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的关系

浅论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的关系（通用10篇）

篇1：浅论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的关系

浅论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的关系

近年来,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且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目的.也进行了全新的思考.人们已经意识到经济增长与发展是一种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不断相互作用的进程.

作 者：王杰峰 作者单位：辽宁财政高等专科学校,辽宁,丹东,118001刊 名：辽宁财专学报英文刊名：LIAONING FINANCIAL COLLEGE JOURNAL年，卷(期)：5(5)分类号：F810.451关键词：经济波动 社会保障 政策选择

篇2：浅论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的关系

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及其财政政策选择

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当前市场萧条、内需不足和货币政策不甚明显的.情况下,更要重视运用财政政策如财政支出、税收、国债等来刺激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为经济增长创造基本的经济条件.

作 者：夏杰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刊 名：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年，卷(期)：24(1)分类号：F811关键词：投资 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 财政政策

篇3：浅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 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 而是在市场力量的基础上还需要政府宏观调控的混合经济, 政府的调控在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其中, 财政政策是最主要的工具之一。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危机至今仍无明显减弱或反弹迹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并适当借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使用财政政策调控的经验, 是很有必要的。

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财政政策工具入手研究的不多, 且由于各人采用的样本区间和数据处理方式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有一些区别, 更少有以季度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为此, 本文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并拟采用更为细分的季度数据以补充因数据选取造成的研究空白, 集中研究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并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以往财政政策回顾

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 我国的经济主要是调整时期以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 财政政策的空间比较局限, 故下面就我国1992年以后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财政政策进行简单回顾。

(一) 1992年———1997年以控制通胀为主的财政政策

1992年和1993年之间, 由于房地产和证券投资行业的投机过热, 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胀, 1994年的通胀率达到了24%, 经济秩序比较混乱。为此, 我国政府提出了16项宏观调控措施, 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通过强化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收征管、实行税制改革、整顿经济秩序、压缩财政开支等方面, 成功使通胀率逐渐回落,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从1994年的121.7降到了1996年的106.0, GDP增长率从1992年的14.2%降到了1996年的9.6%, 经济避免了以往的大起大落, 实现了软着陆, 在经历了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回落到适度的增长区间;金融秩序也得到了规范, 是一次比较成功的运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实践。

(二) 1997年下半年—200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再次面临严重的考验。外贸出口增长幅度明显下降, 内需不足, 日益出现通缩形势, 经济增长率下降明显。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国家果断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主要措施有:发行3600亿元长期国债;调整税收政策, 特别是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 促进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 经济虽然身处不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中, 仍然保持了7%一8%的增长速度。财政政策对于GDP的贡献率, 1998年是1.5个百分点, 1999年为2个百分点, 2000年也在1.7个百分点左右。另外, 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 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 可持续发展, 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三) 2004年—2008年上半年稳健的财政政策

1997年以来, 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带来一些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 通胀压力开始呈现。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 我国政府开始实行了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的稳健的财政政策, 减少了国债发行规模, 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 实行退出来、压下来的政策;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 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实行增加投入的政策。财政政策由主要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支持深化各项改革, 调整优化结构, 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四) 2008年下半年—至今积极的财政政策

针对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的实际, 2008年11月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以十条措施来拉动经济增长, 这是积极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的第二次提出。总的政策指向只有一个, 即通过大规模投资来拉动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 从而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尽管此次危机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 二者的性质不一样, 我国的国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两次政府出台积极财政政策, 都是希望通过政府的投资刺激对抗经济的下滑, 政策的选择理念没有差异。从以上对财政政策的回顾可以发现, 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

基于我国1998—2008年间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 税收与经济增长

税收是财政政策三大工具之一, 税收收入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59515亿元, 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86.91%。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种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本文选取了增值税 (VAT) 、营业税 (YYT) 、关税 (CT) 作为代表来验证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 考虑到对企业的亏损补贴 (KBT) 是抵减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 也将其作为解释变量之一。单位根检验表明除GDP、YYT是二阶单整之外, 其余变量都是一阶单整, 但是他们通过了Johansen检验, 存在协整关系, 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剔除回归系数不显著的营业税YYT, 得到的结果如下:

GDP=-6402.601+27.2502*CT+13.3291*VAT-162.5541*KBT (-2.7717) (2.6709) (13.4529) (-7.8033)

DW=1.99 F=201.5105调整后的R2=0.9465

方程在5%显著水平上不存在自相关, 不存在异方差。结果表明关税、增值税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影响比较显著, 企业亏损补贴对GDP增长起反向作用。

(二) 政府购买与经济增长

由于政府支出的投入方向方面的数据更易获得, 这里用政府支出各个方面的数据代替政府购买, 二者稍有出入。选取了国家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 (BCT) 、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 (QWE) 、科技三项费用 (SSE)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 (FSE) 、政策性补贴 (ZBE) 、文教科学卫生支出 (WJE) 和代表经济总量的 (GDP) , 来反映政府支出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次回归许多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参考意义不大。于是剔除不显著变量之后再次回归, 得到结果:

GDP=8249.49-39.1003*SSE27.6370*WJE (9.0818) (-5.2681) (20.2591)

DW=1.5016 F=541.5123调整后的R2=0.9686

回归方程的残差项经检验是平稳的, 表明变量间同样存在协整关系。回归拟合度高, 不存在自相关, 在5%显著水平下不存在异方差。表示科技三项费用的SSE和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的WJE的符号正好相反, 文教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 而科技三项费用与GDP是负向的关系。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文教科学卫生支出能有效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是适合财政政策投入的有效方面, 长期来看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但这里它对经济的影响是负的, 笔者理解这表明投入的科研开发资金要么没有成果, 要么光有理论学术成果却迟迟不能转化成实际可用的科技生产力, 故科技费用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 反而造成了资金的浪费。

注: (1) 括号内是回归系数的t值。 (2) ***表示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示5%显著水平, *表示10%显著水平。

(三) 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

转移支付是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第三大工具, 其主要目的更倾向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

一般来说, 转移支付应由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费、政策性补贴、企业亏损补贴和内债利息支出四部分构成。由于我国未分开公布内债还本和付息支出, 故这里只取了前三部分。转移支付与经济总量的回归如下:

GDP=22135.77+42.5431*TR (12.5578) (8.2780)

DW=0.7552 F=68.5253调整后的R2=0.6586

经检验回归残差是平稳的, 变量TR是在1%下显著, 表明转移支付有效地促进了居民收入分配, 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同时, 促进了消费的提高;而消费正是组成GDP的三驾马车之一, 故财政政策中转移支付对GDP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四) 各项财政政策工具效果比较

1. 协整分析

同样以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的数据为基础做计量回归, 由于涉及到的经济变量都有长期趋势, 因此, 对经济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单位根检验发现GDP, 总量税收、政府支出、转移支付都是一阶单整变量, 且四个变量通过了Johansen协整检验, 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所以估计是有效的。为了消除自相关, 用广义差分法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GDP=0.9364+0.2643*TAX+0.4454*EXPENSE-0.0361*TR (11.8092) (5.5408) (9.4909) (-1.5488)

DW=2.0804F=166.2111调整后的R2=0.9358

除转移支付不太显著之外, 各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 回归方程无自相关和异方差。协整分析表明税收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正向促进作用, 转移支付符号是负的。如同以上的分析所表现的, 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最大, 税收的作用其次, 转移支付则有轻微的阻碍作用。

2. 误差修正模型

既然上述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可以建立他们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在第一个GDP方程中, 误差修正系数是负的, 通过显著性检验,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表示误差修正机制将使未来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下降, 即对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具有收敛作用, 每一期反向修正0.1827个单位。就GDP自身来看, 滞后一期和二期的GDP符号都是负的, 表明在1998年以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短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有回归正常水平的趋势。财政支出的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符号都是正的, 而且两期的系数差不多, 表明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比较明显。税收的滞后一期和二期都是负的, 且第一期的影响更明显, 随着税收收入的增加, 经济增长率缩小。转移支付的滞后一期和二期符号为正,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 在滞后一期时的影响比较明显, 但相比于财政支出, 其影响系数仍十分小。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变量在短期内的变化趋势, 和协整分析所表现的长期关系有所不同。如税收在长期里是促进经济增长, 但误差修正表明在短期内尤其是滞后第一期内有负向修正作用;同样的符号差异也体现在转移支付上。

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

(一) 从税收方面考虑

1.推进税制改革。尽管在具体税种上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推动税制的全面改革无疑应是全局性的最重要的举措。建议应加快税制改革步伐, 实施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的税收政策, 为调整内需结构创造契机。

2.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消费税。将普通消费品逐步从税目中剔除, 将一些高档消费品与高档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3. 大力推进农村费改税, 增加农民收入。研究表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 因此要彻底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 以拉动全国消费和经济增长。

(二) 从政府支出方面考虑

1.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权利, 确保教育公平, 通过教育提升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水平, 从而提高其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

2.配合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 加大政府的支出份额。强化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 扩大医疗总支出中政府承担的份额, 切实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 对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增强其消费欲望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3.增加社会保障的投入。应把刺激消费的重点放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 财政增加支出的重点是充实社会保障账户, 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

(三) 从转移支付方面考虑

1.改革全国行政区划分级, 减少转移支付的层层下拨次数, 在较高级别财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办大事。

2.尝试新的类转移支付方式。在经济危机的刺激下, 有许多新型类似转移支付功能的尝试已经出现, 比如向购买节能环保产品的用户给予政府补贴, 向低收者或困难家庭发放消费券、主要面向外地游客的旅游券等。

3.改革转移支付结构。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 制定中长期增长目标和计划, 逐步实现转移支付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4. 加大审计监察力度和法制化进程。

我国应积极借鉴别国成功经验, 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进程, 如《财政法》、《预算法》、《财政监督法》等, 对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内容、形式、依据、用途和监督加以规范。

参考文献

[1].张志超.现代财政学原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305.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578-600.

[3].欧阳煌.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69-117.

[4].贾康.对我国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的评析.税务研究, 2002 (6) :2-8.

[5].林致远, 邓子基.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及其调整.厦门大学学报, 2007 (2) :75-80.

篇4：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单独二胎

近期，十八界三中全会对单独二胎政策予以放开，重新对人口政策进行了一些修改，在此条件下，延迟退休的话题也逐渐的成为我们大家讨论的话题。从刚开始单个省市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到其他省市积极申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整中。之所以大规模调整生育政策，与我国当前的人口国情密不可分。据国家许多数据显示，我国已经严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数量在逐渐减少，呈现出下降趋势，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劳动力，将会导致我国经济活力丧失，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停滞。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面对当前国情而做出的重要决定，它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势必会产生更大的意义。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控制计划生育，人口迅速激增的情况得到控制，在此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也获得了长远的发展，迸发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到9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人口增长过慢，劳动力数量严重不足，经济的发展态势也逐渐趋于缓慢，给我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目前，学者们都在对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效率、生产要素、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人口的增长会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增长，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科技的进步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再者，从人口的这一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主要是劳动力数量和科技水平。这两者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劳动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并影响经济的增长，而科学技术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更新并长时间条件下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我国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我国劳动力的稳定和充足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总的来说，人口的增加，能够决定我国经济建设所要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同时还有技术创新、经济效率等等。

通过对人口比例的分析，我们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其相应的变化，这其中包含了人口的转变、老龄化加速、低生育等因素，在此情况下，我们势必需要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通过控制生育，加快人口减少，促使年龄结构变化等实现对经济发展相关因素的改变。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健壮青年人多对国家发展有利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一些具有影响的理论和重大贡献，也是运用先进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举措。这是否会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影响，取决于我国其他重要的政策环境，包括贸易、教育、劳动力、经济制度等。

二、我国实现人口增长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要想使经济增长，需要使技术条件进提高、提高生产率。根据一些理论知识，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

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人口因素，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更好的了解。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密切关注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内容，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对此进一步进行解读，则需要包含以下的方面：

1.计划生育的实施控制了大量人口，使得人口得到大幅度减少，财富消费也同时减少，促进了劳动力所造成的增长效应的实现;

2.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青壮年人数已经大幅度下降，目前中国的经济要想得到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生。

三、结论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通过对我国国情进行考察，保持人口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所做出的选择。过低的生产水平并不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反，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力度，阻碍经济发展活力，从而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大大减退。因此，稳定的人口和完善的生育水平是实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条件，未来我们也需要在这一方向上加以前行。当前，我国放开单独二胎政策，鼓励生育，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得到迸发，加快促进我国的經济发展。当然，过于宽松的生育环境，也会给人口带来大的波动变化，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也有可能给资源环境带来大的压力。这就要求国家能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1]王荃.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J].新经济，2014.08：33-34

[2]贾绍凤，孟向京.中国仍应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06：137-139

[3]杨金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D].河南大学，2012

篇5：浅论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的关系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技术创新政策选择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本上依赖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科技进步.要推动我国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就必须围绕技术创新的社会条件、经济杠杆、主体建设和中介组织发展,建立和完善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体系.

作 者：章新华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通州市委党校,江苏,通州,226300刊 名：攀登英文刊名：ASCENT年，卷(期)：20(2)分类号：F124.3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创新 政策

篇6：浅论中国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许多新成就，但在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运行中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消费投资增长较弱;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利率效应不够明显，金融调控任务艰巨;我国在未来仍可能面临通货紧缩压力。这些问题相互影响，互相制约。本文选取了一些国家(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结合国际比较分析，进一步认识今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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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取的这些国家比较典型：美国经济和金融高度发达，经济总体上比较稳健;日本在经历60、70年代高速发展后，经济于90年代陷入长期低迷;韩国经济一度高速发展，但曾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经过痛苦的调整后，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好转;印度是与中国存在诸多类似的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虽滞后于中国，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借鉴之处.

一、我国近期出现投资过热，但消费增长一直相对较弱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从年初以来已表现出明显的过热迹象。

20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4.5%，一季度更是高达43%，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地方项目投资。20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二是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的投资。三是私营和外企的投资。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资。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48%。投资明显过热，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于依赖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则要低很多。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效率降低，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称作投资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年我国投资率为42.7%，仅次于1993年45.3%的最高水今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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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这表明，我国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带来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颈制约。但其最主要的威胁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依靠高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已有前车之

篇7：浅论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的关系

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规模和速度空前扩张, 尤其是现代工业的“爆炸式”大发展导致了自然资源不断短缺, 不断耗竭,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现代区域经济增长的内涵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产品的外沿和内涵的不断扩展, 如何处理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如何实现本代人发展而又不损害全人类及子孙后代利益等重大问题已悄然成为现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焦点。

早在20世纪70年代, 为了应对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挑战和罗马俱乐部的悲观论调, 经济学家们就开始把能源、不可再生资源以及环境污染问题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来, 如Dasgupta and Heal (1974, 1979) 、Stiglitz (1974) 、Solow (1974) 等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 (Ramsey-cass-koopmans模型) , 对不可再生资源开采路径进行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即使自然资源存量有限, 人口增长率为正, 只要保持正的技术进步速度,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就可以被技术进步抵消, 人均消费持续增长仍然是可能的。但遗憾的是, 在他们的模型中, 技术进步被视为外生给定的, 这使得模型的结论备受争议。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 伴随着以Romer (1986) 知识外溢模型和Lucas (1988) 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 学者们终于摆脱了新古典模型中长期人均增长率被外生技术进步率所钉住的束缚, 使得分析长期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从此, 大量的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讨论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问题。代表性模型如Robson (1980) 将不可再生资源纳入Uzawa (1965) 的模型分析了在资源约束下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Aghion和Howitt (1998) 对Stokey (1998) 模型的假设进行了合理变动, 规定了环境质量有一个阈值, 低于阈值则环境将变得不可逆, 进而将环境污染引入新熊彼特模型中, 考虑了环境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Barbier (1999) 将资源稀缺性、人口增长引入Romer-Stiglitz模型, 探讨了最优均衡增长路径;Grimaud 和Rouge (2003, 2005) 将环境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引入基于“创造性破坏”新熊彼特模型中, 考察了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包含了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基本上都支持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

国内学者基于内生增长理论, 考虑资源约束、环境外部性对跨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开始于1997年蒲勇健将不可再生资源纳入“边干边学”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 并得出了可持续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具有必然联系的结论。蒲勇健 (1999) 在其后续的研究中, 构建了一个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模型表明:经济可持续增长有赖于纵向产业集约度的提高和产业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等因素。王海建 (1999) 在Lucas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 将耗竭型资源纳入生产函数, 并考虑环境外部性对跨期效用的影响, 讨论了资源利用、人均消费与环境质量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近期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于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政府管制在处理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 如张伟丽, 叶民强 (2005) 运用最优化方法, 推导出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双赢的区域经济增长路径, 并研究发现环境净化率、环保意识与排污收费率是对长期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张立, 陶应发 (2006) 将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 运用了最优化方法, 得到的结论是:政府花费、环境管理的效率对均衡的环境质量、资本存量和消费有重要影响。这些研究对于出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开辟了一种新的视角,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但这些研究都没有认识到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因而在其研究中虽然一直在寻找如何实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双赢”路径, 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资源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 这些研究都运用了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 探讨了一种政策措施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实际中, 若仅仅依靠一种政策措施, 往往顾此失彼, 无法实现“双赢”。因此, 本文更多地关注政策组合如何实现资源利用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双赢”。

1 带有资源约束的增长模型

我们考察一个封闭经济, 整个经济分为3个部门:生产部门、环保部门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为了分析的简便, 不考虑人口增长, 并将经济中人口数量L标准化为1 (L=1) 。除了休闲 (l) 外, 劳动力既可以投入到生产部门从事生产工作, 又可以投入到环境部门从事资源循环利用和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上, 则投入到生产部门与环保部门的劳动力数量为v, 1-v-l。经济中只生产一种产品, 其产量用y表示, 由生产部门提供。

1.1 生产技术

这里, 我们将资源因素引入AK生产函数, 用R表示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 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AKα1vα2Rα3 (1)

其中, A>0为生产力效率参数;α1+α2+α3=1。

在一封闭经济中, 总产量Y由于满足消费和投资的需要。设β为政府对使用单位资源所收取的资源税, Κ为其资本存量, G为政府支出, 在政府实行平衡预算时, 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于税收, 政府对收入实施比例所得税的税率为τ, 则政府购买G和总产量Y存在着G=τY的关系。资本的运动方程为:

$\dot{{\rm K}}=(1-\tau )A{\rm K}{}^{\alpha {}_1}v{}^{\alpha {}_2}R{}^{\alpha {}_3}+\beta R-\delta {\rm K}-C(2)$

其中, δ为资本的折旧率, 且δ, β, τ>0。

1.2 自然资源开采部门

S为其自然资源存量。自然资源存量的多少与自然资源本身的特性、可再生速度、技术的发展、开发利用程度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则资源的运动方程为:

$\dot{S}=\theta R+E{}_{\alpha }-\overline{Y}R{}^i(3)$

其中, θ≥0, 表示资源的可再生速度。当资源为非可再生资源时, θ=0。Eα表示环保部门的节源技术, 随着节源技术的不断提高, 单位资源能够发挥比以往更大的效能, 有助于资源存量的增加。资源消耗作为产品生产的副产品, 资源消耗是产出水平与资源开发强度的函数, ${\rm Z}(\overline{Y}‚R)=\overline{Y}R{}^i{}^{①}$, 其中$\overline{Y}$>0为某一固定产出水平;资源开发强度指数i>0, i越大, 表明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 资源的消耗程度越大 (i可以理解为政府对资源开采管制程度的大小) 。

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对环境与资源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这里我们假定θ<i$\overline{Y}$Ri-1, 即资源的再生速度要小于资源的边际消耗量, 因此当前的资源消耗量是否会对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主要取决于环保部门节源技术的开发状况。

1.3 环保部门的技术

环保部门的技术水平与本部门的知识生产力水平和劳动力投入量有关, 其生产技术可表示为:

Eα=γ (1-v-l) ϕ (4)

其中, γ>0表示环保部门的科技指数, γ越大, 环保部门的科技水平越高。ϕ>1表示环保部门劳动力投入的规模效应。从ϕ>1可以认为, 环保部门的技术具有规模效应递增的特点。

将 (4) 式代入 (3) 式, 可将 (3) 改写为:

$\dot{S}=\theta R+\gamma (1-v-\text{l}){}^{\text{ϕ}}-\overline{Y}R{}^i(5)$

1.4 效用函数

为了分析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必须综合地考虑福利的内涵。Ramsey模型的一个明显缺陷是, 它假定追求尽可能高的消费效用水平是唯一的福利目标。实际上, 福利包含除消费之外, 还有环境、休闲等因素, 因此效用函数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函数 (胡适耕, 2004) 。本文采用Eriksson (1995) 的假定, 代表性消费者在无限的时域上对消费C和休闲l产生效用, 采用可分瞬时效用函数为:

$U(C,\text{l})=\frac{C{}^{1-\sigma }}{1-\sigma }+\frac{\text{l}{}^{1+\omega }-1}{1+\omega }$, 其中σ, ω>0 (6)

式中, σ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ω为休闲意识参数, 表示对休闲的偏好程度。

2 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分析

假设经济中有一个无所不能, 仁慈的社会计划者 (国家) , 面临的问题是在 (2) 式和 (5) 式的约束下, 如何选择C和l最大化代表性消费者跨期总效用, 于是其目标是寻求最优经济增长率, 即求解如下动态最优化问题:

$\underset{C,\text{l},v}{{\displaystyle max}}$∫∞0U (C, l) ·e-ρtdt

$\begin{array}{l}s.t.?\dot{{\rm K}}=(1-\tau )A{\rm K}{}^{\alpha {}_1}v{}^{\alpha {}_2}R{}^{\alpha {}_3}+\beta R-\delta {\rm K}-C(7)\\ \dot{S}=\theta R+\gamma (1-v-\text{l}){}^{\text{ϕ}}-\overline{Y}R{}^i\end{array}$

为求解这个最优化问题, 我们先定义一个现值哈密尔顿函数:

${\rm H}(\cdot )=\frac{C{}^{1-\sigma }-1}{1-\sigma }+\frac{\text{l}{}^{1+\omega }-1}{1+\omega }+\lambda ((1-\tau )A{\rm K}{}^{\alpha {}_1}v{}^{\alpha {}_2}R{}^{\alpha {}_3}+\beta R-\delta {\rm K}-C)+\mu (\theta R+\gamma (1-v-\text{l}){}^{\text{ϕ}}-\overline{Y}R{}^i)$ (8)

式中, λ, μ为哈密尔顿乘子, 分别表示资本、自然资源的影子价格。具体而言:λ即从初期时刻0来看, 到t时刻一个单位资本存量的增加所带来的最优效用的增加量;μ即从初始时刻0来看, 到t时刻一个单位的资源消耗的增加所带来的最优效用的增加量。

根据对应于现值哈密尔顿函数的效用最大化问题的必要条件, 这样得到最优化路径的充要条件为:

$\begin{array}{l}\frac{\partial {\rm H}}{\partial C}=0\Rightarrow C{}^{-\sigma }-\lambda =0(9)\\ \frac{\partial {\rm H}}{\partial \text{l}}=0\Rightarrow \text{l}{}^{\omega }-\text{ϕ}\mu \gamma (1-v-\text{l}){}^{\text{ϕ}-1}=0(10)\\ \frac{\partial {\rm H}}{\partial v}=0\Rightarrow \alpha {}_2\lambda (1-\tau )A{\rm K}{}^{\alpha {}_1}v{}^{{}^{\alpha {}_2-1}}\end{array}$

Rα3+βR-ϕμγ (1-v-l) ϕ-1=0 (11)

$\begin{array}{l}\dot{\lambda }=\rho \lambda -\frac{\partial {\rm H}}{\partial {\rm K}}=\rho \lambda -\alpha {}_1\lambda (1-\tau )A{\rm K}{}^{\alpha {}_1-1}v{}^{\alpha {}_2}R{}^{\alpha {}_3}(12)\\ \dot{\mu }=\rho \mu -\frac{\partial {\rm H}}{\partial R}=\rho \mu -\lambda [\alpha {}_3(1-\tau )A{\rm K}{}^{\alpha {}_1}v{}^{\alpha {}_2}R{}^{\alpha {}_3-1}+\beta ]-\mu (\theta -i\overline{Y}R{}^{i-1})(13)\end{array}$

以及两个横截性条件:$\underset{t\to \infty }{{\displaystyle lim}}\lambda {\rm K}e{}^{-\rho t}=0‚\underset{t\to \infty }{{\displaystyle lim}}\mu Re{}^{-\rho t}=0‚(14)$

横截性条件意味着时常充分长且当λ, μ>0时, 经济行为人会将全部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源耗尽以增加消费效用;若K≠0, R≠0, 则一定有λ=0, μ=0, 即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源的消耗并不能增加经济行为人的总效用。

由式子 (9) , (10) , (11) , (12) 式可得:

$\dot{C}=\frac{C}{\sigma }(\frac{\alpha {}_1}{\alpha {}_2}\cdot \frac{v}{{\rm K}}\cdot \frac{\text{l}{}^{\omega }}{C{}^{-\sigma }}-\rho )(15)$

与S, K的运动方程联立, 由此得到关于C, S, K的经济动态路径:

$\{\begin{array}{l}\dot{C}=\frac{C}{\sigma }(\frac{\alpha {}_1}{\alpha {}_2}\cdot \frac{v}{{\rm K}}\cdot \frac{\text{l}{}^{\omega }}{C{}^{-\sigma }}-\rho )\\ \dot{S}=\theta R+\gamma (1-v-\text{l}){}^{\text{ϕ}}-\overline{Y}R{}^i\\ \dot{{\rm K}}=(1-\tau )A{\rm K}{}^{\alpha {}_1}v{}^{\alpha {}_2}R{}^{\alpha {}_3}+\beta R-\delta {\rm K}-C\end{array}(16)$

方程组 (16) 是关于 (C, S, K) 的三维系统。设 (C*, R*, K*) 分别为稳态的消费、自然资源存量、资本存量。对方程组 (16) 的行为可以用关于稳态状态 (C*, R*, K*) 的邻域的线性微分方程系统来近似。

以T记 (16) 方程组右端在 (C*, R*, K*) 处的雅可比矩阵, 则将方程组 (16) 在 (C*, R*, K*) 处线性化为:

$\left[\begin{array}{l}\dot{C}\\ \dot{S}\\ \dot{{\rm K}}\end{array}\right]=\left[\begin{array}{ccc}(1+\sigma )\cdot \text{l}{}^{\omega }\cdot \frac{C{}^{\sigma }}{\sigma }\cdot \frac{\alpha {}_1}{\alpha {}_2}\cdot \frac{v}{{\rm K}}& 0& \frac{\alpha {}_1}{\alpha {}_2}\cdot \frac{C{}^{1+\sigma }}{\sigma }\cdot \frac{v}{{\rm K}{}^2}\cdot \text{l}{}^{\omega }\\ 0& \theta -i\overline{Y}R{}^{i-1}& 0\\ -1& \alpha {}_3(1-\tau )A{\rm K}{}^{\alpha {}_1}v{}^{\alpha {}_2}R{}^{\alpha {}_3-1}+\beta & \alpha {}_1(1-\tau )A{\rm K}{}^{\alpha {}_1-1}v{}^{\alpha {}_2}R{}^{\alpha {}_3}-\delta \end{array}\right]\cdot \left[\begin{array}{l}C-C{}^{*}\\ S-R{}^{*}\\ {\rm K}-{\rm K}{}^{*}\end{array}\right]$

则, 矩阵T的迹为:

$tr{\rm T}=(1+\sigma )\cdot \text{l}{}^{\omega }\cdot \frac{C{}^{\sigma }}{\sigma }\cdot \frac{\alpha {}_1}{\alpha {}_2}\cdot \frac{v}{{\rm K}}+\theta -i\overline{Y}R{}^{i-1}+\alpha {}_1(1-\tau )A{\rm K}{}^{\alpha {}_1-1}v{}^{\alpha {}_2}R{}^{\alpha {}_3}-\delta ＞0$

矩阵T的行列式为:

$det{\rm T}=(\theta -i\overline{Y}R{}^{i-1})[\frac{\alpha {}_{1}v(1+\sigma )\text{l}{}^{\omega }C{}^{\sigma }}{\alpha {}_2\sigma {\rm K}}\cdot (\alpha {}_1(1-\tau )A{\rm K}{}^{\alpha {}_1-1}v{}^{\alpha {}_2}R{}^{\alpha {}_3}-\delta )-\frac{\alpha {}_{1}v\text{l}{}^{\omega }C{}^{1+\sigma }}{\alpha {}_2\sigma {\rm K}{}^2}]＜0$

由此可知:矩阵的特征根中必有负值, 原动态经济系统方程组 (16) 是鞍点均衡, 存在唯一一条通往稳定状态的最优路径。

3 模型分析

由 (12) 和 (15) 可得:

$(1-\tau )A{\rm K}{}^{\alpha {}_1-1}v{}^{\alpha {}_2}R{}^{\alpha {}_3}=\frac{C{}^{\sigma }}{\alpha {}_2}\cdot \frac{v}{{\rm K}}\cdot \text{l}{}^{\omega }(17)$

将 (17) , (5) , (2) 式全微分可得:

${\rm T}\left[\begin{array}{l}dC\\ dS\\ d{\rm K}\end{array}\right]=\left[\begin{array}{l}-\frac{\alpha {}_2}{\sigma }A{\rm K}{}^{\alpha {}_1}v{}^{\alpha {}_2-1}R{}^{\alpha {}_3}C{}^{1-\sigma }\text{l}{}^{-\omega }d\tau \\ -i\overline{Y}R{}^{i-1}di\\ Rd\beta \end{array}\right](18)$

由克莱姆法则可得:

$\frac{dC}{d\tau }=-\frac{\alpha {}_2}{\sigma \cdot det{\rm T}}A{\rm K}{}^{\alpha {}_1}v{}^{\alpha {}_2-1}R{}^{\alpha {}_3}C{}^{1-\sigma }\text{l}{}^{-\omega }(\theta -i\overline{Y}R{}^{i-1})\cdot (\alpha {}_1(1-\tau )A{\rm K}{}^{\alpha {}_1-1}v{}^{\alpha {}_2}R{}^{\alpha {}_3}-\delta )＜0$ (19)

$\frac{dS}{d\tau }=-\frac{\alpha {}_1}{\alpha {}_2}\cdot \frac{ivC{}^{1-\sigma }\text{l}{}^{-\omega }(-i\overline{Y}R{}^{i-1})}{det{\rm T}\sigma {\rm K}{}^2}\cdot (\alpha {}_3(1-\tau )A{\rm K}{}^{\alpha {}_1}v{}^{\alpha {}_2}R{}^{\alpha {}_3-1}+\beta )＞0$ (20)

命题一:收入税率的长期增加, 将提高均衡点的自然资源存量水平, 降低均衡消费水平, 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危机浮现。

由 (19) 式可以看出, 收入税率的提高对消费产生负向作用, 但消费会随着收入税率提高而降低的幅度与劳动的边际产出、休闲与消费分配、资源实际消耗程度以及资本的更新速度都有直接关系。劳动的边际产出越大, 资源实际消耗程度越强, 资本更新速度越快, 消费变化的幅度越大;l越大, 消费变化的幅度越小。

由 (20) 式可知, 收入税率的提高对自然资源存量水平起着正向促进作用, 其值的大小与边际资本增加量、资本增加值与消费者的休闲与工作决策有直接的关系。结合 (19) 式, 我们可以发现, 随着收入税率的提高, 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下降, 理智的消费者会降低闲暇消费, 从而1-v-l增大, 从而促使环保部门的节源技术进步, 资源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有助于资源存量的可持续性增长。

收入税率对消费与自然资源截然不同的作用方向说明:收入税率是调节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键政策工具, 能否制定合理的收入税率是决定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由克莱姆法则同样可以得到:

$\frac{dS}{di}=-\frac{\alpha {}_{1}vC{}^{\sigma }\text{l}{}^{\omega }}{det{\rm T}\alpha {}_2\sigma {\rm K}}[(1+\sigma )\alpha {}_1(1-\tau )A{\rm K}{}^{\alpha {}_1-1}v{}^{\alpha {}_2}R{}^{\alpha {}_3}-\delta -\frac{C}{{\rm K}}]i\overline{Y}R{}^{-1}$ (21)

$\frac{dS}{d\beta }=-\frac{(1+\sigma )\alpha {}_{1}v\text{l}{}^{-\omega }C{}^{\sigma }}{det{\rm T}\cdot \sigma \alpha {}_2{\rm K}}\cdot (\alpha {}_3(1-\tau )A{\rm K}{}^{\alpha {}_1}v{}^{\alpha {}_2}R{}^{\alpha {}_3-1}+\beta )\cdot R＞0$ (22)

命题二:资源开采使用管制政策对资源存量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资源税将增加均衡自然资源存量水平。

一般认为, 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 政府适当的管制是必须的, 这也为各国经济实践所证实。 (21) 式表明, 政府的管制政策对自然资源存量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关键在 (1+σ) α1 (1-τ) AKα1-1vα2Rα3与δ+C/K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这并不是说, 政府管制是不重要的, 恰恰说明管制是重要的, 但却是困难的, 是一种管理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也就是说, 政府推行的管制必须是适时推行的, 必须很好地掌握资本边际产出与资本的更新需求之间的动态关系。若 (1+σ) α1 (1-τ) AKα1-1vα2Rα3>δ+C/K, 则$\frac{dS}{di}＞0$, 说明政府管制是成功的, 也是必要的;若 (1+σ) α1 (1-τ) AKα1-1vα2Rα3<δ+C/K, 则$\frac{dS}{di}＜0$, 说明管制是滞后的, 需要及时调整。

(22) 式说明资源税的提高将有助于自然资源存量的增加, 其对资源存量影响的幅度与消费者的消费与休闲决策成正比, 与资本水平成反比。这主要是因为,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资源产品的日益走高的压力下, 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休闲经济日益成为人们消费的新宠, 这一产业的重要特征在于对于资源的依赖较小, 这有利于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但这一模式仍存在着潜在危机与不可持续性因素:随着l的增大, 1-v-l减小, 则环保部门的技术创新受到劳动投入不足的制约, 即此时, 资源税对于资源存量的增加作用仅仅来自资源依赖型产业的萎缩, 并非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资源节约。

由克莱姆法则还可以得到:

$\begin{array}{l}\frac{dC}{d\beta }=\frac{R\cdot (\theta -i\overline{Y}R{}^{i-1)}}{det{\rm T}}＞0(23)\\ \frac{d{\rm K}}{d\beta }=\frac{1+\sigma }{det{\rm T}}\text{l}{}^{\omega }\cdot \frac{\alpha {}_{1}vC{}^{\sigma }}{\alpha {}_2\sigma {\rm K}}\cdot (\theta -i\overline{Y}R{}^{i-1})\cdot R＞0(24)\end{array}$

命题三:资源税的长期增加, 将增加均衡消费水平与均衡的资本水平。

一般认为, 随着资源税收的增加, 资源型产品的价格上扬, 消费会逐渐减少。实质上, 这种观点忽视了消费的动态发展。在初期, 人们对于资源型产品比较依赖, 随着基本消费需求的满足, 人们对于休闲产品需求逐渐增大。资源税收的增加会产生消费产品替代与消费结构转变。这既保证了现期资源的有效利用, 又保证了资源的再生利用。 (23) 式正是说明了这一道理。在消费结构变化的引致下, 消费者的工作与闲暇决策也将发生变化, 从而产生资本的更新与再建设效应。

4 结 论

(1) 收入税率是权衡当代人消费与未来消费, 实现当代人发展又不威胁子孙后代利益的关键政策工具。

收入税率不仅仅是储备国家政策资源, 实现施政目标的资金保证, 更是实现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先期储备。人们在消费欲望与投资冲动的作用下, 往往难以将子孙后代的消费函数纳入到消费者本身的效用函数之中, 而政府制定的收入税率则可以帮助消费者矫正这一不可持续消费模式,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资源管制政策对于自然资源有效利用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存在着不确定性。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 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征途中, 需要“强国家”来规划我们资源的使用与再生产。对应着不同时期资源有着不同的需要, 资源利用的不同情况需要不同的资源管理办法。因此, 资源管制政策是对群体智慧的一个重大考验, 需要政府能够根据资源的实际消耗情况, 适时调整资源管制政策, 以促使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资源税有利于保障资源存量的有效增长, 以及消费水平与资本水平的提高。

资源税不仅是对开采资源的一种生态补偿方式, 也体现了政府对于环境保护与资源有效利用的政策取向。在资源税的约束下, 人们会相应调整消费与投资取向, 从而为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转变创造条件。

篇8：浅论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键字：市场化进程；经济增长；关联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4） 16-0000-01

一、市场化进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概念解析

我国在市场经济环境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的显著区别在于，发达国家经济革新阶段内不会出现市场化进程阶段，经济制度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市场化进程的出现环境特定局限于转轨经济阶段。市场化进程包涵制度变革及其过程，是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它不是简单的几项规章制度的变化，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的变革，或者说是一系列的大规模制度变迁，市场化进程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变化。

对于经济增长这一概念的理解，需要明确其发生阶段局限于一定的时间跨度范围内，其衡量标准为某一特定地区的人均产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这种增加具有持续性与长期性。经济增长这一指标数值的高低直接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特定时期内的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换言之，经济增长幅度的大小可以作为衡量国家、地区总体趋于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指标。

二、市场化进程的动因分析

现实经济发展是以体制转换为制度背景与动力机制的，因而，推动市场化进程，促进经济更快发展，成为各地区经济建设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市场化进程的产生与否的影响因素主要在于国家、地区等区域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

内部因素可以概括为与区域市场化改革相状况、所有制结构、商品经济观念等。外部因素是指由区域外部条件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区域市场化进程的一些因素，由外部因素引致的这些外生变量也必须通过与区域自身经济条件的结合，才能产生相应的效应[1]。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总体状况考察，区域市场化进程是内外因素协同的结果，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区域自身基本经济条件以及主观努力的程度，亦即区域市场化进程是由内生变量主导的。

三、市场化进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关联分析

以市场经济制度所提供的理论为假设基础，对于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需要各自针对市场化进程、经济增长两个维度进行阐述：从现代经济增长角度看，其来源主要为资本、劳动以及技术等生产元素的投入量级投入效果。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市场进程阶段内，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市场化进程所产生的市场化制度转型角度看，市场化制度的革新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其也可以被理解为经济增长的资源之一。与此同时，市场化制度的变更与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经济增长其他来源要素的投入与效率。

市场化进程不仅对经济产生贡献，也会产生成本，转制成本就是市场化改革的代价，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与解决的难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压力的大小都影响着市场化进程造成的成本。市场化改革的收益是创新收益，这种收益分为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创新收益主要表现为由制度创新所形成的竞争优势。转制成本与创新收益之间的关系具有双重性，以改革成本作用于改革收益的结果角度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难度的增加会增加经济增长的资源投入成本，而其所获得的创新收益也会随之增加，也就是说，这一维度背景下，转制成本与創新收益之间为正相关的关系；而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作用于改革收益的效果看，改革力度的增加会令转制成本增加，所获得的创新收益也有所增加，二者的关系同样也为正相关。转制成本与创新收益正相关表明，市场化进程与改革力度成正比，因而，市场化进程取决于观念、体制与机制的创新。

在过去30多年中，在市场化改革大潮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千载难逢的出口贸易发财的机会中，中国一大批的企业家的崛起，他们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地扩张自己的企业和集团，中国经济总体呈现飞速发展，在这30年间，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扔在持续，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设仍旧存在需要持续完善的空间，市场化进程对于我国未来市场经济增长而言扮演者主要动力源的角色。我国整体的改革进度以及未来市场经济的整体增长势头，将会受到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程度的直接影响。纵观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发展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发展程度相对较高，而中西部一些省份地区则相对落后。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市场化进度方面区别而言，国有企业部门的市场化进程发展水平较高，而非国有企业部门的市场化进度则不够发达。

四、结束语

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我国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中，市场化程度是通过观念、体制与机制的创新，提高资源整合与市场拓展的效率。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程度的神话，对于资源配置的有效利用更为有利。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市场化进程在经济增长中占有多大比例的贡献，还需定义市场化进程的描述指标以及经济增长的描述指标，在一定区域和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量化探索与研究。可以说，通过市场化进程的发展推进，可以取得市场经济发展协调性的保障与稳定效果。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速度整体告诉发展，但却在区域差异上较为明显。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动力不足，可以考虑从加强市场化改革，提供优惠的改革政策角度，创造相应的条件，从而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傅允生.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08）.

[2]樊纲.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09）.

篇9：浅论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的关系

一、研究设计与结果

1.数据选择

本论文选取GDP (国内生产总值) , M1, M2, 进出口 (XM) , 金融机构存款收入 (S) , 金融机构贷款发行 (L) 公共财政收入 (PFI) , 公共财政支出 (PFC) , 存款准备金率 (P) 的季度数据为经济变量, 由于出于有些数据的在1997年以后发布, 所以本文选取的时间段为1997年第四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选取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和Wind数据库。

2.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EVIEWS软件, 进行了最小二乘的回归如下, 其中R2为99.74% (见表1)

通过以上模型的最小二乘回归, 模型的估计相对合理的所以我们用此模型得出的变量系数构造出经济政策组合。各政策指标所占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经过计算, 我们计算出各个政策综合指标: (见表2)

二、经济政策组合与政策分析

通过我们构造出政策综合指标, GDP的季度同比增长指标, 以及季度CPI的同比增长指标建立excel表, 通过作图我们得出下表:

通过政策综合指标与GDP的比较, 我们发现季度CPI的同比增长与季度政策综合指标基本上同步运动, 相似度很高, 可以推断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 (见图1、图2、图3、图4)

我们对经济政策综合指标, 季度GDP和季度CPI进行量化, 并通过作图进行三个指标趋势的比较:首先, 从GDP与CPI的比较来看 (图1) , 经济增长与CPI有时同向, 有时反向, 在选取的区间内经济增长波动不大, 但季度CPI指标波动很大, 进一步对比发现;CPI在底位运行时, CPI的上升, 对GDP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当CPI运行到一定高位时, CPI对GDP增长有抑制作用;其次, 从GDP与PI比较来看 (图2) , GDP与PI运行也是有时同向, 有时反向。GDP在选取的区间内波动不大, 但PI的波动相对比较大, 再次, 从CPI与PI的比较来看 (图3) , CPI与PI大部分时间保持基本上保持一致性, 有时也出现相反情况。此外, 在PI每次先于CPI到达顶点或者底点。

综合三者比较来看 (图4) :第一阶段, 当GDP处于上升初期时, PI与CPI同处于上升趋势。PI先于CPI上升, 但CPI下降到一定的高位时, PI到达顶点后先下运行, 随后CPI与GDP也向下调整, 但GDP下降幅度小于PI与CPI。当PI与CPI下降到一定程度时, PI与CPI到达相对底点, 随后CPI, PI与GDP一并处于上升趋势。从第一阶段来看, GDP处于上升的趋势。第二阶段, 当GDP处于高峰时, CPI与PI运行到顶点, 随后调整方向下, 三者一并处于下降趋势。当GDP下降到一定程度时, CPI与PI到达相对底点, PI先于CPI与GDP到达底点, 调整方向向上运行, 此后三者一并处于上升趋势。上升到一定阶段, CPI相对与其他二者运行相对过快, PI先到达顶点并和CPI和GDP一同下降。从第一阶段来看, GDP处于下降趋势。逐渐向下在促使GDP增速变小在GDP运行形成趋势的情况下, 当CPI运行。在相对高位不久对, 综合政策指标方向发生变化, 政策开始缩紧, 季度CPI开始调整方向, 但GDP并没有向下调整幅度不大, 之后又保持向上运行的趋势。

在整个经济的运行中, 我们发现无论GDP处于上升还是下降阶段, 季度CPI波动幅度相对较大, 由此导致政策的调控幅度也相对较大。这给我国企业在经营中造成许多不便, 也带来了一定大的政策风险, 也给政策调节带来一定的挑战。

究其原因, 经济周期是受到资源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的影响而出现的循环的周期。经济周期与商品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类社会出现商品, 经济之后, 社会的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发展为经济周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货币作为商品的流通的媒介将商品的买与卖逐步分离开来, 这种社会供求矛盾也随之凸显。

经济周期经历着复苏, 繁荣, 衰退, 萧条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有效需求增加, 商品价格开始增加, 供给充足, 经济开始复苏;第二阶段, 需求逐渐增大, 供给增加, 但慢慢的商品的需求远远超过需求, 导致商品供不应求, 价格大量上升, 经济这一阶段进入了经济的繁荣期。由于前期价格的大量上升, 民众的相对收入减少, 需求逐渐减少, 商品价格下降, 导致商品的利润减少, 减少商品的供给, 经济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衰退期, 由于商品的需求继续减少, 商品的价格继续下降由于利润的大幅减少, 商品供给下降, 由此民众的收入减少, 又因此导致需求的减少, 周而复始, 经济进入了衰退期, 经过调整, 经济又慢慢进入了下一周期。

结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从企业角度来看, 我国人口多, 资源不是丰富, 存在资源和以及在新时期出现环境瓶颈, 对经济的供给产生了资源和环境的供给约束。另外我国企业产权制度不完善, 导致企业不能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很难以从自身企业的目的和利益出发在市场中进行交易。从市场角度来看, 我国经济市场体制不完善, 价格不灵活, 价格不能完全有效反应资源的供给关系。市场不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很好的资源配置的作用, 由此导致我国经济不是过冷就是过热, 市场很难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 容易出现经济过热或过冷, 具体表现为经济周期上升, 容易引起商品价格上升过快, 经济周期下降时GDP下降过快。在这样的情形下, 政府进行了有效的调节, 在经济的上升在商品价格上涨过快时, 政府使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 有效抑制了不合理的商品价格上涨, 使经济增长与价格处于合理的运行区位;在经济周期处于下降阶段时, 由于经济下降幅度过大, 容易造成大量失业, 社会不稳定, 所以政府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体, 使经济回到适合本国当前环境的合理区。但我们发现政府的措施是一定的滞后性。

为了使得我国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地运行, 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经济是客观的, 政策是主观的, 经济与政策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体。在这一矛盾中, 经济客体决定着政策主体, 反过来, 政策引导着经济。政策的制定是有当时的经济运行状况决定的, 而政策又不断的调整经济体向合理的经济方向运行。

首先, 我们应该建立完善的市场价格体系和健全的价格机制。通过完善市场, 使价格能充分反应市场的供求关系, 尽量减少资源和商品的超额供给和超额需求,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 我们应该建立完整的企业产权制度。通过企业产权制度, 使企业能权责清晰, 权责分明。企业通过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就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目的, 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 承担风险与相应的收益。

最后, 政府对市场的调节, 应符合市场的客观事实, 进行科学化的调控。政策是主观的, 但政策应该符合经济的客观规律, 通过科学化的调控措施, 在适当的时机, 适当的措施, 取得理想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2010.

[3]贺强.我国经济周期政策周期股市周期互动关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4]胡海鸥, 叶才福.经济学的理解与运用:基于中国经济特殊性的视角.上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篇10：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关系浅析

关键词：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127-02

一、一般与特殊的基本哲学原理

一般与特殊是哲学中唯物辩证法的关系范畴。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一方面，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特殊性离不开一般性，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怎样特殊，它总是和同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不包含普遍性的事物是没有的。

这个原理引导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不但要看到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以更好的把握、预见未来而且要善于思考，针对具体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找出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以便于分析产生特殊的原因，为提出更加适宜的方法打好基础。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特殊性及原因

理论上，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稳定期”，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由于某种原因而导致生活发生困难的人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应该呈“此曾彼减”的关系。即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居民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社会低收入人口减少，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也会相应减少，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往往下降；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或衰退时，居民收入水平出现停滞或者下降，此时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人数增多，导致社会保障支出上升。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刚建立不久，处于不断改革完善之中，而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经济处于调整转型期，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扩大，使得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呈现出与传统理论所描述相背离的现象，即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趋势，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却不断增加。我国的社会保障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特殊性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进入恢复、发展和改革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支出逐年增加。

其次是国有企业改革。至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逐步改革，原来以单位为主的企业保障功能逐步弱化，我国加快了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步伐，同时为了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按时足额发放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应保尽保”，各级财政加大了调整支出结构的力度，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幅度增加，支出水平逐步上升。

最后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我国的总体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在所有可以获得你较数据的国家中，是最严重的”。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是在扩大的，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样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的社会保障政策在缩小贫富差距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应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总体水平必然要提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增长速度快于同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尤其是98年以来，均加大了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增长率大大高于GDP增长率。实际上，社会保障滞后或者过快与经济发展的步伐都会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因此要更具我国的实际情况，保持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三、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

以上通过运用一般与特殊的哲学辩证思维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障发展趋势的特殊性，并简要分析几点特殊的原因。实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促进经济的发展。须从实际出发多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一般趋势特点，也要具有中国的特色，符合我国的实际需要。

首先在制度本身，进一步完善“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模式，加大力度解决好隐性债务、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问题，可以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划拨部分资金弥补不足，如可从新增税收及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节余中多拿一些钱用于对空帐的补助；通过发行福利彩票、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长期特种债券等方式解决；通过国有资本存量变现来负担转轨成本。同时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做好社会保障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

其次做好社会保障的政策法律建设工作，政策管理与法律管理相结合。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制还很不健全，法制管理的主要任务是立法和执法，应该根据宪法和配合其他专门法律制定出台社会保障专门法，对政府、单位及个人的权利义务做出法律规定，明确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并且使社会保障行政法与其他行政法、劳动法、民法等相衔接。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执法的法制化的保证措施，形成完善的系统，正真实现法制化管理。

第三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督管理。社会保障能够得以健康有序的发展，离不开有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做后盾的，因此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很有必要。主要是在三个层次上监督到位：一是宏观层次，政府要对社会保障基金从征收到支付各个环节的监督管理以及对基金管理人投资运营的监督管理要到位，严格审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机构，科学设计养老金目标替代率、社会保障基金缴费率等工作。二是中观层次，主要是对社会保障费得征收到支付的全过程的监督管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费率规定，对所有缴纳对象征收社会保险费，将这些社会保险费纳入财政专户。在支付环节方面，严格按照计发办法和计发条件发放保险金。三是在微观层次上，指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管理的监督，国家要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方向、投资比例及投资时间等，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总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方面配套工作都要做好。社会保障的许多一般理论，其他国家的一般经验是要采纳运用，但在采纳运用时，多从辩证的思维出发，考虑我国的特殊情况，从具体实际来分析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难题，社会保障发展才会逐步完善，最终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珍.社会保障理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12

[2]孙光德，董克用.社会保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