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双边合作（精选十篇）
社会保障双边合作 篇1
关键词：农村合作社,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合作社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常见和最普遍的一种, 在我国一般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同于农村合作社。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第31次社员大会对合作社作出如下定义:合作社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共同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的需要和愿望, 而通过一个共同拥有、民主管理的企业, 自愿组成的自治社团。农民因共同的利益而聚集在一起, 互助、互利, 共同承担风险。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以农村合作社为载体来实施农民的补充养老和医疗等保障具有明显的优势和作用。
一、合作社的社会保障功能有待于放大
目前, 国内大多数学者注重对合作社的经济功能的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合作社的社会功能, 尤其是社会保障功能的研究。农村合作社具有以下社会保障功能:
(一) 合作社的养老保障功能。
经验表明, 农民可以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 共同抵御老年风险。合作社每年应拿出资金收益的一部分作为社员公共养老金;此外, 社员也应该根据自身经济状况缴纳一定比例的养老金。根据农村经济特点及农民自身情况, 农村社员缴纳的养老金可以是货币, 也可以是劳动产品或者是宅基地使用权或土地所有权等。通过这种创新的方式, 可以弥补当前新农保缴费方式单一的缺陷, 切实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 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养老权益。
(二) 合作社的医疗保障功能。
针对现行新农合制度覆盖面较窄、补偿率较低、报销手续繁琐等缺点, 我们设想可以在农村合作社的经营收益中, 设立一定比例的社员健康基金用于补偿社员的就医费用。此外, 在农村合作社中可以设置卫生室, 以方便农民社员小病的就诊。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社的医疗保障功能, 配合新农合制度的运行, 不断满足农民的医疗需求, 保障农民的健康权益。
(三) 合作社的社会救助功能。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 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着政府资金投入比例严重不足的现象。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财政支出中每年只有不到1%的资金用于农村社会救助, 显然这笔救助资金只具有象征意义, 无法真正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救助问题。笔者认为, 农村合作社应该承担一部分社会救助功能, 对遭遇不幸事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社员, 合作社酌情给予补助。表1中是东盟部分国家的社会救助项目的种类, 从中可以看出, 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相比, 在救助的项目种类上存在缺乏现象, 我国可以根据合作社自身的生产经营情况, 因地制宜的创新救助方式, 可以采取实物救助与现金救助相结合的手段, 切实保障农村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 (表1)
资料来源:根据张浩淼.《重构东盟国家的社会救助—缓解贫困与促进发展》.中国-东盟博览2011 (1) 中表1整理而得
(四) 合作社的精神慰藉功能。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人们的需求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民在物质方面获得一定满足的情况下, 势必希望得到身心的愉悦、精神上的满足。在农村合作社中, 社员之间相互关心、照顾和帮助, 年轻人照顾老人, 老人帮助年轻人, 互帮互助、互敬互爱, 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合作社倡导“互助、民主、平等、公平、团结”的价值观, 强调民主, 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不仅满足了农民的精神需要, 而且有助于乡风文明建设。
二、国际经验
前已述及, 合作社是一种互助、互惠性质的经济活动组织。自1844年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合作社诞生以来, 其活动领域遍及农业、金融住房、保险等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领域, 并且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迅速。
(一) 养老合作社。
农民享有合作性质的社会保障是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根据《贝弗里奇报告》, 英国及大多数欧洲国家农村地区普遍建立了具有各自特色的农民合作养老金制度。笔者查阅相关资料, 发现从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世界各国的农民合作年金制度发展迅速, 日本、丹麦、美国、加拿大分别于1971年、1977年、1990年和1991年先后建立了专业性的农民合作年金制度。农民合作年金制度以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为基础, 建立养老合作社, 保障农民的老年生活。
(二) 医疗合作社。
为了提高农村卫生水平, 保障农民的身体健康,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建立农村医疗合作社或在医疗保健方面与合作社建立伙伴关系。在北美, 美国和加拿大的医疗合作社为将近200万的家庭提供医疗服务。在亚洲, 日本和马来西亚的医疗合作社较为发达。日本的医疗社隶属于农业协会, 在农村卫生服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马来西亚的医疗合作社受合作社银行资助, 由合作保险会管理, 为社员提供医疗健康服务。在欧洲, 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 为农村医疗合作社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制度保证。在南美, 巴西、智利等国的医疗合作社的发展也较为迅速。巴西在上世纪末, 医疗合作社的社员就有800万之多。
(三) 住房合作社。
住房合作社是按照合作经济的原则, 由民众集资兴办, 以住房资金融通、储蓄、建设和管理一体化为特征, 不以营利为目的住房合作互助组织。住房合作社首先产生于英国、丹麦等北欧国家, 二战后迅速发展, 在解决贫困居民的住房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表2是欧盟部分国家住房中各种方式所有权所占的比例, 可以看出, 合作社建房在欧洲国家住房中占有一定比例, 值得我国借鉴, 用来缓解住房问题。虽然说该合作社设立的目的是通过组织集体集资建房、合作建房等多种途径来解决和改善城市居民的住房福利的, 但在农村, 我们也可借鉴其发展经验, 使广大农民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表2)
三、启示
(一) 重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
前已述及, 根据国外经验, 如果不实行土地个人所有制, 农民的养老合作社是建立不起来的。在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 农民对土地只有承包经营权, 而无所有权。这种资产属性模糊化的土地所有制不利于在农村中推行合作养老制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中可以看出, 党和国家重视农村土地问题, 在处理土地经营问题上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权。但我国要彻底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 即实行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 鼓励引导农民建立养老保障型合作社和合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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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R=Rent, OO=Owner-occupi ed, CO=Cooper at i ve, O=Ot her资料来源:ht t p://www.i ut.nu/Li t er at ur e/2010/Housi ng St at i st i cs_I n The EU_2010.pdf.
(二) 建立合作社银行, 为社员的健康花费进行资助。
建立以专门为农民合作社筹资融资服务,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社银行, 可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对农民社员的就医费用进行资助, 对社员的看病费用按一定的比例给予报销, 减轻社员就医的经济负担。
(三) 在农村建立住房合作社, 解决贫困农民的住所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农民的住房条件虽然得到了改善, 但是在广大贫困地区, 仍然有许多农民没有经济条件建房或住房陈旧, 年久失修, 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和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因此, 我们可以借鉴城市中住房合作社的发展经验, 由国家补贴, 集体集资的方式, 由集体规划出一片宅基地, 来构建农村保障型住房, 这样建房的土地就无须村民花费资金, 可以大大降低建房成本。
综上所述, 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农村合作社社会保障功能发挥的先进经验, 结合中国国情, 在农村探索出以合作社为载体, 实施农民补充养老、医疗等保障的农村社会保障创新之路, 切实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提高农民保障水平, 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真正发挥农民合作社的互助、互济、互惠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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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源.以农村合作社为载体, 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四川:农村经济, 2005.12.
社会保障双边合作 篇2
同时，民生改善是一个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改善民生不能脱离国情，而要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并广泛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各界合力推进。本版今天刊发两篇文章，探讨现阶段我国民生建设的成就、理念和举措，分析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路径，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为化解贫困、失业、伤残、疾病和年迈无助等风险而构建出的一个社会安全网。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新风险，如大规模的集团化劳动日益解体、自由职业兴起、灵活就业和临时性就业增多、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性受到威胁等。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程表明，西方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过去应对工业社会风险游刃有余，但应对新风险时却捉襟见肘甚至束手无策，而政府一旦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制度进行深层变革，就会触动各方利益，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奋斗，我国国力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足这一最大国情，我国政府不能包打天下，不能提出脱离实际能力的不切实际的承诺。一些西方福利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大国近期出现的各种社会不合作状态，如希腊全民式社会示威、法国巴黎“黄背心”运动、西欧社会对难民的排斥行动、极端民粹主义的抬头等，或多或少都与社会福利承诺过高但兑现能力有限直接关联。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来逐步提高水平和质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这表明，未来一段时间是制度沉淀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未雨绸缪，力避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缺憾，不断提升制度建设的质量，建成一个能够满足新时代人民新需要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与西方国家不同，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之中，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需要实现思维转换，即从政府包办一切的思维，转向政府主导下多方合力推进的社会合作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在改善民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方略，为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些新思想中贯穿的主线之一就是，在民生建设中既要强调政府主导，更要强调多元主体共建共治;既要自上而下进行制度建设，更要激发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活力;既要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更要着力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要在社会合作中形成改革共识和改革合力，推动实现社会的长期团结与和谐稳定。在价值取向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新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通过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最终实现人人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强调“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表明新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实现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良性循环。在具体原则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这表明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既要发挥好社会安全网、社会稳定器的功能，更要引导人民形成社会合作的心理预期，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向，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目标。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需要逐步形成社会合作式的社会氛围和制度体系。
以社会合作方式提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质量。通过探索和运用各种社会合作渠道解决好现有制度存在的问题。对于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不同所有制、不同人群适用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现象，需要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政府有强烈的大局意识和社会合作精神，勇于承担责任，敢于让渡利益，通过不断提高统筹层次和制度的一体化，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国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资源配置不均衡现象，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合力协作，更需要不同区域、不同所有制的社会群体采取社会合作的态度和行动来加以协同。对于社会保障供应规模对资源供给能力构成挑战的现象，需要通过在相关领域内进行深层次的存量改革来加以应对，无论是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还是社会保险的多缴多得等已经实施或正在酝酿中的改革举措，都需要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积极参与和主动创新。
以社会合作式制度设计推动实现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将来我国解决“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之后，要防止出现两种新情况。一是“经济这条腿短、社会这条腿长”的状态，即所谓的养懒人的“福利依赖”现象，对此我们已经有了高度警惕。长远看来，我们更要防止出现第二种新困境——“经济和社会两条腿一样长、但步伐不协调”，即虽然社会保障水平是适度的，也没有影响经济长远发展，但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创新和资源投入并没有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的新成果也没有让人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不能让社会更有生机和活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仍然处于一种社会不合作状态。譬如，若对民生资源简单地以给钱给物的形式进行配置，时间一长必然会出现有投入而无收益的“内卷化”状态;若各种享受型社会福利发展过快，却忽视了再就业培训、职业技能提升、激励创业创新等“可持续生计”，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就难以形成一种高水平均衡和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状态。为此，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通过优化民生资源投入结构和使用效率，着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社会合作局面。一方面，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理念，对受帮扶群体增加必要的前置性义务要求，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享受权利的前提是对一定社会义务的履行。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各类社会主体的参与活力。在社会救助方面，重点是实现城乡“低保”与扶贫制度之间的深度融合，解决各种临时性救助与“低保”制度简单挂钩的难题，考虑规定有能力的受救助者要履行一定义务，如接受就业技术培训、提供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等。在社会福利方面，重点是发动社会力量、建设社会企业，与政府、企业等形成合力，提供更高质量的社会福利服务。在社会保险方面，重点是实现从消费性、输血性制度向生产性、造血性制度的转型，其中，工伤保险的改革要扩大覆盖面;失业保险的改革要逐步实现临时性就业者、自由职业者的制度全覆盖，考虑在一段时期内试点多缴多得、对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时长进行限制性规定等。养老保险的改革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现基本养老保险与商业保险相互补充，考虑推进渐进式延退、弹性退休以及鼓励退而不休的政策试点。医疗保险的改革关键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市场手段、立法手段和行政手段，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的状况，等等。只有形成人人尽责的社会合作局面，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保障人人享有的美好目标。
坚定理想信念，为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指引前进方向
“长征中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红军战士靠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他们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是不可能取得长征胜利的。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
回望源头，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理想信念的坚定，离不开思想理论的坚定。要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以人民为中心，为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汇聚磅礴力量
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长征路上，党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取得最终胜利。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在新的长征路上，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要不断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常思百姓疾苦，常谋富民之策，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使我们的事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进入新时代，面对机遇与挑战，全党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担职责使命，焕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坚定的信心、昂扬的斗志和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推向前进。
社会保障双边合作 篇3
《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是国际上首部对恐怖主义及其行为、组织进行定义的公约，它强调了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对恐怖主义进行刑事处分的范畴和具体措施，商定了反恐合作的具体程序与主要形式。《公约》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对国际反恐斗争的重大贡献之一，为联合国制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形成公正的全球反恐规则奠定了基础。
反恐合作：重视建章立制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伊始即将“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作为基本任务写入组织宪章，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重视建章立制。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想》，再到《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无一不反映出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信心和共同努力。上海合作组织还设立了各层级的反恐机制以保证反恐的有效实施。
建立了副总理级的安全会议秘书会议、公安内务部长会议、禁毒部门负责人会议等多层次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为成员国应对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提供了有效平台。
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设立地区反恐怖机构，积极开展情报分析、联合执法等合作，成员国相互提供反恐物资援助和培训反恐人员，极大增强了执法安全部门对国家安全局势的把握能力。
建立了大型国际活动安保合作机制，各方相互协助，开展情报收集、人员核查、交通工具安检等合作，最近十年来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阿拉木图亚冬会、符拉迪沃斯托克APEC峰会等成员国承办的重要活动，进行了保驾护航。
成员国还轮流举行联合反恐演习和执法安全联合行动，科目设置不断贴近实战，提高了六国执法安全部门的协同能力，对“三股势力”形成极大震慑。
迄今，上海合作组织已成功阻止近百起针对成员国的恐怖犯罪活动，查明并捣毁了200多个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抓获了700多名恐怖分子，收缴各类非法武器上千件、子弹数万发、炸药及毒品数千公斤，仅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就一举打掉了30多人次针对外国运动员和嘉宾的恐怖袭击图谋。
综合战略：打、防、治三位一体
上海合作组织之所以能够较好地解决打击恐怖主义这一世界性难题，关键在于其始终重视并将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视为优先合作方向，结合组织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了打、防、治三位一体的综合战略，并坚持不懈地推动落实。
首先，打击恐怖主义持久务实。“上合组织”每三年制定一次打击“三股势力”的合作纲要，并针对“以毒养恐”、“以恐护毒”、网络恐怖主义等现象，签订了禁毒合作协定、打击犯罪合作协定、打击网络犯罪措施等十余份相关文件，形成了全面打击恐怖主义的完整体系。
其次，防范恐怖主义措施得力。“上合组织”逐步完善了应对威胁地区安全稳定重大突发事件的反应机制，并通过情报交流与会商等方式，不断加强预警能力建设，防患于未然。
第三，消除恐怖主义目标长远。“上合组织”致力于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解决贫穷、愚昧等社会问题，彻底根除恐怖主义及毒品走私滋生的土壤，最终从根本上消灭恐怖主义。
当今世界，恐怖主义仍或明或暗地活动在各个地区，其与毒品走私、武器贩运和跨国组织犯罪相勾连，导致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社会动荡，发展因此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无辜百姓深受其害。在今年6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上，成员国元首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关于应对威胁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事态的政治外交措施及机制条例》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3年至2015年合作纲要》，确定了上海合作组织下一阶段执法安全合作的原则、方向和具体规划。
好基础保障合作顺利 篇4
委托代理机制被称为供应链企业间合作的理论基础, 目前在供应链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 将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的内在机制看成是由相互协作的智能代理模块组成的网络, 每个代理模块实现供应链的一项或几项功能, 每个代理模块又与其他代理模块协调运作。在加盟某个供应链时, 企业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 展开合作对策研究, 在委托与承包企业间为实现供应链的一项或几项功能, 形成一个合作协商机制和委托代理机制。
委托代理机制面临的环境是企业经营策略由敌对性竞争发展成为合作性竞争, 企业在合作中竞争, 同时又在竞争中合作, 这就使得企业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案例中提到的信任问题、信息共享、成本分担, 都是在建立这一机制时必须注意的问题。他们中的任何方面出了问题, 该机制也就土崩瓦解了。
关于核心竞争力, 它是企业借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并扩大优势的决定性的力量, 是供应链企业合作的原因所在。由于任何企业所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它不可能在所有的业务领域都获得竞争优势, 因而必须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核心业务上。从长远考虑, 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去发展自身的能力, 来源于能够产生更高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核心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这些不同形式的核心能力存在于人、组织、环境、资产、设备等不同的载体之中。例如, 本田公司的引擎设计及制造能力, 联邦快递的追踪及控制全世界包裹运送的能力, 都使他们在本行业及相关行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使企业具有长久的竞争优势, 必须不断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包括对现有核心竞争力的关注和对新的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供应链企业合作就是在委托代理机制的理论基础上, 分析和培养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合理利用业务外包的各种形式, 在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制造商与销售商之间形成一种共享信息、共担风险、共同获利的协作关系。
供应链管理注重的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强调根据企业的自身特点, 专门从事某一领域、某一专门业务, 在某一点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这必然要求企业将其他非核心竞争力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 即所谓的业务外包。业务外包是供应链企业合作的主要形式, 目的是为了分担风险、使用企业不拥有的资源、降低和控制成本、节约资本资金, 并使企业更专注于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试论社会合作实践 篇5
试论社会合作实践
合作是人类社会不同的个体或集团之间自觉采取互相配合的方式以实现某种目的的行为,其本质是互利.正确把握合作的`含义,必须注意合作与统一的区别.合作的类型主要可分为经济合作,政治合作和思维合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自觉树立合作意识.
作 者：谢维营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江西,上饶,334001刊 名：宜春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YICHUN UNIVERSITY年，卷(期)：25(3)分类号：B023关键词：社会合作 实践 互利 统一 类型 合作意识
反洗钱：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 篇6
世界上第一宗洗钱案发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美国。一个不法商人为得到好处，将贿赂资金以“贷款”名义打入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账户，通过这种方式，该受贿官员可以自由地使用这笔资金并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洗钱”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则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才正式出现。随着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员往来、商品交换、资金转移、信息传播、服务的提供等日益国际化，洗钱犯罪也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原来在一国范围内的洗钱犯罪活动也逐步发展成为跨越国界的跨国洗钱犯罪活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跨国洗钱从分散的无组织的隐瞒犯罪收益的行为逐步演变成具有专门分工的有组织的隐瞒犯罪收益并使之合法化的运作机制，洗钱犯罪活动逐渐超越了其下游犯罪的地位，成为一种专门的、相对独立的犯罪环节和行为。
洗钱已经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犯罪问题，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据联合国方面的材料，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１００００亿～３００００亿美元。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显示，全球每年洗钱的总额相当于全世界ＧＤＰ的２％～５％，数额巨大的洗钱活动使金融市场发生破坏性大动荡，同时还极大地破坏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这是因为，洗钱在金融系统中的进出都是采取诡秘的方式进行的，完全游离于任何统计数字之外，从而能使一国的货币需求发生明显变化，并有可能使利率和汇率产生异常变化，因此各国都将洗钱视为大敌。洗钱犯罪活动多发生在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秘鲁、墨西哥，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香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全球化带来金融全球化，跨国洗钱日益利用全球化的电子网络进行犯罪活动。洗钱犯罪收入来源中，最主要的是贩毒、银行诈骗、信用卡诈骗、投资诈骗、预付款诈骗、贪污挪用公款等财产犯罪和走私、贩运军火、非法赌博、恐怖活动、操纵卖淫、贩卖人口和敲诈勒索等。
据有关资料记载，世界每年要消耗８００吨毒品，其营业额在４０００亿～５０００亿美元之间，为仅次于军火的第二大交易。全世界大约有１００００亿毒品美元在国际金融系统中流通，而这一数字又以每年８００亿～１０００亿美元的速度递增。吸毒、贩毒越严重，洗钱活动也就越猖獗。美国是世界上深受毒品之害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洗钱犯罪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政府１９８８年破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毒品洗钱案，逮捕了涉嫌此案的１００多人，涉及１２家墨西哥银行。据美国财政部估计，仅美国就有约１０００亿美元的毒资进入金融市场，贩毒组织每年在美国银行的洗钱数目高达１５００亿美元，其中在得克萨斯州就达３００亿美元。
意大利、俄罗斯的黑手党以及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是世界黑钱大户兼洗钱大户。日本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和经济实力雄厚的黑社会组织之一———暴力团，该组织是“日本发生银行问题的主谋”。据大藏省估计，日本金融机构的呆账有４０万亿日元，呆账中很大一部分牵涉到暴力团。这股黑社会势力吸收了泡沫经济时期的大量“纸币”，“金融机构不可能采取强硬的态度向他们要钱，实际上连督促还钱都不可能”。有证据显示，暴力团在亚太许多国家和地区投资多种事业。
统一后的德国，三年间有１．２万家企业被私有化，成为东方黑社会组织优先投资的领域。据德国情报机构估计，德国有３０００亿美元的资金被洗，银行从中获得了３０亿美元的利润。还有消息说，截至１９９４年底，黑帮集团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洗钱７２０亿马克，占柏林墙被推倒后外国投资的１／３。据估计，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洗钱被看作是联合犯罪行为以来，为毒品利润进行洗钱的提成从６％提高到２６％。法国等国银行界的许多高层人士都私下承认，他们的银行洗了大量来路不明的钱，从中提取了高达１０％～１５％的利润，而且，每年进行一次“重大洗钱”还要提取２５％的中介佣金。毒品洗钱每年上千亿美元，而被专门机构查获的还不足１％。
洗钱犯罪正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及经济转型国家对资金存在大量需求，在资金不断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净流入的过程中，洗钱犯罪也随之从发达国家或地区蔓延过来，与这些国家内部的洗钱犯罪活动融合在一起。银行一直是最重要的洗钱渠道。一些海外的金融中心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欧和北美大量的资金被带入加勒比地区存入银行后购买贵重物品，犯罪所得也通常用来盖豪华宾馆或超级市场，这样可以不费力气地将非法资金来源加以掩盖。
１９９４年在墨西哥私有化过程中，用来购买墨西哥银行的钱有１／４来路不明。被洗的钱是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而贸易不平衡又反过来引发了墨西哥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导致墨西哥经济瘫痪，而且影响到其他国家。按常规估计，最近十多年来，每年大约有１／４的洗钱资金（即７．５亿美元～２０亿美元）流向墨西哥银行部门，到１９９７年末，这个数字达到７５亿～２００亿美元（不包括即期利息），占银行信贷总额的８％～２２％。
在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洗钱活动极为猖獗，大量的资金通过各种途径存入外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据有关人员估计，俄罗斯的２５家大银行中，有１０家银行可能同黑社会组织有关系。有迹象表明，俄罗斯的黑社会组织已扩展到东南亚地区，向那里提供俄罗斯妓女、投资购买真正的地产并涉足投机赌博活动。它们在国外设立掩护性的贸易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开立账户，然后以从原苏东国家进口或出口货物的名义把黑钱从其他国家转入该账户。原苏东国家的犯罪组织相继在西欧投资真正的房地产、宾馆饭店和旅游企业。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国际刑警组织掌握的资料表明，尽管这些巨额黑钱被从东部清洗到了西部，但这些钱最终大部分又回到了俄罗斯，以用来满足犯罪组织需要。
在罗马尼亚的私有化过程中，“大量的公共财产被一些人有步骤、有组织地转变为私有财产。在这种充满欺骗和虚假的转变之后，不法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将其非法所得的赃款置于合法的外衣之下”。他们的洗钱活动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进行：一是把犯罪所获贵重财物走私出境，兑换成现金，在国内购置贵重动产或不动产；二是用犯罪所得开办企业；三是不法分子从国有经济单位盗窃了大量物资并卖掉后，迅速在黑市上把本币列伊兑换成德国马克或美元，然后用这些硬通货从国外购买服装和食品等，并在国内销售。
从拉美国家到后来的原苏东国家，一方面是以追求最大化收益为目的的短期资本流动，另一方面则是资本接收国的犯罪化（而这种金融犯罪化尤其加剧了资本投机趋向），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相互的吸引力。如俄罗斯与瑞士的投资关系表明，外国对俄罗斯的部分直接投资和短期资本很可能是来自非法或犯罪经济所得。这表明，在投机横行和金融危机不断发生的背景下，地方洗钱与国际洗钱正逐步走向融合。
在当今网络银行、电子交易、电子结算等全新的金融概念出现后，洗钱者直接进行电子货币转账，使洗钱犯罪活动更加隐秘。黑钱在国际上四处游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存在管理漏洞，黑钱就乘虚而入。随着国际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及跨国经济犯罪（跨国偷税、跨国贿赂、跨国诈骗、跨国走私等）的日益猖獗，跨国洗钱也越演越烈。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具有专门行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如律师、会计师、金融顾问等也参与到洗钱犯罪中来。
加强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洗钱犯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洗钱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跨国洗钱的法律控制问题提上了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各国及联合国等纷纷对反洗钱进行国家立法和国际立法，并采取措施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
９．１１事件将美国推上了国际反洗钱的最前沿，全球政治金融合作在反洗钱中进一步强化。恐怖组织制造的９．１１事件将洗钱对社会的危害推向了极端。为了与国际恐怖组织作斗争，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试图通过立法切断国际恐怖组织的经费来源并严厉打击资助恐怖活动的资金交易活动。其中一项重要的法律举措就是颁布了《美国爱国者法案（ＵＳＡ ＰＡＴＲＩＯＴ ＡＣＴ）》。该法案为开展以反恐怖为中心的金融监管和围剿恐怖组织资金的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并且明显地反映出美国在反洗钱策略方面的新动向。该法案使美国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对恐怖主义和洗钱活动采取控制和打击措施。该法案确立的洗钱标准更加宽泛，任何一个法域、任何一家境外的金融机构、任何在境外开立的银行账户、任何类型的金融交易，如果被怀疑与美国当局所特别关注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非法金融活动有关，就有可能被认定具有“初步洗钱牵连”，进而遭受反洗钱制裁。该法案强调，可以对国外的洗钱活动执行长背司法管辖权，规定，如果某一外国人或某一根据外国法律设立的金融机构参与了洗钱活动，只要洗钱涉及的金融交易部分发生在美国，或者有关的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境内的金融机构有银行账户，并对其依据美国或外国法律送达了诉讼文件，美国法院就可以对其行使长背司法管辖权。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对域外问题进行域内处置。它授权美国财政部长可要求所有美国金融机构或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的代理人保存和报告具有“初步洗钱牵连”的金融机构或交易活动的有关记录、交易总量以及每笔交易的具体情况，详细记录交易参与人尤其是境外汇款人和资金受益人的身份、地址、法律资格等资料。针对外国金融机构或外国人在美国设有的代理账户或私人银行账户，不仅要求美国境内的金融机构记录和核查外国人的身份，还进一步要求检查转存资金的来源。如果有关的外国银行不遵守规定，美国主管机关可以通知其境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在１０日内立即中断与该外国机构的任何代理关系。显然，《美国爱国者法案》的实施将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影响。
应当说，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主导下，国际化的反洗钱法律体系已具雏形。在反洗钱机制建设上，各国一般根据参加的公约、条约要求以及参加国际组织应承担义务进行相应的国内立法，设置反洗钱的监管、调查机构，建立反洗钱网络。但不能不看到，国际反洗钱法律框架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因而需要各国在政治金融领域进行全面沟通与合作，发现问题，并通过协调妥善解决问题，使反洗钱落到实处。
阅读背景
１９７９年，在内罗毕国际刑警组织第４８次会议上，与会国一致通过了最大限度地对洗钱加以监督的决议，并决定在必要时封闭与非法活动有联系的国际金融业务，以制止国际洗钱行为。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联合国的６７个会员国签署了《反对麻醉品和致人心理变态物质等非法交易联合国公约》（即《越南公约》），将洗钱视为联合国应联合制定对策以共同对付的犯罪活动之一。条约规定，所有签署国都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以便有关当局指认，并对追查银行的秘密做了规定，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银行以保密为由而拒绝合作，使洗钱犯罪逃避打击。
１９８９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起并成立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该工作组现已扩大到包括２６个国家及欧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内的地区机构。该机构通过严密调查，提出了促进全世界反洗钱立法和行动计划的４０条建议，并在金融市场新技术和新服务项目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密切跟踪，寻求新的措施。为了配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工作，许多国家已经成立了各自的金融情报机构并加强彼此间的合作。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０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出关于打击利用金融系统进行洗钱的命令，要求欧共体成员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反洗钱犯罪，并于１９９３年３月１日前予以执行。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国际刑警组织举行的第６４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个反洗钱宣言，呼吁１１０个会员国进行有关法律方面的改革，把洗钱活动和有意参与的人作为犯罪目标加以打击。
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８日，国际麻醉品控制委员会发表报告，建议国际社会、地区组织和各国政府加强合作，尽快签署《反洗钱法》，建立全面、完整的世界网络，把反洗钱作为反对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一个有效手段予以重视。
政府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 篇7
信誉在互惠合作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合作的双方进行的是一次性博弈，此后相遇的几率几乎为零。如果没有信誉记录，理性的博弈者会采取背叛策略来减少风险并侵占他人的利益，从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为了长远收益，有远见的博弈者在与人相处时大多会采取合作策略，以提高自己的信誉值。如果把直接互惠比喻为买卖中的直接商品交换，那么间接互惠就是间接商品交换，信誉在其中承担了货币的角色。这说明：间接互惠合作需要信誉记录;信誉记录的公开度要达到一定值。
人们在社会大群体中的生活和经济活动更多地是以间接互惠形式进行的。要想在交往和交易日益成熟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讲诚信、重信誉是人们应遵守的基本“游戏规则”。
经济生活是一个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世界，信誉记录的建立与公开对维护社会合作尤为重要。市场经济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愈来愈细的社会分工使从事个别经济活动的经济单位很难全面了解各种商品或劳务的价值形成过程和使用价值的属性，商业交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交易主体的诚信度。在交往频繁、合作广泛，特别是陌生人交往大量存在的现代社会，信誉记录是了解个人和组织诚信度的最可靠途径。因此，建立信誉记录势在必行。但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固定、中立的组织者，那么应由谁来负责建立信誉记录?
政府是信誉记录的最佳建立者
信誉记录建立者应满足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本身不是博弈的直接参与者，因为只有他与博弈活动没有利益关系，其建立的信誉记录才会公正可信;第二，他本身要有信誉保证，否则他提供的信誉记录就无信誉可言，因为信誉记录的可靠性取决于其提供者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第三，他应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因为建立整个社会的征信系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物质保障;第四，他能搜集到广泛的信息量，所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全面的;第五，社会个体都有条件接触他所掌握的记录，以使信用记录有较高的公开度。显然，这项工作单靠社会的某个个体是难以完成的，只有政府具备信誉记录建立者所需的一切条件。
政府是利他性惩罚的最佳承担者
维护社会合作仅有信誉记录是不够的。对于越来越庞大的合作系统而言，要建立一个全面、完整的诚信档案是十分困难的。即使在一些信息较公开的领域，也有一些弱者由于其经济能力或客观条件限制，其获取信息的能力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潜在的不合作者或卸责者就可能选择背叛策略，因为他们的失信行为很难被发现和公布，其长远利益不会遭受损失，这将导致一些个体为了保护自己尽量减少交往次数以免受骗。基于此，为了提高社会的合作度，就需要个体或组织承担其利他性惩罚的重任，对发现的背叛行为给予惩罚，以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那么在社会这个大群体中，由谁来担任惩罚者这个角色?回答这个问题要分析利他性惩罚者应具备的条件。第一，惩罚者必须由专门人员或机构承担，如果取决于自愿，则会出现二次博弈困境。由于惩罚他人自身也要付出代价，所以理性的个体会更愿做“好人”，结果使惩罚措施不能落到实处。第二，担任惩罚任务的人员或机构要有强大的经济来源，以使惩罚所需的成本对自身没有太大的影响。第三，惩罚者必须从公众利益出发，因为只有从公众利益出发才能促进合作的形成。如果惩罚者站在个人立场上，其惩罚行为很难激起社会其他成员的共鸣，难以形成对不合作者的舆论压力或社会压力，甚至会引起被惩罚者的负面情绪，促使其做出报复行为。第四，惩罚者应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应具备对社会秩序和道德源自内心的诉求，其行为应首先表现为自愿的性质。目前，博弈理论有一个提法：群体内全部成员通过让渡部分财富和权利的方式，使一部分道德感强的经营者充当惩罚者，使其身份固定化、职业化。但是这种方法同样存在二次博弈困境。根据博弈的理性原则，个体都尽可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谁能保证职业的惩罚者一定会尽职尽责、不出现“猫鼠一家”的现象?所以，这种办法有待商榷。第五，惩罚者要有一个合理、客观的尺度，对不合作者惩罚的数额太低，不能对其利益产生真正影响，起不到应有的警戒作用;反之，会引起不合作者的负面情绪，从而使其采取激烈的抵触行为。另外，对所有不合作者进行惩罚的做法也不可取，“一报还一报”策略反而会使他们的交往进入全面背叛状态。只有根据具体情况，从不合作者中选择一定比例进行惩罚，才能提高社会的合作度。这就要求惩罚者具有科学的评判标准。
根据间接利他博弈对惩罚者的要求，在社会这个大群体中，能担当惩罚者重任的只有政府，因为政府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能站在全社会利益的高度实施惩罚行为;依靠税收具有雄厚的经济能力，能承担惩罚所需的成本;可以组织机构进行调研，确定科学的惩罚标准，并利用信息资源合理地进行操作。
政府在维护社会合作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人们之间的交易范围愈来愈大、频率愈来愈高，政府承担着为各交易主体创造诚信、公平的社会环境的重任。那么，政府在构建社会合作秩序中应注意那些问题?
1.准确定位政府职能。
在管理微观个体行为和宏观总量运行中，要从“事事皆管”的状态中退出，放开自己不该管的事，管好自己该管的事，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尽可能不直接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否则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建立的信誉记录就会在利益的驱使下扭曲变形，其可信度就会下降。
2.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政府职能部门和官员应率先垂范，提升诚信意识，树立诚信形象，制定严格的诚信职责，建立权威的诚信制度。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生活中，政府应及时、准确、真实地向公众如实通报经济事件、经济问题和经济状况，不编假计划，不造假数字，不做急功近利、有损诚信的事情，努力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3.避免“政府失灵”现象。
“政府失灵”现象是指社会个体当遇到需要政府出面解决或参与的事情时，难以及时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或从政府那里得到有效的帮助。政府应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利用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网络资源扩展信息开发渠道，尽可能满足公众合理的信息查询要求。在开发信誉记录时，对企业、个人应一视同仁，以避免信息优势的一方通过隐蔽行动来转移风险或直接侵占他人利益，减少信息劣势一方产生抵触情绪。同时，政府应将提高市场秩序和社会合作度当做公益事业去做，诚信记录应实行免费查询，从而保障公共信息资源的公开度和共享度，避免贫弱者因担心增加查询费用而导致信息不对称。
4.防止货币化追逐倾向。
当惩罚者———政府以组织的形式出现时，特别是当政府的职业化惩罚行为成为稀缺资源时，政府手中的权力很容易失去有效约束，在此情形下惩罚就可能成为获取收益的便利手段，进而出现货币化追逐倾向。由于政府的执政功能是通过其工作人员来完成的，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民主机制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政府工作人员就可能成为经济人去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猫鼠一家”的现象，所以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
加强农机合作共用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篇8
1 重抓扩面提质, 提升合作共用水平
(1) 数量发展重抓“铺天盖地”。坚持分类指导、一社一策, 数量增加与质量提升相结合, 支持多元主体创办合作社, 逐步实现合作社村村全覆盖。全年新增工商注册登记合作社114个, 总数达903个。
(2) 典型培植重抓“顶天立地”。梳理出一批发展基础好、潜力大的合作社作为典型重点进行培植, 全面推行农机专家指点、农机人员挂 (蹲) 点、业务团队建点“三点”工作法, 指导合作社加强“三库二间一室”硬件建设和内部规章制度软件建设, 推动合作社从单项合作向多项合作转变, 从单一功能向多功能拓展, 培大育强一批合作社典型。全市培植规范化农机合作社124个、机械化家庭农场52家。
(3) 为农服务重抓质量诚信。大力发展农机合作社, 推动土地流转联耕联种, 培育“托管式”“订单式”“承包式”农机合作社, 涌现出了建湖正齐、射阳为民、大丰金马等一大批当地农民信得过、周边叫得响的诚信农机合作社。通过合作共用, 促进农机化持续快速发展, 大中型拖拉机等农机具年作业量成倍增长, 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0%, 粮食作物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
2 重抓模式创新, 增强合作共用活力
(1) 创建“村社合一”模式。充分发挥农机合作社规模化、机械化和组织化的优势, 鼓励村组干部牵头或参与创办合作社, 实现整村机械化服务, 打造出响水军正、阜宁洋成、大丰唐西等合作社。
(2) 创建“镇社合一”模式。依托镇农业中心、供销社等主体, 实行农机农艺横向联合、互补互助, 组建合作联社, 打造出盐都秦南、东台时堰等一批农机合作社, 为农民提供全程机械化作业和农资供应等一条龙服务, 得到了部省领导的充分肯定。
(3) 创建“企社合一”模式。引导农业龙头企业或引入民间资本与农机合作社联合创办, 提高服务能力, 扩大服务规模, 培育出射阳富丰、响水康达等合作社, 实现了农机合作社和工商企业“合作双赢”。
(4) 创建“协作分工”模式。引导专业合作社之间优势互补, 实行专业化服务。盐都区机插、机收、还田、植保4个专业农机合作社联合协作, 各自承担一个环节作业服务, 不仅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农机作业服务的需求, 也增加了专业合作组织的作业收入。
3 重抓资源整合, 厚植合作共用土壤
(1) 整合项目资源。省农机局支持该市农机合作社建设资金达200万元。市委、市政府将农机合作社建设列为“三农”工作重要内容进行考核, 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示范合作社实行以奖代补。各地把农机合作社作为秸秆还田、高产创建、中低产田改造等项目的首选实施主体, 粮食烘干、大中型拖拉机作业奖补资金向合作社倾斜。
(2) 整合企业资源。加强与金融机构协作配合, 联合民生银行、邮政银行开展“银社对接”, 及时为农机合作社提供惠农贷款3 900多万元。大力支持马恒达悦达、江淮动力、江苏利华等农机骨干企业, 与农机合作社开展“企社共建”活动, 实现互利双赢。企业降低产品售价, 让利于社, 垫付补贴资金, 有效缓解合作社“融资难”问题。
(3) 整合扶贫资源。滨海、响水县各争取省级扶贫资金2 000多万元购置大型农机, 产权归村, 由农机合作社租赁使用。既创新了精准扶贫方式方法, 又促进了农机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4 重抓基础建设, 提高合作共用层次
(1) 解决机库用地难问题。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近两年下发的支持农机合作社发展文件精神, 与市国土局多次会商, 及时出台支持农机合作社机库设施建设用地政策, 全市共为近100个合作社解决了机库建设用地难问题。
(2) 解决注册登记难问题。针对近两年农机合作社注册难的情况, 利用市委、市政府重视农机化发展契机, 积极汇报争取, 得到主要领导支持, 开辟了农机合作社注册登记“绿色通道”。
(3) 解决机械维修难问题。发挥合作社人手齐、机务精、设施全的优势, 建设农机维修厂 (点) , 为社员和周边农户提供机械维修服务。
(4) 解决安全监管难问题。发挥农机合作社组织健全、机具集中等优势, 积极开展平安合作社创建, 着力把合作社建成农机安全宣传教育点、集中送检点和示范引领点, 切实解决农机安全监管措施难落实的问题, 有力地促进了平安农机创建。近两年全市共创建“平安农机”示范合作社、家庭农场19个, 累计已达40个。
会计专业校企合作保障机制的构建 篇9
一、会计专业校企合作保障机制的内涵
对会计专业而言, 校企合作保障机制是指学校、政府、协会、 企业通过发挥各自的功能, 以法律法规和有效措施促进校企合作有序进行的功能及关系的总称。政府作为校企合作的主导者, 主要负责建立和完善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保护机制和奖惩机制, 并对校企合作的结果进行考核和监督。学校是校企合作的主要参与者, 校企合作能让学校更了解企业的人才需求结构, 让企业获得与需求相匹配的优秀会计人才, 学校还可以根据市场的人才需求结构对专业进行调整, 通过实践活动构建起校企合作的教学体系。企业也是校企合作中的主要参与者, 拥有实现利益诉求的制度保障, 是提高校企合作的积极性的基本准则。而行业协会是校企合作的主要指导者, 可以通过传播行业信息, 指导学校制定培养目标。简而言之, 校企合作即是在政府主导下, 通过行业协会的指导, 实现企业与学校共同培养人才的过程。
二、会计专业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会计专业校企合作实现了初步的发展, 但是目前仍然存在教学方式过于传统、绩效考核困难、校企双方地位不平等等问题, 阻碍了会计专业校企合作模式的开展。下文将对此展开细述:
1.传统教学思维限制了合作
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传统中高职院校会计专业的教学方式主要以教学为主, 而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则强调教学与实践的结合, 要求人才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现实中, 部分中高职院校中会计专业的教师仍采取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严重缺乏会计实践经验与能力, 从而增加了进入企业进行岗位实习的压力, 不能达到开设会计课程的真正目的。
2.校企合作绩效考核困难
目前, 我国校企合作过程中实践效果的考核大多是由企业进行的, 但是学生的档案和成绩还是由学校进行管理的, 校企合作管理的分化不利于推进校企合作的进程。首先, 一些企业对实践成绩的考核缺乏规范性, 考核工作常常不能得到落实。其次, 校企合作管理模式的分化, 造成了考核体系的不统一, 不能促进教师工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的提高。
3.学校与企业的地位不平等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 企业地位通常比学校更高, 对合作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中高职院校将学生送到企业之后, 其实践的内容是由企业进行决定的, 学校难以对学生的实践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 而企业则是将重心放在扩大生产活动上, 对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关注程度不高, 从而难以将培养学生的目的融入企业生产过程中, 不利于促进学生的真正成长。
三、会计专业校企合作保障机制建设
针对会计专业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 校企双方应从明确合作目标、增强双方沟通、完善评价体系三个方面努力, 通过校企合作保障机制建设, 促进会计专业校企合作模式的顺利开展。
1.明确合作目标
会计是一门应用型学科, 会计专业的校企合作应以增加就业为目标, 实现校企合作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学校和企业应以提高就业率为目标, 共同进行岗位分析和能力分析, 共同研究会计课程的设置和会计教材的选用, 学校可以邀请企业的会计专家对学生进行讲座或者授课, 也可以派遣学生到企业实习, 以此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 实现会计课程的培养目标。通过会计理论和实践领域相关专家的指导, 能够促使校企合作保障机制更加科学、会计理论与实践更加统一、会计专业课程设计更加合理, 最终形成学校、企业、社会三方都满意的学科建设方案。
2.加强双方沟通
学校和企业应从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和会计学科的实用性出发, 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原则, 共同建设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多元化合作模式, 促进学校与企业的共同发展。其中, 学校应该按照校企双方共同认可的教学计划按时完成理论方面的教学任务, 而企业则应按照约定实现对学生实际操作方面的教育, 切实提高会计专业学生的综合素养。同时加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 通过探索新型合作模式, 共同构建知识共享平台, 为企业不断输送优秀的会计人才。
3.完善评价体系
由于企业与学校的运行机制和运营目标存在较大的不同, 因此校企合作评价体系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模式, 而是需要采取双轨制评价模式, 通过结合企业评价和学校评价两个评价体系, 使评价更具有科学性。只有不断完善评价体系, 才能促进会计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统一, 使校企合作模式得到有效保障。
四、结语
实现会计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 探索会计专业校企合作新思路, 是会计学科教学活动发展的大趋势。针对当前校企合作模式存在的问题, 校企双方应基于实际, 从明确合作目标、完善评价体系等方面努力, 为加强会计专业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 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利用双方资源, 建立起一套校企双方紧密合作、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合作保障机制, 促使会计专业校企合作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摘要：建立合作保障机制是实现会计专业校企合作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分析会计专业校企合作保障机制的内涵及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建设会计专业校企合作保障机制的对策, 希望能为高职高专院校会计专业的建设提供理论方面的支持。
关键词：会计专业,校企合作,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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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国用, 鞠永红.高职会计专业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研究[J].黑龙江科学, 2014, (11) :35-37.
产学研合作教育保障机制研究 篇10
一、产学研合作教育机制的内在关联
产学研合作教育主要是寻求共同的发展目标, 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以确保整个效益、人才以及技术的纽带正常运作。通过产学研合作教育实现校企合作共赢, 从教育的角度进行分析, 产学研主要涵盖了生产、教学以及科研三个主体。这三个主体之间相互牵制, 属于源流和反馈协同发展关系。高校为了培养具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必须要借助科研和产业不同环境进行教育, 通过教育实践来验证科研的结果, 通过不断学习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事业为教学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和科学实践创新。高校教育通过产学研合作模式将教育过程转变为知识的探索和研究方式,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产学研教学以科研作为教育的桥梁, 将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并实现成果成产, 可以说科研是源头, 而生产则是终端。产学研属于一个系统的工程, 而在这个系统之中各个组织已经不再是不相干的主体, 其功能和作用均是双向的, 若只突出一方, 势必会破坏系统, 严重影响整体效益。
二、新时期产学研合作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 产学研合作必须存在于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环境中
产学研存在于市场环境之下, 通过市场之间的竞争和价格调配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必须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合作基础之上, 只有如此合作才更加有成效。但是我国很长一段时间不具备市场条件, 政府部门和高校仍然推行产学研结合教育模式, 那么政府部门和高校就承担着产学研的主导角色。如果产学研仅仅依靠个人来推动教育发展不现实, 当然这也是对政府职能的一种曲解, 还会出现负面影响。
(二) 产学研法律法规建设薄弱
我国开展教育制度改革, 先后对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给予大力支持, 有关的政策和法规颁布了关于高校必须加强产学研结合教育模式的相关规范与建议。但是目前并没有形成一部统一的关于产学研结合教育的专令法文。产学研结合教育法律和法规落后造成了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模式教学的积极性不够。
三、构建产学研结合教育保障机制策略
(一) 加强法制建设给予产学研的权力
高等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组成最为重要的部分, 也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路径。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将产学研纳入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之上, 并且通过了法制规范来确保产学研结合教育得以保障。若要实现产学研合作教育保障机制的构建, 必须通过法律来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给予高校经费支持;同时还必须明确相关的企业也应该承担学校研究的一部分经费。另外, 在法律和法规的制定上也应该体现出确保产学研结合保障机制, 为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提供重要法律基础。
(二) 完善职业资格制度, 提高教育学历认证
通过构建高等教育职业学历认证可以有效促进产学研结合教育模式开展, 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教育资格认证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国家颁布的一些相关法律和法规, 旨在推动职业资格制度在教育系统中得以实施, 也是为高校职业资格认证提供法律依据。教育部门在此过程中应该对高等院校的职业资格认证进行评估, 使高校学生在获取毕业证书的时候, 还要获得一份职业资格证书。
(三) 搭建产学研合作教育信息交流平台
产学研作为高校教育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教学模式, 其直接影响了高校学生的就业, 当然也会影响社会企业对于人才的吸收。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开展涉及很多方面, 只有构建起信息交流平台, 为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提供交流的空间, 才能促使更多人参与到产学研合作教育研究之中, 为实现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开展提供重要的保障。
产学研教育作为新时代的教育模式, 该教育模式要求高等教育院校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必须要从学生的产学研三个方面来实现, 切实通过产学研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为确保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得到有效提高打下基础。本文针对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保障机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以供相关研究学者讨论交流。
摘要：随着高校教育改革不断落实, 产学研教学模式越来越被教育部门重视, 而当前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影响着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推进和开展。主要以产学研合作教学模式作为出发点, 探讨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保障机制, 为实现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关键词：产学研,合作教育,保障机制,研究
参考文献
[1]李长友, 谭正航.应用型创新性人才培养与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教育机制的优化[J].高等理科教育, 2014 (2) :44-48.