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第一篇：经典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附：斯坦福监狱模拟实验

该实验是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实验把征募来的通过了专门测试的受试者——24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作狱警，一组扮作犯人。本来这个实验计划是十五天，但到了第六天就宣告终止。终止的原因是该实验对扮演囚犯的实验者造成了伤害。 内容介绍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9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9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余下6名则作为实验候补。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同意?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象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

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象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如此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目的：

调查人的虐待心理倾向是先天还是后天 参与者：

24个大学男学生(无入监经历，不吸毒，身体以及心理健康)作为酬劳一天15美元。 地点：

调查人员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 过程：

参与者由警察逮捕，并押至试验地点。 以抽签的形式将参与者分成两批，12个人为囚犯，12个人为狱警。 囚犯将先脱掉衣服洒上除虱药粉，穿上类似于女人的连衣裙一样的白色袍，不能穿底裤，头戴丝袜，为每个人编号来代替名字，并且在右脚脚踝出有铰链。 狱警则穿制服，有警棒，带不反光的墨镜(Cool Hand Luke)来防止目光接触。 由于没有钟表也没有窗户，所以囚犯们并不知道时间。 狱警可随自己喜好进行惩罚。研究小组在当地报纸上征集志愿者参与监狱生活的研究，为期两周，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相当于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应征者被招到斯坦福大学面试，接受一系列心理测试。这70个人都是美国的大学生。其中24名被认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选中。从24人中间随机抽出一半，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一半饰演囚犯。志愿者们都说他们更愿意饰演囚犯，部分是因为他们无法想像自己毕业后会去做看守，但他们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并以为可以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志愿者们还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饰演囚犯，他们可能会被剥夺公民权利，并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医学护理。那些将饰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个周日等在家里。在那一天，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他们被真的警察“逮捕”了，随后被带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照着做了。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关禁闭。最后局面完全失控。在第六天，当津巴多的同事克里斯丁(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受邀来到实验场所进行观察。 克里斯丁对于这项实验的道德进行了质疑。 津巴多停止了实验。 研究过程

1971年，8月14日，周日。美国加利福尼亚。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夏日清晨的宁静，警车在大学生汤米·怀特洛的家门口戛然而止。睡眼惺忪的汤米从床上被拉起来，警察向他宣读了逮捕令，他陷入了一桩罪行严重的案件。面无表情的警官向汤米口述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经过搜身，汤米的双手被扣上了手铐，警车呼啸而去。一小时后，经过登记和留印指纹，汤米被蒙上眼睛，押送到斯坦福县监狱。在监狱里，他被脱光衣服，喷洒了消毒剂，穿上印有表示身份号码的囚服，汤米失去了自己的姓氏,变成了647号囚犯。另外8名大学生也这样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同一所监狱。所有这一切都是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划并导演的。菲利普·津巴多出生于美国纽约，是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现任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曾获普通心理学终生成就奖。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在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是每天15美元，期限为两周。”结果共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 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补。汤米和其他8名大学生就成了“罪犯”，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一切准备就绪，“斯坦福监狱实验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SPE)”开始。 8月14日

星期天。身穿笔挺帅气的卡其制服，胸前挂着口哨，戴着深色Ray—Ben(雷朋)太阳镜，腰里别着警棍和手铐，9名看守的装扮绝对可以乱真。不过这些“看守”没有受过任何专门的职业训练，对如何做监狱看守员，他们只是从电视、报刊杂志上见过。在前一天，津巴多教授以管理者的身份对9名看守们做出如下要求：所作所为尽可能贴近真实，但不能使用暴力维持监狱秩序。具体负责实验者也进行了交代，看守的职责就是“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但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例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不要侵犯人权之类)当回事。 周日上午，看守们兴奋而紧张地期待着“囚犯”的到来。当这些穿着白色囚服的犯人站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已经丧失了真实姓名，不叫汤米、保尔或是约翰，而是“647”、“981”或“5705”，9名囚犯均戴有脚镣，为的是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这个方法奏效了。 8月15日

星期一。刚刚过了第一天，看守便实施了第一次惩罚：如果有谁忘记指示或床铺整理得不合格，就要做10个、20个或是30个俯卧撑。监狱里立刻弥漫出紧张气氛。整个上午，囚犯们都把自己关在牢房中，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体罚。面对反抗，看守们毫不让步，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这一切超出了囚犯的承受极限，“8412”号囚犯大叫“我受不了!”开始失声痛哭。不过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到底是真戏假作，还是确实真的精神崩溃?甚至连津巴博士多也没了主意。最终，实验组只好决定让这名“囚犯”退出实验 8月16日

星期二。实验监狱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犯人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包括替换“8412”号新来的囚犯。整个监狱简直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这是必然的，为了惩罚反叛者，看守不允许他们上厕所。与此同时，试验者又放风来，说被放出的“8412”号囚犯将尝试帮助狱友越狱，从而使看守们草木皆兵，监狱中的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有3名囚犯开始出现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的应激症状，当1名囚犯听到假释委员会拒绝他的假释请求时，竟然全身起了皮疹。 8月17日

星期三。监狱里虽没有正面冲突，但紧张气氛依旧。看守们的惩罚措施越来越别出心裁。他们开始强迫犯人玩跳山羊，这对于只穿囚服而没有穿内衣的犯人来说不啻一种侮辱。此外，他们还有的强迫犯人背着两名狱友做俯卧撑，这时一名犯人出现了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状。津巴多教授发现后，没有任何迟疑便将其释放，并马上找人替代了他。 三天内已经有五人退出! 8月18日

星期四。实验继续，看守看似更加无所顾忌，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津巴多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当他的女友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来实验现场，眼前的景象让她错愕不已。她愤慨地对津巴多说：“你在折磨这些男孩子，这简直太可怕了!”

津巴多听到后，信心也有些动摇了，但仍想将实验进行下去。直到他发现看守们有玩出新的花样，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这大大超出了津巴多容忍的极限，监控屏幕前的他被这一幕惊呆了，侮辱和暴力已经达到无可复加!他下决心结束这一切，第二天一早，他便宣布实验结束，比预期提前了9天! 结论：

后天原因，由于监狱的特殊环境使得狱警的行为更加暴力，到后期有些严重的甚至以惩罚犯人为乐。 由于社会的多方干扰，该实验不得不被迫提前结束。事实上只进行了6天。作为囚犯的参与者称之为可怕的梦魇。也对他们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伤害。这个实验也导致了关于监狱虐待一条新法律的诞生。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变得没有共同之处了。”尤其显著的是，囚犯们怀疑分组并不是随机的，他们认为看守的个子比他们高。(其实两组人的平均身高是一样的。) 津巴多试图用他的实验解释很多问题，包括飞行事故、人在面对恶行时的无动于衷、护士对病人的不当处置以及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的行为。由于对自己角色的认识，护士会过度服从医生的安排，哪怕明知医生开出的剂量远远大于规定的剂量;有四分之一的飞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于副机长过于服从机长的错误判断。

津巴多虽然强调人们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作恶，但他乐观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们同样能够顶住压力，英勇地违抗“路西法效应”。先是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是拒绝为了所谓的人身安全而牺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够反对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举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麦卡锡主义、种族隔离、反对越战的人。

有一个问题是，当津巴多说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虐囚的士兵是为了获取反恐所需的情报，恐怖分子是为了民族解放，在他们的同仁眼里他们也是道德英雄。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善和恶之间的冲突，已经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

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9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犯罪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警察。到底什么原因呢?津巴多教授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验开始时，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验指导者就指定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看守警察与囚犯。“坏人”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渣、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 他们的名字不仅被剥夺，由数字取而代之，而且对待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相反，“好人”则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其中一个看守如此说道。尽管参与实验的大学生们都没有参观过真实的监狱，也从未因犯罪入狱有过牢狱体验，但仅在短短的6天之中，他们便学会了某些东西，知道了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作为权势者和管教者的看守，通过管理囚犯的职责，取得了限制囚犯的自由，掌握了处置囚犯举止行为的特殊意志，使囚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他们发现，通过强制原则，会高度、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担任角色的任务，包括公开地惩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例如，在实验中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作为无权势者的囚犯面对权势者所建立的监狱与狱规(可以延伸至类似监狱情境的社会结构)，囚犯们只能“回应”——这种“回应”只能遭致两种选择：反抗或是顺从。前者，带来的是惩罚;后者导致的是自主性和尊严的丧失。就在试验的第三天，“罪犯”们竟然开始相信“看守”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过程中，津巴多博士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情形：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 ——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第一位堕天使，被赶出天堂。

第二篇：津巴多模拟监狱实验

津巴多(Zimbardo)的模拟监狱实验

一个相当具有说服力的角色实验是由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和他的同事所完成的。他们在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系办公大楼地下室里建立了一个“监狱”，他们以每天15美元的价格雇用了24名学生来参 加实验。这些学生情感稳定，身体健康，遵纪守法，在普通人格测验中，得分属正常水平。实验者对这些学生随意地进行了角色分配，一部分人为“看守”，另一部 分人为“罪犯”，并制定了一些基本规则。然后，实验者就躲在幕后，看事情会怎样发展。

两个礼拜的模拟实验刚刚开始时，被分配做“看守”的学生与被分配做“罪犯”的学生之间，没有多 大差别。而且，做“看守”的人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如何做监狱看守员。实验者只告诉他们“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如“罪犯”说， 禁止使用暴力)当回事。为了更真实地模拟监狱生活，“罪犯”可以像真正的监狱中的罪犯一样，接受亲戚和朋友的探视。但模拟看守8小时换一次班，而模拟罪犯 除了出来吃饭、锻炼、去厕所、办些必要的其他事情之外，要日日夜夜地呆在他们的牢房里。

“罪犯”没用多长时间，就承认了“看守”的权威地位，或者说，模拟看守调整自己，进入了新的权 威角色之中。特别是在实验的第二天“看守”粉碎了“罪犯”进行反抗的企图之后， “罪犯”们的反应就更加消极了。不管“看守”吩咐什么，“罪犯”都唯命是从。事实上，“罪犯”们开始相信，正如“看守”所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 等、无法改变现状。而且每一位“看守”在模拟实验过程中，都作出过虐待“罪犯”的事情。例如，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 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 ‘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 “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 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这次模拟实验相当成功地证明了个体学习一种新角色是多么迅速。由于参加实验的学生在实验中表现出病态反应，在实验进行了6天之后，研究人员就不得不终止了实验。应该注意，参加这次实验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神智正常、情感稳定的人。

你从这个监狱模拟实验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参加这次实验的学生，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通过 大众传播媒介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在家庭(父母与孩子)，在学校(老师和学生)，以及在其他包含有权和无权关系的场合，学习到了关于罪犯和看守的角色定式 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这些学生就能够不费力地、迅速地进入到与他们原来的人格迥然不同的假设角色中。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格正常、没经过新角 色要求训练的人，也会非常极端地表现出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一致的行为方式。

第三篇：斯坦福大学的由来

好些年前，哈佛的校长为一次错误判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一对老夫妇，女的穿着一套褪色的条纹棉布衣服，而她的丈夫则穿着布制的便宜西装，也没有事先约好，就直接拜访哈佛的校长。

校长的秘书在片刻间就断定这两个乡下人根本不可能与哈佛有业务来往。

先生轻声地说：“我们要见校长。”

秘书很有礼貌地回答：“他整天都很忙!”

女士回答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过了几个钟头，秘书一直不答理他们，希望他们知难而退，自己走开。他们却一直等在那里。

秘书终于决定通知校长：“也许他们跟您讲几句话就会走开。”

校长不耐烦地同意了。

校长很有尊严而且心不甘情不愿地面对这对夫妇。女士告诉他：“我们有一个儿子曾经在哈佛读过一年，他很喜欢哈佛，他在哈佛的生活很快乐。但是去年，他出了意外而身亡。我们想在校园里为他留一纪念物。”

校长并没有感动，反而觉得很可笑，粗声地说：“夫人，我们不能为每一位曾在哈佛就读而后死亡的人建立雕像的。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校园看起来会像墓园一样。”

女士说：“不是，我们不是要竖立一座雕像，我们想要捐一栋大楼给哈佛。”

校长仔细地看了一下他们身上的条纹棉布衣服及粗布便宜西装，然后吐一口气说：“你们知不知道建一栋大楼要花多少钱?我们学校的建筑物超过750万美元。”

这时，这位女士沉默不讲话了。校长很高兴，总算可以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位女士转向她丈夫：“只要750万就可以建一座大楼，那我们为什么不建一座大学来纪念我们的儿子?”

就这样，斯坦福夫妇离开了哈佛，到了加州，成立了斯坦福大学来纪念她们的儿子

第四篇：爱因斯坦的故事

爱因斯坦小时候十分贪玩。他的母亲常常为此忧心忡忡，再三告诫他应该怎样怎样，然而对他来讲如同耳边风。这样，一直到16岁的那年秋天，一天上午，父亲将正要去河边钓鱼的爱因斯坦拦住，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正是这个故事改变了爱因斯坦的一生。故事是这样的：

“昨天，”爱因斯坦父亲说，“我和咱们的邻居杰克大叔清扫南边工厂的一个大烟囱。那烟囱只有踩着里边的钢筋踏梯才能上去。你杰克大叔在前面，我在后面。我们抓着扶手，一阶一阶地终于爬上去了。下来时，你杰克大叔依旧走在前面，我还是跟在他的后面。后来，钻出烟囱，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你杰克大叔的后背、脸上全都被烟囱里的烟灰蹭黑了，而我身上竟连一点烟灰也没有。”爱因斯坦的父亲继续微笑着说：“我看见你杰克大叔的模样，心想我肯定和他一样，脸脏得像个小丑，于是我就到附近的小河里去洗了又洗。而你杰克大叔呢，他看见我钻出烟囱时干干净净的，就以为他也和我一样干净呢，于是就只草草洗了洗手就大模大样上街了。结果，街上的人都笑痛了肚子，还以为你杰克大叔是个疯子呢。”

爱因斯坦听罢，忍不住和父亲一起大笑起来。父亲笑完了，郑重地对他说，“其实，别人谁也不能做你的镜子，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拿别人做镜子，白痴或许会把自己照成天才的。”

爱因斯坦听了，顿时满脸愧色。

爱因斯坦从此离开了那群顽皮的孩子们。他时时用自己做镜子来审视和映照自己，终于映照出生命中的熠熠光辉。

盲目地与别人相比较，以为自己比身边的人聪明就满足了，或者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就沮丧了。这多么愚蠢啊!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同的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自己才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人生向导。

第五篇：《斯坦福大学的由来》

【原创】《斯坦福大学的由来》

2013-01-04 21:51:13| 分类： 游记|举报|字号 订阅

「多年以前，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为一次错误判断，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却造就了斯坦福大学。

那天，一对老夫妇没有事先预约，就直接去拜访哈佛大学的校长。女的穿着一套退色的条纹棉布衣服，而她的丈夫则穿着布制的便宜西装。

校长的秘书在顷刻间就断定这两个乡下老土根本不可能与哈佛有业务往来。

老先生轻声地：“我们要见校长。”

秘书很礼貌地回答：“他整天都很忙。”

女士回答，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过了几个小时，秘书一直忙自己的事，把他们冷落在一边，希望他们知难而退，知趣地离开。他们却固执地等在那里。

秘书终于决定通知校长：“也许他们跟您讲几句话就会走开。”校长不耐烦地同意了,他接待了这对夫妇。

女士告诉他：“我们有一个儿子曾经在哈佛读过一年书，他喜欢哈佛，他在哈佛的生活很愉快。但是去年，他因车祸而身亡。我丈夫和我想在校园里为他留一纪念物。”

校长并没有被感动，反而觉得可笑。粗声地说：“夫人，我们不能为每一位曾读过哈佛而后死亡的人建立遗像的。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校园看起来不和墓园一样了吗？” 女士说：“不是，我们不是要树立一座遗像，我们是想捐一栋大楼给哈佛。”

校长再次审视了一下乡巴佬身上的条纹棉布衣服及粗布便宜西装，然后吐了口气说：“你们知不知道建一栋大楼要花多少钱？我们学校的建筑物价值超过750万美元。”

这时，那位女士沉默了。校长终于如愿以偿，可以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位女士转向她的丈夫说：“只要750万就可以建座大学？那我们为什么不建一座大学来纪念我们的儿子？”

就这样，斯坦福夫妇离开了哈佛，来到加洲，成立了斯坦福大学以纪念他们的儿子。」

以上是网传但在美国本土亦有老利兰·斯坦福在哈佛遭拒的故事。不管如何，事实应该是：1885年，当时的加州铁路大王、曾担任加州州长的老利兰·斯坦福为纪念他在意大利游历时染病而死的儿子，决定捐钱在帕洛·阿尔托成立斯坦福大学，并把自己占地8180英亩的农场捐出作为学校校园。那时这里在美国人眼中还是荒凉闭塞的边远西部，因而直到现在，人们还称斯坦福为“农场”， 但老利兰·斯坦福的这一决定为以后的加州及美国带来了无尽的财富。现在的私立斯坦福大学基金雄厚，经费充足，教学设备也极为充裕，学术全美排名第一。据最近一份官方统计表明，斯坦福大学应届毕业生年平均收入高居全美大学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