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主体的经济效益

多主体的经济效益（精选九篇）

多主体的经济效益 篇1

分布式电源通常是指分布在用户附近的小容量电源,具有投资小、建设周期短、发电方式可控灵活、环保等优点[1]。DG接入配电网,从技术层面上讲,可能会对原有电力系统电压、线路损耗以及可靠性等产生影响,但同时经过合理规划也会对诸多与之相关的主体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比如,通过合理投资、经济运行可以增加DG独立发电投资商的投资效益;通过减小网损收益、延缓网络设备升级投资等方面提高电网公司的经济收益等。而对这些相关主体经济效益的影响程度,与分布式电源的类型、接入位置和容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为了提高分布式电源的经济效益,抑制其负面影响,需要对分布式电源类型、位置及接入容量进行合理规划布局[2]。

目前,关于分布式电源接入配电网的规划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文献[3]通过所建模型,分析了延缓网络更新成本、损耗成本、购电成本和缺电成本,但这些都是单一的从配电公司角度进行分析。文献[4]以总运行费用最小为目标函数建立了分布式电源规划的优化模型,但在建模分析求解过程中未考虑DG接入对系统运行带来的影响。文献[5]用改进的自适应权重粒子群算法进行目标函数寻优,最后得到了有功网损最小的分布式电源接入方案。文献[6]建立了考虑线损、可靠性和电压改善的DG规划的多目标模型,但优化求解的过程中,将多目标模型转化为单目标处理,这样不能独立地研究分析各子目标的作用,存在加权求解的盲目性。

通过对比分析已有的关于分布式电源规划的研究发现:(1)为了减少规划问题的维数,简化计算,通常可以先对DG的接入位置根据相关的技术、经济要求进行初步的选择。但在考虑DG接入对配电网的影响的基础上,对分布式电源候选位置的确定中,进行确定的依据不够全面。如文献[7]仅仅通过电压稳定性指标量化了各节点负荷对电压分布的影响。而本文在相关约束条件下,提出一种实用的考虑全面的科学的确定DG候选位置解集的方法,不仅可以提高运算效率,还能提高结果的准确性。(2)已有的研究中,建模主要是从单方面主体考虑的,要么是单纯地从配电公司的效益考虑,要么是单纯地从DG独立投资商或用户的经济效益考虑,但随着电网改革的推行以及分布式电源投资成本的下降和国家政策、法规的支持,会有越来越多的相关企业主体参与其中,所以如何协调各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为投资决策者提供可靠的科学决策,已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分布式电源的接入会对系统网损和系统电压分布产生影响,在潮流计算的基础上,本文从计算反映其影响程度的一类指标开始,并对结果进行排序,综合分析了DG接入对配电网电压分布、系统线损以及用户可靠性的影响,最后确定出分布式电源的候选位置解集。然后,分别建立分布式电源独立投资商年投资效益最大和因分布式电源接入而增加电网公司收益最大化的多目标模型,并用改进的非劣排序遗传算法(NSGA-2),以分布式电源的类型、位置及接入容量为决策变量,实现DG的合理规划。最后,在优化的所得结果中,根据能反映用户经济效益的评价协调函数,对所得结果做进一步选择,以使DG规划更科学合理,能更好地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最后,选用IEEE69 节点配电网系统进行算例仿真分析。

1 DG候选位置的确定

1.1 以改善节点电压为目的进行选择

分布式电源的接入,使传统配电网由辐射状结构衍变成具有多个分散电源的结构,线路中的潮流的方向和大小都会有一定的变化,从而也会对配电网中的电压分布产生影响。经研究表明,合理配置分布式电源的接入点,将分布式电源优先接入电压稳定性薄弱的节点,可以有效地改善电压稳定性分布。鉴于此,以改善节点电压为目的,本文引用文献[7]计算配电网中所有母线的电压稳定指标的公式,在潮流计算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计算并具有一定针对性地选取DG的接入位置。电压稳定性指标的计算公式如式(1),其中,配电网典型支路示意图如图1 所示。

这里,Sj被定义为母线j的电压稳定度指标。一般情况下,配电网正常运行时,Sj≥ 0,经研究分析可知,其值越大,母线处的电压稳定度越好;该值越小,该处的电压稳定度越小;当该值接近于0 时,系统电压崩溃。

因此,可以先对配电网中各个节点所对应的该指标进行计算分析。然后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序比较。最后,优先选择电压稳定度指标较小的母线节点作为DG的候选接入点。

1.2 以各负荷节点对网损的影响程度进行选择

用负荷视在二次精确矩[8]之和来表示系统网损,即

式中:Rdi为节点i到源节点的电气距离;Pbi、Qbi分别为流入节点i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Pbs、Qbs分别为流入节点s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指标Ts2(i ) 的大小能够反映流入节点的有功和无功功率对该节点有功网损的影响程度。通过此指标可以确定各负荷点对网损的影响程度,而且Ts2(i ) 的大小与各负荷点对网损的影响程度成正相关。

综上所述,本文是在满足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的条件下,通过三步来确定分布式电源的候选位置:1计算电压稳定性指标Sj,并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序,选择取值较小的节点。2计算视在二次精确矩Ts2(i ) 并按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序,优先选择取值较大的节点。3结合配电网内各节点的等级负荷要求,选取可靠性要求较高的节点作为候选节点。最后,再对以上三步所得的候选节点进行整合。但在整合互并的过程中,还要兼顾到分布式电源接入对邻近负荷节点的影响以及其布局不应过度集中的原则。

2 分布式电源的选址及定容的多目标优化模型

2.1 目标函数

随着电力市场化的改革,分布式电源的投资商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它往往与接入的配电网经营者以及相应的电力用户都隶属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分布式电源投资商来说,总是希望得到最大的投资收益;对于配电网的经营者,则是希望接入配电网的分布式电源尽量发挥积极作用,减少负面影响;而对于用户而言,则一直是希望保证得到可靠的供电质量,减少停电损失。所以,本文通过分别建立独立发电商的投资利益最大化(max CYC)和因分布式电源接入改善电网公司经济效益最大化(max ΣCDW)为目标的多目标函数,来评价DG独立投资商效益和改善电网所得收益。

2.1.1 子目标函数1

把独立投资商的年投资效益定义为子目标函数f1,模型的分析计算如下:

通过分布式电源的单位年投资效益来反映独立发电商的收益。分布式电源的投资效益是指单位分布式电源的投资所获得的年收益,即

式中:CYC为折算到每年的年收益;CYI为折算到每年的投资成本,CYI是分布式电源的购买、安装费用和运行维护费用(和燃料费用)之和;CYO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分布式电源卖电所得收益,另一部分是由于改善环境或使用可再生能源而得到的国家政策性补贴。相应的数学模型如下:

式中:CSPi、CBPi分别为节点i处分布式电源的上网电价和政策性补贴电价;N为接入分布式电源的节点总数;θDGi是分布式电源固定投资年费用折算系数;Siset为节点i处分布式电源的额定安装容量;Cifixed为节点i处分布式电源的单位投资成本;COPi为分布式电源的单位电量运行维护费用和燃料费用;∂i为节点i处分布式电源的容量系数。

2.1.2 子目标函数2

把因分布式电源接入改善电网公司的经济效益定义为目标函数f2,模型计算分析如下:

分布式电源经合理规划接入配电网后,可以减少系统网损、改善系统电压质量、提高系统可靠性、延缓网络更新成本等。本文在衡量计算因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改善电网公司收益时,通过分别建立减少系统网损收益(ΛCPloss)、提高电压稳定性收益(ΛCU)、延缓网络更新成本(ΛCrenew)的相关计算模型,来表示电网公司得到改善所得的收益,表示为

1) 减少线损收益

分布式电源的合理接入能够减少电网的线路损耗。减少的线损收益主要与网损降低量和市场电价有关。网损降低量即电网损耗是指没有安装分布式电源时的电网损耗与安装分布式电源后的电网损耗之差。计算模型为

式中:Cgc为配电公司单位销售电价;Ploss1、Ploss2分别为分布式电源接入前后电网的线路损耗功率。

2) 延缓配电网络投资收益

随着负荷的增长,电网企业为满足负荷要求,需要定期定量地增加网络更新投资。而分布式电源的引入,既能满足新增负荷的要求,也能延缓网络的更新成本投资。延缓网络投资收益的计算模型如式(10)所示。

式中:Cmnew为折算到每年单位容量的更新费用成本;Iwi和Iwoi为安装分布式电源前后流过相应支路的电流;Uav为平均额定电压。

3) 提高电压稳定性收益

分布式电源的合理接入,能够改善配电网的电压分布,而电网企业每年会由于改善系统的电压分布,提高用户的电压质量而获得部分收益,本文把这部分收益称为提高电压稳定性收益(ΛCU),其计算模型为

其中

式中:CU为电网公司保证用户电压质量而获得的单位年收益;δwi和δwoi分别为有无DG时系统年平均电压指标;δ 为系统年平均电压指标(注:δwi和δwoi根据δ 来计算);ki为根据节点负荷的重要程度设定的权重因子;Ui和Li分别为各节点的电压幅值和节点负荷。

2.2 约束条件

1) 节点电压约束

式中:Vimax、Vimin分别是节点i的电压上下限; Ω为配电网所有节点的集合。

2) 潮流方程约束

式中:PGi和QGi分别为节点i处电源的有功和无功功率;PLi和QLi分别为节点i处负荷的有功和无功功率;Gij和Bij为系统导纳;ζij为节点电压相角差。

3) DG最大安装位置个数约束

式中:Nk为实际安装的DG个数;Nmax为配电网允许安装的最大位置个数。

4) 分布式电源的容量约束

式中:k为渗透率;Ωg为安装分布式电源节点的集合; PΩ为配电网的总负荷。

3 分布式电源的多目标规划的方法

3.1 求解方法NSGA-2

本文采用带精英策略和拥挤距离原理的非劣性遗传算法(NSGA-2),与传统的遗传算法相比,它对种群成员是根据锦标赛的规则进行遗传和依据拥挤距离进行排序,形成新的种群,反复进行,最后在算法终止条件的约束下产生最优解。算法具体描述参见文献[9-10]。

本文是关于具有3 个决策变量(DG类型、位置及容量)的多参数编码的遗传算法求解。先将3 个变量分别执行遗传操作,最后将3 个子串连成一个完整的染色体。针对本文,在综合考虑DG独立投资商的年投资效益和因DG接入改善电网收益两个目标的情况下,利用此方法可得到部分无偏最优解。

3.2 评价协调函数f3

本文中对于利用非劣排序遗传算法,在综合考虑目标函数f1、f2的情况下,可得到部分合乎题意的无偏最优解。但所得的无偏最优解对应的规划方案,对某些节点对应用户的可靠性效益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所以根据用户的可靠性效益这个指标,可以对部分无偏最优解作出进一步的选择,以得到更合适的DG规划方案。本文把能反映用户可靠性经济效益的指标定义为评价协调函数。

以下是求解评价协调函数f3的相关分析及模型求解。

DG并网后,合理运行可以提高配电网供电可靠性。当电网发生停电事故时,DG仍能正常运行,规避用户的停电损失。此处用户效益仅考虑因DG接入,一般用户或特殊用户规避停电损失的可靠性效益,其计算模型如下:

在同一地区,电价倍数相对稳定,故本文采用电价倍数法计算用户停电损失,DG并网可以减少停电损失费用的计算模型为

式中:节点i处有DG时则γi为1,否则,γi为0;n为配电网节点总数;b为电价倍数;ci为节点i处的销售电价;ki为节点i处DG的容量系数;t为年平均停电时间。

本文算法的流程图如图2 所示。

4 算例分析

4.1 基本数据

本文采用IEEE69节点系统来进行验证。

1)IEEE69节点系统

其拓扑结构如图3 所示,系统的节点负荷及线路参数引用文献[11]。

2) 遗传操作参数及其他仿真参数

1 种群规模为100,迭代次数为50,交叉概率为Pc=0.9 ,变异概率为Pm=0.1 。

1 电网中最大渗透率不超过配电网所有负荷的30%(即k为30%);节点电压运行的上下限为+7%和-7%;允许的最大安装位置个数为4 个。

3 延缓网络更新的单位成本Cmnew为1 元,CU为1 万元(升高)和-5 万元(降低);为简化计算,把配电网中各节点处的销售电价等同于全网的平均销售电价,即Ci、Cgc均为0.53 元/k Wh。

1 计算停电损失时,用到的电价倍数b为25[12],一般用户和可靠性要求高的用户的年平均停电时间t分别为17 h和2 h[13]。

3) 候选DG的相关参数见附录A。

4.2 优化结果

在未安装分布式电源的情况下,从改善电压分布的角度,在潮流计算的基础上,通过计算电压稳定性指标获得的候选位置解集为:{3,9,26,27;34,35;52,54;38,39};计算无功二次精确矩得到的候选位置解集为{50,48,46;9,8,12;7,16,18;4,38,37};本文利用假设的方法,把{39,54,56}设定为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的点;最后根据上面已阐述的候选位置的确定办法进行合并归类可得分布式电源候选位置解集为:{3,4,5;37,38,39;20,24,25,26,27;12,16,17,18;56;46,48,50,53,54}。

根据以上论述,得出候选位置的解集后,利用本文模型和NASA-2 遗传算法,迭代50 次后,可以得到Pareto最优前端图像如图4 所示。

在综合考虑两个目标函数f1、f2所代表相应主体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利用折中法由图4 可得相应的部分无偏最优解如表1 所示;同时,由计算可得,改善电网公司收益(f2)及其子函数数值如表2 所示。

注:f1、f2、f3单位为万元·a-1

注:单位为万元·a-1

如表1、表2 中所示,序号1、2、3 分别对应三种方案,分析表1、表2 中的数据可知:1 改善电网公司的收益(f2)的值均大于0,它分别包括因DG接入减少的网损收益、延缓网络投资收益和改善电压稳定性收益[14],由表2 中的数据可知,三者对应的结果也均大于0。由此可知,DG的接入确实改善了系统网损和电压分布,进而改善了其经济效益,佐证了本文所利用的算法的有效性。2 在一定程度上,这三种方案都能达到协调平衡分布式电源独立投资商和电网公司之间的经济效益的目的[15]。但是,在考虑用户经济效益的情况下,由代表用户效益的评价函数f3的大小可知,决策者应优先选择序号2 对应的DG规划方案,因为按照序号2 对应的方案,减少用户的停电损失值最大,间接地增加了用户的经济效益[16]。

同时,仿真结果表明,在Matlab中运行,程序进行到15 代左右时,Pareto最优前端对应的个体数已基本上稳定,表明此算法的收敛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由图示结果可看出两点:1 一是Pareto最优前端中,分布式电源的类型大都是T1(光伏类)。出现这样的结果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分布式电源,其投资运行维护成本偏低;二是因为其上网电价较高,并有一定的政策性补贴。2 随着分布式电源类型、位置和接入容量的变化,代表独立投资商投资效益和电网公司经济效益的两个目标函数值都会发生变化。而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多目标优化过程中,是很难同时使两个目标同时达到最优的。鉴于此,在分布式电源的实际应用中,应从Pareto解集中做如下选择:若以促进分布式电源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为目的,应从分布式电源投资的单位成本收益较大的方案中选择(如图4 中左上部分点所对应的方案);若以改善电网所得的收益,增加电网公司对分布式电源并网的欢迎程度为目标,应从改善电网所得收益较大的方案中选择(如图4 中右下部分点对应的方案)。如果两个目标没有特别的侧重,可在参考用户效益的情况下对所得的无偏最优解作进一步选择,以使分布式电源并网的经济效益值更大[17]。

5 结语

分布式电源在配电网中的综合运用,不但提高了配电网的可靠性,而且经过合理规划后的DG接入配电网也可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本文首先以改善节点电压和改善系统网损为目的,确定出DG接入的候选位置解集,同时考虑了某些节点对应的可靠性要求。候选位置的确定既减少了计算纬度,也提高了计算效率。然后,针对本文所建的多目标函数模型,利用改进的非劣遗传算法较好地实现了分布式电源类型、位置和容量的同时优化。仿真结果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本方法可以有效地协调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同时在对于分布式电源独立投资商和电网公司之间的经济利益没有特别的侧重时,本文提出的用户效益指标可以更科学地指导并确定分布式电源的规划方案;而且,本文利用DG规划的多目标算法还很好地避免了对多目标函数进行加权求解的盲目性[18];同时,本文可为分布式电源的独立投资商以及电网公司允许分布式电源并网的位置和容量提供参考依据。

附录A

多主体的经济效益 篇2

一、高职教师培训工作的必要性

由于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在原本薄弱的职业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等职业教育不仅面临教育资源的紧缺和不易集中的问题，最为严峻的是缺乏一支素质精良的职教师资队伍。仅以“双师型”教师为例，数量不足且含金量不高，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中“双师型”教师比例低于15%的占了41.1%，其中，全国有130所高职院校无“双师型”教师。

高职优质师资匮乏成为其发展的瓶颈因素。

我国的高等职业院校多数是由中等职业学校升格而来的，以专科层次为主体，其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行业岗位一线应用技术型人才为主，要求学生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资格教育。这意味着高职教师队伍与普通高校教师队伍不同的是不仅要有专深的专业理论素养，而且必须具备相应的实际操作技术和能力，同时还要拥有作为教师必备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教育教学技能，也就是要求高职教师要做到“专业性”、“技能性”、“师范性”兼备。而目前我国的高职教师队伍素质现状与要求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高职教师队伍中多为中职教师转职而来，教师学历层次不达标较为普遍，也就是说，教师承担专业理论教学的专业素养欠缺，即教师专业基础薄弱。

二是高职教师队伍中原本就缺乏技术型人才，中职教育投入有限，校企结合不紧密，没有实质实现校企联合办学，学生技能的培养多数依靠的是校本培训，其设施陈旧、设备老化，教师重复着有限的、过时的技术，新兴的专业技术不能及时地在教学中体现，即存在现有高职技能型教师匮乏和素质不高的问题。

三是现有高职教师中充实进一批兼职教师，以弥补高职教师技能缺乏、技术过时的不足，但是这些兼职教师多数来自生产一线，没有经历教师教育培养和培训过程，不仅缺乏教育教学理论和经验，更不熟悉学理性知识，也就是说兼职教师虽技能精湛但缺乏师范性。

四是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大批高校毕业生充实进高职教师队伍。新教师来源于高等职业师范院校和其他高校。来自高校的高学历毕业生多偏重理论乏技能，依然存在专业性、技能性和师范性不能兼具的状况。

总之，现今的高职教师队伍面临缺乏“专业性”、“技能性”、“师范性”兼备的优质师资。但是，就是这样一支高职教师队伍在承担着数以百万计的高职生的培养任务，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渠道除了不断充实优质师资，重要的解决措施是通过高职教师的职后培训来补救教师具体的不足，完善教师的专业素质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而目前的高职教师培训工作虽然为高职教师素质提高作出重要贡献，但是依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实效性差的问题，其中主体性缺位是集中的表现。为更好地开展培训工作，提高高职教师的素质，剖析高职教师培训主体性缺位现象并对症下药是当务之急。

二、高职教师培训主体缺位的现实分析

(一)高职教师培训方案设计时目标主体缺位

高职教师培训方案设计时呈现严重的目标主体缺位现象。表面上看培训方案的设计都是指向高职教师的，确切地说是指向高职教师群体的，缺乏对高职教师这支整合的教师队伍的具体分析，即缺乏细化和具体分析，导致培训方案设计笼统、空泛、针对性差，作为受训教师的培训需要没有体现在培训方案中，所以虽然培训方案中有培训目标，可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目标主体缺位，培训工作因此而无的放矢，实效性差是自然的事。

导致培训方案设计时目标主体缺位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培训工作缺乏系统性，致使培训方案制定实质上没有针对性。作为高职教师培训的四个主渠道：普通高校、高职师资培训基地、企业培训和校本培训，培训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培训机构各自为战，按照自身既有的培训模式设计培训方案，缺少对受训教师实际情况的调查和分析，直接导致培训方案设计时出现目标主体缺位。

(二)高职教师培训内容确定时需求主体缺位

高职教师培训内容确定时的自上而下直接导致需求主体缺位。目前的高职教师培训还远不及高职学生的培训，尤其缺少订单式培训，更很少有对教师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培训，教师急需补充的理论、知识、技能很难在培训中系统地体现。最典型的是技能培训变为三不管的真空地带，教师学历提高培训时高校因为要重视教师理论水平提高而不问津技能部分，国家培训机构因为关注培训人员的共性也不问津具体的技能训练，校本培训因为根本没有提供先进技能培训的条件而无法提供先进技能培训。所以虽然在职业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尽可能地开展着教师培训工作，但是从内容上就不能反映教师们的实质需求，教师培训工作的实效性难有保证。

(三)高职教师培训方式选择时适应主体缺位

高职教师培训方式选择时适应主体缺位表现在培训教师和受训教师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培训方式选择时培训教师缺位，即当培训机构充分考虑高职教师实际情况安排多样化的培训方式时，通常找不到合适的师资承担形式多样化的培训任务，也就是由于我国高职教育起步晚且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现今又规模激增，使得原本就少有的“双师型”师资显得异常稀缺，短时间内难以补充，体现在培训形式上尤为突出。我们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十分清楚，有效地培训形式有哪些，但是因为培训师资的匮乏也只能选择能做的方式进行，造成客观上培训方式单一。另一方面，在培训方式选择时受训教师缺位，参加培训的教师通常清楚自己欠缺的知识、技能，但是通常不清楚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获得这些知识、技能，所以作为接受培训的教师既少有选择的机会，也难提出合适的`培训形式上的明确要求，将培训形式的问题自然地看成是主办方的事情，另外即便有要求也很少得到满足，所以渐渐习惯于接受、不屑于质疑，这样，培训形式僵化老套也就民不举官不究了。 (四)高职教师培训评价进行时考核主体缺位

高职教师培训评价具有制导性作用，而考核主体缺位使高职教师培训评价工作丧失了评价的功能。高职教师培训评价工作缺乏统一和规范的评价机制，根本做不到教考分离，甚至出现培训教师自行制定课程培训方案、讲授培训课程、拟定考试试题、评判学生试卷一条龙式培训，评价方案制定者与实施者相同，教练员、裁判员一体评价运动员的状况，使培训工作因评价主体实质上的缺位而失去其实效性。当然一些申请专业技术资格的培训评价公正而客观，但是考试的严格、高昂的培训费用和教师原有基础的薄弱与精力的有限，一般难以问津，高职教师专业技能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较为缓慢。

(五)高职教师培训经费投入时承担主体缺位

高等职业教育既属于高等教育又属于职业教育，在教师培训经费投入上存在投入主体不清、互相推诿现象，呈现出高职教师培训经费投入主体缺位，并且直接造成高职教师培训工作困难重重、难收实效。经费投入承担主体缺位有显性和隐性两种表现：一是显性的经费投入承担主体缺位，表现在各高职院校对教师的各项培训工作压缩、变相压缩上，经费投入不足、不配套和转嫁给教师等，比如，常见的计算机教学应用技能以考代培，各职业资格考试(部分教师涉及转专业或者在相近专业工作，需要拥有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只能自己负担，否则没有岗位);二是隐胜的经费投入承担主体缺位，表现在各高等职业院校缺乏对教师进修提高的资助政策，比如，取消外出进修学习教师的津贴、停发因学历提升而脱产进修教师的工资、制定脱产进修学习延期评聘专业技术职称的相关规定等，客观上抑制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而这些非大型的培训更适合教师的个人实际，通常因培训经费的个人支付负担和院校的限制性政策而淡化教师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因此即便有合适的培训机会，终因培训经费投入主体缺位而难有教师参与。

三、多主体参与以提高高职教师培训实效性

高职教师队伍是一支庞大而特殊的队伍，决定了高职教师培训是一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现实培训工作因多主体缺位而难收实效，加剧了培训工作的难度，在国家日益重视职业教育、社会逐渐接纳职业教育、人们越来越关注职业教育的大好势头下，通过多主体的积极参与，提高高职教师培训实效性，以优质的师资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良性循环。

(一)培训部门与受训教师所在单位联手确定培训方案，使得培训方案设计时目标定位准确并切实可行

明确职业教育从学科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的发展趋势，从专业性、技能性、师范性的单一发展向综合发展的趋势，培训部门在确定培训方案时，需要针对教师素质结构缺憾量身定做培训方案，也要充分考虑受训教师学校的实际情况，做到教师培训后能够学以致用、充足够用，既不虚高也不就低，做到适用见实效。

(二)培训部门做好培训内容需求调查，自下而上地确定培训内容

一线教师最清楚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困难和自身的不足，也最热切盼望得到补充和完善，因此来自一线教师的需求正是培训工作需要确定的培训内容。现实职教中最缺的就是专业技能和行业技术，可是教师得到的培训最少的就是技能培训，受训教师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培训部门针对受训教师的需求和要求，结合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从教师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师范性综合发展入手，确立系统的培训课程，并且循序渐进地分期分批完成培训课程，最终实现教师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

(三)培训教师与受训教师双向选择确定培训形式，发挥培训教师各自的专长，满足受训教师的多样化需求

做好对受训教师的需求调查，针对多样化的需求提供恰当的培训形式，配备能够有效操控、驾驭各种培训形式的教师，做到因材施教，择教适学。无论是高校访问学者、高层次研讨会、学历进修、助教进修班、骨干教师进修班，还是参与式、角色扮演式、模拟教学、现场教学，不管是国家培训还是校本培训、网络培训都以满足教师需求和高职教育发展需要为前提确定培训形式。以良好的形式有效地反映内容，培训教师各尽其才，受训教师乐得其所。

(四)建立统一而规范的培训评价体系，成立专门的培训评价机构，确立培训评价责任制，发挥评价的功能

高等职业教育既属于高等教育，又属于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两不管的状态，以系统的中等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和完善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评价高职教育都不尽合适，因此需要建立高等职业教育科学合理适用的评价体系，来规范高职教师培训工作。同时设立专门的高职教师培训管理机构，建立责任制，避免一些培训工作走形式。通过评价实体介入，充分发挥评价功能，把好教师培训工作的出口，提高培训的含金量，增强培训吸引力，发挥培训的作用。

(五)设置高职教师培训专项资金，出台高职教师培训优惠政策，完善高职教师从业资格认定制度

多主体参与的服务创新过程模型研究 篇3

关键词：多主体,服务创新,过程模型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它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也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必由之路。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来推动经济增长已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趋势。而服务创新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主要推动力,也吸引着学术界和企业管理层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创新日渐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电子商务平台的建立使服务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流合作由实体化转向虚拟化;服务创新的内容更多要求体现在新兴高科技上;服务产品结构组合呈现复杂化发展,等等。例如,阿里巴巴网站通过建立一种电子商务平台,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实体市场交易转到虚拟的电子市场交易上来,并且提供诸如广告,搜索引擎,信用评估,电子结算等创新服务。这其中,主服务商与众多伙伴商一起为目标顾客提供一系列的创新服务组合。因此,伴随服务创新的特征发展来看,要求主服务商与伙伴商、顾客组合起来共同构建服务创新平台。与此同时,理论界中对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所以,从理论和实践发展需要上看,对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过程的研究就显得意义重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对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过程进行了一定的探究。

1 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的研究现状

服务创新是一个要求涉及多主体参与的创新过程,鲁若愚[1]将服务创新的众多参与者分为3类:(1)顾客,即为服务的目标群体;(2)主服务商,主要包括服务企业的管理者、后台员工、一线员工等;(3)伙伴商,主要包括服务供应商、技术设备供应商、中间商等合作伙伴。

首先,在顾客参与服务创新的研究方面。顾客参与是基于自身的利益、价值观和兴趣等方面的考虑,而参加到服务创新过程的一种表现。Alam[2]在研究中描述了几种不同类型顾客在参与服务创新中的关键要素,分别是参与目的、参与阶段、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而Greenwald和Leavitt[3]将顾客的参与分为4类:前关注、焦点关注、理解和苦心经营,并分别介绍了不同水平的参与(前关注、焦点关注等),不同类型的参与(持久的参与、相应参与等),不同特点的参与(高强度的参与、指导参与和持续参与等)。在顾客参与服务创新的模式上,Bilderbeek[4]提出了服务创新的几种不同的模式,并且分别强调了在不同创新模式下,客户所承担的角色。国内学者王永贵[5]也提出了八种顾客管理知识的方法,利用顾客知识进行创新。

同样,主服务商在服务创新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Karlsberg等[6]认为管理人员要对组织的创新和新思想的引导负责,如果公司管理者不能识别新思想,不能对公司的创新进行奖赏并提供支持,那么公司创新的发生概率就大大降低。Riederer[7]从一些比较具有创新性的公司的研究中发现,最有效的组织是由不同背景的员工组成的小的跨功能团队,他们在创新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谢章澎等[8]认为在各类创新知识持有者中,企业内部员工更具重要性,他们能够接触顾客,对顾客问题进行记录,并提出新服务的创意,而且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工作经验发现工作中的可改进和变革之处。

除了顾客和服务企业之外的其他参与服务创新的主体,都可以称为“伙伴商”,其中伙伴商里最重要的是供应商。随着快速技术变革,贸易和通信技术壁垒的降低及全球化竞争的加剧,服务商需要越来越强的创新能力,因此,从外部组织获取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来进行服务创新就非常必要。Robert等[9]认为供应商的参与,一方面,帮助企业控制与供应商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企业的财务效应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节省了时间和资源的投入。国内学者叶飞[10]还提出了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动机的分析框架,通过与供应商共享最新的市场和技术信息来降低市场风险,以提高市场适应能力。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分析可以看出,各个主体在参与服务创新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的研究多数还是将多个参与主体分割开来单独进行研究,而现实中的服务创新,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服务创新过程模型,通过探讨不同参与主体在服务创新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高效合理的服务创新平台。

2 服务创新理论回顾

服务创新指的是服务型组织为获得更大的商业或社会利益,在服务过程中应用新思想和新技术来改善和变革现有的服务流程和服务产品,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包,提高现有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益,扩大服务范围,更新服务内容,增加新的服务项目,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以达到差异化的目的,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竞争优势[11]。与技术创新相比较,服务创新主要具有以下特征:(1)服务创新是一种概念性、过程性的创新活动,其结果是一种无形的概念、过程和标准,具有明显的无形性;(2)服务创新形式具有多样性,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还有像“传递创新”、“形式化创新”、“专门创新”等,这几种创新都是服务创新所特有的;(3)服务创新的“顾客导向性”非常重要,顾客作为“合作生产者”积极参与整个创新过程。所以,服务创新的过程比技术创新更具复杂性和交互性。

此外,部分学者从价值的视角对服务创新进行了研究。Paton和McLaughlin[12]认为,服务创新是引入一种更有效而尚未被采用过的服务手段或方法,并实现其市场价值的活动过程。Sundbo[13]提出,服务创新是在服务过程中,服务企业应用新思想和新技术来改善和变革服务流程和服务产品,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最终形成服务企业竞争优势的活动。Thorsell[14]从知识和学习的角度对服务创新进行了诠释。她认为服务创新的实质是不可编码知识向可编码知识的转化。服务创新过程,就是新知识不断“积累———学习———积累”的一种螺旋运动。

3 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过程模型

Bitran和Pedrosa[15]认为服务创新过程可以分为战略评估,概念开发,系列设计,要素设计,应用5个阶段,其中的要素设计是指对服务员工,服务设施等服务要素的设计。Sundbo[16]在SI4S项目中创新过程模式分为3个阶段,包括概念阶段、发展阶段、保护阶段,该过程模式特别适合那些采用“模块化”、“顾客化”的服务企业。袁春晓[17]将新服务开发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3个阶段,包括战略分析、概念构思、项目成型、商业分析、服务运作设计、制定服务营销组合、市场测试、商业化和运行绩效评估9个环节。魏江和陶颜[18]提出了包括概念、发展和引入三阶段的金融服务创新模型。这些都可以为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过程模型的构建提供参考。

本文结合前人理论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进而提出了符合创新实践的创新过程模型。如图1所示:

这个过程主要包括以下3个阶段:

3.1 概念阶段

3.1.1 新服务思想产生

在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的情景下,服务创新思想可能来自于顾客,主服务商的管理者、员工,或者供应商、中间商等合作伙伴。Verworn等[19]曾在一项调查中指出,创新思想来源分布为:顾客50%,员工11%,营销和销售占18%,公司领导者、供应商以及竞争者各占7%。具体来说,可以把新服务思想来源分为企业内部和外部。企业内部包括:(1)一线员工。一线员工主要指营销人员和前台服务人员,他们与顾客接触多,联系紧密,易于了解顾客的真正需求。一线员工与顾客的“交互界面”是激发创新的源泉之一。(2)后台员工。主要是指服务企业的研发人员,他们可以根据前台的反馈信息,加上自身拥有的技术和知识,提出变革方案。(3)管理人员。引导创新思想的产生,对创新者给予奖励和支持。企业外部则包括:(1)顾客。向服务企业提出自身的建议和意见,促使创新的产生。(2)伙伴商。主要是指在信息和通讯领域方面的技术供应商,容易给企业带来技术创新和流程创新。对于新服务思想的产生,还需遵循市场需求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两类标准,否则也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开发设计。

3.1.2 概念开发

新服务思想产生以后需经过筛选转换成产品概念,因为顾客要买的不是产品的构思,而是产品的概念。这些产品概念主要描述产品的功能、特点、与同类竞争的比较、客户的产品需求等。在产品概念开发期间,管理人员需拟定出新服务产品开发计划书,并且进行服务概念的功能开发。服务企业要将顾客提出的模糊需求模块,通过一线员工的传递,经过后台研发人员的转化,变成明确的产品概念。在此阶段,供应商应帮助识别在新产品或服务发展过程中的最新的技术。

3.1.3 概念评估

产品概念评估可以有效地评估产品概念能否被潜在顾客所认同。通过建立一个后台评估小组,邀请一些忠实顾客、潜在顾客或伙伴商参与概念评估,并由企业管理人员公布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策略。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1)对这种服务的了解程度;(2)对该服务的反应如何;(3)该服务能否满意自身需求。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评估来改进产品概念,增加吸引力。

3.2 设计阶段

3.2.1 商业分析

商业分析是服务创新过程进入实际运营阶段的前提,它主要是从财务上进行考察,包括审计预计的营业额,成本和利润,以及风险分析。此外,在这个阶段还要分析该服务产品的市场定位、目标顾客、价格区间等指标,从而判断是否符合服务企业的目标。例如,对于金融服务机构而言,商业分析主要是由研发部门来开展,如银行的资金处,保险公司的精算部等,其它主体在这一阶段只做一些服务评估或评价工作,甚至不参与该阶段。

3.2.2 服务产品设计

服务也是一种产品,只不过相对于一般的商品显示出它的“无形性”、“不可分离性”的特征。正是因为这种特征,决定了顾客对服务质量的感知来源于服务产品的传递过程。该阶段是服务产品的实际运营阶段,也是创新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需要将所有参与主体包括进来,通过设计新服务传递系统,确定具体实施步骤,以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其通力合作,保证整个服务创新过程正常运转。

3.2.3人员培训

人员培训可使各参与主体了解产品的性能和服务质量,对服务创新过程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如果企业员工都无法了解产品的性能指标及经营细节,又怎能取得销售成功。那么,对于人员培训,需要有培训准则的制定者、实施者、参与者及反馈意见者,每个主体也都可以参与进来。

3.3 投入阶段

3.3.1 局部测试

由于全方位的投入会造成高成本、高风险,所以需要进行局部测试。服务产品的“无形性”和“不可分离性”又决定它不能像具体商品那样进行试销,那么,寻求忠实顾客或潜在顾客进行局部测试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在这一阶段,可以制定一个营销策划方案,并让营销人员根据营销方案的要求来为目标顾客服务,让目标顾客根据服务质量提出意见及要求,以帮助服务企业进行改进和完善。

3.3.2 全面市场投放

在经过局部测试,并对营销方案进行改进完善以后,就可以将服务产品全面投放市场。主服务商在服务产品投放市场后还需进行全面监测,观察投放效果,如提供电话服务热线,不定期的举行交流讨论会等。

3.3.3 反馈与改进

作为服务创新过程的最后阶段,服务企业需要根据员工、顾客、竞争者对新服务的反馈及评价,对新服务产品质量或营销策划方案进行不断的改进,以寻求最佳方案。当然,当反馈意见累积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系统的服务创新活动全面升级,又将促使新服务产品的诞生,以此不断地循环下去。

4 总结

经济法的主体问题探究 篇4

在现阶段，经济法的实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本文就从中国经济法的作用和中国经济法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探索，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中国的经济法在中国历史上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我国经济法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比如食品安全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些不合法的现象依然存在，虽然取得了利益，但是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为此，应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实施相应的措施，改善社会上存在的不合法经济行为，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1、中国经济法的作用

(一)维护经济秩序

在社会的发展中，需要法律进行约束，确保各项活动的有序开展，中国经济法就具有此种作用，能够对一切经济活动有所限制，并且对经济违法的行为做出明确的规定，可以说，中国经济法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中国的发展中发挥着功能。

(二)打击经济违法行为

现阶段，有很多人会因为经济利益而做出违反经济法的行为，这不仅会危害到国家的利益，也给自己带来危机。中国经济法的存在能够很大程度的打击经济违法行为，让其处在正常的秩序之中，中国经济法中明确规定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通过这些，能够将经济违法行为彻底打击，让人们能够在和谐发展的经济环境中继续下去。

(三)指导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法在各项经济活动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其主要体现在：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在中国经济法的规定下开展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时刻都需要政府的经济调节，在调节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法就将自身具备的功能和作用充分发挥了出来，既不让其自由发展，又不让它被完全掌控，这种调控的力度很大程度的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2、中国经济法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一)违法率高、查处率低

在中国经济法实施的过程中，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普遍存在，这主要是因为，执法资源不全面，经济法没有得到完整实施，法律的威慑力不足，从而导致了违法率高、查处率低。

(二)经济法不完善

在经济法的完善过程中，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我国为了促进当前经济的发展，已经调整了相应的经济制度，并且对经济法中的相关条例进行整改，但其仍然没有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

(三)执法不严格

中国经济法在实施各项经济活动中，并没有将其作用发挥出来，也就是经济法的执法并不严格，相关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对经济违法行为中涉及的人或事情给予处分，很大程度的影响了经济环境的发展，使得各项经济活动不能够正常有序的开展。

(四)执法人员素质低

在实际的经济活动开展中，经常会出现经济执法人员因为利益而任意活动者进行经济违法行为，这种现象导致经济纠纷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由此可见，经济执法人员在经济法的实施中也具有着一定的作用。

(五)经济监督不到位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经济法的监督就会陷入混乱的状态。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中国经济法的监督工作并没有顺利实施，而是存在很多的问题，从而导致监督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因此，需要正确处理经济监督的问题，以此来保证社会的经济能够得到发展。

3、解决中国经济法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策略

(一)提高法律的威慑力

首先，提高抽查率，让企业能够感受到法律的威胁，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中让人们感受到法律是具有威慑力的，比如，药品这一行业，相关的执法人员应该加强对药品的抽查率，这样才能够发现更多的劣质药品，同时，也能够对生产劣质药品的厂家进行控制。

(二)完善经济法

中国经济法是开展各项经济活动的模板，需要遵循的规则，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上升的趋势，为了更好的做好国家经济发展的法律支撑，应该完善经济法，针对国家的经济形式，对其做出适当的调整，在经济形式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将经济法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不断加强经济发展中经济法的时效性。

(三)加强监督

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对保证其能够有秩序、合理地运行下去，在当下经济活动的监督中，应该增加经济监督法的时效性，将其监督的作用发挥出来，不能够忽视经济监督工作，进一步完善经济的监督工作。可以说，经济监督工作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监督部门应该强化监督，提高执法机关的工作效率，让我国的经济法能够在完善的监督环境中顺利实施下去。

(四)严格执法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活动者为实现自身的利益，不惜违背经济法的原则，对于这一现象，我国应该高度重视，相关的执法部门应该在确定其做出了违法经济行为之后，对其严肃处理，严格按照中国经济法的要求对其进行处罚。在平常的经济活动中，增强经济法的宣传教育工作，愿每一个人都能够严格守法，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经济行为。

(五)提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目前，关于经济纠纷的案件不在少数，为此，经济执法人员的工作就变得尤为重要，需要综合素质全面的执法人员，以此来保证经济纠纷案件能够在合理、合法下处理好。所以，应该对执法人员进行培训，让执法人员多参加学习教育的活动，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以期在执法行为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六)运用信用信息的力量促进市场主体自律

为了法律的实施，应该开展各种执法活动，加强对经济法的宣传，还可以通过市场中现有信息的力量完善信用制度，将法律的威慑力发挥出来，虽然我国企业在信用信息上使用的很少，但是还需要通过信用制度将经济法的震慑力发挥出去，目前，使用信用信息最多的就是银行，但是银行在促进市场主体自律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完成这一任务还是需要政府来进行，对市场中的公共资源通过不同的信用信息手段进行介入，不仅能够对合理分配资源有促进作用，同时还能够使信用制度的力量得到发挥。

4、结束语

基于多主体的消费者行为模式仿真 篇5

长久以来,科研工作者以及企业家都对洞悉市场中人们的消费决策行为有着很大的兴趣[1]。消费者自身的购买决策过程以及他们之间交互方式构成了纷繁复杂的市场现象,其中仍然有许多现象得不到很好的解释,例如“诱饵效应”[7]、“锁定效应”[4]等。研究这些复杂的市场行为能够帮助预测未来市场行为,了解隐含的市场动力学问题,从而一窥“看不见的手”的运作机理。因此,行为模式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是近些年的热点问题。

现有的关于商业市场中消费者决策模式的文献,大都运用了基于静态的平衡方程和统计方法来对各种市场数据来进行建模的。一般说来,消费者市场行为数据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1)人口统计学数据指的是人群的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分布情况;

2)消费者行为数据指在经济市场中能实际观测到的消费者购买数据;

3)社会心理学数据指个人的价值观,对不同事物的态度,意见等数据。

传统方法对于处理一些基于简单机制之上的复杂行为模式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由于精度问题和模型本身的局限性,使它们往往不适用于解释一些真实市场中的情况。此外,传统方法也很难同时考虑多种因素(例如内在心理变量)的影响,并且一旦把消费者行为定义得过于复杂,结果就很难收敛[2]。

为了克服传统方法的缺点,找到更高效更合理的研究手段,基于主体的建模和仿真[2]应运而生。它可以应用于经济学、社会行为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而在本文所主要关注的市场行为领域,同样大有用武之地。已经有研究者使用主体来模拟市场中的消费者,利用它自身的自底向上特性,既能从微观角度观察每一位消费者的个体行为,看到它的行为对自身乃至周边环境产生何种影响,又能从宏观角度显著地观察到由众多主体所构成的虚拟市场中所涌现出来的群体特性[3]。

文献[4]首次用主体来模拟真实世界中的消费者,以动机函数作为背后的市场动力,来驱动消费者选择商品时的决策过程。本文在它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入虚拟市场网络的概念,并且仿真其演化过程,更清晰地阐述了“诱饵效应”及“锁定效应”,旨在揭示隐含的消费者关系网的演化过程,以及其所对应的市场机制。

1 基于消费者购买决策模型的主体建模

1.1 消费者购买决策模型

由成熟的市场理论可知,在复杂商业环境中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价格,质量,品牌,广告,朋友和家人的好评或差评以及消费者自己先前的购物经验。可以看出,消费者受到的外界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产品经理间的交互,对方精心制定的生产,定价,营销策略其实都在试图给消费者传递积极的信息;另一方面则是与同类的消费者之间的交互。当然在虚拟市场环境中,后者的表现形式就是存在于同类主体之间的作用。而消费者个人的性格则决定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对他们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可以从中提取出三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合理的性格特质来观察,它们分别是:价格敏感度,质量敏感度和从众敏感度、虽然每个人的性格特质各不相同,但是就购买产品这个特定的场景来说,一般取决于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等。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模型的框架如图1所示。

1.2 动机函数

从图1中可以看出,消费者们正是受到外界的独立变量影响,并且结合自己性格特质,经过内心心理过程的处理,来产生一个购买某商品的动机,并最终完成购买行为。动机是现代生活的基石,理解动机或者找出人们的真正动机,几乎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当然也包括购买商品这个场景。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两件同类商品A和B,某人对A和B分别会产生一个购买的动机,如果二者只选其一的话,他一定会选择那个对自己来说购买动机更强烈的商品。可以用动机函数来刻画这个认知过程(以下均以A商品为例)如下:

式中MA为主体对于购买商品A的动机值;PA代表商品A的价钱,PSA指消费者对商品A的价格敏感度;QA代表商品A的质量,QSA代表消费者对于商品A的商品敏感度;ftA是消费者从众参数,而inflA则是周围选择A商品的人对该消费者产生的影响。下面具体介绍这些参数如何设置。

1.2.1 价格敏感度

文献[5]指出,消费者价格敏感度是商品实际价格与消费者心理期望价格之差的指数函数,即:

其中,参数α>1,k是与消费者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相关的负常数。Pe是消费者对该商品的心理价位,方便起见,使用市面上可供选择的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代替。

1.2.2 质量敏感度

文献[6]指出,当选择一件商品的时候,该商品的质量与消费者心理期望的质量越接近,消费者对它敏感度也越高,算式如下:

其中,0<β<1。L与消费者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同样的,这里也是用同类商品的平均质量来代替消费者期望的质量Qe。

1.2.3 受外界的影响

从众敏感度ftA用一个常数参数λ来表征,而周围人的影响可用下式来描述:

其中,d代表了该消费者所认识的购买同类产品的人数。Anum代表了选购A商品的人数,γ是一个衰减参数,m则是其它消费者与当前消费者选择商品不同的次数。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某一位消费者,某位他认识的人与他选择不同商品的次数越多,说明他做决定越不受那人的影响,他们关联程度也就越低.

至此,将式(2)-式(4)代入式(1),得动机函数为:

此公式正是使用主体仿真消费者时,驱使主体做出购买选择的假设动因。消费者购物时会在自己可接受的范围内选择使自己满意度最高的产品。同理,在我们的虚拟市场中,主体会选择使自己动机函数最大的产品。

2“诱饵效应”的多主体仿真

2.1“诱饵效应”概述

“诱饵效应”,又称为“非对称支配选择”,最早由Huber、Payne和Puto在1982年发现[7]。它描述了决策者动态重新作出选择的过程。以本文仿真内容为例:市场中有两个品牌的商品A和B,消费者需要从中选择一件。其中,商品A价格比较昂贵,但是质量也较好,而商品B虽然质量一般,但是价格却十分低廉。因此在这个场景中,消费者就需要对价格和质量进行权衡。这时,如果引入第三个商品C,通常它被称为诱饵,它在价钱和质量上都逊于A商品(即:价格比A贵,质量比A差),有趣的现象就发生了:虽然理性的人都不会选择C商品,但是选择A的消费者数量会明显增多,这就是有名的“诱饵效应”。经济学家们使用不同的场景做过大量的实验,都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同时,又很少有人能够清楚解释人们的这种不理智决策行为,因为它明显违反以下这条标准化公理:

公理1集合A是集合B的子集,x是A中元素。那么,从B中选取x的概率小于等于从A中选取x的概率。即:

证明A代表有商品x和y的情况;B代表引入诱饵x’后,有商品x,y和x’的情况。x’的出现使得x的购买比例显著提高,B情况中选取x的概率反而高于A情况中选取x的概率。与公理矛盾,得证。

2.2 虚拟市场关系网及其演化算法

如前所述,主体是一种基于某种抽象的经验或规则来执行特定动作的个体。在虚拟市场的场景下,规则就是之前介绍的消费者购买决策模型和动机函数。面对没有诱饵情况下两种商品的决策和引入诱饵之后面对两种商品的决策之间的区别来给出“诱饵效应”的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可信的解释。

此外,为了更清晰地观察各个消费者之间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假设虚拟市场中有一张社会关系网络,网络的节点就是消费者,如果两位消费者之间互相认识,换句话说,他们的消费决策会对对方产生影响,则存在一条边。随着加入不同的诱饵商品,消费者每轮都会做出决策,而他们的决策又会对自己的邻居造成影响,反之亦然。这样就会有两方面的因素来促使这张社会关系网络发生演化。一方面是全局的因素:企业的定价,营销策略会对市场中的所有消费者直接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是局部因素:某消费者所认识的人在上一轮做出的购买决策会对他在下一轮决策时产生影响。基于这个思想,本文设计出了一种反向的聚类算法,来观察市场关系网络的演化,算法伪代码如下:

3 仿真实验

3.1 实验环境及参数设置

Netlogo是一个用来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行仿真的可编程建模环境。它由Uri Wilensky在1999年发起,由连接学习和计算机建模中心负责持续开发。Netlogo特别适合于对随时间演化的复杂系统进行建模,使得探究微观层面上的个体行为与宏观模式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这些宏观模式是由许多个体之间的交互涌现出来的。本实验使用Netlogo的4.0.4版本编程,对虚拟市场中的消费者决策行为进行仿真。

基于对现实生活进行合理抽象和简化模型复杂度的考虑,本实验只使用收入作为一个消费者所有社会经济数据的代表。动机函数中的其他参数设置如表1所示。

以上参数的单位均为统一标度下的虚拟单位。诱饵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均被A商品压制。由文献[4]的公式推演可以得知,因为假设期望价格和质量均为平均价格和质量的缘故,那些对于初始选择了商品B,而商品A的动机函数值略小于商品B的动机函数值的主体,有可能会改变自己的选择,从而受到诱饵影响选择A。

3.2 实验过程及结果

由于实验参数的初值都不是固定的,因此每次仿真会有略微不同。通过30次仿真实验,Pdecoy和Qdecoy对于PA和QA每轮分别以两个单位的速率进行递增和递减。取30次的平均,网络5次能完成收敛。由于本实验不能重现历史,下面仅展示反映普遍现象的个例:在虚拟市场中创建50个同类型的主体,并且按照表1要求为它们分别设置参数。初始状况如图2所示。

图2中,深灰色的消费者代表选择商品A,白色消费者代表选择商品B,初始状况显示两种商品市场份额大致相当。

接着,引入一系列诱饵商品C1~CN,它们的价钱比A贵,但是质量反而没有A的好。引入诱饵商品之后的虚拟市场发生变化,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出,经过几轮迭代,因为某些消费者的决策与另一些无关,因此根据所设定的衰减参数,网络中的边开始减少。网络迭代完成收敛情况,如图4所示。

从图4中可以明显看出,由于引入了被商品A所压制的诱饵,导致原先相对平衡的局面被改变,相当数量的消费者改变了自己最初的选择,从白色变成深灰色,A商品的市场占有率明显增多,这正是所谓的“诱饵效应”。

从图4中可以观察到虚拟市场网络中的变化,每次实验经过迭代后,相关程度低的主体之间的边数开始减少,那些还有边相连接的消费者依然受到彼此决策的影响。并且,消费者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聚类现象。30次实验的平均数据如表2所示。

进一步观察主体的收入、L、K等参数发现,消费习惯相近,彼此影响较大的群体,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往往比较接近。换句话说,处于社会同一阶层的人群,他们有区别于其他阶层人群的特定消费模式,口口相传的威力在同一阶层中更为显著。并且消费者一旦做出相对稳定的选择之后,就不太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策,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锁定效应”。

4 结论与展望

与研究消费者行为学的其他方法相比,多主体仿真模拟消费者决策行为的研究手段涉及市场营销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多主体建模的优势在于它能在同一模型中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包括局部变量、全局变量,以及一些内在的心理变量,虽然它也有现在还无法弥补的一些弱点,例如模型的验证会比较困难,甚至很难有优化的标准,模型依赖初始条件,无法重现历史等,但是它在仿真领域,尤其是解决市场动力学,市场策略博弈等新兴问题上还是大有可为的。

本文使用多主体建模,利用动机函数作为背后的动力,来仿真消费者决策行为。并且将主体行为映射到底层的社会关系网络,并进一步研究网络演化。形象地展示了以往较难解释的诱饵效应,锁定效应等以往较难解释的消费者行为模式。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

未来的研究可以着手于模型的细化,更合理地设定参数,也可以增加主体的功能,使之可以自适应地做出决策,还能研究消费者在市场中其他的保守性行为模式。真正找到一些隐含的但确实存在的市场机制,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市场规律。

参考文献

[1]Burnett M S,Lundford D A.Conceptualizing guilt in the consumerdecision-making process[J].Consum Mark,1994,11(3):33-43.

[2]Zenobia B,et al.Artificial markets:A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a newvenue for innovation research[J].Technovation(2008),doi:10.1016/j.technovation.2008.09.002.

[3]Grimm V,et al.Pattern-oriented modeling of agent-based complexsystem:lessons from ecology[J].Science,2005,310:987-91.

[4]Zhang T,Zhang D.Agent-based simulation of consumer purchasedecision-making and the decoy effect[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7,60:912-922.

[5]Kim B,et al.Model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rice sensitivity andimplications for optimal retail pricing[J].Bus Econ Stat,1995,13(3):291-303.

[6]Patel S,Schlijper A.Models of consumer behavior[R].Report onESGI 2004,2004.

多主体的经济效益 篇6

例如, 任何社会组织都是公共关系主体吗?如果回答“是”, 那么如何解释绝大多数的社会组织从领导到职工都没认为自己是什么“公共关系主体”?

又如, 任何公共关系主体都是社会组织吗?如果回答“是”, 那么如何解释个人行为有时也会被公认为公共关系事件?

由此可见, 把“公共关系主体”和“社会组织”画上等号的表述是公共关系理论基础不稳固的典型表现, 由此严重阻碍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推进。

一、什么是“公共关系主体”和谁是“公共关系主体”

所谓“主体”的一切解释都源于哲学概念。在哲学中, 它的含义很清楚, 就是指人类任何活动中的主动者、主动的一方。它相对于“客体”而言, “是客体的存在意义的决定者”。由此延伸到公共关系领域, “什么是公共关系主体”的答案也就变得十分确定, 它就是“公共关系中的主动者、主动的一方”。如此简单, 却没有人说过。

由此进一步推导“谁是公共关系主体”。既然公共关系主体是“公共关系中的主动者、主动的一方”, 那么谁主动谁就是主体。它可能是一些组织, 也可能是一些个人。这些组织和个人在具体的公共关系及其公共关系活动中发挥了主动性的作用, 他们就成为了公共关系的主体。

1. 作为公共关系主体的组织

并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够成为公共关系的主体。组织要成为事实上的公共关系主体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必须具有公共关系的意识。有些组织连基本的公关意识都不具备, 它们也就不可能成为公关的主体。

第二, 必须具备相应的公共关系能力。这其中也包括在自身能力不够充分的情况下, 能够动用给予协助和支持的力量。

第三, 必须体现公共关系的性质, 即公共关系是为了获得好感和认同而主动开展的活动。尤其是, 它应该体现活动中的主导性和主动性。

2. 作为公共关系主体的个人

关于个人也可以成为公共关系主体的表述, 近年来是越来越多了, 但往往都有一定的限定语, 例如, “组织的代言人”、“新闻发言人”、“公众人物”等。然而,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 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公共关系的主体。这是因为过去一般的个人很难开展具有社会效应的公关活动, 而新媒体的出现, 尤其是像微博这样的新媒体, 能够很轻易地突破这种条件的限制, 从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个人成为公共关系的主体, 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第一种, 个人自发、自愿地担当起某个群体的代言人的角色, 独立、主动地开展事实上的公共关系活动, 由此成为了公共关系的主体。例如, 2011年春节期间发生的被称为“微博打拐”的公共事件。学者于建嵘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仅仅开博10余天, 就吸引57万多名网民。通过网上照片辨认, 立马发现被拐卖儿童6个, 并被顺利解救。在这一案例中, 于峥嵘实际上担当了被拐儿童父母、家庭和社会上对打拐持积极态度的群体, 而他开展的活动, 事实上是公共关系活动。

我们可以设想, 在微博等新媒体出现之前, 于峥嵘想要发起这样一个活动, 他会怎么做呢?他可能会采用写倡议书的方式, 他会投寄给传统媒体或者有关的部门和领导。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石沉大海, 也可能要经历一个很长的程序, 但他仍然是这一活动的主体。这也就是说, 即使不是借助微博等新媒体的传播通道, 个人也能够成为公共关系的主体。

第二种, 个人获得组织的授权, 或者由于他在组织中的地位而成为组织的代言人, 从而在公共关系中扮演了主体的角色。例如, 组织指定的新闻发言人、组织的领导人等, 他们当然是、也必然会被看作是公共关系的主体。

由此可见, 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公共关系主体, 也都有可能不是公共关系主体, 关键是用“什么是公共关系主体”来判别“谁是公共关系主体”。

二、公共关系中的“双主体”、“多主体”现象

当我们把视野转化为视线, 聚焦到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上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有时候“公共关系主体”很难准确定位到某一个具体的组织, 存在“双主体”、“多主体”甚至“主客体互换”的复杂现象。

试以厦门市P X项目落地遇阻的公共事件为例。厦门市P X (化学品“对二甲苯”的简称) 项目, 号称厦门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8亿, 投产后每年可以为厦门市创造800亿的工业产值。2004年该项目通过了国务院立项, 2006年开工, 计划2008年投产。但是, 这一项目却遭到了105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的“两会”提案——提议P X项目迁址。该提案在“两会”上公布, 随后厦门市市民也走上街头以“大散步”形式集体抵制P X项目在厦门“安家”。最终, 福建省政府对P X项目召开专项会议, 拍板决定迁址漳州。

近年来, 浙江宁波、云南昆明、四川成都都发生了类似的PX项目落地遇阻的事件。我们无从认定PX项目最初落地在某地是哪一方更主动。假定是当地政府, 那么当地政府就是公共关系主体, 而项目投资方是公共关系的客体之一, 反之也是一样;但当事件进入当地市民“被动出击”的阶段, 公共关系的主体已经发生了转换, 地方政府和项目投资方已经不分你我的联合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也就是说, 最初的“一个主体”已经转换为“两个主体”。但这仍然是“两个主体”而不是“一个主体”, 因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这种现象, 我认为可以称之为公共关系中的“双主体”现象。

再来看一个更为复杂的案例。2013年3月, 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 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 》淘汰产品目录中删除, 新目录将于今年5月起生效。随后,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发泡餐具历经14年解禁背后:450万公关协议曝光》。报道称, 一份《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书》近日在网上曝光。这份签订于2012年1月的协议, 甲方是10家广东企业, 乙方是君泽君律所。协议约定:在协议签订的5天内, 甲方 (企业联合体) 向乙方 (律所) 支付前期服务费50万元, 主要用于“乙方办理本协议所涉及的相关公关、应酬、接待、差旅、员工薪酬等方面”业务;当甲方或其所在行业获得政府相关部门以书面方式确认在行业政策解禁的过渡期间的临时性、有条件许可……或者国家发改委正式将发泡餐具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淘汰类目录中删除, 甲方应支付乙方律师费400万元。

以传统的公关眼光来看, 该案例中的公共关系主体是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企业联合体”, 而律所只是为其提供服务的中介公司。然而这个“企业联合体”包括了10家广东企业, 其中每一个都是独立法人单位。那么, 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 把这个“企业联合体”称之为“多主体构成的企业联合体”是否也能同样成立?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 那么, 公共关系中存在“多主体”现象的判断也就能够成立。

三十年前, 像“双主体”、“多主体”这样的现象至少在国内很难找到案例。时代发展了, 情况复杂了, 对公共关系的研究也应该与时俱进。

注释

多主体的经济效益 篇7

关键词：多主体,主体特征,创新有序模式

0 引言

科技创新为区域产业提供新的生产技术,提出对产品新的设计,开拓新的区域市场,进而促进区域的经济增长。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2012 年,全国GDP增长速度为9. 3% ,其中科技进步贡献率52. 2%［1］。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活动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科技研发的投入、经济的增长速度、区域产业结构、技术溢出等诸多因素影响着区域科技的发展［2］。这些因素在各地区间存在差异,因此区域间科技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3》对31 个省( 区市) 区域创新能力排名结果显示: 江苏的创新能力排名首位,四川的创新能力排名居中,为第15 名,而西藏的创新能力排名最后［3］。说明中国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区域科技创新包括多种组织形态,按主体参与的数量可以分为单体创新与合作创新。而区域科技创新更多需要区域内多个组织之间相互协作完成。多主体合作创新形成了联合开发、研发联盟、研发协会、研发网络等组织形式。以此模式组织的活动包括由政府组织开展的科技活动、企业组织开展的科技活动以及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间联合开展的科技活动等有组织的活动。因此,需要考虑各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科技创新主体的多样性及其组织形式的性质来构建区域内多主体参与的科技创新活动有序模式［4］。

1 影响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因素

1. 1 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的演进

区域科技能力是区域研究与运用科学知识与技术并以此产出科技成果的能力。科技能力的形成是科技创新能力形成的基础阶段,也是科技创新活动的起点。在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就开始对科技能力进行评价。随时间的推移研究科技能力的评价指标内容发生着变化。1980—1989 年,这一时期对于科技能力的评价主要依据投入和产出两个指标。1990—1999 年,科技能力的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科技转化能力,这一指标丰富了科技能力评价的内容［5］; 2000—2009 年,在前一阶段基础上科技能力的指标得到进一步的丰富［6］。2010—2014 年,这一时期指标不仅包括科技投入、产出的基本活动,还包含科技创新的基础能力、科技的贡献能力等。目前,科技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已经相对成熟。

创新能力形成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阶段,它是在科技能力较为成熟时,运用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知识或产品的能力。我国对于创新能力的评价形成于20 世纪90 年代,这一时期对于创新能力的评价主要依据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指标［7］;2000—2009 年,这一时期创新能力的评价不仅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还包括知识制造、知识流动、企业技术创新、创新环境、创新经济绩效等［8-9］,这些指标扩充了创新能力评价的内容; 同一时期也有学者将创新能力分为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两类指标进行评价［10］。2010—2014 年,在前一阶段基础上创新能力的指标增加了创新创业水平,完善了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11-12］。

科技创新能力是融合了科技能力与创新能力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其他要素,使之更完善地创造新的知识和产品的能力。在科技能力、创新能力的研究相继出现之后,2001 年国内文献中开始出现对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科技创新能力包涵了科技能力的内容,说明科技能力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创新能力包括创新创业水平,这一点是创新能力独有的指标,而科技创新能力并不包括这一内容。因此,科技创新能力是创新能力在科技方向的分支( 见图1) 。科技创新能力包含科技意识,这是科技创新活动中再循环的关键因素。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是在科技能力与创新能力成熟后形成的。

综上,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科技能力形成与发展阶段、科技能力成熟与创新能力发展阶段、科技创新能力发展与成熟阶段。而不同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可能处于不同阶段,此因素影响了区域科技创新的差异水平。

1. 2 参与主体的异质程度

区域科技创新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如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但是各区域间参与创新活动的主体的水平不同,因而造成不同区域的创新水平的差异。在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区域吸引众多知名企业,这些地区的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强; 而西部地区企业创新能力相对较弱。高校的科研能力的差异也是造成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差异的原因。以2013 年为例,北京有211 所高校科研单位开展科研创新活动,而山西只有14 所高校与科研院所参与科研创新活动［1］。政府支持创新的能力也有差异,东部地区拥有较丰富的政策资源,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利的环境与资源基础,有力地支持创新能力的发展; 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政府对于科技创新的政策性支持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区域主体的异质程度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1. 3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丰富程度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一项重要因素。经济发展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机遇与财政支持,但不同区域内经济水平不同导致科技创新水平的差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又决定了科技投入强度,从区域研究与发展事业投入强度上来看,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其投入强度较大,反之则较小。例如2012 年,北京的研究与发展事业投入强度为5. 95% ,辽宁的投入强度为1. 57% ,而广西的投入强度仅为0. 75% 。这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程度高,经济欠发达地区投入强度相对较弱。而投入强度的强弱差异进而影响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水平。以2012 年区域技术市场成交额为例,北京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为2 458 亿元,辽宁的成交额为230 亿元,而广西的成交额为2. 5 亿元［1］。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产出水平产生深远的影响。

区域的科技资源丰富程度也是影响科技创新能力的因素。科技资源为科技创新提供人力、物力、资金等支持,包括教育科研资源、区域的区位优势、科技创新人才、科技政策、创新企业资源等。教育科研资源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科技创新人才与创新研究平台,而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数量影响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区位优势资源也为促进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珠三角地区船舶制造与电子科技等,这些优势引领区域科技创新的方向并成为动力。以区位优势为导向的企业在区域科技创新发展中起到支撑作用。区域企业集群不仅为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技术进步、产品研发、科技成果的转化做出贡献。区域资源的丰富程度影响区域科技创新的特点与质量。

1. 4 区域科技创新的水平测度的差异

对于科技创新能力水平的测度,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别,这些差别往往具备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相适应的特征。在对上海区域科技能力评价时,除传统的投入、产出、环境等指标外,还增加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科技孵化基地的孵化能力等指标,这说明上海科技创新能力达到较高水平,更加注重对于高技术的研发与科技孵化能力的培养。而对于京津唐地区的评价在基本指标基础上,增加了人文环境指标,如文卫教育水平,更加注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广西地区则基于投入、产出、环境等基础指标进行评价。因此,不同区域内科技创新水平的评价指标也存在着差异,进而影响区域科技创新的水平。

2 区域科技创新活动构建要素

2. 1 参与主体

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包括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等组织机构［13］。其中,政府是各项科技政策与制度的制定者。一方面,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各科技创新主体的活动方向; 另一方面,政府负责科技创新机制设计并监督其运行。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通常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不仅了解其自身科技需求,同时还掌握行业内其他企业的需求,进而研发新的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高校、科研单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与新技术的发明者。而且高校、科研单位与企业创新不同,并非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能够深入地开展基础性研究。中介机构虽然不是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主体,但是它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服务,它衔接科技需求者与供给者,同时协助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金融机构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信贷等支持。区域间各主体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

2. 2 各主体间的联系

科技创新活动需要科技创新各主体的共同合作,彼此协调。各主体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不同,因此在各主体发挥主导作用时,需根据不同的环境与其他主体间建立联系,以突出其自身优势。

以政府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活动,可以充分调动区域的科技资源。政府通过职能部门调配科技人才、科技资金与设备、科技信息等资源,促进科技创新基础资源的建设。同时,政府部门可以协调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中介机构等单位联合开展研究。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市场失灵,避免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回避基础性研究,进而实现区域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以企业为导向科技创新活动,更能体现市场的灵活性。企业更为了解市场动态,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研发新的产品,也会根据需要与其他企业开展竞争与合作。此时企业通过中介机构来寻求科技需求者与合作商,以及现有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同时,企业可以将研发任务委托给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完成。而政府在此过程通过各项政策引导、调节与约束企业的行为。

高校、科研院所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战略性高技术研究中发挥其特征优势。一方面高校、科研院所能够研究基础性、公共性的科学与技术,与企业科研形成互补; 另一方面,高校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应用价值性强的技术。同时,高校科研成果需要中介机构、企业等进行成果转化,将发明专利转化成实用技术。

总之,区域科技创新活动需要多个主体相互合作,政府、企业、高校、科技单位、中介在不同的情况中发挥自身特征优势来衔接各主体。

2. 3 科技创新的基础平台

区域科技创新活动构建需要诸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信息平台、资源平台、财务平台、政策平台。这些基础平台为区域科技创新活动提供相关的资源与服务。

信息平台可以汇总、发布、公示区域内省市的科技信息与科技政策。通过该信息平台,可以集成科研院所及高校、中介服务中心、区域科技单位、科技信息网站的信息资源来实现科技信息查询、科技查新与咨询、成果发布等为科技服务的功能。

资源平台需要整合科技成果资源、基础设施资源、人力资源等。科技成果具体包括: 科技文献、科技专利成果的资源数据库、统计年鉴等资源; 基础设施资源包括区域实验室、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等资源; 科技人力资源包括高校在校生、专家教授、科研人员等。

财务平台用以落实科研项目经费的筹集与发放、科技创新贷款业务、金融服务等财务活动,以及科技资源平台运行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专用科学仪器设备采购等其他费用。

政策平台可以及时发布国家及地方政策,内容涉及科技、经济、金融、法律等相关政策与法规,以及政府设立的科技体制方案等。公示科技专项拨款、科技创新奖励等支持科技创新的鼓励措施。

3 科技创新有序模式的构建流程

3. 1 识别科技创新水平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经历三个阶段,即科技能力形成阶段、创新能力形成阶段、科技创新能力成熟阶段。各阶段的评价指标不同,通过指标的数据分析,识别区域科技创新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该阶段科技创新活动的重点。与此同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进而可以确定区域科技创新的水平。

3. 2 识别创新主体的特征

多主体科技创新中,不同主体的优势特征各不相同,因此需要识别科技创新主体各自的优势特征,以期在区域创新活动中发挥其优势,合理运用资源要素,进而主导区域的科技创新活动。

3. 3 对应的匹配创新模式

确定了区域所处的科技创新水平,并且识别了区域创新主体的特征,便可以对这两项指标进行匹配,确定出区域科技创新的模式( 见图2) 。不同主体在科技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如区域科技能力较弱地区可以通过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经济发达地区则可采用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模式。

4 科技创新有序模式构建的关键技术

4. 1 科技创新水平、主体特征要素的识别方法

识别技术的功能在于它能准确判定识别区域科技创新当前所处的水平。通过识别技术,可以透过纷繁的评价指标认识区域科技创新的本质,即识别区域内科技创新活动所处的阶段。同时,各科技创新主体能够主导的因素不同,通过识别技术可以实现分析识别科技创新主体的优势特征。这些特征能够支持科技创新主体在区域科技创新活动中起到支配作用。

4. 2 匹配技术

通过匹配技术,能够实现将区域科技创新的现阶段水平与创新主体优势特征相互匹配的目标,以使创新主体在现有科技创新水平下充分发挥其特征优势,主导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科技创新主体能够主导的因素不同,而科技创新在不同阶段需要依靠主体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匹配技术可以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佳组合,以使得区域科技创新活动有序。

4. 3 选择技术

选择技术是指依据匹配结果,选择区域科技创新有序运作模式。不同科技创新主体与区域科技水平之间的组合可能有多种发展模式。依据选择技术,根据匹配结果,结合影响区域差异性的因素,从多个模式中选择适合区域特点的科技创新模式。

5 结论

多主体的经济效益 篇8

IT与业务匹配 (Business and IT alignment, BIA) 能创造更高的组织绩效已得到普遍认可[1,2,3,4,5], 同时, BIA也是企业经理和信息主管在IT方面关注的首要问题[1,6,7]。尽管学术界对如何获得BIA做了大量研究[2,8,9,10,11,12,13], 但大多数将BIA作为一种状态研究其前因、措施和结果, 以致于理论化和“完美”[14,15]。Reich和Benbasat (2000) 、Sabherwal和Hirschheim (2001) 等强调匹配是一个过程[4,14,16,17,18,19,20,21], Allen和Varga (2006) 、Benbya (2006) 等提出从复杂系统角度研究BIA的动态演化过程[22,23], 但在BIA过程中组织内主体如何交互, 主体交互的社会网络结构对BIA有何影响目前学术界尚不明确, 因而成为当前BIA研究的理论盲点之一。 对此探讨有助于信息系统领域的复杂系统理论研究, 进一步理解BIA的自然本质, 从而提升组织BIA水平。

本文主要研究两个问题, 一是组织内主体如何交互, 二是主体交互的社会网络结构对BIA有何影响。具体地, 本文拟依据BIA过程研究中提出的复杂系统理论, 在BIA状态研究中选取IT与业务沟通这一关键成功因素, 将有限理性的利己主义作为组织内主体的价值观, 构建组织内多主体交互的BIA博弈模型, 通过对基于社会网络结构的主体间交互作用建模与仿真[24,25], 探讨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对BIA多主体仿真的影响, 帮助研究者理解匹配的发生机理和演化过程, 通过试验结果帮助组织寻求提高BIA的相关策略和措施。

2 文献综述

BIA是指组织中IT和业务如何相互协调、相互融合, 以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 文献中有两种完全不同概念[1]:第一种把匹配看作一个最终状态, 重点集中在匹配的前因、措施和结果;第二种把匹配看作是一个连续过程, 包含特定的行为和反应, 以及过程中可辨识的模式。据此, 对以SAM模型为基础的静态研究和有关BIA的复杂性动态研究做为综述的主要内容, 同时, 主体都嵌入在一定的网络结构中并对系统演化产生影响[26], 因此, 社会网络对博弈演化的影响也成为综述内容之一。

2.1 以SAM模型为基础的BIA静态研究

Henderson和Venkatraman (1992) 提出了经典的战略匹配成熟度 (Strategic Alignment Maturity, SAM) 模型[4], SAM模型已经得到实证支持, 并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和实用价值, 成为所有匹配模型中引用之首[1,27]。Luftman等 (1999, 2000) 在SAM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BIA的六个维度以及匹配的测度问题[28,29]。不少学者对如何提高BIA, 即识别出影响BIA的关键成功因素, 做了大量研究。如Reich和Benbasat (1996, 2000) 认为, IT与业务的沟通、 IT与业务的联系、共享知识和成功的IT历史影响匹配[9,10]。Kearns和Lederer (2003) 认为, 首席信息官 (CIO) 参与业务规划和首席执行官 (CEO) 参与IT战略规划有利于促进IT和业务规划之间的关系, 从而促进BIA[28]。Chan和Sabherwal等 (2006) 实证得出, 共享知识、先前信息系统成功、组织规模和环境不确定性对匹配的影响[8]。Kearns (2006) 指出CIO参与业务规划和CEO参与IT战略规划是促进BIA的方式, 而CEO的IT知识对参与有正向影响[12]。Preston (2009) 认为共享语言、CIO的业务知识和高层管理团队的信息系统知识等对促进共享理解有正向作用[13]。Yayla和Hu (2009) 将BIA的驱动因素总结为IT和业务规划的联系、IT和业务之间的沟通, 影响驱动的前因主要有IT部门的结构、共享知识、IT成功历史和关系管理, 并进行了实证分析[2]。

以SAM模型为基础的BIA静态研究厘清了BIA的前因、措施和结果, 但存在对BIA动态过程和复杂性关注不足。如Baets (1992) 质疑SAM模型假设 (即参与者都了解组织的经济环境和公司战略) , 他认为, 在大多数组织中不存在整体的被广泛接受的战略, 甚至大多数组织成员不知道公司战略[16]; Ciborra (1997) 认为很多研究过于理论化[30], Sabherwal和Hirschheim等 (2001) 认为这些研究往往是从经验角度来开发和测试“完美”的匹配模式[15]。

2.2 BIA复杂性的动态研究

很多研究都强调匹配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最终状态[4,14,16,17,18,19,20,21]。即使组织取得了匹配, 其环境仍或快或慢地持续变化, 如果业务战略或结构因环境而发生改变, 其他部分也要做同步转变才能维持匹配, 或者此时组织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匹配阶段, 直到其他部分又重新获得匹配为止。Reich和Benbasat (2000) 将BIA划分为短期匹配和长期匹配, 并考察了不同因素对这两种匹配的影响[10];Sabherwal和Hirschheim等 (2001) 将BIA划分为战略匹配、结构匹配、业务匹配、IS匹配以及跨维度匹配 (包括业务结构与IS战略跨维度匹配、业务战略与IS结构跨维度匹配) , 并借助间断平衡模型来说明BIA的动态演化过程[15];Allen和Varga (2006) 从复杂系统视角来解释IT与业务的协同进化, 组织中的每个个体或主体均有自身的价值观, 与其他主体交互从而协同进化。基于主体的价值观框架是理解组织进化的关键, 主体间的交互构造共识, 并影响着每个主体进一步演化的能力和动机[22];Benbya (2006) 认为, 协同进化和匹配的自然本质是BIA困难的背后原因。复杂理论, 尤其是基于协同进化的自组织行为和自然结构, 提供了研究匹配的重要视角。并指出, IT与业务匹配是发生在个体、运作和战略三个层面的一系列调整过程, 促成条件——适应性和无标度动态原则, 有助于加速在三个层次的适应协同进化动态[23]。

以上研究重视BIA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并从复杂系统角度提出了间断平衡、协同进化等动态演化过程, 但这些研究仍处于概念和框架阶段, 缺乏更具体的研究, 例如, 组织内主体交互如何影响BIA?主体的社会网络结构对BIA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尚无法解答。

2.3 社会网络对博弈演化的影响

博弈主体的网络空间结构, 即社会网络, 对博弈的演化博弈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Nowak和May首先将空间结构引入到囚徒困境的研究中, 揭示了规则格子 (regular lattice) 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26,31], 随后的很多研究表明空间结构能够促进和维持囚徒困境中合作的产生和稳定[32,33,34], 但Hauert和Doebeli (2004) 研究发现空间结构抑制了雪堆博弈中的合作涌现[35]。Watts和Strogatz (1998) 提出了著名的WS小世界网络 (SWN) , 并引起了广泛关注。Abramson和Kuperman (2001) 最早研究了WS小世界网络模型上的演化囚徒困境博弈[36], 随后很多研究也表明小世界结构对合作涌现有促进作用[37,38,39], 同时, Shang等 (2006) 、Zhong等 (2006) 、Xu等 (2007) 研究了小世界网络下的雪堆博弈, 发现其促进作用视条件而定, 甚至一些情况会抑制合作行为的涌现[40,41,42], 上述研究表明不同的空间结构对不同的博弈类型, 其影响作用不同。

以SAM模型为基础的BIA静态研究厘清了BIA的前因、措施和结果, 而有关BIA复杂性的动态研究提供了复杂系统、多主体等研究视角, 同时, 社会网络结构对不同博弈演化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 本文是在Zhang (2010) 规则格子下研究BIA多主体仿真[43]基础上, 依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基于社会网络结构针对BIA的关键前因做多主体仿真研究, 探索组织内主体如何交互, 以及主体交互的社会网络结构对BIA有何影响。

3 模型与方法

3.1 BIA博弈模型

在以SAM模型为基础的BIA静态研究中, 强调IT计划与业务计划的联系、IT和业务之间的沟通, 是影响BIA的关键成功因素[2,8,10], Allen和Varga (2006) 、Chan和Reich (2007) 强调组织内主体的价值观框架是理解组织进化的关键, 主体间的交互构造共识, 并影响着每个主体进一步演化的能力和动机[22,44], 因此, 在此基础上借助博弈论将IT和业务单元或个人看作是有限理性的利己主体[43,45], 根据影响BIA的关键成功因素, 假设:

i:参与BIA博弈的主体, i=IT表示IT主体, i=BU表示业务主体;

Si:博弈方采取的策略, Si=1表示匹配策略, Si=0表示不匹配策略;

C:博弈方单方面选择匹配所造成的匹配成本, 主要包括:IT和业务人员在知识结构上的学习成本、IT与业务的沟通成本, 以及为了匹配需要引起流程变更或系统调整而造成的利益损失或成本付出;

B、R:假设双方都采取匹配策略 (SIT=1, SBU=1) 时, 企业从匹配中获得IT投资价值并分配为各主体的奖励均为B, 则主体的收益为R=B-C;

P:企业可能会对主体采取不匹配行为给予惩罚P.

博弈收益及策略组合如表1所示。

3.2 社会网络空间结构

目前主要有四种网络结构:规则格子、小世界、随机网络、无标度网络。Watts和Strogatz (1998) 提出了WS小世界经典模型, 引入一个由规则格子向随机网络的过渡的机制[46]:

①从规则网络开始:初始为一个排成环形的包含N个节点的规则网络, 每个节点的度为K, 即每个顶点同它的K个邻居相连 (每一侧有K/2个连接) ;

②随机化:以某个很小的概率p断开规则网络中的边, 并随机选择新的端点重新连接, 同时保证没有自连接和重复边;

③重复②, 直到遍历所有的边, 就可以得到具有不同随机性的网络。

通常称p为网络的重连概率, 被重连的边称为长程边。当p=0时, 可以获得如图 (a) 所示的规则格子网络模型;而当p=0.1时, 变成了图 (b) 所示的WS小世界网络[47];而当p=1时, 可得图 (c) 所示的随机网络。随着p值的增大, 代表着从有序结构向无序结构的转变, 同时, 平均路径长度和聚类系数均由大变小, 如表2所示。

本文主要使用Watts和Strogatz (1998) 提出的WS小世界经典模型[46], 通过改变重连概率p值, 研究规则格子、小世界网络和随机网络等社会网络结构对BIA多主体仿真的影响, 而无标度网络因增长性[48,49]暂不考虑。

3.3 多主体仿真方法

本文使用Matlab软件作为BIA多主体仿真工具, 其中N=1000个节点, 每个节点i代表一个主体。 其平均紧邻节点数K=4, 每个节点i在不同的结构中分别与邻域节点j (j∈Ki (P) ) 进行有限次博弈。 p为重连概率, 令x代表面临不同策略邻域节点的主体, 为简化计算令R=1, 即采取匹配策略时收益为 (1, C) , 不匹配策略时收益为 (P, P) , 支付矩阵如下:

$A=\left(\begin{array}{cc}1& C\\ {\rm P}& {\rm P}\end{array}\right)$

每回合博弈之后, 博弈方根据其邻域节点j的策略计算其收益:

${\rm P}{}_i(\tau )={\displaystyle \sum _{j\in \Omega {}_i}x}{}_{i}Ax{}_j^{{\rm T}}$

其中, Ωi是节点i的邻域节点集合, Pi是τ回合的收益, 且该收益不累计到下一回合[36]。

在初始回合中, 每个节点按平均概率随机选取匹配或不匹配策略, 计算自身收益并观察该回合中领域节点的收益。以后回合中, 主体学习并调整自己的策略以获得更大的收益, 采用优胜劣汰 (win-stay and lose-shift) 原则来模拟其策略取向[36,39], 节点i模仿邻域K (P) 中收益最大的节点的策略, 并作为当前回合的策略。若其收益大于邻域的最高收益, 则在下一回合中保持当前策略;若小于, 则下一回合采取该收益最高邻域的当前策略 (若最高收益邻域节点多个时, 则随机选择其一策略) 。即:

4 试验结果

4.1 由规则格子到小世界再到随机网络, 不断 提升了匹配成本对总体匹配的阈值

在多主体仿真过程中, 假设企业对主体不匹配行为不惩罚, 对匹配成本C和重连概率p采取不同的变化值 (0, 0.1和1) , 以观察规则格子、小世界网络和随机网络对采取匹配策略的主体数的影响。图2是三种网络结构下不同匹配成本 (C从0.2按0.2步长增加到4.0) 对应主体采取匹配策略数, 由此可知:

①规则格子网络结构下 (p=0) , 匹配成本从0.2增加到2.8均在100回合演化中“涌现”出总体匹配;当匹配成本大于等于3.0时, 采取匹配策略的主体数出现了显著下降。

②小世界网络结构下 (p=0.1) , 和规则格子类似, 匹配成本从0.2增加到2.8均在100回合演化中“涌现”处总体匹配, 且总体匹配涌现的速度加快;但当匹配成本大于等于3.0时, 则“涌现”出整体不匹配。

③随机网络结构下 (p=1) , 匹配成本从0.2增加到1.8均“涌现”处总体匹配;但当匹配成本大于等于2.0时, 则“涌现”出整体不匹配。

本文的实践意义是, 组织在获取或维持BIA过程中, 应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 审视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及其对BIA的影响。由规则格子到小世界再到随机网络, 不断提升了匹配成本对总体匹配的阈值, 这意味着一方面主体交互的随机性会对组织带来不利影响, 尤其是高匹配成本时, 组织应制定出明确的跨部门沟通、合作关系, 避免不相关主体之间的无序交互;另一方面, 主体交互的随机性也会加速匹配策略的演化过程, 组织应打破IT与业务主体的固定交往, 制定IT和业务有效的互动机制, 促使整体匹配尽快“涌现”, 如请关键用户参与信息系统开发和应用过程, 或将IT人员分配到相关业务部门长期合作, 以及这两种方式的混合。

本文未考虑主体的不同层次和角色, 在未来研究中有待区分, 以及不同管理层次主体的不同作用, 结合无标度网络等, 探索更贴近现实的BIA动态演化过程。

多主体的经济效益 篇9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部门, 其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此外,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 高校教育资源的供求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 高校人才培养满意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基于此, 本文借鉴、消化国内外顾客满意度理论的研究成果, 通过深入分析高校人才培养的需求和高校人才培养的多主体特征, 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多主体满意度的内涵进行界定和指数模型构建。

1 高校人才培养满意度的研究现状

自顾客满意理论在营销学领域被提出之后, 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纷纷开始了对高校满意度的调查和研究。其中, 心理学博士Laurie Schreiner和Stephanie Juillerat联合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伙伴Noel-Levitz公司研制的《全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 (National Student Satisfaction Inventory, NSSI) 涉及院校最多, 调查规模最大, 跨度最长, 调查对象最广。其调查结果被视为大学生满意度测评的国家标准,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的基本情况。该调查涉及13项调查指标, 分别为:学术咨询效果、学术服务、校园气氛、校园生活、校园支持服务、对个体的关心、教育效果、招生和经济援助效果、注册有效性、对学生多元化的反应、安全与卫生、服务卓越性、学生中心。由此可见, 此调查的内容不仅包括了高校的人才培养方面, 还包括了高校的后勤服务和招生等与学生相关的行政工作方面。

我国对高校满意度的研究开始比较晚,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 才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实际运用。从2000年到2006年,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师资培训研讨会“十五”规划课题、天津市教委科技发展基金、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浙江省教育厅、湖南社会科学基金等, 均在高校顾客满意度方面进行了课题立项和资助研究。我国对高校顾客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①对高校顾客满意度的理论探讨, 主要是对高校顾客和高校产品的界定;②对高校顾客满意度测评的研究, 包括测评体系的构建和测评方法的探索;③对高校顾客满意度测评的实证研究。

2 高校人才培养的多主体分析

无论是国际标准化组织还是世界贸易组织, 都已将教育列入服务行业。“教育就是服务”这一理念已经广泛地为人所接受。同任何服务性商品一样, 提供服务的组织依存于顾客, 所以组织应当理解顾客当前和未来的要求, 满足并争取超越顾客要求和希望。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查阅和分析, 可以看出目前理论界已经看到了顾客满意理论对于高校的实用价值, 主张在高校内运用顾客满意理论。但在高校顾客满意度测评方面, 调查对象大都以学生顾客为主, 而忽视了高校的其他主要顾客———用人单位和社会的满意度。以用人单位为代表的人类社会是高等教育的最终顾客, 高校人才培养职能发挥得如何, 最终还是要看高校培养的人才满足用人单位和社会要求的程度。因此, 高校人才培养的顾客不仅包括高校教务服务产品的现实和潜在的消费者, 也应包括高校教育服务组织的各种利益相关者, 如图1所示。

由图1看出, 高校教育服务主体包括由学生、用人单位、家长、社会、生源中学、教职员工等构成的价值链条中每个环节的所有成员。高校人才培养的满意与否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涉及整个价值链中的所有成员。其中, 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服务的直接接受者, 是感知高等教育服务质量高低的主体, 是高校教育服务价值链中的外部第一主体;用人单位和社会是高校培养人才是否成功的检验者, 是高校教育服务价值链中的外部第二、第三主体;教职员工作为高校教育服务的实施者, 是高校教育服务价值链中的内部第一主体;家长、生源中学等成员作为高校教育服务的间接接受者, 是高校教育服务价值链中的外部其他主体。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将高校教育服务主体定义为学生、用人单位和社会三个外部主体。

3 高校人才培养多主体满意度内涵界定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我们在不断扩大教学规模的同时,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面向学生、家长、国家和社会的服务, 高校人才培养的顾客满意度状况将直接影响高等教务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高等教育服务产品首先要满足受教育者 (学生) 的教育消费需求, 但不能仅仅局限于受教育者个人, 而应该将价值链中的主要主体满意度纳入高校人才培养的满意目标, 适应个人和社会的需要, 为社会发展服务, 突出高校的社会价值, 这也是高校人才培养价值的根本所在。

基于此, 本文将高校人才培养的多主体满意定义为, 直接或间接享受高校教育服务的多方主体, 在将自己感受高校教育服务本身性能质量与适用质量时的主观判断与自己预期期望进行比较所产生的高兴、愉悦、或是失望的一种心理感受。

4 高校人才培养多主体满意度指数模型构建

目前, 国内外普遍认可并适用的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 (CSI) 是美国的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 (ACSI) 。它由顾客期望、顾客感知、感知价值、顾客抱怨、顾客忠诚等之间的关系以及与顾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构成。本文以ACSI模型为基础, 同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 构建了高校人才培养多主体满意度指数模型, 如图2所示。

图2显示出高校人才培养多主体满意度的各种影响因素, 以及满意度和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学生在接受高校提供的教学服务时与自己在入学前对高校教学服务的预期比较, 构成学生对高校的感知价值。用人单位和社会在接受学生为组织带来的效益时, 对学生的预期比较构成用人单位和社会对学生的感知价值, 进而构成用人单位和社会对高校的感知价值。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发现, 感知价值和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学生、用人单位和社会对高校提供的教学服务感知价值高, 对高校的满意度则也高, 他们就有可能成为高校的忠诚顾客;反之, 感知价值越低, 满意度也越低, 学生、用人单位和社会就会以各种方式抱怨, 抱怨越高, 忠诚度就越低。

5 结语

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是一个有机的大系统, 所涉及的主体不仅包括学生主体, 还应包括高校、用人单位以及社会等主体。因此, 对高校人才的培养进行多主体满意度研究, 将有助于高校树立正确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对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有一定的借鉴和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Lovelock, C.H.&Ewan Rothshild M.L.Uses, Abuses, and Misuses of Marketing in Higher Education, Marketing in College Admissions:A Broadening of Perspectives, the College Broad, New York, 1980.

[2]Anne M D.Assess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rom Graduating Seniors’Perspective-Peer Institutions provide the contex[J].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2001, (3) .

[3]梅鹏.高校顾客与顾客满意[J].商业经济, 2006, 279 (6) :1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