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的中国实验田

斯坦福的中国实验田（精选十篇）

斯坦福的中国实验田 篇1

随着汉语言文化在国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近年来,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输送了大量留学生来华研修汉语或接受专业教育, 其中, 巴基斯坦留学生数量增幅最为显著, 同时也给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

1 巴基斯坦留学生汉语元音习得中的突出问题

巴基斯坦留学生在汉语语音学习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受到其母语和英语的多重影响, 课堂教学反馈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笔者通过调查, 对学习汉语半年以上, 听、说授课达216学时的30名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汉语语音特点做统计性描述, 其特点可概括为:元音发音不到位, 趋近其母语或英语中近似音位的倾向性显著;字词的表达过程缺乏声调变化, 第一声和第三声的调形与第二声差异不大, 而第四声调值值域变化范围狭窄。汉语语音的超音段特征即声调必须通过元音加以实现, 汉语元音的习得情况对声调习得构成影响, 因此, 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汉语元音习得情况值得高度关注。

2 针对巴基斯坦留学生汉语元音习得的语音实验方法

为了更好的分析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汉语元音习得, 笔者采用实验语音学研究方法选取语音样本, 运用语音分析软件Praat提取相关共振峰数据, 通过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生成其元音格局的三维图标, 以量化的手段分析其声学特征, 其具体过程如下:

(1) 根据汉语普通话/A/、/o/、//、/i/、/u/、/y/六个一级元音编制字表, 字表中以各一级元音为单韵母, 各元音均有不同声调的4个例字, 共计24个。

(2) 笔者选取十名来自旁遮普省拉合尔市年龄在19至22岁文化程度为高中毕业母语均为旁遮普语的巴基斯坦男性留学生。前期研究表明, 尽管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 但从全国范围看, 近44.15%的巴基斯坦人使用旁遮普语, 其中近70%的旁遮普语使用者以旁遮普语为母语。因此以母语为旁遮普语的巴基斯坦留学生为研究对象, 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应用性也显然优于先前的乌尔都语和汉语语音对比研究。

(3) 在实验采样阶段, 首先将字表制成幻灯片, 要求受试者熟悉字表。采样在语音室内进行, 受试者按幻灯片次序依次朗读字表, 所有样本均采用单声道录音方式存储为wave格式文件。

运用Praat软件可生成声音样本的三维语图并提取共振峰数据。共振峰是区别元音音质的重要量度, 第一共振峰即F1与舌位高低的关系是舌位越高F1越小, 反之F1越大;F2与舌位前后的关系是舌位越靠前F2越大, 反之则F2越小, F3与圆唇程度的关系是, 圆唇程度越高F3越小。

笔者选取各样本中各元音共振峰稳定清晰的音段, 以20ms为单位, 分别提取等距的10个采样点上各元音F1、F2和F3的频率值, 求得10个点的均值, 再求出包含相同元音的四个例字的共振峰数据均值, 形成10份语音样本的元音共振峰均值表。

3 基于实验数据的巴基斯坦留学生汉语元音格局分析

由于语音具有显著的个体性特征, 仅仅以通过均值计算的各样本共振峰数据无法真实反映其声音共性, 因此, 笔者采用了石峰的声音格局理论, 对共振峰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首先将各组F1、F2、F3均值转换为Bark值, 将Bark值数据代入归一化公式可得其V值。将归一化后的数值填入表格, 运用Excel软件可生成具有离散性的三维坐标图。

图1横轴为F2归一化后的数值, 纵轴为F1归一化数值, 图二中横轴为F2归一化数值, 纵轴为F3的归一化数值。由于F3与圆唇程度具有反变关系, 故在实验选取的六个元音中, 圆唇音/o/、/u/、/y/为重点研究对象, 不圆唇音的数值仅为作参考。图一中元音/i/的数值具有很高的聚拢性, 在考察的6个元音中, 舌位最高, 最靠前, 其声学特质与普通话男性发音者的元音/i/具有很高的近似性;元音/A/的发音情况与之相近, 各样本集中呈现了舌位最低, 水平方向处于相对居中的位置, 声学特征接近普通话元音/A/, 图中也存在个别舌位靠后的样本, 其声学特征接近/ɑ/;元音/u/的发音也较为集中, 舌位较高且靠后, 但舌位显著高于普通话的/u/;与前三者相比, 元音/o/的数据集中性并不明显, 半数样本舌位靠后但显著低于普通话的/o/;元音/y/的数据呈现了一定的集中性, 但值域范围偏大, 其主要特征是舌位高但水平方向居中;元音//的数据分布较为分散, 半数样本舌位靠后但比普通话元音//的位置明显偏低, 声学特征近似于元音/藜/。

在图2中, 笔者重点考察圆唇音/o/、/u/、/y/的样本分布情况;其中/o/的数值具有较高的离散性, F3取值随意性较大, 并未反映出半圆唇的特征;元音/u/的数值也呈现出随意性较大的特点, 十份样本中, 仅两份近似于普通话男性发音者/u/的舌位, 四份样本声学特征类似近音/w/, 其余四份体现了较强的鼻化元音特征;元音/y/的数值也缺乏集中性, 四份样本具有高圆唇特征, 其余样本随意性很强。

4 结论

实验中十位母语为旁遮普语的巴基斯坦学生的汉语元音声学特征可作如下描述:元音/i/发音情况最接近标准普通话男性发音者;/A/的发音中存在舌位靠后的倾向;/u/的发音舌位略高于普通话, 圆唇程度具有较大随意性, 因受到母语影响, 偏误形式为元音鼻化现象严重或以近音/w/代替/u/;/y/的发音舌位普遍靠后, 且圆唇程度不足, 往往用复合元音/iu/替代;/o/的发音舌位普遍偏下且圆唇程度随意性较大;//的发音也具有较高的随意性, 偏误形式主要以/藜/代替。

根据实验结论, 建议在对母语为旁遮普语的巴基斯坦留学生开展元音教学的过程中, 应当重视其母语鼻化元音丰富的实际情况, 训练元音/A/、/o/、/u/的发音时, 提醒学生保持气息从口腔流出, 克服鼻腔送气的母语负迁移作用;圆唇音/u/、/y/、/o/的教学应当加强对唇形和双唇紧张程度的示范, 特别是/y/, 因其母语中并不存在相同或近似音位, 故/y/的习得过程要长于其他元音, 讲练次数应当有所侧重。

摘要：本文运用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 针对母语为旁遮普语的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汉语元音习得情况开展语音实验, 提取共振峰数据并作归一化处理从而揭示其元音格局,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学建议。

关键词：语音实验,巴基斯坦,汉语元音习得

参考文献

[1]朱晓农.语音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102-103.

[2]石峰.实验音系学探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82-85.

斯坦福监狱模拟实验 篇2

该实验是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实验把征募来的通过了专门测试的受试者——24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作狱警，一组扮作犯人。本来这个实验计划是十五天，但到了第六天就宣告终止。终止的原因是该实验对扮演囚犯的实验者造成了伤害。内容介绍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9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9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余下6名则作为实验候补。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同意？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象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象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如此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目的：

调查人的虐待心理倾向是先天还是后天 参与者：

24个大学男学生（无入监经历，不吸毒，身体以及心理健康）作为酬劳一天15美元。地点：

调查人员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 过程：

参与者由警察逮捕，并押至试验地点。以抽签的形式将参与者分成两批，12个人为囚犯，12个人为狱警。囚犯将先脱掉衣服洒上除虱药粉，穿上类似于女人的连衣裙一样的白色袍，不能穿底裤，头戴丝袜，为每个人编号来代替名字，并且在右脚脚踝出有铰链。狱警则穿制服，有警棒，带不反光的墨镜（Cool Hand Luke)来防止目光接触。由于没有钟表也没有窗户，所以囚犯们并不知道时间。狱警可随自己喜好进行惩罚。研究小组在当地报纸上征集志愿者参与监狱生活的研究，为期两周，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相当于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应征者被招到斯坦福大学面试，接受一系列心理测试。这70个人都是美国的大学生。其中24名被认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选中。从24人中间随机抽出一半，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一半饰演囚犯。志愿者们都说他们更愿意饰演囚犯，部分是因为他们无法想像自己毕业后会去做看守，但他们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并以为可以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志愿者们还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饰演囚犯，他们可能会被剥夺公民权利，并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医学护理。那些将饰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个周日等在家里。在那一天，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他们被真的警察“逮捕”了，随后被带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照着做了。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关禁闭。最后局面完全失控。在第六天，当津巴多的同事克里斯丁（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受邀来到实验场所进行观察。克里斯丁对于这项实验的道德进行了质疑。津巴多停止了实验。研究过程

1971年，8月14日，周日。美国加利福尼亚。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夏日清晨的宁静，警车在大学生汤米·怀特洛的家门口戛然而止。睡眼惺忪的汤米从床上被拉起来，警察向他宣读了逮捕令，他陷入了一桩罪行严重的案件。面无表情的警官向汤米口述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经过搜身，汤米的双手被扣上了手铐，警车呼啸而去。一小时后，经过登记和留印指纹，汤米被蒙上眼睛，押送到斯坦福县监狱。在监狱里，他被脱光衣服，喷洒了消毒剂，穿上印有表示身份号码的囚服，汤米失去了自己的姓氏,变成了647号囚犯。另外8名大学生也这样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同一所监狱。所有这一切都是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划并导演的。菲利普·津巴多出生于美国纽约，是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现任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曾获普通心理学终生成就奖。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在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是每天15美元，期限为两周。”结果共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 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补。汤米和其他8名大学生就成了“罪犯”，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一切准备就绪，“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SPE)”开始。8月14日

星期天。身穿笔挺帅气的卡其制服，胸前挂着口哨，戴着深色Ray—Ben(雷朋)太阳镜，腰里别着警棍和手铐，9名看守的装扮绝对可以乱真。不过这些“看守”没有受过任何专门的职业训练，对如何做监狱看守员，他们只是从电视、报刊杂志上见过。在前一天，津巴多教授以管理者的身份对9名看守们做出如下要求：所作所为尽可能贴近真实，但不能使用暴力维持监狱秩序。具体负责实验者也进行了交代，看守的职责就是“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但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例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不要侵犯人权之类)当回事。周日上午，看守们兴奋而紧张地期待着“囚犯”的到来。当这些穿着白色囚服的犯人站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已经丧失了真实姓名，不叫汤米、保尔或是约翰，而是“647”、“981”或“5705”，9名囚犯均戴有脚镣，为的是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这个方法奏效了。8月15日

星期一。刚刚过了第一天，看守便实施了第一次惩罚：如果有谁忘记指示或床铺整理得不合格，就要做10个、20个或是30个俯卧撑。监狱里立刻弥漫出紧张气氛。整个上午，囚犯们都把自己关在牢房中，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体罚。面对反抗，看守们毫不让步，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这一切超出了囚犯的承受极限，“8412”号囚犯大叫“我受不了！”开始失声痛哭。不过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到底是真戏假作，还是确实真的精神崩溃？甚至连津巴博士多也没了主意。最终，实验组只好决定让这名“囚犯”退出实验 8月16日

星期二。实验监狱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犯人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包括替换“8412”号新来的囚犯。整个监狱简直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这是必然的，为了惩罚反叛者，看守不允许他们上厕所。与此同时，试验者又放风来，说被放出的“8412”号囚犯将尝试帮助狱友越狱，从而使看守们草木皆兵，监狱中的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有3名囚犯开始出现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的应激症状，当1名囚犯听到假释委员会拒绝他的假释请求时，竟然全身起了皮疹。8月17日

星期三。监狱里虽没有正面冲突，但紧张气氛依旧。看守们的惩罚措施越来越别出心裁。他们开始强迫犯人玩跳山羊，这对于只穿囚服而没有穿内衣的犯人来说不啻一种侮辱。此外，他们还有的强迫犯人背着两名狱友做俯卧撑，这时一名犯人出现了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状。津巴多教授发现后，没有任何迟疑便将其释放，并马上找人替代了他。三天内已经有五人退出!8月18日

星期四。实验继续，看守看似更加无所顾忌，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津巴多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当他的女友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来实验现场，眼前的景象让她错愕不已。她愤慨地对津巴多说：“你在折磨这些男孩子，这简直太可怕了！”

津巴多听到后，信心也有些动摇了，但仍想将实验进行下去。直到他发现看守们有玩出新的花样，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这大大超出了津巴多容忍的极限，监控屏幕前的他被这一幕惊呆了，侮辱和暴力已经达到无可复加！他下决心结束这一切，第二天一早，他便宣布实验结束，比预期提前了9天!结论：

后天原因，由于监狱的特殊环境使得狱警的行为更加暴力，到后期有些严重的甚至以惩罚犯人为乐。由于社会的多方干扰，该实验不得不被迫提前结束。事实上只进行了6天。作为囚犯的参与者称之为可怕的梦魇。也对他们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伤害。这个实验也导致了关于监狱虐待一条新法律的诞生。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变得没有共同之处了。”尤其显著的是，囚犯们怀疑分组并不是随机的，他们认为看守的个子比他们高。(其实两组人的平均身高是一样的。)津巴多试图用他的实验解释很多问题，包括飞行事故、人在面对恶行时的无动于衷、护士对病人的不当处置以及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的行为。由于对自己角色的认识，护士会过度服从医生的安排，哪怕明知医生开出的剂量远远大于规定的剂量；有四分之一的飞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于副机长过于服从机长的错误判断。

津巴多虽然强调人们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作恶，但他乐观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们同样能够顶住压力，英勇地违抗“路西法效应”。先是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是拒绝为了所谓的人身安全而牺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够反对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举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麦卡锡主义、种族隔离、反对越战的人。

有一个问题是，当津巴多说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虐囚的士兵是为了获取反恐所需的情报，恐怖分子是为了民族解放，在他们的同仁眼里他们也是道德英雄。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善和恶之间的冲突，已经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

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9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犯罪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警察。到底什么原因呢？津巴多教授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验开始时，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验指导者就指定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看守警察与囚犯。“坏人”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渣、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 他们的名字不仅被剥夺，由数字取而代之，而且对待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相反，“好人”则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其中一个看守如此说道。尽管参与实验的大学生们都没有参观过真实的监狱，也从未因犯罪入狱有过牢狱体验，但仅在短短的6天之中，他们便学会了某些东西，知道了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作为权势者和管教者的看守，通过管理囚犯的职责，取得了限制囚犯的自由，掌握了处置囚犯举止行为的特殊意志，使囚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他们发现，通过强制原则，会高度、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担任角色的任务，包括公开地惩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例如，在实验中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作为无权势者的囚犯面对权势者所建立的监狱与狱规（可以延伸至类似监狱情境的社会结构），囚犯们只能“回应”——这种“回应”只能遭致两种选择：反抗或是顺从。前者，带来的是惩罚；后者导致的是自主性和尊严的丧失。就在试验的第三天，“罪犯”们竟然开始相信“看守”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

斯坦福的中国实验田 篇3

他们是社会心理学史上最具争议研究的对象——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志愿参与者。

这项研究的对象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体和精神健康病史，以及社会行为等方面事先都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均显示“正常”；实验中，他们通过扔硬币被随机分为囚犯和看守。根据实验进展，研究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在几乎没有得到指令的情况下，看守们便开始对囚犯进行肉体和心理上的虐待。囚犯变得逆来顺受，丧失自我感，没有只言片语的反抗。实验中出现的行为如此极端，导致本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在仅仅六天之后便被终止。

这是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场景。这部新上映的电影源于这项极其著名却又广受误解的研究，是一部剧情片，而非纪录片。由参演过《几近成名》（Almost Famous）的比利·克鲁德普（Billy Crudup）担纲，饰演首席研究员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2015年7月17日上映。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怎样进行的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不到十年之前，米尔格拉姆服从性研究表明，一经权威人士鼓舞，普通人就可能乐于以他们认为痛苦或者可能致命的电流电击同伴。在很多人看来，斯坦福实驗强调了这些发现，显示如果赋予了过多的权力，普通人能够多么轻而易举地变成残忍的压迫者。时值四十五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回顾这项研究，来说明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看守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滥觞的警察暴力何以会出现。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常被引用，以此证明我们体内隐含的原始暴力冲动；据说这项实验表明，只要稍许推动，我们便都会变成暴君。

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正教训并没有那么清楚鲜明。从实验伊始，种种歧义便令研究扑朔迷离。即使如其所示，普通人隐藏着丑陋的内在，这项研究还是证明了环境能够塑造我们的行为。这项研究，究竟指明人性的不可信赖，抑或是认为问题全怪糟糕的系统？仅仅针对监狱这个具体范畴，还是能够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斯坦福监狱实验到底真正揭示了什么？

这项实验的吸引力与其简洁的设置不无关系：囚犯、看守、假监狱，再加一些基本规则。然而，现实中，斯坦福县监狱是一个被严重操控的环境，看守和囚犯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注定，取决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为了理解该实验的内涵，你必须看到：这个实验并非建立在一片空白之上；最初，实验目的就是体验在残酷监狱中的工作和生活。

甫一开始，看守的优势便被津巴多确立。研究结束不久后，首席研究员津巴多向斯坦福同事描述了囚犯抵达监狱的程序：被扒光，搜查，除虱，随后发一套印有号码的长袍做统一囚服——津巴多管这叫做“连衣裙”，脚踝上拷着沉重的螺栓枷锁，蹬着松松垮垮的橡胶拖鞋，再戴一顶女士尼龙袜制成的帽子。“真正的男囚犯不穿连衣裙，”津巴多解释，“但我们了解到，真正的男囚犯的确会感到屈辱，雄风不再。我们想，通过让男囚犯不穿内衣钻进连衣裙，就可以快速地产生类似效果。”看守则身着卡其色制服，装备口哨、警棍，以及光可照人的太阳镜，灵感源于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中的监狱看守。

通常，看守维护监狱运行时不会时时刻刻收到具体指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看守能够完全自主：津巴多自己就参与实验，扮演监狱主管（狱中的“典狱长”也是一位研究者。）。在参与实验之前，囚犯和看守都了解不得使用身体暴力，而囚犯和看守之间的冲突时不时失去控制，违反了他们参与实验前就知晓的禁令。当“主管”和“典狱长”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时，向看守发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一切都好，尽管继续。参与者知道有人盯着这一切，毫无反馈则被解读为默许。这种被人观看的感觉或许鼓励了他们的表演欲。一名叫戴夫·埃谢尔曼（Dave Eshelman）的研究对象回忆自己如何“有意识地创造出”看守的人格。“我在高中和大学参加过各种戏剧排练。我非常熟悉这样的事：登台之前，换上另一副人格，” 埃谢尔曼说道。事实上，他补充道，“其实，我算是在那开展了自己的实验，这么说吧，我想看看在他们喊‘住手’之前，我能把这套推进到哪里？而这些人又能承受何等的虐待？”

此外，还有一些微妙因素影响了这个实验。一般认为，研究对象都是普通人，他们也的确被一系列测试判定为身心健康、 “普通平常”。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自我筛选的群体，他们被报纸广告吸引而来，而广告寻找的是愿意参与“一项针对监狱生活的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托马斯·卡纳汉（Thomas Carnahan）和山姆·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探究是否广告措辞本身造就了差别。他们先重登原始广告，再另行发布一条删去了“监狱生活”这个词的广告。结果发现，两个广告征召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数。那些认为自己是来参加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独裁主义、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度，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指标上明显高出一筹，而在共情能力和利他行为方面则得分较低。

而且，即使在那个自我筛选的样本中，个人行为模式也大有不同。这项研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群体身份作出的反应，放弃个人身份，成为顺从的“囚犯”或暴虐的“看守”。然而，事实上，参与者能够对监狱环境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某些看守变得格外残忍，有些则保留了仁慈。很多本该顺服的囚犯进行了反抗。一名叫做理查德·雅可（Richard Yacco）的囚犯，回忆曾经“拒不服从一名看守的命令，宁愿关禁闭。作为囚犯，我们达成共识——大家意识到可以团结起来，消极抵抗，制造事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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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如何远离了真相

从这些细节中浮出的实验不再像张清晰的照片，更接近模糊的水彩。某些看守和囚犯行事令人吃惊，也是因为其所处环境“鼓励”，甚至是“要求”这种行为而使然。津巴多自己始终坚持公开监狱实验的细节和性质：他彻底解释过最初的研究设置。在一份仅仅描述实验大体框架的早期评论中，他指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看守变得暴虐，滥用权力”（那也就是一共四个人）。那么，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传说——就像心理学实验的《蝇王》——究竟是怎样变得与真相分道扬镳，相去甚远？

部分应当归咎于津巴多早期对实验的评述。1971年10月，研究刚完成不久，实验方法和结果的严谨分析尚未发表，津巴多被要求在国会对监狱改革作证。他的证言颇具戏剧性，尽管他清楚地阐释了实验如何运行，却也让听众容易忽视真实的实验环境是何等高压。他描述研究是“试图理解成为囚犯或者监狱看守会导致何种心理”。然而，他还强调，参与研究的学生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他并未向看守下达任何具体指令，看守自主制定“自己的规则，以维护法律、秩序，以及尊严。”在解释结论时他说，大多数参与者发现，“很难清楚地区分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为期六天的研究显示：“这项囚禁体验，让人将短暂的一生所学确实弃之如敝屣；人性价值被摒弃，自我认知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底层、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在描述另一项相关研究对监狱生活的启迪时，他评论道，“单单只是向人们分配标签，管有些人叫囚犯，另一些人叫看守，就足以引发病态的行为。”

后来，津巴多将实验录像带交给NBC电视台，NBC在1971年11月26日为此做了一个专题节目，随后1973年4月号的《时代杂志》也发表了相关文章。这些报道以各种方式重申，环境相对轻微的改变，就能将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一群人变成残暴的野兽或者丧失自我的奴隶。

当津巴多在1973年的一期《国际犯罪学与刑侦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上发表关于此研究的正式论文时，对于此事件的观点已经成形固化，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1975年一篇批评该实验方法的评论文章发表时，人们对之充耳不闻。

四十年后，津巴多依然没有回避公众关注。他担任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电影的顾问，在电影中完全照搬原始实验细节，直接从实验记录出发撰写剧本，仅做出了极少的戏剧性改编。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部电影都是对这项研究的批判：克鲁德普饰演的津巴多是一名狂热的研究者，跨越了合适的界限，试图在他观察的学生中制造出非常具体的实验结果。电影制作者甚至强调了该实验设计有多么不可靠，并安插角色来指出津巴多并非一个公正的观察者。

电影突出了一场真实对话：一位心理学家问津巴多，是否有一个“独立变量”。实验结束不久，向斯坦福同僚描述这项研究时，津巴多想起那次谈话，“令我惊讶的是，我当时真的对他火冒三丈”，他回忆道，“我下属的安全、监狱的稳定性岌岌可危，我却不得不和这些多愁善感、软弱无能、整天考虑平等、学术这样的笨蛋虚与委蛇，关心什么独立变量这样荒谬的东西。他问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康复计划，这个蠢蛋！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这个实验中走得太远。”

泛泛地说，这部电影重申了约翰·马克（John Mark）的观点，这名当年的看守回忆时说道，津巴多对于实验中事件的诠释，过于先入为主，受自己预期的影响：“他希望能够证明，大学生，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仅仅因为被分配了角色，被赋予了权力，就会自相残杀。根据我的经验，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这个看法真的过头了。”

另一项实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天生残暴

如果斯坦福监狱实验模拟出一个更加文明的环境，囚犯和看守能否展现出不同的行为？2001年12月，斯蒂芬·莱谢尔（Stephen Reicher）和亚历山大·哈斯莱姆（Alexander Haslam）这两位心理学家试图有所斩获。他们与BBC的纪录片部门一起合作，部分复原了津巴多的实验环境，进行为期八天的研究。

看守依然身着制服，有权稍加赏罚；囚犯安置在三人牢房中，与斯坦福县监狱的陈设几乎别无二致。主要区别在于，这家监狱没有预设的期望。在囚犯抵达前，看守们便被要求制定规则，他们仅仅被告知要让监狱平稳运行。（这就是所谓的BBC监狱研究，它与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其他几方面也有所不同，包括囚犯着装；而且，囚犯被告知，如果他们表现好，能够成为看守。可到第三天，这个承诺取消了，角色被固定下来） 。

BBC研究的最初幾天，看守们显然并没有凝聚成一个集体。“几名看守对自己的权威本身及行使都持谨慎态度。”研究者写道。另外，囚犯则产生了集体认同。与斯坦福研究不同，心理学家要求所有参与者每天完成一份调查，衡量他自觉对他所在团体的归属程度；调查表明，随着看守们进一步分裂，囚犯们团结得越发紧密。第四天，三名室友决定碰碰运气。午餐时，一个人扔掉餐盘，要吃更好的食品，另一个要求吸烟，第三个希望医治脚上的水疱。看守们一团乱麻；有个看守甚至递给吸烟者一根烟。莱谢尔和哈斯莱姆写道，囚犯们返回牢房后，“高兴的手舞足蹈。”很快，更多囚犯开始挑战看守。点名时他们公然违纪，抱怨食品，顶嘴。第六天结束时，三名不服从的狱友爆发，占据看守的房间。“这时，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看守的统治难以为继，已然完蛋。”

综合来看，这两项研究并不能说明我们全都具有先天的禀赋，随时变成残忍的暴君或者可怜的受害者。相反，研究表明，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预期一致。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按照自己预期中“应当行事的方式”行事——尤其当这种预期源于自上而下的灌输时。在斯坦福实验的设置中，似乎应当奉行符合偏见的硬派看守风格，我们就努力适应角色。而BBC的研究者们告诉我们，不应该对社会流动性放弃希望，我们便据此行事。

这种理解似乎削弱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力量。然而，这却令研究的意义更加尖锐鲜明。就在六月初，传来了哈里发·布劳德（Kalief Browder）自杀的悲惨消息。布劳德十六岁在布朗克斯（Bronx）被捕，被控偷窃一只背包；被捕后，他被囚禁在雷克岛（Rikers）足足三年而没有得到审判（最终，他的案件被驳回）。在雷克岛关押期间，布劳德成为囚犯和看守双方都施暴的对象，其中有些行为被录影捕捉下来。

或许有人认为，监狱境况本就如此，因为人性本恶。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表明，极端行为源于极端制度。监狱并非白板一块。从事监管工作的看守也的确经历了自我筛选，就像津巴多的学生们自我筛选加入了监狱生活研究。正如津巴多的人马，从一开始，他们便被各种预期狂轰滥炸，预先设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构成了他们的成见。斯坦福研究的真正教训，并不是说随便哪个人都能够变成虐待狂和暴君，而是说特定的制度和环境导致了这种行为——而且，或许能够改变那些行为。

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的历史考察 篇4

中巴建交的时代背景

1950年1月5日, 巴基斯坦驻苏联大使喀莱西照会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并电告外交部长周恩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相信巴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将在互利的范围内趋向密切。”[1]1291月29日喀莱西再次托王稼祥转交致中国政府的照会, 其中称巴基斯坦政府希望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与主权的基础上, 尽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并声明巴基斯坦政府已于1月24日宣布:“已撤销对现以台湾为基地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之承认。”[1]1292月4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回复喀莱西大使, 表示中国愿意与巴基斯坦建立外交关系, 并同意达朱丁作为巴基斯坦政府特派员前来北京, 就中巴两国建交的初步程序问题进行谈判[2]23。

从以上看来, 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将会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随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巴建交之事又被延误了一段时间。朝鲜战争爆发后, 巴基斯坦由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参加了“联合国军”, 这使得中国对巴基斯坦抱有怀疑态度。另外, 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影响, 中共领导人把巴基斯坦看做英美帝国主义的“傀儡”, 同时认为该国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外交部一份关于巴基斯坦概况的文件中指出, “该国 (巴基斯坦) 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仍在英国的掌握之中……巴民族资产阶级相当弱小, 统治阶级多属于封建地主分子, 对人民运动镇压极为残酷。近年来美帝国主义势力已日益侵入巴基斯坦”[3]。由于以上原因, 中巴建交被延误了近一年的时间, 但是其间中巴两方都没有停止发展关系的脚步。1950年印度等一些国家无理责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但是巴基斯坦政府对此持谨慎态度, 并宣布拒绝参加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 巴基斯坦也积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回联合国, 获得应有的合法席位。1950年9月25日, 巴基斯坦外长在联合国的发言中说:“中国不是申请加入联合国, 它本来就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而且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不管国民党政府愿意与否, 它都必须承认自己已不能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4]6就中国方面来讲, 虽然建国初期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但是也注重和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正如当时周恩来所说, “我们要依靠进步, 争取中间, 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 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 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5]49。

中巴建交具体过程

1951年1月3日, 巴基斯坦向中国表达了建交的愿望。当时, 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代办提交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一件备忘录, 声言该国政府已任命阿默德·阿里为驻北京临时代办, 并训令其早日赴任接洽有关与我国建交事宜。中国迅速回复了巴基斯坦, 同意巴方的任命, 愿意与巴方代表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磋商[6]。3月份, 阿里作为巴基斯坦代表经印度来到北京。4月25日, 阿里礼节性地拜会了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对于阿里的到来和其肩负的建交使命, 中国方面作出了以下准备。第一, 外交部鉴于巴基斯坦“ (1) 与我国传统关系和美英帝国主义不同; (2) 该国业已与国民党匪帮断绝关系; (3) 我方在巴基斯坦并无太多财产; (4) 该国为亚洲国家; (5) 该国为第一个将与我国建交之回教国家”[7]的情况, 决定由章汉夫代表周恩来部长接见阿里。第二, 关于同阿里建交谈判问题, 外交部制定了两个方案。阿里来到中国带着巴基斯坦政府的介绍书, 该介绍书中指明了阿里此行是为了建立巴基斯坦驻中国的大使馆, 中方接受了该介绍书就意味着同意了与巴政府建交, 但是介绍书中没有涉及谈判建交的问题。对此外交部提出了两个建交方案: (1) 在章汉夫副部长接见阿里时向其指出“巴基斯坦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原商定需经历谈判过程, 而该介绍书上并未提及有关谈判建交之初步程序……再提出介绍书中是否为巴基斯坦政府之肯定意见, 待其答复后即视为建交谈判结束”[7]。 (2) 如果两国建交需要谈判, 则由外交部交际处向阿里说明:仍需按照原商定程序进行谈判, 该介绍书可待谈判结束后再行送交[7]。

由于中巴建交之事已经基本确定了, 而且两国之间也没有重大的利害冲突需要协调, 因此最后决定实行第一个建交方案, 即接受阿里带来的介绍书作为建交谈判成功结束的标志。4月3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阿默德·阿里对建交事宜交换了意见, 章汉夫接受了阿里的介绍书, 并提议两国互派大使。双方商定两国与1951年5月2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两国分别在北京和卡拉奇建立大使馆。

在中巴建交中有件事情值得在此提一下, 那就是当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所递交的国书究竟是给英王, 还是给巴基斯坦总督。由于巴基斯坦与我国建交时还是英联邦自治领的成员, 因此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是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名义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毛泽东在接受巴基斯坦大使的国书时还开玩笑地问道, 巴基斯坦大使是否要由英国王室任命。当外交部人员向巴基斯坦代办阿里询问时, 阿里表示“按一向惯例, 中国驻巴大使国书应由主席致英皇”[8]。但是随后他又称, 现在情况或有变化, 他准备打电报回去问问。外交部亚洲司建议:我们国书只由主席致与巴基斯坦总督纳齐穆丁即可, 不必致于英皇[8]。但是根据身在巴基斯坦的临时代办郑为之来电指出:巴基斯坦为大英联邦自治领之一。英皇为巴基斯坦兼任元首, 国书应致给英皇, 而且经证实, 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致巴基斯坦的国书也是这样做的[8]。最终决定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国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致书于大不列颠爱尔兰暨英国海外诸自治领国王乔治六世陛下”[8]。但是, 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呈交国书后的颂词是对巴基斯坦总督的, 而不是英皇[9]31。这样做既照顾了巴基斯坦的特殊国情, 又显示了我国与巴建交的真诚之心。

创设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早在1951年初, 巴基斯坦方面表达了建交的愿望后, 中方就开始进行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创建工作了。中共中央决定由韩念龙担任首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1935年参加革命, 曾任新四军和解放军纵队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军政治委员, 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等职。由于他长期从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 政治上可靠, 有丰富的人际交往经验, 于1949年12月调入外交部工作。当时韩念龙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团长一职, 身在朝鲜。中央军委于1951年2月28日电令韩念龙即日回国, 准备去巴基斯坦担任大使的工作[9]6。5月18日, 外交部正式电告巴基斯坦方面和中国驻各国大 (公) 使馆, 韩念龙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6]。

在韩念龙赴任巴基斯坦之前, 外交部任命郑为之为临时代办, 为建立驻巴大使馆做前期工作。郑为之于6月27日到达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创设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 由于西方势力对于中巴建交持有敌视态度, 因此对中巴建交之事处处刁难。郑为之等先遣工作人员经香港出境时, 英国殖民当局派了数名便衣跟踪、监视我方人员。而且英国方面佯装没有得到中方人员出境的通知, 故意留难[9]3。因此我方人员在香港颇费了一些周折才得以过境。其次, 由于对巴基斯坦的情况不了解, 初到此地的中方人员遇到很多麻烦。比如郑为之等人到达巴基斯坦时, 正值当地的伊斯兰宗教节日, 政府机关经常放假或者停止办公, 外长也出去度假了。来到巴基斯坦十几天的时间里, 巴方一直没有安排中方人员与巴基斯坦外长会面, 也没有排定向巴方递交中方的介绍信并开展相关工作的时间[9]4。但是中方人员排除各种困难, 在短期内完成了创建大使馆的工作, 为韩念龙大使到任做好了准备。9月3日, 韩念龙大使及随行人员抵达卡拉奇。巴基斯坦政府代表, 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驻巴基斯坦公使, 以及华侨代表和巴方各界代表来到机场迎接。韩大使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讲话中他说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与巴基斯坦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在中巴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上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对亚洲与世界和平亦必大有裨益。”[10]9月10日, 韩念龙大使向巴基斯坦总督纳齐穆丁递呈国书。11月12日,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默罕默德·罗查向毛泽东主席递呈国书。从此, 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巴建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巴建交后的三四年内, 两国关系并没有取得进一步发展, 而进入了一个冷淡时期。主要表现在, 双方缺乏高层领导互访和政治方面的联系, 仅仅在经贸关系上有所接触。这主要是由于, 一方面两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 建国初期我国又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注重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 巴基斯坦由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 使得其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跟着美国和西方集团的调子走。如1954年巴基斯坦加入西方军事同盟, 同年又加入了旨在包围、遏制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台湾问题上, 巴基斯坦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1955年, 巴基斯坦总理曾宣称, 如果国民党政府把自己定义为台湾政府的话, 或许巴基斯坦会承认它[11]66。

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南亚战略 篇5

针对李克强这次南亚之旅，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指出，李克强访巴是为中国南亚战略奠定基础。他认为，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在过去领导人的思想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对整个南亚的一个大战略。要想深入把握中国对南亚的战略，我们必须把南亚大国尤其是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放到一个全球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放到中美全球博弈的高度来进行考察。

从美国20世纪中后期的全球战略来看，苏联解体以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出现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个国家。中亚五国所独有的北隔俄国、东临中国的地理位置以及仅次于中东的油气资源，很快便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在其制定的新的中亚战略中，把该地区列入应特别关注的“战略利益地区”，努力使之成为21世纪美国可以控制的新的能源基地。1997年底，美国又开始把外交的重心转向南亚，这标志着美国对南亚外交出现了新的变化。

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在中东及中亚石油国四周及石油运输线两侧的国家越小越好，因为这便于他们控制；离此之外的国家越大越好，因为这可使他们在巨石般相互磨擦、挤压、掣肘中无力旁顾。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大国，地缘优势都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重心，如利剑南插印度洋，逼视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巴基斯坦是中亚国家进入阿拉伯海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波斯湾的“侧门”。因此，印巴两国便与大国利益特别是与大国的石油利益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在世界性大国的全球战略中成了必争之地。

在完成了旨在从东西两翼遏制俄国和中国的部署之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中亚和南亚的外交攻势，其目的首先是确保美国对这一地区石油的绝对控制。美国看到，20世纪末发生的对21世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莫过于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其对中东中亚能源需求的翻倍增长。这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识到抢先取得中东中亚石油控制权对它们，特别是对于已完成北约东扩和达成日美军事合作的美国，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意义。

要控制中东中亚，首先必须控制南亚。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和中亚的重要门户。控制了南亚的印度就掐住了亚太各国石油进口的咽喉，控制了巴基斯坦就卡住了中亚石油进入波斯湾的出口。目前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中亚与其他国家角逐的同时，美国政府则开始在南亚展开其外交攻势，扩大其影响力，为中亚石油的输出提前做好准备。这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

美国外交开始向南亚倾斜，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遏制俄国南下印度洋和堵截中国经济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的战略意图。

俯瞰世界地图，我们不难发现，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有着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优势。我国广袤的的版图不仅位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在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有利于我国进行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资金技术，促进贸易拓展；西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这有利于我国获取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石油资源。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是较为独特的。如果再考虑到“亚洲太平洋时代”到来这一难得的“天时”和中国人民为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共识，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已有了极好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

因此，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线路，对我国有着极为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条线路可以使中国避免类似历史上日美为控制自波斯湾至远东的石油运输线而发生的冲突，从而使中国以更为超脱的地位来处理目前大量存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双边或多边矛盾。

2013年1月30日，巴基斯坦政府同意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瓜达尔港的营运控制权移交给中国公司。消息人士称，这一举措对中国铺设从中东输往中国西部的石油管道具有重大意义。针对此事件，《印度快报》称，中国看起来已经准备就绪要接手巴基斯坦西南部的战略控制权。这一事件无疑是中国南亚战略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中国的石油资源进口对马六甲海峡过度依赖的局面。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南亚的地区安全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自印巴分治以来，印度的目标就是当南亚次大陆不容置疑的霸主，而巴基斯坦一直都是印度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面对印度这样一个宿敌，巴基斯坦本来就处于绝对劣势，多年来沉重的军事战略压力使这个国家不堪重负，经济建设多年来没有大的起色，国家实力与印度的差距越拉越大。不仅如此，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又给它增添了新的麻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全力压制巴基斯坦政府进行“反恐”，其目的是要么把巴基斯坦政府改造成美国的代理政权，要么就搞垮它。无论巴基斯坦崩溃还是被美国所掌控，不管出现上述哪一种情况，对中国而言都将是一场地缘安全战略上的灾难，将给中国的南亚战略布局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因此，在中国的南亚战略上，发挥中国在经济及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加强与印度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联系，使他们更加自立强大，足以抵御印度软硬兼施的各种压迫手段，在这些国家中尤其重要的就是巴基斯坦。维护巴基斯坦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成为中国南亚战略坚定不移的重大目标，支持巴基斯坦取得与印度战略力量大体平衡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在这方面的努力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特别是应该修筑中巴之间大运载量的公路铁路，保证两国之间的战略联系，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冲突。

斯坦福的中国实验田 篇6

关键词：中国荷斯坦奶牛,繁育,效果

格尔木是青海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 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地理和交通优势, 是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的前沿阵地。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一批资源开发型重点工业项目相继建成投产, 为推进格尔木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城市人口逐年增加, 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膳食结构的改善和消费观念的转变, 特别是国家教育部“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实施, 对奶制品的多样化、优质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给格尔木市奶牛养殖业和乳制品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广阔的空间。但受自然环境制约, 格尔木市奶牛养殖业基础设施薄弱, 产业化发展缓慢, 严重制约着奶牛业的进一步发展。格尔木中国荷斯坦奶牛繁育推广不仅能改善品种质量, 提高生产性能, 以良种化发展带动群众养殖奶牛的积极性, 增强发展后劲, 还能有效解决市民对奶产品供需矛盾, 改善人民的膳食结构, 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 促进农牧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同时还将有利于格尔木市畜牧经济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化, 由自给半自给向商品型转变, 能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饲草资源, 大力发展舍饲规模养殖, 推动格尔木奶牛业的发展。

1 基本情况

格尔木地区良种奶牛繁育推广是在柴达木黄牛改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先后引进安格斯、西门塔尔等品种, 2002年起停止引进其它品种, 引进中国荷斯坦奶牛发展奶牛业。经过不断杂交, 目前, 全市荷斯坦奶牛杂交后代2 940头, 生产性能逐步提升, 形成了以市区和城乡结合部为中心的奶牛养殖区, 成为养殖户增收致富的新途径和主要渠道。

2 方 法

(1) 冻精引进。

从青海省农牧厅冷冻站常年引进中国荷斯坦奶牛冻精。

(2) 冷配。

通过养殖户电话联系的方式, 及时上门服务, 对奶牛做出发情鉴定, 发情状况良好的则进行准确授配。授配结束后对授配情况进行登记记录, 并及时回访, 确定受胎情况, 如未受胎再次进行授配。对年度授配奶牛全面登记记录在案, 在年终计算总授配量、总授胎率。

(3) 产犊育幼。

对犊牛和产后母牛及时给予合理的护理和饲料营养供给, 保证生产母牛恢复体况和犊牛健康成长。

(4) 对如下几个关键指标进行测定:

产犊及产犊率, 成活数及成活率, 初生重、1月龄重、周岁重, 生产母牛产奶量测定。

(5) 疫病防治。

对奶牛结核病、布鲁氏杆菌病、口蹄疫等疫病进行防治, 对乳房炎、难产等普通常发病给予及时的治疗。

(6) 饲养管理。

对围产期等不同时期奶牛供给不同的饲料, 保证正常生长发育和产奶。

3 开展情况和技术效果

3.1 冷配产犊情况 (见表1)

3.2 犊牛体重测定 (见表2)

3.3 生产母牛产奶测定 (见表3和图1)

4 效果评价分析

(1) 该项推广工作在技术方面领先于周边其他地区, 比如授配率高出其他地区10%～15%, 产犊率、成活率及其他指标亦高出其他地区同类技术。但一些重要技术指标仍然与中国荷斯坦奶牛标准有一定差距, 如犊牛初生重、产奶量, 主要是因为引进的中国荷斯坦奶牛与柴达木黄牛杂交的后代与品种牛之间存在差距造成。但荷斯坦奶牛后代的初生重、周岁重等指标明显高于黄牛及其它品种, 说明在格尔木地区推广中国荷斯坦奶牛不仅是正确的, 而且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 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2) 格尔木地区荷斯坦奶牛产奶量较中国荷斯坦奶牛产奶标准还有一定差距, 主要是因为格尔木地区荷斯坦奶牛繁育起步晚, 繁育效果仍然较低造成。通过比较发现在1～4胎内产奶量随胎次增加有正向增加趋势, 4胎以后产奶量逐渐下降。因此5胎以后奶牛尤其是低产奶牛应作淘汰处理为佳。

(3) 格尔木奶牛业规模小、良种化程度低。格尔木市有杂种牛数量近2 940头, 但优良的荷斯坦牛很少, 不到10%。小规模、低产出的生产水平与市场高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影响着格尔木市奶牛业的发展。

5 小 结

斯坦福的中国实验田 篇7

我们公司是非常幸运的。我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富裕的父亲,也没有很有权势的叔伯们,根本不敢想能够有成功的机会。我1999年来到硅谷寻找资金,跟很多风投、资本家接洽,也去了Menlo Park一带开会,但是没人有兴趣投资阿里巴巴,我被一一回拒。回到了中国,一点资本都没拿到。但是,我充满了信心。我看到了美国梦:我看到硅谷的快速成长,我看到许多公司的停车场不管是白天或黑夜,周一到周日,都停满了车。我相信那种快速的成长也会发生在中国。接着我创立了阿里巴巴,12年过去了,到今天为止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在那之前,没有人相信B2B能够在中国发展。当时美国B2B有名的公司包括Ariba.com,Broadvision和Commerce One,这些公司主要的客户都是大公司的买家们。没有人觉得中国近期内会有大公司的出现,而大公司也不会有电子商务的需求,因为所有大公司都是归于政府,他们只需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就可以。但我的信念是,我们必须要专注于小型公司,因为未来是私营企业的天下,所以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小型企业。

还有,美国大公司的B2B非常专注于买家,美国的买家们需要许多建议来帮忙节省成本开销和时间。但是,我相信中小企业们不需要这方面的帮忙,他们比我们还厉害,懂得还多。我们应该专注于帮他们赚钱,把产品外销出去。当时我们也遇到很多挑战,但是12年过去了,今天全球有58万的小型企业都在使用阿里巴巴来做生意。我们的生意模式跟腾讯或百度相比,可能并不十分吸引人,我们也并不靠网络游戏赚钱。但是,我们晚上可以睡得安稳,因为我们知道赚的钱并不是从网络游戏上来的。我们的收入是靠帮助小企业们成长来的,这点令我感到十分骄傲。直到今天,我都没有为阿里巴巴赚了多少钱而骄傲过,我为我们影响和帮助了其他人,尤其是小企业主而骄傲!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没有人可以帮助超过5000万的中小企业。但是今天,我们正在努力这么做。人们会跟我说:“马云,如果你能把阿里巴巴搞好,那相当于你将好几吨羊运到了喜马拉雅山顶上。”我说:“是的,我们还会把他们运下来。”而且我们做到了。第二个公司是淘宝。大家都跟我说:“天哪,你是在跟e Bay竞争啊!”我说:“为什么不?”中国需要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创建一个中国的网络交易市场需要时间跟精力。所以,那个时候,当人们告诉我在中国做这个没戏时,我说:“如果你总是不尝试,你怎么知道没戏?”所以我们就尝试了。我说如果e Bay是大海里的鲨鱼,那我们就是长江里的扬子鳄。咱们不在大海里打架,我们在长江里练练。一开始很困难,但是很有乐趣,而且最后我们活下来了。一开始e Bay占据了中国C2C 90%的市场,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拥有中国C2C市场90%的份额。我们很幸运,真的只是幸运。很多事情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讨论。

今天,大家总是在写关于阿里巴巴的成功故事,但是我并不真的认为我们有多么聪明。我们犯了很多错误,当时我们还是很愚蠢的。所以我在想,如果哪天我要写关于阿里巴巴的书,我会写《阿里巴巴的一千零一个错误》,这才是大家应该记住的事情,应该学习的事情。如果你想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成功的,这是非常难的,成功有很多幸运的因素。但是如果你想学习别人是怎么失败的,你就会受益很多。我总喜欢看那些探讨人如何失败的书,因为,当你仔细去分析的时候,任何失败的公司,他们失败的原因总是不尽相同,而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淘宝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做了支付宝。

今天,我不是来这里跟大家说我的生意经的,我没有准备PPT,因为我没有股票要卖给大家。但是我想正因为中国落后的物流、信用体系和银行,我们才需要有创业精神,我们需要创建自己的蓝图。我记得6年前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说:“我相信5年以后,中国的网民人口会超过美国。”人们说:“不会的。”然后我说:“你们的人口才3亿。中国有13亿人口不是吗?如果让你们有4亿人口,没有人口死亡,人们还要不停地生孩子,你们需要50年的时间。我们只需要5年时间,所以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是吗?我们走着瞧。”今天,中国网络用户的人口超过了美国,然后人们说:“为什么你们的购买力这么低?”我们5年后再说。今天,人均消费大概只有200人民币每月;5年以后,这些人会消费2000元。我们很有耐心。我是老了,但是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才26岁,他们还很年轻,所以让我们期待未来。

当时做支付宝的时候,大家说这是一个很傻的担保服务。张三要从李四那里买点东西,但是张三不肯把钱汇给李四,李四也不肯把货给张三。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账户,跟张三说:“把钱先汇给我,如果你对货物满意,那么我付钱,如果你不满意,你退货,我退钱给李四。”人们说:“你的这个模式怎么这么傻啊?”但是我们不关心这个模式是不是傻,我们关心的是客户是不是需要这样的服务,我们是不是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如果这东西很傻的话,今天中国就有超过6亿的注册用户在用这个傻东西。所以傻的东西,如果你每天都改善它一点,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聪明。所以今天支付宝很好,我们还在成长。

……

整个公司都很健康。一开始人家说这个公司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们活下来了,我们很有耐心。我们总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辛勤地工作?”有一天,我问我的同事,他告诉我:“第一,我从来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做这么多事情。第二,我从来不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对社会这么有意义。第三,我从来不知道生活是这么艰辛的。”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甚至现在也是这样。我变得更瘦了,而且长相更奇怪了。我知道生活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很骄傲,我们在改变中国,而不是因为挣了很多钱。

中国与巴基斯坦贸易现状及对策 篇8

一、中国与巴基斯坦贸易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 中国与巴基斯坦贸易现状

1、合作形式多样化。

当前, 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合作呈现出较强的多样化特征, 在各个方面之间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合作。此外, 中国还帮助巴基斯坦对其国内的卡拉奇机场进行了改建, 连接两国之间的昆仑公路也于1978年建成。随着两国之间交往程度的不断加深, 在巴基斯坦投资的中国企业数量越来越多, 并且涉及很多主要领域, 如农业生产、纺织、机械制造、家用电器等。除了上述合作领域之外, 贸易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 充分体现了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合作形式趋向多样化形式发展, 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2、合作不断发展。

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合作, 其中一个主要现状体现在合作的不断加深与深化发展, 贸易总额也在逐年增加, 具体的数据可见表1。 (表1)

资料来源:2002~2013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网。

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 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贸易正在不断发展, 但是双边贸易总额并不是呈逐年上涨趋势, 增长幅度在2009年出现了负增长, 并且从2010年开始出现了逐年下降的情况, 这说明中巴双方贸易中还存在相应的问题。还需要注意的是, 除了2009年,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出口呈逐年上涨趋势。表中数据说明中巴双方的贸易往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3、经济援助。

在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往来现状中,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也是一个主要的表现方面。中国目前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 但是经济实力却在不断提高, 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经常会对邻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其中, 巴基斯坦就是中国经常援助的国家之一。中国除了对巴基斯坦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之外, 还会帮助巴基斯坦进行项目建设以及提供相应的人道主义援助。2013年, 巴基斯坦发生强烈地震, 中国及时派医疗队、救援队等飞赴巴基斯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建设, 还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资金, 帮助巴基斯坦渡过难关。

(二) 中国与巴基斯坦贸易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外贸合作关系, 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较高, 发展情况也呈现出相对较好的趋势。但是, 在中巴双方的贸易往来中, 还是存在相应的问题, 给两国贸易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和严重问题。

1、贸易与政治往来不协调。

我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十分紧密。但是, 在两国政治交往火热的同时, 贸易经济往来却出现相对遇冷的现象。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发展并没有受两国紧密的政治关系的推动, 而是与政治关系出现了相应的滞后与脱节。在2001~2013年之间, 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总额仅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总额的0.3%左右。但是, 在2013年一年,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650亿美元左右。由此不难看出, 中巴双方政治关系虽然比较紧密, 但是两国的贸易往来却没有跟上政治发展的步伐。

2、贸易结构不平衡。

目前, 根据经济新闻的内容显示, 国际贸易标准 (SITC) 一共分为9类。其中, 0类为食品、1类为饮料、2类为原材料、3类为润滑油等、4类为动物油与植物油等、5类为化学产品、6类为原材料制成产品、7类为机械设备、8类为制成品、9类为未分类产品。在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结构中, 中国对巴基斯坦出口的产品一般为第5类、第6类、第7类及第8类产品, 并且机电产品所占比重达到了50%。但是, 巴基斯坦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就是第6类产品, 如棉线、棉纱、皮革等, 其中棉线所占比重达到了至少50%。由此可以看出, 双方出口的产品类别并不对等, 贸易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

3、贸易规模不平衡。

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发展存在规模不平衡的问题。目前, 中国已经成为巴基斯坦主要的进出口市场, 但是巴基斯坦还并不是中国主要的进出口市场。与此同时, 需要注意的是, 中巴双方在贸易规模方面, 中方长期存在贸易顺差, 而巴方则存在贸易逆差。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出口份额占其总体出口份额的10.6%左右, 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出口份额仅为总份额的0.45%。这样一来, 中巴双方的贸易规模就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 无法满足双方的贸易往来。

二、中国与巴基斯坦贸易主要发展对策

要想在未来实现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贸易的深度发展, 在对上述贸易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之后, 我国应当采取以下针对性较强的措施来解决双方贸易存在的问题与弊端, 为两国经济深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 扩大从巴基斯坦进口。

中国要想实现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深层次贸易往来, 还需要扩大从巴基斯坦进口物资的比重与规模。目前, 中国是巴基斯坦本国的第四大出口国家, 但是具体的贸易总额仅为巴基斯坦国内出口经济总额的10%以下, 这充分说明了巴基斯坦国内还有一定的出口潜力, 需要中国认识到这一现象。我国扩大从巴基斯坦进口的规模,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进口农产品。巴基斯坦国内以农业种植为主, 是传统的农业国家, 我国虽然以前也认识到巴基斯坦国内的农产品进口的重要性, 但是还需要对这一工作进行细分。我国除了要进口巴基斯坦国内的粮食作物之外, 还要进口农业加工品、海鲜制品、水果等;第二, 进口原料。巴基斯坦国内有大量的矿物原料, 我国可以根据国内的发展现状, 将原料进口与国内的贸易进行有机结合, 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巴基斯坦国内的经济需求, 还能满足我国的发展需要。

中国只有不断扩大从巴基斯坦的产品进口, 才能实现中巴双方之间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 对于双边贸易规模合理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提升中巴双边贸易地位。

我国要想实现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深化发展, 首先就需要继续提高中巴双方的贸易地位, 认识到巴基斯坦在我国与南亚各国交往间的重要战略意义。目前, 全球各国都处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 我国60%的合作伙伴国家经济都陷入衰退的泥潭, 相应的贸易保护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我国应当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重要性, 主动积极地开拓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市场, 这对于我国扭转目前出口贸易的不利局面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应当认识到巴基斯坦地理位置优越这一点, 积极开展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外贸往来, 进而实现与南亚各国及中东地区国家的经济交往, 以实现中国经济建设的合理多元发展。只有提升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地位, 才能实现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密联系, 帮助中国对外输出资源, 满足国内经济建设, 拉动国内市场内需。

(三) 推动贸易自由化。

要想改变中巴双方之间贸易存在的不平衡问题, 就需要推动双边贸易自由化, 并且要做好贸易保护主义的合理规避工作。中巴双方应当对产自双方国家的产品实施零关税等措施, 扩大双方国家的适用产品范围。中巴双方还要不断出台相关政策, 对贸易环境进行优化, 尽量取消彼此之间的贸易限制。这样, 中巴双方之间的贸易领域才会不断扩大, 贸易结构的不平衡问题才会得到合理解决。

三、结论

中国与巴基斯坦是长期的贸易合作伙伴, 双边贸易对于两国经济都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目前还存在不平衡的情况, 且贸易发展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存在相应的脱节, 贸易结构也没有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针对上述现状问题, 我国应当采取针对性较强的措施, 大力发展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合作, 实现双边贸易的平衡、和谐、统一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群飞, 孙跃兰.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的实证分析[J].改革与战略, 2011.5.

[2]李轩.自贸协议下中巴贸易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 2014.1.

斯坦福的中国实验田 篇9

关键词：中国荷斯坦牛,糖基化依赖细胞黏附分子1,基因,遗传多态性,CRS-PCR,PCR-SSCP

糖基化依赖细胞黏附分子1 (glycosylation-dependent cell-adhesion molecule 1, GlyCAM1) 是一种黏液样内皮糖蛋白[1]。Lasky L A等[2]提出, GlyCAM1是白细胞选择素 (L选择素) 的配体, 在免疫应答、炎症反应等过程中起重要作用。Nishimura T等[3]研究发现, 大鼠乳腺细胞表达GlyCAM1能促使嗜中性多形核白细胞向乳腺组织中迁移, 吞噬消化细菌, 减少细菌数量。通过对小鼠乳成分的分析发现, GlyCAM1蛋白存在于可溶的乳清成分中[4]。GlyCAM1能在牛泌乳期的乳腺上皮细胞中特异性表达[5]。经过荧光原位杂交定位, 可知山羊、绵羊、牛、小鼠的GlyCAM1基因分别位于5 921, 3 921, 5 921, 15号染色体上[6]。牛GlyCAM1基因长度为4.5 kb, 包含4个外显子、3个内含子, mRNA长度为679 bp, 编码153个氨基酸[7]。牛和鼠GlyCAM1基因的cDNA存在同源性, 并且鼠GlyCAM1基因的组织特异性表达与泌乳期奶牛GlyCAM1基因的组织特异性表达一致[8]。

目前, 有关家畜GlyCAM1基因的研究报道较少, 关于牛此方面的研究更少。因此, 试验利用聚合酶链反应-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 (PCR-SSCP) 、创造酶切位点PCR (CRS-PCR) 及DNA测序技术对GlyCAM1基因外显子3和内含子3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了初探, 在分子水平上对中国荷斯坦牛的遗传特性进行了研究, 并为其优良品种的选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基因组DNA的提取

采集来自天津、济南、泰安的273头中国荷斯坦牛的血液样本, ACD抗凝。用常规的酚-氯仿抽提法从血样中提取基因组DNA, 用1.0%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基因组DNA的质量, -20 ℃保存, 备用。

1.2 引物的设计及PCR扩增

通过比对GenBank收录的牛GlyCAM1基因序列, 发现外显子3存在1个潜在的SNP位点, 因此应用Oligo6.0软件, 参考牛GlyCAM1基因序列 (GenBank登录号为NC007303) 对外显子3设计CRS-PCR引物及测序引物, 同时对内含子3设计PCR-SSCP引物 (见表1) 。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

注:下划线处为创造酶切位点处。

PCR反应体系 (20 μL) :10×Buffer 2.0 μL, 25 mmol/L Mg2+1.2 μL, 10 mmol/L dNTP 0.3 μL, Taq DNA聚合酶1.5 U, 10 μmol/L上、下游引物各0.8 μL, 模板DNA 100 ng。PCR反应条件: 94 ℃预变性4 min;94 ℃变性35 s, 复性 (温度见表1) 30 s, 72 ℃延伸30 s, 33个循环;72 ℃延伸4 min。PCR产物用1.0%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1.3 GlyCAM1基因外显子3和内含子3的多态性检测

利用PCR-RFLP方法对GlyCAM1基因外显子3的多态性进行检测, PCR产物酶切体系 (10 μL) :限制性内切酶Hin1 Ⅱ 6 U, PCR产物4 μL, Buffer 1 μL, 加灭菌纯化水至10 μL。于37 ℃消化过夜, 用12%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进行基因分型。

利用PCR-SSCP方法对GlyCAM1基因内含子3的多态性进行检测, 取PCR产物3 μL和变性缓冲液 (98%去离子甲酰胺、10 mmol/L EDTA、0.025%二甲苯青、0.02%溴汾蓝) 6 μL, 混匀, 100 ℃变性8 min, 然后冰浴10 min使之保持变性状态, 上样于10%聚丙烯酰胺凝胶 (Acr∶Bis=29∶1, 150 V) 中电泳, 6 h后银染显色, 进行基因分型。

1.4 PCR产物的测序

将外显子3和内含子3的不同基因型个体进行DNA测序, 每个基因型个体各3头。由于设计的外显子3 CRS-PCR引物的扩增片段为96 bp (太短难于进行PCR产物测序) , 因此设计测序引物Seq-F和Seq-R (见表1) 的扩增片段为324 bp, 送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测序。

2 结果与分析

2.1 GlyCAM1基因的基因型分型及测序分析

Hin1 Ⅱ酶切牛GlyCAM1外显子3表现多态性。AA基因型仅出现96 bp条带, AB基因型出现96 bp、68 bp、28 bp条带, BB基因型出现68 bp、28 bp条带, 其中由于28 bp片段太小, 故在酶切图谱上没有体现出来 (见图1) 。用于测序的GlyCAM1基因外显子3 PCR扩增产物的扩增片段长度为324 bp (见图2) , 对不同基因型个体进行测序, 发现第3外显子的2 081 bp处发生A/C置换突变 (见图3) , 但仍编码苯丙氨酸, 属于同义突变。

M.50 bp Ladder Marker;1, 3.AA基因型;2.AB基因型;4.BB基因型。

M.DL2 000 DNA Marker;1～4.PCR产物。

2.2 GlyCAM1基因内含子3 的基因型分型及测序分析

用于SSCP的GlyCAM1基因内含子3扩增产物的片段长度为204 bp (见图4) , PCR-SSCP检测结果为GlyCAM1基因内含子3扩增片段上发现2种基因型, 分别命名为AA基因型和AB基因型 (见图5) 。对AA基因型和AB基因型个体进行测序, 发现内含子3第2 417处发生C/T突变 (见图6) 。

M.DL2 000 DNA Marker;1～4.PCR产物。

1, 2, 5.AB基因型;3, 4, 6, 7.AA基因型。

2.3 GlyCAM1的基因型频率、基因频率统计结果

计算GlyCAM1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 结果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在中国荷斯坦牛群体中, GlyCAM1基因2 081位点的优势基因型为AA, 优势等位基因为A;GlyCAM1基因2 417位点的优势基因型为AA, 但没有检测到BB基因型, 优势等位基因为A。

2.4 GlyCAM1基因的多态信息含量、杂合度、有效等位基因数及x2检验结果

表3为中国荷斯坦牛GlyCAM1基因外显子3和内含子3的多态信息含量、杂合度及有效等位基因数。2 081位点和2 417位点的多态信息含量 (PIC) 分别为0.303 1和0.157 7, 2 081位点该牛群的多态信息含量达到中等多态 (0.250.05) , 但在外显子3的突变未达到Hardy-Weinberg平衡状态 (P<0.05) 。

3 讨论

3.1 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

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 是第3代遗传标记, 具有共显性、不受环境和发育阶段的影响等优点, 其在亲权鉴定、疾病诊断、目标性状的选择等方面显示着广阔的应用前景[9]。CRS-PCR是进行SNP基因型鉴定的有效而简捷的手段, 主要应用引物错配技术结合单碱基突变位点而配合成一个酶切位点, 使之成为可用PCR-RFLP方法分析的突变位点[10]。本研究针对牛GlyCAM1基因外显子3的2 081 (A/C) 位点的突变, 在引物3′端引入一个错配位点, 使得引物3′端和单碱基突变的一种突变型在PCR扩增后产生一个Hin1Ⅱ酶切位点 (CATG) , 再用PCR-RFLP进行基因型鉴定。由于CRS-PCR引物设计只能利用多态性位点的近旁序列, 所以选择余地较小, 而且应用CRS-PCR时所扩增的序列长度为100～150 bp。此外, 3′端的错配碱基不宜过多, 否则将严重影响PCR的扩增效率, 同时在设计CRS引物的错配碱基时, 还应考虑到采用的酶切位点的限制性内切酶的价格, 以降低试验成本。

3.2 家畜GlyCAM1基因的多态性

目前, 有关家畜GlyCAM1基因的多态性研究报道较少, 关于牛此方面的研究更少, 仅见于Karall C等[11]通过荧光定位检测到GlyCAM1基因内含子3有A和B 2个等位基因, 但明确的碱基突变位点尚未见具体报道。本试验以中国荷斯坦牛为研究对象, 首次发现了GlyCAM1基因的2个单核苷酸多态性, 即在外显子3的2 081位点存在的A/C突变和内含子3的2 417位点存在的C/T突变。经分析, GlyCAM1基因2 081位点在中国荷斯坦牛群体中的优势基因型为AA, 优势等位基因为A;2 417位点的优势基因型也为AA, 但没有检测到BB基因型, 优势等位基因为A。出现这些情况可能是由于中国荷斯坦牛品种的原因, 也可能是由于采集的样本量不足。因此, 可以扩大样本量, 进一步对GlyCAM1基因不同的多态位点和基因型进行分析。

3.3 群体多态信息含量、群体杂合度及x2检验

群体多态信息含量与群体杂合度一样, 都是反映群体遗传多样性的标记, 它们数值的大小表明群体中遗传变异水平的高低, 数值大则遗传多样性丰富, 具有较高的选择潜力。在中国荷斯坦牛群体中, 外显子3的多态信息含量达到中等多态 (0.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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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的中国实验田 篇10

[中国石化新闻网讯]据俄新社5月22日阿什哈巴德报道, 土库曼斯坦国家天然气公司 (Turkmengaz) 首席执行官K·阿卜杜拉耶夫22日在阿什哈巴德表示, 来自土库曼斯坦的最大凝析气田的天然气将流向中国。

阿卜杜拉耶夫是在由土库曼斯坦举办的第4届国际天然气大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他说, 在储量方面属于世界第二大气田的Galkynysh气田 (原名南约洛坦-奥斯曼气田) 将被用来增加土库曼斯坦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这个气田预计每年将为中国生产250亿立方米天然气, 土库曼斯坦计划在这个气田投产以后把每年出口中国的天然气总量提高到650亿立方米。

根据石油咨询公司Gaffney, Cline&Associates提供的数据, 拥有26.2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储量的土库曼斯坦G a l k y n y s h气田是世界上仅次于伊朗和卡塔尔共同拥有的南帕尔斯气田的第2大气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