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与增长

经济政策与增长（精选十篇）

经济政策与增长 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关系

1 近年来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化

自进入21世纪后,我国分别以2004年、2008年与2013年12月31日为时点开展了3次大规模的经济普查。根据普查结果,国家统计局在对原有GDP总量数据进行修正的同时,公布了三大产业的就业数据,为分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基础。详见表1。

从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上来看(表2),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在推进当中,且工业化的发展虽然领先于城市化,但就发展速度而言,城市化更快。如果将增加值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作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标志,将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作为城市化进程的标志,那么在2004—2013年这个期间内,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业化进程始终处于推进当中,但农业GDP比重的降幅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少,2004—200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了2.7%,这个数据远远高于2008—2013年1.3%的下降幅度;二是虽然工业化进程领先于城市化,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从表2可以看出,在增加值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显著低于其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三是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差距大幅缩小。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差距在短短十年时间内下降了17.3%,而从各自变化来看,在2004—2013年期间,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了4%,而就业的比重下降了21.3%。

2 对经济和就业增长相互关系的分析

在2004—2013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非农产业的发展。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角度来看,GDP每增长1%,就能提高0.12%的整体就业(包括农业就业)。从增长率而言,这个数值似乎不算太高,但如果与我国所有就业人口相比,数量就相当惊人。2013年我国全部就业人数为6.887亿,通过计算,如果GDP保持在7%的增长速度,则每年新增就业数为578万左右。详见表3。

3 扩大就业、提高就业弹性的措施

3.1 深化对“就业增长优先”的认识

经济增长优先论和就业增长优先论是最主要的两种经济发展战略,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后者以扩大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为目标。很长时间以来,我国都是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虽然这对拉动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也是造成如今“高增长,低就业”的主要原因。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深化“就业增长优先”的认识尤为必要。同时,从国家资源结构方面来看,我国虽然在资本方面较为欠缺,但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因此在选择经济增长战略时,我国应改变过多依靠资本投入的方式,采取“就业优先”的战略,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

3.2 刺激市场消费

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是实现就业增长的必要基础。投资和消费是拉动内需的“两驾马车”,合理控制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充分发挥两者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措施。投资固然能够大幅增加经济发展速度,但是结合国内外经验来看,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是长久之计。因此要真正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必须走投资与消费共同发展的道路。刺激市场消费的核心在于保持持久性收入的稳定增长。有研究表明,与暂时性收入相比,持久性收入才是决定居民消费倾向的关键因素。保持城镇居民持久性收入稳定增长的具体内容包括:一是调整收入结构,将住房、养老等实物收入统一纳入货币化分配,提高货币工资收入;二是降低工资外收入的比重,并将相对规范、合理的工资外收入纳入工资收入;三是规范居民收入渠道,将社会中的“灰色收入”公开化、透明化。

3.3 加快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

科技进步是连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扩大社会再就业间的桥梁。虽然在短时间内,科技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但从长远来看,科技将带动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扩大经济体规模增加社会的劳动力需求量。加速科技进步主要依靠培养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措施有:一是加速组织制度与体制创新。制度与体制创新能为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环境基础。通过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融合,构建独具特色的技术社区,形成适合个人或集体创新且高度分散的组织形式,促进自主创新要素的积累;二是充分发挥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引导作用。在培养自主创新能力中,政府的职能在于研究并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确保在基础学科及重大科技进步项目中的科研投入,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倾斜,将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相应的政策、制度。

4 结论

就业问题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持社会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实现充分就业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就业方面的问题,提高就业弹性。

参考文献

[1]孙文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间数量关系解释[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1):16-26.

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2

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采用内生决定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理论启示我们,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村教育,扩大技术和知识在农村的传播,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作 者：杨世君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 年，卷(期)： “”(6) 分类号：G061.2 关键词：新增长理论   知识   农业经济增长  

经济政策与增长 篇3

关键词：信息化；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面板数据

一、 引言

信息技术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构建产业新体系的重点领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则”。利用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因此，深入分析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与机制，定量研究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对实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宏观调控，精准调控措施”战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自198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以来，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重要研究议题。早期研究Solow（1987）、Loveman（1994）等发现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但随着信息技术相关统计与测量技术的发展，Marquez（2003）、Kuppusamy（2007）、Rangriz（2011）、Ana Salomé García-Mu？觡iz（2014）、Hazuki Ishida（2015）发现ICT与经济增长普遍存在正相关关系，甚至是经济创新发展、加速转型的催化剂。国外研究经验表明，该领域问题研究的关键是准确测量ICT投资与资本存量，但是目前国内没有以ICT为统计口径的官方数据，而且ICT投资的高折旧率和价格下降迅速的特征往往会导致资本存量估计存在较大误差。对此，国内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来测算信息化的贡献，如荣添（2006）从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增加值的角度，胡培（2007）、孙琳琳（2009）从ICT资本投资核算角度，石恒华（2014）则按照非等权重的方法从设计信息化指数的角度，由此可见，因国内对信息化的衡量标准不一，不同研究成果很难进行比较，加上信息化地域差异特征非常明显，仅通过单一样本数据会掩盖区域差异的影响，而且现有文献对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与机制缺少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已制约到我们对信息化贡献程度的判断。因此，本文构建了全国31省域的面板数据模型，在充分分析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及机制的基础上，对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表现形式，即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进行了测算，以期为国家宏观调控精准化提供量化关系基础。

二、 信息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及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由资本、劳动要素高投入、高消耗推动的数量型增长转向由规模经济、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等因素推动的质量型增长。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从结构角度，即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二是从内生增长角度，即信息和知识作为内生性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源泉。上述这两条途径的最终作用结果都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可以说，经济增长是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表现。

1. 途径一：信息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指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演进的动态过程，表现为：一是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逐渐向第二产业为主，最终到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过程；二是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本密集型，最终到知识（信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的演进过程；三是由低附加值产业为主，逐渐向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转变过程。从历史经验看，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是通过发展信息化、发展信息产业，让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式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1）改造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是对传统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进行智能化改造，通过改造传统产业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原料采购、产品运输，通过技术创新促使制度创新，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信息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而其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也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化过程。

（2）催生新的产业。信息化以信息革命为基础催生新的产业（如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在信息化发达国家中，30%以上的经济增加值由信息产业创造，尤其在美国信息产业更是绝对主导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最深刻。

（3）产业融合过程。信息化推动新旧产业之间通过技术、产品、市场、制度安排等相互影响，通过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实现新旧产业融合。新产业部门和旧产业部门内部同样存在相互融合，产业融合的本质是信息数字技术的全面应用。产业融合推动产业发展向信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

（4）产业替代过程。产业结构升级是高效率产业部门替代低效率产业部门的过程。高效率部门不断吸纳低效率部门的要素和资源，加速低效率部门被替代的过程。信息化相关产业部门因其高知识性、高创新性而具有更高效率和增长率，因此，信息化相关产业部门替代低效率部门是一种趋势。

2. 途径二：信息化成为经济内生增长的源泉。古典经济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认为资本和劳动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无法解释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对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更正，认为技术进步是可以内生的。经济学家罗默提出了现代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知识视为除资本、劳动要素外第三个生产要素，信息化加速了知识经济的演进速度，并不断优化劳动、资本要素间的组合方式，由于信息化的引入，生产函数往往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信息化成为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1）使核心资源发生改变。土地是农业经济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社会，资本取代了土地成为最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信息化正在推动人类进入信息经济社会，信息经济社会的核心资源不再是资本要素，信息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强，经济增长的核心资源正在由土地、劳动、资本向信息转变。

（2）使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改变。工业经济对农业经济的革命性改变在于生产方式，即将传统的农业耕作转变为工业化的生产、销售和产业组织。信息化出现以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生产方式也被革命性的改变。信息化构建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形成网络化采购、智能化生产、个性化定制，以及企业虚拟化等，资源可通过网络在全球范围充分配置。

（3）使信息经济部门成为高利润的新部门。工业经济能够改造农业经济的关键在于工业经济生产效率、利润率、附加值等全面优于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相比，信息经济更具有绝对优势。如苹果、英特尔等真正从事信息经济制造的知识型企业，利润占全行业70%以上，而纯工业制造（如硬盘）和纯组装加工企业利润仅占行业20%和6%。利润率优势必然吸引更多资源向信息经济部门流动，结果就是工业部门被彻底信息化。

（4）使制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信息化变革传统经济生产方式的同时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如工业经济的金融制度是大银行制度，抵押担保是获得资金支持的前提，但信息化催生的高新技术企业因无法提供足额抵押担保而无法获得资金支持，新的信息经济模式促使制度不断变革，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新三板等新制度应运而生。由于信息知识的生产能力主要是靠人脑，因此信息知识产权正在向企业产权转变，“知本家”向“资本家”开始转变。

三、 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1. 模型与数据。本文将传统C-D生产函数中技术进步A（t）分解为信息化引起的技术进步A（I）和非信息化引起的技术进步A0两部分，假定A0是希克斯（Hicks）中性的技术进步，即新C-D函数为：Y=A0I？酌K？琢L？茁。为了统一量纲转化成相对指数序列■=A0（■）？酌（■）？琢（■）？茁。用Y、K、L、I代表产出、资本、劳动、信息化的定基指数然后取自然对数得lnY=lnA0+？酌lnI+？琢lnK+？茁lnL，？琢表示产出对资本弹性，？茁表示产出对劳动弹性，？酌表示产出对信息化弹性。

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年～2011年就业、实际产出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地历年统计年鉴，信息化发展指数IDI（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Index）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历年信息化统计监测报告，资本存量数据利用永续盘存法（PIM）计算而得。

2. 单位根与协整检验。对面板数据各变量平稳性检验采用允许存在相同根单位根的LLC（Levin-Lin-Chu）检验和允许存在不同根单位根的Fisher-ADF检验。检验发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I（1）非平稳时间序列。对面板数据运用Kao Residual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在5%显著性水平下，面板数据都存在协整关系。

3. 实证分析结果。首先利用Eviews7.2建立方程的固定效应模型，多余固定效应检验的F值为1.777 921，P值为0.009 3，因此可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令解释变量信息化发展指数I前面的系数？酌可变，令解释变量资本存量K和劳动L前面的系数不变，通过I回归系数的差异反映信息化对各地产出的不同影响。估计采用允许模型存在截面异方差的Cross-section weights加权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以减少横截面异方差造成的影响，同时避免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无效问题。实证结果：lnY=C+0.581lnK+0.235lnL+？酌lnI，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产出对资本和劳动的弹性分别为0.581和0.235，各省级地区信息化的产出弹性分别为北京（0.648）、上海（1.221）、天津（1.075）、浙江（0.835）、广东（0.883）、江苏（0.917）、福建（0.467）、辽宁（0.305）、陕西（0.743）、山东（0.760）、湖北（0.787）、重庆（0.510）、山西（0.307）、吉林（不显著）、海南（0.986）、黑龙江（0.951）、内蒙（0.678）、宁夏（0.398）、安徽（不显著）、湖南（0.698）、四川（0.582）、河北（0.472）、新疆（0.740）、青海（1.021）、甘肃（0.249）、江西（不显著）、贵州（0.425）、河南（0.456）、广西（0.978）、云南（0.284）、西藏（不显著）。模型回归结果较好，绝大部分系数均显著，对资本存量K和劳动L的系数做Wald线性约束？琢+？茁=1检验（P=0.000 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产出对于资本和劳动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特性（？琢+？茁<1）。

四、 结论与启示

1. 信息化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来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在全国31个省级地区，除4个地区（吉林、安徽、江西、西藏）信息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以外，在其他27个省级地区，信息化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信息化的产出弹性（0.59）已与资本要素相当，并且约是劳动产出弹性的2.5倍，因此说，信息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显著。

2. 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随信息化水平提升而不断增强。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信息化产出弹性逐渐提高，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如图1所示，随着信息化水平的逐渐提高，信息化的产出弹性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3. 信息化是经济体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途径。现代经济增长尤为强调的技术进步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知识生产过程是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强制过程，随着知识数量的不断增加，知识的边际产品不会递减，这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产出对于资本和劳动已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琢+？茁<1），这可能是由于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推出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短期内资本投资量骤增导致资本边际效益显著下降所致。但是，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信息化使生产函数明显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这意味着如果期望经济体通过获得规模报酬递增（边际产品不会递减）的好处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增加资本或劳动很难实现，但信息化是经济体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途径，这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还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

4. 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推动作用是一个逐渐显现的过程。在信息化达到一定水平之前，信息化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可能不显著（统计意义上），如以I=0.683为分界点，吉林、安徽、江西、西藏四个地区都处于分界点之下，其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不显著，但是处于分界点之上13个省级的地区，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全部显著，因此说，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推动作用是一个逐渐显现的过程。尽管如此，在信息化处于分界点之下的18个地区中，平均来看信息化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是大概率事件（比例达78%）。

5. 信息化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潜力巨大。国外把信息化的重要基础——信息通信技术ICT看作是通用的技术，这种技术是一种能在既定制度约束下全面动态优化要素组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能够转变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能够将资本、劳动等资源驱动特别是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变为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目前在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信息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如I<0.683）有18个，相较其他信息化水平较高的13个省级地区（I>0.683），这些地区信息化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明显偏低，信息化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释放。目前我国整体信息化发展水平仍然偏低，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远未得到充分体现，可以预期，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化将成为我国“新常态”下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其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潜力巨大。

6. 信息化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由于信息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并且是经济体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途径，这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都尤为重要。信息化发展指数所衡量的“基础设施指数、产业技术指数、应用消费指数、知识支撑指数和发展效果指数”五方面指标中，除了个别指外，大部分指标都与要素的投入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相反却与知识经济、规模经济、技术进步以及管理使用效率等因素紧密相关，这些方面正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所以说，若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信息化是最好的一个着力点。

参考文献：

[1] Hazuki Ishida.The effect of ICT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Japan.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2015，（32）：79-88.

[2] Ana Salomé García-Mu？iz.ICT technologies in Europe：A study of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nder network theory.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2014，（38）：360-370.

[3] Rohman， I.K.，The globalization and stagn- ation of the ICT sectors in European cou- ntries： An input-output analysis.Telecom- munications Policy，2013，37（4-5）：387-399.

基金项目：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科研项目“信息化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项目号：XM1401）。

作者简介：龙飞（1982-），男，汉族，辽宁省大连市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信息经济学等。

经济政策与增长 篇4

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主要目标。奥肯定律认为:经济增长 (GDP) 与失业率呈显著负相关性, 方程式如下:u-u*=-α (Yp-Y) /Yp。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但同时失业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得到缓解, 出现了明显与奥肯定律偏离的现象。如图所示。

数据来源:中宏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8.

从图中中可以看出, 伴随着GDP的高速持续增长, 我国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 反而上升。运用SPSS做回归分析, 得出的经验关系式为:△U=0.236-0.013△Y。该式回归系数t值为-0.717, 不显著;而决定系数R2为0.026, 几乎没有解释力。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和就业存在明显的非一致性。

二、奥肯定律变异的现实原因分析

奥肯定律得到普遍的认同, 有它的隐含前提: (1) 发达的单一市场机制; (2) 相对稀缺的劳动资源; (3) 失业的公开化形式, 因为发达的市场机制排除了资源的无效或低效存在方式 (如隐蔽性失业) ; (4) 不存在大幅度的技术革新; (5) 人口按一个相对固定的速度增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以及二元经济中相对过剩的劳动力资源再加上传统公有制部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及冗员的存在。这些因素的中国特性改变了奥肯定律的作用形式。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 失业是指在某个年龄以上, 在特定考察期内没有工作能力, 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而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统计标准与此存在明显的差异, 失业人员是指非农户口, 在一定年龄, 有劳动能力, 无业而要求就业, 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比较上述的两种定义,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仅限于城镇, 不包括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员, 城镇没有正式登记的下岗人员也不在失业之列。可以断定, 中国现行的失业统计低估了实际失业状况。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改革开放后, 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涌入中国, 中国出现了复杂的二元经济结构, 相当部分行业技术含量显著提高, 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 资本和技术的贡献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资本、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较为严重。中国的人口基数大, 增长快的特点。导致中国每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发布《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称:未来20年, 中国16岁以上人口将以年均550万人的规模增长, 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将达到9.4亿人。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 有1100万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

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第一、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较大的差异, 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都有影响, 从整个国民经济看, 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向工业化方向转化, 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使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日益突出。

通过上述分析, 经典经济学理论奥肯定律在中国存在失灵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的区别;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隐性失业逐渐公开化;中国的人口基数与增长速度以及技术革新等因素都与奥肯定律的前提存在偏离。

从就业增长的弹性看, 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较大幅度的降低。经济高增长与失业率增长并存, 而且伴随着就业增长弹性的下降。我们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劳动力成本低廉,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就业弹性快速下降趋势是不正常的, 反映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而宏观经济调控取向和调控措施, 也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 投资主要在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领域, 所以, 经济增长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并不显著。

三、实现经济与就业一致性增长的对策

1. 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取向, 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作出调整, 实施“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 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政府在引导社会投资时, 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信贷政策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 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企业的资金需求, 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 使各部门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 以发挥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作用。

同时,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及劳动密集型产业, 增加劳务输出、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从所有制结构看, 非公有制经济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因而, 应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并发挥我国劳动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 注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以减轻巨大的就业压力。政府应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推进机制和服务机制, 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 引导和鼓励自主创业, 形成一人创业、多人就业的乘数效应。

2. 完善劳动力市场。

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能及时传递就业信息, 排除劳动力转移障碍, 降低劳动力的就业成本, 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 大力培养劳动力市场, 完善其信息、服务、中介、再培训的功能, 消除其分割性、不统一性和多层次性, 建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 可以减少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提高就业匹配效率。

3. 加强城镇化建设,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提高就业弹性。

在同等资金投入的前提下, 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最强的, 第三产业的主要特点是以专门提供服务为主, 而所提供的服务需要人的直接工作或劳动来完成, 机器生产不能轻易替代。早在60年代, 被西蒙·库兹涅茨的实证研究所发现, 后来又被霍利斯·钱纳里等人更晚些时候的实证研究所证明, 第三产业具有明显的就业效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 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 妥善解决劳动就业, 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动, 促进经济有效增长。

加强城镇化建设不仅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 减缓第一产业的就业压力, 而且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 中国的第三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从事第三产业人员的比例由1991年的18.9%上升到2006年的32.2%, 然而对比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差距, 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亟待国家政策与资金的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其中应重点发展商业零售、交通运输、各种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物业管理、家庭服务业等投资少、见效快、就业潜力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效扩大就业。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但就业形势并不乐观, 就业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呈现一致性。伴随着就业弹性的下降, 奥肯定律出现失灵和变异。结合中国实际探讨经济增长与就业非一致增长的原因, 提出促进就业增长的对策。

关键词：经济增长,失业率,奥肯定律,就业

参考文献

[1]常云昆, 肖六亿:有效就业与宏观经济增长悖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 (2) .

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 篇5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4]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浅析日本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 篇6

关键词:日本;贸易政策;经济增长

一、日本贸易政策的转变

战后以来,以“贸易立国”战略为指导、以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的对外贸易政策,曾为日本赢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自1991年5月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步入了战后历时最长、程度最深、范围最广的萧条期——“失去的十年”。日本原有的“贸易立国”战略已充分暴露出其不足之处:一方面,它催生的二元政治经济结构(国际竞争力强大的外向型部门和国际竞争力低下的内向型部门)严重妨碍了日本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整体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该战略是在多边贸易体制的背景下制定的,已不能跟上世界范围内双边FTA发展的现实需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签署的FTA数目不断攀升。截至2005年4月底,共有314项FTA/RTA在WTO登记备案,其中178项正在实施。

FTA是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简称,它是独立关税主体之间以自愿结合方式,就贸易自由化及其相关问题达成的协定。在WTO文件中,FTA与优惠贸易协定(PTA)、关税同盟协定(CUA)一道,都纳入RT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的范围。

在《2000年版通商白皮书》中,通产省首次提出“多层次推进”的基本方针,即在坚持多边主义立场的同时,与邻近国家的FTA加强亚洲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从战略背景看,日本一改反FTA的传统,转而驶入“双边”与“多边”并重的“双轨车道”,这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必然。

二、转变后的日本经济

经历了90年代经济泡沫的破碎和贸易政策的转变,新世纪日本经济渐渐复苏。据统计,2003年7月日本结关后的贸易顺差比2000年同期增长了713%,其中出口较2000年同期增长516%,进口增长513%,出口超过进口0.3个百分点。

日本一向以出口来带动其经济增长,出口曾是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0年,日本经济一度出现好转的迹象。2000年第4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季度增长0.8%,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2%,这标志着从第3季度0.6%的负增长开始出现了反弹。2000年全年日本GDP上涨2.8%,这也是连续第二年的正增长。

从表中明显看出,与自身90年代相比,2000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已略有好转,虽然其GDP增长依旧缓慢。

三、在金融危机中挣扎的日本经济

由于日本经历了长期以来的经济衰退,经济泡沫已基本消除,加之日本对高风险投资严格监管和限制,因此,日本经济受到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并不大。但自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美国和欧盟经济开始陷入衰退,对主要依赖欧美市场的日本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日本经济面临再度陷入衰退的困境。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其受冲击和经济恶化程度更是超过欧美,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日本经济按年率计算环比下降12.1%,大大高于美国6.3%、欧元区接近6%的降幅。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为通过向发达国家、资源型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出口工业产品来拉动增长。此外,由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问题,日本国民消费一直低迷,这更加重了日本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前景不容乐观。世界银行前不久发表预测报告说,2009年,世界经济将下降1.7%。其中,日本经济将下降5.3%,远高于美国2.4%和欧元区2.7%的降幅。

四、后危机时代对日本经济展望

随着世界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回升,由于日本经济带有外向型特征,外部经济好转将为日本经济渡过难关提供支撑。外向型经济受外部需求下降冲击所形成经济衰退的演进过程一般是:出口下降,工业生产减少;企业盈利下降,设备投资减少;居民收入下降,消费减少。经济复苏的进程一般是:出口上升——工业生产恢复——企业盈利增加——投资和消费增长。根据以上理论,未来日本经济真正复苏的前提条件也将是:全球经济彻底走出低谷并迈入可持续增长的轨道。由于欧美经济复苏过程较为缓慢,很可能拖延日本经济的复苏过程,所以预计2010年日本经济增速可能低于l%。

整体上看,2010年日本经济将实现正增长在外部需求停止下滑、急剧的生产和库存调整过程结束、国内外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实施的背景下,日本经济正在缓慢走出低谷。进入2010年下半年后日本经济有望初步实现正常化,全年将实现经济正增长。但是,2010年日本经济很难摆脱低增长困境。

(一)欧美居民消费疲软将阻碍日本出口较快反弹

此次经济危机对发达国家的高消费经济增长模式产生冲击,短期内发达国家需求难以恢复,这就限制了日本出口的增长空间。

(二)日元长期升值的风险影响出口增长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篇7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理论实证分析

(一) 索洛模型

索洛模型即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实证分析中强化对此模型的运用可精准的表现出储蓄、资本积累和增长间的关系, 继而便于实验人员全面掌控到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失业问题, 且对其展开有效的解决。在索洛模型研究中要求实验人员应全面掌控到宏观生产函数的表达方式, 即:Yt=Atf (Lt, Kt) , At表示技术情况, Yt为总产出。此外, 基于运用宏观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实验人员亦应透过索洛模型对投入、产出及技术层面三者间的关系展开细致的分析行为, 最终通过对得出数据进行整合的方式总结出资本投入及劳动产品的弹性, 并究其原因对其展开有效地解决。如下为索洛模型公式:

(二) 奥肯定律

美国经济学阿瑟奥肯在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即通过数据统计的方式总结出了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间的周期波动性, 且表明基于经济增长2%的基础上失业率会由此降低1%。公式:g= (Y-Y1) /Y=α (U-U1)

即为奥肯定律。为此, 在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即应充分发挥奥肯定律功效, 且由于奥肯定律中明确指出了就业率与GDP增长一致的重要性, 因而对其的运用可有效缓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失业问题, 提高国民经济整体增长效率。从以上的分析中即可看出, 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间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强化对奥肯定律的运用是非常必要的, 因而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

(三) 计量模型分析

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回归分析有助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间的实证研究, 因而在此基础上实验人员在开展实践研究的过程中应充分运用回归分析工具呈现出解释变量与应变量间的变化规律。但在对计量模型进行应用的过程中首先要求实验人员应构建相应的函数模型, 如下:Y=a+b X+u, 且在函数模型构建的基础上设定X经济增长率为自变量, 而Y就业增长率为应变量, u为扰动项。并利用Eviews3软件将自变量与应变量间的关系以散点图的形式展现出来, 最终由此展开细致的分析, 且总结出产生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现象的原因, 并由此推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提升。此外, 在本次试验研究中可以看出, 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间并不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 但可用回归方程来验证二者间的变化情况, 即在回归方程Y=0.36+0.05X中设定相关系数值为0.2中得出, 验证值F为1, 即基于经济增长率为1%的基础上, 我国就业增长率将呈现出0.05的变化趋势。

二、产生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原因分析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 产生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我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始终秉承着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从而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经济结构转变较为缓慢的现象, 继而影响到了就业率的增长, 并致使二者呈现出增长不一致的现象。就不完全数据统计表明我国在2010-2014年间固定投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20%左右, 且其就业率增长弹性也呈现出0.3的变化趋势。为此, 为了提升居民的整体生活质量, 要求各地区政府部门在开展实践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应致力于解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问题, 最终由此满足居民生活生产需求;第二, 劳动需求量低也是致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间呈现出不一致现象的原因之一, 其主要体现在我国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逐渐投入了大量的技术设备,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的需求量, 最终呈现出GDP与就业增长率不协调的问题。

三、解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对策

(一) 开发第三产业

开发第三产业是缓解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问题的途径之一, 对于此, 首先要求各地区政府部门在发展产业经济的过程中应大力宣传优化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性, 并结合当地产业发展现状对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且满足就业结构变化需求, 最终由此避免人才滞留的现象。其次, 由于随着人均GDP水平的增长, 我国产业结构将发生一定的转变, 为此政府部门应依据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间的关系制定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计划, 且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严格按照计划执行, 最终有效解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问题, 并达到国民经济稳定的发展状态,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再次, 在开发第三产业的过程中落实社会服务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为此, 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

(二) 完善就业方式

就业方式完善措施的实施有助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问题的有效解决, 因而在此背景下各地区政府部门应将其落实到实践发展中。同时亦应摒弃传统全日制工作形式, 实施正规且灵活性较强的就业方法, 以此来调动就业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并促使其可全身性的投入到工作环境中, 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利的基础保障。此外, 就业方式的完善亦有助于挖掘就业人员岗位潜力, 因而在此基础上, 我国政府部门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 且应充分发挥新媒体功能对灵活性较强的就业方式展开宣传, 以此来为就业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满足其工作需求, 且就此缓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摩擦性失业问题。从以上的分析中即可看出, 完善就业方式有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因而应提高对其的关注度。

(三) 扶持中小企业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 我国中小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承担着维护国家财产安全的职责, 因而在此背景下当代政府在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应采取相应措施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以期达到解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问题。此外, 由于中小企业发展效益间接地决定着我国整体竞争实力, 为此, 政府部门在应对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应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其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 继而由此缓解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就业压力, 并推动竞争实力进一步提升。另外, 政府部门应依据中小企业发展现状扩大对其员工培训及产品推广等方面的扶持力度, 最终解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问题。

(四)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 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因而在此基础上为了缓解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问题, 要求当代政府部门应提高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视程度, 便于我国经济增长逐渐趋向于稳定化的发展状态;第二, 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过程中消除体制性障碍因素的影响也是非常必要的, 为此, 政府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强化对其的有效落实;第三, 为解决当代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问题要求非公有制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逐渐完善自身监管及服务项目, 继而形成稳定化发展状态, 最终解决当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失业问题。

结论:综上可知, 经过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可以看出, 二者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不一致的问题, 为此, 要求当代政府部门在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应提高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 且应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扶持中小企业、完善就业方式及开发第三产业等途径入手缓解当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凸显出的失业问题, 最终由此实现我国经济水平的健康稳定发展。

摘要：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因而为了有效缓解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就业压力, 要求相关专家学者应深化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研究, 继而通过数据整合的方式为地方政府部门提供相应的就业问题解决对策, 并由此满足居民就业需求。本文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理论实证分析入手, 并详细阐述了解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对策, 旨在其能推动当代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关系

参考文献

[1]崔开昌.中国就业增长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 2012, 14 (08) :28-32.

[2]孙建明.浙江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方经济, 2012, 24 (12) :68-69.

[3]刘习平.中国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1978-2010年数据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 2012, 23 (11) :32-41.

[4]张岩.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生产力研究, 2013, 32 (12) :90-92.

[5]蒋文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Panel Data视角[J].世界经济情况, 2010, 14 (05) :60-66.

[6]彭美红.浙江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浙江金融, 2011, 12 (02) :27-33.

经济政策与增长 篇8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GDP年均增长9.79%, 原油消费年均增长5.77%, 而国内原油供应年增长速度仅为1.67%。特别是我国不断增加的石油需求和对进口石油越来越高的依存度 (自2004年以来, 我国石油进口对外依存度一直位居40%以上) 已经影响到国家的石油安全。因此, 对中国石油消费的基本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是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开创性研究是Kraft和Kraft (1978) 二位学者做出的, 他们发现GNP增长与能源消费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Crompton和Wu (2005) 基于1956年~2003年期间中国的能源消耗问题, 预测在2004年~2010年期间中国的石油消耗量将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Zhu (2003) 认为, 在中国如果天然气、核能源和电力没有被充分开发和利用, 石油消耗在能源消耗总量中的减少以及石油存储量的减少都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范雪红、张意翔 (2005) 通过对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发现, 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带动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而经济总量的增长却并不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主要动因。田澎、靳萍 (2006) 利用1953-2002年的统计数据和状态空间模型对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李光谱 (2009) 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认为, 导致中国石油消费飞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石油消费本身的累积性冲击。石油价格的波动并没有导致石油消费显著下降。在长期, 煤的消费会对石油的消费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综述, 解释研究石油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次基于我国1553年———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动态相关系数和冲击反应动态的分析, 表明石油消耗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动态相关性轨迹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 石油消耗增长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较强, 而经济增长率变化对石油消耗增长率的影响较弱;最后对所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和解释。

二、石油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一) 数据

我们分别利用变量Gt和Ot代表我国年度实际GDP和年度石油消耗水平值的对数值, 利用变量gt和Ot代表我国年度实际GDP增长率和年度石油消耗增长率, 选取的数据样本区间为1953年至2006年, 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及《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二) 动态相关系数分析

我们分别利用变量Gt和Ot代表我国年度实际GDP和年度石油消耗水平值的对数值, 利用变量gt和Ot代表我国年度实际GDP增长率和年度石油消耗增长率。GDP与石油消耗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可表示为:

其中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方差, 分别表示两变量的标准差。j<0表示当期gt与滞后j期Ot+j之间的相关性;j<0表示当期gt与超前j期Ot+j之间的相关性;通过计算样本协方差和样本标准差, 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的GDP增长与石油消费增长的动态相关系数轨迹。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所有时滞范围内, 经济增长率与石油消耗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时正时负, 当期的石油消耗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最高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接近于0.4, 这说明当期石油消耗增长率的快速增加会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率, 从而导致同一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在3年的期限内, 二者的相关性轨迹具有负向的变化模式, 超前3年的石油消耗增长率与当期经济增长率的负相关性最强, 几乎达到-0.65, 而且这种负向相关性说明前期的石油消耗增长速度将对当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负向影响, 前期石油消耗量的快速增加会阻碍后期经济的增长速度, 这是因为我国石油资源相对不足, 国内石油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因此, 在供求矛盾日益增强、石油战略储备不足的情况下, 前期石油消耗的快速增加将会减少后期石油的供给, 导致资源紧张, 油价上涨, 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另外, 石油消耗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动态相关性轨迹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 石油消耗增长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较强, 而经济增长率变化对石油消耗增长率的影响较弱。在经济长期发展态势下, 石油消耗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 而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对石油消耗增长速度产生反馈作用, 高速的石油消耗增长量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降低石油消耗增长率。

(三) VAR结构的冲击反应函数动态反应路径分析

我们利用条件异方差模型来描述经济增长率序列和石油消耗增长率序列中的波动特征。首先利用信息准则和拟合优度检验, 选择AR (1) 过程描述石油消耗增长率的均值过程, 并估计石油消耗增长率序列的GARCH (1, 1) 模型如下 (仅给出方差方程, 均值方程略) :

采用同样的检验办法, 我们选择经济增长率的均值过程为AR (1) , 然后建立并估计GARCH (1, 1) 模型如下:

从方差方程估计的显著性上看, 上述模型的估计效果较好, 表明石油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序列中存在着明显的条件异方差现象。进一步, 图1和图2给出了石油消耗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条件异方差曲线。

在图1表明1953年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 由于参考和借鉴了苏联模式而大力发展高耗能的重工业, 1958—1960年又实施“大跃进”发展战略, 粗放型增长方式无以复加地放大了, 能源消费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系统消耗和浪费了大量能源。1961年国家无力再支撑“大跃进”模式, 导致了1961—1963年的能源消费负增长, 1960—1963年能源消费下降幅度达到48.43%。1967年“文革”冲击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能源消费量随之下滑, 但这一次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太久。随后,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国家生产建设资金紧张, 造成能源生产量和消费量的下降, 出现1981年的能源消费负增长。进入90年代中期, 我国显露出买方市场特征, 国内市场供给大于需求, 产品与要素市场需求都表现出疲软的迹象, 1997—1998年旺盛的能源需求也得到暂时的降温。

从图2中可以看出我国从建国初到现在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的状况, 在1958-1960出现第一次波动聚类区;1966-1972出现第二次波动聚类区;19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一直都比较活跃, 出现经济增长率波动的持续“多高态势”。综合图1和2的分析, 本文认为在大多数年份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均围绕经济增长速度上下波动, 改革开放前波动较为频繁且幅度较大, 反映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 资源的配给制度与现实经济的不和谐。1978年后, 经济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波动较小, 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这表明经济运行趋于平稳, 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但2003年后, 大量的重复建设与投资冲动降低了投资效率, 同时产业结构中重工业比重上升, 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再次快于经济增长速度, 能源利用效率下降。

而采用VAR结构当中的冲击反应函数识别经济增长率波动和石油消费增长率波动对各种冲击的动态反应过程。我们采取含有3阶滞后变量的VAR模型 (进行阶数比较后, 发现3阶的效果较好) , 取经济增长率和石油消耗增长率的波动成分建立VAR模型, 并选取滞后长度为10年, 通过具体计算可以得到冲击反应函数, 其轨迹由图4和图5给出。图中的横坐标是冲击发生后的时间间隔 (以年度为单位) , 纵坐标直接以坐标尺度表示百分点数。

从冲击反应曲线当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石油消耗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反应模式不同:当发生一单位石油消耗增长率波动成分的正向冲击后, 经济增长率波动成分首先具有负向的反应, 并在3年后达到最大值-0.03, 而后有所缓和, 在4.7年后变为正向反应, 并在7年后方向又有变化。而当发生一单位经济增长率波动成分的正向冲击后, 石油消耗增长率在1年后达到正向的最大反应值0.057, 随后有所下降, 在3年后方向改变。

注意到图3和图4纵坐标尺度上的差异, 经济增长率波动成分对石油消费增长率波动成分的冲击反应惰性更强一些;石油消耗增长率波动成分对经济增长率波动成分的冲击反应显得更敏感一些, 特别是在单位经济增长率波动冲击发生的1年后, 显示出经济增长对石油消耗具有很强的冲击作用。将石油消耗的波动成分和经济增长的波动成分的预测方差进行分解, 可以判断形成这些变量波动性的主要成分 (石油消耗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所在各列表示它们在形成标准差中的贡献) 。方差分解提供了另一种描述系统动态性的方法。方差分解给出每个扰动对VAR中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三、基本结论及解释

本文基于计量经济学方法, 对我国石油消耗与GDP水平值以及石油消耗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问题进行了研究, 石油消耗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不容易被察觉, 因为在经济增长的当期 (一年内) 二者是正相关的, 只有在长期石油消耗量的增长速度过快才会阻碍经济高速增长, 经济的高速增长才能够促使石油消耗增长率下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解释:首先, 当期石油消耗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短期内石油消耗量的快速增长会刺激当期的经济增长速度, 这是因为大量的石油消耗部门能够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其次,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 石油消耗量的快速增长会阻碍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 这归因于我国是石油资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 前期石油的过快消耗可能会导致后期石油能源供给不足, “中国国家能源综合战略和政策研究组”对我国石油供需预测认为, 到2020年, 我国石油消费量将大幅度增长, 但是我国石油产量不可能大幅度增长, 到2020年预计为1.8-2.0亿吨, 然后逐年下降, 而到2020年石油消费量最少4.5亿吨。这些数据也更加警示我们,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不能以石油的加速消耗为基础, 尽管在短期内会刺激经济的高速发展, 以加速石油消耗而带来的经济短期内的高速发展, 最终有可能因为石油供给不足而导致经济的衰退;最后,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内, 经济的高速增长会降价石油消耗的速度, 有两点原因:一方面, 经济的高速增长会加速石油生产企业、石油需求企业以及石油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从而会使石油的生产技术、利用技术大为改进, 从而提高石油利用率, 进而降低了石油消耗增长率;短期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会促使石油消耗增长率的下降, 这是因为,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技术、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只有在长期经济增长中该作用才能凸现。

摘要：本文利用动态相关的计量模型对我国石油消耗与经济增长水平值以及石油消耗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 在经济运行的长期过程中, 石油消耗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在短期内经济的增长并不能促进石油消耗的迅速增加。

关键词：石油消费增长,经济增长,动态分析

参考文献

[1]Yu, E.S.H., Hwang, B.K., 198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NP.Future Results”, EnergyEconomics, 6, 168-190.

[2]Cheng, B.S., 1995, An Investigation of co integrationand Causality Between Energy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 21, 73-84.

[3]李光谱.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价格月刊, 2009 (1) .

[4]李震.中国石油供需趋势预测及供需矛盾分析.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2) .

[5]王海鹏, 田澎, 靳萍.基于变参数模型的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6 (3) .

经济政策与增长 篇9

关键词：幸福指数,经济增长,民生

如果说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 那么, 居民的幸福指数 (GNH) 则是衡量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 经济发展之初, 幸福指数会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 但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之后, 国内生产总值则与人民的幸福感呈边际递减状态。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表明, 从1946年到1991年, 美国的人均收入从11000美元增加到27000美元, 国民平均幸福水平反而略降。国内的数据也显示出收入与幸福感逐渐背离的趋势, 1979年至2005年我国GDP的平均年增速为9.6%,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0%和7.0%;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2004、2005、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 呈下降趋势。而在过去10年中, 中国人的幸福感先升后降, 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到底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

联合国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曾指出, “人类发展是目的, 经济增长是手段。”但如果对经济增长不进行正确管理的话, 经济增长将会给人类带来相应不好的后果, 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加重、资源过度开发、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等。我国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过度追求GDP, 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粗放式经营现象重新抬头, 盲目发展高耗能产业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目前我国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现象日益严重, 全国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我国能源和原材料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目前全国有24个省 (市、区) 级电网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 我国自然资源的供应即将趋近极限, 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 属于中国的环节是制造业, 这本身就是一个对自然资源需求量极大的产业, 再加上利用效率低, 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过快。近年来出现的电荒、油荒、铁矿石荒现象实际上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但由此衍生而来的环境恶化、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毒食品、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买房难、出行难、“富二代官二代”炫富、信任危机等现象却让老百姓感到越来越不快乐, 越来越不幸福。

2010年初, 中宏保险在深圳首次发布《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调查》, 该调查针对全国35个样本城市展开, 根据综合测评, 在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深圳人的幸福指数排名全国城市倒数第一。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深圳市区的马路是很漂亮, 可惜深圳挤公交的市民却苦不堪言。在深圳的无车上班族, 首先必须练就一身左冲右突、矫健敏捷的身手, 才能准时上班, 才能降低在公车上被盗的可能。深圳的治安混乱众所周知, 在深圳居住谁要是没被抢过偷过, 那要叫“好彩”。深圳的有钱人真多, 所以楼房越建越高档, 楼价也越卖越高。有钱人开奔驰宝马还申请经济房, 没钱人住货柜厢内还得整天提心吊胆被赶走。多少工薪族, 任他们怎样省吃俭用, 也没法在深圳购置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连高昂的房租, 都让有些人感到有点吃力。深圳劳务工的流动性非常高, 深圳近年来的用工荒, 也折射出这座城市很多方面的不足。因为农民工在这座城市没有幸福感, 他们不愿意再来深圳了。即是生活工作在最底层的人, 也有最基本的幸福感受能力。既然别的城市或家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更宽松的生活环境、更人性化的企业, 那还有谁愿意来深圳呢?生活在深圳, 那无处不在的压力, 让很多人透不过气来。只有安居乐业, 心态平和, 人们才能有幸福感, 才能提高幸福感。而目前的深圳生活, 多数的人幸福感都不高, 甚至没有幸福感。因此, 深圳幸福指数排名全国城市倒数第一就成为了必然。

由此看来, 居民的幸福指数 (GNH) 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 还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安全状况、社会环境人际关系、自我价值实现等诸多因素, 经济增长只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居民幸福指数的同步增长呢?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幸福通过就业、治安、住房、医疗、教育、公平等身边的点滴琐碎来感受, 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增长只是其中之一。亚洲的不丹自30年前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理念以来, 评价官员政绩的标准是人民是否“幸福与快乐”, 如今, 不丹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700多美元, 但人民的“幸福指数”却持续攀升。在2010年的两会上, 温家宝总理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因此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日前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明确要求“十二五”以民生为核心, 实现“两个同步”, 即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淡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权重, 将民生问题提高到幸福与尊严的层次。

今年 (2011年) 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各省区市“两会”陆续召开, 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各地的发展新思路、新举措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淡化、幸福、公平、稳价”成为年度“两会”热词。降低GDP预期, 淡化经济预期, 把注意力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以往的“某五”的开局之年, 各地都会大上项目、上大项目、攀总量、比增长, 都期待开局之年能取得“开门红”。而今年, 京、沪、粤、桂、内蒙等省区市的GDP增速预期目标降低, 经济指标淡化, 着力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把注意力放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在江苏省的“十二五”蓝图中, 在提出人均GDP1万美元这一指标的同时, 民进江苏省委在大会发言中还明确提出“我们希望看到人均1万美元后的‘幸福江苏’是:人人都有适应自身发展的工作, 家家收入都在增加, 处处都有好的环境, 人人都有健康的身体;不再为住房愁, 不再为养老愁, 不再为看不起病愁, 也不再为孩子上好的中小学、好幼儿园愁。”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 让百姓共享更多经济发展成果。保障和改善民生, 让百姓生活更幸福, 更有尊严。地方两会能够真正把民生放在重中之重, 关心居民的房子、菜篮子、米袋子、油罐子, 关心居民的幸福指数, 让人格外心动, 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实现经济发展与居民幸福指数的同步增长的策略:

一、强化宏观调控,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经明显超过了合理警戒线, 有关研究显示, 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96,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突破了3.3倍, 不同行业、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全面扩大趋势, 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为了增强国民幸福感, 国家必须完善收入调节政策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和保证社会公平与和谐。政府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切好蛋糕, 公平合理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首先, 各级政府应当主动考虑在财政收入上保持一个适度的增速, 并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加大向民生倾斜的力度, 通过财力的再分配来保障居民收入的增长。政府可以多出台一些减税增收措施, 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精简税种、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 把更多的国民财富让给老百姓直接使用。其次, 要通过强有力的调控手段, 强化劳动法令的执行, 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上做一些调整。各级政府要有所作为, 实实在在地逐年提高当地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 认真督促企业落实劳动者各项权益, 切实推进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建立, 使本地劳动者的收入能保持一种长期的、常规的、持续的增长趋势。

二、稳定物价水平, 降低通货膨胀

2008年以来, 房价持续走高, 严重扭曲了住房的居住功能, 也损害了群众的住房利益。2010年底至今, 国家不断出台调控政策, 加强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性住房建设力度, 确保人民能安居乐业。同时与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商品价格, 如粮、油、菜、水、电、气、药价等基本的民生方面, 要保证价格基本稳定, 政府在必要时可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同时对低收入人群予以特别关注, 保证其基本生活水准不降低。在生产、流通、储备、运输、监管等领域则要采取措施, 让利于民, 坚决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价格欺诈及合谋涨价等违法行为。

三、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保证。2009年, 胡锦涛总书记就曾指出社会保障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 社会保障工作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把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作为优先目标, 逐步将各类人员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实现城乡统筹和应保尽保。要完善失业保险制度, 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促进充分就业, 力争新增城镇就业300万人以上。支持创业带动就业, 努力营造有利于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灵活就业的制度环境。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 完善就业援助机制,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 切实保障贫困人民的基本生活。着力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 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加强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国家还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增强社会保障的强制性、规范性、稳定性,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社会保障权益。

四、大力提倡节能降耗, 加大环境整治力度

人和自然应该是一体的、和谐的, 只有达到高度的一体化和充分的和谐, 人生活在自然中才有一种惬意感, 这种惬意感是生态舒适感的最重要的方面, 是一种真真切切的幸福感觉。目前我们面临灰霾天气频繁出现, 酸雨发生几率增多, 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严重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指数。如何保障城市居民能够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仰望到更多的蓝天?在十二五规划中, 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要着力建设“生态文明”, 首先是保护环境, “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不惜高投入进行环境整治、花本钱进行清洁生产、花代价发展循环经济、重扶持构筑生态平台, 努力做到“处处都有好环境, 人人都有好心情”。

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提高员工归属感和幸福感

全球最大的代工工厂富士康接二连三地出现“十二跳”、“十三跳”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高强度的劳动背后, 企业文化已成为现代企业不可忽视的话题。因为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在工作劳动中度过, 工作环境状况对于人的幸福感指数必然具有重大影响。根据有关研究报告, 人的幸福指数的11.7%来源于工作。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工作压力过大、劳动关系不和谐及劳动保护差等原因, 目前我国职工的总体工作幸福指数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下状态, 由此而使得“工作压力已成为我国居民的第二大痛苦源, 工作压力过大明显损害和降低国民身心健康与幸福感, 正成为一个需要积极应对的重要问题。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 企业组织应当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和实行人本管理。首先应树立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善待人的企业理念及支持体系, 把提高员工素质、激励员工成才和成就员工理想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目标, 为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增强提供精神支持。其次是重视集体智慧和员工参与性管理, 创造条件动员和吸引广大员工为企业发展建言献策, 体现对广大员工的信任和倚重, 为其工作幸福感提供制度支持。再次是要建立企业工资报酬的协商共决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稳定提高劳动者收入, 让员工共享发展成果、得到预期报酬, 为增强其工作幸福指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 经济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 其最根本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要, 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在抓经济求发展的同时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投资环境、交通环境、教育环境、社会治安环境来提高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和认可度, 让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都能够随着发展得到提升, 走向幸福之路, 才能凝集人心, 才能调动群众创造智慧、创造财富、创造生产力的积极性。正如当在人们都在谈论经济发展和GDP突破的时候, 重庆市委却以亲民的姿态, 站在更贴切群众的位置, 重民生、抓民生, 以民生保稳定、以稳定促发展、以发展惠民生。当社会治安安定, 人民安居乐业, 投资环境和谐, 政策措施到位时, 自然会吸引各大企业前来投资, 在金融危机时期, 重庆仍有14%的GDP增长率就是最好的证明, 真可谓是独辟蹊径, 曲径通幽。

参考文献

[1]《居民幸福感与收入逐渐背离国民幸福指数引广泛关注》《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2期

[2]〈商业时代〉2008年第33期王舒婷《促进收入与幸福指数均衡增长的经济策略探讨》

[3]邢占军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5-67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 篇10

1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理论解释

1.1 有效需求原理分析

凯恩斯正是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条件下, 创立和发展了有效需求理论。该理论认为, 在技术、资源和成本为既定情况下, 收入取决于就业量N。社会收入与社会愿意用于消费的量 (用D表示) 之间关系, 取决于社会心理特征, 这种关系称之为消费倾向。也就是说, 当消费倾向不变时, 消费取决于总收入, 因而取决于就业水平N。当就业量增加时, 总实际收入也增加, 总消费也增加。而总消费增加, 会刺激总需求的增加,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产量和就业量的实际水平不是取决于生产能或者预先存在的收入水平, 而是取决于现实的生产决策, 而现实的生产决策取决于现实的投资决策和现在对现时和未来消费的预期。所以当危机来临之时, 企业主预期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会下降, 在商品供给不变情况下会使得商品价格下降, 企业主收益减少。在短期内, 固定资产如机器、厂房是难以变动的, 但是企业主会通过减少劳动的投入, 降低雇佣量来减少产量, 避免损失。这同样说明, 当经济处于低谷时, 经济增长下降, 就业量也会减少。

1.2 生产函数分析

宏观经济学借助生产函数来研究经济增长。产出与技术, 以及与要素投入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叫做生产函数。为此, 宏观经济学建立一个只有两种要素投入的简化模型:资本存量K和劳动L, L为劳动力或是工人的人数, 同时定义A代表技术水平。用数学表示, 生产函数可写成:。利用增长核算的方法可进一步考察Y的增长率和A, K和L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实际GDP增长率可表示为:

2 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检验

2.1 奥肯定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了论证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关系的奥肯定律。阿瑟·奥肯认为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缺口之间的比率是1:2, 即失业率每增加1%, 则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2%左右。其定义为当GDP的增长率超过潜在GDP增长率2%, 失业率将下降1%, 而当GDP的增长率比潜在GDP增长率低2%, 失业率上升1%。奥肯定律揭示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关系, 通过失业率的变动可以估计实际GDP的变动, 也可以通过实际GDP的变动预测失业率的变动。

奥肯定律公式:

2.2 线性回归分析

数据选用的为1981~2012年我国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以及中国统计年鉴。衡量就业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下为各年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中整理出我国的相关数据 (表1) 。

根据表1中的数据, 利用Eviews3.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计算结果 (表2) 和散点图 (图1) 如下:

由表2中计算结果可知, OLS估计的系数无法通过t检验, 并且方程中的R-squared=0.003327明显小于1, 说明其拟合度很小, 因此该回归方程不是正确的回归方程, 说明奥肯定律在中国不适用。

从散点图可直观地看出方程中两变量之间十分分散, 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样说明该回归方程不是正确的回归方程, 奥肯定律在中国不适用。

3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出现非一致性的原因分析

3.1 奥肯定律适用前提

奥肯定律是由奥肯根据统计资料估算, 降低失业率带来实际GDP的增长数额而产生的定律。但美国的经济具有以下特征:成熟单一的市场体制;相对稀缺的劳动力资源;公开的失业形式。对比我国的经济特征:转轨中的市场体制;相对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传统部门大量隐性失业者的存在。我国经济背景下的失业与美国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体制中相应的失业有很大的差异, 我国存在着很大的劳动力市场刚性。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生产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 集约化生产会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失业率的波动很大, 这与美国经济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因此, 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变动路径也不会和美国相同。

3.2 我国经济现状及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一直坚持GDP增长优先, 经济出现持续高速增长。但是经济高速增长仅表现为GDP增速的快速上涨, 没有实现经济全面可持续的增长, 形成了高能耗、粗放式、环境污染严重以及产品附加值低的经济现状。我国农业占比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偏高, 第三产业的比重相较于发达国家则偏低, 劳动力素质偏低以及技能水平不高, 人力资源投入开发较少。与此同时,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由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经济结构面临调整, 经济正经历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地区发展结构的变化。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 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但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缺乏相关的技术培训, 技能欠缺, 导致出现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在所有制方面,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 导致大量工人下岗, 再就业困难, 形成大量失业。

3.3 科技革命,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一方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导致人均产出的增加, 另一方面抵消了随着资本深化引起的资本边际生产力的下降, 使资本—产出比率和利润率基本保持不变。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 一些企业由原先依靠提高劳动力投入量获取增长, 转变为注重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贡献。随着企业有机构成的提高, 技术会在不同程度上对职工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在农村, 表现为技术进步使农业生产率提高从而分离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4 政策建议

4.1 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重新分配。由于第三产业许多行业有就业门槛低、投资少、易就业的特点, 因此, 发展第三产业能创造大量就业, 且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收入中比重较大, 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4.2 以科技发展带动就业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了大量就业, 但是随着科技发展, 使得企业大量使用资本代替劳动力。因此, 我国在发展科技、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 要处理好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和劳动力关系:发挥技术进步在新能源和材料开发使用、新产品研发、提高产品质量、降低能消耗、减少污染等方面的功能,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强化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罗伯特·J·巴罗.宏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格致出版社, 2008.

[2]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华夏出版社, 2012.

[3]赵辉.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市场动态[D].南开大学, 2009.

[4]李路勇.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问题的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

[5]蒲艳萍.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有效就业分析与协整检验[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