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关系

依附关系（精选十篇）

依附关系 篇1

要讨论艺术与时代的关系, 对艺术是不公平的, 既然时代有如此多的内含元素, 总有一个因素会对艺术产生影响, 这是过于粗糙的思考, 可是揭示了一种现象:艺术家的禀赋要被唤醒, “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 才能成为现实性的东西。”2也就是说, 特定艺术的发生依附于时代。

虽然时代包容万千, 但也有其局限性。如果超脱于时空, 则不存在时代, 而超脱于时空, 艺术依旧成立。在这里, 时代被艺术唤醒。艺术成为了时代不在场的在场。艺术既能反映时代精神, 更能超越时代。

西方现代绘画是怎样依附于时代呢?

西方现代绘画发生时所处的时代, 是颇受研究者喜爱的一个时代, 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 无论在艺术还是在科学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动。1884年, 独立沙龙在巴黎成立;1890年, 文森特·凡·高自杀;1900年, 佛罗伊德出版《梦的解析》;1901诺贝尔奖第一次颁奖;1903年, 居里夫人因发现镭而获诺贝尔奖;1905年, 爱因斯坦开始进行相对论的研究。上个世纪之交十年, 比本世纪之交的十年要来的丰富。从这些简单的罗列中, 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 同时, 人类作为个体的作用, 开始显得越发明显。

时代对现代绘画艺术的第一重影响来自科技带来的物质变化。人工颜料的合成, 使得颜料在纯度上得到更大的发展。第一种颜料——普鲁士蓝发明于1704年。到19世纪, 随着化工技术的进步, 出现了更多的合成颜料。19世纪中期管状颜料的出现, 为画家在户外的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重影响是物质变化带来的新的思索, 且主要体现在摄影的发明和浮世绘的引入两方面。1839年摄影发明后, 在二三十年时间里就得到普遍流行。“1855年11月万国博览会的时候, 照相术开始进入广大公众的生活。19世纪60年代照相价格急剧下降:1862年, 一张肖像的价格是25-100法郎。”3用图片记录眼前的人物与场景, 是照相机的功能之一, 这极大增强了人类以图片形式记录事物的能力。这一功能与绘画的局部相似性, 很容易导致整体替代的联想。如果绘画的功能仅仅是如此的话, 淘汰将会是自然选择的直接结果。绘画的存在意义受到了质疑。这是隐藏在科技进步下的绘画危机。

感觉敏锐的艺术家开始重新思索绘画的精神和意义时, 浮世绘的引入, 给予了他们启发。而浮世绘的引入得益于商业的交易。“在19世纪中期日本被迫和欧美通商时, 这些版画经常被用作包装纸和填料, 可以在小吃馆里廉价买到。”4画家们逐渐意识到了古典绘画中的程式化, 开始探索新的表现手法。“社会风俗、色彩的平涂表现、简化的空间符号、省却透视的连续性、有节奏的线条以及具有装饰意味的构图。”5这些浮世绘所具有的特点, 几乎是传统的西方绘画中未被表现或者未被重视过的内容。马奈、莫奈等众多艺术家都从中吸取了灵感。

对现代绘画来说, 时代下的科技与经济两种因素对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传统中对于哲学的不断探索所积累的民族性的理智和思辨能力, 同样为绘画艺术的一次次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方现代绘画如何反应时代精神, 超越时代呢?

后印象主义、立体主义、野兽派、表现主义等西方现代绘画流派正是产生于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这些艺术家们感应到了绘画向前发展的内在呼唤, 牢牢地把握住了时代的精神, 在时代的推动力下对西方传统绘画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他们所创作的绘画作品为时代阐释了它的精神——虚无中的真实性。西方现代绘画作品因为忽略内容, 注重形式的表达, 所以经常因为难理解而被认为创造了虚无的世界。然而绘画从模仿自然到表现的转变, 体现了一种真实性。因为真实性不仅包括了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还应该具有主观精神世界的真实。在遇到精神“物化”的挑战下, 西方现代绘画艺术家采用简化色彩, 运用有韵律的线条等方式来努力呈现纯净的精神。绘画已经不能再屈服于繁华复杂之中, 特别是在工业化、机械化、物质化的社会里, 感情地释放才能抵制现代性中的不利成分。所以虽然画家在画面上展示了一个虚无的世界, 但因为其感情的投入, 能让我们从画面中感受到除了工业化这种现代特征外的一种人类自身变化的特性。纯净精神的追求正恰恰符合了时代的精神向往。

这种把握住时代精神与审美趣味的艺术, 不会局限于当下, 还能够超越时代。克莱尔说:“艺术的有效性在于这种不变内容的恒久性。一代又一代, 人们动情地发现这些内容, 重新赋予其意义和生命”。6马克思说“苦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的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 困难的是, 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 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7这都在说明一个问题, 真正的艺术品并不会凝固于一个时代, 而是能被每一时代的人所欣赏, 历久弥新。现代绘画作品对于当代人来说, 已经没有当时欣赏者的震惊, 现代绘画的形式感和表现性帮助观众逐渐形成了将在画面中体味到的情感意味移入到外部世界之中的能力, 从而体验到发现美的乐趣。

总而言之, 西方现代绘画所处的时代, 并非是“楚王好细腰, 宫中多饿死”的以君王个人喜好为社会指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新的美学思潮认为:艺术应该具有文化本身的价值。而传统的美学思想则认为:艺术不应该脱离政治、经济和道德而独立。”8自现代绘画之后的当代艺术, 发展势头不可阻挡, 各种形式光怪陆离。观众的包容度也愈来愈大。后现代主义中对“中心”和“边缘”的模糊, 取消了“中心”的绝对优势, 多元化在某一方面成为了公平与平等的象征。在这种当代现象之下, 重新看一百年前西方现代绘画所体现的艺术是如何依附于时代, 如何反映时代又超越时代, 能够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摘要：时代与艺术的关系错综复杂, 强调时代对艺术的决定性作用, 或者论证艺术完全脱离于时代都是片面的。二者以并不平行的关系在发展。通过分析西方现代绘画的发生与精神, 能够看到二者的诸多关系中的其中之一:艺术的发生依附于时代, 艺术既能反映时代精神, 也能超越时代。

关键词：艺术,时代,关系,西方现代绘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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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关系 篇2

[关键词]中心边缘关系;依附理论;北美自贸区;墨西哥经济

一、引言

依附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以“中心——边缘”关系为核心、解释发展中国家为何不能实现现代化、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则开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开展区域合作的先例[1]。作为分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的重要视角，北美自贸区对墨西哥经济影响这一现实情况却呈现出依附理论所不能解释或没有涉及的部分。本文尝试通过拓展依附理论中的依附维度，结合墨西哥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从多维依附的视角对北美自贸区对墨西哥经济影响这一问题给出解释。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

1、北美自贸区的主要内容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于1992年12月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贸区开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开展区域合作的先例，从1994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到现在，三国间实现了经济互补，关税被降低或取消，贸易往来大幅增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共8篇27章，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2]：

（1）贸易自由化，三国各自削减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

（2）放宽对外投资限制，去除歧视性条款和经营条件限制，保证投资、获利、转移支付自由，允许互设金融机构;

（3）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委员会、秘书处、专家组、专门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协调北美自贸区相关问题;

（4）设立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内部协商、三边自由贸易协会、仲裁小组等多种方式解决贸易争端。

2、北美自贸区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

北美自贸区的成立为墨西哥的经济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以1994年北美自贸区正式生效到2003年的十年间为例，墨西哥的GDP从15886亿墨西哥比索增长到76956亿比索，增长了384%;出口额从50.7亿美元增长到137.3亿美元，增长了171%;FDI从41.8亿美元增长到231.3亿美元，增长了453%[3]。墨西哥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对外贸易极大促进，同时通货膨胀率降低、汇率趋于稳定，其他大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均取得大幅度攀升，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北美自贸区对墨西哥经济的积极影响。

然而另一方面，墨西哥的经济因北美自贸区也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农业受到冲击，墨西哥原始农业在美国巨额补贴农产品的冲击下大幅度衰退;民族工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南部地区和农村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环境状况日益恶化。

本文重点关注和分析的是墨西哥经济受到北美自贸区的负面影响及其原因。

三、依附理论的流派及特点

依附理论是一个大的理论流派，主要包括结构主义依附理论、依附发展理论、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等。依附理论对于20世纪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遭遇到的发展困境提出了全新的解释思路，构建了一种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互动关系的有效模型。

劳尔·普雷维什首先提出，世界经济是一个“中心—外围”的体系，由中心（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和外围（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两个部分构成，两者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实施贸易保护、有选择地选择进口替代、维护自由权基础上利用外资、地区经济一体化等政策[4]。保罗·巴兰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的世界，逐渐形成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对立的“两极”。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所以进展缓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国家的发达必将以另一些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5]。

较之结构主义理论流派更多从世界结构角度分析，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中心—边缘关系中的完全被动地位，依附发展理论流派强调落后国家在依附的过程中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是以依附为前提的。卡多索界定了依附发展的概念，认为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依附和发展是同时并存、并行演进的。受制于依附性的发展中国家仍能够实现特定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有代价的、受牵制的，但较之于外国资本未进入时的处境，这时的发展仍是可能的和可取的[6]。多斯桑多斯则对不同形式的依附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他区分了早期殖民时代的殖民地型依附、19世纪末形成的金融—工业依附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技术—工业依附[7]。而这种技术—工业依附也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心—边缘关系的主要依附载体。

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则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引入依附理论中，强调中心对外围的剥削，主张通过世界革命的方法摆脱依附关系。弗兰克提出了“不发达的发展”这一概念，并将中心—边缘关系阐释为宗主国—卫星国关系。他将经济剩余的剥夺—占有关系、资本主义体系宗主国—卫星国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体系基本结构在其扩张和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的延续定义为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三大矛盾并以此分析依附关系下剥削的实质。此外还有超级剥削理論、边缘化理论、依附性资本主义理论等理论流派。

对于上述依附理论的不同流派来说，均采用了劳尔·普雷维什最先提出的中心—边缘关系的基本分析维度，并从中心边缘关系展开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的原因、表现、机制、影响的论述。然而这些学者均把中心—边缘关系主要界定为中心发达国家与边缘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种一维的依附关系显然对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下国家间关系深度影响国内关系、构建国内经济格局、渗透到边缘国家内部的各个方面的现象缺乏解释力。

四、从一维到多维，基于中心—边缘关系对依附理论的新思考

以北美自贸区对墨西哥经济负面影响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中心—边缘关系并非仅仅局限于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一维关系，而是一个从国家到社会集团再到产业、地区的多维模型。在这个多维模型中，不同维度的中心—边缘关系共同作用于整个依附体系的维持和运行。

1、国家维度—中心边缘关系基础

在国家维度上，依附理论在北美自贸区中表现为墨西哥对于美国的依附。北美自贸区最大的特点之一便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这一不对称性，在美国和墨西哥的经济体量上即可印证。从宏观经济数据上来看，1994年墨西哥GDP总量为15886亿墨西哥比索，约合4686亿美元;美国GDP总量为73087亿美元，约合墨西哥GDP总量的4.6倍[8]。墨西哥的经济实力与美国有着巨大差别。首先，墨西哥宏观经济受美国经济影响大。2001年以后，由于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墨西哥经济增长下降，2001年GDP下降0.3%，2002年增长0.9%，2003年为1.3%[9];其次，墨西哥对外贸易严重依赖于美国，美国是墨西哥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美国市场的需求和波动，极大地影响着墨西哥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最后也是更为深层次的，美国通过北美自贸区，进一步要求墨西哥在国内进行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改革。这种改革表面上看起来是北美自贸区的配套政策，但背后的逻辑则是将墨西哥纳入美国发展的轨道从而强化对墨西哥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依附理论的观点得以解释国家层面墨西哥受到的控制因而产生的诸如经济波动等一系列问题。

2、社会集团维度—中心边缘关系作用机制

进入国家内部，依附理论则表现为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一个关于北美自贸区对墨西哥经济影响的最典型的问题是，为何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墨西哥的贫富差距不断分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据统计，北美自贸区开始运作后，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话，大多数墨西哥人的实际工资比1994年以前还低，平均实际工资下降30%左右[10];墨西哥的贫穷率从1984年到1994年的平均34%上升到1999年的60%[11]。拥有国际融资渠道的大型出口导向公司获取了墨西哥产业增长的大多数利益，50家最大的公司（其中主要是客户工业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出口占墨西哥总出口的50%，20家企业集团控制了国民经济3/5以上的产出[12]。在社会集团维度，分别有中心国家中心社会集团、中心国家边缘社会集团、边缘国家中心社会集团和边缘国家边缘社会集团。一方面，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中心社会集团作为国家规则的制定者和国家“具体化”的行动者，控制着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资源，使得边缘社会集团形成对其依附，而这种依附在边缘国家尤为突出。另一方面，边缘国家中心社会集团由于国家间的依附关系，表现出对于中心国家中心社会集团的依附性，而这种依附使得中心国家得以通过控制边缘国家的中心集团实现对边缘国家的利益剥削，而边缘国家的中心集团由于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集团利益的增值，因而对于这种危害本国边缘社会集团的依附采取了支持态度。此外，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边缘社会集团则更多的体现出利益冲突。据统计，从1994—1998年，美国因NAFTA而丧失了大约440172个工作机会[13]。这也引起了美国劳工组织的多次抗议。总体来说，这种依附关系体现为跨国利益集团对边缘国家经济增长的收益共同盘剥。这也解释了为何这种经济增长是特定导向和畸形的。

3、地区与产业维度—中心边缘关系主要体现

社会集团的依附关系直接导致了地区与产业的依附，产业维度的依附关系将在下一章进行重点探讨，因此这里分析地区维度的依附关系。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分化是中心—边缘国家、中心——边缘社会集团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以墨西哥为例，北美自由贸易区改变了墨西哥原来的产业布局，工业开始向靠近美国市场的北部转移，北部和西北部的墨美边境地区成为墨西哥新的制造业中心，并以此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14]。而中部和南部地区经济则停滞不前。这种以北部为经济中心向全国辐射的中心——边缘关系并非天然形成的，而是由于在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背景下，北部靠近美国、边境交易便利而导致大量FDI蜂拥而至;另一方面墨西哥中心社会集团，特别是大型工业企业在北部大量建厂以辐射美国市场、建立合资企业，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这种地区之间的依附关系导致南部地区在墨西哥全国经济版图中地位持续下降，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我持续发展的能力。

五、产业维度依附理论视角下的墨西哥经济

墨西哥的经济呈现出一种发展中国家中非常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在农村和城市都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成分。一种是拥有现代技术、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和与外部市场联系密切的现代经济成分;另一种是依然采用落后生产方式、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和以本国市场为目标或以个人消费为目的的传统经济成分。例如，北部灌溉区的现代化大农场完全采用先进的机械化操作和产、供、销一体化的现代化经营管理，专门生产供出口的蔬菜、水果和经济作物;而中部和南部地区几百万小农仍以落后的方式在小块土地上种植仅够自己消费的玉米、菜豆等粮食作物。在工业中，既有世界最先进技术设备的石油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电子工业、汽车工业;也有落后的制鞋业、制革业、成衣业[15]。

而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墨西哥的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局面。由于外资的大量涌入，原有的二元结构得到进一步加强甚至走向割裂。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资本雄厚、运营方式现代化的墨西哥大工业迅猛发展，而资金匮乏的传统中小企业和农业则处境艰难。

墨西哥加入北美自贸区后，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发展很快，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增强。这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为墨西哥出口结构的变化。拉美经委会国际贸易和发展金融局1999年11月公布的数字显示，1990年，墨西哥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42.93%，到1998年這一数字下降到9.98%。199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56.68%，到1998年这一数字上升为89.93%。1990年来自技术进步的产品为15.31%，到1998年这一数字上升为37.61%。其二是墨西哥在北美市场出口所占比例加大。1990年，北美市场上墨西哥的商品所占比例为8%，美国为50%，加拿大为42%。到1998年，墨西哥商品在北美市场上所占比例提高到21%，美国占44%，加拿大占35%[16]。墨西哥的汽车制造业、客户加工工业等行业迎来了快速增长。

其次，墨西哥民族工业受到冲击。自1994年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企业的强有力竞争下，墨西哥大量企业陷入困境，特别是占墨西哥工业90%的小企业，根本无法抵挡美国的现代化大企业的竞争，纷纷倒闭。据墨西哥全国小企业联合会估计，1994～1995年，墨西哥全国至少有7500家小企业倒闭[17]。这导致了大量小企业的雇主和员工失业，特别是在南部地区尤为显著。

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墨西哥农业成为受冲击和伤害最大的产业。同美国相比，墨西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价格偏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无法同美国的农业竞争。另外，美国巨额的农业补贴使得其农产品价格极具价格优势，有些产品的价格仅为墨西哥同类产品的一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美国的农产品大量进入墨西哥市场。1993—1998年，墨西哥农牧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35%，但同期墨西哥从美国进口的农牧产品增加了48%。其中，大豆增长50%，玉米增长94%，小麦增长73%，羊肉增长223%，大米增长135%。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墨西哥对美国的农业贸易均呈逆差，并且逆差水平比成立北美自贸区前进一步加大，2002年达到高峰[18]。

这种产业上的差别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该产业的经济效率与自身竞争力如何，按照效率优胜劣汰，但分析北美自贸区的相关规定及成立过程则会发现其背后的中心边缘互动关系。以农业产业中的支柱产品玉米为例。玉米是墨西哥自古以来最为重要的农产品之一，在墨西哥大约有300万人从事玉米种植，大约60%的可耕地用来种植玉米[19]。而按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原定的规则，对于竞争力较弱而重要性极强的玉米等农产品，规定了15年内逐步取消关税的时间表，用以保护脆弱的墨西哥农业。这一制度设计也隐含了提供一定时间段的保护期和倒逼墨西哥农业转型升级的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然而墨西哥政府事实上在3年内取消了玉米进口的配额政策，对玉米的进出口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政策。究其原因是因为玉米可以用来进行工业加工，而面对强大的工业利益集团对于廉价玉米的需求，墨西哥政府选择放弃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来补贴工业的需要。这是在玉米逐步降低的关税和进口配额的保护政策下，墨西哥玉米依然在北美自贸区的冲击下崩盘的最直接原因。而这背后则是其他维度的中心——边缘关系对于墨西哥产业的影响。

对于中心国家美国来说，在墨西哥建立的大量工业合资企业需要廉价的玉米。在原有《自由贸易协定》无法从外部改变的条件下，通过其被依附对象，即墨西哥的中心社会集团，来实施对边缘国家的控制和政策的改变成为了中心国家的必然选择。而在边缘国家的国家机器和利益集团的共同努力下，则完成了这一牺牲农业产业利益以换取工业产业发展的政策转变，完全将农业产业视为工业产业的依附。这一政策以及随后一系列对工业的大力扶持政策及对农产品补贴的减少，充分表明了边缘国家在不同维度中心边缘关系的作用下，将工业产业视为中心产业而将农业产业视为边缘产业的这一政策选择。

六、对多维依附理论的讨论

通过对于依附理论的梳理和以墨西哥经济受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影响为实证案例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多维依附理论相比于传统的单一维度的依附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这一理论分析需要以下几个现实前提。第一是一个统一有力的中央政府。由于中心—边緣关系中的国家关系主要通过国内关系来发挥作用，因而一个统一的、拥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是多维依附得以互动的前提。如果一个政府缺乏最基本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那么就无从谈起不同维度的中心边缘关系的互动。第二是具有灵活的发展战略，这是区分多维依附理论和依附而不发展理论的重要差异。多维依附理论建立在国家具有自主性，且能够制定灵活的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这种战略可以是出于依附关系中中心国家的利益考量，也可以是出于本国利益集团发展的考量，但同时也有具有国家机器自身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赶超式发展的思考。否则将落入纯粹的殖民地性依附关系中。第三是边缘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平衡。墨西哥之所以会产生地区和产业的中心—边缘关系，其他维度的依附关系只是外因，而墨西哥本身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主要的前提条件。在一个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发展较为均衡的国家，很难产生地区及行业的中心—边缘关系。当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相对均衡的经济格局也是比较少见的。

此外，由于时间和笔者知识水平所限，本文的理论模型还非常粗糙。一方面是实证分析的样本过于单一，难免有个别代替整体、特殊代替一般的分析误区存在。在今后时间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应该通过更多实证样本进行对理论的校正。另一方面是这一多维依附理论对原有的依附理论没有提出根本性的变革，仍然是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体系的扩充，这一点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

七、总结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依旧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依附关系，而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依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则依然重要。这种变化的原因既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也可以从依附理论的视角进行解释。而后者则更加强调一种基于中心—边缘关系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原有的依附理论过于强调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忽视了这种依附关系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上的一致性和相关性。

因而建立起以中心—边缘关系为基础，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理论来源，由中心边缘国家、中心边缘社会集团、中心边缘地区和中心边缘产业所构成的这一多维依附体系，将突破以往单一依附理论从平面的、表面的层次去理解依附关系对于边缘国家的影响，而采用一种更为立体、动态的方式进行分析。通过对墨西哥经济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受到的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心边缘国家关系奠定了依附结构的基本形态，而这一形态主要通过两个国家中的四种社会集团及其互动来起到作用。而作用的结果则主要体现在中心边缘地区和中心边缘产业的分布上，这也构成了一个国家经济状态的基本分布。因而采用中心—边缘关系基础上的多维依附理论，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依附性发展问题，毫无疑问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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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关系 篇3

一、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依附关系

(一) 社会组织对政府的政策依附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 中央政府通过垂直的权力系统实现对全社会的管理。地方政府作为在进行社会组织的管理过程中, 通常是要获取中央政府或上级机关的指导和支持。从三省市来看北京是在法规上出台的政策和法规最多, 这与北京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有关。其次, 浙江作为经济发达的城市也出台比较多关于政府支持的政策, 黑龙江在政策法规上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总体而言, 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法规的直接影响, 虽然这种影响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但整体来看, 社会组织均对政府政策有着依附性。

(二) 社会组织对政府的物资依附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物资支持, 包括对社会组织资金的投入、办公场所的提供。地方政府资金投入在社会组织所占比例根据调研数据分析的北京、浙江、黑龙江在社会组织现有的政府投入、社会捐赠、服务收入中, 政府投入占50%以下的比例分别是北京45%, 浙江46%, 黑龙江45%,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推出社会组织对于政府在资金的投入上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尤其是黑龙江省社会组织, 近一半的收入来自政府支持, 意味着没有政府的支持, 组织将很难维系生存, 更无发展可谈。

从地方政府为社会组织提供办公场所的情况, 分析北京、浙江、黑龙江社会组织的工作场所的产权状况的在自有、借用、租用中, 无偿借用的比例最大, 北京占67.5%, 浙江占80.3%, 黑龙江占67%。借用的机关主要是业务主管机关和政府, 在当前三省房价居高不下的状态下, 政府能够借给社会组织办公场地, 是对组织发展最大的支持。这是造成社会组织对各级行政机关依赖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是各级行政机关得以控制社团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 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人力依附

社会组织的会长、秘书长多数由政府退休或有过从政经验的人担当。调研数据显示, 绝大多数的社会组织的会长和秘书长来自于在政府和事业单位, 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 政府成了培养社会组织骨干人才的基地。这也说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背后有政府的影子就是官民二重性。

(四) 社会组织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依附

目前, 我国政府是社会公共资源的最大掌控者, 如媒体资源、信息资源的使用, 社会组织往往要依靠从政府部门获得关系, 取得联系。调研显示, 社会组织在日常开展活动时获得信息的渠道, 处于第一位的比例最大的地方政府:北京41.5%, 浙江33.9%, 黑龙江36%;处于第二位的比例最大的是专业性报纸、行业报纸:北京23.3%, 浙江21.5%, 黑龙江19%。处于第三位的比例最大的是本团体成员:北京22.3%, 浙江22.2%, 黑龙江20.3%。总的来说虽然地方政府是社会组织信息的重要来源, 但也不是主要的来源。实际的信息来源是比较分散的, 广泛地分布在各种信息渠道之中, 说明社团的社会联系的广泛性, 也说明政府政务公开做得还很不够, 以及大众传媒的不发达。因为, 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的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通过上面论述, 可以得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依附关系, 政府对社会组织是管理和控制的关系。

二、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

(一) 承接政府职能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 改革的主要理念就是将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的重新定位。在社会管理方面做了一些举措, 社会组织也承接了政府的一些职能。黑龙江虽然也有但比例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地区。首先从政府委托进行政府购买方面来看, 北京有12%的回答有, 浙江有6%, 黑龙江仅有5%;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委托项目的数据中北京14%, 浙江有16%, 黑龙江仅有9%。从调研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组织承接地方政府委托项目比例虽小, 但说明我国目前社会组织已经开始承接政府的委托。

另外, 社会组织与政府共同策划活动, 说明政府开始于社会组织合作共同进行社会管理, 也是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根据社会调研数据中显示北京有19%, 浙江有26%, 黑龙江有10%的社会组织经政府委托与政府共同策划活动。通过上述数据我们浙江社会组织与政府共同策划活动的数量的比例最大, 北京虽然没有浙江高但是二者相对比较接近, 黑龙江则明显低于二者。从数据上看, 京、浙、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比较多, 而且也反映京、浙的社会组织独立性比较强。但总体看来京、浙、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共同策划活动实现二者在社会管理下的合作。

(二) 配合政府工作

调研显示京、浙、黑社会组织中参与政府开展的大型活动, 这一项虽然比例很高北京70.7%, 浙江67.0%, 黑龙江73%, 但却并非社会组织分内的工作, 而是政治性的应景行为。但社会组织可以借此机会去接近政府的有关部门及其官员, 建立某种联系, 以有利于社会组织工作的开展。

另外, 京、浙、黑社会组织在面向社会开展的活动中, 就有召开培训班、咨询会、政策宣传、公益活动的几个方面中我们在数据中看到浙江、北京的社会组织开展以下活动的比例均比较高, 黑龙江则明显落后。但是京、浙、黑社会组织向公众开展的这些活动中多数原本是政府的责任, 这说明京、浙、黑社会组织通过开展活动协助政府工作。

(三) 政治参与

北京、浙江、黑龙江三地能够对当地政府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社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从数据来看三地对政府决策影响力不太强的比例都是最高的。这说明社会组织对于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并不强。

社会组织对京、浙、黑三省市政府决策影响力的程度方面, 虽然否定方面的三项“影响力不太强”, “完全没有影响”, “说不清楚”占绝大多数85%, 但是肯定方面的三项“非常强”, “比较强”, “强”加起来也达到15%。这虽然反映中国社会组织政治参与能力还很弱, 但毕竟还有部分社会组织能够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强烈的影响, 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以代表浙江省的行业或产业与国外商家按WTO的规则谈判, 保护浙江省行业与产业的利益,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浙江省的行业或产业做大做强。

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要求是社会组织的一项极重要的工作也是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一种表现方式, 因此占有很大的比例, 其中北京84.6%, 浙江86.0%, 黑龙江79%。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要求的对象是政府, 反应的内容是对政府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要求, 实际上就是要影响政府的某项政策, 这也就是政治参与。虽然, 目前在实际上社会组织反映意见和要求的次数还不够多, 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很大, 但却是主动行为的表现。说明在目前的条件下, 社会组织已经有了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 这是中国社会组织与政府积极互动的表现, 是社会组织协调社会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 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

更难能可贵的是三省社会组织在向政府反映意见和要求的方式上, 一般比较愿意或者比较习惯使用这样几种:一是“提交调查报告或政策建议报告”, 二是“参加政府组织的座谈会”, 三是“给政府官员打电话”包括“写信发电子邮件”, 四是“向新闻界反映情况”, 五是“通过私人关系接触”。而在他们向政府反映意见和要求时比较不愿意或比较不习惯使用的方式:一是“请愿或静坐”, 二是“上访”, 三是“召开群众集会, 争取群众支持”, 四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五是“花钱在媒体上登载广告宣传”, 六是“与其他团体联合, 共同行动”。

从他们一般比较愿意和比较不愿意使用的方式中, 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参与发展的现状和水平。在他们一般愿意使用是方式中, 前三项是与政府直接打交道的, 也就是属于直接的政治参与, 后两项是从外部对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的, 应属于间接的政治参与。可以说直接的对话方式, 是中国政府较为能够接受的方式, 是社会管理中较为理性的政治行为。这也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方面逐渐建立合作关系的良好基础。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就是参加座谈会, 在调研数据中“参加政府组织座谈会的次数”进行回答, 其中有58.3%没有参加的占, 37.9%的社会组织在2009年参加过1-5次政府组织的座谈会, 有3.6%的社会组织2009年参加过6次以上政府组织的座谈会, 从这个数据来看社会组织通过座谈会进行政治参与的数量并不多。

由此可见, 大多数社会组织还未主动与其他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进行广泛交流、合作, 来实现社会组织应有的利益沟通的作用。综上所述, 社会组织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强, 但这种社会影响力受到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限制。使得地方政府应该加大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也就表示社会组织要与地方政府实现真正意义的合作互动。

总之, 随着我国社会格局的多元化发展, 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正在向原本的地方政府为主导的依附型关系向二者合作关系转化。虽然目前还是以依附关系为主, 随着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的不断加强,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会越来越明显。这种合作关系有利于社会管理多元化的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新形势下政府职能的转变。

注释

依附现实的时空穿越 篇4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是这类题材中家喻户晓的爱情奇幻片，不过片中男主亨利虽有穿越时空的能力，但本片并非科幻片，最多也就是与科幻轻微擦边。旅行者亨利生来天赋异秉，或者说DNA病变，经常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他时他地，也因此认识了他将终生挚爱的妻子克莱儿。影片以克莱儿的成长和亨利的时空穿越这两条主线交叉进行着。影片更多的是探讨爱超越时空这一人类恒久主题。在这一类的穿越片中，主角虽有穿越能力，但他更多的只是作为历史的旁观者，这涉及到了经典的“外祖父悖论”——一旦过去改变了，那现在还会是眼前的现在吗？

《时空恋旅人》和《蝴蝶效应》就探讨了这个问题。两部影片中具有穿越能力的主角都使用能力穿越到过去，想改变糟糕的过去，引向更好的未来。《时空恋旅人》的提姆，他的一次穿越导致错失了和妻子的相遇，于是他不断穿越为了重遇那个时机;而在另一次穿越回来后，他发现自己的孩子不再是原来的了——这给他敲响了警钟，穿越时空不能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他不能忘记身上有的责任。故事的最后提姆领悟了，也正是导演借主角之口想传递给观众的——“Now is perfect”。将穿越的主题再次引导回珍惜现在。

而《蝴蝶效应》中的伊万就没有提姆那么幸运。他有一个糟糕的童年，童年中有许多不堪的回忆，而事實上，他对这些回忆并没有清晰的印象。直至长大后，有一次他翻开了自己小时候写的日记本，却发现通过记事本他能回到过去。而初恋的死导致了他决定跨越时空更改过去。然而一切就像蝴蝶效应般，一次次的更改越来越招致现实世界的不可救药，一切仿佛是悲剧的宿命论。

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以上三部片子的共同点了，而这其实也是这类穿越故事的通病——他们都在关键的穿越上打马虎眼，对于主角的穿越时空都采取了“不解释”的态度，穿越就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或者像前三部影片那样，将其简单粗暴地归为“基因决定穿越”，并且由于穿越者都为男性，让人不得不怀疑这能力是不是“传男不传女”。

隔壁岛国人也十分喜欢玩穿越梗，然而玩来玩去其实也就那么几招，并没玩出什么新意。就在到处都充斥着烂大街的穿越动漫时，《命运石之门》横空出世。该剧讲述了每天无所事事的中二大学生冈部伦太郎在偶然情况下将短信发送到过去，并发现其可以改变未来的作用，随后由于国际惯例的滥用导致事态一发不可收拾，未来被严重篡改，世界重新构筑，自己惨遭“查水表”。为了挽回局面，让一切重回正常，男主角通过开发出的时间机器踏上了拯救的穿越之旅。不同于普通的穿越剧/片，在如何穿越、为什么能穿越、穿越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等方面糊弄观众，该剧在穿越的理论依据上可谓下足了功夫。不同于已经烂大街的平行宇宙论，该剧为观众构建了一种非常新颖的科学设定——世界线的收束。这是一种由观测者造成的单一宇宙论。其理论基础建立在相对论、量子力学、M理论的混合上。而由于大部分观众基本上就懂个皮毛，所以你会觉得它说得很有道理很高大上，而严谨的思维构建又让你很难找到漏洞，甚至瞎掰了现实中的东西来增加真实感，总之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得很到位。光是在这一点上，就已经吊打了大多数穿越剧/片。同时，《命运石之门》塑造了一个非常不着调的男主角，通过其喜剧效果来调和科学陈述的枯燥，这也是本剧最大的成功之处。虽然不足的地方也有不少（比如配角的人设上较为俗套，作用只是推动剧情发展），一个性格非常有特色的主角的成长之路，对穿越理论独创的深度构建，以及剧情的跌宕起伏，都足以令《命运石之门》成为一部上乘的科幻穿越之作。

所有关于时空穿越的影片无一不是回到过去，但他们最终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更棒的穿越是带着现在奔向未来。正如冈部伦太郎最后所说的：“未来的事情谁都无法预料，正因如此，就如同这场再会一样，未来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而将这无限诗意的可能放到当前，是今天我们将有怎样的际遇呢？但不管如何，这一切都是命运石之门的选择。

依附,是为了锦上添花 篇5

作为闽南地区特有的传统工艺, 漆线雕也是中国漆艺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瑰宝之一。泉州地区宗教信仰丰富多彩, 大小寺庙林立, 为佛雕工匠提供了良好的艺术施展空间。目前, 漆线雕产业主要集中于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据《惠安县志·木雕》记载“惠安早期的木雕品主要为佛像和建筑浮雕装饰……从事木雕作业的工人主要分布于惠安崇武溪底、洛阳白沙、张坂上塘、城关南门外一带”, 漆线雕曾是是惠南佛雕的一道重要妆饰工序, 主要用于佛像、神像的衣纹装饰, 是木雕艺术的延伸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 泉州市所属11个县 (市、区) 的漆线雕作坊及生产基地发展较快, 仅张坂镇就有漆线雕工厂和作坊80多家。本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漆线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开办的“紫云轩”就是其中的一家。我凭借几十年的漆线雕制作经营经验, 将在此详述并总结漆线雕的发展历程。

漆线雕以精细的漆线经特殊的制作方法缠绕出各种金碧辉煌的人物及动物形象, 尤以民间传统题材为主, 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过去, 漆线雕工艺的运用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 如今已发展到装饰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 琳琅满目, 并且不断推陈出新, 表层还安贴24K金箔。漆线雕的附着特性意味着精美的漆线雕需要依附在其他工艺品上才能发挥它的艺术美, 最为显著的代表是工艺美术师把漆线雕与陶瓷制品结合起作, 生产了漆线雕陶瓷作品。

过去人们在逢年过节、贺喜送礼时, 有选择以各式各样的花瓶作为礼品的传统, 寓意“平平安安”。借用漆线雕把寓意吉祥的龙凤、麒麟等图案缠绕在瓶身, 无疑是“锦上添花”的美事。另外, 在古代陶瓷的烧制采用的是一种古老的烧制方法———柴烧。在没有煤炭、煤气或电等资源之前, 木材是烧窑最主要的燃料, 烧制陶瓷时, 用匣钵罩住瓷胎, 将木灰与火隔离开, 避免与之直接接触, 使产品的釉色面貌保持一致。在釉面上落了灰或在胎体上走了火的痕迹, 这在中国古代社会正统的制瓷标准中、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都是不被欣赏的, 认之为瑕疵。即使是在技术相对纯熟、烧制条件相对发达的今天, 因为黏土配方或者烧制温度、烧制时间的误差, 出窑的陶瓷也可能产生裂缝却角凹凸不平等问题。给有瑕疵的陶瓷配以漆线雕工艺, 不仅能掩盖和修补不完美的陶瓷, 还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增加了陶瓷的美感, 提高了它的艺术附加值, 可谓一举多得。泉州漆线雕继承佛雕漆线工艺的表现手法, 将中国民间的传统艺术、宗教艺术、宫廷艺术中的礼器、祭器、贡品等特点兼收并蓄, 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创作出大批富有时代气息的工艺品, 成为现代人装饰和美化生活的高档艺术品。这是漆线雕的艺术化过程。

黄胜阳说, “任何一种工艺的发展都与它所处地域的民俗特色, 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漆线雕工艺也不例外。”漆线雕工艺较多地依附于陶瓷, 刻画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图案, 因而广受追捧。”为了更贴近人们的心理和地域文化, 漆线雕多附着在红色瓶身上, 红底镶金呈现出高贵雍雅的美感, 以龙凤鸟兽为题材, 寓意喜庆、吉祥、热闹。乔迁之喜, 新婚之乐, 功成名就, 或者大业初成之时, 人们往往将其作为赠送之礼, 用绫缎制成礼盒包装, 精美大气, 是旅游纪念、馈赠亲友的佳品, 令人爱不释手。我们在衡量一件工艺品的好坏时, 往往将其交给市场。市场上反应良好、抢售一空, 表示该作品质量上乘, 工艺优秀。

然而, 市场对工艺品的发展也有反作用。目前漆线雕工艺品的整体质量不高,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创作者为了大量地满足市场的需求, 在制作工艺上无法精益求精, 囫囵吞枣地投入市场, 导致漆线雕作品在质量上达不到该有的水准。如何在市场需求和工艺品的质量上取得一个平衡是漆线雕工艺在市场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舞蹈作品发展依附社会发展 篇6

一、舞蹈作品发展具有时间性特点

舞蹈作品的发展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依附社会的发展, 在生活中通过劳动而达到目的的, 所以舞蹈作品本身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烙印, 具有鲜明的时间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灿烂的舞蹈文化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沉积发展而来的。

我国的舞蹈, 夏商时代才进入表演艺术领域, 出现专业舞人。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 生动而传神地记载了这一史实。尽管当时他们的身份是奴隶, 但是他们为我国舞蹈作品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传, 夏桀时期的舞蹈是“以炬为美, 以众为观”。可见当时舞蹈的发展已具相当水平, 否则是达不到这种审美要求的。至于商代,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神权盛极的时代, 巫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能够用占卜来传达神旨的, 都是一些巫师, 巫师都是舞蹈家。在巫人的祭祀中有“巫舞”和“傩舞”, 同属巫舞, 但由于傩舞具有较强的时代性, 反映了人们与自然的抗争精神, 经过数千年的传承, 流传至今, 并影响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到了宋代以后, 作为“傩舞”这个较有影响的艺术形式, 受到了时间的考验。它被融入了当时的戏曲之中, 发展成为“傩戏”。正因为这一发展, 使这个极具生命力的戏引起了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极大关注。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统治时间较长的朝代, 同时也是我国舞蹈作品的第二个集大成时代, “百戏”是当时最盛行的表演艺术形式。其中最著名的舞蹈名目有《盘鼓舞》《巾舞》《拂舞》《铎舞》。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巾舞》是今日《长婴》的源头。《拂舞》是执拂而舞, 我们现在见到的戏曲中神仙、和尚、尼姑等角色常常拂尘舞蹈, 也许与这种古老的传统有关。《铎舞》是执铃而舞, 至今土家族还有《八宝铜玲鼓》, 藏族“热巴”也有摇铃动作。汉族《巫舞》也有摇铃的痕迹。古今印证就会发现, 我国许多种民间舞都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在这千百年的历史之中相互影响, 不断发展, 积累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唐帝国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舞蹈作品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可以说是我国舞蹈作品的又一高峰阶段。它继承了周汉传统, 发展了舞蹈作品, 其中最具影响的有《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健舞”“软舞”等。

二、舞蹈作品发展具有空间性特点

要想使舞蹈作品的欣赏、创作、发展达到较高的境界, 仅仅注意舞蹈作品的时间性还不够, 还要注意到舞蹈作品发展的空间性。

舞蹈不但是艺术形式, 它还反映生活, 有历史背景。特别是民间舞蹈, 它与各族人民风俗习惯、生产劳动、宗教信仰等紧密结合, 这便是舞蹈的空间特征。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 从而也就形成了独特的舞蹈作品。从各民族所居住的地域范围讲, 这些舞蹈具有鲜明的空间性。恰恰是这些地方舞蹈的个性差异和相互兼容, 才使得我国舞蹈作品的百花园姹紫嫣红、长盛不衰。透视舞蹈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 此类现象俯拾皆是, 屡见不鲜。择其典型, 当推我国南北朝时期的舞蹈类型最具代表性。其时, 国家分裂为两部分, 乐舞也形成了南北两种鲜明特色:南朝继续保留着汉代的舞蹈传统, 北方因为多是胡族统治地区, 所以胡乐大盛。

南朝宋武帝时代, 一直续承着汉族的乐舞传统。在北朝的统治中, 北方的少数民族乐舞大量涌入中原, 城市内外“胡乐胡舞”普遍盛行。

三、时间与空间的结合形成舞蹈作品的发展

舞蹈作品的完善与发展, 包括创作都离不开艺术的时空结合。靠一种单一舞蹈作品的发展, 或仅靠几种不同形式舞蹈的交流都是无法达到舞蹈作品发展的完美境界。只有既注意到舞蹈的时空性, 又注意到舞蹈的空间性, 舞蹈才能发展到一个鼎盛阶段。

在我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 由于政治稳定, 对外贸易发达, 国家强盛, 文艺有了很大发展, 乐舞也呈现了一个鼎盛局面。当时隋朝的乐舞, 基本上是把南北朝留下来的乐舞和百戏集中起来加以发展。

康德的美及其依附性 篇7

关于美,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里所要试图解决的问题并不在于传统的“客观的美是什么”, 而在于“主观上的审美何以是可能的”。他一再强调:“至于审美的规定根据, 我们认为它只能是主观的, 不可能是别的。”因此, 康德对于美的分析实际上是对于审美的主观意识的分析, 所以他把审美判断称为鉴赏判断。

一、美:从形式上看

在美的分析的开篇康德即明确地指出:“鉴赏判断是审美的。”所谓“审美”即是这样一种感情, 它由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表象的静观引起, 由于静观对象在形式上符合想象力和知解力的和谐合作从而引起主体心灵上的快或不快的感情。这种感情无关乎客观对象的实际存在, 而只与这一对象的表现形式密切相关, 是对象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存在引起主体的兴趣。快感与不快感“在这里完全没有表示着客体方面的东西, 而只是这主体因表象的刺激而引起自觉罢了”。由于不受客体性质的限制, 审美的快感因而不同于感觉上的快适和道德上的赞许。因为一旦以客观对象的存在作为前提而产生快感, 这快感就不可避免地附带着利害感。例如, 当你说一件衣服美的时候, 是这件衣服的形式引起了你心灵的快感, 这与这件衣服布料的柔软舒适无关, 因为那是感觉上的快适;也与这件衣服由于可以遮寒避雨而带来的赞许不同, 因为那是关乎善的快感。

鉴赏判断的无利害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就是康德在第三个契机, 从关系上来看的美的“没有目的”。何谓目的?康德说:“在概念被视为目的的原因 (它的可能性的现实根据) 的范围内, 目的就是一个概念的对象;一个概念的因果性就它的对象来看就是合目的性。”客观的目的又可细分为外在的目的和内在的目的。外在的目的, 是指一件事物的有用性, 可以达到为我们所用的目的。内在的目的, 即完满性, 是说一件事物应该在概念上符合于该事物的目的。例如, 我们说一只狗可以看家, 只是就它的外在的合目的性而说的;另一方面, 只有当这只狗符合狗的概念, 符合狗之为狗的目的, 我们才说它是具有内在的合目的性的, 否则就是不完满的。这样看来, 客观的合目的性必然涉及对对象的概念的认识, 而鉴赏判断是审美的, 基于主观感觉的, 因此是不具有客观目的的。

审美判断是没有目的的, 但是它又具有合目的性。这并不矛盾。因为没有目的只是表明对象在内容上不具有明确的目的, 但是它却在形式上刚好符合主体的想象力和知解力的和谐合作, 进而引起主体心灵上的快感, 产生审美的判断。

二、美:从普遍人性这一假设出发

从量和情状这两个契机来考察, 康德认为美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而美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又是基于判断的共同有效性 (或主观的普遍有效性) 和人的“共通感”的假设上, 即对普遍人性的假设上。康德对美的普遍性的论述是从“美是无一切厉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引申出来的。当我说一朵花美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朵花可以用来装饰房间, 或者这朵花是这植物的生殖器官或其他任何一种利害感, 而只是这朵花单纯的形式引起我愉快的感觉, 因此我完全有理由假设, 对于和我有着相同心理结构的其他人, 即所谓“人有此心, 心同此理”来说, 他们也必然会作出“这朵花是美的”判断。这样, 虽然主体在作审美判断时并不依据对对象的概念的认识, 所作的审美判断也不增加人对对象的认识, 但是却达到了类似于逻辑判断的普遍性的效果。

康德对美的必然性的论述也是从他对普遍人性的假设出发的, 即人的共通感的观念。甚至可以说, 对于美的普遍性的论述完全可以从美的必然性的论述中引申出来。康德指出:“审美判断里所指的必然性却只能被称为范式, 这就是说, 它是一切人对于一个判断的赞同的必然性, 这个判断便被视为我们所不能指明的一普遍规则的适用例证。”前面讲过, 审美快感的来源是想象力和知解力的自由活动和和谐合作。由于知识的普遍可传达性, 作为获取知识的人的诸认识能力的相通就是可能的, 从而想象力和知解力的自由活动和和谐合作所需要的条件就是相通的, 所引起的效果即快感也是必然的。那么, 当一事物的形式符合诸认识能力的协调运作时, 它所引起的审美判断就是必然的。无论是谁作出这一审美判断, 这都只是一个范例, 因为其他人必然会作出相同的判断。既然审美判断是必然的、范例的, 那它无疑也必须是普遍的了。

三、美:既是独立的又是依存的

1. 自由美和附庸美

意识到绝对纯粹的美是少之又少的, 仅包括“花, 自由的素描, 无任何意图地相互缠绕着的、被人称作簇叶饰的纹线”等, 于是康德开始作出让步, 指出, “有两种美, 即:自由美和附庸美。第一种不以对象的概念为前提, 说该对象应该是什么。第二种却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并以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对象的完满性为前提。”当我们说花、鸟、虫、鱼美时, 如果我们作这一判断时不是依据某个种的完满性, 不是依据其内在的多样之总和的合目的性, 而只是对这对象的观照自由地给人以愉快时, 这种美就是自由的自然美。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作这一判断时是以一个目的的概念为前提, 说这人、树、杯子、教堂、操场等应该是什么, 即它的完满性, 这种美就是附庸美。从此, 鉴赏判断开始有了“纯粹的”和“应用的”之分。善开始进入美的领地。

虽然附庸美由于美与善的结合而破坏了它的纯粹性, 但是这并不表明附庸美就是低级美。相反, 鉴赏因审美的愉快和理智的愉快的结合而有所增益, 因此附庸美比自由美具有更丰富的内容, 更广阔的范围, 最重要的是, 附庸美因而更接近美的理想。

2. 美的理想:被一个具有客观合目的性的概念固定下来的美

从分析的角度看, 纯粹美是只关形式的, 有独立性的;但从综合的角度看, 美毕竟要涉及整个的对象和整个的人 (主体) 。这就有了理想美的问题。康德自己也说, “美, 若果要给它找得一个理想, 就必须不是空洞的, 而是被一个具有客观合目的性的概念固定下来的美”, “这就是说, 不论一个理想是在何种评判的根据里, 必须有一个理性的观念依照着一定的概念做根据。”自由美, 如美的花朵、美的风景, 无理想可言;客观事物的附庸美, 如美的住宅、美的花园等由于其合目的性的松散模糊也无理想可以表象;“只有人, 他本身就具有它的生存的目的, 他凭借理性规定着自己的目的”, “所以只有‘人’才独能具有美的理想, 像人类尽在他的人格里面那样;他作为睿智, 能在世界一切事物中独具完满性的理想”。

从康德后来对于自由美和纯粹美的区分以及他对于美的理想的规定来看, 康德在思考美的问题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美只关乎形式, 只对主体产生不涉及概念、利益、目的的快感毕竟只是从分析的角度来看的, 但现实的审美活动绝大部分总是不可避免地涉及概念、利益和目的, 总是为实现善而服务的。

参考文献

[1]康德, 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 (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2]冯军.康德审美反思判断的现象学性质及其意义[J].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 (09) .

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依附问题 篇8

文化依附矛盾普遍存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师生双方。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使东西方的课堂教学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作为生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对外汉语教师,往往就面临着两难的文化选择。在教学方面,如果教师选择依附汉文化下的授课方式,西方学生会表现出反感的情绪,认为课堂授课方式呆板,课堂气氛沉闷压抑,如果教师选择依附西方式的授课方式,那么教师自己和其他东方的学生又往往接受不了文化心理习惯遭到的冲击。在课堂纪律方面,西方学生课堂纪律散漫无序,这使授课教师经常会认为自己的师道尊严受到了挑战,又苦于自己与留学生的文化差异而敢怒不敢言,东方传统的尊师礼仪,课堂中诸多行为规范,也会使西方学生产生抵触情绪。

不仅对外汉语课堂存在师生之间的文化依附矛盾问题,课堂下的师生跨文化交际交往中也存在这样的文化依附矛盾问题。

例如,中国人在与对方见面时往往会以“吃了吗?”“你去哪了?”等话语进行问候,而这些问候语在西方留学生的文化思维中是被认为对隐私的打探。留学生对中国人常表示关怀的话语也会感到不快和不解,如“睡的好不好?”“小心,慢走!”“外面天气冷,多穿些衣服。”等等。也正是这些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导致许多对外汉语教师在课后不知道怎样与留学生交流寒暄,担心自己的话语会引起文化冲突,导致留学生的反感进而引起师生间的隔阂。

对外汉语教师常常会存在这样的困惑和疑虑,在对外汉语课堂上、师生的课下交际活动中究竟应该依附于中国文化交际规则还是应该依附于西方文化交际规则?通过观察日常教学活动可知,对外汉语教师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西方文化交际规则的。在中国课堂上,教师是具有足够权威的人,学生要保持对教师足够的尊敬。学生遵守上课时间、穿戴整齐、课堂上不能随意吃东西和说话等这些纪律,是学生遵守课堂尊敬教师的基本规矩。与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其他中国学生不同的是,外国留学生并不需要遵守“中国课堂规律”,许多在中国课堂上的惯例在对外汉语课堂上被放弃了:学生不用举手回答问题、插话和提问;在课堂上无所顾忌地吃东西;不用擦黑板;穿着拖鞋走进教室等等。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师生关系由上下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教学伦理不再是中国传统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似乎变成了一种知识服务与培训的关系。学习中文、却以西方化的交际规则行事,这一规则被当成一种“国际化规则”普遍地隐形存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仿佛语言学中的“方言岛”,成为国内教学领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一、对外汉语教学依附于西方文化的原因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教师教授外国学生汉语及汉语文化,但在课堂教学中却要依附于西方文化,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因素;

(一)中国人传统的虚己待人的待客之礼

为让客人感到满意,刻意忽略自己的习惯主张,以达到和客人保持一致,这几乎是中国文化传统所培育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心理惯性。可以发现,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学英语通常要使自己适应所在国家的教学环境与规则,不能适应可能就会遭到淘汰的结局。而在中国的对外汉语课堂上,教师要想尽方法适应留学生的文化心理习惯,这一对比现象不能不说是与虚己待人没有关系的。

(二)将西方文化优等化标准化

在许多教师心里甚至绝大多数的国人心中似乎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种认知:西方的教育模式与中国的教育模式相比是即为先进的。在对外汉语课堂上亦是如此,留学生不遵守课堂秩序,课堂行为随意散漫,许多教师认为留学生的某些行为是因为西方课堂氛围轻松、教师与学生关系平等因素造成的。在教师心中西方的教育模式是先进的、现代化的,理应学习借鉴并主动依附,所以先进模式下留学生的大多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

(三)对国内第二语言教学界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误读

国内许多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是由英语教学界提供的,由于面向中国学生的英语教学,往往强调对西方文化的依附,以便中国学生理解接受目的语英语文化。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际研究若不加区分地借用这些成果,便极易混淆两个教学领域的相异之处,而做出有利于依附西方文化的文化比较。

(四)避免因文化冲突引起矛盾

在师生交往中,由于对外汉语教师早已在跨文化交际培训中对西方文化的禁忌与价值观多有了解,因此教师在与学生的交往中就会尽量迎合留学生的文化认知心理,回避因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误解与冲突。为了不偏离语言教学的轨道,一则担心浪费时间,二则恐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常常回避价值观的判断。对中国文化规则的合理性缺乏解释,也甚少宣传、强调中国文化价值的合理性,这往往导致了更深层次的对西方文化习惯的依附。

二、对外汉语课堂应依附于中国文化

(一)依附中国文化有利于使用汉语交际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留学生学习汉语目的在于使用汉语进行交际活动。依附于西方文化教授汉语,易使留学生不熟悉汉语文化的交际环境,不了解汉语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背景,忽略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而按照本族文化思维的方式考虑问题。留学生不能深层体会汉语所承载的文化,这样留学生在日常交际中容易出现语用错误,也就不能有效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能与中国人进行正常、有效的日常交际,如果他们不能用汉语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没有真正达到学习的目的。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有效运用汉语进行汉语交际活动,教师应让学生遵循传统的尊师敬长的课堂秩序,例如:留学生应该准时上课,在课堂上不能随意插话和吃东西等。课下师生间的问候,教师也可以事先告知学生并使之明白,像“吃饭了吗”、“去哪里”等,这些只是汉语言文化里一个习惯性的简单问候,并不是刻意地想要打探对方的隐私;像“慢点走”、“天冷了,多穿衣服”,也只是表达自己对对方的一种关心体贴,并不是觉得对方不能很好的照顾自己;而询问年龄、工作、籍贯、婚姻、收入和家庭状况等,则是关心并试图跟对方结交的表现。只有让留学生了解中国人的文化认知与思维方式,才能减少留学生在交际中产生的语用错误,才能更好的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交际误解与冲突。

(二)对外汉语课堂是多元的课堂

对外汉语课堂接受的是来自全世界的留学生,这个课堂里不仅存在着活跃、外向、善于表达的西方留学生;还有教学处于被动、内向、不善表达的东方国家的留学生。当我们对西方文化规则“迁就”时,很可能会忽略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情感与价值,令他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甚至产生一种反感和抗拒的情绪。事实上,文化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也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存在于常常不被我们加以区分的西方各国之间(如欧洲国家和美国)与东方各国之间(如中国与印度),甚至存在于一个国家的各地区、各阶层之间。由于欧美学生的外向,他们很容易占据课堂的主动,主动发言宣讲他们的看法,而东方各国学生的内向与内敛性格,常常限于被动,不会利用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以致课堂讨论经常笼罩在西方价值观念之中。这更加深了学生的印象,即:中国也是默认西方文化的,它的确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现代先进文明的普适性标准。对于一些希望到中国寻找古老文化之根的东方留学生来说,就会产生一种动摇与失望的情绪。

(三)有利于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随着全球国际化的深入,文化的传播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尽管中华文明曾一度影响世界,但随着封建中国后期的落后,西方文明的崛起,中华文明错失了许多文化输出的机会。近代以来,各国更加意识到文化传播对本国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在西方文明价值观以一种强势趋势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更应该积极寻找有效方法向世界重申中华文明的价值。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的崛起,汉语热这一现象也在全球蔓延。抓住汉语热这一契机,对外汉语教学突飞猛进的全球性增长,这无疑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的有效途径。对外汉语课堂依附于中国文化可以让留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华文明,而通过来自全球各地的留学生,可以将中华文明进一步的向全世界传播。我们应当充分抓住和利用对外汉语教学传播汉语的机会,借此恢复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使全世界的人民了解中华文明,减少对其误解并尊重它的文化内涵。

三、减少文化依附矛盾的对策

(一)对外汉语教师应保持文化平等性原则

在世界文化中,每一种文化都是平等的。胡文仲教授曾指出,“跨文化交际中双方一定要能从对方的观点理解对方的文化感受,交际必须在平等的原则上进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且博大精深、讲究礼数的国家。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在教授汉语知识的同时,还应尤其需要将汉文化中属于文明礼仪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告知给学生,教会学生掌握最基本的礼貌和规则。这并不是说在对外汉语的课堂上完全依附中国文化,完全不考虑西方文化思维下留学生的心理感受。而是要在注意留学生心理认知的前提下以中国文化为主,这样既不让留学生产生文化排斥抵触心理,又能很好的了解汉文化并有效的学习汉语。

(二)对外汉语教学要有自己的教学模式

在许多教师心理都会或多或少的认为,西方的教学模式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较之而言,中方的教学模式则相对落后。为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优化教学水准,可以说所有为此付出的努力都是一切向西方看齐。对外汉语是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是有着自己独特特色的一门专业,应该保持自己的专有教学准则,不能一味的向西方看齐。当留学生不顾课堂秩序,随意打断教师的授课进行插话的时候,作为教师就应该适时告知,要遵守中国课堂的教学秩序。留学生穿着过于随意,教师也应该提醒对方,这种行为是对教师对课堂的不尊重。学习一方语言就应该接受其所应该接受的文化。

四、结语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通讯手段的快速进步,互联网功能的进一步扩大和广泛使用。在世界经济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这个大整体的联系更加紧密,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往更加频繁,在逐渐加深的交往中,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传播相互影响也更加深入。会发现在中国、韩国等东方国家人们同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一样,习惯于在见面打招呼时自然地使用“hello”,在分别时习惯使用“bye_bye”。在中国AA制的付费方式呈现普遍化趋势,同学开始同教师建立起平等的关系,中国人接受并乐于享受情人节带来的浪漫和圣诞节带来的乐趣。西方人也开始享受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春节吃饺子,端午节学包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由此可见,文化交际中文化的多元融合已经成为主流,各种文化中属于个性特色的部分正在被逐渐的认识和接纳。对外汉语教师正是要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处理好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依附和解决文化依附矛盾的问题,为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作出努力。

摘要：在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背景下的交际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因“文化依附”而产生的误解和矛盾。本文认为,既然在跨文化教学下这种“文化依附矛盾”的问题是不能避免的,那么在以教授汉语为目的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就应该接受汉语所承载的汉文化,而且,只有依附中国文化,外国留学生才能更好更深层次的了解并使用汉语。

关键词：文化依附,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刘晓楠.《走出跨文化交际的迷津——国内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依附矛盾的解决》.《汉语教学学刊》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李丽.《文化依附与文化迁移——论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教学》.《汉语教学学刊》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欲望女性的依附性存在 篇9

小说中微龙的悲剧是在原始生存欲望和原始情欲的双重压力下必然要发生的悲剧。这使我想起了英国作家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也是一部言情小说，书中写了四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其中韦翰和莉迪亚的爱情与微龙的爱情故事颇有点类似。韦翰这个男人特点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是浪荡公子，寻欢作乐，挥霍钱财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对女性的追求主要出于两方面的目的：一是为了获取钱财，满足其贪欲；二是为了获取性感，满足其原始情欲。韦翰并不爱莉迪亚，但若有这样一个细皮白肉的女人一路陪陪他，他当然不会错过机会。莉迪亚对穿“红制服”的军官具有无可抗拒的情爱力量，她对于人生的最高要求定位于对情欲的满足，在她的情感里也就不可能发生对真诚爱情的追求。于是，她嫁给了韦翰，得到的只是一个四处寻欢作乐的丈夫和毫无幸福可言的婚姻牢笼。我们可以发现韦翰和莉迪亚是欲望冲动的结合。奥斯丁通过写这对爱情，衬托了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真爱的美好，讥讽了无爱的婚姻。

张爱玲是个在感情上受过伤的女性，她对真爱已经死了心。因此她不会去描写伊丽莎白与达西这样的真爱故事，从这部作品的描写重心来看，这是一个女人堕落的故事。

她对葛微龙是同情的，葛微龙的尴尬人生说明。故事开始，葛薇龙，一个出身在没落大家庭的上海女学生，因为上海传说要有战事便和家人一起到香港避难。可哪知香港这个花花世界，根本上就是为富人准备的，飞涨的物价，使她们家中的积蓄一天比一天减少，于是在接到上海时局已缓的消息后，父亲做了回上海的决定。但薇龙却不想因为这个而耽误自己念书，打算留在香港完成学业，可是一个人留在香港定该怎么生存呢？为钱所困，这是微龙这个追求美好生活的女学生必须克服的最大难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背着父母跑到香港山头华贵的梁家大宅里来请求帮助，这里住着她的姑母。她来找姑母，动机很明确，就是想借点钱以便继续完成学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是她的姑母是个被视为玷辱葛家门风的有罪的女人。早年与薇龙父亲闹翻，当年她不顾家庭反对，为了弄到一笔钱，而甘心情愿地给一个行将就墓的男人做了姨太太，丢尽了葛家的颜面。找这样的姑母借钱是与父母作对，就是向人性恶低头。

小说中有一句话颇有韵味，梁太太见微龙对乔琪动了真情，就说：“你怎么就动了真情呢。”这话好像是张爱玲说给自己听的。

（霍聃）

依附关系 篇10

一、究源与解释: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不发达的原因

作为教育依附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阿特巴赫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教育上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两类国家的高等教育也基本分别处于发达与不发达的两极,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基本关系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有着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影响因素。阿特巴赫总结了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不发达,或者说造成第三世界大学边缘性和依附性的五大因素,即历史、语言、科研实力、知识交流和人员流动。

(一)难以超越的历史传统:大学模式的西方化

阿特巴赫研究指出,从世界大学模式来看,西方国家是大学的发源地和中心,“大学的历史传统是西方的传统,并且几乎与第三世界的知识或教育传统没有什么关系”。[2]无论第三世界国家是否曾沦为殖民地,其高等教育学术模式从本质上说都是仿照西方的,从学校模式到课程、教学技术和有关高等教育在社会中作用的基本观念都是西方的。阿特巴赫指出,边缘大学多处在发展中国家,它们依靠工业化国家的大学,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学为自己提供发展模式,对中心大学存在着“心理依附”。[3]因此,尽管现代学校出现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关注了本土传统,但并没有摆脱模式上的整体西方化,这使得其高等教育发展紧紧依附于发达国家,很难超越这个发达的“中心”。

(二)语言的阻碍:欧洲语言的国际化地位

“作为维持社会地位的手段和获得精英成员资格的途径,语言具有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含义”。[41阿特巴赫观察和研究后指出,不管有没有受过殖民统治,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高等院校的教学语言已受到或正在受到欧洲语言的影响,有的影响还很大。尽管一些国家也试图使用本国语言来代替欧洲语言,但欧洲语言——首先是英语,其次是法语和德语等——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语言在民族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萨姆瓦等人曾指出,“语言和文化相互协力,形成我们的现实观念”。[5]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由于受到欧洲语言的支配,致使语言与传统文化之间出现剥离,因而大学在引导和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方面的作用受到抑制,并导致大学不可避免地或超乎寻常地朝欧洲或北美的中心方向发展。语言强化了第三世界国家大学对西方“中心大学”的依附。

(三)加大的科研实力差距:西方是知识的创造者

阿特巴赫认为,西方国家处于国际知识网络的中心地位。据阿特巴赫统计,20世纪70年代中叶,占世界人口30%的34个发达国家所出版的著作占到全世界的81%。在社会科学领域,全世界62%的期刊由美国、英国和法国出版发行。[6]“第三世界国家从根本上是知识的‘消费者’,它们在科研、对科学进步的解释及信息方面通常依赖工业化国家。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都是在工业化国家进行的”。[2]西方工业化国家科研人才的汇集、科研资金的充足、科研设备设施的完善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无法相比的。西方国家还进一步主导了世界科学观念和科学研究的方向,且“第三世界有限的科学进展是受到西方资源的鼓励和资助的”,[2]这些都更加深了第三世界国家在科研发展和知识创造方面的艰难处境和对西方国家的依附性。第三世界国家在短时间内难以拉平与发达国家的科研实力差距而成为世界知识的创造中心。

(四)知识交流上的不平等:工业化国家控制交流网络

阿特巴赫认为,“知识的交流途径掌握在工业化国家的手中。主要的学术杂志、出版社、文献及图书馆都在欧洲及北美”。[2]知识是从工业化国家流向第三世界的,西方国家对交流网络的控制有着重大影响,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第三世界的学术需要或学术产品根本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注意或引起其兴趣;二是第三世界的学术体制正朝着工业化国家的方向发展;三是最具有革新意义的国际互联网、数据库等交流手段或产品也为工业化国家所有或控制。所有这些都使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交流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主控的交流,第三世界国家很难摆脱或扭转这种强势局面,因此必然难以自主发展或在长时间内处于依附地位。

(五)人员流动的单向性:发达国家成为主要“东道国”

阿特巴赫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高等教育人才“外流”,其中最应关注的是留学生问题。国际上的留学生“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环太平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们在各工业化国家学习,其中美国、英国和德国都是主要的东道国”。[2]在阿特巴赫看来,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留学生在留学过程中不仅适应了东道国的教育体制、知识倾向、科研方法以及工作习惯和职业前景等,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学成之后选择留在东道国,即便那些选择回本国发展的学者,差不多也都会以在工业化国家接受教育的经历来引导自己的发展方向。更为突出的是,由于这些人往往处于本国社会的高层,会在思想观念或行动领域引导本国社会的教育发展方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对本土模式发展与创新的干扰。

综合来看,阿特巴赫认为上述五种因素是基于历史和当代不平等国际体系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些因素与其他新殖民主义因素,比如国外援助项目政策、文化交流政策、西方教材的使用和专家的提供等,一起强化了第三世界大学的边缘地位和依附性。此外,第三世界还普遍认为,“任何帮助对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总是有用的”,[2]所以其内部政策与西方新殖民主义政策一起维持与强化了世界大学的不平等关系,进一步造成本土高等教育的不发达。

二、批判与警醒: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虽然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在国际格局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但发展总是必需的。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使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必须谨慎从事。阿特巴赫站在国际比较教育发展的学术立场,不仅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不当行为给予了批判,同时也对第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警醒之言。

(一)要摆脱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盲目模仿

阿特巴赫认识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正不断向美国等“中心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寻求思想和模式,虽然这是发展中的自然现象,但是他还是对第三世界盲目模仿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都产生于本国经验,不能被轻易移植到国外。“在研究和培训方面适合美国的东西可能不适合或者至少不适宜加纳和中国。如果国家不再有能力控制课程的基本元素、教学语言和教学法哲学,以及高等教育传播的其他关键因素,很多的东西就丢失了”。[12]第三世界的专家能做的应该是“在思考本国问题的解决途径方面发现某些有价值的美国经验”,[13]而不是直接移植美国或者其他“中心国家”的院校模式或思想,否则只会导致依附程度进一步加深。

(二)要批判地看待来自发达国家的国际教育合作

阿特巴赫并不反对知识的国际化或合作,但他反对“强迫那些落后国家受制于巨大不平等的市场,掠夺学术机构和体系在关于课程、质量标准和各种各样的别的教育元素方面做出决策的权力”。[12]因此,处于弱势依附地位的第三世界在面对来自发达中心国家的教育合作行为或项目时,必须具有批判的眼光,并对开展合作予以慎重考虑。随着教育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推进,教育在某种范围内逐渐成为一种交易。虽然“处于教育水平两端的都有权利去规划教育交易”,[12]但问题是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掌握着交易主动权,对第三世界发出诱人的利益召唤。从依附论角度来分析,发达国家策划、参与或主动援助高等教育项目更多的还是基于本国政治或经济利益的考量,且“合作项目所在国很少作出努力去使来自发达国家的模式适应该国的需要或传统,它们只是原封不动地引进这些项目和计划”。[16]阿特巴赫特别对中国提出告诫,“中国必须仔细考虑学术机构和项目的流入。如果简单地敞开大门,并且希望市场会自行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将是一个错误……中国必须牢记国家需要”。[17]这不仅是对中国的告诫,也是对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告诫。第三世界国家对此有必要保持警觉。

(三)要认清国际高等教育中的学术殖民主义

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高等院校正在积极寻求美国的大学认证。阿特巴赫认为,大学国际认证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但这也应引起反思和警惕,因为这是一种学术殖民主义行为。“原则上,对他国的学术项目以及院校进行认证是一个坏主意”,“外国认证是一种知识傲慢行为,其意蕴远远超出传统的院校评价范畴”。[18]阿特巴赫指出,美国的认证是针对美国高等教育现实而设计的,它反映的是美国学术系统的历史、规范和价值观。当以美国化的认证标准来认证外国院校时,被认证的外国院校事实上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美国化”的压力,要受到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甚至制约。有中国学者也指出,其后果最终就是“导致学术话语权被剥夺、国家教育主权丧失、民族意识淡薄、民族凝聚力消解等”。[19]阿特巴赫还指出,“美国认证只是对最低质量提供保证,而不是对最高质量做出估价”。[18]所以,面对美国认证他国大学的行为,那些被认证、即将被认证或想申请认证的大学及其国家必须对此提高警惕,慎重审视而后行之,避免使自己的国家或高校日益沦为美国及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四)要警惕“入世”对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造成的压制

阿特巴赫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越来越被商品化。但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基础是“中心—边缘”世界高等教育格局的存在,且这种格局的不平等性越来越突出。“中心国家的标准、价值、语言、科学创新以及高知识含量的产品不断排挤着有别于它的思想和行为”。[21]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世界中几乎不能自主,甚至实际上“已丧失了独立性和某种具体发展的可能性,高等教育全球化使大学间的不平等更加尖锐”。[21]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热心追求“入世”。“入世”本质上带来的是高等教育商业化运作,WTO市场规则的介入只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更加无法对本国社会的发展和巩固做出应有的贡献。因为“在发展中国家,高等院校一经成为从属于WTO管辖的国际学院市场,将会受到以营利定位的而不是促其民族发展的国外院校和大纲等方面的‘压制’”,[23]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福利的思想将处于第二位。为此,WTO控制高等教育最大的负面影响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WTO之类的条约会不可避免地破坏发展中国家正在出现的院校系统”。[24]因此,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应注意服从教育和知识的逻辑而不是市场规则,更要注重服务于本国社会使命的完成。

三、展望与建议: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

作为依附论学者,阿特巴赫在洞察第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不发达的原因,并较为客观地分析与批判来自发达“中心国家”或国际层面的一些教育行为之后,也站在关怀第三世界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角度,尝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或思路。

(一)要主动寻求自主发展

阿特巴赫认为,第三世界高等教育要发展,必须在观念上打破对“中心国家”的崇拜与迷信,要敢于怀疑来自西方“中心国家”所倡导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走内源性发展道路,要主动寻求自主发展之路。为此,阿特巴赫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在知识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保持一种平衡的视觉,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双刃性,要在国家需要和国际潮流之间保持张力的平衡。在日益全球化的教育环境里,“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利益价值观是必须保护和保存的”。[12]阿特巴赫特别提到第三世界科学与学术的发展。他在分析中国情况时指出,中国的科学与学术是在一种科学技术不平衡的背景下发展的,因此尽管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和不断发展的经济,但“在科学与学术方面,她仍然亟待进一步自主发展”。[13]这一分析其实可以被推广,即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方面都需要进一步自主发展。

(二)要格外注重传承民族传统

阿特巴赫虽然一再强调大学是国际性机构,但也不断指出大学又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其他国家和制度的经验有许多值得学习,与此同时,将国情牢记于心亦是重要的”。[27]对此,阿特巴赫认为,第三世界国家首先做的应是正确理解比较视角。比较不是照搬,“照搬外来经验差不多一直是一种错误”,[13]“运用比较的方法,可以通过考察其他国家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来对问题与解决方案进行批判性的评价”。[29]比较的意义在于以一种批判性视角来审慎地对经验、模式和实践等进行评价,并最终建立一种发展性思想,这是创造性适应过程。其次,第三世界国家要特别注意发展中的“文化自我殖民”。正因为发达国家在向海外拓展高等教育时带有文化殖民倾向,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又对发达国家表现出“自愿”接受的倾向,因而更应该警觉这种现象。总之,第三世界国家要努力发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宝藏,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扎根于本国的价值观和民族语言,并通过文化与制度的不断创新来发展本国的高等教育。

(三)要积极追求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

“如果大学要繁荣,就需要充分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24]否则的话,“大学的优点和效率有可能因学术自由受到限制而被贬低”。[2]阿特巴赫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不能充分发挥潜能,是因为它们没有充分的自治权。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努力解决这个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造成的难题。为此,第三世界国家首先应充分认识到大学的作用,发展自己可行的科研基础。“总体上讲,大学体制必须更加面向科研”。[2]第三世界大学的科研应当在本地进行,以满足本地发展需要。其次是建立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保持大学“纯科研”与“应用科研”之间的适当平衡。大学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大量专业人员,而且能够通过科研援助或合作推动工业企业的技术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再次是大学和政府之间要达成理解。为使大学充分发挥潜力和作用,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必须认识到大学的优势与不足,承认大学有效运行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与自由,并有义务提供必要的发展经费。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够拥有适当的自治,同时又会承担充分参与发展进程的职责”。[2]最后,要从法律和制度上充分保护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有效的大学的根本前提,也“是大学最核心的使命之一。它是教学和研究的关键”。[34]为实现这一点,其一要进一步发展人们的观念和制度,并继续巩固大学学术自由和自治的学术标准;其二要对侵犯学术自由的现象进行监督并予以公开;其三要建立更有效地调查侵犯学术自由的机制;最后还可以创建有关学术自由问题的固定网站等。这些都是有效改善学术自由环境的有力措施。

(四)要稳妥推进私立高等教育发展

阿特巴赫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更好地建立高等教育发展系统中,要关注私立高等教育的作用,因为它可以填补公立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空缺。私立高等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的韩国、菲律宾等国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20世纪后半期才给予其特别关注。拉美私立高等教育从20世纪60年代得到扩张,中国则是从90年代开始大量建立私立高等院校。阿特巴赫分析了这种发展的推动因素,认为,其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其二是高等教育资助理念的变化,前者是主要因素。不过,阿特巴赫也指出,尽管第三世界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满足未来十年的入学需求,但是“大多数国家大部分私立院校处于声望等级的底端”,[35]且面临着诸如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质量保障、信息透明、学术职业和营利性等问题。因此,这些国家今后不仅要继续重视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要注重通过建立自主权与责任制的有效结合,促进教授职业化、学术自由,提高教育计划的标准,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等来确保私立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目标的实现。

以上这些建议或思路是阿特巴赫论述较多的方面,此外他还就第三世界国家的学术系统定位和评价、独立学术文化的创建、语言媒介的使用,以及远程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分工、高等教育的评估与质量控制和学术人员的专业保障等做过讨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阿特巴赫的依附论高等教育思想,特别是关于他对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所秉持的一种合理态度,不应是苛判,而应是理解。其实,不管是对于一位国际比较教育学者来说,还是对于任何一位学者而言,他的学术责任主要在于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做什么”和“如何去做”本质上属于操作技术范畴,是那些属于学者研究受众范围内的高层决策者或实践者自身必须努力思考解决并创造性地去完成的事情,而不可能幻想完全依赖或者试图要求学者来制定出完美的行动框架或操作措施。比较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决策者提供参考,而不是代替决策者为其做出决策或行动指南。正如阿特巴赫曾指出的,比较研究这种方法的作用在于“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在于“明了潜在的问题”,在于“检验各种选择方案”。[29]这一点正是我们合理地理解阿特巴赫的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总之,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阿特巴赫作为一位发达中心国家的学者所流露出来的对第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关怀之情。这种关注和研究体现了一位比较教育学者对自己学术责任的履行。

摘要：美国波士顿学院的阿特巴赫教授在坚持高等教育依附论观点的同时,对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现实发展给予长期的关注与关怀。他不仅分析和解释了第三世界高等教育不发达的原因,也对第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警醒之言,还对第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