关机关并不享有地方立法权, 但它们的行为以及所颁行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却具有实实在在的普遍性的规范效力, 也在实际上发挥着法的作用。此类行为与现象同样存在于蓝色经济区内的几个城市之间。无论导致此类现象发生的原因如何, 这都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区域立法合作的实施。这也直接引出了区域内地方立法协作所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地方立法合作, 或者区域立法何以可能?

在本文, 区域立法作为一种地方立法协作, 还面临着这样的理论问题:协作 (抑或集体行动) 如何可能?奥尔森认为, “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 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 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言之, 区域立法面临着“合作的困境”。以蓝色经济区为例, 其进行区域立法合作所面临的困境具体表现为: (1) 蓝色经济区内的各城市之间如何意识到其合作所能带来的共同收益要远远大于各自为政, 实行地方保护所获得的收益; (2) 如何避免区域立法合作中某些参与者“搭便车”的心理和现象; (3) 这种立法合作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 以及应该建立怎样的机制协调和保障其有效进行, 等等。

总之, 区域立法合作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 更是一个理论问题。当前我国区域内的地方立法协作依然面临着重要的体制、现实和理论上的困境, 这需要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对这些障碍或问题给予解决, 然后再推动相关制度的改进或变革。蓝色经济区的建设离不开法制, 也需要区域内的地方立法协作, 因此同样需要对上述理论和现实问题予以研究和解决, 在有效的地方立法协作基础上满足蓝色经济区建设和发展的法制需要。

蓝色经济区建设过程中的地方立法协作改进建议

蓝色经济区建设作为山东省今后重要的发展战略, 同时也将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中, 其重要意义自然无需多述。需要指出的是, 蓝色经济区的建设一开始就应该重视立法的作用, 以此为蓝色经济区的深入发展提供法制保障。而推进蓝色经济区内各主要城市之间的立法协作, 既可以为蓝色经济区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也可以充分调动各城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此, 需要我们正视蓝色经济区地方立法协作中的障碍与困难, 对我国当前的立法体制进行适当的调整, 以及采取其他相应的改进措施, 以真正推进蓝色经济区的立法协作。

一是要从宪法和法律上明确区域立法或者地方立法协作的法律地位。对此, 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来实现: (1) 修改我国《宪法》, 增加地方立法协作或者区域立法相关规定。对于地方立法协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宪法非但不曾规定, 而且就是对地方立法权的规定也只是在1982年宪法中予以确立。不可否认的是, 1982年宪法制定和颁行时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的起步阶段, 许多体制或制度都带有明显的计划体制色彩。在国家立法权的配置上, 也主要规定了中央立法和省级地方立法, 尤其在地方立法权的授予上非常谨慎。时至今日, 随着区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法制的需求增加, 扩大地方立法权空间以及允许地方立法权的合作行使成为必然。 (2) 修改《立法法》, 或者在制定其他有关经济、社会基本法律时明确规定可以进行地方立法协作或联合立法。如果基于宪法需要保持稳定性的考虑, 那么可以对立法法这一专门规定立法权配置和行使方式的基本法律进行修改, 增加地方立法权可以通过相互协作的方式进行联合行使。当然, 类似规定也可以在今后制定好颁行其他有关经济、社会的基本法律时予以明确。 (3) 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专门规范地方立法协作或者区域立法的基本法律, 就地方立法协作的原则、方式、基本要求等作出具体的规定, 以供不同区域内的地方立法主体在进行立法协作时遵守。总之, 只有明确了地方立法协作的法律地位, 蓝色经济区内的立法协作才能有章可循。

二是以我国的宪法规定为准, 重新厘定和扩大“较大的市”的范围。对于“较大的市”的涵义或范围在不同法律中的不同的界定, 如《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中的规定与《宪法》的规定就有出入, 虽然这有其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原因, 但毕竟《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应与之相违背, 这在《立法法》中也明确予以确认。较大的市及其立法制度主要涉及两个问题:较大的市的涵义或范围和较大的市的立法权。既然《宪法》中规定了“较大的市”的基本涵义, 无论其规定如何简略也都应该给予尊重并遵守, 那么将较大的市的范围界定为辖有区、县的地级市是最符合《宪法》规定的。根据前文分析, 较大的市及其立法制度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和地方立法资源的重新配置, 尽管《宪法》未规定较大的市的地方立法权, 但后来的《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规定其享有立法权具有实践合理性, 这一制度变迁是应该给予制度肯认的。因此, 在较大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这一问题上需要作出改变的是《宪法》而非后面的两部法律。虽然这一变革同样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但依据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看则是可取的:对于稀缺性资源 (立法权) 的优化配置, 引入竞争机制是必要的, 而增加竞争者 (较大的市) 则是其有效的措施或途径之一。这一点对于蓝色经济区的地方立法协作尤为关键, 毕竟蓝色经济区内的七个城市中仅有青岛市享有地方立法权, 而如果其他六个城市不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话, 那么蓝色经济区的立法协作将无从开展, 这必将成为蓝色经济区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的制度缺憾。因此, 本文主张扩大较大的市的范围, 也即扩大地方立法权的配置主体, 以此推动地方立法协作的有效开展。

三是重视地方立法合作中的公众参与。以地方立法合作为基础的区域立法, 注重的就是调动区域内的各方主体的积极性, 而这种积极性的重要表现便是区域内各类社会主体对区域立法的参与程度。“一般而言, 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具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自愿性, 无论以何种形式, 公众都是在自愿基础上积极主动参与的;其二是选择性, 公众可以选择不同的对象参与, 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形式与途径参与。”地方立法协作中的公众参与看似一个简单的制度, 但实践中如何让公众参与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流于形式则并不容易, 尤其是做到公众参与的自愿性与选择性更非易事。建设蓝色经济区, 应该从一开始就重视区域内不同的社会主体, 无论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还是普通的民众, 只要蓝色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涉及到其利益或兴趣, 那么都可以通过正常的、可选择的并且是有充分保障的渠道进行参与, 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或者陈述自己的见解与建议。

四是构建和完善区域立法协调机制。地方立法协作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相应的协调机制。“这些协调机制既可以是有关立法主体设计或构建的, 也可以是在区域立法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非正式的惯例或制度”。具体而言, 地方立法协作或区域立法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过程性的协调机制, 此类机制主要是针对区域立法活动本身的协调。它又包括主体性的协调机制如召开联席会议机制、内容性协调机制如区域立法论证机制, 以及程序性协调机制如共同委托起草机制等; (2) 体系性协调机制, 此类机制主要是将区域立法作为一种立法结果, 其在我国法律效力位阶体系中的协调, 具体而言就是区域性法律文件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之间的协调。它又包括备案审查机制、冲突裁决机制和司法审查机制等; (3) 现实性协调机制, 此类机制主要是协调区域立法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它又包括法律修改、立法解释和法律评估等具体的机制。

总之, 蓝色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区域立法这一新型立法模式为其提供法制保障。对于地方立法协作在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障碍或问题, 则需要我们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适时作出调整和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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