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

2022-04-23

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篇1：

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摘要：扩大消费需求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在当前条件下，我国进一步实施扩大消费需求有着内在必然性，并且需要切实采取措施将其落到实处，充分挖掘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关键词：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现“十二五”经济发展目标，一项重点任务就是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我们搞经济、发展生产，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亿万群众的生活消费需要，所以形成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

1.投资回报率下降，经济增长缺乏后续动力。消费需求作为国民经济的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高于投资。一直以来，我国走了一条高储蓄、高投资的“赶超”战略之路。投资带动经济增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投资热潮不断涌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较高，对经济增长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我国投资一直延续着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突出表现在投资的回报水平持续偏低。许多投资主体争相上马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这种用过量的物质资源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水和矿藏等不可再生的资源，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而且不利于资源的深层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由于要素投入存在可替代性，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本投入和出口低端产品带动，必然对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挤出效应。对劳动的挤压表现为高投资和出口加工贸易型产品所带动的产业对劳动需求较少，或者需要的是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者，不利于我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由于投资回报率的持续下降和投资结构的不合理，我国对若干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紧缩成为必然的政策基调。这样一来，原来过分依赖投资带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而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

2.外部需求出现波动，经济增长需要新市场。在当代，一般说来，经济增长都要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拉动。美国、日本、印度等是市场经济的开放型大国，那么它们的经济发展应由三驾马车同时拉动，且以国内消费为主、投资和出口辅之。美国和日本虽然出口总额不小，但其外贸出口依存度也不过10%左右。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消费市场之大无与伦比。因此，我国必须确立并始终坚持以消费为主，以消费为第一驾马车拉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日益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于外需过分依赖，其中进出口规模占GDP的比值近几年均为60%以上，外贸依存度达30%～35%，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2~3倍。全球化背景下，出口导向战略是比较成功的。亚洲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和地区都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在短期内实现了赶超先进国家的目标。我国采用这一战略支撑了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也出现了产业升级缓慢、技术创新乏力、流动性过剩等问题。大国能否长期采用这一战略，需要重新思考。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大国，只有靠自身消费水平的增加，让公众充分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有效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集中地依赖外部的消费需求，必然导致一系列的政策冲击。从国际上看，主要靠内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经济波动幅度比较小，美国便是如此。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会增大经济增长的脆弱性。

由此可以看出，外需在为我国发展提供市场支撑、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资源禀赋条件也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很快消失，资源环境约束硬化。

3.消费需求开始启动，国内市场前景看好。“十二五”时期，我国启动国内消费需求具有良好的基础。具体来说，这种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城镇化进程将快速推进。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46.6%，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70%以上的水平，而且低于世界50%的平均水平，城镇化率的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变农民消费为市民消费；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使农村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有利于加快城镇的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给建筑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巨大需求，并带动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我国产业结构正处在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的过程中，服务业比重将不断提高，制造业内部结构将不断升级，高附加值和高技术产业比重将不断上升。“十二五”时期，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加快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将会形成。

第三，资金较为充裕。中国扩大消费的潜力巨大，我国储蓄率始终居高不下，与巨额储蓄相对应的是1990年至2004年最终消费率的走低，十多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8.8%。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高于我国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支撑“十一五”时期资金供给的因素仍将继续发挥作用，而且还会出现新的推动因素。我国储蓄率比较高的情况不会改变；由于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预计仍将是外资的理想投资地；特别是资本市场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多方面、多方式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十二五”时期资金的供应将更为充裕。与此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力度的加强将促进投资结构优化，资金将更多地向服务业和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倾斜，而消费也可以成为拉动经济的真正和持久动力。

投资、出口、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和投资这两驾马车，消费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从横向上看，按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平均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全球平均为61.5%，而中国仅为35.1%，差距非常明显。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相对投资和出口，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在解决如何挖掘消费潜力之前，笔者认为必须先了解是什么因素制约了国民的消费。

二、制约国民消费的因素

第一，民生的基本保障不够。社会保障体系历来被称为人民生活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收入分配的“调节器”。目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如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制度不健全等，人们受心理预期的影响，不得不控制即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的增长。住房、医疗、教育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仍然感到畏惧，并为此勒紧裤腰带。尽管我国的社会保障在这些年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生活几乎还是得靠自己打拼，脑海中似乎没有也没奢望过基本生活都靠国家，因此大部分人还是将钱存入银行，认为存钱才是硬道理。这种现象在农村显现得特别明显，由此也导致了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49%，居世界首位。我国的经济发展依旧缺乏常惠于民，无法带动我国的经济，反而可能导致国富民贫，就长远而言会严重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社会稳定。

第二，居民收入水平低，贫富差距严重。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特别是农民收入平偏低是制约国民消费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的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前些年居民的收入增长普遍偏缓，低于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导致居民消费增长缓慢；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的收人增长更是缓慢。在我国，农村居民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是否合理，消费水平能否提升，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总体消费水平和增长程度。从有关数据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且增长缓慢，直接导致全国消费增长乏力，从而抑制了消费率的上升，极大地限制了消费升级。贫富差距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经济发展并没有形成贫富均匀化的局面，而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形成了一种少部分人一辈子花大部分人的钱，而大部分人一辈子控制自己的消费。显而易见，这样的局面称不上是大消费，只有绝大部人都敢于并能够进行消费，才称得上是大消费。

第三，消费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消费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共同协调而形成的，有消费，必有买方和卖方。因此，除了要刺激买方的购买欲望以外，卖方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变革，需求结构在变化，供给结构在变化，整个消费结构也在变化，产业结构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升级、优化，才能适应并促进消费结构演变，尤其是要挖掘消费的潜力。只有这样，两者才能互相促进，互相影响，最终促进经济发展。

第四，消费观念的影响。由于我国传统文化提倡“去奢从简，量入为出”，人们受“积谷防饥”、“存钱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宁愿将近期的消费能力转为远期的消费意愿，不敢多消费，更不敢超前消费。人们往往把多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用于买房子、就医或供子女上学等，余下的钱继续存人银行，以防应急之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致使消费率低下。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路径

针对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结合“十二五”规划建议的相关内容，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解决途径。

第一，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了扩大消费，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指导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范化，进一步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二要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三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市继续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保尽保；在农村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政府还要加大力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使广大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消除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从而促使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

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诸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等问题。而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增加居民的收入。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明显地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着力解决当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

由于多年来我国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环境、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减灾防灾等方面的投入不足，造成社会急需的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所以只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降低公共产品价格，才能建立起启动城乡消费的长效机制。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政府要增加对健康、教育、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产品的支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完善城乡消费条件，改善消费环境，降低储蓄意愿，从而带动消费的增长。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增加对农产品的补贴，从而使农民收入增加，最终实现启动农村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样才能有效扩大消费内需。

第三，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助于开发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因此，我们一定要适应消费结构变化趋势，主动地进行供给结构调整，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我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研究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的经济增长周期。那么，在上面两个方向着手刺激居民消费的基础上，我们优化产业结构，能够对企业带来新的发展和机遇，比如企业可以向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发展，这样可以给消费带来新的方向。可以说，刺激消费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又能带来新的消费需求。两者的共同进步才能使消费拉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第四，转变消费观念。教育消费者充分认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引导和拉动作用，鼓励人民群众放心消费，大胆消费，增加消费性支出，实现经济增长与消费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既然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已经指出要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作为重点任务，我们就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最终改变对出口的过度依赖，达到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相协调的局面。总而言之，真正的刺激消费要从国家福利化入手，这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消费拉动经济。

（作者单位：中共兖州市委党校山东兖州 272100）

（责编：若佳）

作者：肖锐

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篇2：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不同区域间基础设施投资密度与经济增长效应

内容提要：经济新常态下，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我国东部和部分中西部资源密集型省份出现了边际投资效益下降和经济增速下滑的现象，但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较大差异。本文引入基础设施投资密度概念，通过格兰杰检验和回归分析，比较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对我国东北、东部沿海、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显示：总体上看，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升级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显著，中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率差异比较明显，东北三省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够显著，东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对该地区增长效率的作用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以上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追赶型经济体，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将长期存在；而努力缩小其区域间的差异，实现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中国经济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一项重要潜力。

关键词：不平衡发展；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一带一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种“先富带动后富”的非均衡发展策略，通过率先发展具有便利交通条件和要素更容易集聚的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发展先行区。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和部分实践经验，适度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有利于欠发展地区的跨越式增长。但从近40年的实际发展状况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密度远高于其他地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不平衡发展可能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效率损失，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较大差异[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区域间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正是不平衡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是要在全球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革的趋势下提升中西部欠发展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利用高铁、智慧路网等新技术重塑欧亚大陆经济大通道，在动态平衡中获得经济增长新动能。因此，深入分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各地经济增长不同的推动力和效率，对于地方政府减少投资损失，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增长政策，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我国区域间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实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从平均发展到不平衡发展，再到当前的再平衡发展三个阶段。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全国统一思想，旨在改变之前低效、资源极大浪费的“吃大锅饭”式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分配“撒胡椒面”式的地区平均主义做法[2]。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政策和资源分配方式强调效率目标，通过“集中资源办大事”发挥集聚经济效益，将资金、资源和政策向地理上距离海洋近、地势平缓、工业基础好和劳动力密集的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即先发展要素禀赋较好的地区，给予了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倾斜及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3]，极大改善了该地区的投资环境，使东部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开始支持全域对外开放和地区间协调发展，期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再振兴的战略，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投资重点的倾斜，加大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经济领域的投入力度，但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多年积累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地理位置、劳动力密集程度等比较优势，仍然具有更强的经济增长能力，东西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两条曲线”长期并存。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区域经济呈现出东部持续大步向前，中、西部逐步起飞，东北经济缓慢前行的态势。东北经济因产业结构不合理和要素改革缓慢等问题叠加，成为经济增长最疲软的区域，而四川、重庆、西藏、贵州等西部诸多地区却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实施下，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利用反梯度产业发展策略[4]，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由此，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在区域间的差距明显。

（二）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

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时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拉动作用，这也与国内外诸多文献的观点相一致。林毅夫认为，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韩国，故在未来20年里，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仍是可行的[5]。Barro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发现政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可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6]。Demetriades& Mamuneas，Morenoetal将基础设施看作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通过改善企业的投资环境，降低企业成本，能够进一步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7]。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也认为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是优先发展基础设施。Bougheaset al.（2000）認为，具有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其作为中间品投入到经济建设，可以降低其他生产要素成本，进而提高经济的生产率，同时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阻止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下降，促进社会劳动再分工，使经济获得内生增长动力[8]。罗伊·哈罗德（Harod，1939）和埃弗塞·多玛（Domar，1946）[9]在凯恩斯（Keynes，1936）的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资本积累、基础设施投资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即“资本决定论”。

但也有学者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会阻碍经济增长。保罗·埃文斯和乔治斯·卡拉斯（Paul Evans and Georgios Karras，1994）利用1970-1986年间美国各州的面板数据对政府投资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发现除教育投资能正向促进生产外，政府其他投资对经济有负面影响[10]。刘永进（2007）采用中国1985-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估算，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11]。李强和郑江淮（2012）认为由于密度过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会对人力资本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12]。加利（Khalifa Ghali， 1998）运用多元协整法构建矢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长期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都起到阻碍作用[13]。

部分文献研究了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效应。李扬（2014）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或抑制经济增长，由不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人才结构和基础设施投资存量等因素决定[14]。汤智民（2010）对1989-2008年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正相关[15]。杨艳和罗霄（2009）使用面板数据对西部11省1986-2006年间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进行研究，认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效应[16]。

（三）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起，诸多经济学家就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等一系列不平衡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赫希曼（Hirschman，1959）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集中资金和其他资源選择具有带动作用明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和区域进行投资，再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他将这一非均衡发展战略视为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17]。Myrdal（1957）提出了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累计循环因果关系理论，他认为欠发达国家经济体中存在地理空间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即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并存，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随后通过扩散效应与回流效应对其他落后地区产生“双刃剑”影响[18]，该理论与我国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观点有相似之处。Francois Perroux（1950）提出了关于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某些点上，通过区域间经济非同步增长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19]。Boudeville（1996）则将增长极内涵运用在地理空间当中，强调了增长极的空间特征。他认为，经济空间有三类，均质区域、极化区域与计划区域。并主张通过规划增长极推进相关地区工业化发展，继而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进步[20]。Williamson（1965）则认为经济发展阶段与区域间经济差异存在倒“U”关系。一国经济发展初期，区域间经济状况差异将逐渐扩大，而到了经济发展后期，区域间经济状况差异将逐渐缩小[21]。

结合中国实际来看，基础设施投入密度的差异及各区域不平衡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现实状况。一方面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建设欧亚经济大通道实现国际产能合作、贸易水平提升及中西部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我国提出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要素和供给水平的升级，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新平衡，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对于我国不同的地区，这一总的指导思想有着不同的理解，东部较发达地区要着力实现生产要素的全面提升和供给水平的提升，但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大部分地区来说，面临着供给和需求的“双不足”，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需要通过创新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人才、资本、技术、产业等全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我国广袤的欠发展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本文认为基础设施投入必须考虑总量与效率的关系，即要科学衡量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推动力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过量、低效的基础设施投资会造成基础设施产能过剩，挤占其他生产要素资源，抑制经济增长，同时，基础设施所需资金来自于政府负债、银行贷款和其他金融衍生工具，当过剩产能无法及时被经济发展消化时，负债所形成的金融风险将由整个社会承担，拖累经济发展。相反，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也会导致生产要素流动效率降低，抑制经济的增长。因此要合理考虑基础设施的投入密度和总量，使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正向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东、中、西部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

从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短期来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从长期来讲，基础设施投资将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升级，提升经济要素的流转效率，增加社会的供给能力。本节结合全国以及东、西、中部省份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去除房地产投资）等经济指标，运用协整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资（去除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变量选取

选取1978年至2016年间东部省份、中部省份与西部省份的年GDP作为经济发展指标，年基础设施投资额（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减去城镇房地产投资额）作为衡量投资的指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数量间原来的关系，并能消除趋势因素的影响和时间序列的异方差问题，因此变量的数据进行对数形式变换，即用Ingdpt和Infit分别表示进行对数变换后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基础设施投资额。使用计量软件EVIEWS 8.0 对数据进行分析。

首先，使用全国GDP（cngdp）和全国基础设施投资额（cnfi）进行数据建模。

从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同步增长趋势。在1978年至1995年间，投资曲线与产出曲线之间的距离即垂直差异比较稳定；1995年以后GDP曲线走势变得陡峭，与基础设施投资曲线差异变大；2010年之后投资曲线增速变大，GDP与投资曲线之间差异逐渐稳定。

从图2看，GDP和基础设施投资经对数变换后的曲线在垂直方向的距离逐渐缩小，可以初步判定两变量经对数变换后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二）平稳性检验

由于在经济领域许多时间序列数据不是由平稳过程产生的，时间序列表现出非平稳性。如果直接进行回归，会产生伪回归问题。所以有必要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本段采用单位根检验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变量Incngdp和Incnfi的ADF检验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大于临界值，变量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ΔIncngdp和ΔIncnfi的ADF检验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小于临界值，变量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Incngdp和Incnfi是一阶单整的，则变量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即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接下来利用协整分析讨论变量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分析。首先，对Incngdp和Incnfi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模型：

Incngdp=3.0120+0.7976Incnfi

（32.23）（86.99）

R-squared=0.995，F-statistic=7567， DW=0.268

回归参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度良好。接着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平稳，即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残差的稳定性检验如表2所示。

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表明，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变量Incngdp和Incnfi是（1，1）阶协整，变量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三）合理滞后期的确定

根据候荣华（2002）[22]的有关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对滞后期数进行确定。以全国各年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分别以当年、滞后一年、滞后两年和滞后三年基础设施投资额为自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相应的参数，通过对相关系数、t统计量的比较，选取滞后期为0年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概况如下：

Ingdpt=3.1797+0.7950Infit-1

（32.86）（82.97）

R-squared=0.995，F-statistic=6883， DW=0.267

Ingdpt=3.3523+0.7923Infit-2+ut

（28.44）（67.21）

R-squared=0.993，F-statistic=4544， DW=0.326

Ingdpt=3.5239+0.7899Infit-3+ut

（24.10）（53.45）

R-squared=0.988，F-statistic=2857， DW=0.310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首先，对两个变量做VAR模型，确定格兰杰检验的最优滞后期数如表3所示，AIC与SC的最小值所在的滞后阶数均为2，故确定格兰杰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

通过格兰杰检验可知，基础设施投资额为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设施投资额的格兰杰结果（见表4）。

（五）自相关的修正

根据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DW值表明模型存在严重自相关关系，因此，需要消除自相关。一阶迭代修正后的模型为：

若仍存在自相关，则对上式进行二阶迭代并以此类推：

在进行第6步对各省数据回归分析中，由于各省的数据结构并不一样，故消除自相关的模型采用AR（1）还是AR（2）视具体情况而定。

（六）省级数据回归分析

我们分别对各省份的GDP用去除房地产投资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做回归分析，去除房地产投资的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参数β代表每增加1%的基础设施投资额所带来的地区生产总值增加的百分比。近5年各省份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如表5所示。

数据显示，从近五年基础设施投资（去除房地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来看，在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且边际投资效率较高。东部地区除江苏、山东外，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较弱，而基础设施投资对东北三省的带动作用同样不明显。因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对西部经济的增长和实现我国的区域经济的新平衡仍然有重要作用。

（七）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密度研究

在以上的研究和已有的许多研究中，不同的变量和方法被用来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益，但很少有从基础设施投资的密度的角度去考虑；同时，在上述模型中，GDP与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协整关系，本文拟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所倡导的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描述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益，基础设施投资密度（fid）定义为基础设施投资于区域面积的比值，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作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的表达式：

为进一步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对国民经济推动效益的大小，引入一个新的系数，将其称之为“推动效率”，它是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对GDP的推动力系数与基础设施投资在GDP中所占份额比值，用W表示，W=F/S，F表示某时期内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对GDP的推动力系数，S表示基础设施投资在考察期内占据GDP的平均百分比。如果W>1，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在这一期间对GDP的推动作用是积极的，超过了自身占GDP的份额，代表着高效率；相反则代表效率较低，是不积极的。

根据以上模型分别计算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各省的W值如表6所示。

表6的结果表明：首先，自1988年至2016年，我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显著。在四川、重庆、陕西、内蒙古、贵州、云南、宁夏和广西8省，基础设施投资对该省生产具有积极高效的推动效率，基础设施投资的加大促进了经济要素运行效率的提升，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可进一步加大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虽然西藏、青海、新疆的W值低于1，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本身就肩负了一定的财政转移功能，同时肩负了国防等战略功能，因此其基础设施投资除了要考虑经济增长效率外，还要充分考虑其他非经济功能。甘肃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是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降低对投资和资源的依赖，基础设施投资应倾向于产业升级的领域，更加精准和高效。

第二，中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率差异比较明显，湖北、湖南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动能。但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江西等省份也无法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获得较强的经济增长能力，因此基础設施投资也应倾向于产业升级的领域，根据各自省份的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第三，东北三省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率均不够显著，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可能导致债务的攀升和金融风险的放大。东北三省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该地区经济增长缓慢不是因为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不足，而重工业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是该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2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当前东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来自于要素市场的深化改革，通过增强人才、资金效率、市场化环境和科技创新实力等要素投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兼顾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实现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能力[24]。

最后，从数据可观察到，东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密度对该地区增长效率的作用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可得到由上表可知，东部省份中，基础投资密度增强对浙江、上海、江苏、山东4省（市）具有积极高效的推动效率，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智慧基础设施的创新与发展进一步改善了经济要素流动与发展的效率，促进经济在更高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基础设施投资在北京、广东、福建、天津及海南等已相对饱和，基础设施投资应“精打细算”、“慎重考虑”，杜绝“大水漫灌”，注意基础设施投资与总体债务的比例，发挥好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将资金更多用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教育、卫生等方面，促进经济更可持续发展。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40年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基础设施的非均衡投入及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客观现实。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得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但过量的基础设施投入会对经济其他方面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此外，本文通过构建基础设施投入密度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回归分析模型，认为基础设施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并发现基础设施投入密度的增大对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率有很大差异。总体上，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升级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仍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对推动西部欠发展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改善贫困的作用非常明显。但对于东北、东部和中部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投资密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用并不显著，这些地区应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思想和新要求，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深化市场制度、资本、人才、政策和科技创新等要素体系的改革，并进一步通过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城市功能配套的进一步完善及生态水平的提升，使基础设施投入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而非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入和政府负债。

从欧美等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看，不同区域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较为均衡，区域间的增长差异更多是由于市场交易过程中，自身的要素禀赋和资源的配置偏好和配置效率决定的。中国是一个追赶型经济体，当前全国人均GDP为8000美元左右，全球排名80位左右，和发达国家差距十分显著；同时，西部、中部、东北等欠发展地区与东部较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城乡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城乡建设水平、城镇化率和城乡收入水平差异都非常显著，而缩小发展差距、寻求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潜力所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大西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基础设施投入，创造经济增长新动能

从全国总体来看，我国当前面临着产能过剩、库存高企和杠杆率、地方债务占比较高等问题，但结合实证分析和区域具体情况观察，西部和中部等占国土面积大多数的欠发展地区，尤其是地理条件复杂的地区仍然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所导致生产要素交换不畅、劳动力大量流失、发展基础薄弱等问题，制约了欠发展地区的经济增长。从前面的实证分析看出，在中西部欠发展地区，“要致富、先修路”这样一种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举措并不过时，而从数据上看，基础设施建设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十分明显，且这种趋势在未来若干年仍然会持续。

之前有观点认为高铁等耗资大、短期成本高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中国修建很难实现盈利，但从近期公开的数据看，京沪、宁杭、广深等我国东部地区的6条高铁已在建成运营的3至5年内实现扭亏为盈，且将有更多已投入使用的高铁会实现盈利，这也充分证明了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本身对经济增长就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此外，“一带一路”上的蓉欧、渝新欧等横跨欧亚大陆的快铁极大提升了欧亚市场间产品交换的效率，大幅降低了产品交易的物流成本，在成都、重庆等地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智能手机等产品在三周内就可到达欧洲各地，而欧洲生产的红酒、啤酒、奶粉、加工食品等中国市场产能不足的产品则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了中国市场。这也意味着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进以及和一带一路地区与长江经济带地区的无缝对接，中国原本不具有海运优势的西部地区正在成为对外开放的“前线”和“新高地”。十九大报告也提到，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因此，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构建立体公路交通和铁路交通网络，实现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全面完善和转型升级，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形成互联互通、无缝对接的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能够帮助中西部欠发展地区的要素资源和产品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换往来，幫助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共同实现跨越式增长，人民群众的收入大幅提升。

（二）完善产业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

对广袤的中西部和东北欠发展地区而言，国家和相关地区要根据各地区的要素禀赋，因地制宜地加大产业配套所需基础设施的投入，使之具备承接从发达国家和东部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能力，让具有较强带动作用、产业链条长的主导产业能够充分与当地的特色资源相结合形成较强的辐射能力，形成东西部产业合作、优势互补，最终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要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全国各区域均可高起点大胆应用新技术，建设基于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基础上的智慧交通、智慧能源和智慧管网等智慧基础设施体系，通过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带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同时，通过行政资源引导，大力开展东部与西部欠发展地区“携手奔小康”行动，着力推动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之间的精准对接，东部地区要敢于将能够快速应用的理念、技术、模式运用到中西部欠发展地区，帮助中西部欠发展地区的人民群众切实增加可得收入，缩小东西部收入差距，在实现经济发展新平衡的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新动能。

总之，通过推动新时期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新平衡来创造经济增长新动能，需理清新平衡的三个维度：一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思路下，注重需求结构的新平衡，要加大中西部基础设施投入，通过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和提升中西部基础设施水平创造经济增长新动能；二是要利用全球产业再平衡的机会，高起点建设智慧基础设施体系提升增长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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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正）

作者：尹响易鑫杨继瑞

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篇3：

《财经网》

编辑推荐
宽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较低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如果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或者托住，甚至抬起我们的经济增长，可能性已经非常低了，政策已经非常宽松。”11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黄益平认为，全球危机时各国都使用了短期的、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作用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了。美国已经开始往回收;日本所谓的量化宽松还在继续，但似乎进一步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欧洲可能会有进一步的量化宽松，但这样的量化宽松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潜力已经不是很大。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更多的是取决于结构改革。

以下为黄益平教授的发言实录：

我对2016年的全球经济形势的看法，就是一句话：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是非常疲软，但同时，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表现分化得非常严重。

在发达国家，美国经济表现相对比较好，当然格林斯潘先生已经说了，好也是相对的，其实跟过去比差很多。但是看日本和欧洲的情况，尤其糟糕。在新兴市场国家，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过去说金砖国家未来是不是要主导世界经济，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已经明显的下降，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之间的表现，也发生了很明显的分化。格林斯潘先生也说到，在俄罗斯、在巴西，经济是非常糟糕的，很多人认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都有。另一方面，全球资本市场对印度比较乐观，印度的增长速度也可能有放缓的倾向，但是增长速度还比较好，全球投资比较乐观。

为什么经济增长全局都比较疲软，但同时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出现分化？总体来说，发达国家似乎稍微好一点，但发达国家中间和发展中国家中间，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化。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全球危机的时候，各个国家用短期、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作用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了。美国已经开始往回收;日本所谓的量化宽松还在继续，但似乎进一步的空间不是特别大;欧洲可能会有进一步的量化宽松，但这样的量化宽松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潜力已经不是很大。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如果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或者托住，甚至抬起我们的经济增长，可能性已经非常低了，政策已经非常宽松。

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更多的是取决于我们的结构改革。

发达国家，看到美国和欧洲、日本之间的差别。金砖国家，印度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别，一个很明显的原因，美国的经济制度相对来说比较灵活。全球危机以后，大家都在做调整，但很显然，美国的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调整速度要远远快于欧洲和日本的相同部门。它的经济制度相对比较灵活，调整比较容易。

安倍经济学一直说三支箭，第三支箭迟迟不能射出。在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现在国际投资突然对印度的经济前景这么看好？很多人认为，他们的莫迪总理就是印度的“邓小平”，做了多少现在还有待观察，但他要改变和改革的决心很明显，投资者也都看到了。

这样看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对世界经济来说，经济增长的前景，下一步恐怕取决于各国结构改革推进的程度。中国下一步还能不能宽松，从理论上说还可以。但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能不能探底、能不能回升，核心问题是旧的产业即将过去，新的产业能不能形成？

什么是新的产业？就是我们的结构改革，一系列的经济改革。这个经济改革的蓝图已经有了，两年前已经有了关于深化改革的方案。现在大家都讨论所谓的“供给侧”政策，其实两年前都已经提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把这些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我相信，对中国来说是一样的道理，能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改革的方案真正落地，是中国经济增长能不能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能不能真正触底回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和它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新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美国领导着12个太平洋国家谈成了TPP，TPP在美国决策者的心目当中，堪称为全球化的高质量的新版本。也就是说它的标准会更高，因为现在的全球体制，已经对增长不能提供新的刺激，美国希望引领制定一种新的版本，在太平洋是TPP，欧洲是TTRP，如果形成了，当然有可能会推动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地释放生产率。

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挑战是要不要进去。一方面，我们60条改革和很多我们希望在TPP谈判里头克服的问题是一致的，也就是我们推自己的改革，也能帮助我们更接近TPP的标准。

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能把所有的策略改革都能落实，有一些短期内确实做不到。反过头来看，一方面是把最终参加TPP协定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从短期看就是把结构改革真正落地，这一点对中国是如此，对世界经济前景也是如此。

《财经网》消息
中央巡视组进驻证监会

11月14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是中央巡视组10月底进驻证监会以来，3位证监会救市领导中第二位被调查者。

据了解，中央第七巡视组专项巡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动员会10月31日召开。根据安排，中央巡视组将在证监会工作两个月。截至目前，中央巡视组已开展7轮巡视，共巡视118个地方、部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5家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全覆盖。证监会主席肖钢在会上表态，全力支持巡视，主动接受“全面体检”。
两融余额已步入警戒区

截至11月12日，两市融资融券余额达到11632.67亿元，比前一交易日增加134亿元，顺利实现“八连升”。

正当融资炒股持续发酵时，监管层适时出招。上交所、深交所均发布公告称，“对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改，将投资者融资买入证券时的融资保证金最低比例由50%提高至100%。”

随着场内融资短期快速扩张，多家券商已相继调整两融担保折算率和警戒线。业内人士认为，“从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两融余额占到流通市值的比例通常不应超过3%，两融交易量占市场总交易量的比例通常不应超过20%。就目前A股市场而言，两项比例分别在2.7%和14%左右，已步入警戒区，适当调整十分必要。”
上期本刊高关注度报道

11月9日-11月22日

1 后二孩时代

2 人口新政后的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

3 中国新药进化简史

4 青海碱业33亿元资产争议

5 欧元受累反乌托邦政治

6 “卖粮难”倒逼价格改革

7 并购重组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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